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成立暨佛教研究与新时期的文化建设研讨会」纪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成立暨佛教研究与新时期的文化建设研讨会」纪要

学迅

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二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成立大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举行。来自社科院各所及兄弟单位的领导、学者和僧尼六十余人出席了会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同志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他指出：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已经二千年。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宗教之一，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举国上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沿著党的十五大所确定的方针路线，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二十一世纪而努力奋斗。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社会科学也有必要不断适应社会需要进一步充实和发展。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过程中，加强对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和再认识，吸收并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样，有计划地开展对佛教的历史、教义、哲学、文学、艺术和佛教现状的深入研究也是很有必要的。佛教研究中心的成立，将进一步密切国内外佛教研究学者的联系。交流与合作，将有利于从多方面、多角度开展对佛教的研究。发挥跨学科研究的综合优势，扩大研究范围和领域，把历史研究和现状研究相结合、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从而在佛教研究领域取得更大成绩。

先后在成立大会上讲话的还有世界宗教研究所首任所长任继愈，现任所长吴云贵，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周绍良、净慧，原南亚所所长黄心川，陕西省社科院历史宗教所所长王亚荣等。各位领导和专家分别对研究中心的成立表示祝贺，并对中心成立的意义、中心的性质和任务以及今后如何开展工作等提出具有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

最后，佛教研究中心主任杨曾文致词。他在介绍本中心的性质和基本宗旨时指出：按照院领导的批示精神，佛教研究中心是依托佛教研究室、联合院内外的学者组成的非实体性研究机构，不设编制，经费自筹。中心的基本宗旨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遵照党的十五大通过的方针路线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按照国家发展社会科学的总体规划，加强与院内外学者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开展对佛教历史、理论和现状的研究，为繁荣社会人文科学，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努力作出贡献。他还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研究中心今后五年计划开展的六个方面的工作：一、围绕宗教所佛教室的中心课题开展必要的交流和协作，如专题研究和组织有关学者对佛教文献进行校刊、整理等。二、与兄弟单位合作举行以「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的『和合学』」、「当代中国与人间佛教」等为中心议题的学术会议，结合地方佛教历史、古迹题材的佛教研讨会等。三、在电脑日益普及的形势下，与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联合举办一次「电脑与佛教研究」小型专题研讨会，以推动电脑的使用和商讨建立研究成果共享的数据库问题。四、以本中心成员为主与台湾地区佛教研究学者联合举办佛教学术研讨会。五、配合宗教所与日本《中外日报》社合作，开好两国佛教学术会议。六、在二十一世纪之初，即2000年，佛教研究室和我院将有相当数量的佛教研究人员离开一线或退休，为此将组织中心成员写稿，出版一本有水平的学术论文集。

成立大会之后，为纪念佛法传入中国内地二千年，召开了「佛教研究与新时期文化建设研讨会」，有十余位专家学者或宣读专题论文，或即席发表学术演讲。学者们都对佛教研究中心的成立表示祝贺，希望本中心能够成为学者们加强联系、课题协作和信息交流的场所。

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史金波研究员提出应进一步关注西夏佛教的研究。他指出：中国社科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于1997年7月成立，其研究工作与佛教研究中心的关系比较密切。二十世纪初以来，发现大量西夏文献，大约有八千卷左右，主要藏于国外，如俄罗斯、英国等。这些文献中有许多佛教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目前正在影印出版这些珍贵的资料。在研究宋辽金西夏时期的佛教方面，希望加强两个中心的横向联系。他还对加强少数民族地区佛教研究，注重历史的研究和现实的研究等方面的若干新问题提出见解。

北京大学白化文教授主要对研究中心今后将要开展的工作提出建议。他说：国内能协调佛教研究的核心单位，过去可以说是没有。佛教研究中心的成立，正当其时，正好负担起这个任务。我们除了表示祝贺，还对它寄予厚望。希望它带领大家，团结院内、院外、佛教徒七众和海外的所有研究人士，共同奋斗。我们希望它立即行动起来，在世纪之交打几个漂亮仗。我们建议，不一定打大仗，可以用遍地开花、四季花开不断的方式，在几年内，挑选适当地点，确定精当选题，遴选精干人员，连续开多次小型学术会议。建议和佛教徒七众联合起来，共同筹划。例如，关于「梁武帝与佛教」专题，就可以选择在南京鸡鸣寺来开，顺便讨论早期比丘尼史等问题。关于「佛教史上的法海和中国俗文学中的法海」等问题就可以选择在镇江金山寺或杭州召开。这样，一年开这么十次八次小型研讨会，就会在世纪之交先造成声势。这种小型的会议，也可开成国际性的，邀请海外学者参加。当然，早已确定的大型国际会议，更应抓紧筹备并坚决进行。我们建议，要开会，必须做到的是：先把论文征集齐全并印刷出版，赶在会议开会时散发。开会而不出论文集，会等于白开了。

中国人民大学方立天教授认为，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作为文化学术与精神文明的结合，可以从三个角度探讨：其一，要对佛教传入后演变、发展的全过程予以总结，总结成功的交流，成功的经验，特别要总结佛教与儒教和道教的关系，它们冲突和融合的形态，所采取的方式等。其二，探讨佛教的定位问题。佛教中有哪些具有当代的价值和意义，佛教作为人类精神生活方式之一的宗教，在社会上有著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有倡导道德提高以及国民素质提高的作用。其三，从佛教与当代新形势、新需要的结合点上探讨。当代科技的发展，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人们的需要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找到佛教与新形势的结合点，发扬优良传统。

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主要讲了佛教的定位和佛教对青年的影响两个问题。他指出，学术界以前主要把佛教看作是一个历史的文化，实际上它是一个现实的文化，活著的文化，有生命力的文化。定位于此，才能研究好。他认为，佛教以后可能比儒家起更大的作用。儒家一直被作为批判对象，这个影响很大，大家对它不相信。佛学并未首当其冲受批判，相反许多人到佛教那里找被割断的传统文化，找批判儒家的武器。现在，许多青年人对佛教感兴趣，如北京大学的禅学社，已坚持了十年左右，还在净慧法师帮助下出了刊物。他建议，除了研究书本之外，还要关心青年中对佛教的信仰或兴趣，佛教的传统比儒家更有生命力。但是，我们并不主张佛教一统天下，我们提倡吸收精华，对糟粕也应采取谨慎的态度。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何云副研究员主要讲了佛教研究人员在各部门的分布及其将要发生的变化问题。他认为，恢复高考的二十年来，宗教学科建设具有滞后性。中青年佛教研究人材的分布，其研究风格、手段、方式逐步应多样化。过去佛学研究主体主要在学术界，在研究和教学机构。人材分布是学术界最多，政府部门次之，宗教界最少。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这个分布比例关系会颠倒过来。

苏州大学潘桂明教授主要对研究中心的任务和性质发表看法。他指出，研究中心应主要从事纯学术的研究，对一个人、一本书进行扎实的研究，重塑学术象牙之塔。普及工作、研究现实问题，不应成为中心的主要任务。

北京大学王邦维教授认为，佛教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与现实结合的研究，一是学理的研究，即传统的佛学研究，两者都应该加强。他还结合佛经翻译、声明的传入，结合个人的研究成果，谈了外来文化对中古音韵学，对中国文化诸方面的影响，主张探索两种文化交流的规律。

陕西省社科院畅耀研究员简要回顾了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佛教研究的历程，并且建议，通过佛教研究中心的成立及其今后的工作，能够带动地方的佛教研究工作。

中国社科院民族所白滨研究员宣读了《俄藏黑水城文献与佛教文化》论文，主要介绍这批文献的发现、收藏、内容、整理研究过程以及出版情况等。他指出，单就俄藏黑水城佛经文献的价值讲，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填补了西夏佛教史的空白，为研究西夏佛教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其二，丰富了中国佛教史的内容。其三，提供了研究中国文化史的诸多新资料。

北京大学段晴副教授希望中心为学术界多提供交流信息的场所和机会，多提供合作研究的项目。她还对佛教在印度消亡的原因发表看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宋立道副主编表达了出版社与学者通力合作的愿望，并且结合自己的研究实践，倡导推出高质量的学术著作，促进佛教出版事业和研究事业共同繁荣。

复旦大学出版社陈士强教授主要讲了佛教经典的通俗化问题。他主张消除佛教典籍流传过程中的障碍，以便于研究工作的展开。

山西省佛教文化事业公司王化伦董事长表达了与学术界、宗教界合作的愿望，提倡企业家与学者相互帮助和协作，共同推动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

会议在团结、奋进、详和的气氛中结束，大家深信，在全体佛教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僧俗两界的密切合作，一定能够把中国的佛教研究推向新的阶段，让佛教传统文化为新时期的文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