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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ditional_text": "關於宮內廳書陵部所藏福州版大藏經中的混合冊與印章\n日本宮內廳書陵部　中村一紀\n一\n眾所周知，日本國內所藏的福州版大藏經，儘管所佔比例各有不同，但都是《崇寧藏》、《毘盧藏》的混合本。宮內廳書陵部所藏也是如此。書陵部現存福州版大藏經共6264冊，其中從《大般若波羅蜜多經》起大約1500冊為《崇寧藏》本，下餘的除了若干寫本外，大都為《毘盧藏》本。\n從這些經本中保存的補刻題記可知，它們的印刷時代應為南宋末期。其中年代最遲的版片為《崇寧藏》「何」字函《大方廣佛華嚴經合論》卷二十四，上有題記稱：「古本此葉漏二十二字。淳祐辛亥吉日刊補記。」即為淳祐十一年（1251）之事。而《毘盧藏》「縻」字函《阿毘達磨顯宗論》卷三十四有題記：「淳祐八年戊申，執事不勤看視，致蟻蠧板。多得明監寺化到建昌軍法水寺僧慧珪捨換十板。化主道永。」亦即為1248年。由此，本藏至少有兩版為淳祐年間補刊，然後印刷的。補刊活動在淳祐年間似乎較為興盛，《崇寧藏》、《毘盧藏》均進行過類似的活動。《阿毘達磨顯宗論》卷三十四題記中所見的「道永」，可能是這些補刊活動的核心。在「臣」字函《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七十四中，有題記「淳祐五年乙巳仲夏東禪前知藏道永」，可知他原來是東禪寺管理大藏經的僧人。書陵部所藏福州版藏經中可以確認有化緣僧的經本有20多件。\n此外，書陵部所藏大藏經中發現有「東禪大藏」（6.2×6.2cm，正方形）、「開元經局染黃紙」（15.0×5.2cm，長方形）、「法華山寺」（2.8×2.8cm，正方形）三種印章。但三種印章的鈐印方法並不統一，大體均鈐印在紙背，但也有鈐印在漿糊上的。因此，一般認為這些印章可能是相關的印刷工房為訂貨者而鈐印的記號。而「法華山寺」應該是指慶政上人的開基寺——京都西山法華山寺。《崇寧藏》中有「日本國僧慶政捨」這樣的題記。這批經本上鈐有「法華山寺」的印章，證明該藏應是慶政上人親自帶回來的。\n二\n如上所述，書陵部所藏大藏經以《毘盧藏》為主體，夾雜在其中的《崇寧藏》本大部分為《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其他的《崇寧藏》本也大都以經為單位配套。現將其中的大部頭典籍羅列如下：\n然而，有的《崇寧藏》以卷為單位存在，如發字函中的《大哀經》卷二。甚至有某卷中以紙為單位夾入《崇寧藏》的經典。野澤佳美把後一種經本稱為「混合冊」。\n以下介紹一下混合冊。\n混合冊大抵是在某冊《毘盧藏》經卷中配補有一紙乃至數紙《崇寧藏》的印張。所配補的印張上可以看到有「廣東運使寺正曽噩捨」、「賈侍郎捨」等《崇寧藏》特有的補刊題記。但也有不少印張並無補刊題記，但可以根據它們的字體等來判定。也有個別特例，相同經文既有《毘盧藏》印張，又有《崇寧藏》印張，兩者重復。這自然是裝訂的錯誤。如收納《大智度論》卷十一到卷二十的「德」字函中的音義冊的第二紙就是一例。兩紙的刻工名字等互不相同：前一紙有「蔡忝」、「廣東運使寺正曽噩捨」，後一紙則為「厚」。如上所述，前一紙上的施財題記「廣東運使寺正曽噩捨」祇有《崇寧藏》纔有，所以前者肯定為《崇寧藏》的印張。而後紙上的「厚」，應該是《毘盧藏》中經常出現的刻工「林厚」的簡稱，自然應是《毘盧藏》的印張。雖說是裝訂錯誤，但給我們留下粘接在一起的兩部藏經的兩張相同印張，非常可貴。我想，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應該是存在著那樣一種工房，在那裏，可以比較自由地使用兩種藏經的經版。不過，《毘盧藏》與《崇寧藏》用紙的顏色、風格均有若干不同，所以上述結論仍需進一步斟酌。\n眾所周知，這樣的工房稱為「經鋪」，是專門從事佛典印刷出版事業的。筆者前幾年在書陵部所藏福州版藏經的封皮中發現其中夾裝著的芯紙是工房的廢紙（參見拙作《在宋版一切經封皮芯紙中發現的廢紙》，載《書陵部紀要》第56號，書陵部，2005年3月）。這些廢紙都是與工房有關的賬簿，以及與本藏有關的印刷裝訂記錄，此外還有單行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四十的印錯廢卷。這些都證明當初的確存在著印刷裝訂工房。\n在混合冊的相應印張的背面可以看到有「開元經局染黃紙」的印章。類似例子很多，如「鞠」字函《月燈三昧經》卷首2張、「志」字函《阿毘達磨俱舍論》卷十一卷首1張、「作」字函《大乘三聚懺悔經》第4張等等。另外，前述《大哀經》卷二，全卷為《崇寧藏》本，但其背面也發現有「開元經局染黃紙」的印章。「開元經局染黃紙」的印章一般鈐印在《毘盧藏》各冊卷首所接白紙的背面（「東禪大藏」的印章也如此），鈐印在各冊中間數紙的情況，大體均如上面所記敘的那樣。同樣的例子，在以下事例中也可以看到。\n福州版藏經基本上是一紙五折六個半葉，但在書陵部所藏藏經中發現不少從6個半葉中剪下若干個半葉，再用其他紙補修的例子。也就是說，當發現某紙中有不好的部分，便將這一部分剪下來，重新印刷後，予以補修。補修部分的背面也同樣鈐印有「開元經局染黃紙」的印章。上面提到工房廢紙中有關於印刷裝訂的紀錄，我發現其中一紙就是關於本藏「驚」字函《雜寶藏經》、《那先經》的補修紀錄。從這種紀錄，可以知道工房印刷完畢後，都要進行檢查。\n在此還有一個特殊的例子。本藏《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十二末尾1紙的背面鈐有「東禪大藏」，但該經經文是抄本。同樣的例子在「縻」字函《阿毘達磨顯宗論》卷三十四及卷四十也能看到。這兩卷經的背面鈐有「開元經局染黃紙」的印章，但正面的經文是手抄的。從鈐有印章看，經文抄寫應在寺院或工房進行。大約由於某種原因，版片無法使用，沒有辦法，衹好手抄。\n上面舉了種種鈐印的例子。由於「東禪大藏」、「開元經局染黃紙」印都是作為某種記號鈐印的，所以這些印章都表達某種意義。特別是當印章印在經冊的中部某紙時，即使該紙紙面有某些不便鈐印的因素，依然採取變通的方法來鈐印。因此，所謂的「混合冊」，不是在《毘盧藏》經本中偶爾配入《崇寧藏》的印張，而是印刷完經本後，作為檢查、補修工作的一環，由此產生。由於工房印刷藏經時是將全藏作為一個整體來印刷的，此時大概並不具體區分《崇寧藏》、《毘盧藏》的版片，而採取哪個保存狀態好便使用那個的方法。恐怕寺院當局也都承認此類兩種經版混用的方法。版片的管理，歸根結底應該是寺院的事情。但工房印刷藏經時，估計不太考慮版片的不同，對他們來說，儘快把全藏印刷完成纔是最需要優先考慮的。\n（李穗元譯）",
  "simplified_text": "关于宫内厅书陵部所藏福州版大藏经中的混合册与印章\n日本宫内厅书陵部　中村一纪\n一\n众所周知，日本国内所藏的福州版大藏经，尽管所占比例各有不同，但都是《崇宁藏》、《毘卢藏》的混合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也是如此。书陵部现存福州版大藏经共6264册，其中从《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起大约1500册为《崇宁藏》本，下余的除了若干写本外，大都为《毘卢藏》本。\n从这些经本中保存的补刻题记可知，它们的印刷时代应为南宋末期。其中年代最迟的版片为《崇宁藏》「何」字函《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卷二十四，上有题记称：「古本此叶漏二十二字。淳祐辛亥吉日刊补记。」即为淳祐十一年（1251）之事。而《毘卢藏》「縻」字函《阿毘达磨显宗论》卷三十四有题记：「淳祐八年戊申，执事不勤看视，致蚁蠧板。多得明监寺化到建昌军法水寺僧慧珪舍换十板。化主道永。」亦即为1248年。由此，本藏至少有两版为淳祐年间补刊，然后印刷的。补刊活动在淳祐年间似乎较为兴盛，《崇宁藏》、《毘卢藏》均进行过类似的活动。《阿毘达磨显宗论》卷三十四题记中所见的「道永」，可能是这些补刊活动的核心。在「臣」字函《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七十四中，有题记「淳祐五年乙巳仲夏东禅前知藏道永」，可知他原来是东禅寺管理大藏经的僧人。书陵部所藏福州版藏经中可以确认有化缘僧的经本有20多件。\n此外，书陵部所藏大藏经中发现有「东禅大藏」（6.2×6.2cm，正方形）、「开元经局染黄纸」（15.0×5.2cm，长方形）、「法华山寺」（2.8×2.8cm，正方形）三种印章。但三种印章的钤印方法并不统一，大体均钤印在纸背，但也有钤印在浆糊上的。因此，一般认为这些印章可能是相关的印刷工房为订货者而钤印的记号。而「法华山寺」应该是指庆政上人的开基寺——京都西山法华山寺。《崇宁藏》中有「日本国僧庆政舍」这样的题记。这批经本上钤有「法华山寺」的印章，证明该藏应是庆政上人亲自带回来的。\n二\n如上所述，书陵部所藏大藏经以《毘卢藏》为主体，夹杂在其中的《崇宁藏》本大部分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其他的《崇宁藏》本也大都以经为单位配套。现将其中的大部头典籍罗列如下：\n然而，有的《崇宁藏》以卷为单位存在，如发字函中的《大哀经》卷二。甚至有某卷中以纸为单位夹入《崇宁藏》的经典。野泽佳美把后一种经本称为「混合册」。\n以下介绍一下混合册。\n混合册大抵是在某册《毘卢藏》经卷中配补有一纸乃至数纸《崇宁藏》的印张。所配补的印张上可以看到有「广东运使寺正曽噩舍」、「贾侍郎舍」等《崇宁藏》特有的补刊题记。但也有不少印张并无补刊题记，但可以根据它们的字体等来判定。也有个别特例，相同经文既有《毘卢藏》印张，又有《崇宁藏》印张，两者重复。这自然是装订的错误。如收纳《大智度论》卷十一到卷二十的「德」字函中的音义册的第二纸就是一例。两纸的刻工名字等互不相同：前一纸有「蔡忝」、「广东运使寺正曽噩舍」，后一纸则为「厚」。如上所述，前一纸上的施财题记「广东运使寺正曽噩舍」祇有《崇宁藏》才有，所以前者肯定为《崇宁藏》的印张。而后纸上的「厚」，应该是《毘卢藏》中经常出现的刻工「林厚」的简称，自然应是《毘卢藏》的印张。虽说是装订错误，但给我们留下粘接在一起的两部藏经的两张相同印张，非常可贵。我想，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存在著那样一种工房，在那里，可以比较自由地使用两种藏经的经版。不过，《毘卢藏》与《崇宁藏》用纸的颜色、风格均有若干不同，所以上述结论仍需进一步斟酌。\n众所周知，这样的工房称为「经铺」，是专门从事佛典印刷出版事业的。笔者前几年在书陵部所藏福州版藏经的封皮中发现其中夹装著的芯纸是工房的废纸（参见拙作《在宋版一切经封皮芯纸中发现的废纸》，载《书陵部纪要》第56号，书陵部，2005年3月）。这些废纸都是与工房有关的账簿，以及与本藏有关的印刷装订记录，此外还有单行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四十的印错废卷。这些都证明当初的确存在著印刷装订工房。\n在混合册的相应印张的背面可以看到有「开元经局染黄纸」的印章。类似例子很多，如「鞠」字函《月灯三昧经》卷首2张、「志」字函《阿毘达磨俱舍论》卷十一卷首1张、「作」字函《大乘三聚忏悔经》第4张等等。另外，前述《大哀经》卷二，全卷为《崇宁藏》本，但其背面也发现有「开元经局染黄纸」的印章。「开元经局染黄纸」的印章一般钤印在《毘卢藏》各册卷首所接白纸的背面（「东禅大藏」的印章也如此），钤印在各册中间数纸的情况，大体均如上面所记叙的那样。同样的例子，在以下事例中也可以看到。\n福州版藏经基本上是一纸五折六个半叶，但在书陵部所藏藏经中发现不少从6个半叶中剪下若干个半叶，再用其他纸补修的例子。也就是说，当发现某纸中有不好的部分，便将这一部分剪下来，重新印刷后，予以补修。补修部分的背面也同样钤印有「开元经局染黄纸」的印章。上面提到工房废纸中有关于印刷装订的纪录，我发现其中一纸就是关于本藏「惊」字函《杂宝藏经》、《那先经》的补修纪录。从这种纪录，可以知道工房印刷完毕后，都要进行检查。\n在此还有一个特殊的例子。本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十二末尾1纸的背面钤有「东禅大藏」，但该经经文是抄本。同样的例子在「縻」字函《阿毘达磨显宗论》卷三十四及卷四十也能看到。这两卷经的背面钤有「开元经局染黄纸」的印章，但正面的经文是手抄的。从钤有印章看，经文抄写应在寺院或工房进行。大约由于某种原因，版片无法使用，没有办法，衹好手抄。\n上面举了种种钤印的例子。由于「东禅大藏」、「开元经局染黄纸」印都是作为某种记号钤印的，所以这些印章都表达某种意义。特别是当印章印在经册的中部某纸时，即使该纸纸面有某些不便钤印的因素，依然采取变通的方法来钤印。因此，所谓的「混合册」，不是在《毘卢藏》经本中偶尔配入《崇宁藏》的印张，而是印刷完经本后，作为检查、补修工作的一环，由此产生。由于工房印刷藏经时是将全藏作为一个整体来印刷的，此时大概并不具体区分《崇宁藏》、《毘卢藏》的版片，而采取哪个保存状态好便使用那个的方法。恐怕寺院当局也都承认此类两种经版混用的方法。版片的管理，归根结底应该是寺院的事情。但工房印刷藏经时，估计不太考虑版片的不同，对他们来说，尽快把全藏印刷完成才是最需要优先考虑的。\n（李穗元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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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从这些经本中保存的补刻题记可知，它们的印刷时代应为南宋末期。其中年代最迟的版片为《崇宁藏》「何」字函《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卷二十四，上有题记称：「古本此叶漏二十二字。淳祐辛亥吉日刊补记。」即为淳祐十一年（1251）之事。而《毘卢藏》「縻」字函《阿毘达磨显宗论》卷三十四有题记：「淳祐八年戊申，执事不勤看视，致蚁蠧板。多得明监寺化到建昌军法水寺僧慧珪舍换十板。化主道永。」亦即为1248年。由此，本藏至少有两版为淳祐年间补刊，然后印刷的。补刊活动在淳祐年间似乎较为兴盛，《崇宁藏》、《毘卢藏》均进行过类似的活动。《阿毘达磨显宗论》卷三十四题记中所见的「道永」，可能是这些补刊活动的核心。在「臣」字函《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七十四中，有题记「淳祐五年乙巳仲夏东禅前知藏道永」，可知他原来是东禅寺管理大藏经的僧人。书陵部所藏福州版藏经中可以确认有化缘僧的经本有20多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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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此外，书陵部所藏大藏经中发现有「东禅大藏」（6.2×6.2cm，正方形）、「开元经局染黄纸」（15.0×5.2cm，长方形）、「法华山寺」（2.8×2.8cm，正方形）三种印章。但三种印章的钤印方法并不统一，大体均钤印在纸背，但也有钤印在浆糊上的。因此，一般认为这些印章可能是相关的印刷工房为订货者而钤印的记号。而「法华山寺」应该是指庆政上人的开基寺——京都西山法华山寺。《崇宁藏》中有「日本国僧庆政舍」这样的题记。这批经本上钤有「法华山寺」的印章，证明该藏应是庆政上人亲自带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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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如上所述，书陵部所藏大藏经以《毘卢藏》为主体，夹杂在其中的《崇宁藏》本大部分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其他的《崇宁藏》本也大都以经为单位配套。现将其中的大部头典籍罗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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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然而，有的《崇宁藏》以卷为单位存在，如发字函中的《大哀经》卷二。甚至有某卷中以纸为单位夹入《崇宁藏》的经典。野泽佳美把后一种经本称为「混合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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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以下介绍一下混合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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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混合册大抵是在某册《毘卢藏》经卷中配补有一纸乃至数纸《崇宁藏》的印张。所配补的印张上可以看到有「广东运使寺正曽噩舍」、「贾侍郎舍」等《崇宁藏》特有的补刊题记。但也有不少印张并无补刊题记，但可以根据它们的字体等来判定。也有个别特例，相同经文既有《毘卢藏》印张，又有《崇宁藏》印张，两者重复。这自然是装订的错误。如收纳《大智度论》卷十一到卷二十的「德」字函中的音义册的第二纸就是一例。两纸的刻工名字等互不相同：前一纸有「蔡忝」、「广东运使寺正曽噩舍」，后一纸则为「厚」。如上所述，前一纸上的施财题记「广东运使寺正曽噩舍」祇有《崇宁藏》才有，所以前者肯定为《崇宁藏》的印张。而后纸上的「厚」，应该是《毘卢藏》中经常出现的刻工「林厚」的简称，自然应是《毘卢藏》的印张。虽说是装订错误，但给我们留下粘接在一起的两部藏经的两张相同印张，非常可贵。我想，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存在著那样一种工房，在那里，可以比较自由地使用两种藏经的经版。不过，《毘卢藏》与《崇宁藏》用纸的颜色、风格均有若干不同，所以上述结论仍需进一步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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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众所周知，这样的工房称为「经铺」，是专门从事佛典印刷出版事业的。笔者前几年在书陵部所藏福州版藏经的封皮中发现其中夹装著的芯纸是工房的废纸（参见拙作《在宋版一切经封皮芯纸中发现的废纸》，载《书陵部纪要》第56号，书陵部，2005年3月）。这些废纸都是与工房有关的账簿，以及与本藏有关的印刷装订记录，此外还有单行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四十的印错废卷。这些都证明当初的确存在著印刷装订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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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在混合册的相应印张的背面可以看到有「开元经局染黄纸」的印章。类似例子很多，如「鞠」字函《月灯三昧经》卷首2张、「志」字函《阿毘达磨俱舍论》卷十一卷首1张、「作」字函《大乘三聚忏悔经》第4张等等。另外，前述《大哀经》卷二，全卷为《崇宁藏》本，但其背面也发现有「开元经局染黄纸」的印章。「开元经局染黄纸」的印章一般钤印在《毘卢藏》各册卷首所接白纸的背面（「东禅大藏」的印章也如此），钤印在各册中间数纸的情况，大体均如上面所记叙的那样。同样的例子，在以下事例中也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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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福州版藏经基本上是一纸五折六个半叶，但在书陵部所藏藏经中发现不少从6个半叶中剪下若干个半叶，再用其他纸补修的例子。也就是说，当发现某纸中有不好的部分，便将这一部分剪下来，重新印刷后，予以补修。补修部分的背面也同样钤印有「开元经局染黄纸」的印章。上面提到工房废纸中有关于印刷装订的纪录，我发现其中一纸就是关于本藏「惊」字函《杂宝藏经》、《那先经》的补修纪录。从这种纪录，可以知道工房印刷完毕后，都要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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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在此还有一个特殊的例子。本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十二末尾1纸的背面钤有「东禅大藏」，但该经经文是抄本。同样的例子在「縻」字函《阿毘达磨显宗论》卷三十四及卷四十也能看到。这两卷经的背面钤有「开元经局染黄纸」的印章，但正面的经文是手抄的。从钤有印章看，经文抄写应在寺院或工房进行。大约由于某种原因，版片无法使用，没有办法，衹好手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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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上面举了种种钤印的例子。由于「东禅大藏」、「开元经局染黄纸」印都是作为某种记号钤印的，所以这些印章都表达某种意义。特别是当印章印在经册的中部某纸时，即使该纸纸面有某些不便钤印的因素，依然采取变通的方法来钤印。因此，所谓的「混合册」，不是在《毘卢藏》经本中偶尔配入《崇宁藏》的印张，而是印刷完经本后，作为检查、补修工作的一环，由此产生。由于工房印刷藏经时是将全藏作为一个整体来印刷的，此时大概并不具体区分《崇宁藏》、《毘卢藏》的版片，而采取哪个保存状态好便使用那个的方法。恐怕寺院当局也都承认此类两种经版混用的方法。版片的管理，归根结底应该是寺院的事情。但工房印刷藏经时，估计不太考虑版片的不同，对他们来说，尽快把全藏印刷完成才是最需要优先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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