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西夏方塔出土汉文佛典叙录

宁夏西夏方塔出土汉文佛典叙录

方广锠

方按：

前些年，在宁夏某地一西夏方塔中出土一批西夏时期的文物，其中包括一批佛教典籍。虽然残破较甚，但仍然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西夏佛教乃至中国古代书籍装帧史的重要资料。约1997年，笔者受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牛达生先生之委托，对这批文献进行了初步的整理。现将大致情况介绍如下，以供有关研究人员的参考。

一、圆觉道场礼忏一本

写本，卷轴装，首存尾残。现存一纸24行，长约47厘米，宽约22厘米，共断为A～G等7个残片，简况如下：

A.约47厘米×13厘米，共24行，为原文献之上半部分，通卷下部残缺。

B.约9.3厘米×10.1厘米，存4行，可缀接于A残片之首部。

C.约3.2厘米×3厘米，存2行，目前尚无法缀接。

D.约1.2厘米×0.7厘米，存1行，目前尚无法缀接。

E.约2厘米×1.5厘米，存残字痕，目前尚无法缀接。

F.约24.3厘米×12厘米，存13行，可缀接于A残片之中部。

G.约4.7厘米×8厘米，存2行，可缀接于A残片之尾部。

本文献有首题，作「圆觉道场礼□〔忏？〕一本」。现录文如下。录文时，一律按照现有行款，并标著残片号与行号。即「A1」下附的文字，表示这些文字见于残片A之第一行。「B2」下附的文字，表示这些文字见于残片B之第二行。如本录文之「A13」行作：

A13.阿弥陀佛处。同前云云。F8.南无遍十方界尽〔虚〕

则表示「阿弥陀佛处。同前云云」在A残片的第13行，而「南无遍十方界尽〔虚〕」在F残片的第8行。这两行恰可缀接。录文中的「□」表示残字，每「□」为一字。「□…□」为所残字数不清。「〔　〕」中为录文者据内容或残存字形拟补的字；「？」表示所拟补字尚无把握，仅供参考。标点为录文者所加。「◇」表示该字尚无法辨认。原文中有一些行间夹注的双行小字，以表示省略、说明等意，为方便起见，录文时一概录为单行大字。

本叙录以下录文，凡有特别交待者外，均按照上述体例进行，不再一一说明。

〔录文〕

〔录文完〕

中国佛教忏法，始于晋代，渐盛于南北朝，至隋唐极为流行。流行的忏法种类极多，大抵依凭经典，严供五悔，即忏悔、劝请、随喜、廻向、发愿等。各宗派依凭经典不同，忏法亦有差异。

圆觉道场礼忏法为华严宗所创设的忏法。主要依据唐宗密所撰之《圆觉经道场修证仪》十八卷。该本篇幅较大，称为广本。后宋净源略为《圆觉经道场略本修证仪》一卷，称为略本。此两本现均存。此外，根据高丽义天《海东有本见行录》，宗密还著有《圆觉经礼忏略本》四卷、《圆觉经道场六时礼》一卷。前此人们知道华严宗在辽代极为盛行，是最主要的佛教派别之一。本文献则证明华严宗在西夏亦较为盛行，故亦流行该圆觉忏法。《嘉兴续藏经》中有《华严经海印道场九会诸佛仪》，乃西夏一行法师所撰，后宋普瑞补注，与本文献俱为华严宗在西夏盛行的依据。本文献与前述诸种关于《圆觉经》礼忏的关系待考。

本文献有行间夹注，A残片的第21行有一个表示分段的「○」形。从这些行间夹注看，本文献实际是某圆觉道场礼忏法的略抄本。由于当时这种礼忏已经形成一定的规范，为人们熟练运用，所以本文献可以用「云云」、「下皆例此，云云」、「同前云云」等语表示对一些程式化的内容的省略。这也说明这种礼忏在当时流传的广度与深度。

二、异本救诸众生一切苦难经（拟）

写本，卷轴装。首尾均残，通卷残损严重，仅存该文献上半部分之若干文字。现存2纸32行，第一纸长40厘米，第二纸长15.5厘米，总长约55.5厘米，最宽处8.5厘米，现录文如下。录文中的「（？）」表示对所录之字尚无把握，仅供参考；「（　）」中的字为对原件错字的正误，行号为录文时所加。其他体例同前。

（从照片看，也可能18行以前为一纸，为该文献之上半部分；19行起为另一纸。为该文献之下半部分。但两部分似不能缀接。这个问题尚须考察原件后仔细研究。）

〔录文〕

〔录文完〕

本文献虽残损严重，但从现存的内容，可以判定为是与《救诸众生一切苦难经》、《新菩萨经》、《劝善经》等同类的民间传帖。故拟名作《异本救诸众生一切苦难经》。此类传帖，在敦煌遗书中保存较多。从现有资料看，早在东晋南北朝时间，这类传帖已经出现，可参见敦煌研究院藏《佛图澄所化经》、《大慈如来告疏》。晚唐贞元年间，这类传帖曾在西北地区大规模流行，可参见至今保存在敦煌遗书中的大量同类文献。本文献则证明，直到西夏时期，这类传帖仍在民间流传。

这类传帖是在佛教灾变思想的影响下出现的，但其本身更多地体现了中国民间的种种迷信习俗，可视为中国民间宗教的先声。关于这类传帖的研究，可参见拙作《吐鲁番出土汉文佛典述略》（载《西域研究》，1992年第一期。修订后收入《敦煌学佛教学论丛》，香港中国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1998年8月）、圆空《〈新菩萨经〉、〈劝善经〉、〈救诸众生一切苦难经〉校录及其流传背景之探讨》（载《敦煌研究》，1992年第一期）、王惠民《北魏佛教传帖原件〈大慈如来告疏〉研究》（载《敦煌研究》，1998年第一期）、邰惠莉《敦煌写本〈佛图澄所化经〉初探》（载《敦煌研究》，1998年第四期）。

三、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略疏卷下

刻本，蝶装。经文为阴文，四周围以阴文界栏；疏文为阳文，无界栏。每纸两个半叶，每半叶7行，因下残，行字不清，从残状及疏文看，应为17字左右。四边有边框。左右为子母框，天地为单线框。版心单框，无鱼尾，署书名作「略疏下」，书名上下单框。本文献原名残，今考订为唐宗密撰《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略疏》卷下。

现散落为A～P十六纸，其中A、D～H等6纸12个半叶上部大体完整，下部残损，版心之下部残损尤甚。B、C均为一个半叶，原系同纸。B为右半叶之下部，且残存有该纸版心之下部，可见单框及「三」，应为该纸之版片号。C为左半叶之上部。I～P为小残片。诸纸概况如下：

A.35.3厘米×20.3厘米，15行（含版心），存文相当于《大正藏》第39卷第550页中栏第24行～同页下栏第18行。版心部分有「柳信忠一片」一行五字，系该版施刻人姓名。由此可知本文献乃募集众资镌刻而成。

B.15.8厘米×16厘米，8行（含版心），存文相当于《大正藏》第39卷第550页下栏第20行～同栏第28行。首部文字与A之结尾部分应可连缀。

C.17厘米×21.5厘米，8行（含版心），存文相当于《大正藏》第39卷第550页下栏第28行～第551页上栏第6行。首部文字与B之结尾部分应可连缀。

D.35.3厘米×25厘米，15行（含版心），存文相当于《大正藏》第39卷第551页上栏第7行～同栏第23行。首部文字与C之结尾部分应可连缀。

E.35.3厘米×26厘米，15行（含版心），存文相当于《大正藏》第39卷第551页上栏第23行～同页中栏第9行。首部文字与D之结尾部分应可连缀。

F.35.3厘米×25厘米，15行（含版心），存文相当于《大正藏》第39卷第551页中栏第9行～同栏第25行。首部文字与E之结尾部分应可连缀。

G.26.厘米5×24厘米，13行（含版心），存文相当于《大正藏》第39卷第551页下栏第15行～第552页上栏第2行。首部文字与F结尾部分不能连缀，中间缺失1纸2个半叶。

H.27厘米×23厘米，14行（含版心），存文相当于《大正藏》第39卷第552页上栏第5行～同栏第19行。首部文字与G之结尾部分应可连缀。

I.1.9厘米×2.5厘米，1行，仅「有轮」两字，系阴文，为《圆觉经》经文正文。可参见《大正藏》第39卷第551页上栏第12行。这一小残片实际位置应在D残片右叶第4行之下，中间尚残「欲故」二字，不能直接缀接。经文原作：「从无始际，由有种种恩爱贪欲故，有轮廻。」

J.3.5厘米×4.5厘米，2行，仅「三唱仿」、「复始」五字。前三字为阳文，系疏文；后两字为阴文，系《圆觉经》正文。可参见《大正藏》第39卷第550页下栏第21行～同栏第23行。这一小残片实际位置应在B残片第4、5两行之上。疏文原作：「是无上义，下三唱仿前。」经文原作：「如是三请，终而复始。」

M.3.5厘米×2厘米，1行半，可见「义下」两字。阳文，系疏文。可参见《大正藏》第39卷第550页下栏第21行。这一小残片实际位置应在B残片第4、5两行之首，可缀接在J残片之上。亦即疏文「是无上义下三唱仿前」之「义下」两字。

O.2.2厘米×1.8厘米，1行，仅「等或」两字，为阳文，系疏文。具体位置待考。

P.8.5厘米×12.3厘米，6行（含版心）。版心中间有版片号「二」。存文可参见《大正藏》第39卷第550页下栏第9行～同栏第14行。从存文可判定它与A残片原为一纸，位置应在A残片第7行至第12行下面。但中间尚有残缺，现两残片无法直接缀接。

K. L. N. 等三块，均为无文字小残片。

《圆觉经》为华严宗的重要典籍，也为禅宗僧人所重视。它的流行与宗密的提倡有很大的关系。宗密著有《圆觉经大疏》、《圆觉经大疏钞》、《圆觉经略疏》、《圆觉经略疏钞》、《圆觉经大疏科》等多种著作，宣扬《圆觉经》义，成为研究《圆觉经》的重要著作。西夏流行该文献，应视为华严宗在西夏广泛流传的一个组成部分。

本文献之经文与疏文分别用阴文、阳文镌刻，在早期刻本中较为罕见，是研究我国版刻史的珍贵实物资料。

四、佛顶心陀罗尼经

刻本，经折装。上下单边。每半叶约9行，每行约20字。因残烂，每纸行数不清。且通卷下部残烂，现存残片14个，编为A～N号。诸残片简况如下：

A.10.2厘米×18.5厘米，共9行，残留上边及上栏，下部残缺。

B.14.7厘米×15厘米，共14行，残留上边几上栏，下部残缺。

C.21.2厘米×16.5厘米，共26行，残留上边及上栏，下部残缺。其中第22行与第23行之间有版片号「三」，第23行为经名，作：「佛顶心观世音经卷中」。

D.67厘米×23厘米，共65行，为所存最大的一个残片，由两纸粘接而成，粘接处在第44行与第45行之间。

E.3.5厘米×4.5厘米，仅两行。为一小残片。

F.3.3厘米×4.5厘米，仅两行。为一小残片。

G.6.3厘米×5.5厘米，仅两行。为一小残片。

H.6.1厘米×10.8厘米，仅6行。为一残片。第4行与第5行之间有版片号「二」。

I.19.5厘米×8.5厘米，共18行。为一长条残片，系残卷之下部。

J.5.2厘米×4.1厘米，仅5行。为一小残片。

K.3.8厘米×2.8厘米，仅3行。为一小残片。

L.3.2厘米×3.5厘米，仅3行。为一小残片。

M.1.8厘米×3厘米，仅2行。为一小残片。

N.3.2厘米×5.7厘米，仅3行。为一小残片，系残卷之下部。

本文献首尾题残，但残片C中残留经题「佛顶心观世音经卷中」。该经乃中国人所撰疑伪经，三卷，不为我国历代大藏经所收。但在房山石经中保存有两个刻本。甲本刻石四条，编号依次为塔下8969号、塔下8959号、塔下8970号与塔下8958号。乙本刻石四条，编号依次为塔下7605号、塔下6847号、塔下7603号、塔下7602号。在民间也有经本流传，且有相应的绘图本传世。

本文献名称较多。根据房山石经，卷上的首尾题分别作「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与「佛顶心观世音经」；卷中的首尾题分别作：「佛顶心观世音菩萨疗病催产方」与「佛顶心观世音经」；卷下的首尾题分别作「佛顶心观世音菩萨救难神验」与「佛顶心陀罗尼经」。上述经题与西夏本残存经题相符。仔细考察，诸卷首题实际仅仅是依据该卷内容所取的名称，并非该经的总称。考虑到经文内容主要叙述观世音所述该陀罗尼的殊胜功德，且文中多处出现「此佛顶心陀罗尼经」的提法，则该经的名称，应以卷下尾题之「佛顶心陀罗尼经」为正。

因西夏本残缺较甚，现参照房山石经甲本、乙本（参见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出版的《房山石经．辽金刻经》「俊～宁」册）录校，纂为整理本。录校时，凡属西夏本现存的文字，一律按照西夏本现有行款录校，并标著残片号与行款号。如「A1」表示该文字见于西夏本残片A之第一行。凡属西夏本已不存的文字，一律按照房山石经甲本为底本，以乙本为校本录校，以「〔　〕」标示之。这些西夏本已不存的文字，凡可据西夏本拟定其行款者，按拟定的行款录校；而「＊」号以前的文字，因西夏本全残，已无法按照西夏本拟订其行款，故依据房山石经甲本的行款录校。

为避文繁，凡可缀接之诸残片，一律在录校本中以残片号与行款号表示之。如：

即表示残片A之第1至第4行可与残片H之第3至第6行相缀接。缀接后，下部文字仍不具足，所缺文字根据房山石经本补足，用「〔　〕」括示。

〔录文〕

〔录文完〕

本经是我国佛教徒所撰的重要疑伪经之一，故虽不为历代大藏经所收，但在民间有较大的影响，一直流传不衰。是研究信仰性佛教中观世音信仰的重要资料。本经证明西夏与北宋、辽国一样，都盛行观世音信仰。本经通篇用中古口语写成，对研究中古口语的语法与辞汇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西夏本虽然残烂严重，但仍有较大的校勘价值。比如房山石经本在叙述该观世音陀罗尼的殊胜功德时，称：「承此陀罗尼威力，便生西方极乐世界，面见阿弥陀佛，不住中阴佛，不住中阴之身四十九日。」何谓「不住中阴佛」？语不可通。西夏本则作「承此陀罗尼威力，便生西方极乐世界，面见阿弥陀佛，不住中阴之身四十九日。」文从字顺。

五、众经集要（拟）

写本，缝缋装。上下单边，有竖栏。每纸两个半叶，每半叶8行，行约15至17字不等。两半叶间留有中缝。

缝缋装是我国晚唐五代出现的一种书籍装帧形式。根据敦煌遗书中所存的缝缋装实物，它的装帧方式是：若干张纸（一般为3至4张）叠为一个单元，对折为二。这样的一个单元，类似于现代书籍的一个印张。然后将若干个这样的单元叠合起来，从中缝的对折处用麻线将它们缝缋起来。缝缋时采用一种复杂的绕线技巧，使得各单元成为一个整体，固定为有明确首尾的书册状。缝缋装诸纸一般划有边框。有的有竖栏。由于当时的纸张较厚，故敦煌遗书中的缝缋装均为两面抄写。这样的缝缋装如果散落，则呈现一纸，左、右两个半叶，两面抄写。同一半叶之正反两面文字衔接。如果该纸为某单元之最里面之一纸（以下称芯纸），则芯纸正面左、右两个半叶的文字可以衔接，而芯纸反面左、右两个半叶的文字互不衔接。如果该纸是芯纸以外的其他诸纸（以下称夹纸），则夹纸每面的两个半叶的文字均不能衔接。

西夏方塔出土的这批缝缋装的钉线已经亡断，故诸叶脱落，成为散张。这些散张多有遗失，故现存之散张文字大多不能衔接。且原文献所写本来就不是连贯的经文，而是经文摘抄，这就更难确定诸散张之先后次序。另外，根据牛达生先生提供的复印件，以及通过长途电话确认，西夏方塔出土的这批缝缋装，诸纸均非双面抄写，而仅是单面抄写。由此看来，这批缝缋装可能由下述两种方法产生：第一种，先将诸薄纸两两相配，粘为一较厚的纸（以下为叙述方便，将该相互搭配的两纸称为「配纸」，其中面向里面的一纸称为「里纸」，面向外的一纸称为「外纸」），然后按照上述缝缋装方式分为若干单元，并装订、抄写。第二种，先将诸薄纸对折，然后按照缝缋装方式分为若干单元装订。装订后，再将诸纸两两相配粘贴在一起。然后抄写。两种方法的区别，在于前一种是先配粘后装订，后一种是先装订后配粘。用前一种方法做成的缝缋装书籍，每个单元的纸数都是双数，也必须是双数，每个单元互不粘连；而用后一种方法做成的缝缋装书籍，每一单元的纸数也可以是单数，并可能出现不同单元的左右半叶相互粘连成为配纸的情况。

《众经要集》究竟用上述哪种方法做成，因未考察原件，无从恢复原文献之缝缋装原貌，故无法作出最后结论。在此仅将诸散叶情况介绍如下：

A.存一纸，25厘米×19.5厘米，左、右两个半叶，共计16行。有中缝。现上部完整，下部残缺。右、左两半叶文字顺序相接，故本纸应为该缝缋装某单元之芯纸。所节抄内容为《无量寿经》卷上。有首题，已残，尚可辨认一个「宝」字。从节抄经文内容看，乃叙述西方净土之七宝庄严，与首题相符。经文可参见《大正藏》第12卷第270页C栏第5行至同栏第21行。与《大正藏》本相比，文字略有错漏。

B.存一纸，25.6厘米×13.5厘米，左、右两个半叶，共计16行。有中缝。现上部完整，下部残缺。左、右两半叶文字不能衔接。

右半叶所抄为《无量寿经》卷上，经文可参见《大正藏》第12卷，第270页C栏第22行至同卷第271页A栏第1行。首部与A纸左半叶经文之末尾恰可衔接，按照缝缋装的抄写特点，可知B纸与A纸互为配纸，其中A纸为里纸，B纸为外纸。

左半叶所抄为《大阿弥陀经》，经文可参见《大正藏》第12卷第334页A栏第23行至同栏第29行。按照缝缋装的抄写特点，B纸（外纸）左半叶尾部经文应与其相配之A纸（里纸）的右半叶首部经文相衔接。但由于本文献为节抄经文，故A纸右半叶与B纸左半叶所节抄的分别为不同的经文章节，两者不能衔接。

C.存一残片，7.1厘米×4厘米，仅6行。出土和将它错接在A纸下补，实际应缀接在B纸右半叶之第2行～第7行之下。

D.存一残片，13.9厘米×21厘米，实为某纸之左半叶，存8行。有中缝。保存相对完好。所节抄为《无量寿经》卷下，经文可参见《大正藏》第12卷第274页A栏第23行至同纸B栏第2行。经文与E纸之右半叶可以衔接。

E.存一纸，25.6厘米×21厘米，左、右两个半叶，共计16行。有中缝。保存基本完好。左、右两半叶文字不能衔接。

右半叶所节抄为《无量寿经》卷下，经文可参见《大正藏》第12卷第274页B栏第2行至同栏第11行。首部经文与D纸尾部经文可以衔接。

左半叶所节抄为《无量寿经》卷上，经文可参见《大正藏》第12卷第271页B栏第18行至同栏第25行。第7行末尾有「并《无量寿经》」五字，应为前此数段经文节抄的出处说明。第8行作「往生观行」，应为下一段经文节抄之标题。

从D、E两纸的形态可知，两纸互为配纸。由于D纸右半叶残缺，故现在无法判断该D、E两纸是芯纸还是夹纸。亦即如果D纸之左、右两半叶之文字可以衔接，则应为芯纸；如果D纸之左、右两半叶之文字不能衔接，则应为夹纸。

F.存一残片，4.1厘米×9.7厘米，仅3行。所抄为《无量寿经》卷上，经文可参见《大正藏》第12卷第272页A栏第17行至同栏第19行。目前尚无法与现知之任何一纸相缀接。

G.存一残片，13.3厘米×21厘米，为某纸之左半叶，存8行。有中缝。中下部残烂。所节抄为《观无量寿佛经》，经文可参见《大正藏》第12卷第345页C栏第13行至同栏第22行。目前尚无法与现知之任何一纸相缀接。

H.存一残片，15.1厘米×19厘米，为某纸之左半叶，存8行。有中缝。下部残缺。所节抄为《大佛顶万行首楞严经》卷第五，经文可参见《大正藏》第19卷第128页A栏第28行至同页B栏第6行。目前尚无法与现知之任何一纸相缀接。

I.存一残片，12.4厘米×15.5厘米，为某纸之某半叶，存8行。残破较甚。所节抄为《阿弥陀经》，经文可参见《大正藏》第12卷第346页C栏第14行至同卷第347页A栏第6行。目前尚无法与现知之任何一纸相缀接。

J.存一纸，26.3厘米×20.5厘米，左、右两个半叶，共计16行。有中缝。中缝下部残缺，余基本完好。左、右两半叶文字不能衔接。

右半叶所节抄为《大乘无量寿庄严经》，自第1行至第6行之「终不能得」部分经文，可参见《大正藏》第12卷第325页B栏第23行至同栏第29行。第6行「彼诸众生」起至第7行经文可参见同页C栏第11行至第12行。两段文字亦不能衔接。但第1行首部经文可与K纸左半叶之末尾衔接。

左半叶所节抄为《称扬诸佛功德经》卷下，经文可参见《大正藏》第14卷第99页A栏第17行至同栏第24行。尾部经文可与K纸右半叶之首部经文衔接。

K.存一纸，27.4厘米×20.8厘米，左、右两个半叶，共计16行。有中缝。中缝下部残缺，余基本完好。左、右两半叶文字不能衔接。

右半叶抄写文字两段。前3行为《称扬诸佛功德经》卷下，经文可参见《大正藏》第14卷第99页A栏第24行至同页B栏第1行。首部经文可与J纸左半叶尾部相衔接。第4行首为该段经文的出处，作「称扬诸佛功德经卷下」。第四行下部为该半叶所写另一段文字的出处，作「华严经第六十三」。第5行至第8行则为所写文字。这段文字与前此所抄经文有所不同，不是节抄原文，而是根据《华严经》卷六十三的一段经文撮略有关净土的要点而成。可参见《大正藏》第10卷第339页B栏第22行至C栏第28行经文。

左半叶所节抄为《大乘无量寿庄严经》，经文可参见《大正藏》第12卷第325页B栏第15行至同栏第22行。尾部经文可与J纸右半叶首部经文衔接。

从上述介绍可知，J、K两纸互为配纸，且属于某一单元之夹纸，故同一纸的两个半叶的文字不能衔接，而里纸、外纸对应之两半叶所抄文字则能衔接。

从内容看，本文献与《乐邦文类》「经证部」属于同一类典籍，均系摘抄诸经典中关于净土的论述编集而成，故拟名作「诸经集要」。从所抄典籍看，本文献与《乐邦文类》也有重复、共同之处。因此，本文献与《乐邦文类》有何关系，值得研究。本文献说明净土信仰在西夏甚为流行，为我们研究西夏的佛教形态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本文献在中国书籍装帧史上有重要价值。如前所述，我国晚唐五代开始出现缝缋装，大体同时出现的还有粘叶装。其后，粘叶装发展为蝶装，而缝缋装则逐渐失传，乃至完全不为人们所知。现代出版的诸种关于书史的著作中，均没有关于缝缋装的叙述。其实，在北宋张邦基所撰《墨庄漫录》卷四中有著关于缝缋装的著录。该书称：

「王洙原叔内翰尝云：作书册，粘叶为上。久脱烂，苟不逸去，寻其次第，足可抄录。屡得逸书，以此获全。若缝缋，岁久断绝，即难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数册，错乱颠倒。伏读岁余，寻绎缀次，方稍完复。乃缝缋之弊也。尝与宋宣献谈之。公悉令家所录者作粘法。予尝见旧三馆黄本书及白本书，皆作粘叶。上下栏界，皆界出于纸叶。后在高邮借孙莘老家书，亦作此法。又见钱穆父所蓄，亦如是多。祗用白纸作褾，硬黄纸作狭签子。盖前辈多用此法。予性喜传书，他日得奇书，不复作缝缋也。」

书籍装帧形式的变化，主要取决于书籍载体的变化。这是一条基本的规律。此外则越来越趋向实用与美观，这也是书籍装帧的发展规律。从这个角度讲，缝缋装的出现，首先是由于晚唐、五代我国纸张的变化。当时出现一种相对比较厚的纸，这种纸剪裁成小单张后，仍比较挺拔、舒展，易于翻动。这样，就为梵夹装、粘叶装、缝缋装这类以单叶为基础的书籍装帧法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其次也是因为传统的卷轴装展阅不便，而梵夹装、粘叶装、缝缋装这类以单叶为基础的书籍展阅起来则方便多了。这是晚唐、五代梵夹装、粘叶装、缝缋装这类以单叶为基础的书籍装帧法出现的基本原因。由于当时的纸张较厚，所以梵夹装、粘叶装、缝缋装这类以单叶为基础的书籍一般均为双面抄写。这样，同样数量的纸张，可以容纳的文献量则增加了一倍，这大概也是梵夹装、粘叶装、缝缋装这类以单叶为基础的书籍装帧法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当时也有相对较薄的纸张，不便于双面抄写。遇到这种纸张时，人们便把它们两两粘在一起，成为一厚叶，然后按照梵夹装、粘叶装、缝缋装等书籍装帧法装帧，再双面抄写。敦煌遗书中有这样的实例。这也充分说明书写载体与书籍装帧的这种因果关系。

晚唐、五代出现的梵夹装、粘叶装、缝缋装等三种以单叶为基础的书籍装帧法，其后粘叶装发展为蝶装，成为北宋书籍的主流。而梵夹装、缝缋装等两种装帧法逐渐被淘汰。原因何在呢？关键有两条，首先是随著经济的发展，用纸需求量的增长，造纸原料的扩展、造纸技术的发展，北宋时期所造的纸张一般都比较薄，这种纸张如采用梵夹装、粘叶装、缝缋装这类书籍装帧法装帧，就有相当的难度，装成的书籍也甚易磨损。蝶装是北宋书籍装帧法的主流，由粘叶装发展而来。当时的蝶装实际都是将两张薄纸粘为一叶，以此克服纸薄这一缺点。梵夹装与缝缋装当然也可以采取两纸相粘以增厚的办法。但是，这样一则增加了书籍装帧的难度，二则正如张邦基在上述文章中提出的，用缝缋装装帧法装帧的书籍，一旦订线断绝，书叶散落，就很难恢复其原次序。这种情况在使用薄纸的情况下显得更为严重。比如敦煌遗书中的厚纸双面抄写的缝缋装书籍，一旦散落，由于同一个半叶的正反两面文字衔接，厘定其次序时还较为方便。北宋时期的单面抄缝缋装书籍，一旦散落，则诸纸次序完全打乱，要想厘定其文字先后，实难措手。西夏方塔此次出土的这批缝缋装书籍就是如此。我认为，正是这一致命的缺点决定了这种装帧法后代被废弃的命运。西夏出土的这批书籍是国内目前发现的唯一的薄纸双面抄写缝缋装书籍，为我们提供了这一书籍装帧演变史的实际例证，十分可贵。梵夹装的情况与缝缋装大致相似，所以这种梵夹法在后代也没有能够普遍流传开来。

六、三十五佛名礼忏功德文附仁宗施经愿文（拟）

刻本，从照片看，似为卷轴装。现存3纸，文字衔接。其中首纸右侧有阴文版片号「七」，故知现存首纸实为该文献的第七纸，则全文献原为九纸。现前六纸已佚，仅余末尾之第七、第八、第九等3纸。第七纸下部残烂，存版片号；第八纸下部残烂，版片号失；第九纸上部残烂，版片号失。从现存情况看，该文献每纸刊刻25行，行约13字。

在此先根据照片录文。录文时，凡残烂而无法辨认的字用「□」表示，每「□」表示残烂一字。残烂字数无法确定时，用「□…□」表示。根据文意及残存字痕拟补的字用「〔　〕」表示。拟补而无把握的字，在其后用「（？）」表示。录文时按照原文献行款标著行号。

〔录文〕

（前残）

〔录文完〕

从卷尾题记可知，本文献为西夏干祐十一年（1180年）五月仁宗施刊的礼忏功德文及刊施愿文。仁宗是西夏的第五代皇帝，执政达53年。在他统治的时期中，西夏佛教得到较大的发展，佛典刊印较为普遍。仁宗本人虔信佛教，曾多次刊施佛经。根据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仁宗本人曾经在天盛十九年（1167年）刊施过《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干祐十五年（1184年）刊施过《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与《圣大乘胜意菩萨经》、干祐二十年（1189年）刊施《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等。此外散施佛教典籍如《金刚经》、《普贤行愿经》、《观音经》等数以万计。仁宗还亲自参与经典的翻译，担任「详定」，现存西夏佛典中由仁宗详定的经典就有数种。史金波先生认为：「可以推想，仁宗一朝由于皇帝、皇后和大臣的倡导，使刊刻、散施汉文佛经达到全盛时期。」（同上书，第97页）本文献的发现，为上书推论提供了新的资料与佐证。

本文献现存前42行为礼忏功德文，第43行至第74行为仁宗刊施愿文。由于前残，礼忏功德文全文不详。从所存文字看，所礼忏者应为「三十五佛名礼忏文」。按照《大宝积经．优波离会》及《决定毗尼经》、《观药王药上两菩萨经》、《观虚空藏菩萨经》等经典的说法，以释迦牟尼为首的三十五佛常住于一切世界，众生如能对三十五佛礼敬忏悔，可以灭除一切业障过罪。唐不空译有《佛说三十五佛名礼忏文》，亦为此住世三十五佛，但佛名与《大宝积经》等所载有参差。该《佛说三十五佛名礼忏文》现载《大正藏》第十二卷，其译经记称：「右此三十五佛名并忏悔法，出《乌波离问经》。能净业障重罪，现生所求禅定解脱及诸地位，皆能满足。五天竺国修行大乘人，常于六时礼忏不阙。功德广多，文烦不能尽录」云云。本文献第55行到第59行所述礼忏功德，与不空译《佛说三十五佛名礼忏文》所述礼忏功德文字雷同。且不空译《佛说三十五佛名礼忏文》篇幅不大，不足千字。由此可知，本文献原文应分为三部分，首先是不空译《佛说三十五佛名礼忏文》，其次是礼忏功德文，最后是仁宗的刊施愿文。故拟作此名。

唐代以来，「三十五佛名礼忏」在我国较为流行。敦煌出土的中国人所撰《七阶佛名经》中也有「三十五佛名礼忏」的内容，但已与其他忏法揉为一体。根据俄国孟列夫先生所撰目录，黑城出土的西夏汉文佛典中既有《佛说三十五佛名经》数号，又有与本文献完全相同的文献残片，加上宁夏方塔本文献的发现，说明「三十五佛名礼忏法」虽然已经与其他忏法揉为一体，但本身仍以独立的形态继续流传。起码在西夏地区是如此。这反映了西夏佛教的宗教践修的一个侧面。

如上所述，本文献在黑城出土西夏文献中亦有发现，现藏俄国，编号为TK-304号。孟列夫编号作162号，著录如下：

此经（指《佛说三十五佛名经》——方按）的一个不著名刊本的序言，谈到了诵读此经的好处。

木刻本的1折面，11×29厘米，栏面11×25厘米。单栏，经文的一部分，首尾残缺。5行，行13字，宋体字。纸色浅黄灰，涩滞，厚0.10～0.12毫米，每厘米6道帘纹，无书题。根据开本和样式看，像1189年的御览本。

从：「安风雨依时五谷丰熟花果茂盛」；

到：「念三十五佛而为上首及与佛刹」。

该黑城本的图版至今尚未发表，因此无从与此次从宁夏方塔出土的文献比较。但根据上述著录，黑城本与方塔本版式、行款、字体、风格均一致，则两本似由同一版片所印。黑城本存文相当于方塔本的第31行～第35行。不过孟列夫著录黑城本为经折装，而据我所见方塔本的照片，方塔本似为卷轴装。所以两者的关系到底如何，需要比较两者的图版以后才能作最后结论。由于我没有看到方塔本的原件或与原件等大的复印件，所以在上文中没有著录该方塔本的大小。孟列夫对黑城本的有关著录，可为参考。待黑城本图版发表后，可据以补足方塔本第31行～第35行残缺的文字。

本文献是西夏方塔出土的这批佛教文献中唯一带有明确年号的文献。为这批文献断代提供了明确的依据。

七、吉祥上乐轮等虚空本续

写本，因未能考察原件，故装帧形式不清。从复印件看，有可能是缝缋装，待考。现存残片大小不等，近30块。这些残片有些可以缀接，有些可以排出次序，但目前尚无法完全厘定其先后次序，故在此不一一著录。值得庆幸的是虽然该文献残损已极，但原文献的首部与尾部均有文字残留。故可考知其经名及传译者等项。

关于经名，本文献首纸之首行文字作：「□…□空本续□…□」，应为残存之首题。尾部末2行文字作：

应为残存之尾题。此外，本文献归敬偈之后，正文起首即称：「吉祥上乐轮略文等虚空本续□…□之义者，因、道、果三也」（首纸第8～第9行），且在残文中又有「然释此{本}续，大分为三。……初对辨题名者，梵云……，此云『吉祥上〔乐〕轮』也；……『等虚空』也；……『〔本〕续』也」等语。由此可知该文献名题中必有「吉祥上乐轮」、「等虚空」、「本续」等词。佛教文献之首题、尾题、内题经常互有参差，且经常衍生许多异名，而某文献通行的正式名称，则往往由使用者从上述多种名称中按照约定俗成的规则确定。因此，斟酌上述情况，将该文献的名称定为「吉祥上乐轮等虚空本续」，当无大差。

本文献首纸之第2、第3两行如下：

国师是西夏对僧人的封号。西夏前期，国师是僧人的最高封号，根据《西夏官阶封号表》，国师为上品等位，其地位在诸王位与中书位、枢密位之间。根据《天盛旧改新定律令》，国师地位与中书、枢密位相等。西夏晚期，从仁宗朝起另设「帝师」，地位高于国师。本文献应是仁宗朝译出的，但到底何时译出，当时是否已经开始封帝师，尚需研究。史金波先生综合各种资料，在所撰《西夏佛教史略》中，罗列了当时已知的十三个国师的名称（同上书，第143～144页），其中无「知金刚」其人。本文献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西夏国师及西夏佛教的知识。

从首纸第2行可知，《吉祥上乐轮等虚空本续》是由知金刚传授的，将该文献翻译为汉文的则是他人。再从「知金刚」这个名字本身，可知：

一、知金刚具备「阿阇梨」（上师）的身份，具备传授密法的资格。从《吉祥上乐轮等虚空本续》看，所传授者为讲究空乐双运的无上瑜伽派密法，所以知金刚应该是一个无上瑜伽派的密教高僧。

二、知金刚不是汉族僧人，大约不通汉语。很可能是藏族僧人。

「提点」本为俗官名称。「沙门提点」则显然是借用俗官名称的一种僧职。根据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仁宗时设有「偏袒都大提点」，负责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则可知所谓「沙门提点」是地位较低的一种僧官。「海照」，本文献的译者，详情无考。应是一个兼通藏汉语文、显密教义的汉族僧人。希望将来能够发现更多有关他的资料。

佛典汉译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些翻译者本人兼通中外两种语言文字，如真谛、玄奘、义净等，翻译时，由外译中的任务是由他们自己承担的，因此，他们是名副其实的译者。也有些外来的僧人并不懂汉语文，但由于所译经典是由他们带来的，或由于只有他们才懂得与能够讲解这部佛典，又由于过去的译场除了翻译佛典外还承担著讲解佛典的任务，因此这些外来的僧人即成为这个译场的核心，称为「译主」。如《华严经》的翻译者实叉难陀即是如此。由于这个译主不懂得汉文，所以外译中的任务实际是由译场中的「度语」、「笔受」等诸色人等完成的。尽管如此，将来经典译出后，这个外来的译主将成为正式的翻译者，列名在前。诸经录记载时，也把该佛典的翻译看作是译主的劳作，基本不提其他诸色人等。这成为中国佛教译场的一个传统，从南北朝到宋，沿袭不废。

本世纪以来，一些研究者力图从辞汇、风格等来研究佛典的翻译、鉴别失译经典的译者、乃至判别一些译者有争议的译本的真正译者。近年来电脑的普及，更给这些研究者提供了得心应手的研究工具。但是，由于我国古代的佛典翻译大抵是集体劳动的成果，存在著上述种种复杂情况，便为上述研究者的工作带来许多难题。因如果不理清某佛典真正的翻译者，缀文者、修饰者，则上述研究所得出的成果，只能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

就目前我所掌握的资料而言，西夏方塔出土的《吉祥上乐轮等虚空本续》明确区别佛典的传授者与翻译者，这在中国佛教翻译史上尚属首创。其意义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本文献虽然残损较甚，但大意仍可明了。从结构上讲，科分为三：「初对辨名题」、「次译家归敬」、「后解释本文」。从内容上讲，系从因、道、果三个方面论述「吉祥上乐轮等虚空本续」，既叙述无上瑜伽派的理论，也涉及该派的宗教修持。就理论而言，文中强调必须「如是了知身心本来是佛。自性是『如』，熟习而了达，则方始成佛。若不尔者，犹如磨炭，终不作白。纵尔修炼，不能成佛。」即论述了密教「即身成佛」的基本观点。同时又论述了无上瑜伽派的宗教修持的基本依据——气脉明点理论，主张「夫胎生之类，身脉位有七万二千，总绾□束，成于四轮、百二十脉。又束俱是二十四宫，又复归聚，依附根本三脉而住也。入依六轮。」叙述了六轮的基本情况，即顶部的大乐轮、额部的风轮、喉部的报轮、胸部的法轮、脐部的化轮（下阴部轮名残缺）等。就宗教修持而言，简要论述了无上瑜伽派空乐双运的具体过程。包括传授密法的条件，如何向上师奉献明妃以求灌顶，空乐双运的具体方法等等。

本文献仅存于西夏汉文佛典中，不为我国历代大藏经所收，前此亦不为人们所知。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在黑城出土的西夏汉文佛典中也未见存在。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唯原文残破过甚，次序凌乱。故目前首先需要根据原件进行认真的比对缀合，将诸残片的次序全部排定。

八、修持仪轨（拟）

写本，单面抄写之缝缋装。每纸30×23.2厘米，包括左右两个半叶，每半叶8行，行约17至21字不等。两半叶中缝留空。每纸四周有单框，但两半叶之天地框线互不连贯，有些框线位置上下参差，显系将诸纸缝缋后所划。无界栏。

现存A～M共13纸，其中A～L等12纸为整张，均包括左右两个半叶；M纸为半张，仅剩右半叶。诸纸残破程度不一，大体完好。

根据牛达生先生考订及所提供的原件复印件分析，A～E等5纸原为该缝缋装的一个单元（下称第一单元）：其中A与B、C与D互为配纸；E为外纸，相配的里纸已佚。F～K等6纸为一个单元（下称第二单元）：其中F为里纸，与右半叶相配的外纸已佚，与左半叶相配的乃L纸的右半叶；G与H、I与J互为配纸；K为外纸，相配的里纸已佚。上述两个单元尚不能直接缀接。L纸为另一个单元的单张，其右半叶与第二单元F纸的左半叶互为配纸，M纸为单张，仅剩右半叶。在上文《众经要集（拟）》的叙录中，我曾经研究分析了单面抄缝缋装形成的两种方法。从上述介绍可知，《修持仪轨（拟）》系采用第二种方法做成。

本文献应属无上瑜伽派，论述坛场布置、本尊及修持法等诸种仪轨，故暂拟此名。

第一单元A～E纸，10个半叶。残文首部按照无上瑜伽派「一体平等无二即是真实理」的思想，将吉祥形噜割的眼、耳、鼻、口（舌）、触（身）等五根，与痴、嗔、妒、欲、悭等相配，认为痴等五恶，实际均为金刚。进而认为「一切根上自在金刚」。将地、水、火、风、空等五大，视作令堕母、杀害母、能标母、舞自在母、莲花鬘母等女神，从而就五蕴、五根、五界观想诸佛之清净，以体认「即身成佛」之理。以下观想金刚怅，念诵竖橛咒、钉橛咒，观显上师究竟正觉、归依三宝、观想空性，观想修持本尊法，观想修持意轮、语轮、身轮等，以下残缺。第一单元不少汉字音译词下注有梵文原文。

第二单元F～K纸，12个半叶。残文首部仍论述观想修持意语身三轮，称之为「三字之自性」，由此可知第二单元应接续在第一单元之后，两个单元之间残缺文字不多。以下解说二甲胄及二甲胄心中咒，叙述六坚甲及与其相配的明妃、出有坏母心咒、供养咒等，最后一段论述勇猛（修持密法者）人体器官的象征意义，诸如「胆是具鬘金刚」、「胞是大怖畏」等等。

L纸的右半叶上接第二单元，继续论述勇猛人体器官的象征意义，谓「痰是大力，脓是金刚宝」等等。由人体器官的这些象征意义，论证人体本身清净无染。L纸接著对诸修持要点作全面的简要总结，诸如「勇猛根本神咒者，即是梵线而观察」、「勇猛六种甲胄者，于此手印庄严身」、「金刚亥母神咒者，项上璎珞而庄严」等等。L纸左右两半叶文字连贯，从这一点看，它应该是某一单元的芯纸的里纸。但由于它的右半叶与第二单元F纸的左半叶互为配纸，则它又应该是与第二单元相缀连的下一单元最后一张夹纸的外纸。两者相互矛盾。因此，或者上述第一单元、第二单元的复原尚有疑点，需要进一步研究；或者目前的L纸实际上并不是一张完整的单纸，而是由两个半叶缀接而成。也就是说，L纸的左右两个半叶本来并非一张纸，而是由于另外一些原因，被缀接在一起。由于我所见到的是复印件，没有能够考察原件，因此，对于上述问题，目前无法得出倾向性的结论。

M纸为某纸之右半叶，所书为偈颂。从内容看，似与L纸的左半叶相连缀。

本文献属西夏晚期从藏文翻译的密教无上瑜伽派典籍，仅在西夏流传，前此未为中原人士所知，故古代佛教文献中未有记录，亦不为我国历代大藏经所收。现虽仅余12纸半，但保存尚完好，保留研究资讯亦较多。如与藏文佛典比勘，觅得其原本，将能进一步推进对本文献，乃至对西夏佛教、我国古代书籍装帧史的研究。

九、残密教文献

刻本，经折装。现残断为40个残片，大小不等。因无一整纸，故每纸折为几个半叶不清。每半叶六行，约9.3×19.2厘米。因无一整行，故每行几字亦不清，根据诸纸残行分析，大约每行15字。上下单边。40个残片中，部分残片上下语意连贯，应属同纸。

其中最大一块残片第二、三行之间有一小字加行，谓：「以下初轮功德十二偈□…□」。此外还有小字三处，是否行间加行不清，内容分别是：「此下十四颂出现三十七◇□…□」、「□…□故即是出现宝生佛□第一□…□」、「□…□者（？）义成就◇中◇即□…□」。再考察诸残片的内容，诸如「大供养者是大欲」、「大供养者即大嗔」、「大供养者是大痴」、「大供养者即大忿」等等，可以肯定本文献为西夏翻译的密教经典。

本文献未为我国历代经录所记载，也不为历代大藏经所收。为西夏佛教研究提供了新资料。但由于残破较甚，需要进一步缀残、方能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十、残疏

刻本，装帧形态不清，似为蝶装或缝缋装。残存一个半叶，8行80余字。天地均残，右边为子母线，左边单框。有版心。所疏经文作阴文，有外框线。疏文作阳文。无界栏。引用经文只引每个段落的首字及尾字。现存「见至蒌」、「僧至城」、「线至辉」三段。

本文献似未为我国历代经录所著录，亦未为历代大藏经所收。详情待考。

十一、残佛经

刻本，装帧形式不清。残存三行，文字为：

应为某佛经之残片，详情待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