藏外佛教文献第十二辑．卷首语
卷首语——应进一步重视宗教古籍保护
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决定对全国古籍及其保护情况作全面普查、建立珍贵古籍名录、加强古籍书库标准化建设、加强古籍修复、培养高水准古籍工作人才，使我国古籍得到全面保护。这一计划的启动，令人兴奋。这些年，国家综合实力越来越强，在文化建设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大，成果越来越多，这是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著高度文明自觉的民族。所谓高度文明自觉，就是不但以自己创造的优秀文明为自豪，而且主动自觉地把这一文明传承下去。中华民族的高度历史观念就来源于这一文明自觉。中华民族能够历经磨难而屹立于东方不倒，除了其他原因，它深厚的文化底蕴、高度的文明自觉是重要原因。传承文明的方式多种多样，但主要依靠典籍。典籍的产生使得文明传承可以跨越时间与空间。所以，在中国，修史造藏、整理典籍、抄书印书藏书，成为代代相承的传统。保护古籍是保护与培植我们深厚的文化底蕴，使之更加根深叶茂，这是我们高度文明自觉的又一体现。
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文化逐渐形成以儒为主干，佛道为羽翼的局面，儒释道三家共同支撑起中华文化之鼎。与此相适应，古代儒释道三家的图书也分别庋藏、独立编目、自成体系。《隋书．经籍志》记载，隋炀帝在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收藏儒家经史子集四部书；在内道场收藏佛经、道经，并分别编撰目录；建妙楷台，收藏名家法书；建宝迹台，收藏历代古画。这可说是隋代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的基本规制。历代王朝沿革虽有不同，但三家典籍分别庋藏的传统不变。
由此，经史子集本属儒家典籍，由儒家知识份子收集、整理、编目。如套用「佛藏」、「道藏」这样的名称，可称之为「儒藏」。其中经、史两部，是儒家治国之依据与镜鉴。子部收入诸家杂著，其中如医、农、兵、天文等类，为实用类书籍。集部主要收入儒家文人的诗文集，诗文虽属小道，亦可陶性怡情。四部书体系充分体现了儒家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的理念。由于社会上存在著佛、道两家，儒家的图书管理者不能无视，便在子部内设立「释家类」、「道家类」，收纳两家典籍。但不收佛教的大藏经与道教的道藏，且著录的佛、道书籍，往往因采访者个人兴趣与当时的采访条件，有很大随意性。因此，历代《经籍志》、《艺文志》虽然收入若干佛、道典籍，实际并不能反映那个时代佛教、道教典籍的真实情况。
与中央相同，古代地方儒释道三家的图书也分别庋藏。儒家的学宫书院收藏四部书；释道的寺庙宫观收藏本教典籍。与四部书收有佛、道典籍相应，寺庙宫观往往收藏儒家典籍。敦煌遗书原是佛教寺院藏书，其中就有不少经史子集类著作。这充分说明儒释道三家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的历史事实。
宋明理学兴起后，儒家知识份子一直占据著意识形态的话语主导权，佛道两教日益式微。儒家文化，自然有积极进取的一面，但也有刚性僵化的一面。就四部书体系而言，绵延一千多年，没有大的改观。如清代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对佛道著作的收录就非常单薄，受到后代陈垣等著名学者的批评。宋以后私人藏书兴起，藏书家大抵为儒家知识份子，藏书的著录体系均沿袭四部书。这样，儒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主导权、儒家知识份子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领导地位、公私藏书的四部书体系，在全社会形成了一个无形的文化范式。由此形成的风气，逐渐浸润于全社会。对这个范式应如何评价，是另外的事，但这个范式对我国古籍的研究与保护，却是有利有弊，且其流弊，至今犹存。
举例而言，虽有梁启超、姚名达、王重民等先贤宣导在先，但至今我国不少论述古代目录学、古代文献学的著作，言必称四部书，对佛道两家视而不见。其实，唐代佛教目录学水准雄踞于当时我国目录学的最高峰。以至宋、元、明四部书目录学水准，都未达到唐代佛教目录学的高度。直到清代朴学兴起，差可与唐代佛教目录学比肩。讲古代目录学、文献学而舍弃佛道两家，未免有抱残守缺之嫌。此外，目前我国各图书馆古籍部门，均沿袭四部书体系。因此，当涉及古籍普查与保护一些重大项目时，虽条文中已将宗教类古籍列入，但工作中往往受四部书范式的束缚，有意无意地忽视、排斥宗教类古籍。
把古籍框限为经史子集体系，不符合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实际，也不符合现存古籍的实际。
写本是刻本出现之前，中国古代典籍最主要的流通方式，敦煌遗书可谓现存古代写本的代表。敦煌汉文遗书年代跨度从东晋到北宋初年，全世界共约58000号，国内约存19000号，其中90%以上是佛教、道教典籍。因此，以敦煌遗书为代表的写本无疑应是古籍普查与保护的重点之一。此外，北宋时期的写本大藏经、历代的金银字写经、血经、名人写经等等，无不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都应该纳入普查与保护范围。
就刻本而言，众所周知，现存最早的为唐代刻本，大多是佛教典籍。宋元（含辽金）刻本从来被古籍版本界认为是翘楚白眉。现存的宋元（含辽金）汉文刻本，无论就世界范围而言，还是就国内收藏而言，佛教典籍的数量都要超过四部书。
就书籍装帧形式而言，中国以纸张为载体的书籍，早期曾出现过卷轴装、经折装、粘叶装、缝缋装、梵夹装。实物证明，除粘叶装（现存英国的盛唐写敦煌遗书《文心雕龙》）外，其他如卷轴装、经折装、缝缋装、梵夹装等，现存最早的样本，都是佛教典籍。
因此，在开展「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时，我们要防止用四部书范式来框限古籍的倾向，要重视宗教古籍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对它的保护。
强调保护宗教古籍，还在于目前我国宗教古籍的现状甚堪担忧。
首先，历经磨难，宗教古籍数量急剧减少。就我比较熟悉的佛教而言，佛教认为典籍是佛、法、僧「三宝」中法宝的代表，传统甚为重视修经造藏。所以，古代流行的佛教典籍甚为丰富，有「浩瀚于九流」的说法。但因各种天灾人祸，真正能保存下来的不过九牛一毛。以中国第一部木刻大藏经——北宋《开宝藏》为例，全藏数千卷，当初印量甚大，颁赐国内寺院，分赠周边诸国。但现在全世界衹存十余卷，成为稀世国宝。
其次，缺乏完整著录，家底不清。以宋辽金元写本、刻本为例，我国现存宋辽金元本四部书虽亦有遗漏，但大部分均被著录；而宋辽金元佛教典籍，除少量被纳入各图书馆四部书体系，大部分至今缺乏完整、正确的著录，有的甚至连基本目录也没有。从总体看，家底不清。
再次，保存条件堪忧。除了图书馆、博物馆外，宗教古籍主要保存在庙宇寺观。各地的庙观因条件不同，古籍保存的情况不同。不少寺院目前藏书的条件非常令人担忧，古籍残破问题也相当突出。
因此，国家这次启动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把宗教类古籍纳入其中，是非常重大与及时的决策。
应该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古籍整理与保护中，对宗教古籍已经予以特别的关心。正因为当年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的大力支持，由任继愈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藏）才得以顺利完成。现在，有关领导也多次强调要重视敦煌遗书等古籍的普查与保护。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如何进一步正确认识国家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重大意义，全面贯彻「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把对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宗教、天主教等宗教古籍的保护真正规划起来，落实下去。当然，古籍保护不仅是图书文博部门、古籍善本单位的事情，也是全民族的大事；宗教古籍的保护，更是各宗教的大事。为此需要我们进一步普及古籍知识，提高全民族的古籍保护意识。
当今，媒体的社会导向作用越来越大。希望媒体积极地、正确地宣传古籍保护。特别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正确引导民众的历史自豪感，树立文物意识、公民责任意识，而不是单纯追求附著在古籍上的经济利益。希望通过正确的社会导向，形成以保护古籍文物为荣，不保护古籍文物为耻的社会氛围。诚如此，则民族幸甚。
卷首語——應進一步重視宗教古籍保護
今年國家正式啟動「中華古籍保護計劃」，決定對全國古籍及其保護情況作全面普查、建立珍貴古籍名錄、加強古籍書庫標準化建設、加強古籍修復、培養高水準古籍工作人才，使我國古籍得到全面保護。這一計劃的啟動，令人興奮。這些年，國家綜合實力越來越強，在文化建設方面的投入越來越大，成果越來越多，這是中華民族興旺發達的重要標誌。
中華民族是一個有著高度文明自覺的民族。所謂高度文明自覺，就是不但以自己創造的優秀文明為自豪，而且主動自覺地把這一文明傳承下去。中華民族的高度歷史觀念就來源於這一文明自覺。中華民族能夠歷經磨難而屹立於東方不倒，除了其他原因，它深厚的文化底蘊、高度的文明自覺是重要原因。傳承文明的方式多種多樣，但主要依靠典籍。典籍的產生使得文明傳承可以跨越時間與空間。所以，在中國，修史造藏、整理典籍、抄書印書藏書，成為代代相承的傳統。保護古籍是保護與培植我們深厚的文化底蘊，使之更加根深葉茂，這是我們高度文明自覺的又一體現。
佛教傳入中國後，中國文化逐漸形成以儒為主幹，佛道為羽翼的局面，儒釋道三家共同支撐起中華文化之鼎。與此相適應，古代儒釋道三家的圖書也分別庋藏、獨立編目、自成體系。《隋書．經籍志》記載，隋煬帝在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收藏儒家經史子集四部書；在內道場收藏佛經、道經，並分別編撰目錄；建妙楷台，收藏名家法書；建寶跡台，收藏歷代古畫。這可說是隋代國家圖書館、國家博物館的基本規制。歷代王朝沿革雖有不同，但三家典籍分別庋藏的傳統不變。
由此，經史子集本屬儒家典籍，由儒家知識份子收集、整理、編目。如套用「佛藏」、「道藏」這樣的名稱，可稱之為「儒藏」。其中經、史兩部，是儒家治國之依據與鏡鑒。子部收入諸家雜著，其中如醫、農、兵、天文等類，為實用類書籍。集部主要收入儒家文人的詩文集，詩文雖屬小道，亦可陶性怡情。四部書體系充分體現了儒家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的理念。由於社會上存在著佛、道兩家，儒家的圖書管理者不能無視，便在子部內設立「釋家類」、「道家類」，收納兩家典籍。但不收佛教的大藏經與道教的道藏，且著錄的佛、道書籍，往往因採訪者個人興趣與當時的採訪條件，有很大隨意性。因此，歷代《經籍志》、《藝文志》雖然收入若干佛、道典籍，實際並不能反映那個時代佛教、道教典籍的真實情況。
與中央相同，古代地方儒釋道三家的圖書也分別庋藏。儒家的學宮書院收藏四部書；釋道的寺廟宮觀收藏本教典籍。與四部書收有佛、道典籍相應，寺廟宮觀往往收藏儒家典籍。敦煌遺書原是佛教寺院藏書，其中就有不少經史子集類著作。這充分說明儒釋道三家既相互獨立，又相互影響的歷史事實。
宋明理學興起後，儒家知識份子一直佔據著意識形態的話語主導權，佛道兩教日益式微。儒家文化，自然有積極進取的一面，但也有剛性僵化的一面。就四部書體系而言，綿延一千多年，沒有大的改觀。如清代的大型叢書《四庫全書》對佛道著作的收錄就非常單薄，受到後代陳垣等著名學者的批評。宋以後私人藏書興起，藏書家大抵為儒家知識份子，藏書的著錄體系均沿襲四部書。這樣，儒家在意識形態領域的話語主導權、儒家知識份子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的領導地位、公私藏書的四部書體系，在全社會形成了一個無形的文化範式。由此形成的風氣，逐漸浸潤於全社會。對這個范式應如何評價，是另外的事，但這個範式對我國古籍的研究與保護，卻是有利有弊，且其流弊，至今猶存。
舉例而言，雖有梁啟超、姚名達、王重民等先賢宣導在先，但至今我國不少論述古代目錄學、古代文獻學的著作，言必稱四部書，對佛道兩家視而不見。其實，唐代佛教目錄學水準雄踞於當時我國目錄學的最高峰。以至宋、元、明四部書目錄學水準，都未達到唐代佛教目錄學的高度。直到清代樸學興起，差可與唐代佛教目錄學比肩。講古代目錄學、文獻學而捨棄佛道兩家，未免有抱殘守缺之嫌。此外，目前我國各圖書館古籍部門，均沿襲四部書體系。因此，當涉及古籍普查與保護一些重大項目時，雖條文中已將宗教類古籍列入，但工作中往往受四部書範式的束縛，有意無意地忽視、排斥宗教類古籍。
把古籍框限為經史子集體系，不符合中國古代文化的歷史實際，也不符合現存古籍的實際。
寫本是刻本出現之前，中國古代典籍最主要的流通方式，敦煌遺書可謂現存古代寫本的代表。敦煌漢文遺書年代跨度從東晉到北宋初年，全世界共約58000號，國內約存19000號，其中90%以上是佛教、道教典籍。因此，以敦煌遺書為代表的寫本無疑應是古籍普查與保護的重點之一。此外，北宋時期的寫本大藏經、歷代的金銀字寫經、血經、名人寫經等等，無不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寶貴財富，都應該納入普查與保護範圍。
就刻本而言，眾所周知，現存最早的為唐代刻本，大多是佛教典籍。宋元（含遼金）刻本從來被古籍版本界認為是翹楚白眉。現存的宋元（含遼金）漢文刻本，無論就世界範圍而言，還是就國內收藏而言，佛教典籍的數量都要超過四部書。
就書籍裝幀形式而言，中國以紙張為載體的書籍，早期曾出現過卷軸裝、經折裝、粘葉裝、縫繢裝、梵夾裝。實物證明，除粘葉裝（現存英國的盛唐寫敦煌遺書《文心雕龍》）外，其他如卷軸裝、經折裝、縫繢裝、梵夾裝等，現存最早的樣本，都是佛教典籍。
因此，在開展「中華古籍保護計劃」時，我們要防止用四部書範式來框限古籍的傾向，要重視宗教古籍在中華文化中的地位，進一步加強對它的保護。
強調保護宗教古籍，還在於目前我國宗教古籍的現狀甚堪擔憂。
首先，歷經磨難，宗教古籍數量急劇減少。就我比較熟悉的佛教而言，佛教認為典籍是佛、法、僧「三寶」中法寶的代表，傳統甚為重視修經造藏。所以，古代流行的佛教典籍甚為豐富，有「浩瀚於九流」的說法。但因各種天災人禍，真正能保存下來的不過九牛一毛。以中國第一部木刻大藏經——北宋《開寶藏》為例，全藏數千卷，當初印量甚大，頒賜國內寺院，分贈周邊諸國。但現在全世界衹存十余卷，成為稀世國寶。
其次，缺乏完整著錄，家底不清。以宋遼金元寫本、刻本為例，我國現存宋遼金元本四部書雖亦有遺漏，但大部分均被著錄；而宋遼金元佛教典籍，除少量被納入各圖書館四部書體系，大部分至今缺乏完整、正確的著錄，有的甚至連基本目錄也沒有。從總體看，家底不清。
再次，保存條件堪憂。除了圖書館、博物館外，宗教古籍主要保存在廟宇寺觀。各地的廟觀因條件不同，古籍保存的情況不同。不少寺院目前藏書的條件非常令人擔憂，古籍殘破問題也相當突出。
因此，國家這次啟動的「中華古籍保護計劃」把宗教類古籍納入其中，是非常重大與及時的決策。
應該指出，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在古籍整理與保護中，對宗教古籍已經予以特別的關心。正因為當年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小組的大力支持，由任繼愈主持的《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正藏）才得以順利完成。現在，有關領導也多次強調要重視敦煌遺書等古籍的普查與保護。擺在我們面前的，是如何進一步正確認識國家啟動「中華古籍保護計劃」的重大意義，全面貫徹「中華古籍保護計劃」，把對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宗教、天主教等宗教古籍的保護真正規劃起來，落實下去。當然，古籍保護不僅是圖書文博部門、古籍善本單位的事情，也是全民族的大事；宗教古籍的保護，更是各宗教的大事。為此需要我們進一步普及古籍知識，提高全民族的古籍保護意識。
當今，媒體的社會導向作用越來越大。希望媒體積極地、正確地宣傳古籍保護。特別在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應正確引導民眾的歷史自豪感，樹立文物意識、公民責任意識，而不是單純追求附著在古籍上的經濟利益。希望通過正確的社會導向，形成以保護古籍文物為榮，不保護古籍文物為恥的社會氛圍。誠如此，則民族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