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d": "ZW02na010",
  "code": "ZW",
  "traditional_title": "大藏經編纂及電腦化研討會論文特集",
  "simplified_title": "大藏经编纂及电脑化研讨会论文特集",
  "default_display": "simplified",
  "source_kind": "CBETA XML-P5",
  "source_path": "ZW/ZW02/ZW02na010.xml",
  "source_sha256": "ba5077c49d056a7ed44b24c3607a134cbb940b80679ed0c77c9c4ba3f7c4cd36",
  "traditional_text": "在大藏經編纂及電腦化研討會上的發言\n葉小文\n一.開頭語（1996年4月9日）\n這次研討會的主題是討論大藏經工程及其電腦化問題。我先談幾點意見。\n開這個會，主要是想推進這項工程的完成。其實更有資格、更有權威主持這件事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佛教協會等。由於大德長老、專家學者的建議，這一工程涉及宗教文化、宗教事業，作為宗教事務中的大事，宗教局理應做一些協調、服務工作。這次會議就是為大家提供一個場所議一議。\n從宗教事務的角度，就大藏經工程，我們有三個方面的考慮：\n1.從做功德的角度看，這是盛世修典。當然我們不是從信仰者的角度來說的。大家知道，我們文化古國有著悠久深厚的文化傳統，既重武功，也重文治。所謂文治，其中重要的一項就是始終十分重視對我們祖先積澱下來的文化的繼承與整理。從先秦孔子整理儒家六經開始，歷代有志於文化典籍整理的人士前赴後繼，層出不窮，孜孜以求。歷朝歷代也把古籍的搜求、編目、整理作為大事，從而吸收融合了各種文化，融彙了各種學派，體現了中國文化恢宏的氣魄和博大的胸懷。中華民族之所以有如此的凝聚力，主要來源於各民族統一的文化，正是她維繫了我們中華民族的魂魄和精神。文獻典籍是文化遺產的載體，佛教大藏經是我國文獻典籍中數量最多，影響最大的部分之一。\n經過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特別是在面對跨世紀的宏偉目標，我們中華民族要實現偉大復興，自立自強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歷史機遇的時候，重新編印大藏經這份寶貴文化遺產，特別是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實現電腦化，對於弘揚中華民族優良傳統，吸收人類文明優秀成果，重構中華民族的人文精神，有著極為深遠的意義。\n佛教產生於印度，但由於種種原因，在印度已經衰落。就目前而言，中國是佛教的真正故鄉，完整的佛教及其典籍都保存在中國，所以配合現代科技，重編一部最完備、最精要的大藏經，非常必要。以前，很多專家已做過這方面的工作，像任繼愈先生等，積累了很多經驗。特別是趙樸老，很早就有志於此，特派五位比丘赴斯里蘭卡留學，為此作準備。\n2.從功利角度來說，當然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趙樸老多次提到，宗教是一種文化，對我們有很大啟示。我們通過辦這件事，可以促進宗教提高其品位，引導和推動宗教的文化取向，倫理取向、哲學取向。\n3.從功用角度看，世界上都在搞Internet，搞信息高速公路建設。雖然信息高速公路已被西方所壟斷，但若把大藏經電腦化，推向信息高速公路，對世界文化也是做出了貢獻。亨廷頓提倡「文明衝突論」，但我們認為，如能把這項工程完成，其實是一種「文明的對話論」，這將具有很高很深的含意。以中華民族恢宏的氣魄和博大的胸懷是能夠與西方文化對話的。我們不怕滲透，也需要更積極、更主動地吸收外來文化的優秀成果，有效地抵制滲透。大藏經工程是否有這幾方面的意義，還要請在座的專家學者論證。\n宗教局在這件事中將起到什麼樣的作用呢？這項工程作為重要的宗教文化事業，將涉及許多宗教事務，我們將儘我們的力量，做推動、協調工作。通過開這個研討會，爭取形成一個可行性的報告；與有關部門聯係，取得他們的支持；請高僧大德領銜掛帥；還要發揮社會主義辦大事的優勢；最後落實到專家學者們艱苦卓絕的勞動上。宗教局就是具體辦事，具體服務。\n二.結束語（1996年4月10日）\n講三句話。\n1.見仁見智，很受教益。\n通過兩天的研討，碰到一系列矛盾：說起來做這件事功德無量，但如何具體操作，工程浩繁，非常艱巨；我們想要搞一個最完備、最精要、最通行的藏經，但人才、經費都是舉步維艱；既要抓住良機，努力去做，又不能輕舉妄動；做這件事，官方不能不管，但主要又得靠信仰者。既要出書冊版，又要出光電版，也是個矛盾。但總之，這些矛盾都體現了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辯證統一。老祖宗留下的寶貴遺產不能丟，電腦和信息時代給我們提供的歷史機遇也不能錯過。古人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我們要為子孫留下方寸地。\n2.愚公移山，眾志成城。\n這項工程要分三步走。第一步，策動。第一要得到中央的重視，全民的關注，尤其是全體佛教徒的關注。要形成一個會議紀要，搞好宣傳工作。第二要仔細研究，出一本書，對這項工程作出具體科學的論證。第三要寫出報告。這項工程要採取民辦官助的形式。以中國佛教協會、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國綜合研究開發院聯合起草一個報告，我局協助爭取有關部門支持。第二步，啟動。如果各方面條件具備，宗教局出面做以下工作：（1）組織機構問題，組織佛教界和專家學者形成類似工程指導委員會式的組織機構，並組成工作班子。（2）經費問題，有幾條路：一是靠佛協吸引信仰者集資。二是依託某一名山大寺、高僧大德。三是成立一個基金會作為後援。四是同國際慣例接軌，講求經濟效益，實行自養。（3）具體實施按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一方面電腦版先行，建立數據庫；另一方面趁老專家健在，組織班子搞前期編纂工作。兩方面要互補，佛學專家學點電腦，電腦專家粗通佛典。第三步，滾動。這涉及到對遠景的規劃。臺灣雜誌說，「電子佛典萬馬奔騰，亟待整合」。問題是如何整合，怎樣保持知識產權。我們要佔據制高點，把海內外、國內外的有關的資料都彙聚到我們的大藏經之內，要海納百川、有容乃大，要有大海吞雲吐霧、百川歸流的魄力。將來還可以考慮開一個國際性的會議，把世界範圍的專家學者請到一起，達成一致意見，成立一個國際性的協調機構。當然這屬於浪漫主義的遠景目標。\n3.要有民族精神，誓願精誠。\n我們要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這一大藏經的工程就屬於民族復興工程。像吳立民先生說的，要有三力合和：即要有功德力，發本誓悲願；又要有「佛的加持力」，得到信仰者的廣泛支持；還要有法界力，要靠中央、靠政府，靠社會主義社會的優越性。總之，這一工程困難會很大，但正因為它難，纔更有價值。我們要有信仰者那樣的執著追求精神。就像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說的，馬克思做了那麼多努力，他還是死了，但後人在他的成就面前會流下崇高的眼淚。\n關於新編漢文大藏經的意見\n吳立民\n漢文大藏經，自唐《開元錄》一直到日本《大正藏》，迄今已有二十多種版本藏經，在各個不同歷史時期，都曾作過奉獻和起過作用，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寶貴的文化遺產。現在完整的佛教和完整的佛藏基本上都在中國。為融合古今中外一切佛法，以適應世界佛教時代，普攝人間群機，實有重新編修漢文大藏經之必要。有鑒於斯，近幾十年來，有志弘法之士，莫不關注此事。臺灣有中華佛教會屈映光等修訂《中華大藏經》之纂輯，佛光山有《佛光大藏經》的編印，大陸前有周叔迦先生集中木刻經板刊印《金陵大藏經》之策劃，呂澂先生有《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之著作，現有中國古藉領導小組重修《中華大藏經》之出版。但茲事體大，既非一人一地之力，亦非一朝一夕之功，非法緣成熟，難以完全辦好。目前收輯較備，流通最廣的仍推日本《大正藏》。惟《大正藏》亦有二失：一是體例不儘如法，有小乘經典列入大乘，而大乘經典又列入小乘者；有顯教經典列入密教，而密教經典又列入顯教者。寶積與大集性質相近而別分兩類；釋經宗論與諸宗關係密切而混淆不清。二是收集不夠完整，有些佚書未收，有些應入藏而未入；藏傳、南傳、漢譯重要著述，如宗喀巴《菩提道次第論》、《密宗道次第論》、覺音《清淨道論》等均未收入。且《大正藏》出版至今已七十餘年，新著新譯可入藏者不少，雖有續藏，未能顧及。三是實用不大方便，有些經論，一直沒有斷句標點，校勘索引很不精審，錯訛太多，圖像零亂無序，應有附錄全付闕如。而且《大正藏》為日本所輯，非中華所出，許多中土著述未能收入。作為現存佛教和佛藏最完整的中國，理應重新編修中華大藏經。而由國家主修現正印行的《中華大藏經》，除版本校勘有其優勝外，體例一仍其舊，收集未見完整，更不方便實用，且價值昂貴，非常人之所能問津。因此由中國佛教協會籌劃重新編修一部漢文大藏經，是非常必要而適時的。新藏名為《金陵大藏經》，或另行命名如《無盡意藏》亦無不可。如巴利語三藏完成漢譯，藏漢兩部大藏又完成對勘互譯，則不但完成了中國佛教三大語系的典藉總集，而且將是世界上最完整的佛教典藉總彙——集人間法藏之大成。那纔是真正最理想最完備的中華大藏經。\n綜合現代各方對修藏的意見，誠為印順法師所說，可概括為四大要求：一是「求其精要」，這屬「選藏」工作；二是「求其完備」，這屬「續藏」工作；三是「求其通順易曉」，這屬編譯「語體（白話）文本」工作；四是「求其傳佈世界」，這屬「將漢藏譯為世界各種語文版本」工作。後兩種要求是性質不同的另類問題，可不與前兩種要求混淆，納入重修新藏之列。這樣，編修新藏的要求，主要是兩條：求精與求備。求精就要選，就要如理；求備就要全，就要如量。二者看似矛盾，實乃相輔相成。其間就要求編，求編就要法，就要如法，這就是第三條，也就是在「選藏」、「續藏」的基礎上更深層次地「編藏」。從當機出發，新編大藏，要突出三大特點：\n一、體例的科學性——就是分門別類，要如理如量，既要契合佛法的根本教義和歷史傳統，又要當機創新適應現代圖書科學分類方法和學科分類與代碼的國家標準，使新藏本身就體現出佛法圓融大小乘，圓融顯密教，圓融世、出世法的圓融性。\n二、收集的完整性——就是完備齊全，要包括漢傳、藏傳、南傳三個語系的漢文譯著以及日、朝、韓、印、斯、緬、泰等國乃至歐美的漢文譯著。這就需要譯經工作相與配合。譯經工作有三，即（一）、譯巴利語三藏為漢；（二）、漢藏大藏經對譯，主要是藏譯漢；（三）、今譯，即近現代世界佛學名著譯漢。此外還要搜求佚書，收集《房山石經》、《敦煌寶藏》及藏外佛書，乃至與佛教有重大關聯的非佛教典籍，收集完整齊備，使新藏本身就體現出佛法具足三藏一味，九乘差別，具足世法、出世間法的圓滿性。\n三、實用的方便性——就是方便實用，不僅便於供奉、收藏、流通，而且印刷精美，便於翻閱，切合實用，經濟實惠，使讀者生歡喜心，恭敬心，得到法益受用。要求標點逗句，提供系統圖像，編好各種索引，附錄必要資料，包括悉曇、音義、曲譜、年表、曼荼羅、比較圖、對照目錄等等，宋體紙型編排印刷，製圖、插畫、美編、裝潢等等，儘可能採用現代化手段。無論是光盤或紙型，但必需保留傳統優點，發揚金陵刻經處木版線裝的莊嚴美觀的傳統優勢，使新藏本身就體現佛法方便善巧，出入一切門示現無礙的圓成（用）性。\n要編好這種具有中國特色，能適應現代走向世界，真正能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新編漢文大藏經，關鍵要抓好四個基本點，即做好四項基本工作：一是定好體例，二是編好目錄，三是選好版本，四是搞好標點。\n一、定好體例。即首先解決分門別類的部類問題。綜觀歷代藏目，自《開元錄》立其範疇，至元代慶吉祥作《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一度變更。《開元》以大小乘各分經律論，《至元》以經律論各分大小乘；《開元》大小乘經分重單譯，《至元》不分重單譯。《南藏》、《北藏》、《嘉興》、《龍藏》等遞相倣傚。明寂曉《釋教彙目義門》，改革部類，合併經律論雜，分為華嚴、阿含、方等，般若、法華、涅槃、陀羅尼、聖賢著述八部，此就五時說教順序，第四時方等賅括寶積、大集，第五時則分為法華、涅槃。此乃創新之分類，但後世各藏均無倣傚者，惟《閱藏知津》及日本《縮刻藏》效其華嚴居首。說者謂古代各藏以般若居首，般若為諸佛之母，《義門》、《知津》、《縮刻》以華嚴居首，華嚴為諸經之王。實則華嚴不僅經中之王，亦居五時之首也。《大正藏》則以阿含居首，取其由淺入深，由小入大之意。明智旭《閱藏知津》又另起爐灶，別開蹊徑，日本《縮刻》，略仿《知津》，《大正》亦本《知津》而加變革。就中國言，藏經雖多，所分部類祇此《開元》、《至元》、《義門》、《知津》四種。日本《縮刻》、《卍字續》皆具義例，《大正藏》殆集各藏之長，如前所述，還不儘理想。晚近學者，諍論頗多，見仁見智，各有所得。按古代印度傳譯佛書，約時代而豎分，不出聲聞藏、菩薩藏、秘密藏三大類；約內容及文體而橫分，即不出經、律、論、雜四藏。從印度發展到中國三大語系的佛書，則不能不考慮到密乘與禪宗諸書，勢必要立密藏與禪藏。密藏亦有先例，意見不大；唯立禪藏，異議頗多。近世紀來，由於佛法傳入西方以及近代文化的影響，治理佛學方法，多少與古代不同，使用之語文，研究之論題，更為廣泛，體裁與內容，都與古代有很大差別。因之近現代著作除可納入經、律、論、密、禪五藏中外，其他均可攝入雜藏。這樣，就以經、律、論、密、禪、雜六藏來分類，每類之下再按大小乘法門及世法學科性質分目。其詳將另擬新編漢文大藏經的體例說明。\n二、編好目錄。即按所定體例分門別類編目。過去上海佛學書局曾油印有《五種大藏經目錄彙編》、呂澂著有《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現在有臺灣出版蔡運辰編著的《二十五種藏經目錄對照考釋》，甚為詳盡。最近我所又訪得社科院有人編有《近百年來重要佛書目錄》及《近百年來重要佛學論文目錄》，中國佛教圖文館編有館藏《藏傳佛教漢譯著作目錄》，成都黃顯銘補足日本宇井伯壽編的《西藏大藏經總目錄》而撰成的《藏漢對照西藏大藏經目錄》，藏學研究中心正在編纂《藏漢大藏對勘總目》。這些都為編好新藏提供了資料條件，我們擬在上述各種目錄以及更加廣泛採集拾遺的基礎上去粗取精，揚長避短，融會貫通，按新定部類體系，重新編寫漢文大藏經總目錄。\n三、選好版本。實即解決異本歧出之書的校勘問題。各藏之有校勘，始於日本《縮刻》而繼以《大正》。因《縮刻》、《大正》皆以《高麗藏》為本，論者謂《麗藏》錯誤較少，核之殊未盡然。所以行家大都主張中華修藏，應自擇善本。國家主修的《中華大藏經》頗致力此，應吸其成果，以免重勞。臺灣學者蔡運辰在其所編著《二十五種藏經目錄對照考釋跋》中，曾提三項方案，可以參考研究。因新藏必須標點文句，作好校勘，更為必要。校勘之法，或以一本為主，分註各本不同之字句，《縮刻》與《大正》皆然。或就各本擇善而從，而仍註明餘本之不同字句，古藉中頗有此例。或就各本中擇善而從，不註餘本之不同字句，《頻伽》所校《一切經音義》用此法，論者謂其未免過於自行，使古書失其真正面目，不宜倣效。凡此均須研究，慎重而定，萬無一失，裨臻完善。\n四、搞好標點。此即解決經藉斷句問題。由於佛法深奧，一字多義。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一般標點符號，難以準確表達句義，甚至造成誤解或障礙。因此對佛經標點，擬採用古藉逗句辦法，僅用逗號、句號，以示斷句；或用「．」、「。」兩點以示斷句。以「└」號於兩行底交以示分段。如何是好，均應從長計議，深入研究。\n做好上述四項基本工作，則編藏工作基本可以完成。這是前期工程，後期工程即為印藏工作。印刷發行工作雖仍繁重，但有前期基礎，即可交叉配合進行。其實施方案將由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與金陵刻經處擬定。\n新編漢文大藏經，是人類文明建設的根本大事，是續佛慧命、當機弘揚佛法的根本大事。顯實相於文字，轉法輪於經藏，化干戈為玉帛，挽共業以淨行，誓願精誠，眾生祈求，諸佛加持，人天護佑，全力以赴，圓滿成就。\n編譯南傳大藏經緣起\n吳立民\n佛教在印土流行，從公元前六世紀至十二世紀，約有一千八百年歷史，大致可分三期：初六百年，為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形成時期；中六百年，為大乘顯教發展時期；後六百年，為密乘佛教流行時期。初期佛教以上座、大眾兩部為主，三、四百年中分化為二十個部派。其中上座部分南北二傳，南傳上座部，在阿育王時期傳入斯里蘭卡，先後又傳入緬甸、泰國、越南、柬埔寨等地。公元七世紀後又自緬甸傳入中國雲南，迄今流行於雲南傣族等幾個民族地區，形成中國巴利語系的上座部佛教。巴利語系的佛教，基本上使用巴利語原典——巴利語的三藏經典，就是巴利語系的南傳大藏經，其中一部分譯成了少數民族文字，在傣族各地區成為傣族文化的主體。印度中期的大乘佛教，主要是龍樹——提婆的中觀系統和無著——世親的瑜伽系統，於公元二世紀傳入中國漢地，公元七世紀又自漢地和印度傳入中國西藏。印度中期、後期的佛教，在中國形成漢語系和藏語系兩大佛教。特別是印度後六百年的密教，包括早、中、晚三期的密教，從八世紀開始全部傳入中國西藏，一直流傳至今。現在流傳於中國的三個語系的佛教，是全面地繼承了印度歷史上的一千八百年分為三期的佛教，而且結合中國實際又大大地發展了，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可以說，世界上完整的佛教和完整的密教都在中國。中國三大語系佛教典藉的總集，便是南傳大藏經、漢文大藏經和藏文大藏經。這三部總集，不但反映了印度佛教典藉的全貌，而且彙集了中國佛教典藉的精華。可以說，世界上完整的佛典也在中國。但不足的是：第一、巴利語三藏大都沒有譯成漢文；第二、漢藏兩部大藏，沒有對勘補譯；第三、世界佛學名著，漢譯太少。正因為如此，在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大德的領導下，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特列「譯經」一項重要工作，欲以彌補以上三項之不足，裨三大語系佛典總集，全臻完善。\n巴利三藏，世界上已有十多種文字系統譯本，唯獨漢文譯本至今僅有零星的單品，這不能不說是我國佛教譯經事業的重大缺陷，實是一件很大的憾事。古代漢譯諸經中，雖有些典藉與巴利經典「相當」，如「四阿含」，但並非譯自蘭卡大寺部的巴利語傳本，而是譯自其他部派的梵本或西域諸語本，所以兩者之間仍有區別。雖可資比較研究，但不能籠統地直說「某經同於某經」。1943年成立的「上海普慧大藏經刊印會」本計劃出版北傳、南傳全部經典，但勝緣未具，南傳巴利三藏祇從日譯轉譯六冊為漢，包括夏丐尊譯的《小部》二冊在內，共七十三經，一百五十個本生故事及《發趣論》。在趙樸老的支持下，1981年中國佛協葉均譯出《清淨道論》，1985年譯出《攝阿毗達磨義論》，並重譯《法句》。1985年郭良鋆、黃寶生合譯出《佛本生故事選》，1990年，郭良鋆又譯出《經集》，1992年，鄧殿臣，威馬萊垃擔尼合譯出《長老尼偈》。以上諸譯，數量有限，未成系統。值得高興的是，在吳老擇先生主持下，臺灣元亨寺成立「南傳大藏經編譯委員會」，從1988年開始系統地漢譯，據傳已譯出四十餘卷，但仍係採用日譯本轉譯為漢的辦法。「功成不必在我」，對於所有從事南傳譯漢工作的個人和組織，我們都讚歎隨喜，願與合作。\n南傳大藏經系統漢譯的工作起步較晚，困難很多，關鍵在於人才的培養。有鑒於斯，趙樸老指示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必須把譯經事業、學術研究和培養人才三者很好結合起來。從三十年代起，樸老就先後支持三批「五比丘」留學斯里蘭卡，期望南傳大藏系統漢譯工作及南傳佛教弘化事業在中國有個新的突破和劃時代的發展。為此，從1992年起，在極端困難條件下，我所開始籌措南傳大藏的系統漢譯的編譯工作，並取得南京金陵刻經處的大力支持與合作。我們的編譯主要堅持兩個原則：一個是忠實原典，尊重真譯，源自巴利，如同巴利。即或是轉譯自日文、英文的也一定要以巴利語直校，審覈無誤，不能來自傳譯，又復重譯，這就是堅持「信」的原則。二是譯經如經，通達明白，既非純文，亦不全白，儘力發揚佛經翻譯的優良傳統，充分顯示文字般若的圓通功能，這就是堅持「達」與「雅」的原則。合乎這兩條原則的譯著，我們用而編之；不合乎這兩條原則的，我們則組而譯之。編譯一本，我們就印行一本。我們知道，「茲事體大」，非少數人之所能為力，也非短時期之所能完事，即使全藏編譯竣工，也還有對勘、比較、研究諸多事業需要繼續開發、發展。但愚公移山，後繼自有來人；集腋成裘，眾志必定成城。中國佛教三大語系的典籍總集，終將在我們這個時代中國脊樑的新人手裡完成。我們期待所有有這個願行的大德長老、仁人志士給予我們指導、贊助、隨喜、護持與合作。\n大藏經及其光電版編芻議\n方廣錩\n大藏經是我國漢文佛教典籍的總彙，它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結晶，曾對東方世界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南北朝以來，歷代都把修造大藏經作為一件重要的事業。以至出現每個朝代都要修正史，每個朝代都要修大藏經這麼一種人文景觀。當前，在我國，從大文化角度看待佛教，在承認佛教的宗教性的前提下，充分認識它的文化品性，從而認真研究與評價它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與影響，以及在新時代社會文化構建中的作用，已經越來越成為人們的共識。在國際上，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在不同文化體系的背景中成長起來的東西方各國人民，必須加強相互的交流與理解，必須繼承與發揚人類傳統文化中一切優秀的成分，以共同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而曾經影響了並至今仍影響著東方世界廣大區域與人民的佛教，也因此而日益為國際所重視。在世界三大系佛教所保存的典籍中，漢文大藏經保存的資料數量最多，時間跨度最大，覆蓋的部派與地區也最廣。所以，巴利語三藏與藏傳甘珠爾、丹珠爾固然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漢文大藏經則顯然更加值得我們重視。正因為存在著這樣的社會歷史背景，近幾十年來編輯新的佛教大藏經的熱潮方興未艾，並向光電化的方向急速發展。這種熱潮將在一段時間內繼續下去並持續高漲，我們必須予以充分的注意。\n佛教發軔於印度，興盛於中國。尤其以漢文佛典為載體的漢傳佛教更是在中國孕育成長，發揚光大，並影響東方世界，故世界稱中國為佛教的第二故鄉。近代以來，世界的佛教研究基本上沿著梵文佛典、巴利語佛典、藏文佛典的道路前進。由於種種原因，對梵文佛典、巴利語佛典的整理，我們都落在世界的後面。如果我們在漢文佛典的整理研究方面再落後於世界，則實在愧對祖先，愧對「佛教第二故鄉」的稱號。目前日本、韓國、美國等國家以及我國臺灣地區都比較重視這一事業，將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其中。我們實際上已經處在相對落後的地位。對此必須有清醒的認識。當前世界已經進入信息社會，在信息社會中，知識產權在社會財富中所佔的份額將越來越大。大藏經是我們祖先留下的一份知識遺產，我們不能讓這一份遺產的知識產權喪失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中。當然，我們有自己的優勢，如果把這種優勢發揮出來，急起直追，完全可以在漢文佛教典籍的整理方面做出應有的貢獻。\n當前，討論編纂一部代表當代最高水平的大藏經，可以分解為如下四個方面：\n第一、有沒有必要編纂這樣的大藏經？\n第二、應該編纂一部什麼樣的大藏經？\n第三、有沒有可能編纂成這樣一部大藏經？\n第四、怎樣來編纂這樣一部大藏經？\n下面分別談談。\n一\n關於編纂一部高水平、高質量、權威性的大藏經的重要意義及其必要性，諸位先生已經談了不少。歸納起來大體可以有如下幾個方面：賡續我國歷史傳統，弘揚民族優秀文化；提高佛教的文化品位，引導佛教的發展趨向；佔據佛教文化制高點，激勵民族奮發精神；加強民族交流，促進民族團結；增進中華民族凝聚力，促進祖國和平統一；打開國門，走向世界，積極參與世界文化交流等等。對於上述觀點，我都完全贊同。在此想就二個問題談點補充看法：\n一、正確看待佛教在歷史上與現實中的作用\n這個問題看起來與編藏無關，實際上不然。我們現在要編一部體現當代水平的大藏經，除了需要廣泛動員佛教界、學術界的力量之外，還需要社會各界的理解與支持。但現在社會上，甚至包括佛教界、研究界的某些人對佛教在歷史上與現實中的作用未必都有統一與正確的認識。因此，有必要加以探討與宣傳。\n我認為，對佛教在歷史上與現實中的作用，必須客觀地、全面地、歷史地、科學地予以評價。佛教是一種宗教，既然是宗教，必然有其負面的社會作用。但是，對佛教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不同階級的人群中的實際社會作用，以及對這種社會作用的科學評判，必須用歷史的眼光，作實事求是的具體的分析。我認為，佛教的社會作用應時空與社會條件的變化而變化。有時是負面的、消極的；也有時是正面的、積極的。兩者都不可抹殺，也不能用一方面去否定另一方面。\n另外，我們必須看到，佛教不僅僅是一種巨大的宗教存在，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巨大的文化存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個方面都有深刻的影響。當然，佛教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具體影響，也必須一分為二地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既不可因其消極方面掩蓋其積極方面，也不可因其積極方面忽視其消極方面。但應該指出的是，如果說在宗教層面上，佛教的消極面要大於它的積極面的話；則在文化層面上，佛教的積極面要大於它的消極面。\n當前我們正在建設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不是憑空架構的樓閣，必然是在對傳統文化進行全面揚棄的過程中產生，其中就包括佛教文化。因此，繼承佛教文化的優秀部分是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之必須，是今天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之必須。而編輯新的大藏經則是其中極其重要的一個方面。我想，就歷史經驗而言，在我們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如果社會各界能夠就上述問題達成共識，則無論對我們正在討論的大藏經編纂，還是對佛教的健康發展，都有重大意義。\n二、正確看待大藏經文化\n思想主要靠典籍來傳述。正因為有了典籍，思想的傳播纔能超越時間與空間。佛教於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在兩千年漫長歲月裡，佛教已經融化在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血液中，成為與儒、道鼎足而三的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大藏經就是中國佛教世代精華的積累。南北朝以來，歷代都把編纂大藏經作為弘揚文治的一個重要內容，每個朝代都有官修或準官修的大藏經，不少朝代還編纂了多部。編修大藏經已經與歷代都要修正史一樣，成為具有充分文明自覺的中華民族的一個歷史傳統，這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是獨一無二的。\n但是，與意識形態中儒釋道三家鼎立的格局相適應，我國古代以儒家為主導的學統及建立在這一學統基礎上的傳統圖書庋藏制度卻把大藏經排除在外。儒家設計的經史子集四部書體例，雖然作為與其他諸子百家並列之一家，在「子部」中設立了一個「釋家類」，但所收均為中國人的佛教著作，絕對不收大藏經。在正統儒家眼中，佛教作為異端，與小說、戲劇等「小道」一起受到排斥。1900年敦煌藏經洞被發現以後，發現者王圓籙立即向縣衙門作了彙報。但主事者所以把這批文物又交由王道士自行保管，重要原因之一在於它們主要是一批佛教典籍，所以不被這些由儒家科舉制度出身的官僚們所重視。近代以來雖然有梁啟超、王重民、姚名達等有識之士的重視，但上述那種傳統的觀念並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以至直到現在，不少目錄學家一講目錄學，就是傳統的四部書目錄學，不知道唐代佛教目錄學的水平遠遠超出同時代的四部書目錄學。一講善本書就講經史子集的宋元版如何珍貴又如何稀有，而不重視同一時代的宋元版大藏經。不少圖書館收藏著整部大藏經、大藏經零本以及許多其他佛教典籍，但長期任其堆置，無人整理與編目。因此，現在我們有必要在講清佛教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有機組成部分的同時，講清大藏經與其他佛教典籍也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載體。大藏經固然屬於宗教著作，但內容並不局限於宗教，還涉及哲學、歷史、語言、文學、藝術、音韻、天文、地理、曆算、醫學、建築、繪畫、科技、民族、社會、中外關係等諸多領域。因此，它不但是我們研究佛教的重要資料，也是我們研究中國文化、東方文化不可或缺的資料。在世界日益縮小，交流日益擴大，人們正在研究如何構築世界新文化的今天，它將成為中國人貢獻給世界文化的一份瑰寶。因此，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有責任愛護它、宣傳它，為它的進一步完善與發展而貢獻力量。\n二\n編纂一部什麼樣的大藏經？首先是指導思想，其次是編纂標準。\n先談談指導思想。\n本世紀以來出現過兩次編纂大藏經的高潮，第二次高潮目前正方興未艾。參考國際、國內已經編成、正在編纂以及將要投入編纂的各種大藏經，展望未來世界的發展潮流，我們應該編纂一部什麼樣的藏經呢？\n在這裡，國家「863計劃」對我們可能有一定的啟發。\n「863計劃」討論科研立項時，有這麼幾條基本原則：國外已經有，而我們又能夠進口的項目，不搞；國外已經有，但對我們封鎖的項目，要搞；國外還沒有，我們搞了就有知識產權的，要拚命搞。\n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要編纂大藏經，就要樹立高標準，要出新，要編纂出世界第一流的，有權威性的，在佛教歷史上將佔據制高點的大藏經。\n古今中外編纂的大藏經，總數在四十部以上，我們現在已經掌握實物的，也有三十多部。我們在這世紀之交編纂的大藏經，應該是集中這三十多部大藏經的優點於一身，而又有所創新，有所前進，真正反映二十世紀的最高水平，而又能起到開創二十一世紀佛教研究新局面的作用。\n總之，我們的指導思想應該是：編纂出一部繼承歷代藏經的優秀傳統，體現當代佛教文獻學的最高水平，對接未來世界發展大勢的最有權威性的大藏經。\n其次談談藏經標準。\n什麼樣的大藏經纔能夠體現上述指導思想呢？\n我曾經提出「藏經三要素」這一觀點，按照這個觀點，一部優秀的大藏經應該達到如下三個標準：資料齊全、編排科學、使用方便。新編的大藏經也應該符合這個標準。\n一、資料齊全\n大藏經本是漢文佛教資料的總彙。所以，所謂資料齊全，原則上應該把古今中外所有的漢文佛教資料都收集起來，納入新編的大藏經中。\n我國早期的大藏經有各種形態，入藏標準互有不同。如果研究一下標準的演變，可以看出有明暗兩條線。從明線說，翻譯典籍具備必然入選的資格，而中華撰著則祇有候選資格。亦即早期大藏經基本上祇收域外翻譯典籍，有的藏經酌收若干中華佛教撰著。但一般來講，祇有史傳、音義、目錄、感應興敬等毗贊佛教有功的中華佛教撰著纔有候選資格，予以入藏。在這裡，《開元釋教錄．入藏錄》是最典型的例子。然而，標準的具體掌握與寬嚴總隨著人們觀念的變化，並應時代、應國家、應編纂者之不同而異。由此，又出現一條暗線，亦即對中華佛教撰著的入藏標準不斷在放寬，並不僅僅局限在「毗贊有功」四個字上，以至凡屬與佛教有關的著作幾乎都有入藏的資格，從而使越來越多的中華佛教撰著被收歸入藏。這其實也說明後人對大藏經的理論有了發展。這一條暗線，在《高麗續藏》、明《嘉興續藏》、《又續藏》及日本《卍字續藏》中體現得越來越清楚。不過，由於種種原因，中華撰著的入藏往往帶有一定的隨意性，缺乏全面的規劃與嚴格的審訂。\n我們現在編纂大藏經，到底是遵循上述明線標準還是暗線標準？\n如果採用明線標準。那麼新編的大藏經可以僅收歷代正、續諸藏中的翻譯佛典以及古逸與近現代新譯佛典，對大藏內外的中華佛教撰著，則予以嚴格的篩選，祇收那些所謂「毗贊有功」的少量典籍。但這樣編纂出來的大藏經不可能體現前述指導思想與達到佔據佛教文獻學高峰的目的。因為按照這種方式編藏，其主體部分實際上祇是把歷代大藏經已經反覆刊印過的資料重新整理收納，炒炒冷飯而已。此外，我們說大藏經是中國佛教精華之積累，是研究中國佛教的重要資料，就在於其中保存了大批中華佛教撰著。如果按照上述明線標準，則大藏經實際上成了印度佛教、西域佛教的研究資料，而不主要是中國佛教的資料了。智昇等僧人設立的編纂大藏經的這一明線標準，在古代就受到佛教有識之士的批評，今天自然更不能成為我們遵循的依據。\n如果順應潮流，按照今人的「大文化」與「大資料」的觀點辦事，則應該採採用暗線標準。亦即所有與佛教有關的漢文資料，不管是古人的，還是今人的，原則上統統應該收入。也就是說，除了歷代正藏、續藏外，應該把近年新譯、歷代另本、敦煌古逸、金石文獻、房山石經、叢書類書、個人文集、地方史誌、歷代史籍、今人著述等等所包含的佛教資料全部新編入藏。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我們的大藏經將是空前的資料最完整的佛教大叢書，必然佔據當代佛教大藏經的最高峰，並為開創未來奠定基礎。\n我認為，討論入藏標準的關鍵在於我們如何認識大藏經的功能形態。在古代，與中國佛教存在著義理性佛教與信仰性佛教相適應，大藏經的功能形態也可以分為兩種——義理型大藏經與信仰型大藏經。兩者固然互為依存，但前者的主要目的是保存、研究與弘揚佛教，故把有價值（價值觀念各不相同）的典籍收集起來編纂為藏；後者的主要目的是作為法寶供養，所以有講究外觀的華貴整齊而忽略內容的傾向。我們現在怎麼看待大藏經呢？\n前幾天與樓宇烈先生交談，樓先生談到，大藏經的一大作用是資料備查。我完全同意這個觀點。也就是說，是否可以在傳統的兩大功能之外，給大藏經增加一個新的功能形態——備查型。大藏經就是一個關於佛教資料的圖書館，它的任務就是提供資料。圖書館買書，有的書可能十年、八年沒有人借，但這樣的書還是要買，還是要藏。也許若干年後，這本書會被某個人看中，起到作用。同樣，大藏經也應該把關於佛教的資料儘量收齊，以供有關人員查閱。衡量一個圖書館，藏書的多少是最基本的參數。同樣，衡量一部大藏經，入藏資料的多少也是最重要的標準。把這種備查型大藏經編纂得儘量科學、合理、便於使用，它也就具備了義理型大藏經的功能；這種備查型大藏經由於本身資料齊全，可稱是具足了釋迦如來的八萬四千法藏，自然也就具備了信仰型大藏經的功能。\n上面是從理論的角度談理想的大藏經應該資料齊全，集義理型、信仰型、備查型三種功能於一身。從現實的角度講，我們想要讓自己編纂的大藏經在已有與將有的各種藏經中脫穎而出，具有權威性，不僅在現在、而且在將來的一段時期之內都能夠佔據佛教文獻學的制高點，就必須在入藏典籍方面超過前此所有的大藏經，要力求把與佛教有關的資料一網打盡，包容無遺。道理很簡單，對於一個研究李白的人來講，《太白全集》與《太白選集》，究竟哪一種更有價值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當然，真正的一網打盡，祇是一種理想，在實踐中極難實現。但我們應該向這個方向努力。「取法於上，得之於中；取法於中，得之於下。」我們必須高標準，嚴要求，必須要求儘量做到把有關資料收集齊全，越多越好。\n這裡還必須突出提一下新編入藏問題。\n我們講資料齊全，一層意思是指要把歷代藏經已經收入的典籍收歸入藏，不要遺漏。這一點比較容易做到。由於歷代編藏者的努力，這些資料已經被收集彙攏起來，就好比礦石已經被煉成鋼鐵。祇是有的是精鋼，現成就可以利用；有的是粗鐵，還需要我們加工而已。資料齊全的另一層意思則是我們要把應該入藏而歷代大藏沒有收入的資料也統統收歸入藏。這就是要我們自己去找礦、開礦、煉鋼。據我粗略估計，現存辛亥革命以前的有關佛教資料總數大約在3.5億字左右，其中已經收入歷代大藏經（包括日本《卍字續藏》）的大約為2.5億字，即還有1億字左右的資料需要我們去收集整理。辛亥革命至今的資料總數大約也不會少於1億字。現在我們編纂大藏經，如果祇局限在已經入藏的2.5億字這個圈子中炒冷飯，則不如不編。祇有把眼光放寬到另外的2億字上，纔能突出我們的特色，佔據歷史的高峰，真正編纂出無愧於我們時代的大藏經。也就是說，現在編藏，必須在新編入藏方面下大功夫，做大文章。\n這裡還有四個問題需要討論：\n第一、編藏下限問題\n關於這個問題，學者們有種種不同的意見。有的主張截止到清末，有的主張截止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我認為上述主張從理論上講不符合我國歷代編藏傳統；從實踐上講必然把一大批應該入藏的典籍摒棄到大藏經之外。因此都不可取。\n前面提到，我國有編寫正史與編寫大藏經兩大人文傳統。古代編寫正史，其下限的確都截止到舊王朝覆滅，新王朝誕生。但歷代編纂大藏經，其下限都截止到編藏當時。今天我們編纂大藏經，當然應該遵循這個代代相傳的編藏傳統。此外，中華民國時期乃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新的佛教典籍不斷湧現，其中既有歷代散逸，也有現代新譯，更有今人著作。這些佛教典籍，開創了我國佛教發展與佛教研究的新時代。我們新編的大藏經，理應反映這些新成果。長江後浪推前浪，這是事物發展的規律；不薄古人愛今人，也應該成為我們編纂大藏經的基本原則。祇有容納這些近代以來的最新資料與最新成果，纔能體現時代特色，體現學術水平。\n當然，主張把下限截止到清末或1949年的觀點也有其道理。主要是近現代的佛教著作太多，收不勝收。加之上乘者少，平庸者多。甚至有不少錯誤百出之作，完全沒有入藏的資格。而我們今天的人力、物力都很有限，根本不可能把這些資料全部收羅入藏。即使收羅進來，也是徒耗資財，毫無價值。\n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意見。我認為，平庸的著作乃至錯誤百出的著作也反映了一個時代學術面貌的某一側面。例如當前社會急速向市場經濟導進，在佛教研究界則表現為部分人學風浮躁，著作粗糙。甚至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某些不懂佛教的人也敢動手編寫佛教的書籍。從這個意義上講，上述著作反映了特定社會條件下的特定社會文化的現實情況，也有其特定的研究價值。但我們畢竟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把這些著作統統收入到大藏經中。因此，對於現有的各種佛教著作，就產生一個選擇取捨問題。\n一方面希望大藏經所收資料儘量齊全，最好能夠將有關的佛教資料一網打盡；另一方面由於人力財力有限，必須對現有資料進行取捨選擇。這是一個矛盾。如何處理好這個矛盾？關鍵在於掌握好取捨的標準，也就是掌握好「度」。\n講到取捨標準，就必須兼顧歷史編藏的傳統。如前所述，古代編藏，凡屬根據西域引進原本翻譯的佛教典籍（包括少量與佛教相關的外道典籍）一律入藏。而對中華佛教撰著則依不同標準予以取捨。我認為，這一標準對我們今天編纂大藏經依舊適用。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所謂的取捨標準，主要是對中華佛教撰著而言。由於部分古代中華佛教撰著已經入藏，而按照傳統與慣例，這些典籍應該照舊編入新的大藏經，所以問題實際又歸結為對現存的古今未入藏佛教典籍，應如何確立其入藏標準。亦即應如何確立對中華佛教撰著新編入藏的標準。\n我認為，從理論上講，是否可以按照如下原則確立新編入藏的標準：亦即凡屬有新觀點、或有新資料、或採用了新的論證方法的著作，都必然對佛教研究有所貢獻，從而都應有入藏的資格。在這裡，對所謂「新觀點」，應當尺度從寬。亦即有些觀點，即使現在看來論據不足，似乎不那麼能夠站得住腳，但祇要它發前人之未發，我們就應該允許它存在。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價值體系，但每個時代都會出現一些超越本時代價值體系的新觀點。如果我們在編藏時採取緊縮政策，則一些優秀的觀點就可能被緊縮掉，從而湮沒掉。如果我們採取適度從寬的政策，把它們保留下來，則這些觀點可能會在將來的某個時候大放光彩。\n確立了上述理論原則後，在具體的編藏實際中，如何正確地、全面地、適當掌握上述原則，仍然是一個需要在實踐中認真處理的問題。我想，有兩點是應該注意的。\n首先，標準的掌握，應該有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在此，我們必須吸取古代編藏僧人的教訓。如唐智昇所編《開元釋教錄．入藏錄》，從來被視作編纂大藏經的典範。但該《入藏錄》對中華佛教撰著挑剔極嚴，除了少量因「毗贊佛教有功」被智昇收入大藏經外，絕大多數典籍，包括中國佛教各宗各派闡述自己宗義的重要著作，統統被排斥在藏外，任其自生自滅，不少著作因而湮沒無聞。這是中國佛教的重大損失，智昇無從辭其咎。今天我們編纂大藏經，要把應該收入的典籍全部收入，給後人多留一些資料。而不要採取智昇那樣的態度，讓後人再來批評我們。\n其次，「標準」也者，應該是客觀的。因此，我們不能以編藏者本人的好惡來衡量一部著作能否入藏。當年編纂《四庫全書》，館臣們按照滿清封建王朝的標準，把一大批著作剔除在外，以致今天人們需要重編《四庫存目叢書》，而《存目》中的不少書籍現在已經亡佚無存，不能不使人感到遺憾。今天我們編輯大藏經，不應該再使後人產生類似的遺憾。\n前面談到，平庸乃至錯誤百出的著作也有其特定的價值，但我們又不可能把它們收入大藏。那麼，如何處理這些書籍呢？我以為可以用編纂目錄與撰寫提要的方式保留它們的概貌。亦即凡是沒有收歸入藏的著作，一律以目錄與提要的形式予以著錄與反映。後人可以根據目錄與提要瞭解它們並進行研究。這種目錄與提要的另一個作用則是對我們工作中可能產生的疏漏的一種補救措施。因為我們雖然計劃把一切有價值的資料一網打盡，但這祇是一種理想。在實際編藏工作中是否能夠完全實現這一理想，還需要打一個問號。我們祇能儘量去做而已。所以，如果能夠把所有不入藏的資料全部以目錄與提要的形式予以反映，則等於設立了一條後衛防線。如果我們有疏漏，後人可以依據這個目錄與提要，尋找他們需要的資料。\n第二、國外漢文佛典問題\n眾所周知，漢傳佛教遍佈於漢字文化圈。地域包括日本、朝鮮、越南。這些國家古代都使用漢字，當時這些國家的僧人所撰寫的佛教著作也都屬於漢文佛教撰著。那麼，新編的佛教大藏經是否應該把這些著作也收羅進來呢？\n這裡實際又涉及這樣一個理論問題：我們說，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在新的條件下醞釀發展為中國佛教，從而使中國成為佛教的第二故鄉。這就是說，中國佛教雖然以印度佛教為源，雖然與印度佛教同屬佛教文化圈，但它實際上已經卓然獨立，成為與印度佛教有著許多顯著不同特點的新的派別。那麼，中國佛教傳播到朝鮮、日本、越南等東亞各國，共同形成漢傳佛教圈之後，朝鮮、日本與越南的佛教與中國本土佛教到底是什麼關係？是雖然流傳區域不同，但在理論與實踐上並無什麼實質性的差異？還是已經獨立成為與中國本土佛教具有不同性質的朝鮮佛教、日本佛教與越南佛教，成為漢傳佛教圈中新的支派？如果說上述三國的佛教與中國本土佛教沒有質的區別，則上述三國古代僧人的佛教著作自然應該是研究中國佛教的重要資料之一。如果說上述三國的佛教也已經卓然獨立，則三國僧人的著作更主要的反映了本國佛教的情況。這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當然，我在上面如此提出問題本身，就已經把一個複雜的問題簡單化了。實際上，佛教中國化有一個過程。如果說存在著佛教朝鮮化、日本化、越南化的話，必然也有一個過程。因此，不能簡單地以國別為標準來區分這些著作對中國佛教研究的價值。\n我主張上述三國的佛教仍然屬於漢傳佛教圈，但也必須看到佛教傳入上述三國後，與各有關國家的具體條件相結合，產生一些不同於中國本土佛教的新特點，成為漢傳佛教圈中的新派別，因此，上述三國僧人的佛教著作可以分成多種情況。有的是由來華的留學僧寫的。這些留學僧中的不少人長期居留中國，有的甚至終生不歸，如玄奘門下的圓測等。他們對中國佛教的發展也做出了貢獻，他們的著作理所當然屬於中國佛教的範疇。有的是由短期在中國留學的僧人撰寫的關於中國佛教的著作，如日本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等，是我們研究中國佛教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有的是由親鸞這樣僧人完全依據本國的實際情況編纂成的佛教著作，這一類著作基本上應算作研究該國佛教的資料。也有的如新羅元曉，他的著作既參與中國佛教對若干佛學問題的討論，又是研究新羅佛教的寶貴資料。總的來說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與中國本土的佛教有關，一類與中國本土的佛教基本無關。但世界上的事情是複雜的，不少問題往往很難截然分開或判斷其性質。\n由此，我認為對古代外國僧人的漢文佛教著作，應該區別情況對待之。對與中國本土佛教有關的著作，毫無疑問應當收歸新編的大藏經。對於性質一時難辨的，也不妨收歸入藏。至於明確與中國本土佛教無關的，祇要人力、物力諸方面許可，也應該收入。我們中華民族本來就有這種兼蓄博收的廣大胸懷，現在應該更加發揚光大。即使一時條件有限，暫緩入藏，最終也應該把它們收進來。\n第三、梵巴藏佛典及近代佛教著作的翻譯問題\n大而言之，佛教可以分為印度佛教、南傳佛教、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所傳承的分別是梵文（包括各種印度俗語）典籍、巴利語三藏、漢文大藏經、藏文甘珠兒與丹珠兒。與印度佛教已經衰亡相應，梵文典籍也已經雲散，目前僅有少量尚存。其他三大語系的佛教流傳至今，其典籍也保存完整。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我國是世界上惟一的三大語系佛教俱存，三大語系佛教典籍保存完整的國家。因此，編輯大藏經，從廣義的角度講，不僅僅包括漢文大藏經，還應該包括巴利語三藏與藏文甘珠兒、丹珠兒。正是出於這種考慮，八十年代初計劃編纂《中華大藏經》時，便有分階段逐步編纂漢文部分、藏文部分、傣文部分的設想。如今，《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的上編已經編纂完成；藏文部分的編纂已經正式展開。繼續完成《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的下編，以及按照原計劃編纂《中華大藏經》的藏文部分與傣文部分，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繁重的任務。\n上面祇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是梵巴藏等佛典的翻譯。亦即將現存的梵巴藏等佛典全部翻譯成漢文，使我們的漢文大藏經包羅現存印度所有佛典及三大語系所有佛典，成為世界上最為完備的大藏經。這是我國佛教界、學術界想了近百年的事，它對中國佛教的健康發展，對中華民族的團結與交流，對佛教圈各國的團結與交流無疑都有著重要的積極意義。不過茲事體大，需要認真規劃統籌，組織與培養人材，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成就。我以為不妨根據現有條件，先做起來。至於將來怎樣，祇好有待各種因緣條件之成熟了。\n與此事相關的是近代國外佛教學者名著的翻譯。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這些書籍的翻譯對我國佛教研究的進一步深入自然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不過，我以為這類書籍翻譯後可以專門編為叢書，不必編入大藏經。因為它們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佛教藏經，其原文也不是漢文。\n第四、形象性資料問題\n除了文字性資料外，還應該考慮收入關於佛教的各種形象性資料。其內容，除了《大正藏》的「圖像部」所收的圖像外，還應該包括雕塑、繪畫（包括壁畫）、建築、法物器具等其他非文字的形象性資料。\n二、編排科學\n任何一部成功的叢書，總要有一個的結構分類，以把所收納的典籍組織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大藏經也不例外。這裡包括兩方面的問題：藏經的總體結構應如何科學地設計；某些具體典籍應如何正確地歸類。\n我國大藏經的總體結構，是從南北朝到盛唐，經歷了數百年的反覆研究，纔由智昇基本確定的。智昇確定的大藏經結構垂範千年，為人們所稱道。但這一結構也有缺點，即受中國佛教重大輕小的傳統及某些派別判教思想的影響。「因此，他沒有，也不可能考慮到怎樣努力用大藏經的結構來反映佛教發展的歷史線索。」明代我國僧人曾經對智昇確立的大藏經結構體系進行變革，但祇是採用不同的判教體系而已，其指導思想則沒有任何改變。本世紀日本《大正藏》纔真正打破古代的傳統，改用現代科學的眼光來看待佛典並進行分類。《大正藏》的分類實踐固然還有不少問題，但它在佛藏結構分類方面的開創性功績應該充分肯定。此後，不斷有學者從各個不同角度提出新的分類方案。臺灣《佛光藏》也正沿著《大正藏》的同一思路進行佛藏結構的新的探索。這些探索都值得肯定。在我國大陸近幾十年來影響較大的是呂澂先生的《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目前有的圖書館依據這部目錄整理館藏佛教典籍，也有先生主張依據這部目錄編印新的大藏經。但我認為這種主張不可取。呂澂先生的目錄在不少具體經典的審定上用功甚大，許多具體結論都值得我們參考與吸取。但該目錄在總體結構上沒有擺脫中國傳統大藏經的重大輕小及判教思想的影響，還在傳統的大藏經結構中轉圈。因此不能作為我們今天編纂大藏經的結構基礎。\n我認為，設計新的大藏經的總體結構的基本原則應為：（一）、採用科學分類的方法。走《大正藏》已經開闢、《佛光大藏經》正在進一步實踐的路。（二）、既要考慮佛教的學科組成，又要照顧佛典的現實情況。既要有完整的結構體系，又要有可操作性。\n現在，對應該實踐上述第一條原則，人們比較容易達成一致的認識。但對於上述第二條原則，則想法一時還不能完全統一。海內外相當一部分先生總是希望先設計出一個較為理想的大藏經結構方案，然後按圖索驥，把收羅到佛典填充到這個結構中去。並且也已經設計出好幾套方案。縱觀這些方案，大抵理想主義的色彩比較濃，相對而言，在可操作性方面就差一點。因此，我建議對藏經結構問題，不急於馬上提出方案。是否在廣泛收集各種應該入藏的資料的同時，組織一個班子，對藏經結構問題作充分的前期研究。在充分把握已經收集到的各種佛典的全貌的基礎上，充分分析研究歷史上各種藏經結構之優劣，充分分析研究已經提出的各種分類方案的優劣，然後提出我們的方案。再召集有關專家多次論證，最後定稿。這樣制定出來的分類結構可能較為科學，且較能適合現存佛典的實際情況，便於操作。這項工作可與入藏資料的搜集同步進行，即同時開始，同時結束。\n至於對某些具體典籍的歸類問題，一般可在解決上述藏經結構體系的過程中同時得到解決。個別難點則可視具體情況個別處理。\n歸根結底，分類的作用是三條：一是通過分類反映佛教理論的總體框架並反映某一部典籍在該框架中地位；二是反映某一理論的學術淵源、流變及與該理論相關的具體典籍；三是便於檢索。從這個角度講，上面所講的佛典的結構分類及其對策更多的是針對傳統的書冊本大藏經而言的。但目前書籍已經進入光電時代，新出現的書籍載體形式，有沒有可能對書籍的傳統分類方式及理論提出革命性的變革？光電版的大藏經是否可以採取完全不同於傳統的檢索方式？可不可以這樣設想：除了以傳統的版本項作為檢索點之外，充分利用電腦高速運轉與字符串檢索的性能，通過檢索主題詞為主，書目提要為輔的方式來實現上述傳統分類的三大功能。我想，祇要大藏經總體的主題詞體系及每一部典籍的具體主題詞設計得科學準確，上述設想是有可能達到的。如果真的這樣做，入藏典籍便無需分類，祇要按照普通的流水號進行大排行就可以了。原來一直困擾我們的，必須把大藏經全部編輯完成，纔能按照結構次序逐部出版的問題也就不復存在。我們可以完全不考慮結構體系，僅以流水號為順序，哪部典籍整理完畢，就先輸入那一部。我想，我們不妨依照這種設想先作試驗。如果能夠成功，則在光電版大藏經中，傳統的分類方法將予廢除。\n當然，這裡必須強調指出的是，光電版大藏經所廢除的祇是傳統的書冊本大藏經外在的分類方法，而內在的對佛教理論框架的研究，對某一佛典學術淵源及思想傾向、學說內容的研究不但不能廢除，而且必須加強。祇有這樣，纔能真正科學地設定全藏的主題詞體系與每一部典籍的主題詞。從這一角度講，光電版書籍的主題詞體系的設定不是對傳統分類法體系的廢除，而是站在傳統分類法體系基礎上對傳統分類法的全面揚棄。因此，即使對於光電版大藏經來說，前面所述組織一個班子對大藏經的結構體系與某些典籍的具體歸屬先期進行全面研究，仍然是十分重要的。\n三、使用方便\n藏經是一部收羅宏富的大叢書，篇幅浩大，內容龐雜。如何使管理者能夠有條不紊地管理它，使讀者能夠方便自如地使用它，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古代，經過長期努力，人們終於創造出千字文帙號這樣有序的字號，以此來管理與檢索藏經。現代，隨著書籍載體的變化與學術的發展，所謂方便地使用藏經就不僅僅局限在外部帙號這一個問題上，它包括載體形式、校勘標點、目錄索引、實用辭書等四個方面。\n第一、載體形式\n古代，佛典的載體形式主要有紙抄與石刻兩種。紙抄者就其裝幀外形而言，又有卷軸裝、梵筴裝、蝶裝、包背裝、經折裝、線裝等等，近代又出現平裝、精裝、特精裝等等。石刻則有碑版、經幢、摩崖之不同。總的來說，載體與裝幀隨著時代的演進而不斷進化。一方面沿著更加方便實用前進，另一方面沿著更加豪華氣派發展。目前，世界書籍的載體雖然仍以紙質書冊為主要形態，但光電版書籍正在迅猛發展。有的人預言，光電版書籍進一步發展，終將使紙質書冊趨於消亡。但我認為，光電版與書冊版各有各的優勢，恐怕誰也不能取代誰。起碼在我們可以預期到的將來，書冊版必將繼續在人類文化生活中佔據重要地位。此外，從佛教大藏經的角度來考慮，如前所述，它除了義理型、備查型的功能之外，還有信仰性功能。這種信仰性功能要求大藏經能夠外化為某種能夠引起人們崇敬心理的形態。書冊版大藏經能夠起到這種作用，因為當人們面對藏經樓上數百冊莊嚴精美的書冊版大藏經時，很容易產生「法海無涯」的讚歎之情。但不能想像人們會對一片薄薄的光盤也產生同樣的感情，並去頂禮膜拜。因此，我們現在編藏，必須兼顧當前與將來，學術研究與宗教供養，應該是書冊版、光電版兩種形式並重，不可偏廢。\n無論書冊版還是光電版，都可以有影印原典、校訂重排兩種形式。從保存原始資料、快速簡便來說，當數影印。目前坊間影印出版的大部頭佛教叢書不斷湧現，正是因為出版商看中影印本簡捷易行，利潤豐厚的緣故。好的影印本的確起到提供稀有資料與稀有版本的作用。但是，目前不少影印的佛教叢書祇是從常見大藏經中選取若干典籍，所收既非稀有文獻，又沒有原原本本地完全按照原樣影印，而是任意修版、割版，還不作任何說明。這樣，不但沒有提供資料的價值，反而起到魚目混珠、淆亂版本、誤導研究的惡劣作用。是我們不應該提倡的。\n如果從學術性、普及性、影響力講，無疑要推重排。因為祇有重排，纔能夠把對佛典的校勘成果直接反映在正文中，並進行標點，以向讀者提供一個具有較高學術水平的精校標點本。祇有重排，纔能夠用正字法把各種版本佛典中的正俗字、古今字、異體字、錯別字等文字的問題解決掉，減少人們閱讀的困難。還有，由於底本來源不一，如果採用影印，則編成的大藏經必然是百衲本；祇有重排，纔能夠使它版式劃一，肅穆莊嚴。此外，單純影印，反映的祇是編纂者收集資料的功夫；祇有重排，纔能真正反映出編纂者整理資料的水平。因此，我們要編纂出總結當代，開創未來的高水平大藏經，除了重排，別無他途。\n那麼，是否此次編藏，祇考慮重排，完全不考慮影印呢？我以為也不必那麼機械。實際上，如果我們能夠把歷代諸種藏經分別影印，則這些影印本不但可以成為此次編藏的原始資料，成為今後深入研究的基本依據，也可以成為各寺院珍貴的供養本。可以設想，在為編纂大藏經收集資料的過程中，會自然具備影印歷代藏經的條件，我們不應放棄如此難得的機緣。因此我建議：立足於重排，不放棄影印，重視配套，錯落發行。\n既然是書冊版、光電版並重；以重排為主，不放棄可能條件下的影印。那麼，在電腦錄入的時候，是否可以不採用目前通行的人工打字，而採用掃瞄。即第一道工序，先將底本按照原樣掃瞄收入電腦。第二道工序，由電腦進行單字辨認，確定正字。當底校本均用這種方式掃瞄完畢，即可以利用電腦自動校勘程序校出各本的異同，然後送給專家審定，以選用正文，確定異文。採用這種方式的優點是：（一）、可以迴避目前海內外在實施光電版佛典計劃中普遍遇到的錄入員不認識繁難漢字及校對瓶頸問題。（二）、可以減少錯誤率。（三）、可以大大減輕校勘的工作量，從而大大加快校勘的速度。（四）、可以產生出一個重要的副產品：《漢字正俗字、古今字、異體字、錯別字大彙》，並對此進行各種數理統計。由於大藏經字數多，年代久，對全體漢字的覆蓋面無與倫比，因此，這一《大彙》一定會具有極大的學術性與權威性，從而對漢字本身的研究與規範化，對漢字的電腦化，都將是重大貢獻。（五）、可與前述影印歷代藏經的工作配套進行。\n當然，上述設想的前提是電腦有承擔這些工作的功能，或可以開發出這些功能，否則，祇能是空想。這個問題，要請電腦專家來回答。\n第二、校勘標點\n當代，古籍整理中有無校勘與標點，其校勘標點的水平如何，是衡量這一古籍整理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n佛典校勘，指底校本對勘與中外文（即中文與梵、巴、藏文）對勘。校勘工作可以有各種做法。就底校本對勘而言，我們就可以設計出幾個方案。\n比如，（一）、像《大正藏》與《中華藏》那樣，對底校本祇指異，不辨正。如果這樣，則如前所述，祇要電腦有自動校勘程序，即可承擔，不必再由專家釐定。（二）、像我們《藏外佛教文獻》的各種整理本那樣，以既「精」且「博」為標準，一律辨別正誤，並羅列異文。那麼，必須動員一批專家參加釐定。\n又比如，（一）、雖然校勘，但並不依據底校本原典一字一字去校，而是充分利用前人的校勘成果。這種方案是針對人工錄入而言的。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大大加快速度；風險是如果前人校勘有錯誤，則我們也跟著錯。如果採用電腦掃瞄錄入，電腦校勘，則這種方案全無用處。（二）、雖然也參考前人的校勘成果，但自己照舊老老實實地一字一字地將底校本全部審校一過。這種方案，無論對於人工錄入還是掃瞄錄入，全都有效。\n就中外文對勘而言，也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一）、凡有相應原本者，一律逐字核對。（二）、僅核對重要名相與專用名詞。\n同樣，標點也可以有不同的做法。比如：（一）、祇斷句。（二）、加句讀。（三）、部分採用新式標點（即採用部分適用於佛典的標點符號，廢棄部分不適用於佛典的標點符號）。（四）、全式標點。（五）、上述幾種形式並存，即哪種方式適用，就採用那一種。\n考慮到漢文大藏經總體規模達4.5億字，考慮到大藏經存在著的諸種不同版本，我們必須對校勘與標點的工作量之大有充分的估計。實際上，至今為止，祇要是重排本，則所有編纂大藏者的主要精力都是花費在校勘與標點上。我們也不會例外。但是，校勘與標點又是我們編藏，也是目前所有從事佛典整理的人不可迴避的大事。應該怎麼辦呢？我認為，考慮到電子文件的開放性、易於修改性與便於昇級性，是否可以提出這麼兩條基本原則：\n（一），放眼長遠，必須堅持高標準，進行認真的校勘與標點；\n（二），立足當前，適當採取一些變通的辦法。\n就是說，一方面我們必須樹立高標準，堅持高標準；另一方面，我們可以把這個標準的實現分解為若干個階段，確立每個階段的現實目標。這種現實目標應該是適合我們每個階段的實際情況的，經過努力可以做到的，又必須是與下一階段目標乃至最終的高標準相銜接的。\n根據我的經驗，上述問題，祇要事前考慮周全，安排好，具體實施起來並不太難。如果在全面啟動之後，中途再作改進，則會相當困難，甚至雖有好的方案而無從措手足。此外，事先統一思想便於和衷共濟，中途變法改革容易引發糾紛，這也是可以理解的。\n第三、目錄索引\n準確的總目、詳盡的版本目錄及各種實用索引是衡量一部大藏經學術水平的重要依據，也是使讀者便於利用該大藏經的有效方法。\n總目是對該大藏經的總體把握。版本目錄則需要詳細交代底校本的情況。實用索引包括經名（含異名）索引、譯著者索引、詞語索引。由於採用電腦工作，目錄與索引的具體編製過程將會比較順利。但需要解決好如下幾個問題：\n（一）、異譯本的比照、著譯者的考釋。歷代大藏經中遺留的此類問題比較多，給佛教研究製造不少混亂。我們應該解決之。\n（二）、最佳電腦檢索系統的編程或選擇、人工採詞與電腦採詞的最佳配合。\n（三）、人工採詞需要對佛教有相當研究的人員纔能夠承擔，必須注意這方面人才的組織與培養。\n第四、實用辭書\n很多人認為佛典很難讀，視之為畏途。其實，佛典的思想並沒有深奧到令今人無法理解的地步。佛典的難讀是由於其他原因造成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佛教有一套固有的名相、法數，也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概念體系。不瞭解某學科的概念體系，就無法讀懂某學科的書籍，這是很自然的事。我們如果能夠為大藏經編撰配套的實用辭書，將是這部大藏經的創新，也將是使這部大藏經更加學術化、普及化的重要途徑。實用辭書與光電版大藏配套，可以使這部大藏經的使用極為方便。\n我認為，可以先從現有的佛典音義、《翻譯名義集》等古代辭書及有代表性的佛教詞典、梵巴藏詞典等現代辭書採詞，編纂成數據庫。進而將該辭書數據庫與前述詞語索引以及佛典原文作成關聯數據庫。這樣，在閱讀某部佛典，需要瞭解某詞的意義時，可以查閱古今諸詞典對該詞的解釋及其他佛典對該詞的用例或解釋。這對佛典的理解與外文翻譯，作用極大。現在我們沒有力量來編纂新的大型佛教詞典。但上述實用辭書的編纂，必將為今後編撰高質量佛教詞典奠定基礎。\n我想，如果我們能夠編纂出符合上述標準的大藏經，那就可以說在佛教史上，在中國文化史上，在世界文化史上樹立起一座豐碑。無愧於前人，無愧於後代。\n三\n我們有沒有可能編纂出這麼一部大藏經？\n編撰這樣一部大藏經需要如下條件：良好的外部環境；充裕的人力、財力、資料資源；計算機技術保證。\n第一、就外部環境而言，目前我國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正逢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盛世之一；我國既有盛世修典的傳統，又有歷代編藏的傳統；宗教界、學術界對編纂一部高水平大藏經已經企盼了近百年，有著現實的積極性；社會各界對佛教的認識與觀感也正逐步趨於符合佛教的本來面貌。應該說，良好的外部環境這一條已經基本具備。實際上，海內外各種各樣的編藏工程已經啟動。\n第二、人力主要指參與具體工作的人員，包括：一、搜集鑒定整理資料人員，二、校勘標點人員，三、電腦工作人員，四、攝影人員，五、公關人員，六、後勤服務人員，七、學術指導人員。\n人力包括質、量兩個方面。我國目前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專家，有一批中青年學者，新的力量還在成長。從總體實力看，應該說不亞於當年編纂《大正藏》的班子。我們既充分吸收前人編藏的經驗教訓，又有編纂《中華大藏經》上編的實踐經驗。因此，在人員的素質方面，應該說基本符合條件。問題是怎樣在一個共同的目標之下把這批力量組織與團結起來。\n人員的量則以工作量最大、且要求有相當水平的校勘標點人員為例談談。假如新的大藏經總量為4.5億字，擬定用7年時間校勘標點完。則每年需要完成0.7億字。又假如每個符合條件的工作人員利用業餘時間每月可以校勘標點5萬字（平均每天校勘標點1700字），每人每年可以完成50萬字，則我們如果能夠從全國近年培養的佛教、中哲史的碩士、博士中，從全國各大學哲學系的教師中，從各佛學院的師生中以及其他符合條件的人員中選聘140人從事這項工作。再在北京選聘20個水平相對較高的人員專門進行覆核。就可以了。祇要有經濟力量，經過努力，在全國與北京選聘二百個左右符合所需條件的人員還是可以做到的。\n實際上如前所述，可以讓電腦承擔相當大一部分校勘工作，從而大大減少校勘人員的工作量。而且，現有佛典完全沒有標點，需要從零做起的祇是極少數。大部分佛典已經有句讀或斷句。因此，校勘標點問題並沒有想像的那樣困難。\n編纂大藏經，並非僅是簡單的佛教文獻整理，應該把它同我國佛教的健康發展聯繫起來，統籌安排。講到佛教的健康發展，用佛教語言來說，關鍵是「紹隆佛種，續佛慧命」，也就是接班人的問題。而接班人不僅需要熟悉佛教儀軌，遵守佛教戒律，還必須精通佛教義理，甚至能夠發展佛教義理。我認為，佛教理論是佛教的靈魂。宋明以前，印度佛教的理論不斷傳入，中國人在消化這些理論的過程中不斷有所創新，從而使佛教生機勃勃，在意識形態領域擅一時之勝場。宋明以降，印度佛教已經衰滅，源頭活水已斷，中國佛教此時既沒有理論上的重大創新，原有的佛教理論又為宋明理學所吸收，於是祇剩一個信仰的軀殼，這是佛教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我們說近代佛教復興，其標誌首先是「南歐北韓」及一批高僧大德對佛教義理的鑽研與弘揚。因此，對當前佛教界來說，培養一批高水平的理論人才，提高理論水平，提高文化檔次，乃是當務之急。編纂大藏經，對於佛教界來說，也正是培養佛種，弘研義理的極好機遇。所以，是否可由中國佛學院（或擬議中的中國佛教大學）開設有針對性的專業，一邊學習，一邊參加編藏實踐，在工作中培養，在實踐中提高，培養出一批跨世紀的高僧大德。其實，對學術界而言，也同樣應該利用編纂大藏經的機會，為下世紀培養出一批不務空言的專家學者。如果大家都從這個思路來考慮問題，則我們編纂大藏經，既出成果，又出人才，還能促進佛教及佛教研究的健康發展。幾全其美，何樂而不為？\n總之，人力問題固然有困難，但並非不可解決。\n第三、大藏經如此巨大的工程，耗資必然可觀。根據資料，日本《大正藏》共耗資280萬日圓，瞭解二、三十年代日本物價水平的人都知道，這在當時是一筆相當大的數字。《中華大藏經》共接受國家撥款人民幣158萬。那是由於八十年代初的社會觀念與現在大不一樣，也由於《中華大藏經》是國家項目，各單位都比較支持。我們借用的資料，基本上都沒有支付資料費，雙方協議，由中華大藏經編輯局贈送各資料收藏單位一部《中華大藏經》作為感謝。另外，所聘人員的報酬都比較低，應聘人員大多屬於離退休後發揮餘熱，甘作貢獻。但上述做法，顯然已經不再適合目前的情況。我們現在編纂《藏外佛教文獻》，深感無錢困難重重，寸步難行。由於經費緊張，許多事情都想儘量省錢，結果適得其反，反而更加費錢。由此捉襟見肘，狼狽不堪。教訓實在深刻。\n本人一介書生，對於經濟問題純屬外行。按照上述設想編纂一部理想的大藏經，究竟需要多少經費，要由有關專家框算。不過，編纂工作是逐步展開，在若干年內完成，後期可與藏經的出版發行配合進行，所需經費也就可以滾動解決。所以，實際上需要籌備的祇是前期的經費。\n目前，佛教界結緣經書的印刷量很大。有的結緣經書無論是內容，還是印刷，都可以稱為上品。大多則是平平。其中也不乏粗糙拙劣之書籍。這些粗糙拙劣之書，從世法說是偽劣產品，從佛法說是褻瀆正法。因此，如果能夠把目前印刷結緣經書的資金吸引集中起來，一方面印刷一些精品經書結緣，另一方面則可用於大藏經的編纂。實際上，結緣經書與大藏經兩者本來就可以充分協調，相互為用。即用大藏經編撰人員整理出的精校定本作為結緣經書印刷，其傳播正法的作用自然遠遠超過在條件沒有保證情況下粗製濫造印出的書籍。而編纂印刷大藏經，本身就是功德更加無量的結緣勝事。\n目前，海內外電子佛典的發展勢頭如同萬馬奔騰。遺憾的是各自為戰，缺乏協調，由此造成人力物力的極大浪費。如果能夠把這些分散的力量集中起來，則經費問題的解決也容易得多了。\n當然，這樣的事情，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而把海內外分散的結緣資金、分散的編藏力量集中到前述編纂大藏經的總目標下，可能比李白越蜀道更難，「側身西望長咨嗟」。\n第四、編藏要有資料，沒有資料一切都是空話。如前所述，新編藏經包括歷代入藏與新編入藏兩大部分。歷代正藏、續藏資料現成，祇要整理、考訂、校勘、標點即可。關鍵工作在於新編入藏。\n應該新編入藏的藏外佛教文獻主要指古代逸籍（包括敦煌遺書、海內外各宗教、圖書、文博部門及私人收藏未入藏逸籍）、近現代新譯（從梵、巴、藏、日等文字譯出）、散見於正史、地方史誌、金石、檔案、個人文集乃至各種叢書、類書、專著中佛教資料，此外還有今人撰著。雖然範圍很大，但是目標清楚。祇要有關收藏單位積極配合，收集起來應該沒有問題。當然，我們必須充分估計國內因部門封鎖資料而產生的困難。另外，不少資料散在海外，國外，包括港臺、日本、朝鮮、韓國、越南。西方則以英、法、俄、美、德、意、荷為主。我們有沒有可能把這些資料都收集起來？\n總的來說，已經入藏的典籍，猶如陳列在公共圖書館中的圖書，誰都可以利用。因此，我們也好，任何一個企圖編纂藏經的組織與團體也好，誰都無所謂優勢。當然，如果講到歷代藏經的版本，則優勢在大陸與日本，日本的版本優勢在宋元，大陸的版本優勢在明清。至於新編入藏部分，雖說海外散落了一大批大陸已經亡佚的資料，但從總體看，應該說我們還是有優勢。我們應該充分發揮這個優勢。當然，編纂一部高水平的大藏經實際是世界華人的共同心願與事業，也是整個漢傳佛教文化圈的共同事業與理想，是東亞人民對人類文化的共同貢獻。我們要有發動與團結一切力量，共同做好這件曠世大事的大願心，大胸懷；不要有封疆劃界、唯我獨尊的想法。當然，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個華人，毫無疑問應該為祖先留下的這份文化遺產承擔更多的責任。\n第五、對於電腦技術，本人是外行。從外行的角度考慮問題，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面：漢字字庫，檢索系統，單字掃瞄，關係數據庫。這些問題要靠電腦專家來解決。電腦技術本身正在一日千里地發展，即使我們現在就動手編纂，第一批成果的正式發行也要到五、六年之後，所以，即使現在電腦方面還有一些技術難關，相信還有時間來逐一解決。\n綜合上述五點，我認為，編纂大藏經及其光電版的基本條件已經具備。現在的關鍵是必須有國家強有力的支持與充足的財力。如果這兩個方面能夠保證，前景是樂觀的。\n以往的經驗證明，祇要國家重視，集中力量去做，就沒有辦不成的事，也沒有辦不好的事。大藏經編纂也是這樣。\n四\n怎樣纔能編纂好我們所希望的這樣一部大藏經？\n大家知道，1982年，在當時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領導小組，尤其是李一氓同志的支持下，由任繼愈先生主持，成立了「中華大藏經編輯局」，開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藏經編纂事業。這項工作從1982年中立項上馬，1994年底完成上編，共12年半。我是1984年秋開始參與的。該事業前期由李富華同志作為任先生的助手，協調工作。我則在前期中的半年，加上後期，共約六年半期間，作為任先生的助手協調工作。我出國期間，由其他同志負責。由於參加這項工作時間比較長，對情況，尤其對後期的情況比較了解。所以在此想介紹一下《中華大藏經》的編纂情況與我們對下一步工作的設想。我希望《中華大藏經》計劃與我們現在討論的大藏經編纂協調進行。\n《中華大藏經》最初計劃分為正、續兩編，正編收入歷代大藏經之有千字文帙號的部分；續編收入歷代大藏經之無千字文帙號的部分。也就是說，正、續兩編合起來，相當於傳統大藏經的正藏與續藏。如前所述，新編入藏應該成為我們今天編纂大藏經的重點，正因為考慮到這一點，所以我們內部後來有過增加第三編，即新編入藏的設想。但又考慮到大藏經本身應該是一個嚴密的體系，如果採用上述正編、續編、第三編的方式，則將割裂這一體系。所以決定改為上、下兩編。上編為歷代大藏經之有千字文帙號的部分，即原來的正編；下編的主體為歷代大藏經之無千字文帙號及新編入藏部分，並以存目的形式包容上編，從而使下編以一個嚴密完整的大藏經的面貌出現。上編共106冊，每冊100萬字左右，總計1.06億字，編輯工作已在1994年結束，至今已經出版了90冊，全藏可望在今年全部出版。下編的準備工作正在進行。\n上編以《趙城金藏》為基礎，加上其餘各藏有千字文帙號的佛典影印而成。由於受這一方式的影響，如標點等問題根本不可能考慮。現在有些同志對《中華藏》有一定的意見，如標點問題、結構編次問題等等，戲稱之為「百衲本」。這些批評都是正確的。編纂之初，的確希望這部《中華藏》能夠起到取代《大正藏》的作用，而現在實際上《中華藏》上編沒有能夠完全實現這個目標。但《中華藏》上編收入了不少《大正藏》沒有收入的資料，《中華藏》依據有代表性的八種藏經，尤其是首次全面利用《房山石經》作了校勘，這都是其他藏經沒有做到的。但它畢竟是十四年以前上馬的一個項目，與現在相比，當時各方面條件都比較差，尤其是人員基礎差。除了少數專業人員外，《中華藏》主要依靠從社會招聘的離退休人員（大多為中學教師與機關幹部）完成的。所以，《中華藏》成為現在這個樣子，完全是當時的條件所決定的。\n從中華藏編輯局的角度來說，我們對此也並不滿意。任繼愈先生多次指示要設法改進，要提高質量。1986年，我們曾經特意向國務院古籍小組提出過改進意見。但是，當時《中華藏》已經出版了十餘冊，有關人員表示，如果進行改動，那已經出版的怎麼辦？的確，一部大叢書，體例一旦確定，前若干冊書一旦推出，則很難再作更改。這也是我們今天從事大藏經編纂必須重視的問題。\n對於《中華大藏經》的下編，我們考慮其工作大體分三個階段：\n一、準備階段，約五年。\n目標：本階段完成資料搜集、整理、考釋工作，藏經結構架構工作，編撰出大藏經總目初稿、版本目錄初稿、經名索引、譯著者索引。完成電腦硬、軟件諸項準備。從第二年或第三年開始，穿插進行電腦錄入、校勘標點，以此組織與訓練隊伍。並開始詞語索引與實用辭書的編輯。\n二、編輯發行階段，約八年。\n目標：按照總目順序，全面鋪開編輯（校勘、標點、定稿）。校勘標點工作按照前述每年0.7億字的速度進行，到第五年可以全部完成。覆核定稿工作也按照每年0.7億字的速度進行，到第七年可以全部完成。本階段第二年開始可以按照每年70冊（每冊100萬字）的速度出版發行書冊本，到第八年全部出版（總計450冊）。待詞語索引與實用辭書之關聯數據庫配套成功，主題詞體系設計完成，開始發行光盤版。\n三、收尾後續階段，約二年。\n目標：處理善後事項。\n限於時間與篇幅，上面祇是粗線條地介紹我們的基本設想，這是以我們多年的實際工作經驗為依據的。由於我們是按照全藏4.5億字計算校勘、標點、複審、定稿的工作量。而實際上全藏需要校勘標點的並沒有4.5億字。就複審定稿而言，亦有繁難與簡易之不同。因此，上述計劃還是留有相當大餘地的。此外，如果充分發揮電腦的功用，還可以大大減略上述工作量。\n當然，如前所述，上述設想是以國家強有力的支持與充裕的財力保證為前提的。否則，祇是空想。\n編纂大藏經，學術性極強。沒有有關專家的大力支持與指導，不可能做好這項工作。因此，我們正在爭取成立一個「中華大藏經研究會」，希望以此作為學術後援，起到學術顧問的作用。\n由於上面所述的《中華大藏經》下編計劃十分龐大，沒有充足的財力，充分的準備，不能輕易上馬。因此，我們在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等有關單位的支持下，先辦了一個《藏外佛教文獻》，我們的想法是在目前條件下，能夠做多少事，就儘量先去做。以後條件成熟了，這些經過整理的藏外佛教文獻就可以收入《中華大藏經》下編。即使我們的《中華大藏經》下編由於種種原因不能上馬，我們整理的資料也可以為其他人編纂大藏經所用。大藏經的編纂是民族之大事，世代之大事。吳立民先生說「功成不必在我」。我十分贊同這一觀點。\n編輯大藏，澤被千秋。但茲事體大，談何容易。不過，既然利國利民，則即使我們這一代沒有條件實現，後代也會進行。所以，我現在的想法是：祇要抱著祇講耕耘，不問收穫的心情，盡自己的力量，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自然功不唐捐，事不虛拋。歸根結底，一打方案，不如一步實際行動。話說得再多也沒有用，事情必須一點一滴地去做。\n當然，我更加殷切地希望當代中國佛教界、學術界團結起來，勇於面對歷史賦予我們的責任，承擔起這一偉大的事業。\n關於製作大藏經電子文庫的工程技術方案\n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古籍電子化課題組\n概述\n將古代典籍錄入電子計算機，採用光盤、磁盤等介質加以儲存，是現代科技提供的一個優越的技術手段，可以大大提高典籍文獻的查詢檢索速度，提高資料使用效率，簡化資料的收藏保管工作。對於像中文大藏經這樣篇幅繁浩、流傳久遠、版本眾多、思想文化價值極高的大型典籍，尤其需要借助電子計算機這一現代化的技術手段來整理和存儲。\n製作中文大藏經電子文庫，是工作量很浩大的一項系統工程，大致要經過版本搜集、文字整理、軟件開發、人員培訓、器材採購、數據圖形錄入、後期製作測試和出版發行等工作環節。不僅要解決技術問題，還要進行大量的編輯、錄入、校對等工作，需要將文獻專家、文字編輯人員、系統管理專家、計算機工程技術人員、錄入校對人員等，組織在一起，通力合作，要有較長期工作的心理準備。\n總之，此項工作首先是一項功在歷史、利在大眾的文化事業。同時，從純投資的角度來考察，又是一項工程週期長，投入強度大，不好計較短近收益，但類似於水庫電站工程那樣的可以長久受益的項目。\n一、文庫集成\n藏經是佛教典籍的總稱，成書的時間跨度大，撰寫、抄錄、翻譯的人員多，經歷長期的歷史變遷，形成眾多的版本。載體有木板、碑刻本、手抄本、木刻板等。製作大藏經電子文庫應該不拘泥於某一個既成版本，儘可能將各種版本搜集齊全，進行必要的勘校整理，同時還收進晚近佛學新的思想成果，成為一個超越歷史版本的新集合，成為一個可以不斷擴充的開放系統。\n在工程目標上，要訂一個階段工作目標和工程方案，分期分批錄入計算機。並建立統一的目錄索引，以便今後查找和使用。我們這裡先考慮按一個兩年期的首期工作目標來設計。\n二、文字整理\n文字整理要結合電子出版物的特點，把那些意義完全相同的異體字、錯筆字等進行歸一處理，以減少編碼和錄入方面的麻煩（在必要時，還可以配合圖形存儲方式來完整反映原文原貌）。這項工作學術性很強，需要慎重對待，但又不能在枝節問題上糾纏不清，以免影響後續工作的開展。\n三、軟件開發\n製作大藏經電子文庫，沒有完整現成的軟件可供使用，需要組織力量進行開發。涉及的主要技術問題包括字符認定編碼、錄入方法載入、字形製作、文本管理、排版、圖形製作、多種查詢檢索、顯示打印等，下面重點就技術方案進行討論。\n1.中文平臺\n作為一個電子出版物，應該具備在多種軟、硬件平臺上使用的性能，纔可能獲得廣泛的應用。由於電子版大藏經的使用對象主要是國內外研究人員、佛教僧俗學者、出版機構、圖書館等，所以首先要考慮在各種流行的PC機和網絡上使用，如DOS，WINDOWS，MAC OS，UNIX等。中文環境要能支持較大的漢字字符集，並具備相應的中文輸入方法和打印字庫。佛經典籍主要是用繁體字寫成的，其中也包括個別現在使用的簡體字，冷僻字比較多，平臺上應該有較大的補字空間。同時，還要考慮國際文化交流的需要，因此，應採用ISO-10646編碼標準。ISO-10646是一個多語種的計算機國際標準編碼體系，其正則方式的編碼容量超過一千六百萬字符，在基本平面上已定義20902個漢字（被稱為CJK字符集），並正在醞釀再增九千字左右。在基本平面上若不考慮其它語種，還可以有三萬字以上的補字空間。這是一個得到各國承認，有廣泛發展前途的編碼體系。世界各主要計算機公司正陸續宣佈其產品支持ISO-10646或Unicode（二者在基本平面上對齊）。例如，微軟公司的Windows95的中文版已於3月中旬發表，這是一個32位中文操作系統，可以支持Unicode中的CJK中文字符集，並有相應的輸入法和字形。但是，Windows95要求機檔高，設備投資及消耗件將成倍增加，且錄入顯示速度慢，輸入方法（鄭碼）的重碼率也較高。基於以上原因，在錄入工作階段，宜自行開發一個專門為錄入工作設計的DOS版本的中文平臺和字處理器。中文編碼應支持ISO-10646，採用全雙字節方式，能完成基本的錄入編輯工作，同時，又能產生與中文版Windows95和其它產品平臺上的CJK編碼一致的文本、文件。\n2.輸入方法\n首先要求能支持CJK大字符集，且易學、速度快，目前可選的祇有鄭碼和倉頡兩種。由於使用倉頡基本不用付費（作者放棄版權），重碼率也很低，易學易用，故在製作期間可以不考慮費用。將來在最終出版物產品上使用倉頡碼和拼音，以減少銷售成本。\n3.字形製作\n在DOS版專用平台上，顯示用字採取點陣字，因為繁體字筆畫較多，故以採用24×24點陣表達較為清楚。打印字庫則要採用三次曲線字。\n補字是一個工作量較大的工作，在錄入正文時，會不斷發現原有字符集未收錄的冷僻字。對這些字，要按照相同的編碼方式，在專門平臺和產品平臺上增補字庫。既要補點陣字，也要補Truetype字，還要補三次曲線字。\n4.文本管理\n文本管理有兩方面的需要。一是在錄入製作期間，要有一、二個適用的文本管理軟件對錄入的數據進行管理和處理。二是在製成品（光盤）上，有一個閱讀器，能方便地閱讀光盤的任何部分，可以打印輸出。在同一界面下，還能進行查詢、檢索等處理。\n5.查詢、檢索\n用於中文全文檢索的軟件已有五、六種之多，但還未有針對CJK字符的專用產品，對於海量文本的處理也未盡如人意。檢索查詢及統計功能對於電子版的書籍是必不可少的功能，對此我們已有相當的技術準備，可以開發出與整個產品緊密結合的專用檢索軟件。\n6.排版\n大藏經的版式，可搞成橫排和豎排兩種版本。數據錄入校對完畢之後，除去製作光盤產品，還可以交出版社印製分冊成書，供寺院作法物流通之用。\n7.多媒體功能\n由於每張光盤有近600M的存儲容量，除了文本內容外，還可以加入圖片、聲音等信息，如讀音、照片等。採用多媒體技術，可以豐富電子版圖書表達的內容，充分發揮電子計算機的優越性。\n四、人員培訓\n參與錄入階段工作的編輯、打字、校對人員需要百餘人。所有人員必須具備相當的文字知識，特別是對異體字有相當瞭解，打字人員還要學會倉頡輸入法。這樣的人員祇能通過招募培訓的方式解決。新進人員首先要有不少於一個月的培訓期，待其在打字錄入方面能盲打並達到30字/分的速度以上纔能上崗。至於文字知識，則需定期培訓。考慮到人員合理的流動，培訓工作必須是連續不斷的，並有專職人員負責。\n五、數據整理、後期加工製作、測試\n文字、圖形、聲音等各種資料錄入之後，要進行必要的處理，壓縮存儲，搭配必要的軟件，刻入光盤，然後還要進行比較全面的測試、修改，以保證電子文庫大藏經的質量和可靠性。\n六、時間安排\n初步安排為兩年時間，列表如下：\n七、費用概算\n其中設備清單：\n其中軟件清單：\n八、目前已完成的工作\n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古藉電子化課題組自1992年起，一直致力於古籍電子化的開發研究工作，目前已經積累了一批成果。在軟件方面主要有：\n1.平臺開發，在PC機上開發了支持全雙字節編碼方式的中文環境，顯示方式為SVGA，1024×768分辨率，使用24點陣顯示字，支持CJK字符集，可增補字。\n2.輸入法，根據倉頡碼的編碼原理擴充了倉頡輸入法，支持CJK字符集的全部字符。\n3.字處理器，開發了在中文平臺上全雙字節編碼方式的字處理器，可以完成大藏經文本錄入的全部工作，支持海量文本，在其上便於發展功能較強的檢索工具。\n4.字形，已形成了CJK字符集的顯示字庫、打印字庫的字形製作。\n5.全文檢索，已開發全文檢索軟件一套，經移植可用於ISO-10646體系。\n更為重要的是，經過多年來堅持不懈的工作，集合了一批在古籍電子化方面學有專長的專家，可以在製作電子版大藏經的工作中發揮骨幹作用。\n電腦化大藏經工程意義重大勢在必行\n王志遠\n欣逢盛世，國勢日強。在物質文明日益發達之際，精神文明的建設必須高度重視，這已成為黨內外的普遍共識。為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光大民族文化遺產，適應時代發展需要，團結海內外炎黃子孫，促進祖國統一大業，中國學者議論已久的是希望能建立電腦化大藏經工程，以迎接21世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n一、大藏經工程是民族文化的跨世紀工程\n「大藏經」的編纂是中國人的創舉，它繼承了印度佛教典籍的結集優良傳統，同規起步，而又發揚光大，是人類文化史上的盛事，對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都已發生了深遠影響。佛教自從兩漢之際傳入中國以來，逐步形成了濃郁的中國特色。隋唐之後，由中央政府敕命修藏，成為國家文治的重大舉措之一。北宋始創刊印官版《開寶藏》，其後遼、金、元、明、清歷代都有由政府主持編纂的大藏經問世，其內容涉及宗教、歷史、文學、藝術、哲學、音樂、繪畫、建築等各個領域，涵蓋廣泛，蘊含豐富，迄今已成為無價瑰寶，世界級的文化遺產。\n作為人類共有的文化遺產，捷足先登已成慣例。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正當中國人民在列強欺凌之苦，軍閥混戰之亂中掙扎奮鬥的時候，日本從明治時代開始，先後四次纂修漢文大藏經，其中以大正時代開始編纂的《大正新修大藏經》（1925～1932）最為著名，煌煌百冊，計3360部，13520卷，迄今已流通六十餘年。世人皆知佛教之慧命本在中國，但當代佛教之大藏卻由日本人編纂流通，包括中國學者、中國佛教徒在內，多年來日常應用的，仍不得不是日本《大正大藏經》。日方除佔據文化優勢之外，從版權收益方面來講，也佔足了中國文化遺產的好處。日本人謂為發了「文化財」。本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學者曾為此感慨萬端，然而國運如彼，民生如彼，何處去談大藏經文化！\n1956年，隅居臺灣的蔣介石為自標正統，曾親自捐款支持纂修了一部《中華大藏經》，但基本仍是影印本，進展緩慢。蔣介石去世後一度停頓，後由臺灣當局出面維持，到1982年草草收場，並未達到預期目的。\n而今，百年荏苒，又值世紀之交，但中國已非百年前之中國，政府亦非百年前之政府，百年前失去的優勢，今日不收回，更待何日？臺灣地方政府無法實現的修藏大業，我們一定能實現。當代的中國政府、中國學者、中國佛教徒，一定有能力編纂一部最全面最完美最具權威性的大藏經，上以對歷代先祖先賢，下以對後代子子孫孫，發行五洲，流通四海，傳我文化，揚我國威。這是民族文化振興偉業之一部分，這是民族文化建設之跨世紀宏偉工程。\n二、大藏經工程是電腦時代奪取知識產權制高點的戰略措施\n21世紀即將到來，電腦將成為下一個世紀中最富挑戰性的變革力量之一。電腦與知識產權的結合，將制約社會活動的各個領域。目前，世界電腦網絡高速公路上運行的主要是西方文化，而東方文化，特別是漢字文化，尚且不能佔據重要位置。大藏經工程是改變這一狀況的有力措施。初步估算，大藏經工程將錄入三億多漢字，涉及的相關資料更遠遠超過三億之數。由於佛教雖源於東方卻已遍及世界，因此電腦化的大藏經工程，將得到世界範圍的接受。在這個認同的過程中，漢字文化的廣泛傳播問題迎刃而解，而我們也同時爭取到大藏經遺產的電腦化知識產權所有權，為子孫後代留下一份主動。\n就大藏經本身而言，日本《大正大藏經》雖已流通六十餘年，但由於日本人對漢文化的掌握畢竟有隔膜之處，因此標點錯誤比比皆是，遺漏著作纍纍可見。我們現在站在中國佛教漢傳、藏傳、南傳三系俱全的立場重新編纂，一定能以21世紀應有的高度超過《大正藏》，取代《大正藏》在全球的流通地位。\n自80年代起，中華書局曾陸續出版《中華大藏經》，是以《趙城金藏》為主要底本影印的。在保存古典原貌方面，這套書做出了貢獻。但與大藏經工程相比，後者更具時代性、應用性、全面性，因而也更具權威性。由於大藏經工程首先是電腦化的開放體系，是一座無所不包的數據庫，所以它可以為政府管理、學者研究、教徒供奉等各種需求提供全方位的多種版本的服務，這種服務所獲得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都將是巨大而長久的。\n目前，在大藏經電腦化方面，國際間競爭激烈，我們必須捉住機遇，迎頭趕上。如果失去機遇，我們會愧對先賢留下的遺產，愧對子孫寄予我們的期望。\n三、大藏經工程在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和促進海峽兩岸統一等方面將產生深遠影響\n大藏經工程首先是一項文化大業，通過編纂工作，將從佛教文化角度對中華傳統文化做一次深入的挖掘整理，將從佛學、史學、文學、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以及繪畫、雕塑、書法、音樂、建築等諸多門類發現有助於當前精神文明建設的積極因素。\n除此之外，在其他方面，特別是統戰工作、宗教導向和培育人材等方面的影響也將是深遠的。\n1.在世界範圍裡，大藏經工程可以成為最容易取得幾乎全部華人認同支持的一項共同事業，其號召力將在華人世界中得到巨大反響，使世界各地華人動員起來，在人力、物力、財力諸方面隨喜功德。除人力、財力的無償支持之外，如果能使散在世界的許多珍貴典籍版本重返故國，也將成為學術界、佛教界的大幸。大藏經工程將成為世界華人心繫祖國的一座特殊的橋樑。\n2.大藏經工程將得到臺灣學術界、宗教界及其他各界佛教徒的支持，將成為海峽兩岸共同協作的一個範例，會有力地推動統一大業。臺灣人口中，目前佛教徒占60%以上，大藏經工程將吸引他們心向大陸，提供人力、物力、財力的巨大支持。\n3.大藏經工程也是中華民族團結的象徵。在大藏經工程中，將包括藏文、傣文經典的漢譯文本，這是幾千年來前所未有的中華佛教三系一體的宏偉構劃。少數民族的文化受到尊重，中華民族的文化得到豐富。\n4.大藏經工程將促進政府職能部門、學術界、科技界和宗教界的相互理解和協作，使各部門、各界在同一目標的導引下增強凝聚力。\n5.大藏經工程是對佛教發展的正確引導。通過編纂大藏經，可以培養出一批精通佛法的學者專家；可以培養出一批高僧大德、佛門龍象，使佛教後繼有人。佛教應提倡重義理、簡禮懺，大藏經工程是實踐這種文化導向的重要方式。\n四、幾點建議\n1.大藏經工程應由國家立項，國家領導人領銜，民間團體（如中國佛教協會、中國宗教學會、綜合開發研究院等）主辦，國務院宗教事務局監修，國家科研部門或大專院校（如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大學、人民大學、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等）參與實施，並利用老一輩專家學者尚健在的寶貴時間，發揮他們的學術帶頭作用。\n2.大藏經工程應成立專門的纂修募捐委員會，向海內外華人發出呼籲，並負責專門的募捐、管理工作。\n3.為保障大藏經工程在十年左右的時間裡基本完成，可以按四、三、三的時間段落安排進程。第一段四年，以收集版本、錄入各種著述及音像資料為主，同時報請國家教委批准，在北京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和中國佛學院各開設一個「大藏經工程專業本科班」作為工程的基本力量，在學者專家的指導下邊學邊幹。第二段三年，以分類分段標點校勘整理為主，同時在原本科班大學畢業生中選拔一半進入碩士學習階段，成為大藏經工程的骨幹力量。第三段三年，仍以分類分段標點校勘整理為主，同時在碩士畢業生中選拔一半進入博士學習階段，培養目標是成為某宗某系的專家，為完善大藏經工程進而開發利用，分擔領導實施的責任。這批人才將成為功底深厚的跨世紀人才，將在21世紀發揮重要作用。\n總之，盛世修藏，眾心所向。大藏經工程作為民族文化的跨世紀工程，作為電腦時代奪取知識產權制高點的戰略措施，作為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促進海峽兩岸統一的宏偉的文化大業，必將為統戰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設做出積極的貢獻。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祇祇要有黨和政府的英明領導，民間團體的發心誠意，全世界華人的同心贊助和海內外學者的通力協作，一批跨世紀的優秀人才就一定會脫穎而出，這項偉大的事業就一定會成功。\n關於製作大藏經電子文庫的技術經濟背景概述\n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古籍電子化課題組\n一、來自Internet的啟示\n1.現在，全世界每天都有數萬乃至數十萬的新用戶進入Internet（國際互聯網），每時、每分、每秒在Internet上進行著海量信息交換的，除了經濟、科技信息和社會新聞外，還有著大量的思想文化信息產品，如資料、文獻、論文、著作、典籍等等。Internet事實上已經成為一個突破了現有規制方式的巨大世界思想文化交流網。但是，打開網絡瀏覽就會發現，西文信息，西方文化資訊產品主導了這個網絡，偏少的漢字文獻信息基本上是港、臺、日、韓發佈的，大陸的東西少得可憐。古人類文明史上，曾有一些文明、文化萎縮、衰落、被淘汰出局，其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其封閉或者被封閉，無法與外部世界保持正常的交流以不斷地獲取新的活力，從而逐漸走入了「死寂」狀態。\n「對外開放」是中國近十六、七年來得以持續、快速發展的成功國策之一。現在，應該用信息時代的理念來理解、設計和運作這一國策。\n2.從技術的角度來看，信息高速公路中的網絡相當於公路，掛在網絡上的計算機硬件設備和系統軟件相當於運載信息貨物的汽車。必須承認，修公路，製造汽車的技術和產業實力控制在西方國家少數幾個大型跨國公司手中，我們尚有相當的差距。但是，路和車都是為運輸的貨物——信息服務的。貨主——信息源的掌握者在網上還是可以居主導地位的。如果我們有遠見地積極將中華民族歷數千年歷史的傳承、交流和不斷發展的思想文化成果進行數字化處理，成為可在網絡中供多種用途的資訊產品，我們就成為信息高速公路為之服務的最大貸主之一，我們就可在Internet的及今後新崛起來的更高級網絡上據有主動的地位，中華文明就具備了歷久彌新、弘揚世界的現代化條件。\n二、來自新經濟增長理論的啟示\n新經濟增長理論認為，在信息時代，知識產權的價值，對國民經濟的貢獻將超過以往任何時代，將成為可以流動、套現的重要財富。而知識產品，往往是在全新的理論和創新的概念支持下，用浩大的研究、開發費用實現的，一旦成型，直接生產成本反而低廉，其商業價值中，創新及研發費用佔了十之七、八甚至更高，這就是知識產權的價值所在。對知識產權的競爭將會像爭奪資源一樣激烈。體現數千年中華文明的古典文獻、藝術品、文物被數字化處理後，將是商業價值極高的資訊產品，我們自己不掌握這類資訊產品的知識產權，就會被境外實業界或者社團搶先掌握。\n三、用電腦製作大藏經電子文庫的意義\n1.用電腦製作大藏經電子文庫，實際上就是運用已經成熟的電腦文字和圖形處理技術，將傳統的石刻本、木刻本、書冊本的典籍文獻進行數字化處理，做成可以方便地貯存在軟、硬磁盤及光碟上的標準化電腦文件，再配之以一系列方便實用的工具軟件，集合成一個標準的、開放性的數據庫。這個數據庫可以掛在網絡上，為專家學者以及廣大愛好者、信仰者閱讀、檢索、研究之用。也可為多種形式的出版物，如書冊本、磁碟版、多媒體光碟版提供強有力的基礎性支持。\n過去，出版珍貴的大型古籍文獻，特別是藏經，由於傳統出版物的製版及維護成本非常昂貴，在正式製版之前必須使稿本儘可能盡善盡美，而典籍文獻的集成、校勘、點註除了工作量巨大外，本身還存在一個見仁見智難以統一的學術觀點問題。所以總是爭論不休，主事者也無法調適眾口。大多數書冊本出版後，常常因為集中性的批評校正意見而不得不在再版時又作費力費時費錢的挖補修改。建了基礎性的電子文庫後，這類問題就可以方便地解決了。譬如，可以在正式製作書冊本之前，出多種見仁見智的磁盤本（磁盤成本極低）廣泛徵詢意見，然後再集合成書冊本的電子底本。\n2.電子文庫實際上在方法論上為典籍文獻的整理出版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野：\n（1）它是一個開放性的，可以不斷修改，不斷擴充的集合。\n（2）它可以將恆久性的終極目標與階段性的工作目標較好地統一起來。譬如，將認同度高的選本先期錄入、點校、發佈、出版，逐漸遞進完備。\n（3）可以提供一個廣泛參與的機會，持別是在大藏經電子文庫的錄入、校對、斷句和出版工作中，有利於對廣大信仰者作提昇素養的文化導向工作。\n（4）可以方便地參與國際文化交流。\n（5）製作費用和耗時可大大節省。\n日本近代以來的大藏經編印事業\n楊曾文\n現在中國要不要編纂一部新的大藏經？能不能調集勝任的學者和多方面的人力，籌備到雄厚的財力開始大藏經的編纂工程？如果著手編纂，要編纂一部怎樣的大藏經？在大藏經編纂完成後，如何組織學者和其他專門人才把它輸入電腦，製成便於人們閱讀和使用的軟件或光盤？對這些問題確實應當加以認真思考，深入探討。因此，我對於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領導舉辦這個研討會是表示十分贊成的。\n這裡，我想把我瞭解的日本在進入近代以後編印大藏經的事業略作介紹，希望供我們研究編纂大藏經問題時參考。\n日本進入近代以後為保護文化遺產和適應研究與傳教的需要，先後編纂了幾部大藏經，不僅流行國內，有的也被國際學術界普遍使用。\n（1）《大日本校訂大藏經》（《縮刷藏》）\n這是日本首次用金屬活字印刷的大藏經。天台宗的島田蕃根與淨淨土宗增上寺福田行誡設立弘教書院從事編纂工作，從1880年到1885年完成，用小型5號活字印刷，裝潢採取線裝本，共有40帙418冊，另有目錄一冊。此藏以東京增上寺所藏的《高麗藏》為底本，並以宋《思溪藏》（簡稱宋藏）、元《普寧藏》（簡稱元藏）、明《嘉興藏》（簡稱明藏，一般用日本翻印此藏的《黃檗藏》代替）校之，在經文的上方（天頭）印有註明各本異同的校註。編排方法對傳統的大藏經（按《開元釋教錄》的入藏錄）有所突破，採取明僧智旭《閱藏知津》的編錄主張，對大乘佛經不再以般若、寶積、大集、華嚴、涅槃五部分類，而據天台宗的「五時」判教次序，以華嚴、方等、般若、法華、涅槃五部分類，把原來屬於寶積、大集二部的經典並入方等部，又單立法華部，並把它放到涅槃部之前。在「雜藏」部分主要是中國撰述，也有一小部分是日本撰述。此藏以校訂精審著稱。它的出版對日本近代佛教研究提供很大方便。此藏很快被傳到中國，1911年到1914年由上海頻伽精舍用此藏為底本，用4號活字翻印為《頻伽精舍校刊大藏經》（《頻伽藏》），裝訂為40函414冊，但去掉了原「日本撰述部」的一部分，並且把很有價值的頁上的校註也去掉了。\n（2）《日本校訂大藏經》（《卍字藏》）和《大日本續藏經》（《卍字續藏》）\n從1902年到1905年京都藏經書院出版的《日本校訂大藏經》是由中野達慧、前田慧雲等人編纂的另一部活字版大藏經，因為封面印有卍字，故被簡稱《卍字藏》。此藏以江戶時期京都法然院忍徵用建仁寺所藏《高麗藏》校對過的《黃檗藏》為底本，用4號活字印刷，每頁分上下兩段，行間加上標點和便於日本人閱讀的訓點，裝潢採取線裝，共有347冊。\n從1905年到1912年藏經書院又編印了所謂《大日本續藏經》，簡稱《卍字續藏》。因為過去的大藏經所收編的絕大部分是譯自印度的佛典，中國撰述部分很少，而以收錄中國佛教撰述為主的《明續藏》、《明又續藏》已成稀覯之物。此藏則以收編中國佛教著述為主，並收入少量印度和日本的佛教著述，其中尤其以各宗章疏和禪宗典籍最多，共收入950餘人的著述1757部7148卷，裝訂為150套（函）751冊。在此藏的編纂過程中，中國南京金陵刻經處的創始人楊文會居士曾贈送在中國搜集的若干珍貴佛典。應當指出，日本藏經書院編纂此藏還有一個政治意圖，即借此紀念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的勝利並悼念戰死的日本官兵。這種追隨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動機與當時日本一部分學者和佛教界人士所表現出來的反戰或厭戰情緒形成鮮明的對照，不能不使此藏蒙上一層陰影。\n在《大正藏》出版後，《卍字藏》逐漸不很流行，但因為《卍字續藏》中不僅有很多在中國久佚而在日本僅存的佛典，而且有相當部分是《大正藏》所未收的典籍，所以至今仍被國際學術界廣泛使用。上海商務印書館在1920年曾影印了《卍字續藏》。現在臺灣也有影印本。日本近年由西一雄、玉城康四郎監修，對此藏稍作修訂和補充，出版了《新纂續藏經》90冊。\n（3）《大正新修大藏經》（《大正藏》）\n這是由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擔任監修，有小野玄妙等多位學者參加，組成的「大正一切經刊行會」編印的規模空前的一部大藏經。為保證編譯工作的進度和質量，在刊行會之下設立若干個校訂事務所，還有負責標點加註、編纂排印、編撰索引等工作的機構。從1922年著手籌畫到1934年最後完成，共用了13年的時間。\n本藏以東京增上寺所藏《高麗藏》為底本，在《縮刷藏》的四本對校的基礎上，再參照敦煌佛典、日本正倉院和宮內省圖書寮藏經以及名山古剎與個人所藏的佛典、巴利文經典和近代以後發現的梵文經典，對所收佛典進行校勘，編錄。編排體例改變以往的大小乘佛典的分類方法，而基本依據佛典的內容分類。全藏分三大部分：「正藏」、「續藏」、「別卷」，共100卷（冊），收編佛典3360部13520卷。其中「正藏」55卷，收編印度經典、中國撰述（僅有極少量日本、朝鮮人的著作）2184部；印度撰述部分分為經、律、論三大類，經部按內容並參照佛教發展史分為：阿含、本緣、般若、法華、華嚴、寶積、涅槃、大集、經集、密教10類。「續藏」30卷，收編日本撰述和「古逸」（包括敦煌古逸文獻）、「疑似」（疑偽書）二部的著作736部。「別卷」15卷，其中「圖像部」收編圖像（主要是日本寺院所藏的佛教圖像及有關著作）363部；《昭和法寶總目錄》收編目錄77部，包括《大正藏》的目錄、中日古舊各種版本的大藏經目錄、諸寺所藏經錄、參考目錄等。\n本藏佛典皆斷句標點，各頁分為上中下三段，標有頁碼。校勘註記置於頁下。《昭和法寶總目錄》卷一除有全藏目錄外，還有《勘同目錄》，註明所收佛典的日、中、梵、巴4種文字的字音對照、譯著者和年代、在各藏中的位置、原版本及對校本；對四部《阿含經》中的小經則註明在巴利文《長部》、《中部》、《相應部》、《增支部》中的位置。\n《大正藏》所收編的一些中日佛教典籍中有的選用的底本和校本不是最好的，校勘和標點也有錯誤，但在現存的各種大藏經中是最切合實用的版本，被國際學術界普遍使用。\n（4）《日本大藏經》、《大日本佛教全書》（《日佛全》）和其它佛教叢書\n中野達慧在編印完《續藏經》之後，從1914年到1921年在東京組成「大藏經編纂會」，請京都大學的松本文三郎為會長，著手編印《日本大藏經》。本藏收錄日本的佛教撰述，分為經藏、律藏、論藏、宗典四部，共有48冊。圍繞此藏的編纂，村上專精曾與中野進行學術爭論，村上認為中國歷代編纂大藏經皆由高僧名士奉帝王之敕進行，對中野主持編纂大藏經頗不以為然，並批評用「日本大藏經」的名稱是一種「僭越」。此藏因為收有日本佛教史上一些珍貴文獻，至今仍有使用價值。\n《大日本佛教全書》151冊，由南條文雄、高楠順次郎、大村西崖、望月信亨等人組成的「佛書刊行會」編印。望月在編纂《佛教大辭典》中為編書參考曾收集很多佛教文獻。編纂《日佛全》時即以此為基礎，又搜集其他文獻，然後加以校訂。所收絕大部分是日本人的撰述，僅有少量中國人的撰述。全書收編經、律、論和註釋書以及日本各宗的教典、史傳等共953部。其中有多種日本僧傳，還有「遊方傳叢書」、「寺誌叢書」、高僧日記……不僅對研究日本佛教，而且對研究日本文學、中日文化交流，都有參考價值。現在此書有鈴木財團刊印本。\n此外，收錄日本佛教撰述的叢書還有鷲尾順敬在1925年到1933年編纂的《國文東方佛教叢書》（主要是日文撰述）。日本各宗都編有叢書，如《天台宗全書》、《傳教大師全集》、《真言宗全書》、《弘法大師全集》、《淨土宗全書》（有續集）、《禪學大系》、《曹洞宗全書》（有續集）、《真宗全書》等。\n因為佛教典籍的大部分是用漢文寫的，日本在近代以後出於研究和普及的需要也組織翻譯（訓讀，把漢文改寫為帶有假名的現代日文）編印了日文的大藏經，主要有：國民文庫刊行會編譯《國譯大藏經》31冊（1917年～1928年），收錄最基本的經論。東方書院的三井晶史編譯《昭和新纂國譯大藏經》48冊（1928年～1932年），除經論外，還有各宗的教典。大東出版社組織編譯的《國譯一切經》，從1930年到1936年已出版「印度撰述部」155卷，戰後到1988年出版「和漢撰述部」100卷。\n（5）《南傳大藏經》\n斯里蘭卡等南傳佛教國家的巴利文佛教典籍叢書，原稱「三藏」。約在公元前二、一世紀形成此藏原型。內容有律藏；經藏，包括相當於漢譯四部《阿含經》的《長部》、《中部》、《相應部》、《增支部》以及《小部》；論藏，相當於漢譯的小乘論書。1882年英國成立「巴利語聖典學會」，出版了羅馬字本《南傳大藏經》，並出版英譯本。日本在1935年到1941年由高楠順次郎監修，用日文翻譯出版了《南傳大藏經》70冊。日譯本的特色是：收入原屬「藏外」的史書《大史》、《島史》等以及論述南傳佛教教理的佛音《清淨道論》、作者不明的《彌蘭陀王問經》等。因為譯者水平不一，其中翻譯不當和失誤之處不少，但因通讀巴利文經典甚難，至今仍廣泛被學術界參考使用。\n當前日本是否已經著手對大藏經進行電腦處理，尚不了解。但在京都的臨濟宗妙心寺派的花園大學國際禪研究所，早在1991年就已經開始對禪宗重要典籍進行電腦處理，並且做出不少成績。\n《中華大藏經》編輯工作的一些情況和經驗教訓\n李富華\n一、《中華大藏經》的編輯是建國以來由國家出資，由國務院古籍小組直接領導，並交由任繼愈同志主持進行的一項佛教典籍整理的國家項目。1982年7月開始籌備，1994年完成106冊正編，前後13年時間。13年間，先後直接參加編校工作的人員超過三百人；這一工作也得到包括北京圖書館、中國佛教協會、北京市佛教協會及山西省佛教協會等許多單位的大力支持。此書由中華書局出版。\n二、《中華大藏經》編輯班子的核心是由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的部分研究人員組成，並聘請南亞研究所的童瑋先生（已故）參加。我們的工作大體經過了這樣幾個階段：\n1.調查研究，即對全國範圍內的大藏經收藏情況進行普查。除北京的各大圖書館和大寺院外，還分幾路走訪了上海、南京、廣西、福建、江蘇、河北、山西、陝西、甘肅、寧夏、遼寧等地的圖書館、寺院及博物館等。\n2.抄錄目錄卡片，即將北圖、民族文化宮及各地收集的佛經收藏情況形成目錄；還將歷代大藏的特有經籍抄成卡片。完成此工作用時約半年。\n3.根據調查的結果，我們形成了以《趙城金藏》為基礎的重編《中華大藏經》的編輯方案。這裡要說明一點，即當時曾有過直接影印《趙城藏》，還是重編大藏經的分歧，我們堅持後一種方案，此方案得到古籍小組組長李一氓同志的支持並最後通過。\n4.編製目錄。此目錄即《中華大藏經》正編的目錄。此目錄依《趙城金藏》千字文編次的順序排列，由童瑋先生排定，後經審閱打印80份，送中華書局、古籍小組及有關人士，供討論用。\n5.樣書的編輯。此樣書的編輯體例是經任繼愈、童瑋、我共同研究，最後由我起草成文，打印，並交中華書局、古籍小組同意後執行，包括用什麼底本、如何補缺、如何校對、校勘記的內容、順次的安排、書樣、封面、扉頁等。於1985年正式出版。\n三、《中華大藏經》的總體方案，可包括如下三點：\n1.正編收錄歷代大藏經有千字文編號的部分，以《趙城藏》的目錄體系為基礎。《趙城藏》的缺帙部分以《高麗藏》的相應部分補足，其它缺帙以其他大藏的經籍按內容性質補入；續編收錄歷代大藏經中無千字文編號的部分，分翻譯典籍和中國撰述兩部分，重新編目。兩編總計收錄佛教典籍約4200餘種23000餘卷，從而形成集歷代大藏大成的新版藏經。\n2.校本選用能反映上自隋唐下迄明清時代藏經基本面目且保存較多的八種版本，這就是《房山石經》、宋《資福藏》、《磧砂藏》、元《普寧藏》、明《南藏》、《徑山藏》、清《龍藏》及《高麗藏》。校勘採用逐字對校的辦法，勘出其異同，不作判斷，校勘記附於每卷經文之後。\n3.正編全書以影印的辦法刊出；續編視情況而定。中國歷代大藏經版仍以影印為主，日本版諸藏經籍則標點排印。影印部分，務必達到清晰，故嚴重漫漶者或替換或修版。\n四、《中華大藏經》編輯隊伍的組織情況。\n因為《中華藏》的編輯工作是一項複雜的工程，包括總體方案的設計、底本的翻制和整理、校勘、校勘記的整理，最後的定稿等多種程序，故在領導小組之下設有底本組、校對組、校勘記編寫組、定稿組、協調組及終審等多種組織形式。每一組有專人負責，形成一個流水線工作系統。也因此編輯隊伍逐年擴大，從最初的五人，十幾人到最多時達到九十餘人的工作班子。\n五、幾點經驗和教訓：\n1.可靠的經費來源。《中華藏》因得到古籍小組在經費上的全力支援纔可能順利完成正編，13年間共得到古籍小組的正式撥款近160萬。\n2.有一個穩定的、全力投入的編輯隊伍。\n3.完備的可靠的資料來源。我們依靠北圖、宗教所圖書館及中國佛協圖晝館、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北京市佛教協會圖書館的無私全力的支援，保證了資料的來源。\n4.有一個周密的、操作性很強的編輯程序，使工作有條不紊的進行。\n上述四條就確立了在事業上的人、財、物幾方面的保證，否則其事業就很難有成。\n六、幾點建議：\n我個人完全贊同中國佛協和佛教文化研究所的計劃，重編一部能夠替代日本《大正藏》的電腦化的大藏經。但此舉並非易事，故建議：\n1.以僧界為主，充分發揮僧界的優勢。這本是歷代修藏的通例，祇有調動僧界護法的精誠，纔能有一個穩定的編輯隊伍和所需的物質保證，確保事業有成。\n2.新版藏經要考慮中國佛教修藏的歷史傳統，不能出格太遠。故應以入藏典籍為主，新編入者亦應以僧人的著作為主，兼顧個別與僧界有大因緣的居士學者的著作。這應是一條原則，否則就要改名，就不是佛教大藏經。\n3.新版大藏要替代《大正藏》就一定要標點、校勘，並在出版成本上下功夫，使讀者能夠買得起。《大正藏》所以流行原因很多，但主要有三條：（1）它是近代以來中國歷代藏經均成為文物的情況下，用現代印刷手段新編的第一部藏經，佔了搶先一步和物以稀為貴的優勢；（2）作了簡單的標點，但問題很多；（3）價格適中，特別是後來臺灣大量的影印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n臺灣編印《中華大藏經》始末\n張新鷹\n佛教在臺灣擁有眾多信徒，佛教書刊的編輯出版活動也非常活躍，卷帙浩繁的各種大藏經不斷推出，成為這方面的一個顯著特點。\n臺灣出版大藏經，是以1955年臺北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大正藏》開始的。1962年，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日本《卍續藏》；1968年，臺灣「中國佛教會」又與香港有關人士合作再次影印。70年代以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在影印各種版本大藏經上傾注了巨大努力，不但再度影印了《大正藏》、《卍續藏》，還用韓國東國大學影印本為底本重新影印了《再雕高麗藏》，以及日本《卍正藏》。祖國大陸的文物出版社重刷《龍藏》之後，新文豐出版公司很快據以影印為精裝本，名《乾隆版大藏經》。在此期間，《頻伽藏》、《普慧藏》（部分）及《藏要》也都改頭換面被影印出版。由日文本譯成中文的《南傳大藏經》，由敦煌寫經輯成的《敦煌大藏經》，由臺灣佛教學者藍吉富主編的《大藏經補編》，由南天書局編輯影印的《西藏大藏經》，一部部如同雨後春筍紛紛問世。1987年元月，臺北文殊出版社開始發行「電腦排版」、「重新斷句、新式標點」的《文殊大藏經》，原擬出174冊，不久卻因故中輟。目前，佛光山正在編輯一部與文殊出版社上述宣示如出一轍的《佛光大藏經》，已出版了《阿含藏》、《禪藏》和部分《般若藏》。除以上各藏外，臺灣還影印了日本的《真言宗全書》、《淨土宗全書》，編印了《禪宗全書》、《天台藏》等各別宗派的文獻集成。\n但是，40年來臺灣社會有關各方費力最大、耗時最久的漢文大藏經編印項目，還要算1956年隆重開場、1982年勉強了事的所謂《中華大藏經》。\n臺版《中華藏》的發起人是密宗施主屈映光，而實際上最早的倡印者應推蔡運辰。蔡運辰，1900年生於遼東，是名僧虛雲的俗家弟子，法名寬運，字念生。1951年3月，他在臺灣《覺生》雜誌上呼籲編印新藏，無人響應；1954年2月他又在《人生》雜誌首次提出《中華大藏經》這一名稱，唯含義與後來的不盡相同。到這年10月，屈映光有感於《清藏》刻成後200餘年無大舉修藏事，遂聯絡部分國民黨元老，動議編纂新藏，當時簽名贊同者有台灣僧俗要人210名。1956年11月11日，「修訂中華大藏經會」在臺北善導寺正式成立，簽過名的贊同者都是會員，屈映光任首席常務理事，蔡運辰為總編審。「修藏會」還在泰國、日本設立了分會或代理人。\n臺版《中華藏》最初設想分為4大部分：1.選藏；2.續藏；3.譯藏；4.總目錄，共收書5,005部。「選藏」，又稱正藏，是全書的主要部分，擬分4輯依次出版。第1輯：影印1931～1935年上海出版的《影印宋磧砂藏》和1935年三時學會從《趙城藏》中編選的《宋藏遺珍》，有書1，581部；第2輯：影印明清遞刊版《嘉興藏》（已見第1輯的書不重收），有書658部；第3輯：影印日本《卍正藏》、《卍續藏》（已見1、2輯的書不重收），有書1,337部。3輯累計收書3,576部。第4輯收另外13種藏經中不見於前3輯的書，共400部。合4輯之數，選藏擬收書達3,976部，號稱「各藏經典，不重一部，不減一部，合成一帙」（蔡運辰：《中華大藏經序》）。對於各種藏經中同一部書因版本不同而出現的較大文字差異以及某些版本中增入的序跋等內容，選藏擬在第4輯後面設「綜合補錄」一項；蔡運辰專門編製了詳細目錄，指明應從何版中補錄哪段文字，這等於為讀者作了大量的校勘提示，其作用不可低估。選藏以外，計劃是：「續藏」，結集歷代未入藏之經典，收書970部；「譯藏」，專收由漢文譯成西文之經典，中外文對照刊印，收書20部；「總目錄」，編列各藏目錄及與目錄有關之書籍，收書39部。這後3大部分共有書1,029部。\n如果臺版《中華藏》能按上面的設想全部完成，的確將是一部既有空前宏富的內容，又有文物觀賞價值的煌煌巨製。然而，光陰荏苒，「修藏會」困難重重，工作拖延再三，龐大的計劃最終夭折了。這對一開始企圖利用這個機會籠絡海內外中國佛教信徒，通過「修藏」在政治上、宗教上為臺灣爭個「正統」地位的人，是一次不小的打擊。\n選藏第1輯是1962～1966年出版的，16開，精裝40冊。1968～1974年，第2輯出版，精裝80冊。同時出版了朱鏡宙編的第1輯索引和蔡運辰主編的《中華大藏經首編》。《首編》包括該藏序文9篇，「修藏會」成立時的章程、宣言等文件，編目通例，各輯編目說明，全藏目錄。在此期間的1972年，屈映光病故，年近80的劉泗英接任首席常務理事。劉缺少屈那樣的「權威」，「修藏會」在屈主事時埋下的用人失當、計劃不周等矛盾很快趨於尖銳化。第2輯基本告竣時，第3輯本已開印，卻又將第1輯重新印成「大字本」，即改原每頁三欄為兩欄，一下擴展成約100冊。第3輯預計也不低於此數。兩輯分別印到三、五十冊時，印刷經費竟被負責印務的人挪做股票投機買賣，賠得精光，以致提起訴訟，但於事無補，印行工作從1979年完全停頓。預付了書款的訂戶，函電交催，逼得「修藏會」在日本的代理人幾欲尋死；還有一些未付款的訂戶見書成無日，打了退堂鼓。臺灣「中國佛教會」方面則因與「修藏會」不諧，其各級組織「無一處請藏」，也不管推薦訂戶。蔡運辰目睹原定方案「滯礙難行」，信心黯然，移居去了美國。劉泗英「心有餘而力不足」，最後找了一位「立法委員」董正之，和屈映光之子屈彥遠一道接手印行。臺灣當局「內政部」看看「前朝遺事」騎虎難下，不得不指派一名科長出面監督。經過一番計議，新文豐出版公司答應承擔繼續印刷，而此時掌管影印底本的一位林覺非居士又拒絕交出書來，祇好另外去找。到1982年，第1輯大字本和第3輯精裝各100冊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總算印成，又配套重印了第2輯，「修藏會」趕緊宣告「功德圓滿」，20多年的「修藏」就這樣草草收兵了。\n臺版《中華藏》共出版正藏3輯，計精裝280冊（第1輯以大字本冊數計），線裝本加倍；臺灣島內外購買全部三輯的訂戶不過150家左右。付之闕如的各個部分，還能不能問世？董正之祇好說：「祈禱佛陀」！\n用實事求是的觀點看，臺版《中華藏》在編印過程中還是取得了一定成績的。最突出的是蔡運辰為確定全藏目錄所作的工作。蔡運辰任總編審後，首先「窮四年之力」，「搜羅古籍，獺祭群書」，「凡得刻藏目錄18種、輯藏目錄8種、專書5種，合為31種，綜合排比，鉤稽部數，校註異文」（聖嚴：《序〈二十五種藏經目錄對照考釋〉》），編成《三十一種藏經目錄對照表解》，統計各藏所有經書，共得4,166目，於1960年4月由「修藏會」出版；後又補入《金藏》目錄1種，成為32種；再從32種中刪去輯藏8種，另加《大正藏》目錄1種，並分別進行研究考釋，於1971年最終編成《二十五種藏經目錄對照考釋》一書，1983年12月由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這部16開760頁的著作，是佛教經籍目錄學的重要成果，連同先前出版的《中華大藏經首編》，給治佛學、修新藏者帶來了極大便利，是可以傳之久遠的。臺灣華宇出版社1986年出版藍吉富主編的《大藏經補編》第35冊中全文收錄了《中華大藏經首編》，藍吉富在說明中指出：「即使祇將此一書目瀏覽一過，也足以使人對中文佛典之美之富，有一初步之理解。」蔡運辰在參與修藏的20年裡，還在臺灣雜誌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詳細探討有關這部藏經的很多問題，這些文章具有明確的學術價值，被收集在《如是庵學佛剩語》上冊，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出版。「選藏」第1輯中，有兩部經是上海版《影印磧砂藏》中失收的，這就是胡適在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文庫發現的《磧砂藏》「寧四」、「更一」兩冊，分別為唐不空所譯《略述金剛頂瑜伽分別聖位修證法門》一卷和《瑜伽集要救阿難陀羅尼焰口儀軌經》一卷；第2輯中，有3部書實屬《嘉興藏》，而為《嘉興藏》目錄所不載，是在此次修藏時整理發現的，書名分別為：《雲棲法彙》、《布水臺集》、《鶴山禪師執帚集》。這些不易得見的版本被臺版《中華藏》影印公諸於世，值得慶幸。此外，臺版《中華藏》雖然在1982年就完結了，其「餘蔭」卻至今還嘉惠著臺灣的某些出版商。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1987兩年間，分別把原來該藏的1、2輯以《影印磧砂藏》（內含《宋藏遺珍》）和《影印嘉興藏》的名字重新印行，精裝各40冊；那位當初匿書不交的林覺非居士，1985年拿出了手裡的10種佛教寺誌膠卷，由杜洁祥印入丹青出版公司的《中國佛寺史誌彙刊》（第3輯），這10種寺誌都是被蔡運辰列入臺版《中華藏》「續藏」目錄的。直到新文豐出版公司陸續出版的《佛學名著百種》（70冊），從中還可以分辨出胎死腹內的「續藏」的面貌。當然，所有這種種新書，對學術界、宗教界的讀者都有著獨特的魅力，不僅僅是「嘉惠」出版商而已。\n臺灣編印《中華大藏經》的始末表明，在不少古本藏經已星散各處的當代，要搞出既全又精的大藏經，離不開海內外的廣泛聯繫和密切協同。該藏的第2輯有相當一部分影印底本攝自日本駒澤大學，而其第4輯之所以無法開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台灣當地缺少的各藏太多，甚至連明永樂南北藏這樣在祖國大陸往往可見的版本，臺灣竟一部沒有。正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修訂新藏是個浩大的工程，非一年半載之功。必須有周密的計劃，嚴謹的部署，科學的組織，依靠強勁的領導，得力的骨幹，精幹的隊伍，還要獲得可靠的長期財力及印刷能力的支持。最後，還需要堅韌不拔的意志和同心同德的團結。臺版《中華藏》的經驗教訓，對於我們今後從事類似的編藏工作，也是有可以借鑒之處的。\n海外大藏經編輯及光電版大藏經的情況\n方廣錩\n一\n籌備會議的先生指定我談一談海外大藏經編輯以及光電版大藏經的情況。我是一個關門作學問的人，對外界的情況瞭解得很不夠。下面談的有些情況是我自己掌握、瞭解的；關於臺灣與美國的不少情況則是盧潯先生最近從INTERNET網上收集到以後提供給我的；還有一些情況則是張新鷹先生提供的。在此特向盧潯先生與張新鷹先生表示感謝。由於條件有限，今天介紹的情況肯定不夠全面與正確。錯漏之處，請大家指正。\n大藏經是中國人創造的一個詞彙，指佛教典籍的總彙，在古代中國，它主要指漢文佛教典籍。在現代中國，「大藏經」除了指漢傳佛教傳承的漢文大藏經外，包括南傳佛教傳承的巴利語大藏經、藏傳佛教傳承的藏文大藏經，還包括諸如梵文佛教典籍、各種西域文字佛教典籍以及我國的西夏文大藏經、蒙文大藏經、滿文大藏經。範圍更廣一點，甚至可以包括近代以來出現的日文佛教典籍（如《國譯一切經》）以及西文翻譯的佛教典籍。\n從重要性而言，上述諸種佛教典籍，有的因亡佚過多而零亂不成系統；有的則是從現存的其他藏經中流出。所以，最為重要的是現存三大系佛教所傳承的巴利語大藏經、漢文大藏經與藏文大藏經。不過，由於「大藏經」這個詞是中國人創造的，所以雖然中國人用「大藏經」指代世界上各種文字的佛教經典，並創造出諸如巴利語大藏經、藏文大藏經這樣的名詞。但這些名詞基本上祇在漢傳佛教區域內流通。在南傳佛教區域，人們稱自己的佛教典籍為「三藏」；在藏傳佛教區域，人們稱自己的佛教典籍為「甘珠爾」、「丹珠爾」。正像我們用「大藏經」來稱呼南傳佛教的巴利語三藏一樣，南傳佛教區域的人們則用「三藏」來稱呼漢文大藏經。以至西方世界受此影響，至今仍用「三藏」來稱呼漢文大藏經。所以，本文所謂的「大藏經」，僅指漢文大藏經。\n從歷史上看，在佛教文化圈中，大藏經主要流傳於漢傳佛教影響所及的東亞各國。近代以來，由於佛教文化圈之外的世界其他國家，主要是西方各國，對佛教的認識與研究主要沿著巴利語佛教、梵文佛教、藏文佛教這樣一條路線前進，所以在這些國家，大藏經，亦即漢文佛教典籍的影響不是很大。但近年來這種情況開始有所改觀，不少西方學者開始日益重視對大藏經的研究。不過，重視大藏經的勢頭出現的時間還不太久，在西方的宗教研究界，對大藏經的總體研究與整理實際上還處在醞釀階段，或者說起步階段。所以，所謂海外對大藏經的編印現在主要局限在漢傳佛教流傳區域，亦即臺灣、香港、日本、韓國。九十年代以來這項工作在美國發展較快，但主要集中在華人圈子裡。西方人也有參加並起到重要作用的，但人數較少。\n本世紀以來，世界上出現兩次編輯大藏經的熱潮。第一次是本世紀初到二、三十年代。當時我國編印的有《頻伽藏》、《普慧藏》（未完成）、《影印磧砂藏》、《宋藏遺珍》、《藏要》等。日本則有《卍字藏》、《卍字續藏》、《大正藏》。第二次熱潮於五十年代中、後期開始發韌。當時臺灣屈映光、蔡念生等發起成立「修訂中華大藏經會」，編印《中華大藏經》。大陸的中國佛教協會也有編輯新的大藏經的設想，並編纂了供討論的草目，這就是二十年後呂澂先生發表的《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日本則有修訂重印《大正藏》與重編《大正藏索引》之舉。這一熱潮到八十年代趨向高漲，大陸編印了新的《中華大藏經》，重印《藏要》，修補刷印了《龍藏》。臺灣則編印《佛光大藏經》、《文殊大藏經》，影印了《嘉興藏》、影印了大陸新印的《龍藏》與三十年代出版的《影印磧砂藏》、《宋藏遺珍》、《藏要》。還影印了《高麗藏》、《大正藏》、《卍字藏》、《卍字續藏》等。此外還有大陸、臺灣合作編輯出版的《敦煌大藏經》。日本則影印了《高麗藏》、修訂重印了《卍字續藏》。韓國影印了《高麗藏》。八十年代中期開始，隨著電腦技術的飛速發展，大藏經也開始踏入光電時代。經過幾年的醞釀，到九十年代初，大藏經光電化的進程顯著加快。可以說，第二次編印大藏經的熱潮現在正處在方興未艾之際。\n上述兩次熱潮，第一次的情況大家都很熟悉，所以下面主要對海外第二次熱潮的情況加以介紹。在第二次熱潮中，重點放在大藏經光電化方面。\n二\n先談談第二次熱潮中海外出現的書冊版的大藏經。這些大藏經又可以分為三類：一、影印的；二、修訂重印的；三、新編的。下面分別介紹。\n一、影印大藏經，指完全照底本影印，不作任何變動，或僅作個別修訂。\n如前所述，海外影印的大藏經很多，下面擇要介紹：\n1.《高麗藏》：\n此處的《高麗藏》指朝鮮高麗朝高宗時刊刻的大藏經，又稱《再刻高麗藏》，以區別於顯宗朝刊刻的《初刻高麗藏》。該藏校勘精良，是諸種大藏經中質量較高的一種，版片現存韓國海印寺。影印本共出現四種：\n第一種是東洋出版社出版的錦裝豪華本，全45冊。但祇有正藏，既沒有補遺部分，也沒有總目與解題索引。這實際是供佛教團體供養用的。\n第二種是韓國東國大學校出版的，全48冊。這種版本藏經的前25冊中，諸經的次序有錯亂，沒有完全按照總目排列；諸冊的目錄上也沒有標明經典的編號。後來發現這一問題，從第26冊起予以改正。全藏包括正藏、補遺、總目、解題索引等。由於前25冊次序錯亂，所以不能根據總目及解題索引進行檢索。\n第三種也是韓國東國大學校出版的，實際是第二種的修訂版。亦即將已經出版的前25冊按照總目的次序重新編排，並在每冊的目錄上加上該經的編號。內容則與第二種一樣，也是48冊，包括正藏、補遺、總目、索引等。不過這種重新修訂的版本祇刊印發行了300部。\n第四種是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重印東國大學版。遺憾的是他們重印的不是第三種修訂版，而是第二種有錯誤的版本。全48冊。\n2.《磧砂藏》：\n臺灣新文豐出版。是根據三十年代上海影印的《磧砂藏》重印的。原藏有殘缺，係據《普寧藏》等藏經補齊。此次影印則將胡適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發現的若干卷抽換補入。原書線裝，新文豐本改為精裝，全40冊。\n3.《嘉興藏》：\n臺灣新文豐出版。是依據明版《嘉興藏》影印的，但刪除了其中《影印本磧砂藏》已經收入的諸種典籍。全40冊。實際是下述臺灣《中華大藏經》第二輯的再印本。\n4.《乾隆大藏經》：\n臺灣新文豐出版。是根據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的《龍藏》縮版重印的。\n5.《大正藏》：\n早在1955年，臺北中華佛教文化館便開始影印《大正藏》。其後又有其他單位對該藏進行影印。七十年代後，臺灣新文豐大量影印該藏。新文豐影印本基本依據日本《大正藏》不變，但在第85卷中加入胡適關於敦煌禪籍研究的一些資料。\n另外，臺灣還大量影印了《宋藏遺珍》、《藏要》、《頻伽藏》、《普慧藏》、《卍字藏》、《卍字續藏》，都是完全依據原書影印，內容、編次均沒有變化，不再一一介紹。\n上述影印藏經，除了豪華本《高麗藏》的目的是提供寺院供養外，其他諸種藏經的目的都是向研究者提供資料。所以都採用縮印的辦法，裝幀也比較一般，採取薄利多銷政策，價格比較便宜，海外一般的研究者都可以承受。\n影印藏經，臺灣出版界的勁頭最大。現有的大藏經，祇要是他們能夠得到的，已經都影印了。我認為，這裡首先是學術驅動，即佛教研究越來越為人們所重視，客觀上對佛教典籍的需求日益在擴張。其次是經濟驅動，即出版商看到上述趨勢，認識到這是一個賺錢的好機會，所以不惜大投入，以爭取大回報。\n對於學術界來說，不少典籍過去很難見到，現在影印本十分普遍，則資料的收集工作相對就容易得多了，從而推動了學術研究的發展，這當然是一件好事。影印本保留了原本的狀態，有很高的學術價值。遺憾的是有些影印本的編纂者不注意版本的精選，有的還對底本進行割版修補，實際上損害了這些典籍在版本方面的學術價值。\n二、修訂重印的：\n屬於修訂重印的有日本的《大正藏》與《卍字續藏》。\n1.《大正藏》：\n大家對《大正藏》都比較熟悉。六十年代初，日本在重印《大正藏》時，對其中的一些錯誤作了修訂，但修訂的比例不大。關於《大正藏》，我最近寫了一篇評論文章，即將發表在《佛教圖書評論》的創刊號上。所以這兒就不佔用大家的時間了。\n2.《卍字續藏》：\n《卍字續藏》，又名《大日本續藏經》，由前田慧雲、中野達慧等主持，編纂於1905年至1912年。收經1756部，絕大部分為歷代大藏經未收的佛教典籍。10門63類，線裝751冊。本藏編印時正值日俄戰爭，故每冊還載有戰爭陣亡人員名單。優點是收羅宏富，缺點是編次較亂，選本不精，又缺乏必要的校勘。\n1973年起，由河村孝照主持，對該《續藏經》進行重修。重修本定名為《新纂大日本續藏經》，對原藏的編次作了調整，內容作了增刪，每部經附加編號，刪除了陣亡者名單。改為精裝，分為90冊（含總目、索引各一冊）。從1975年到1989年出版齊全。共收經1671部，計1.02億字。\n《大正藏》所收以已入藏典籍為主，《卍字續藏》所收則絕大多數為未入藏典籍。兩藏合計約2.5億字。如果把近代以來的佛教撰著捨略不計，則現存的辛亥革命以前的有關佛教的典籍的總量估計在3.5億字上下。也就是說，日本的這兩部藏經已經涵蓋了現存的古代佛教典籍的百分之七十。而下餘的百分之三十（1億字左右），恰恰是最零亂，最分散，從來沒有人收集整理過，因而最不易措手的部分。日本向來以《大正藏》為驕傲，認為是世界上最精良的藏經版本，事實上到目前為止也的確還沒有一部藏經的學術水平能夠超過《大正藏》。通過重修《卍字續藏》，日本在藏外典籍的整理方面也進一步取得了優勢。估計今後日本會在大藏經日譯、各種索引的編纂以及《大正藏》與《續藏經》的光電版方面下功夫，以繼續保持其在佛教典籍的整理方面的優勢地位。\n三、新編印的\n海外出版的新編印的大藏經有臺灣《中華大藏經》、《文殊大藏經》、《佛光大藏經》、《敦煌大藏經》以及《大藏經補編》、《南傳大藏經》（從日文轉譯）等。這裡介紹臺灣《中華大藏經》、《文殊大藏經》與《佛光大藏經》。\n1.臺灣《中華大藏經》的具體編輯工作由蔡念生負責。從蔡念生公佈的目錄草案看，他原計劃把全部佛典重新組織，分為14類86部，共收入佛典3874部。但後來放棄了這個計劃，改為影印出版。臺灣《中華大藏經》現已出版三輯。第一輯為影印《影印磧砂藏》與《宋藏遺珍》；第二輯為影印《嘉興藏》中第一輯未收的諸種典籍；第三輯為影印《卍字藏》、《卍字續藏》中未為前兩輯所收的典籍。三輯均有精裝、線裝兩種版式。精裝一冊相當於線裝兩冊。其中第一輯又有大字本、小字本兩種版式。大字本一頁二欄，欄18行；小字本一頁三欄，欄30行。此外，計劃中的還有：\n第四輯，影印《縮刷藏》、《大正藏》及其他諸種藏經中未為第一、二、三輯所收的典籍。\n續藏，未為上述四輯所收的其他佛教典籍。\n上述五部分，前四輯相當於歷代正藏與續藏，最後的「續藏」實際為新編入藏。由於種種原因，臺灣《中華大藏經》出版三輯後無以為繼，故此停頓。\n2.《文殊大藏經》，1987年開始由臺灣文殊佛教文化中心編印，文殊出版社出版。當時計劃所收經典全部校勘、註釋、新式標點。每部典籍均附有導論，導論中彙集世界重要的佛教經典研究成果，「使讀者迅速進入經典」。還計劃附有重要論文選編與研究論著目錄索引、詞語索引等。總計174冊。但實際上據說祇出版了數冊，第二年便停止編輯。\n3.《佛光大藏經》，由臺灣佛光山編藏處編纂。計劃將全部佛典分為阿含、禪藏、般若、本緣、法華、華嚴、淨土、律、唯識、秘密、論藏、史傳、文藝等十六部，校勘，標點，排印。已經完成阿含部（17卷，1987年出版）、禪藏部（51卷，1993年出版）。近期將出齊般若部。從已經出版的兩部看，《佛光大藏經》的結構體例在《大正藏》的基礎上有所改革。每部設若干類。如禪藏中設史傳類、語錄類、禪論禪詩類、公案辭書類等四類。收經範圍不局限在傳統的正藏、續藏的框架內，而是廣收博採。如收入敦煌文獻、傳世未入藏著作（如《禪林象器箋》）、乃至《虛雲和尚年譜》、《星雲禪話》等。校勘、標點比較精良，每部附有參考文獻與詞語索引。照排精裝，使用方便。\n三\n下面談談佛典光電化問題。\n用電腦輸入佛典，印刷書冊本大藏經，進而編纂光電版大藏經，這在海外是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九十年代初逐漸形成熱潮。其實，類似的工作我們在1986年也開始了。1986年上半年，我曾經代表《中華大藏經》委託當時社科院文學所欒貴明同志進行過這一研究。欒貴明同志按照我們提出的設計要求進行了佛經錄入以及詞語索引等試驗。試驗本身比較順利，但後來由於其他原因，這一合作沒有能堅持下去。1989年以後，《中華大藏經》在工作中，利用電腦錄入300餘萬字，其中照排編入《中華大藏經》者200餘萬字。由於力量有限，錄入照排工作僅局限在《中華大藏經》迫切需要的部分，沒有全面展開。當時的想法是根據條件，逐步輸入，並逐步向光電版大藏經發展。整個八十年代，海外這方面的工作進展得一般，但進入九十年代以後，發展得比較快，最近這二、三年尤其迅速，已經形成一股相當可觀的力量。目前大體上有這麼五個區域性中心：\n一、日本\n日本這方面的工作集中在京都與東京。\n京都：\n1.花園大學國際禪學研究所\n這項工作主要由該所副所長烏．阿浦（URS APP）博士主持，從1990年開始的，目前主要從事禪籍的輸入與禪數據庫的建立。1993年以前，他們主要從事基礎研究與軟件開發。1993年起開始文獻錄入。漢字平臺先採用日本JIS，後改用臺灣BIG5。有些文獻兩者可以兼用。已經錄入禪文獻數十種，印行了十餘種並附有一字索引，錄入文獻時均按照國際規範在原文上附加各種檢索記號，便於從各方面檢索。已發行光盤一張。並在INTERNET網上公佈近30種關於禪學的文獻資料。由於缺乏佛典的標點、校勘人員，所以工作的進度比較慢。另外，由於現有的漢字平臺中漢字數量不夠，不能滿足佛典錄入的需要，所以必須自己造字。為了使這些自己造的字能夠流通起來，與其他人相互交流，他們把所造的字附載在光盤中，與光盤文獻一起流通。\n他們主張：輸入前，對每一部佛典都應收齊各種版本；輸入時，每一個字在不同版本的不同形態，均按原樣輸入。即儘量保持各版本的原有形態。輸入後形成的文獻雖然是一篇，但通過上面的各種標記，實際可以反映出該文獻各種版本的原貌。這樣，對每一篇電子文獻，不但能夠調出它的標準的校勘標點本，而且能夠調出它的各種版本形態。最近他們正在按照上述設想輸入敦煌文獻。敦煌寫經中的異體字、變體字非常多，還有各種各樣的符號等，如果原樣輸入敦煌文獻的各種技術問題都能夠順利解決，則佛典的輸入也就不會有什麼解決不了的難題了。\n2.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n主持人為高田時雄。該項工作從1992年開始，主要是錄入《大正藏》的「史傳部」，即《大正藏》第49卷到第52卷，並編纂有關索引。現已經完成了《高僧傳》、《法顯傳》、《大唐西域記》、《釋迦方誌》、《遊方記抄》、《洛陽伽藍記》等。所用的漢字平臺是日本的JIS。高田時雄是個語言學家，漢文水平很好，承擔的研究也很多，是日本青年敦煌學者組織的核心人物之一。\n3.京都禪文化研究所\n該所也在花園大學校園內，但不屬於花園大學，與國際禪學研究所也互不統屬。正在錄入的文獻以禪文獻與中國古籍為主。他們不太贊同編纂一字索引的做法，認為實用價值不大。因此自己另行編輯詞語索引。他們編纂的詞語索引，都另行配套印行供檢索的原典，自成體系。已經錄入與計劃錄入的有《景德傳燈錄》、《祖堂集》、《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等數十種。錄入工作主要在中國（上海）完成，拿回日本校對定稿，然後在天津印刷。出版物免費贈送給有關學者與研究機構。該研究所與中國的語言文字方面的研究者關係比較密切，共同成立了「俗語言研究學會」並共同創辦了一個名叫《俗語言研究》的雜誌。\n所用的漢文平臺為日本的JIS。\n4.法寶義林研究所\n該研究所設在京都相國寺，是日本、英國、法國等國的一個合作項目，主要是把《法寶義林》輸入電腦，並做成能夠完成英、法、中文多種檢索功能的數據庫。\n5.淨土真宗教學研究所\n主要從事《大正藏》中若干典籍之錄入，如《十住毗婆沙論》、《觀無量壽經義疏》、《安樂集》等。漢文平臺為日本JIS。\n6.淨土真宗聖典\n擬把47種淨土真宗的主要典籍製作成光盤，由本願寺出版社負責。\n7.天台電子佛典計劃\n由大津市的天台宗睿山學院天台宗典編纂所負責，把天台宗的主要典籍及註疏輸入電腦，做成光盤。全部約360萬字，基本是根據《大正藏》錄入。\n東京：\n1.《大正藏》錄入計劃\n由日本印度學佛教學研究會與大藏出版社負責。該項目於1994年已經開始，計劃把《大正藏》做成光盤。該項目接受日本文部省的資助，預訂由大藏出版社出版。\n2.日蓮數據庫\n由立正大學三友健容負責。主要是把日蓮的著作輸入電腦，並輸入關於日蓮的詞典等。原計劃祇做光電文獻，沒有檢索系統。用的是日本NEC的專用設備，與IBM機不兼容，甚至與日本一般的文字處理機也不兼容。所以基本祇能供立正大學內部使用。\n3.曹洞宗宗學數據庫\n由駒澤大學的曹洞宗宗學研究所負責。輸入有關曹洞宗的各種資料，漢字平臺是日本的JIS。\n除了上述集體項目外，很多大學的教師由於個人研究需要，也在從事這一漢文佛典的電腦錄入工作。如京都大學的長尾雅人、廣島大學的桂紹隆、花園大學的沖本克己、龍谷大學的能仁、大阪聖心女子學院的瀨間等等。他們基本上都是依據《大正藏》，利用JIS。各人的條件不同，做法也是五花八門。另外花園大學佛教學科也錄入了一些典籍。\n綜上所述，除了1994年上馬的《大正藏》項目外，其他的項目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宗派性、個人性的色彩很濃。所配備的計算機環境與軟件也各不相同。互相之間缺乏聯係與協調，基本上各自為戰。\n二、韓國\n韓國以曾經編輯《高麗藏》與至今收藏著《高麗藏》的版片而自豪。他們的光電版大藏經計劃也圍繞著《高麗藏》而進行。\n這一工作由收藏《高麗藏》版片的海印寺主持，韓國著名的大企業三星公司為後援。錄入工作從1992年開始，最初兩卷在上海用BIG5碼輸入後拿回韓國校對。後來改為在韓國本土錄入。錄入的最大困難是錄入員漢字水平太差，對付不了那些複雜的漢字。韓國雖然仍然留用一部分漢字，但與佛經漢字比較起來實在微不足道。加上《高麗藏》中有許多古今字、異體字、正俗字、變體字，對於一般的人來講實在很困難。據說他們最後是利用中國的「鄭碼」，並按照《高麗藏》的字體造了大批的漢字，幾乎是有一個變體就造一個字。錄入人員可以完全按照自己所看到的字體進行輸入。如果發現輸入的這個字還沒有造，就打一個星號，通知造字人員補造。按照原定計劃，1996年3月完成全部錄入校對工作。\n除了《高麗藏》之外，還由 PAENG NYON 佛教文化基金負責將《韓國佛教全書》輸入電腦。據說第一部分元曉的著作約70萬字，已經在中國錄入完成。\n上面日本與韓國的大藏經光電化工作，雖然在目的、規模等方面互不相同，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基本上由佛教團體把它當作一件佛教的事業來做。雙方都有大批學者參加，但由於日本與韓國的歷史原因，這些學者大多有佛教背景。\n三、香港\n香港的情況與前述日本、韓國的情況不同。香港的佛教團體對於編纂大藏經與大藏經光電化態度不一。有的比較冷漠，有的則有興趣，但總的來說是覺得這件事規模太大，望而生畏。但香港的學者對此卻有熱情。中文大學的中國文化研究所有一個古文獻資料庫計劃，非常龐大，計劃把中國古籍都輸入電腦。第一階段是輸入秦漢古籍約800萬字，1993年已經完成，並出版了102種文獻的索引。第二階段是輸入六朝以來的道教文獻與佛教文獻（依據《大正藏》、《卍字續藏》等錄入）。目前進展情況不詳。漢字庫是BIG5。不過已經完成並上市的電子文獻資料庫價格很貴，一般人難以問津。\n四、臺灣\n1.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n該中心已經出版了「二十四史」的光盤，已經完成與正在輸入的還有《十三經註疏》、諸子、敦煌文獻、金石資料、佛典等。佛典是依據《大正藏》輸入的。\n2.佛光山\n佛光山的光電版佛典可以分為三個方面：\n第一，圍繞《佛光大藏經》進行。《佛光大藏經》是用電腦照排的，轉換為電子版上網，或轉換為光盤版，都非常容易。估計佛光山將會推出光電版的《佛光大藏經》。\n第二，輸入《大正藏》的若干典籍，這主要是在佛光山北海道場進行。\n第三，把《佛光大辭典》及佛經目錄輸入電腦。\n後兩件工作正在進行。\n由於臺灣佛教山頭林立，很難統一觀點，統一行動，所以佛光山編纂《佛光大藏經》及光電版佛典也是自成一家。不過，佛光山參加了「電子佛典推進協議會」與「電子佛典協會」這兩個國際性的電子佛典協調組織，與世界上其他正在從事同類工作的單位有著較為密切的聯係，臺灣中央研究院的一些學者也與他們有業務的聯繫與交往。佛光山已經答應把《佛光大辭典》輸入電腦後可以供「電子佛典協會」發佈的光盤公開使用。今後，佛光山的光電版大藏經計劃與其他單位主持的光電版大藏經計劃，想必還需要協調。\n3.臺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n這是1995年2月新成立的機構，全部都是學者，其中有若干僧人學者，人員包括臺灣島內外的不少知名人物。成立緣起中說：佛學研究在歐美與日本成績斐然，近年來大陸有急起直追之勢，而臺灣雖有七、八十人，卻缺乏合作，所以成立這樣一個機構。在活動內容中有「廣泛收集國內外佛學文獻資料，建立系統化之佛學文獻資料庫」一項。並有一個「佛學資料庫國際網絡」的計劃。\n這個機構雖然成立不久，但發展很快，已經入網並發佈資料。\n從網上可以知道，臺灣還有不少佛教機構在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並發送信息。在此不一一列舉。它們大多提供光電版佛典，並要求閱讀者也能向它提供佛典文本或信息。普及是提高的基礎。如果能夠把這些分散的力量團結在一個總目標之下，那將是非常可觀的。\n五、美國\n1.佛教電腦資訊庫功德會\n1994年9月在美國成立。設在美國紐約世界宗教研究院，負責人有沈家楨、沈乃宣等，到1995年4月中旬，已經設立7個分庫（美國6個，臺灣1個），有會員167人。採用人工以及掃瞄的辦法輸入佛典及工具書。像丁福保《佛學大辭典》、《大般若》等數十種佛典、明末四大高僧全集等。他們已經公佈了一張《金剛經》的光盤，免費提供給會員。另外，正在編纂新的光盤，內容是常用經咒，及《佛光大辭典》、《佛學大辭典》、《翻譯名義集》等三本工具書。據說這片光盤的設計思想是充分利用多媒體的功能，用聲音、圖片、表格、動畫、影片等手段配合經文。遇到不明白的名詞，祇要按一下鼠標，就可以顯示工具書中解釋。在經解部分，也可以參閱有關註釋；也可以聽梵唄等。公佈日期一再推遲，主要困難在於（1）造字；（2）佛光山答應的《佛光大辭典》的提供使用問題。\n這個組織主要由華人佛教徒組成，與臺灣佛教界、學術界關係密切，很多工作都合作進行。現在很活躍，工作效率看起來也比較高。\n2.加利福尼亞大學佛教研究所\n該研究所蘭卡斯特教授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已經在呼籲加強對漢文大藏經的研究。他也在從事這方面的工作。\n此外，在美國、歐洲、澳大利亞都還有人從事這方面的工作，這裡就不一一介紹了。\n從上面並不完全的介紹可以知道，電子佛典的工作在世界上已經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了。據我瞭解與考慮，現在的問題主要是如下幾個方面：\n1.編輯方面的問題\n首先，大家都有心做電子佛典，但到底做一個什麼樣的東西，大家的意見並不統一。如，是做一個標準定本，還是僅提供原始資料？到底是搞光電版大藏經，還是某些經典的集合？如果搞光電版大藏經，那麼是輸入現成的某一部大藏，還是新編一部大藏？要充分發揮光盤的多媒體功能，這一點大家是一致的。但光電版佛典的多媒體怎麼搞，還在摸索當中。\n其次，用什麼底本，看來還是一個難題。由於《大正藏》目前的學術地位，也由於缺乏校勘、標點人材，無法儘快做出一個精良的定本，所以目前很多單位不得不依據《大正藏》輸入。但《大正藏》的版權屬於日本有關單位，因此問題比較複雜。\n第三、缺乏校勘、標點底本的人員。這是一個大問題。\n第四、要使光電版大藏經發揮作用，必須使它能夠實現多重檢索，那麼，檢索系統的設計與文獻上檢索點的確定與標記成為必須首先解決的前提。而這是一些學術性、技術性很強，工作量又非常大的工作，非一般人能夠勝任。\n第五、電腦輸入快，校對定稿慢，已經成為各單位的一個瓶頸。\n2.電腦問題\n首先是漢字平臺問題。現在雖有多種漢字庫，但內碼不統一，而且無論那種字庫，所收漢字的數量都不能滿足需要。大家祇好自己造字，而自己造的字則五花八門，互不統一，使得錄出的文獻互不流通。將來即使流通大字庫，統一造字的問題同樣會存在。\n其次是光盤檢索軟件問題，要做成一個使用方便的光盤，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好。\n3.人力、財力問題\n缺少佛典方面的專家、高水平的校勘標點人員、電腦技術人員。缺少足夠的經濟力量。\n4.協調問題\n光電版大藏經工程浩大，大家的人力財力都有限，本來應該協調一致，以充分利用現有的人力、物力。但由於種種原因，缺少必要的協調，以至出現大量的重複勞動。有的經典被反覆輸入多次，甚至十多次，乃至幾十次。\n上述問題已經引起海外從事這一工作的人士的注意，於是出現了兩個專門進行協調的組織：\n一、電子佛典推進協議會\n該會是1993年4月26日在美國成立的。早期參加者有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日本立正大學、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佛教研究所、臺灣佛光佛教文化研究所、日本花園大學國際禪學研究所、韓國海印寺、韓國漢城國立大學、馬來西亞佛道修行者共同體等。推舉加利福尼亞大學的蘭卡斯特教授為理事長，花園大學烏．阿浦為秘書長。這是一個鬆散的團體，本身既沒有常設機構，也不規劃項目。祇是起溝通信息的作用，力圖以此來協調參加單位的工作，從而達到促進佛典的輸入與利用的目的。以花園大學的《電子達摩》（從第三期起）作為機關刊物。\n該組織一成立，就訪問了臺灣、香港、曼谷，也來到北京、上海。了解情況，尋求合作。徵集到一些新的加盟者。1994年1月與5月，分別在香港、臺灣召開過兩次研討會。9月底到10月初，在韓國海印寺召開年會。會上交流了關於日本花園大學禪學研究所的禪數據庫、美國康乃爾大學的雲南寫本佛典計劃、泰國摩訶道兒大學的泰文巴利大藏經計劃、斯里蘭卡的僧伽羅大藏經計劃、佛光山的佛教詞典與佛光大藏經計劃、韓國的《高麗藏》計劃的情況，並就軟件等技術交流經驗與作了演示。會議改選了領導機構，選舉蘭卡斯特為會長，約翰．列曼為美洲聯絡人，烏．阿浦為亞洲聯絡人，戈．維迪安為歐洲聯絡人。1996年4月上旬在臺灣佛光山再次集會，表示要對萬馬奔騰似的電子佛典發展現狀進行整合。\n這個組織聯絡廣泛，除了非洲，五大洲都聯繫了。不僅漢文大藏經，也包括其他語種的大藏經。但搞漢文大藏經的人在其中占主要地位。有一些西方人參加，並起到重要作用。思路比較嚴謹，重視計算機基礎。\n二、中華電子佛典協會（中華電子佛典工作委員會）\n1994年開始籌備，由大願顧問公司的楊國屏先生為召集人，佛光山、中央研究院、美國莊嚴寺等為主要參加單位，各參加單位分頭工作，進行佛典的電子化並入網傳輸。參加者主要是臺灣與美國兩地的華人。\n由於條件有限，上面介紹的情況未免掛一漏萬。歸納上述情況，就光電版大藏經而言，可總結如下二點：\n一、海外的佛典電子化工作基本上是各自為政，百花齊放。基本是各單位根據各自的需要與能力就部分佛典而進行的。真正有意做成光電版大藏經的，目前祇有韓國的《高麗藏》光電版（即將完成）。日本的《大正藏》光電版（正在進行），臺灣的《佛光藏》光電版想必最終也會推出。\n二、由於協調性機構已經出現，由於光電版文獻本身的易拷貝性，並便於再次被整理、被編輯，所以，集合分散的力量，彙集各單位輸入的經本，重新編輯加工而成為新的光電版大藏經相對來說是一件比較容易的事。因此，目前雖然沒有這方面的消息，但我們必須充分看到由某個協調機構出面，協調編纂新的光電版大藏經的可能性。\n大藏經編纂及電腦化研討會發言摘要\n編者按：為全面反映此次研討會的情況，除了將會議論文結集發表外，由有關同志根據錄音將其它諸位先生在會議上的發言整理後，摘要發表如下。發言摘要依據會議發言的先後次序排列。\n王學信（《華聲月報》主任記者）：我國自古以來便是文明禮儀之邦，歷代朝野緇素自來推重文化典籍的修撰、編纂、刻印、收藏。這一優良傳統，代有相繼，累世不衰，薪火相傳、文脈為繼。遂使我中華民族擁有舉世矚目的極其豐富、又多姿多彩的文化積澱，為建設我國的當代精神文明提供了蘊藏豐厚的資源。\n在我國歷史上，每當太平盛世，便有朝廷主持的文治之舉，將當時的文化建設推往極致。可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以彰千古同文之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進入有史以來的最好歷史時期，政局穩定，社會祥和，上下一心，共創大業。經濟高速增長，國際威望日見提高，中華之騰飛崛起，當指日可待。譽之為太平盛世，殊不為過。建設無愧於偉大時代的文化偉業，自然也就提到了議事日程。\n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要即是震鑠古今、精深博大的儒、釋、道三家之學。此三家之學，雖經歷史推移，時代變遷，不僅未能湮沒、消亡，反而日見光大。使更多的中外有識之士得以從中收取無盡的營養及啟迪，造福人類與社會。千百年來，以儒、釋、道三家之學為主要內涵的中華傳統文化，養育了一代又一代英才輩出的炎黃子孫，造就了眾多的忠臣名將、先哲聖賢，以及詩人學者、藝苑名家，古代科技界的燦爛群星。中華傳統文化以其無與倫比的感召力、向心力和凝聚力，無論過去、現在、未來，都是維繫全體炎黃子孫的血脈和紐帶。中華傳統文化在與西方文化日益頻繁的撞擊、交流、融合中，必將優勢互補，孕育、產生出新的更完美的人類文化，開啟未來世紀人類文明的新曙光。\n佛教文化在中華傳統文化寶庫中有著重要的地位，佛教典籍除佛教自身外，還涉及哲學、倫理學、歷史學、語言學、邏輯學、文學、藝術、算學、醫學、天文學、社會學、民俗學等諸多領域，是極其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大藏經作為漢文佛教典籍的總匯，歷代均曾印行。雖然大藏經的眾多版本均功不可沒，但是基於種種原因，各版大藏經皆非善本。諸多遺漏、舛誤及體例上的駁雜，難以盡如人意，每令人為之扼腕長歎。重修一部善本精品《中華大藏經》，並使之結合現代高科技，進入光電化，則勢在必行。\n國務院宗教局此次牽頭召集中國佛教協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的高僧大德、專家學者共襄盛舉，以期在未來若干年內完成此項文化史上空前的偉業，堪稱極具戰略發展眼光的跨世紀大手筆。承前啟後，繼住開來；功在當代，澤被後人。開啟歐洲新時代的「文藝復興」，是以回歸古希臘、古羅馬文明而作為開端的；而我們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回歸、反思、繼承與發展，不也正是肩起新時代的閘門，步入中華民族與全人類更加和諧美好的未來嗎？\n刀述仁（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我要去參加一個會，簡單講幾句。\n編纂佛教大藏經，功德無量，也是一件順應潮流的大事。我表示堅決支持。上周，我接待了臺灣佛光山的一個代表團，他們也談到希望在編纂大藏經方面進行合作的事。可見海峽兩岸都十分關心這件事情。\n我們現在做這件事，條件應該說已經比較好了。我今天講話也是給打打氣，我們一定要做好這件跨世紀的大事。現在大家開這個研討會，意見也可能會有分歧。但我相信分歧也祇是在怎麼做上，而不在做不做上。從佛教協會的角度講，我們義不容辭。南傳佛教、藏傳佛教的信徒也都會支持這件事，因為這是各民族佛教徒共同的事業。\n杜繼文（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所研究員、原所長）：編纂新的大藏經是國家的盛舉。我本人非常支持，而且希望很快就能夠實施。它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剛纔大家都講了，我在這兒不再重複。我想強調的一點是：一開始，我們究竟從哪裡著手？\n我個人認為《大正藏》的好處是方便、實用。它的校勘也是現代校勘，我們要做到它那個程度，大概要費點功夫。有一次，臺灣一位學者在北京大學講話，給我的印象很深。他批評我們現在出版的一些佛教書籍的標點，說：「這種標點的書我就不用。不僅如此，如果有誰依據這種書來寫文章，那種文章我也不讀。」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有些書籍標點的錯誤太多，沒有權威性。臺灣用的是《大正藏》，但我認為《大正藏》同樣也不能作為最後的權威的版本。相反，我認為《中華藏》值得重視。我校勘過幾部經，就我校對過的幾部經來看，《中華藏》最可靠，最有權威性。至於具體哪幾部，細節如何，這裡就不詳細講了。總而言之，《中華藏》可以作為一種權威版本。而《大正藏》不能作為權威版本。因此，我主張新的編藏工作以現在的《中華藏》影印本為基礎來進行。\n第二步就是繼續完成《中華藏》下編的問題。這項工作現在停頓了。停頓的原因很簡單，就是沒有錢。由於這項工作準備得比較充分，收集的材料比較多，份量比較大，日本等國都沒有這樣的藏經，我們把它編纂出來，可能要屬於世界第一了吧。如果能夠把《中華藏》的下編完成，我認為是功德無量，非常之好。希望國家能夠支持。如果宗教局從《中華藏》著手，把整個的上、下兩編全部做出來，就可以說把基礎打下來了。在這個基礎上，無論是標點也好，校勘也好，輸入電腦也好，都有了最基本的材料。否則，恐怕下邊的工作不太好做。\n最近我看了幾本書，用的本子權威性還是差。我看到的國內外比較有權威的學者常用的中國人編纂的大藏經，一個是《頻伽藏》，一個是《磧砂藏》，它們比起《中華藏》，都差遠了。所以我建議從《中華藏》開始新的編藏工作。\n會議讓我介紹六十年代初期，呂澂先生的《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的情況。這件事情的基本情況都反映在呂先生《談〈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譯本部分的編次》中，對這個問題，當時有些爭論，其中周叔迦先生提的意見比較多、比較中肯。呂澂先生根據周叔迦先生的意見又作了補充。寫了《有關大乘經分類部分的補充說明》。這個材料可參考。這裡的中心問題是什麼呢？呂澂先生私下講過這麼一層意思，覺得中國人用《大正藏》，不太好使。因為漢文大藏經本來以中國為主，而現在這個文化中心不在中國，跑到日本了。這當然有些歷史原因，我們過去破壞得比較厲害。六十年代初，經濟恢復，文化也比較發展，所以當時考慮中國人應重新編輯大藏經，這也是提高民族自尊心。在編輯體例方面，當時也考慮到可以衝破日本的，傳統的。呂澂先生主張從研究的角度，從歷史的角度，從學科的角度重新分類。他對《大正藏》的編法也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大正藏》說是按歷史次序，實際上那種歷史次序很難成立。呂澂先生主張按照思想內容來分。我個人認為，根據思想內容分也很難。有些問題是很難分的。究竟怎麼分，我建議到了操作階段，開專門會議，進行專門的討論，今天在這裡很難討論，因為這個問題涉及的面太專，不適於大範圍討論。\n另一個問題。中國的大藏經，當然以漢文為主。如果以漢文為主，那就應該把日本人的漢文著作，朝鮮人的漢文著作，越南人的漢文著作都吸收進來，比較全面的反映漢文大藏經的全部面貌。在這一點上，我們過去沒有十分注意越南。當然，究竟越南現在佛教典籍的現狀如何，我不太清楚。聽說是有不少史料，其中與禪宗有關的資料較多，是我們這裡所沒有的。過去我對日本的著作也不太重視。最近看了空海的著作，大吃一驚。他在宗教方面的貢獻這裡就不講了，他在文化上的貢獻也很大。比如對韓愈的研究，在中國歷史上也數得上，此外，對中國文字的研究，對語音學、對四聲的研究，都算得上好手。過去我沒有想到他會有這麼好的研究，寫了這麼厚一本書，國內已經有譯本。對這些非中國人寫的古代漢文佛教典籍，我們也要重視，吸收到新的大藏經中，吸收到《中華藏》的下編。這部分東西出來，同樣是我們的國寶。\n大家都說《中華藏》不好讀，實用價值低。我也同意。但要講最後的權威性，大概還要算它。它用起來不方便，沒有標點，校勘在後面，還得一行一行地找，那麼大一本書，很難。但講權威性，還是它。當然也不是說編得就那麼理想，但這個路子應該堅持。出於這樣的思路，所以我建議首先來做《中華藏》下編的工作。\n再回到呂澂先生當年的目錄上，當時大家的分歧主要在分類上。不少人批評呂先生的分類是一家之言，學派性太強。但他是從文化，從學術這個角度來談的。作為探討問題的一個藍本，也還可以繼續討論。\n欒貴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電子大藏經的工作，我是1986年開始的。這個工作很重要，也很複雜。關於這個問題，剛纔大家談了很多。總結起來，人、財、資料、編纂程序等問題。我覺得更重要的還有信息。就是國際、國內目前此項工作的進展情況。如剛纔介紹的國外大藏經錄入的情況，就很重要。另外，大家也都知道，兩部大藏經。一個是我們這邊的，一個的臺灣編纂的。這兩部大藏經都有各自的教訓。教訓很重要，但主要還是成就。它們的成果，我們要用。比如《大正藏》標點的成果，我們要充分的利用。因為你要超過別人，必須站在別人的肩上。如果覺得丟人，不肯站在別人的肩膀上，那就無法超過人。這與體育比賽不同，百米賽跑，不可能別人跑前60米，我來跑後40米。文化是積累的，如果我們不能學習別人，就無法進步。問題在於怎樣學習別人？我們不能抄襲，而是創造性地接受它們的成果。這是今後在大藏經的編纂方面應該特別注意的問題。在這個過程中，當然要嚴格遵守版權法。\n剛纔大家談了不少，我也覺得總體來說，的確有它的難度。但現在與86、87、88年不一樣了。那時我剛輸入幾卷《中華藏》的經典做實驗，方廣錩天天在我那兒守著。做了以後，覺得有些問題。現在也還有一些問題，但比那時要少多了，科學進步非常快，很有希望。總結起來，我覺得人有。財也是小問題。資料、信息、怎麼編等等，都可以解決。最最關鍵的是由宗教局來組織這件事。這是第一位的。過去這件事沒有搞成，就差一步之遙了，關鍵就在這裡。所以聽了這會，我覺得更有信心了。至於計算機的具體技術問題、學術與技術如何結合問題都是相當次要的。\n大藏經如何編？今天大家講得比較徹底。雖然有些還沒有展開，但對我是重要啟發，也更有信心了。現在各方面的條件已經比較具備了。我認為此事不用太長的時間。現在我們的手段也已經充分現代化了，有些事情可以事半功倍，甚至一事幾功。我估算了一下，覺得不用超過五年。二年之內應該出初步成果。當然，如果講到書冊本，這是電子化以外的另一個問題。現在看來，作為珍藏本、傳世本，可以用電子版，但在過渡時期，書冊本仍然需要。而新版大藏經，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性的文化工程，不能影印。一定要新排，一定要有標點。這一點無需討論。如果我們拿個「百納本」或別的什麼本來代表我們的水平，這總說不過去。由於有印刷、排版、還有詳細的校對、標點等過程，所以書冊本的時間相應要長一點。能夠在十年以內拿出來，這差不多。但電子大藏經，就我們已經具備的條件看，它一旦把產品，即大藏經製成後，以後幾年的工作，可以自動生成，可以由比較低層次的人來進行。這樣可以避免大藏經虎頭蛇尾。因為我們現在有了計算機。我們不唯計算機論，但計算機的確有它的優越性。電子版做成後，可以一本一本出書冊版。現在計算機與印刷的連接也比較簡單。我認為無論如何編輯工作不能超過五年。如果條件具備，完全可以做到。儘管大藏經有各種各樣的複雜問題，但計算機可以滿足各方面的要求。祇要我們能夠想得到，提得出來，就可以納入方案。第一步沒有考慮到，還可以在第二步補充。\n我對這是有充分的信心，但有一個前提，就是必須有宗教局來抓這件事。時間不用那麼長，成果也可以是階段的，比如一年出一次成果，或陸續發表。在這一點上，電子出版物有它的優點。當然，也有問題，比如盜版。但我們不能因為怕盜版就不搞了，就封閉技術。\n熊國楨（中華書局副總編輯）：我個人對編印大藏經非常贊成與擁護，很關心此事。也關心有什麼新的動向。在此想介紹一下中華書局在佛教典籍整理方面所做的工作。也談談我從事該工作的一些感想。\n中華書局從1978年開始，搞了一套「中國佛教典籍選刊」，當時的考慮是佛教界的一些老專家年事已高，佛教典籍的整理需要抓緊進行。否則很多寶貴的精神財富要被帶走了。大藏經又很多，所以從搶救遺產的角度，選擇大藏經中最重要的若干部，請健在的佛教專家做註釋、整理工作。到現在，當時定的22種，祇出版了9種。其中相當一部分僅僅是校勘與標點，沒有註釋。有的稿子雖然很小，但經過了好幾個人的手。比如《童蒙止觀》，開始約的是哲學研究所的談壯飛先生，但還沒有開筆，就去世了。後來巨贊法師接手，但還沒有動手，患了腦溢血。最後是金陵刻經處的李安先生完成的。這部小書，帶註祇有六萬多字，經過三位高僧大德的手纔完成。這裡的曲折艱難，不是一言半語能夠說得清楚的。比如佛教典籍的標點，就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我們的選刊中有一本禪宗的語錄，請的是某大學的一位老專家，他既是文學史的專家，也是禪宗史的專家。該書他交稿後，我們請編輯作了許多修改加工。但出版後，還是受到很多批評。首先是四川大學項楚先生，寫文章指出該書標點錯誤五百例。後來我們又陸續收到一些讀者的批評意見，至今為止，這本書因標點方面的錯誤累計挖改二千多處。而這本禪宗語錄還是大家讀得最多，最通行的一種。這樣的語錄，標點起來還如此困難；則其它一些不常見的佛教典籍的艱難程度，就可以想見了。這套書還有這樣的情況，有的明知底本沒有選對，但沒有辦法，因為作者已經去世，是遺稿，祇有先把它出版出來再說。有的註釋是學生根據老師的成果寫的，因老師年事太高，寫不了了，學生來寫也可以，總比沒有強。對這些不太成熟的東西，我們也祇好先把它出版出來。就這樣，至今一共纔出版了9本。當然，出版速度慢，也有我們出版社工作方面的問題。\n總之，佛教典籍的整理，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首先，文字的勘定就是大問題。佛典中有古體字，有俗體字，都應該整理為正字。這纔能成為標準的版本。如保留很多異體字、很多現在已經淘汰的俗體字，則這種版本就沒有時代特色。有些佛經中的術語是音譯，這種音譯因人而異，是否要統一？有的經，不同時代均有傳本，由於時代不同，產生一些差別，如有的稱「唐音」，有的稱「晉音」，有的稱「宋音」。如果要恢復原文，也要做一番文字考訂工作。另外就是斷句。佛經中各種佛教名相、名詞、概念比較多。日本的《大正藏》有很多錯誤是因為對中華文化不瞭解，有隔膜，所以破句。中國人來整理，至少在名相、概念方面不要出現錯誤，不要斷錯句，例如把一個詞分成兩截等等。《大正藏》中有很多這樣的錯誤。至於剛纔有的專家談到的它的排印方面的錯誤，那是工廠的問題，不是整理的問題。斷句後還有標點的問題。斷句對不見得標點也對。現在出版的一些佛教典籍中，包括白話翻譯，很多似是而非的東西。自己就沒有讀懂。如果這樣整理，等於是糟蹋古籍。這是破壞，不是建設。大藏經的整理是應該用非常嚴謹求實的態度來做的一項很嚴肅的工作。要動員相當的人力，這工作也不是一般的認識繁體字的人就能夠做的。一是要求古籍整理的基本技術的訓練；一是要有相當深厚的佛學修養。兩者缺一不可。而現在要找一批符合這兩個條件的人，不是很容易。中華書局出版標點本「二十四史」，當年調集了大批歷史學家，集中進行。現在我們是否具備這樣的條件，能夠調集相當一批符合上述條件的人，全心全意地做這件事？否則，十年、二十年也出不來。我們現在出版的《中華大藏經》是任繼愈先生掛帥、指導，具體工作是李富華先生、方廣錩先生組織一幫人來做。先後參加工作的有三百多人，除了宗教所的專業人員外，大多數是退休的教師和幹部。他們在這兩方面，都有先天的不足。所以祇能做機械的比勘，列出異同，無法做評述，確定是非。當時的條件祇能做到這一步。現在要搞一個超過《大正藏》的佛教大藏經，這個標準絕對不行。《大正藏》收的經典多，再一個它是鉛排，相當多的經集中在一本書中，上下三欄，校勘記採用比較簡潔的方式，用一些符號，都能在當頁查到。所以流通方便，也很廣，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中國的一些大藏經，版本很好，但是木刻的，卷帙太多，用起來不方便。《大正藏》的特點就是方便實用。但在標點斷句方面的確很不可靠。有的經好一點，但多數都靠不住。包括一些很重要的基本典籍，破句都很厲害。錯字也多，有些是因為不懂，生造一些根本沒有的字。所以，要說超過《大正藏》，也很容易，因為中國人做這件事，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傳統，有優越條件。祇要能夠集中相當的人，就可以做這件事。至少保證標點斷句基本正確。這不難做到。但有兩個問題：\n一、投資問題。沒有相當大的投資不行。82年做《中華大藏經》，那時主要是古籍規劃小組李一氓同志支持，每年撥十幾萬，中華大藏經編輯局就能夠做事，不過那也就是一點辦公經費。現在十幾萬絕對辦不了事，資料要資料費，複印要複印費，人頭費也不得了。投資問題怎麼解決？這祇好由宗教局出面來協調。李一氓同志辦這件事時，當時政治歷史條件不一樣，氣候不一樣，所以當時採取不爭論、辦實事的辦法，選取《趙城金藏》做底本影印，再用較好本子作校勘，出一個在歷史上能夠站得住的版本。也就把這件事作下來了。現在來討論這件事就不能這麼簡單。再搞影印，意義不大。排印的話，投資至少要好幾千萬。現在一方面很多大型的文化工程重複浪費，是出於贏利的目的，而不是出於文化積累的目的。另一方面，有些很重要的文化建設工作，無人來出錢。大藏經就屬於應該有人來組織，來做，來花錢的事。此事由宗教局出面，加上佛教協會，各方面一起呼籲，還是有希望的。\n第二大困難，是人力問題。要集中相當一批有佛學修養的，有古籍整理基本技能的同志，專門從事這一工作。包括領頭的人，必須全身心地投入到這個工作中，而不是僅僅掛名。僅僅掛名做不好這件事。他要具體研究版本，研究校勘，研究斷句，要具體指導。我覺得木刻藏經中金陵刻經處的《藏要》本比較靠得住。當時就有楊文會、歐陽竟無、呂澂他們做這件事。這個本子確實靠得住，不會誤導。也有錯誤，比較起來，在木刻版藏經中是最可靠的。我們現在能否集中這些人力？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現在市場經濟，大家忙的是生存問題，溫飽問題，這樣一種氣氛做不了這個事。要做這件事就需要有點犧牲精神，十年、二十年，就是坐冷板凳，就搞這一項工作，十年、二十年以後纔能出成果。沒有犧牲精神不行。現在佛學界的專家，不少人年事已經相當高了，年輕一輩能不能踏下心來做這件事？這要做大量的組織工作，思想工作，也要切實解決他們的物質福利待遇問題。否則不安心。這項工作週期很長，編校的工作，不要說五年，十年能夠完成就算不錯。出版再加五年。邊編邊出。週期長，沒有相當的資金來支持就做不下去。資金、人力等都是實際運行中會遇到的實實在在的事。比如在座這麼多專家，但究竟哪位同志出來做這件事？我看願意投入的人大概不多。真正能夠勝任的恐怕也不是太多。因為好多同志是搞佛教史的，或者是搞佛教理論的，或者是從事佛教宣傳的。而真正搞古籍整理的，搞佛教典籍整理的，這樣的人比較難找。從全國範圍來調，恐怕都得費點勁。當然，可以培養一些年輕人。比如從古典文獻專業的畢業生中培養一批，邊幹邊學。但這些實際問題都非解決不可，否則啟動不了。\n這件事要認真去抓，如果不抓緊，真可能「黃」了。真有這個擔心。\n葛兆光（清華大學教授）：上面大家談了很多。假定這個項目最終能夠立項，那麼我建議兩點：\n一、很多人提到關於人的問題，尤其熊國楨先生講了很悲觀的話。我認為，這項工作的確需要有人來做，而且兩頭的人不能做。一是現在研究很有成就的人，他們都很忙，實際上也未必肯對著電腦屏幕一字一字地去看。另一頭，沒有佛教知識，沒有古籍整理常識的人也不能做。所以是不是可以採取辦碩士班與博士班的方法。祇有學生纔能夠給你非常認真的辦事。這是否可以由宗教局出面，與教委協商，在某大學辦一個試點的班，從本科到碩士、博士。學生們可以非常認真地來做這件事，實在說，如果他們能夠認真地做出來，人材也培養得差不多了。另一個方法，是否可以在佛學院系統中，找一些素質比較好的學生。這樣，僧俗兩界都有人參加，事情纔真正有人做。說老實話，你要我現在坐下來慢慢校一本書，恐怕也抽不出時間來。\n二、既然要做，是否在做的過程中同時完成一個目錄提要。劉向校書，每校完一本都寫一篇書錄。如果我們也這樣做，大藏經編纂出來，大藏經提要也編纂出來了。這樣做的好處是：要做好提要，他就必須認真地看書。還可以把若干種目錄，若干種藏經的典籍都附在底下，便於查找。我們可以學習清朝人編纂《四庫全書》的辦法。其實以前的人，像歐陽竟無，也做提要。有這樣一個東西，將來做整理工作等都很方便。\n淨慧（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聽了大家的意見，很受啟發。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文化也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新編漢文大藏經也因此有著重要的意義與切實的必要性。在科技文明高度發達的今天，利用現代科技文明來重新處理大藏經的有關問題，的確是一個好的機遇。\n在這次新編漢文大藏經的設想方面，有兩種樣式。一種是印刷版，書冊本，一種是光電版，電子本。在這兩種版本的選擇上，從佛教的理念來講，書冊本更重要。佛教把經典視為法寶，供人閱讀學習，所謂聞、思、修，其中就離不開書本。除了閱讀學習，還用來供養。每個寺院都有藏經樓，這就是供養法寶所在的地方。三寶有住持三寶，亦即佛像、經典與修持佛法的僧團。經典是住持三寶之一。考慮到這一因素，我們在新編漢文大藏經編纂開始時，應該把書冊本放在第一位。此外，現在利用電腦閱讀、查詢的普及率不高，真正使用電腦的人數也相當有限。對寺廟裡的僧尼來說就更是如此了。\n現在應用的書冊本大藏經有好幾種，其中最普及的是日本的《大正藏》。《大正藏》從日本傳入中國是解放前。解放後傳入的大多為臺灣的翻印本。大約有1000部左右。使用上有一定的優勢。方便，數量適中，兩個書櫃就裝下了。資料集中。儘管標點有錯誤，但有了句讀，讀起來方便多了。比較起來，我們的《中華大藏經》就沒有這個優勢。佛經，特別是很多古文的東西，現代人接觸起來像天書一樣。你再沒有句讀，使人們實在沒法看，受到很大的局限。因此，我們新編一部書冊本的大藏經，要超過《大正藏》，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我們也要利用它的成果。人類的文明成果是大家共同分享。我們中國人在歷史上創造了儒釋道三家的文明，現在世界各國都在分享。世界各國所創造的文明，我們中國人也在分享。很多科技文明，是西方人創造的。日本人在佛典研究、佛學研究方面的確取得很多成果。我們中國的學者們都在分享這些成果。這也體現了中華文化的包容性，中華民族的包容性。因為日本文化本身就是儒釋道三家大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對於日本人取得的成果，我們一方面是接受，另一方面是歡喜讚歎。\n要編纂新的漢文大藏經，除了在資料上要超過它以外，在編排、校勘、體例、分類等方面都要有所突破，纔能說超過它。我想在資料方面肯定能夠超過它；在體例方面我們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另外，臺灣的《佛光大藏經》的很多做法我們可以吸收。關於體例與分類，我建議，等我們這件事真正立項以後，再開專門的會議來進行研究，這不是一下子能夠解決的，可能有各種分歧意見。最後總得拿出一個大體上既符合傳統，又與現代學術接軌的分類方法與體例，來新編我們書冊版的大藏經。至於電子版的大藏經，昨天與小盧說，電子版大藏經的分類方法比較好解決，它可以採取各種各樣的分類方法。到那時，分類祇是一個框架，可以按照各種方式來處理。可以按照《開元錄》編排，也可以按照《閱藏知津》編排，或其它新的分類都可以，不受某一個模式的局限。所以電子版分類的問題不是很大。而書冊版的分類要好好討論。拿出來後，要真正能夠超越前人，跟同時代的相比也要有自己的優勢，這纔能體現出做這項工作的優勢與意義所在。\n這件事應該怎麼做呢？從歷史來看，如此浩大的文化工程祇有在盛世纔能夠做得了。在當今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下，文化政策、宗教政策相當開明，做這件事正是適逢其時。歷史上修大藏經，有官辦、私辦兩種。官辦為主，私辦也不少，還有私辦公助，或稱民辦官助。就是先由佛教界發起，其後得到國家的承認，給予認可。我想，佛教文化是有它的共性，但它之所以重要，我作為一個僧人，認為主要在於它的個性。個性就是信仰。祇有信仰層面能夠存在，佛教的存在纔有必要。沒有信仰的存在，佛教僅僅是一種文化，它對人類的貢獻也就大打折扣。基於這樣一種理念，新編漢文大藏經能否採取這種做法：民辦，得到政府的支持，政府在政策上給予保證由民間來具體實施。從我僧人本位的角度來講，應該以具有信仰的人為主組成一個班子，與學術界、文化界共同來做這件事。祇有這樣纔能調動廣大信徒的參與意識。佛教界的參與意識如何，是我們這件事業能否取得真正成功的保證。既然國家財政一下撥出巨款資助此事有困難，那麼祇有調動佛教界的參與意識，經過幾年的努力，來完成這件事。昨天聽到對《房山石經》的介紹，它歷時一千多年，不管朝代怎麼改變，這件事一朝一朝一代一代堅持下來。昨天還講到《趙城金藏》。該藏是一個女居士崔法珍斷臂募集資金，而後刻成的。現在成了《開寶藏》以後最具有版本價值的佛教藏經。這就是信仰帶動的。從我們民族來講，沒有共產主義信仰，民族要真正站立起來是不可能的；從宗教來講，沒有信仰也不可能。宗教文化事業有共性，有個性。共性的部分，全社會都可以分享。但個性的部分不可能全社會分享，祇是那些有信仰的人，纔可能更積極，更虔誠的投入。所以我認為可以採取民辦官助的形式。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可以看看臺灣《佛光大藏經》的做法。佛光山當然有它的條件。主要有兩條：一是經濟力量雄厚；二是佛教人才多而且集中。現在修藏，經濟還不是很重要的問題，最重要的還是人的問題。《佛光大藏經》從性質上講是民間的，不是官辦的。是以佛光山系統作為依託來做這件事。我們來做這件事，也應該考慮可以依託的一個大的寺院或名山。因為他們的經濟收入是常年固定的。能夠讓他認同這件事，真正參與這件事，幾年的時間其它事情不做，整個參與此事，就能夠做起來。祇是簡單地號召大家捐款，這恐怕也不一定能夠靠得住。\n編修新的大藏經還是不要太擴大。比如收入南傳佛法的東西、藏傳佛教的東西，我主張基本上還是以現有的漢文資料為主。如果真的搞南傳佛教的互譯或藏傳佛教的互譯，這件事就會變得曠日持久。文化事業是持續不斷的，也是應該有階段性的。在現階段，還是以現有的漢文資料作為應收的主要資料。互譯的事現在也可以做，也可以以後再做，再搞續編也可以。\n蘇晉仁（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大藏經工程可說是一個千秋偉業。現在已經到了20世紀末了，在這個時候，我們應該在前人的基礎上，把過去的藏經以及藏外的東西做一個總結，做一個結論性的工作，把過去的東西都包括在內。這樣，對於當今時代，對中國文化都將是極大的貢獻。\n我們一般用的都是《大正藏》，因為它有點句，有校勘。當然還存在很多問題，但畢竟給我們提供了很多方便。另外，我還想到一點，就是《大正藏》有它的特點，它不僅吸收前人的著作，還突出了日本人的著作。我統計了一下，它收的譯經（主要是中國翻譯的）有32卷1692部；中國人的撰著，祇有22卷666部；收入的日本人的佛教撰著，也有32卷，此外還有圖像12卷。我們現在編纂《中華大藏經》，要突出中國人的特色，這樣纔能把中國歷代的佛教文化表現得更加全面，這纔能使這部藏經真正表現為是我們今天中國人的藏經。\n另外，我有個設想，就這個藏經的收經內容而言，首先是截止年限。是否到解放前（1949年）為止，或者到清末為止。就現在看，可以到49年以前為止，因從清末到49年還有些著作。當然，收的時候對不同時間段的典籍可以適度掌握寬嚴。其次是收的範圍。這可以分為幾個方面，比如說著述方面，宗派方面，歷史方面，議論方面。以至過去沒有收入的山志、寺志、年譜、詩文集等等，都應該收進去，不應遺漏。如出家人的詩文集，過去也收，但比較有限。我們這次則應該比較全面地收進去。\n另外，對於外國人的著作，像朝鮮人、日本人著作等，我們收不收？如果都收，那就與《大正藏》重複了。我想要有一個界限。就是古代到中國來過的，不管古代藏經有沒有，都可以收。像弘法大師那樣。還有，到日本去的中國高僧的著作，也應該全部收入。事實上，那些著作也都是漢文的。\n關於版本，我考慮，現在如果重新來標點分段，會有一定的困難。想一下完成不行，恐怕會曠日持久。是否可以用比較簡單的辦法，比如金陵刻經處刻的經，差不多都有句讀，就採用它的句讀好了。因為如果要重新標點，恐怕工程太大。金陵刻經處本沒有的，我們再做補充。至於校勘，恐怕還要再考慮。比如《大正藏》、《中華藏》都是死校。這樣校當然也有用處，但有一定的局限性。它沒有活校，祇是提供資料而已，沒有確定這句話到底應該用哪個字。我們現在真正校的話，應該是活校。當然這個工作很浩大，很麻煩。\n在編排時，最好對某一個經，把它的有關著作都放在一起。形成一個體系。這部分書以後也可以單賣，便於讀者學習。這樣也收得比較全。像《楞嚴》、《華嚴》，都可以自成體系。\n日本《大正藏》有一個小本目錄，其後有一個「會員名錄」，實際上就是出錢的人，買書的人。我們以後也可以採取這個辦法。誰捐了款，誰買了書，我們把他的名字列在裡面。也就是對那些願意做功德，願意買書的人，進行表揚。\n湯一介（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書面發言：對編纂新的大藏經表示熱烈支持。新編的這部大藏經要超過日本的《大正藏》，成為最完備、最權威的大藏經。這就要求必須做到兩點：一、要選好底本，認真總結編纂《中華大藏經》的經驗與得失。二、必須要有現代標點，做好校勘。\n周紹良（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編輯大藏經是一件很好的事，我很支持，希望它能夠辦成。這也是一件大事，我談幾點意見：\n一、我們立足於今天來編纂大藏經，就必須突破過去。從《大周目錄》到《閱藏知津》，從《開寶藏》到《大正藏》，這麼多目錄、藏經，老實說是炒冷飯。體例也沒有突破，沒有變化。大家翻來覆去，還是這些相同的經典。現在我們要突破，否則顯不出精彩來。古代藏經的一大缺點是白文本太多，沒有像儒家《十三經》那樣整理。儒家《十三經註疏》本流通後，白文本就不流通了。我們要突破，纔能編纂出劃時代的大藏經。\n二、大藏經，祇限於佛言法語。我們可以不搞大藏經，應該搞佛教全書。它與大藏經形式不同，含義不同，立意也不同。大藏經有取捨，有入藏、不入藏的問題，我們可以沒有這個問題。如果我們限制在「大藏經」這個名稱中，太窄了。應該有新的觀點，新的立腳點。\n三、我們是否還採用傳統排列方法？我們應該定出新的排列次序來。這纔能體現新的精神。蘇晉仁教授提出「以疏隸書」，我認為可以考慮。\n四、必須先編出一個書目，因為現在不知道有多少書。《大正藏》中提到的書，現在不少根本找不到了，有的可能在哪裡存在著，但我們不知道。所以要調查，登記，編一本中國現存的藏經目錄、佛教典籍目錄。現在浙江圖書館正在從事這一工作。他們來找過我。四、五年前，我對這事有興趣，現在沒有精力了。應該入藏的書是有，但必須先去找。《大正藏》的書並非都很好。我就存有一本書，書名與《大正藏》本同，前半部分殘缺，中間部分與《大正藏》本相同，但後半部分與《大正藏》本不同。《大正藏》本有時還有錯字。如果還用《大正藏》做底本，就會跟著錯，自己還不知道。這就很危險。因此，先把訪書的工作做起來，目錄編纂出來，這很重要。\n五、有人談到，由宗教局牽頭，成立一個機構，向國家立項。我覺得這樣做太渺茫。什麼時候纔能夠爭取到？不知道。我覺得淨慧法師提的民辦公助的方法很好。我們先辦起來，向宗教局立案。宗教局先承認。成，望下走；不成，解散完事。成立這樣一個民辦的機構很有好處，我們可以在海內外爭取合作與資助。有形的資助與無形的資助。有形的資助（錢）隨時可以號召，無形的資助（人力、出主意，資料）更重要。我認為可以先成立這樣一個機構，同時把訪書、編目工作先做起來，並進一步籌劃如何進行。這樣，雖然還沒有成，但已經開始向前走了。\n樓宇烈（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重新編纂大藏經是非常重要的一項工作，很有必要。我們現在能夠看到的古代大藏經有三十部左右。新編大藏經，我看到臺灣編的，就有五、六部，大陸有《中華大藏經》。我認為我們現在編纂大藏經，要考慮究竟從那個方面著眼。我比較傾向於把大藏經作為備查的資料庫來使用。如果讀，還要靠各種流通本。但建立佛教文化的資料庫很重要，這個資料庫也可以成為各廟的鎮山之寶。各大圖書館能夠有這麼一套，就很解決問題。現在有很多資料真的找不到。實在說，一部《大正藏》是不夠用的，很多東西要從其它地方去找。當然，反過來說，我們再怎麼努力，也不可能收羅完全。祇能是相對的。入藏時限可以放寬，可以到現在，但選擇要從嚴。特別是民國以後的，否則太濫。一個圖書館也不可能什麼書都收。它也做不到。\n由於是備查，所以我不太主張標點。對佛教典籍的標點，我深有體會，不太好辦。中國的古文，佛經的翻譯，根本不能用現代的新式標點去做標點。一標點就把它原來的語氣、文風全部破壞了。如果沒有親身體會，從理論上講，是應該新式標點。但祇要自己實際動手一做，你就知道不是那麼一回事。不要說古代佛經，就是嚴復翻譯的著作，也同樣。我也做過嚴復著作的校點。用新式標點都很難。因為它是四六文，用新式標點一標，原來的文風、氣息全部沒有了。所以我認為，最多做句讀。就這樣恐怕好多還做不過來，或者做不了。金陵刻經處的本子是句讀了，但也有好多都空著。因為他圈不下來，不知道在哪裡圈。包括《藏要》，也有不少地方沒有斷掉。這當然應該允許。所以，如果用新式標點，不僅工夫很大，恐怕將來錯誤百出，還誤導閱讀。所以能夠用句讀就很好，而且儘量保持它原來的文氣。如佛典四字一句。其實要從內容看，有些地方八字一句纔好，但古人的行文，人們的讀法，就是四字一頓，纔有味道。新式標點，是符合意思了，但沒有味道了。說實在的，看不懂的人，再新式標點，他也看不懂。需要研究的人，沒有標點，他也要研究，所以標點的工夫可以省。校勘，可以儘量利用現在已經有的。現有的當然並不都是正確的，但可以儘量借用。如果全部自己做，這個工夫也不得了。底本，是否可以用百納。不一定非要確定為某一個。哪個精，哪個好，我們就選那個。這樣更好一點，也可以省去很多校勘工作。比如我校過《房山石經》一個本子，其它藏經讀不通的，《房山石經》可以讀通，這就應該選為底本。所以選底本應該不拘一格，百納。\n從步驟來說，可以電子版先上。因為我們要出重排本，那首先需要錄入。錄入以後，校勘也罷，什麼也罷，都可以在電子版上做。有些可以先出一些階段性成果。然後回過來做書冊本。\n事情很大，需要成立一個機構。我覺得這個機構依託在一個寺院有它的優越性。可以得到長期的資助，可以維持機構的日常運作。三十年代影印宋藏，也不是國家的機構。用這種方式比較有保證。工作人員應該固定，不能像《中華大藏經》那樣臨時聘用一些退休人員。編纂的過程也是培養人才的過程，我們應該吸收一些年輕人參加。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培養了一些佛教人才，畢業以後無處分配工作。而這項工作很需要人，應該結合起來。我覺得佛教界缺乏一些眼光。各大寺院錢很多，可以多辦一些研究所，把我們培養的學生吸收過去。有好處。這些人也可以隨緣麼，願意出家就出家，願意做居士就做居士，願意當研究人員就當研究人員。這項工作，臨時請一些人來出出主意，這個可以。但真正做起來，不落實具體的地方，組織固定的工作人員，沒有周密的計劃，那還是困難，臨時措施是不行的。《大正藏》很多問題，也就出在當時找了一些臨時工作人員，每人包幾卷，進行點校，那問題就出來了。\n如果能夠做出來這樣的藏經，意義太重大了。至今為止，還沒有這樣一個資料完全的大藏經，所以很有必要，很有需要。辛亥革命以前三億五字，我估計可能還要超過。當然編的時候，具體問題還要商量。有許多資料是重複的。\n另外，就是能夠考慮在這同時編纂一個供大家閱讀的小的佛藏，真正是能夠實用的。像《藏要》性質之類的。無論信仰者、研究者，都可以閱讀。這可以考慮註釋等等。\n收的範圍非常複雜。如果全部收，了不得。這與其它古籍整理也有重複的地方。現在浙江圖書館在做調查。圖書館以外的資料需要另外調查。現在可以先做起來。\n（整理者　趙建政等）\n大藏經編纂及電腦化研討會紀要\n今年4月9日至10日，「大藏經編纂及電腦化（大藏經工程）」研討會在北京召開。國務院宗教局、中國佛教協會、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北京部分高等院校和出版界的領導、佛教界人士、專家、學者共38人參加了會議。會議由國務院宗教局楊同祥副局長主持。\n與會人員就大藏經工程的重要意義、目前這項工程在海內外進展情況以及大藏經編纂及電腦化工程的可行性和操作性等幾個專題進行了座談。\n就大藏經工程的意義與必要性這一專題，中國佛教協會負責人及有關方面專家、學者刀述仁、吳立民、王志遠、王學信等作了發言。大家一致認為，大藏經工程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重要意義。\n一、這是一項繼承、發掘和整理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遺產的跨世紀工程。我們的祖國是有著悠久和深厚文化傳統的文明古國，古籍的搜求、編目整理是歷朝歷代的大事，從中吸收、融合了各種文化，融彙了各種學派，體現了中國文化恢宏的氣魄和博大的胸懷。中華民族之所以有如此的凝聚力，主要來源於各民族統一的文化。漢文佛教文獻（即大藏經）是中國古代文化典籍中數量最多、影響最大的部分之一，也是人類文化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在世界文明發展過程中產生過，並保持著重要的影響。目前，世界上最流通的大藏經傳本不是我們中國人編印的，而是日本二、三十年代編印的《大正藏》。特別是現在海外不少國家和地區在進行大藏經的電腦化工程，面對這種形勢，我們中國佛教界、學術界的專家、學者應該聯合起來，發揮社會主義優越性，編纂出最完備、最權威的我們自己的大藏經來。尤其是要充分利用電腦化技術，這應該是海內外華人都感到自豪的一項跨世紀工程。目前，中國是佛教的真正故鄉，完整的佛教典籍都保存在中國。經過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社會穩定、經濟繁榮，自強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在這一偉大時代進行大藏經工程堪稱「盛世修典」。\n二、大藏經工程可以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大藏經工程可以提高宗教的品位，引導宗教的文化取向、倫理取向、哲學取向，為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建設服務。\n三、大藏經的電腦化將對世界文化的發展做出貢獻。在國際上，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在不同的文化體系背景下生活的東西方人必須加強相互的交流與理解，必須繼承與發揚人類共同的傳統文化中一切優秀的成份，以共同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的未來。電腦化大藏經推向信息化高速公路，將對中西文化的對話，體現出中華民族恢宏的氣魄和博大的胸懷，更積極、更主動地吸收外來文化的優秀成果，有著很深遠的意義。\n四、推動統一戰線工作。大藏經工程對海外華人世界將會產生重大影響，可以喚起海內外大多數華人對我們的理解和支持。這一工程對海峽兩岸的統一有著強大的推動作用，它可以使所有中國人都能認識到，中華民族的偉大文化是我們共同創造的，也是我們統一的基礎。目前，我國佛教分三大語系，漢語系、藏語系和巴利語系，我們可以把藏語系佛教經典和巴利語系佛教的三藏翻譯過來，補充到漢文大藏經中去。這既生動地反映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的過程，又體現了各民族的大團結。這一宏偉工程所產生凝聚力和向心力是難以估量的。\n就大藏經工程在海內外進展的情況這一專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研究員楊曾文、李富華、副研究員方廣錩、張新鷹等作了專題發言，介紹了臺灣、香港、日本、韓國、泰國、斯里蘭卡、美國等國家和地區近年在漢文大藏經編印與電腦化工程方面的進展情況。特別是方廣錩先生詳盡地介紹了海外各地在大藏經電腦化方面的進展與特點，使與會者感到了我們實施大藏經工程的緊迫感。同時有關專家也分別介紹了國內版《中華大藏經》的經驗和得失、臺灣《中華大藏經》的始末。中國佛協佛學專家黃炳璋介紹了《房山石經》的刊印情況，大家一致認為應該充分掌握和吸取海內外的成功經驗與教訓，搞好我們自己的大藏經的編纂與電腦化工程。\n就大藏經工程的可行性與操作性這一專題，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吳立民、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杜繼文、副研究員方廣錩、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周紹良、淨慧法師、北京大學教授樓宇烈、中央民族大學教授蘇晉仁、中華書局副總經理熊國楨、清華大學教授葛兆光等作了專題發言，發言中大家就新編大藏經的編纂方案進行了討論，吳立民、方廣錩先生分別介紹了自己的編纂思想。他們共同強調了編纂大藏經的三要素：第一，資料的完整性。第二，編排的科學性。第三，使用的方便性。資料的完整性即資料齊全，要兼具備查型、義理型、信仰型三種功能形態。特別要把新編入藏作為重點，對現代資料的入藏要掌握好「度」。編排的科學性即編排科學，要解決好藏經總結構及某些具體典籍的歸類問題。使用的方便性包括載體形式、校勘標點、目錄提要索引、實用辭書等四個方面。吳立民先生還就新編大藏經中定好體例、編好目錄、選好版本、搞好標點四項基本工作進行了論述。杜繼文先生介紹了呂澂先生《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的一些情況。\n幾乎所有與會者都認為，要編好大藏經必須具備以下條件：良好的內部和外部環境，特別是國家的支持；學術界與宗教界的通力合作；充足的財力；資料保證；計算機技術等。另外大家還就編纂過程中標點、校勘、校對、編目等具體環節進行了詳盡的討論，提出為了配合這項工程並有利於培養人才，可以與有關高校聯合開辦研究生班，與佛學院等單位合作來從事這項工程。\n就大藏經的電腦化技術這一專題，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電腦技術專家龍隆、王培棣、林滄、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欒貴明等作了專題發言。他們認為，大藏經的電腦化可以提供一個文獻整理的全新的視野，這是一個開放的系統，能夠不斷修改、擴充和整理，可以把恆久性與階段性的工作目標有機地統一起來。在錄入、校對、斷句、出版等工作中提供了一個廣泛參與的機會和最現代化、最有效的手段與方式。將古代典籍錄入電子計算機，採用磁盤、光盤等介質加以儲存，可以大大提高典籍文獻的查詢檢索速度，提高資料使用效率，簡化資料收藏保管工作。對於中文大藏經這樣的大型典籍，在現代社會，尤其要借助於電子計算機這一現代化技術手段來整理和存儲。也可以順利地參與國際交流，製作費用和耗時也能夠大大節省。另外，還就工作中的具體技術細節進行了討論。\n通過兩天的座談，各位專家一致認為大藏經工程是一項意義深遠的跨世紀的文化工程，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而且又是一個緊迫和艱苦的事業。因此，既要抓住良機，努力做好，又要慎重行事。最後大家達成了共識，這項工程要分三步走。第一步，策動。首先要得到中央的重視，海內外華人的關注，尤其是全體佛教徒的關注；其次，要仔細研究，儘快對大藏經工程作出具體的科學的論證。第二步，啟動。如果各方面條件具備，將由國務院宗教局出面做以下工作：（1）組織專家學者，形成專門的組織機構；（2）經費主要從幾個方面解決，一是靠各方面的集資；二是成立相應的基金會；三是同國際慣例接軌，講求經濟效益，實行自養。（3）具體實施要按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一方面電腦先行建數據庫，另一方面請專家、學者搞先期編纂工作，雙方專家的電腦和佛學知識要互補、兼有。第三步，滾動。我們要考慮遠景規劃，把各方面的力量進行整合，爭取將他們都集中在共同的目標下。收集國際上的所有有關資料，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大藏經工程困難很多，但正因為如此，纔更有價值。祇要我們團結各方面的力量，宏揚民族精神，就一定能完成歷史賦予我們的這一跨世紀的偉大文化工程。\n（會務組）",
  "simplified_text": "在大藏经编纂及电脑化研讨会上的发言\n叶小文\n一.开头语（1996年4月9日）\n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讨论大藏经工程及其电脑化问题。我先谈几点意见。\n开这个会，主要是想推进这项工程的完成。其实更有资格、更有权威主持这件事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佛教协会等。由于大德长老、专家学者的建议，这一工程涉及宗教文化、宗教事业，作为宗教事务中的大事，宗教局理应做一些协调、服务工作。这次会议就是为大家提供一个场所议一议。\n从宗教事务的角度，就大藏经工程，我们有三个方面的考虑：\n1.从做功德的角度看，这是盛世修典。当然我们不是从信仰者的角度来说的。大家知道，我们文化古国有著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既重武功，也重文治。所谓文治，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始终十分重视对我们祖先积淀下来的文化的继承与整理。从先秦孔子整理儒家六经开始，历代有志于文化典籍整理的人士前赴后继，层出不穷，孜孜以求。历朝历代也把古籍的搜求、编目、整理作为大事，从而吸收融合了各种文化，融汇了各种学派，体现了中国文化恢宏的气魄和博大的胸怀。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如此的凝聚力，主要来源于各民族统一的文化，正是她维系了我们中华民族的魂魄和精神。文献典籍是文化遗产的载体，佛教大藏经是我国文献典籍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部分之一。\n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特别是在面对跨世纪的宏伟目标，我们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机遇的时候，重新编印大藏经这份宝贵文化遗产，特别是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电脑化，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重构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有著极为深远的意义。\n佛教产生于印度，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印度已经衰落。就目前而言，中国是佛教的真正故乡，完整的佛教及其典籍都保存在中国，所以配合现代科技，重编一部最完备、最精要的大藏经，非常必要。以前，很多专家已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像任继愈先生等，积累了很多经验。特别是赵朴老，很早就有志于此，特派五位比丘赴斯里兰卡留学，为此作准备。\n2.从功利角度来说，当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赵朴老多次提到，宗教是一种文化，对我们有很大启示。我们通过办这件事，可以促进宗教提高其品位，引导和推动宗教的文化取向，伦理取向、哲学取向。\n3.从功用角度看，世界上都在搞Internet，搞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虽然信息高速公路已被西方所垄断，但若把大藏经电脑化，推向信息高速公路，对世界文化也是做出了贡献。亨廷顿提倡「文明冲突论」，但我们认为，如能把这项工程完成，其实是一种「文明的对话论」，这将具有很高很深的含意。以中华民族恢宏的气魄和博大的胸怀是能够与西方文化对话的。我们不怕渗透，也需要更积极、更主动地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有效地抵制渗透。大藏经工程是否有这几方面的意义，还要请在座的专家学者论证。\n宗教局在这件事中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这项工程作为重要的宗教文化事业，将涉及许多宗教事务，我们将尽我们的力量，做推动、协调工作。通过开这个研讨会，争取形成一个可行性的报告；与有关部门联系，取得他们的支持；请高僧大德领衔挂帅；还要发挥社会主义办大事的优势；最后落实到专家学者们艰苦卓绝的劳动上。宗教局就是具体办事，具体服务。\n二.结束语（1996年4月10日）\n讲三句话。\n1.见仁见智，很受教益。\n通过两天的研讨，碰到一系列矛盾：说起来做这件事功德无量，但如何具体操作，工程浩繁，非常艰巨；我们想要搞一个最完备、最精要、最通行的藏经，但人才、经费都是举步维艰；既要抓住良机，努力去做，又不能轻举妄动；做这件事，官方不能不管，但主要又得靠信仰者。既要出书册版，又要出光电版，也是个矛盾。但总之，这些矛盾都体现了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辩证统一。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不能丢，电脑和信息时代给我们提供的历史机遇也不能错过。古人云「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我们要为子孙留下方寸地。\n2.愚公移山，众志成城。\n这项工程要分三步走。第一步，策动。第一要得到中央的重视，全民的关注，尤其是全体佛教徒的关注。要形成一个会议纪要，搞好宣传工作。第二要仔细研究，出一本书，对这项工程作出具体科学的论证。第三要写出报告。这项工程要采取民办官助的形式。以中国佛教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综合研究开发院联合起草一个报告，我局协助争取有关部门支持。第二步，启动。如果各方面条件具备，宗教局出面做以下工作：（1）组织机构问题，组织佛教界和专家学者形成类似工程指导委员会式的组织机构，并组成工作班子。（2）经费问题，有几条路：一是靠佛协吸引信仰者集资。二是依托某一名山大寺、高僧大德。三是成立一个基金会作为后援。四是同国际惯例接轨，讲求经济效益，实行自养。（3）具体实施按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电脑版先行，建立数据库；另一方面趁老专家健在，组织班子搞前期编纂工作。两方面要互补，佛学专家学点电脑，电脑专家粗通佛典。第三步，滚动。这涉及到对远景的规划。台湾杂志说，「电子佛典万马奔腾，亟待整合」。问题是如何整合，怎样保持知识产权。我们要占据制高点，把海内外、国内外的有关的资料都汇聚到我们的大藏经之内，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要有大海吞云吐雾、百川归流的魄力。将来还可以考虑开一个国际性的会议，把世界范围的专家学者请到一起，达成一致意见，成立一个国际性的协调机构。当然这属于浪漫主义的远景目标。\n3.要有民族精神，誓愿精诚。\n我们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大藏经的工程就属于民族复兴工程。像吴立民先生说的，要有三力合和：即要有功德力，发本誓悲愿；又要有「佛的加持力」，得到信仰者的广泛支持；还要有法界力，要靠中央、靠政府，靠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总之，这一工程困难会很大，但正因为它难，才更有价值。我们要有信仰者那样的执著追求精神。就像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说的，马克思做了那么多努力，他还是死了，但后人在他的成就面前会流下崇高的眼泪。\n关于新编汉文大藏经的意见\n吴立民\n汉文大藏经，自唐《开元录》一直到日本《大正藏》，迄今已有二十多种版本藏经，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都曾作过奉献和起过作用，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宝贵的文化遗产。现在完整的佛教和完整的佛藏基本上都在中国。为融合古今中外一切佛法，以适应世界佛教时代，普摄人间群机，实有重新编修汉文大藏经之必要。有鉴于斯，近几十年来，有志弘法之士，莫不关注此事。台湾有中华佛教会屈映光等修订《中华大藏经》之纂辑，佛光山有《佛光大藏经》的编印，大陆前有周叔迦先生集中木刻经板刊印《金陵大藏经》之策划，吕澂先生有《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之著作，现有中国古藉领导小组重修《中华大藏经》之出版。但兹事体大，既非一人一地之力，亦非一朝一夕之功，非法缘成熟，难以完全办好。目前收辑较备，流通最广的仍推日本《大正藏》。惟《大正藏》亦有二失：一是体例不尽如法，有小乘经典列入大乘，而大乘经典又列入小乘者；有显教经典列入密教，而密教经典又列入显教者。宝积与大集性质相近而别分两类；释经宗论与诸宗关系密切而混淆不清。二是收集不够完整，有些佚书未收，有些应入藏而未入；藏传、南传、汉译重要著述，如宗喀巴《菩提道次第论》、《密宗道次第论》、觉音《清净道论》等均未收入。且《大正藏》出版至今已七十余年，新著新译可入藏者不少，虽有续藏，未能顾及。三是实用不大方便，有些经论，一直没有断句标点，校勘索引很不精审，错讹太多，图像零乱无序，应有附录全付阙如。而且《大正藏》为日本所辑，非中华所出，许多中土著述未能收入。作为现存佛教和佛藏最完整的中国，理应重新编修中华大藏经。而由国家主修现正印行的《中华大藏经》，除版本校勘有其优胜外，体例一仍其旧，收集未见完整，更不方便实用，且价值昂贵，非常人之所能问津。因此由中国佛教协会筹划重新编修一部汉文大藏经，是非常必要而适时的。新藏名为《金陵大藏经》，或另行命名如《无尽意藏》亦无不可。如巴利语三藏完成汉译，藏汉两部大藏又完成对勘互译，则不但完成了中国佛教三大语系的典藉总集，而且将是世界上最完整的佛教典藉总汇——集人间法藏之大成。那才是真正最理想最完备的中华大藏经。\n综合现代各方对修藏的意见，诚为印顺法师所说，可概括为四大要求：一是「求其精要」，这属「选藏」工作；二是「求其完备」，这属「续藏」工作；三是「求其通顺易晓」，这属编译「语体（白话）文本」工作；四是「求其传布世界」，这属「将汉藏译为世界各种语文版本」工作。后两种要求是性质不同的另类问题，可不与前两种要求混淆，纳入重修新藏之列。这样，编修新藏的要求，主要是两条：求精与求备。求精就要选，就要如理；求备就要全，就要如量。二者看似矛盾，实乃相辅相成。其间就要求编，求编就要法，就要如法，这就是第三条，也就是在「选藏」、「续藏」的基础上更深层次地「编藏」。从当机出发，新编大藏，要突出三大特点：\n一、体例的科学性——就是分门别类，要如理如量，既要契合佛法的根本教义和历史传统，又要当机创新适应现代图书科学分类方法和学科分类与代码的国家标准，使新藏本身就体现出佛法圆融大小乘，圆融显密教，圆融世、出世法的圆融性。\n二、收集的完整性——就是完备齐全，要包括汉传、藏传、南传三个语系的汉文译著以及日、朝、韩、印、斯、缅、泰等国乃至欧美的汉文译著。这就需要译经工作相与配合。译经工作有三，即（一）、译巴利语三藏为汉；（二）、汉藏大藏经对译，主要是藏译汉；（三）、今译，即近现代世界佛学名著译汉。此外还要搜求佚书，收集《房山石经》、《敦煌宝藏》及藏外佛书，乃至与佛教有重大关联的非佛教典籍，收集完整齐备，使新藏本身就体现出佛法具足三藏一味，九乘差别，具足世法、出世间法的圆满性。\n三、实用的方便性——就是方便实用，不仅便于供奉、收藏、流通，而且印刷精美，便于翻阅，切合实用，经济实惠，使读者生欢喜心，恭敬心，得到法益受用。要求标点逗句，提供系统图像，编好各种索引，附录必要资料，包括悉昙、音义、曲谱、年表、曼荼罗、比较图、对照目录等等，宋体纸型编排印刷，制图、插画、美编、装潢等等，尽可能采用现代化手段。无论是光盘或纸型，但必需保留传统优点，发扬金陵刻经处木版线装的庄严美观的传统优势，使新藏本身就体现佛法方便善巧，出入一切门示现无碍的圆成（用）性。\n要编好这种具有中国特色，能适应现代走向世界，真正能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编汉文大藏经，关键要抓好四个基本点，即做好四项基本工作：一是定好体例，二是编好目录，三是选好版本，四是搞好标点。\n一、定好体例。即首先解决分门别类的部类问题。综观历代藏目，自《开元录》立其范畴，至元代庆吉祥作《至元法宝勘同总录》，一度变更。《开元》以大小乘各分经律论，《至元》以经律论各分大小乘；《开元》大小乘经分重单译，《至元》不分重单译。《南藏》、《北藏》、《嘉兴》、《龙藏》等递相倣傚。明寂晓《释教汇目义门》，改革部类，合并经律论杂，分为华严、阿含、方等，般若、法华、涅槃、陀罗尼、圣贤著述八部，此就五时说教顺序，第四时方等赅括宝积、大集，第五时则分为法华、涅槃。此乃创新之分类，但后世各藏均无倣傚者，惟《阅藏知津》及日本《缩刻藏》效其华严居首。说者谓古代各藏以般若居首，般若为诸佛之母，《义门》、《知津》、《缩刻》以华严居首，华严为诸经之王。实则华严不仅经中之王，亦居五时之首也。《大正藏》则以阿含居首，取其由浅入深，由小入大之意。明智旭《阅藏知津》又另起炉灶，别开蹊径，日本《缩刻》，略仿《知津》，《大正》亦本《知津》而加变革。就中国言，藏经虽多，所分部类祇此《开元》、《至元》、《义门》、《知津》四种。日本《缩刻》、《卍字续》皆具义例，《大正藏》殆集各藏之长，如前所述，还不尽理想。晚近学者，诤论颇多，见仁见智，各有所得。按古代印度传译佛书，约时代而竖分，不出声闻藏、菩萨藏、秘密藏三大类；约内容及文体而横分，即不出经、律、论、杂四藏。从印度发展到中国三大语系的佛书，则不能不考虑到密乘与禅宗诸书，势必要立密藏与禅藏。密藏亦有先例，意见不大；唯立禅藏，异议颇多。近世纪来，由于佛法传入西方以及近代文化的影响，治理佛学方法，多少与古代不同，使用之语文，研究之论题，更为广泛，体裁与内容，都与古代有很大差别。因之近现代著作除可纳入经、律、论、密、禅五藏中外，其他均可摄入杂藏。这样，就以经、律、论、密、禅、杂六藏来分类，每类之下再按大小乘法门及世法学科性质分目。其详将另拟新编汉文大藏经的体例说明。\n二、编好目录。即按所定体例分门别类编目。过去上海佛学书局曾油印有《五种大藏经目录汇编》、吕澂著有《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现在有台湾出版蔡运辰编著的《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甚为详尽。最近我所又访得社科院有人编有《近百年来重要佛书目录》及《近百年来重要佛学论文目录》，中国佛教图文馆编有馆藏《藏传佛教汉译著作目录》，成都黄显铭补足日本宇井伯寿编的《西藏大藏经总目录》而撰成的《藏汉对照西藏大藏经目录》，藏学研究中心正在编纂《藏汉大藏对勘总目》。这些都为编好新藏提供了资料条件，我们拟在上述各种目录以及更加广泛采集拾遗的基础上去粗取精，扬长避短，融会贯通，按新定部类体系，重新编写汉文大藏经总目录。\n三、选好版本。实即解决异本歧出之书的校勘问题。各藏之有校勘，始于日本《缩刻》而继以《大正》。因《缩刻》、《大正》皆以《高丽藏》为本，论者谓《丽藏》错误较少，核之殊未尽然。所以行家大都主张中华修藏，应自择善本。国家主修的《中华大藏经》颇致力此，应吸其成果，以免重劳。台湾学者蔡运辰在其所编著《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跋》中，曾提三项方案，可以参考研究。因新藏必须标点文句，作好校勘，更为必要。校勘之法，或以一本为主，分注各本不同之字句，《缩刻》与《大正》皆然。或就各本择善而从，而仍注明余本之不同字句，古藉中颇有此例。或就各本中择善而从，不注余本之不同字句，《频伽》所校《一切经音义》用此法，论者谓其未免过于自行，使古书失其真正面目，不宜倣效。凡此均须研究，慎重而定，万无一失，裨臻完善。\n四、搞好标点。此即解决经藉断句问题。由于佛法深奥，一字多义。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一般标点符号，难以准确表达句义，甚至造成误解或障碍。因此对佛经标点，拟采用古藉逗句办法，仅用逗号、句号，以示断句；或用「．」、「。」两点以示断句。以「└」号于两行底交以示分段。如何是好，均应从长计议，深入研究。\n做好上述四项基本工作，则编藏工作基本可以完成。这是前期工程，后期工程即为印藏工作。印刷发行工作虽仍繁重，但有前期基础，即可交叉配合进行。其实施方案将由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与金陵刻经处拟定。\n新编汉文大藏经，是人类文明建设的根本大事，是续佛慧命、当机弘扬佛法的根本大事。显实相于文字，转法轮于经藏，化干戈为玉帛，挽共业以净行，誓愿精诚，众生祈求，诸佛加持，人天护佑，全力以赴，圆满成就。\n编译南传大藏经缘起\n吴立民\n佛教在印土流行，从公元前六世纪至十二世纪，约有一千八百年历史，大致可分三期：初六百年，为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形成时期；中六百年，为大乘显教发展时期；后六百年，为密乘佛教流行时期。初期佛教以上座、大众两部为主，三、四百年中分化为二十个部派。其中上座部分南北二传，南传上座部，在阿育王时期传入斯里兰卡，先后又传入缅甸、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地。公元七世纪后又自缅甸传入中国云南，迄今流行于云南傣族等几个民族地区，形成中国巴利语系的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的佛教，基本上使用巴利语原典——巴利语的三藏经典，就是巴利语系的南传大藏经，其中一部分译成了少数民族文字，在傣族各地区成为傣族文化的主体。印度中期的大乘佛教，主要是龙树——提婆的中观系统和无著——世亲的瑜伽系统，于公元二世纪传入中国汉地，公元七世纪又自汉地和印度传入中国西藏。印度中期、后期的佛教，在中国形成汉语系和藏语系两大佛教。特别是印度后六百年的密教，包括早、中、晚三期的密教，从八世纪开始全部传入中国西藏，一直流传至今。现在流传于中国的三个语系的佛教，是全面地继承了印度历史上的一千八百年分为三期的佛教，而且结合中国实际又大大地发展了，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可以说，世界上完整的佛教和完整的密教都在中国。中国三大语系佛教典藉的总集，便是南传大藏经、汉文大藏经和藏文大藏经。这三部总集，不但反映了印度佛教典藉的全貌，而且汇集了中国佛教典藉的精华。可以说，世界上完整的佛典也在中国。但不足的是：第一、巴利语三藏大都没有译成汉文；第二、汉藏两部大藏，没有对勘补译；第三、世界佛学名著，汉译太少。正因为如此，在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大德的领导下，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列「译经」一项重要工作，欲以弥补以上三项之不足，裨三大语系佛典总集，全臻完善。\n巴利三藏，世界上已有十多种文字系统译本，唯独汉文译本至今仅有零星的单品，这不能不说是我国佛教译经事业的重大缺陷，实是一件很大的憾事。古代汉译诸经中，虽有些典藉与巴利经典「相当」，如「四阿含」，但并非译自兰卡大寺部的巴利语传本，而是译自其他部派的梵本或西域诸语本，所以两者之间仍有区别。虽可资比较研究，但不能笼统地直说「某经同于某经」。1943年成立的「上海普慧大藏经刊印会」本计划出版北传、南传全部经典，但胜缘未具，南传巴利三藏祇从日译转译六册为汉，包括夏丐尊译的《小部》二册在内，共七十三经，一百五十个本生故事及《发趣论》。在赵朴老的支持下，1981年中国佛协叶均译出《清净道论》，1985年译出《摄阿毗达磨义论》，并重译《法句》。1985年郭良鋆、黄宝生合译出《佛本生故事选》，1990年，郭良鋆又译出《经集》，1992年，邓殿臣，威马莱垃担尼合译出《长老尼偈》。以上诸译，数量有限，未成系统。值得高兴的是，在吴老择先生主持下，台湾元亨寺成立「南传大藏经编译委员会」，从1988年开始系统地汉译，据传已译出四十余卷，但仍系采用日译本转译为汉的办法。「功成不必在我」，对于所有从事南传译汉工作的个人和组织，我们都赞叹随喜，愿与合作。\n南传大藏经系统汉译的工作起步较晚，困难很多，关键在于人才的培养。有鉴于斯，赵朴老指示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必须把译经事业、学术研究和培养人才三者很好结合起来。从三十年代起，朴老就先后支持三批「五比丘」留学斯里兰卡，期望南传大藏系统汉译工作及南传佛教弘化事业在中国有个新的突破和划时代的发展。为此，从1992年起，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我所开始筹措南传大藏的系统汉译的编译工作，并取得南京金陵刻经处的大力支持与合作。我们的编译主要坚持两个原则：一个是忠实原典，尊重真译，源自巴利，如同巴利。即或是转译自日文、英文的也一定要以巴利语直校，审核无误，不能来自传译，又复重译，这就是坚持「信」的原则。二是译经如经，通达明白，既非纯文，亦不全白，尽力发扬佛经翻译的优良传统，充分显示文字般若的圆通功能，这就是坚持「达」与「雅」的原则。合乎这两条原则的译著，我们用而编之；不合乎这两条原则的，我们则组而译之。编译一本，我们就印行一本。我们知道，「兹事体大」，非少数人之所能为力，也非短时期之所能完事，即使全藏编译竣工，也还有对勘、比较、研究诸多事业需要继续开发、发展。但愚公移山，后继自有来人；集腋成裘，众志必定成城。中国佛教三大语系的典籍总集，终将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国脊梁的新人手里完成。我们期待所有有这个愿行的大德长老、仁人志士给予我们指导、赞助、随喜、护持与合作。\n大藏经及其光电版编刍议\n方广锠\n大藏经是我国汉文佛教典籍的总汇，它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曾对东方世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南北朝以来，历代都把修造大藏经作为一件重要的事业。以至出现每个朝代都要修正史，每个朝代都要修大藏经这么一种人文景观。当前，在我国，从大文化角度看待佛教，在承认佛教的宗教性的前提下，充分认识它的文化品性，从而认真研究与评价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以及在新时代社会文化构建中的作用，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在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不同文化体系的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东西方各国人民，必须加强相互的交流与理解，必须继承与发扬人类传统文化中一切优秀的成分，以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而曾经影响了并至今仍影响著东方世界广大区域与人民的佛教，也因此而日益为国际所重视。在世界三大系佛教所保存的典籍中，汉文大藏经保存的资料数量最多，时间跨度最大，覆盖的部派与地区也最广。所以，巴利语三藏与藏传甘珠尔、丹珠尔固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汉文大藏经则显然更加值得我们重视。正因为存在著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近几十年来编辑新的佛教大藏经的热潮方兴未艾，并向光电化的方向急速发展。这种热潮将在一段时间内继续下去并持续高涨，我们必须予以充分的注意。\n佛教发轫于印度，兴盛于中国。尤其以汉文佛典为载体的汉传佛教更是在中国孕育成长，发扬光大，并影响东方世界，故世界称中国为佛教的第二故乡。近代以来，世界的佛教研究基本上沿著梵文佛典、巴利语佛典、藏文佛典的道路前进。由于种种原因，对梵文佛典、巴利语佛典的整理，我们都落在世界的后面。如果我们在汉文佛典的整理研究方面再落后于世界，则实在愧对祖先，愧对「佛教第二故乡」的称号。目前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都比较重视这一事业，将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其中。我们实际上已经处在相对落后的地位。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当前世界已经进入信息社会，在信息社会中，知识产权在社会财富中所占的份额将越来越大。大藏经是我们祖先留下的一份知识遗产，我们不能让这一份遗产的知识产权丧失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当然，我们有自己的优势，如果把这种优势发挥出来，急起直追，完全可以在汉文佛教典籍的整理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n当前，讨论编纂一部代表当代最高水平的大藏经，可以分解为如下四个方面：\n第一、有没有必要编纂这样的大藏经？\n第二、应该编纂一部什么样的大藏经？\n第三、有没有可能编纂成这样一部大藏经？\n第四、怎样来编纂这样一部大藏经？\n下面分别谈谈。\n一\n关于编纂一部高水平、高质量、权威性的大藏经的重要意义及其必要性，诸位先生已经谈了不少。归纳起来大体可以有如下几个方面：赓续我国历史传统，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提高佛教的文化品位，引导佛教的发展趋向；占据佛教文化制高点，激励民族奋发精神；加强民族交流，促进民族团结；增进中华民族凝聚力，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积极参与世界文化交流等等。对于上述观点，我都完全赞同。在此想就二个问题谈点补充看法：\n一、正确看待佛教在历史上与现实中的作用\n这个问题看起来与编藏无关，实际上不然。我们现在要编一部体现当代水平的大藏经，除了需要广泛动员佛教界、学术界的力量之外，还需要社会各界的理解与支持。但现在社会上，甚至包括佛教界、研究界的某些人对佛教在历史上与现实中的作用未必都有统一与正确的认识。因此，有必要加以探讨与宣传。\n我认为，对佛教在历史上与现实中的作用，必须客观地、全面地、历史地、科学地予以评价。佛教是一种宗教，既然是宗教，必然有其负面的社会作用。但是，对佛教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阶级的人群中的实际社会作用，以及对这种社会作用的科学评判，必须用历史的眼光，作实事求是的具体的分析。我认为，佛教的社会作用应时空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有时是负面的、消极的；也有时是正面的、积极的。两者都不可抹杀，也不能用一方面去否定另一方面。\n另外，我们必须看到，佛教不仅仅是一种巨大的宗教存在，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巨大的文化存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深刻的影响。当然，佛教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影响，也必须一分为二地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既不可因其消极方面掩盖其积极方面，也不可因其积极方面忽视其消极方面。但应该指出的是，如果说在宗教层面上，佛教的消极面要大于它的积极面的话；则在文化层面上，佛教的积极面要大于它的消极面。\n当前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是凭空架构的楼阁，必然是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扬弃的过程中产生，其中就包括佛教文化。因此，继承佛教文化的优秀部分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必须，是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之必须。而编辑新的大藏经则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我想，就历史经验而言，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如果社会各界能够就上述问题达成共识，则无论对我们正在讨论的大藏经编纂，还是对佛教的健康发展，都有重大意义。\n二、正确看待大藏经文化\n思想主要靠典籍来传述。正因为有了典籍，思想的传播才能超越时间与空间。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两千年漫长岁月里，佛教已经融化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血液中，成为与儒、道鼎足而三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大藏经就是中国佛教世代精华的积累。南北朝以来，历代都把编纂大藏经作为弘扬文治的一个重要内容，每个朝代都有官修或准官修的大藏经，不少朝代还编纂了多部。编修大藏经已经与历代都要修正史一样，成为具有充分文明自觉的中华民族的一个历史传统，这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是独一无二的。\n但是，与意识形态中儒释道三家鼎立的格局相适应，我国古代以儒家为主导的学统及建立在这一学统基础上的传统图书庋藏制度却把大藏经排除在外。儒家设计的经史子集四部书体例，虽然作为与其他诸子百家并列之一家，在「子部」中设立了一个「释家类」，但所收均为中国人的佛教著作，绝对不收大藏经。在正统儒家眼中，佛教作为异端，与小说、戏剧等「小道」一起受到排斥。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以后，发现者王圆箓立即向县衙门作了汇报。但主事者所以把这批文物又交由王道士自行保管，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们主要是一批佛教典籍，所以不被这些由儒家科举制度出身的官僚们所重视。近代以来虽然有梁启超、王重民、姚名达等有识之士的重视，但上述那种传统的观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以至直到现在，不少目录学家一讲目录学，就是传统的四部书目录学，不知道唐代佛教目录学的水平远远超出同时代的四部书目录学。一讲善本书就讲经史子集的宋元版如何珍贵又如何稀有，而不重视同一时代的宋元版大藏经。不少图书馆收藏著整部大藏经、大藏经零本以及许多其他佛教典籍，但长期任其堆置，无人整理与编目。因此，现在我们有必要在讲清佛教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同时，讲清大藏经与其他佛教典籍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大藏经固然属于宗教著作，但内容并不局限于宗教，还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音韵、天文、地理、历算、医学、建筑、绘画、科技、民族、社会、中外关系等诸多领域。因此，它不但是我们研究佛教的重要资料，也是我们研究中国文化、东方文化不可或缺的资料。在世界日益缩小，交流日益扩大，人们正在研究如何构筑世界新文化的今天，它将成为中国人贡献给世界文化的一份瑰宝。因此，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有责任爱护它、宣传它，为它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而贡献力量。\n二\n编纂一部什么样的大藏经？首先是指导思想，其次是编纂标准。\n先谈谈指导思想。\n本世纪以来出现过两次编纂大藏经的高潮，第二次高潮目前正方兴未艾。参考国际、国内已经编成、正在编纂以及将要投入编纂的各种大藏经，展望未来世界的发展潮流，我们应该编纂一部什么样的藏经呢？\n在这里，国家「863计划」对我们可能有一定的启发。\n「863计划」讨论科研立项时，有这么几条基本原则：国外已经有，而我们又能够进口的项目，不搞；国外已经有，但对我们封锁的项目，要搞；国外还没有，我们搞了就有知识产权的，要拚命搞。\n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编纂大藏经，就要树立高标准，要出新，要编纂出世界第一流的，有权威性的，在佛教历史上将占据制高点的大藏经。\n古今中外编纂的大藏经，总数在四十部以上，我们现在已经掌握实物的，也有三十多部。我们在这世纪之交编纂的大藏经，应该是集中这三十多部大藏经的优点于一身，而又有所创新，有所前进，真正反映二十世纪的最高水平，而又能起到开创二十一世纪佛教研究新局面的作用。\n总之，我们的指导思想应该是：编纂出一部继承历代藏经的优秀传统，体现当代佛教文献学的最高水平，对接未来世界发展大势的最有权威性的大藏经。\n其次谈谈藏经标准。\n什么样的大藏经才能够体现上述指导思想呢？\n我曾经提出「藏经三要素」这一观点，按照这个观点，一部优秀的大藏经应该达到如下三个标准：资料齐全、编排科学、使用方便。新编的大藏经也应该符合这个标准。\n一、资料齐全\n大藏经本是汉文佛教资料的总汇。所以，所谓资料齐全，原则上应该把古今中外所有的汉文佛教资料都收集起来，纳入新编的大藏经中。\n我国早期的大藏经有各种形态，入藏标准互有不同。如果研究一下标准的演变，可以看出有明暗两条线。从明线说，翻译典籍具备必然入选的资格，而中华撰著则祇有候选资格。亦即早期大藏经基本上祇收域外翻译典籍，有的藏经酌收若干中华佛教撰著。但一般来讲，祇有史传、音义、目录、感应兴敬等毗赞佛教有功的中华佛教撰著才有候选资格，予以入藏。在这里，《开元释教录．入藏录》是最典型的例子。然而，标准的具体掌握与宽严总随著人们观念的变化，并应时代、应国家、应编纂者之不同而异。由此，又出现一条暗线，亦即对中华佛教撰著的入藏标准不断在放宽，并不仅仅局限在「毗赞有功」四个字上，以至凡属与佛教有关的著作几乎都有入藏的资格，从而使越来越多的中华佛教撰著被收归入藏。这其实也说明后人对大藏经的理论有了发展。这一条暗线，在《高丽续藏》、明《嘉兴续藏》、《又续藏》及日本《卍字续藏》中体现得越来越清楚。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中华撰著的入藏往往带有一定的随意性，缺乏全面的规划与严格的审订。\n我们现在编纂大藏经，到底是遵循上述明线标准还是暗线标准？\n如果采用明线标准。那么新编的大藏经可以仅收历代正、续诸藏中的翻译佛典以及古逸与近现代新译佛典，对大藏内外的中华佛教撰著，则予以严格的筛选，祇收那些所谓「毗赞有功」的少量典籍。但这样编纂出来的大藏经不可能体现前述指导思想与达到占据佛教文献学高峰的目的。因为按照这种方式编藏，其主体部分实际上祇是把历代大藏经已经反复刊印过的资料重新整理收纳，炒炒冷饭而已。此外，我们说大藏经是中国佛教精华之积累，是研究中国佛教的重要资料，就在于其中保存了大批中华佛教撰著。如果按照上述明线标准，则大藏经实际上成了印度佛教、西域佛教的研究资料，而不主要是中国佛教的资料了。智升等僧人设立的编纂大藏经的这一明线标准，在古代就受到佛教有识之士的批评，今天自然更不能成为我们遵循的依据。\n如果顺应潮流，按照今人的「大文化」与「大资料」的观点办事，则应该采采用暗线标准。亦即所有与佛教有关的汉文资料，不管是古人的，还是今人的，原则上统统应该收入。也就是说，除了历代正藏、续藏外，应该把近年新译、历代另本、敦煌古逸、金石文献、房山石经、丛书类书、个人文集、地方史志、历代史籍、今人著述等等所包含的佛教资料全部新编入藏。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大藏经将是空前的资料最完整的佛教大丛书，必然占据当代佛教大藏经的最高峰，并为开创未来奠定基础。\n我认为，讨论入藏标准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认识大藏经的功能形态。在古代，与中国佛教存在著义理性佛教与信仰性佛教相适应，大藏经的功能形态也可以分为两种——义理型大藏经与信仰型大藏经。两者固然互为依存，但前者的主要目的是保存、研究与弘扬佛教，故把有价值（价值观念各不相同）的典籍收集起来编纂为藏；后者的主要目的是作为法宝供养，所以有讲究外观的华贵整齐而忽略内容的倾向。我们现在怎么看待大藏经呢？\n前几天与楼宇烈先生交谈，楼先生谈到，大藏经的一大作用是资料备查。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也就是说，是否可以在传统的两大功能之外，给大藏经增加一个新的功能形态——备查型。大藏经就是一个关于佛教资料的图书馆，它的任务就是提供资料。图书馆买书，有的书可能十年、八年没有人借，但这样的书还是要买，还是要藏。也许若干年后，这本书会被某个人看中，起到作用。同样，大藏经也应该把关于佛教的资料尽量收齐，以供有关人员查阅。衡量一个图书馆，藏书的多少是最基本的参数。同样，衡量一部大藏经，入藏资料的多少也是最重要的标准。把这种备查型大藏经编纂得尽量科学、合理、便于使用，它也就具备了义理型大藏经的功能；这种备查型大藏经由于本身资料齐全，可称是具足了释迦如来的八万四千法藏，自然也就具备了信仰型大藏经的功能。\n上面是从理论的角度谈理想的大藏经应该资料齐全，集义理型、信仰型、备查型三种功能于一身。从现实的角度讲，我们想要让自己编纂的大藏经在已有与将有的各种藏经中脱颖而出，具有权威性，不仅在现在、而且在将来的一段时期之内都能够占据佛教文献学的制高点，就必须在入藏典籍方面超过前此所有的大藏经，要力求把与佛教有关的资料一网打尽，包容无遗。道理很简单，对于一个研究李白的人来讲，《太白全集》与《太白选集》，究竟哪一种更有价值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当然，真正的一网打尽，祇是一种理想，在实践中极难实现。但我们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取法于上，得之于中；取法于中，得之于下。」我们必须高标准，严要求，必须要求尽量做到把有关资料收集齐全，越多越好。\n这里还必须突出提一下新编入藏问题。\n我们讲资料齐全，一层意思是指要把历代藏经已经收入的典籍收归入藏，不要遗漏。这一点比较容易做到。由于历代编藏者的努力，这些资料已经被收集汇拢起来，就好比矿石已经被炼成钢铁。祇是有的是精钢，现成就可以利用；有的是粗铁，还需要我们加工而已。资料齐全的另一层意思则是我们要把应该入藏而历代大藏没有收入的资料也统统收归入藏。这就是要我们自己去找矿、开矿、炼钢。据我粗略估计，现存辛亥革命以前的有关佛教资料总数大约在3.5亿字左右，其中已经收入历代大藏经（包括日本《卍字续藏》）的大约为2.5亿字，即还有1亿字左右的资料需要我们去收集整理。辛亥革命至今的资料总数大约也不会少于1亿字。现在我们编纂大藏经，如果祇局限在已经入藏的2.5亿字这个圈子中炒冷饭，则不如不编。祇有把眼光放宽到另外的2亿字上，才能突出我们的特色，占据历史的高峰，真正编纂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大藏经。也就是说，现在编藏，必须在新编入藏方面下大功夫，做大文章。\n这里还有四个问题需要讨论：\n第一、编藏下限问题\n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有种种不同的意见。有的主张截止到清末，有的主张截止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认为上述主张从理论上讲不符合我国历代编藏传统；从实践上讲必然把一大批应该入藏的典籍摒弃到大藏经之外。因此都不可取。\n前面提到，我国有编写正史与编写大藏经两大人文传统。古代编写正史，其下限的确都截止到旧王朝覆灭，新王朝诞生。但历代编纂大藏经，其下限都截止到编藏当时。今天我们编纂大藏经，当然应该遵循这个代代相传的编藏传统。此外，中华民国时期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的佛教典籍不断涌现，其中既有历代散逸，也有现代新译，更有今人著作。这些佛教典籍，开创了我国佛教发展与佛教研究的新时代。我们新编的大藏经，理应反映这些新成果。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不薄古人爱今人，也应该成为我们编纂大藏经的基本原则。祇有容纳这些近代以来的最新资料与最新成果，才能体现时代特色，体现学术水平。\n当然，主张把下限截止到清末或1949年的观点也有其道理。主要是近现代的佛教著作太多，收不胜收。加之上乘者少，平庸者多。甚至有不少错误百出之作，完全没有入藏的资格。而我们今天的人力、物力都很有限，根本不可能把这些资料全部收罗入藏。即使收罗进来，也是徒耗资财，毫无价值。\n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意见。我认为，平庸的著作乃至错误百出的著作也反映了一个时代学术面貌的某一侧面。例如当前社会急速向市场经济导进，在佛教研究界则表现为部分人学风浮躁，著作粗糙。甚至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某些不懂佛教的人也敢动手编写佛教的书籍。从这个意义上讲，上述著作反映了特定社会条件下的特定社会文化的现实情况，也有其特定的研究价值。但我们毕竟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这些著作统统收入到大藏经中。因此，对于现有的各种佛教著作，就产生一个选择取舍问题。\n一方面希望大藏经所收资料尽量齐全，最好能够将有关的佛教资料一网打尽；另一方面由于人力财力有限，必须对现有资料进行取舍选择。这是一个矛盾。如何处理好这个矛盾？关键在于掌握好取舍的标准，也就是掌握好「度」。\n讲到取舍标准，就必须兼顾历史编藏的传统。如前所述，古代编藏，凡属根据西域引进原本翻译的佛教典籍（包括少量与佛教相关的外道典籍）一律入藏。而对中华佛教撰著则依不同标准予以取舍。我认为，这一标准对我们今天编纂大藏经依旧适用。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谓的取舍标准，主要是对中华佛教撰著而言。由于部分古代中华佛教撰著已经入藏，而按照传统与惯例，这些典籍应该照旧编入新的大藏经，所以问题实际又归结为对现存的古今未入藏佛教典籍，应如何确立其入藏标准。亦即应如何确立对中华佛教撰著新编入藏的标准。\n我认为，从理论上讲，是否可以按照如下原则确立新编入藏的标准：亦即凡属有新观点、或有新资料、或采用了新的论证方法的著作，都必然对佛教研究有所贡献，从而都应有入藏的资格。在这里，对所谓「新观点」，应当尺度从宽。亦即有些观点，即使现在看来论据不足，似乎不那么能够站得住脚，但祇要它发前人之未发，我们就应该允许它存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价值体系，但每个时代都会出现一些超越本时代价值体系的新观点。如果我们在编藏时采取紧缩政策，则一些优秀的观点就可能被紧缩掉，从而湮没掉。如果我们采取适度从宽的政策，把它们保留下来，则这些观点可能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大放光彩。\n确立了上述理论原则后，在具体的编藏实际中，如何正确地、全面地、适当掌握上述原则，仍然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认真处理的问题。我想，有两点是应该注意的。\n首先，标准的掌握，应该有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在此，我们必须吸取古代编藏僧人的教训。如唐智升所编《开元释教录．入藏录》，从来被视作编纂大藏经的典范。但该《入藏录》对中华佛教撰著挑剔极严，除了少量因「毗赞佛教有功」被智升收入大藏经外，绝大多数典籍，包括中国佛教各宗各派阐述自己宗义的重要著作，统统被排斥在藏外，任其自生自灭，不少著作因而湮没无闻。这是中国佛教的重大损失，智升无从辞其咎。今天我们编纂大藏经，要把应该收入的典籍全部收入，给后人多留一些资料。而不要采取智升那样的态度，让后人再来批评我们。\n其次，「标准」也者，应该是客观的。因此，我们不能以编藏者本人的好恶来衡量一部著作能否入藏。当年编纂《四库全书》，馆臣们按照满清封建王朝的标准，把一大批著作剔除在外，以致今天人们需要重编《四库存目丛书》，而《存目》中的不少书籍现在已经亡佚无存，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今天我们编辑大藏经，不应该再使后人产生类似的遗憾。\n前面谈到，平庸乃至错误百出的著作也有其特定的价值，但我们又不可能把它们收入大藏。那么，如何处理这些书籍呢？我以为可以用编纂目录与撰写提要的方式保留它们的概貌。亦即凡是没有收归入藏的著作，一律以目录与提要的形式予以著录与反映。后人可以根据目录与提要了解它们并进行研究。这种目录与提要的另一个作用则是对我们工作中可能产生的疏漏的一种补救措施。因为我们虽然计划把一切有价值的资料一网打尽，但这祇是一种理想。在实际编藏工作中是否能够完全实现这一理想，还需要打一个问号。我们祇能尽量去做而已。所以，如果能够把所有不入藏的资料全部以目录与提要的形式予以反映，则等于设立了一条后卫防线。如果我们有疏漏，后人可以依据这个目录与提要，寻找他们需要的资料。\n第二、国外汉文佛典问题\n众所周知，汉传佛教遍布于汉字文化圈。地域包括日本、朝鲜、越南。这些国家古代都使用汉字，当时这些国家的僧人所撰写的佛教著作也都属于汉文佛教撰著。那么，新编的佛教大藏经是否应该把这些著作也收罗进来呢？\n这里实际又涉及这样一个理论问题：我们说，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新的条件下酝酿发展为中国佛教，从而使中国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这就是说，中国佛教虽然以印度佛教为源，虽然与印度佛教同属佛教文化圈，但它实际上已经卓然独立，成为与印度佛教有著许多显著不同特点的新的派别。那么，中国佛教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东亚各国，共同形成汉传佛教圈之后，朝鲜、日本与越南的佛教与中国本土佛教到底是什么关系？是虽然流传区域不同，但在理论与实践上并无什么实质性的差异？还是已经独立成为与中国本土佛教具有不同性质的朝鲜佛教、日本佛教与越南佛教，成为汉传佛教圈中新的支派？如果说上述三国的佛教与中国本土佛教没有质的区别，则上述三国古代僧人的佛教著作自然应该是研究中国佛教的重要资料之一。如果说上述三国的佛教也已经卓然独立，则三国僧人的著作更主要的反映了本国佛教的情况。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当然，我在上面如此提出问题本身，就已经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实际上，佛教中国化有一个过程。如果说存在著佛教朝鲜化、日本化、越南化的话，必然也有一个过程。因此，不能简单地以国别为标准来区分这些著作对中国佛教研究的价值。\n我主张上述三国的佛教仍然属于汉传佛教圈，但也必须看到佛教传入上述三国后，与各有关国家的具体条件相结合，产生一些不同于中国本土佛教的新特点，成为汉传佛教圈中的新派别，因此，上述三国僧人的佛教著作可以分成多种情况。有的是由来华的留学僧写的。这些留学僧中的不少人长期居留中国，有的甚至终生不归，如玄奘门下的圆测等。他们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他们的著作理所当然属于中国佛教的范畴。有的是由短期在中国留学的僧人撰写的关于中国佛教的著作，如日本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是我们研究中国佛教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有的是由亲鸾这样僧人完全依据本国的实际情况编纂成的佛教著作，这一类著作基本上应算作研究该国佛教的资料。也有的如新罗元晓，他的著作既参与中国佛教对若干佛学问题的讨论，又是研究新罗佛教的宝贵资料。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与中国本土的佛教有关，一类与中国本土的佛教基本无关。但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不少问题往往很难截然分开或判断其性质。\n由此，我认为对古代外国僧人的汉文佛教著作，应该区别情况对待之。对与中国本土佛教有关的著作，毫无疑问应当收归新编的大藏经。对于性质一时难辨的，也不妨收归入藏。至于明确与中国本土佛教无关的，祇要人力、物力诸方面许可，也应该收入。我们中华民族本来就有这种兼蓄博收的广大胸怀，现在应该更加发扬光大。即使一时条件有限，暂缓入藏，最终也应该把它们收进来。\n第三、梵巴藏佛典及近代佛教著作的翻译问题\n大而言之，佛教可以分为印度佛教、南传佛教、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所传承的分别是梵文（包括各种印度俗语）典籍、巴利语三藏、汉文大藏经、藏文甘珠儿与丹珠儿。与印度佛教已经衰亡相应，梵文典籍也已经云散，目前仅有少量尚存。其他三大语系的佛教流传至今，其典籍也保存完整。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是世界上惟一的三大语系佛教俱存，三大语系佛教典籍保存完整的国家。因此，编辑大藏经，从广义的角度讲，不仅仅包括汉文大藏经，还应该包括巴利语三藏与藏文甘珠儿、丹珠儿。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八十年代初计划编纂《中华大藏经》时，便有分阶段逐步编纂汉文部分、藏文部分、傣文部分的设想。如今，《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上编已经编纂完成；藏文部分的编纂已经正式展开。继续完成《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下编，以及按照原计划编纂《中华大藏经》的藏文部分与傣文部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繁重的任务。\n上面祇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梵巴藏等佛典的翻译。亦即将现存的梵巴藏等佛典全部翻译成汉文，使我们的汉文大藏经包罗现存印度所有佛典及三大语系所有佛典，成为世界上最为完备的大藏经。这是我国佛教界、学术界想了近百年的事，它对中国佛教的健康发展，对中华民族的团结与交流，对佛教圈各国的团结与交流无疑都有著重要的积极意义。不过兹事体大，需要认真规划统筹，组织与培养人材，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成就。我以为不妨根据现有条件，先做起来。至于将来怎样，祇好有待各种因缘条件之成熟了。\n与此事相关的是近代国外佛教学者名著的翻译。他山之石，可以攻错。这些书籍的翻译对我国佛教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自然有著重要的参考价值。不过，我以为这类书籍翻译后可以专门编为丛书，不必编入大藏经。因为它们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佛教藏经，其原文也不是汉文。\n第四、形象性资料问题\n除了文字性资料外，还应该考虑收入关于佛教的各种形象性资料。其内容，除了《大正藏》的「图像部」所收的图像外，还应该包括雕塑、绘画（包括壁画）、建筑、法物器具等其他非文字的形象性资料。\n二、编排科学\n任何一部成功的丛书，总要有一个的结构分类，以把所收纳的典籍组织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大藏经也不例外。这里包括两方面的问题：藏经的总体结构应如何科学地设计；某些具体典籍应如何正确地归类。\n我国大藏经的总体结构，是从南北朝到盛唐，经历了数百年的反复研究，才由智升基本确定的。智升确定的大藏经结构垂范千年，为人们所称道。但这一结构也有缺点，即受中国佛教重大轻小的传统及某些派别判教思想的影响。「因此，他没有，也不可能考虑到怎样努力用大藏经的结构来反映佛教发展的历史线索。」明代我国僧人曾经对智升确立的大藏经结构体系进行变革，但祇是采用不同的判教体系而已，其指导思想则没有任何改变。本世纪日本《大正藏》才真正打破古代的传统，改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待佛典并进行分类。《大正藏》的分类实践固然还有不少问题，但它在佛藏结构分类方面的开创性功绩应该充分肯定。此后，不断有学者从各个不同角度提出新的分类方案。台湾《佛光藏》也正沿著《大正藏》的同一思路进行佛藏结构的新的探索。这些探索都值得肯定。在我国大陆近几十年来影响较大的是吕澂先生的《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目前有的图书馆依据这部目录整理馆藏佛教典籍，也有先生主张依据这部目录编印新的大藏经。但我认为这种主张不可取。吕澂先生的目录在不少具体经典的审定上用功甚大，许多具体结论都值得我们参考与吸取。但该目录在总体结构上没有摆脱中国传统大藏经的重大轻小及判教思想的影响，还在传统的大藏经结构中转圈。因此不能作为我们今天编纂大藏经的结构基础。\n我认为，设计新的大藏经的总体结构的基本原则应为：（一）、采用科学分类的方法。走《大正藏》已经开辟、《佛光大藏经》正在进一步实践的路。（二）、既要考虑佛教的学科组成，又要照顾佛典的现实情况。既要有完整的结构体系，又要有可操作性。\n现在，对应该实践上述第一条原则，人们比较容易达成一致的认识。但对于上述第二条原则，则想法一时还不能完全统一。海内外相当一部分先生总是希望先设计出一个较为理想的大藏经结构方案，然后按图索骥，把收罗到佛典填充到这个结构中去。并且也已经设计出好几套方案。纵观这些方案，大抵理想主义的色彩比较浓，相对而言，在可操作性方面就差一点。因此，我建议对藏经结构问题，不急于马上提出方案。是否在广泛收集各种应该入藏的资料的同时，组织一个班子，对藏经结构问题作充分的前期研究。在充分把握已经收集到的各种佛典的全貌的基础上，充分分析研究历史上各种藏经结构之优劣，充分分析研究已经提出的各种分类方案的优劣，然后提出我们的方案。再召集有关专家多次论证，最后定稿。这样制定出来的分类结构可能较为科学，且较能适合现存佛典的实际情况，便于操作。这项工作可与入藏资料的搜集同步进行，即同时开始，同时结束。\n至于对某些具体典籍的归类问题，一般可在解决上述藏经结构体系的过程中同时得到解决。个别难点则可视具体情况个别处理。\n归根结底，分类的作用是三条：一是通过分类反映佛教理论的总体框架并反映某一部典籍在该框架中地位；二是反映某一理论的学术渊源、流变及与该理论相关的具体典籍；三是便于检索。从这个角度讲，上面所讲的佛典的结构分类及其对策更多的是针对传统的书册本大藏经而言的。但目前书籍已经进入光电时代，新出现的书籍载体形式，有没有可能对书籍的传统分类方式及理论提出革命性的变革？光电版的大藏经是否可以采取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检索方式？可不可以这样设想：除了以传统的版本项作为检索点之外，充分利用电脑高速运转与字符串检索的性能，通过检索主题词为主，书目提要为辅的方式来实现上述传统分类的三大功能。我想，祇要大藏经总体的主题词体系及每一部典籍的具体主题词设计得科学准确，上述设想是有可能达到的。如果真的这样做，入藏典籍便无需分类，祇要按照普通的流水号进行大排行就可以了。原来一直困扰我们的，必须把大藏经全部编辑完成，才能按照结构次序逐部出版的问题也就不复存在。我们可以完全不考虑结构体系，仅以流水号为顺序，哪部典籍整理完毕，就先输入那一部。我想，我们不妨依照这种设想先作试验。如果能够成功，则在光电版大藏经中，传统的分类方法将予废除。\n当然，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光电版大藏经所废除的祇是传统的书册本大藏经外在的分类方法，而内在的对佛教理论框架的研究，对某一佛典学术渊源及思想倾向、学说内容的研究不但不能废除，而且必须加强。祇有这样，才能真正科学地设定全藏的主题词体系与每一部典籍的主题词。从这一角度讲，光电版书籍的主题词体系的设定不是对传统分类法体系的废除，而是站在传统分类法体系基础上对传统分类法的全面扬弃。因此，即使对于光电版大藏经来说，前面所述组织一个班子对大藏经的结构体系与某些典籍的具体归属先期进行全面研究，仍然是十分重要的。\n三、使用方便\n藏经是一部收罗宏富的大丛书，篇幅浩大，内容庞杂。如何使管理者能够有条不紊地管理它，使读者能够方便自如地使用它，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古代，经过长期努力，人们终于创造出千字文帙号这样有序的字号，以此来管理与检索藏经。现代，随著书籍载体的变化与学术的发展，所谓方便地使用藏经就不仅仅局限在外部帙号这一个问题上，它包括载体形式、校勘标点、目录索引、实用辞书等四个方面。\n第一、载体形式\n古代，佛典的载体形式主要有纸抄与石刻两种。纸抄者就其装帧外形而言，又有卷轴装、梵䇲装、蝶装、包背装、经折装、线装等等，近代又出现平装、精装、特精装等等。石刻则有碑版、经幢、摩崖之不同。总的来说，载体与装帧随著时代的演进而不断进化。一方面沿著更加方便实用前进，另一方面沿著更加豪华气派发展。目前，世界书籍的载体虽然仍以纸质书册为主要形态，但光电版书籍正在迅猛发展。有的人预言，光电版书籍进一步发展，终将使纸质书册趋于消亡。但我认为，光电版与书册版各有各的优势，恐怕谁也不能取代谁。起码在我们可以预期到的将来，书册版必将继续在人类文化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此外，从佛教大藏经的角度来考虑，如前所述，它除了义理型、备查型的功能之外，还有信仰性功能。这种信仰性功能要求大藏经能够外化为某种能够引起人们崇敬心理的形态。书册版大藏经能够起到这种作用，因为当人们面对藏经楼上数百册庄严精美的书册版大藏经时，很容易产生「法海无涯」的赞叹之情。但不能想像人们会对一片薄薄的光盘也产生同样的感情，并去顶礼膜拜。因此，我们现在编藏，必须兼顾当前与将来，学术研究与宗教供养，应该是书册版、光电版两种形式并重，不可偏废。\n无论书册版还是光电版，都可以有影印原典、校订重排两种形式。从保存原始资料、快速简便来说，当数影印。目前坊间影印出版的大部头佛教丛书不断涌现，正是因为出版商看中影印本简捷易行，利润丰厚的缘故。好的影印本的确起到提供稀有资料与稀有版本的作用。但是，目前不少影印的佛教丛书祇是从常见大藏经中选取若干典籍，所收既非稀有文献，又没有原原本本地完全按照原样影印，而是任意修版、割版，还不作任何说明。这样，不但没有提供资料的价值，反而起到鱼目混珠、淆乱版本、误导研究的恶劣作用。是我们不应该提倡的。\n如果从学术性、普及性、影响力讲，无疑要推重排。因为祇有重排，才能够把对佛典的校勘成果直接反映在正文中，并进行标点，以向读者提供一个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精校标点本。祇有重排，才能够用正字法把各种版本佛典中的正俗字、古今字、异体字、错别字等文字的问题解决掉，减少人们阅读的困难。还有，由于底本来源不一，如果采用影印，则编成的大藏经必然是百衲本；祇有重排，才能够使它版式划一，肃穆庄严。此外，单纯影印，反映的祇是编纂者收集资料的功夫；祇有重排，才能真正反映出编纂者整理资料的水平。因此，我们要编纂出总结当代，开创未来的高水平大藏经，除了重排，别无他途。\n那么，是否此次编藏，祇考虑重排，完全不考虑影印呢？我以为也不必那么机械。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把历代诸种藏经分别影印，则这些影印本不但可以成为此次编藏的原始资料，成为今后深入研究的基本依据，也可以成为各寺院珍贵的供养本。可以设想，在为编纂大藏经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会自然具备影印历代藏经的条件，我们不应放弃如此难得的机缘。因此我建议：立足于重排，不放弃影印，重视配套，错落发行。\n既然是书册版、光电版并重；以重排为主，不放弃可能条件下的影印。那么，在电脑录入的时候，是否可以不采用目前通行的人工打字，而采用扫瞄。即第一道工序，先将底本按照原样扫瞄收入电脑。第二道工序，由电脑进行单字辨认，确定正字。当底校本均用这种方式扫瞄完毕，即可以利用电脑自动校勘程序校出各本的异同，然后送给专家审定，以选用正文，确定异文。采用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一）、可以回避目前海内外在实施光电版佛典计划中普遍遇到的录入员不认识繁难汉字及校对瓶颈问题。（二）、可以减少错误率。（三）、可以大大减轻校勘的工作量，从而大大加快校勘的速度。（四）、可以产生出一个重要的副产品：《汉字正俗字、古今字、异体字、错别字大汇》，并对此进行各种数理统计。由于大藏经字数多，年代久，对全体汉字的覆盖面无与伦比，因此，这一《大汇》一定会具有极大的学术性与权威性，从而对汉字本身的研究与规范化，对汉字的电脑化，都将是重大贡献。（五）、可与前述影印历代藏经的工作配套进行。\n当然，上述设想的前提是电脑有承担这些工作的功能，或可以开发出这些功能，否则，祇能是空想。这个问题，要请电脑专家来回答。\n第二、校勘标点\n当代，古籍整理中有无校勘与标点，其校勘标点的水平如何，是衡量这一古籍整理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n佛典校勘，指底校本对勘与中外文（即中文与梵、巴、藏文）对勘。校勘工作可以有各种做法。就底校本对勘而言，我们就可以设计出几个方案。\n比如，（一）、像《大正藏》与《中华藏》那样，对底校本祇指异，不辨正。如果这样，则如前所述，祇要电脑有自动校勘程序，即可承担，不必再由专家厘定。（二）、像我们《藏外佛教文献》的各种整理本那样，以既「精」且「博」为标准，一律辨别正误，并罗列异文。那么，必须动员一批专家参加厘定。\n又比如，（一）、虽然校勘，但并不依据底校本原典一字一字去校，而是充分利用前人的校勘成果。这种方案是针对人工录入而言的。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大大加快速度；风险是如果前人校勘有错误，则我们也跟著错。如果采用电脑扫瞄录入，电脑校勘，则这种方案全无用处。（二）、虽然也参考前人的校勘成果，但自己照旧老老实实地一字一字地将底校本全部审校一过。这种方案，无论对于人工录入还是扫瞄录入，全都有效。\n就中外文对勘而言，也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一）、凡有相应原本者，一律逐字核对。（二）、仅核对重要名相与专用名词。\n同样，标点也可以有不同的做法。比如：（一）、祇断句。（二）、加句读。（三）、部分采用新式标点（即采用部分适用于佛典的标点符号，废弃部分不适用于佛典的标点符号）。（四）、全式标点。（五）、上述几种形式并存，即哪种方式适用，就采用那一种。\n考虑到汉文大藏经总体规模达4.5亿字，考虑到大藏经存在著的诸种不同版本，我们必须对校勘与标点的工作量之大有充分的估计。实际上，至今为止，祇要是重排本，则所有编纂大藏者的主要精力都是花费在校勘与标点上。我们也不会例外。但是，校勘与标点又是我们编藏，也是目前所有从事佛典整理的人不可回避的大事。应该怎么办呢？我认为，考虑到电子文件的开放性、易于修改性与便于升级性，是否可以提出这么两条基本原则：\n（一），放眼长远，必须坚持高标准，进行认真的校勘与标点；\n（二），立足当前，适当采取一些变通的办法。\n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必须树立高标准，坚持高标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把这个标准的实现分解为若干个阶段，确立每个阶段的现实目标。这种现实目标应该是适合我们每个阶段的实际情况的，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又必须是与下一阶段目标乃至最终的高标准相衔接的。\n根据我的经验，上述问题，祇要事前考虑周全，安排好，具体实施起来并不太难。如果在全面启动之后，中途再作改进，则会相当困难，甚至虽有好的方案而无从措手足。此外，事先统一思想便于和衷共济，中途变法改革容易引发纠纷，这也是可以理解的。\n第三、目录索引\n准确的总目、详尽的版本目录及各种实用索引是衡量一部大藏经学术水平的重要依据，也是使读者便于利用该大藏经的有效方法。\n总目是对该大藏经的总体把握。版本目录则需要详细交代底校本的情况。实用索引包括经名（含异名）索引、译著者索引、词语索引。由于采用电脑工作，目录与索引的具体编制过程将会比较顺利。但需要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n（一）、异译本的比照、著译者的考释。历代大藏经中遗留的此类问题比较多，给佛教研究制造不少混乱。我们应该解决之。\n（二）、最佳电脑检索系统的编程或选择、人工采词与电脑采词的最佳配合。\n（三）、人工采词需要对佛教有相当研究的人员才能够承担，必须注意这方面人才的组织与培养。\n第四、实用辞书\n很多人认为佛典很难读，视之为畏途。其实，佛典的思想并没有深奥到令今人无法理解的地步。佛典的难读是由于其他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佛教有一套固有的名相、法数，也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概念体系。不了解某学科的概念体系，就无法读懂某学科的书籍，这是很自然的事。我们如果能够为大藏经编撰配套的实用辞书，将是这部大藏经的创新，也将是使这部大藏经更加学术化、普及化的重要途径。实用辞书与光电版大藏配套，可以使这部大藏经的使用极为方便。\n我认为，可以先从现有的佛典音义、《翻译名义集》等古代辞书及有代表性的佛教词典、梵巴藏词典等现代辞书采词，编纂成数据库。进而将该辞书数据库与前述词语索引以及佛典原文作成关联数据库。这样，在阅读某部佛典，需要了解某词的意义时，可以查阅古今诸词典对该词的解释及其他佛典对该词的用例或解释。这对佛典的理解与外文翻译，作用极大。现在我们没有力量来编纂新的大型佛教词典。但上述实用辞书的编纂，必将为今后编撰高质量佛教词典奠定基础。\n我想，如果我们能够编纂出符合上述标准的大藏经，那就可以说在佛教史上，在中国文化史上，在世界文化史上树立起一座丰碑。无愧于前人，无愧于后代。\n三\n我们有没有可能编纂出这么一部大藏经？\n编撰这样一部大藏经需要如下条件：良好的外部环境；充裕的人力、财力、资料资源；计算机技术保证。\n第一、就外部环境而言，目前我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正逢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之一；我国既有盛世修典的传统，又有历代编藏的传统；宗教界、学术界对编纂一部高水平大藏经已经企盼了近百年，有著现实的积极性；社会各界对佛教的认识与观感也正逐步趋于符合佛教的本来面貌。应该说，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一条已经基本具备。实际上，海内外各种各样的编藏工程已经启动。\n第二、人力主要指参与具体工作的人员，包括：一、搜集鉴定整理资料人员，二、校勘标点人员，三、电脑工作人员，四、摄影人员，五、公关人员，六、后勤服务人员，七、学术指导人员。\n人力包括质、量两个方面。我国目前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专家，有一批中青年学者，新的力量还在成长。从总体实力看，应该说不亚于当年编纂《大正藏》的班子。我们既充分吸收前人编藏的经验教训，又有编纂《中华大藏经》上编的实践经验。因此，在人员的素质方面，应该说基本符合条件。问题是怎样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把这批力量组织与团结起来。\n人员的量则以工作量最大、且要求有相当水平的校勘标点人员为例谈谈。假如新的大藏经总量为4.5亿字，拟定用7年时间校勘标点完。则每年需要完成0.7亿字。又假如每个符合条件的工作人员利用业余时间每月可以校勘标点5万字（平均每天校勘标点1700字），每人每年可以完成50万字，则我们如果能够从全国近年培养的佛教、中哲史的硕士、博士中，从全国各大学哲学系的教师中，从各佛学院的师生中以及其他符合条件的人员中选聘140人从事这项工作。再在北京选聘20个水平相对较高的人员专门进行覆核。就可以了。祇要有经济力量，经过努力，在全国与北京选聘二百个左右符合所需条件的人员还是可以做到的。\n实际上如前所述，可以让电脑承担相当大一部分校勘工作，从而大大减少校勘人员的工作量。而且，现有佛典完全没有标点，需要从零做起的祇是极少数。大部分佛典已经有句读或断句。因此，校勘标点问题并没有想像的那样困难。\n编纂大藏经，并非仅是简单的佛教文献整理，应该把它同我国佛教的健康发展联系起来，统筹安排。讲到佛教的健康发展，用佛教语言来说，关键是「绍隆佛种，续佛慧命」，也就是接班人的问题。而接班人不仅需要熟悉佛教仪轨，遵守佛教戒律，还必须精通佛教义理，甚至能够发展佛教义理。我认为，佛教理论是佛教的灵魂。宋明以前，印度佛教的理论不断传入，中国人在消化这些理论的过程中不断有所创新，从而使佛教生机勃勃，在意识形态领域擅一时之胜场。宋明以降，印度佛教已经衰灭，源头活水已断，中国佛教此时既没有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原有的佛教理论又为宋明理学所吸收，于是祇剩一个信仰的躯壳，这是佛教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我们说近代佛教复兴，其标志首先是「南欧北韩」及一批高僧大德对佛教义理的钻研与弘扬。因此，对当前佛教界来说，培养一批高水平的理论人才，提高理论水平，提高文化档次，乃是当务之急。编纂大藏经，对于佛教界来说，也正是培养佛种，弘研义理的极好机遇。所以，是否可由中国佛学院（或拟议中的中国佛教大学）开设有针对性的专业，一边学习，一边参加编藏实践，在工作中培养，在实践中提高，培养出一批跨世纪的高僧大德。其实，对学术界而言，也同样应该利用编纂大藏经的机会，为下世纪培养出一批不务空言的专家学者。如果大家都从这个思路来考虑问题，则我们编纂大藏经，既出成果，又出人才，还能促进佛教及佛教研究的健康发展。几全其美，何乐而不为？\n总之，人力问题固然有困难，但并非不可解决。\n第三、大藏经如此巨大的工程，耗资必然可观。根据资料，日本《大正藏》共耗资280万日圆，了解二、三十年代日本物价水平的人都知道，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大的数字。《中华大藏经》共接受国家拨款人民币158万。那是由于八十年代初的社会观念与现在大不一样，也由于《中华大藏经》是国家项目，各单位都比较支持。我们借用的资料，基本上都没有支付资料费，双方协议，由中华大藏经编辑局赠送各资料收藏单位一部《中华大藏经》作为感谢。另外，所聘人员的报酬都比较低，应聘人员大多属于离退休后发挥余热，甘作贡献。但上述做法，显然已经不再适合目前的情况。我们现在编纂《藏外佛教文献》，深感无钱困难重重，寸步难行。由于经费紧张，许多事情都想尽量省钱，结果适得其反，反而更加费钱。由此捉襟见肘，狼狈不堪。教训实在深刻。\n本人一介书生，对于经济问题纯属外行。按照上述设想编纂一部理想的大藏经，究竟需要多少经费，要由有关专家框算。不过，编纂工作是逐步展开，在若干年内完成，后期可与藏经的出版发行配合进行，所需经费也就可以滚动解决。所以，实际上需要筹备的祇是前期的经费。\n目前，佛教界结缘经书的印刷量很大。有的结缘经书无论是内容，还是印刷，都可以称为上品。大多则是平平。其中也不乏粗糙拙劣之书籍。这些粗糙拙劣之书，从世法说是伪劣产品，从佛法说是亵渎正法。因此，如果能够把目前印刷结缘经书的资金吸引集中起来，一方面印刷一些精品经书结缘，另一方面则可用于大藏经的编纂。实际上，结缘经书与大藏经两者本来就可以充分协调，相互为用。即用大藏经编撰人员整理出的精校定本作为结缘经书印刷，其传播正法的作用自然远远超过在条件没有保证情况下粗制滥造印出的书籍。而编纂印刷大藏经，本身就是功德更加无量的结缘胜事。\n目前，海内外电子佛典的发展势头如同万马奔腾。遗憾的是各自为战，缺乏协调，由此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如果能够把这些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则经费问题的解决也容易得多了。\n当然，这样的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而把海内外分散的结缘资金、分散的编藏力量集中到前述编纂大藏经的总目标下，可能比李白越蜀道更难，「侧身西望长咨嗟」。\n第四、编藏要有资料，没有资料一切都是空话。如前所述，新编藏经包括历代入藏与新编入藏两大部分。历代正藏、续藏资料现成，祇要整理、考订、校勘、标点即可。关键工作在于新编入藏。\n应该新编入藏的藏外佛教文献主要指古代逸籍（包括敦煌遗书、海内外各宗教、图书、文博部门及私人收藏未入藏逸籍）、近现代新译（从梵、巴、藏、日等文字译出）、散见于正史、地方史志、金石、档案、个人文集乃至各种丛书、类书、专著中佛教资料，此外还有今人撰著。虽然范围很大，但是目标清楚。祇要有关收藏单位积极配合，收集起来应该没有问题。当然，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国内因部门封锁资料而产生的困难。另外，不少资料散在海外，国外，包括港台、日本、朝鲜、韩国、越南。西方则以英、法、俄、美、德、意、荷为主。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这些资料都收集起来？\n总的来说，已经入藏的典籍，犹如陈列在公共图书馆中的图书，谁都可以利用。因此，我们也好，任何一个企图编纂藏经的组织与团体也好，谁都无所谓优势。当然，如果讲到历代藏经的版本，则优势在大陆与日本，日本的版本优势在宋元，大陆的版本优势在明清。至于新编入藏部分，虽说海外散落了一大批大陆已经亡佚的资料，但从总体看，应该说我们还是有优势。我们应该充分发挥这个优势。当然，编纂一部高水平的大藏经实际是世界华人的共同心愿与事业，也是整个汉传佛教文化圈的共同事业与理想，是东亚人民对人类文化的共同贡献。我们要有发动与团结一切力量，共同做好这件旷世大事的大愿心，大胸怀；不要有封疆划界、唯我独尊的想法。当然，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华人，毫无疑问应该为祖先留下的这份文化遗产承担更多的责任。\n第五、对于电脑技术，本人是外行。从外行的角度考虑问题，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汉字字库，检索系统，单字扫瞄，关系数据库。这些问题要靠电脑专家来解决。电脑技术本身正在一日千里地发展，即使我们现在就动手编纂，第一批成果的正式发行也要到五、六年之后，所以，即使现在电脑方面还有一些技术难关，相信还有时间来逐一解决。\n综合上述五点，我认为，编纂大藏经及其光电版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现在的关键是必须有国家强有力的支持与充足的财力。如果这两个方面能够保证，前景是乐观的。\n以往的经验证明，祇要国家重视，集中力量去做，就没有办不成的事，也没有办不好的事。大藏经编纂也是这样。\n四\n怎样才能编纂好我们所希望的这样一部大藏经？\n大家知道，1982年，在当时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尤其是李一氓同志的支持下，由任继愈先生主持，成立了「中华大藏经编辑局」，开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藏经编纂事业。这项工作从1982年中立项上马，1994年底完成上编，共12年半。我是1984年秋开始参与的。该事业前期由李富华同志作为任先生的助手，协调工作。我则在前期中的半年，加上后期，共约六年半期间，作为任先生的助手协调工作。我出国期间，由其他同志负责。由于参加这项工作时间比较长，对情况，尤其对后期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在此想介绍一下《中华大藏经》的编纂情况与我们对下一步工作的设想。我希望《中华大藏经》计划与我们现在讨论的大藏经编纂协调进行。\n《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分为正、续两编，正编收入历代大藏经之有千字文帙号的部分；续编收入历代大藏经之无千字文帙号的部分。也就是说，正、续两编合起来，相当于传统大藏经的正藏与续藏。如前所述，新编入藏应该成为我们今天编纂大藏经的重点，正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内部后来有过增加第三编，即新编入藏的设想。但又考虑到大藏经本身应该是一个严密的体系，如果采用上述正编、续编、第三编的方式，则将割裂这一体系。所以决定改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历代大藏经之有千字文帙号的部分，即原来的正编；下编的主体为历代大藏经之无千字文帙号及新编入藏部分，并以存目的形式包容上编，从而使下编以一个严密完整的大藏经的面貌出现。上编共106册，每册100万字左右，总计1.06亿字，编辑工作已在1994年结束，至今已经出版了90册，全藏可望在今年全部出版。下编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n上编以《赵城金藏》为基础，加上其余各藏有千字文帙号的佛典影印而成。由于受这一方式的影响，如标点等问题根本不可能考虑。现在有些同志对《中华藏》有一定的意见，如标点问题、结构编次问题等等，戏称之为「百衲本」。这些批评都是正确的。编纂之初，的确希望这部《中华藏》能够起到取代《大正藏》的作用，而现在实际上《中华藏》上编没有能够完全实现这个目标。但《中华藏》上编收入了不少《大正藏》没有收入的资料，《中华藏》依据有代表性的八种藏经，尤其是首次全面利用《房山石经》作了校勘，这都是其他藏经没有做到的。但它毕竟是十四年以前上马的一个项目，与现在相比，当时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尤其是人员基础差。除了少数专业人员外，《中华藏》主要依靠从社会招聘的离退休人员（大多为中学教师与机关干部）完成的。所以，《中华藏》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完全是当时的条件所决定的。\n从中华藏编辑局的角度来说，我们对此也并不满意。任继愈先生多次指示要设法改进，要提高质量。1986年，我们曾经特意向国务院古籍小组提出过改进意见。但是，当时《中华藏》已经出版了十余册，有关人员表示，如果进行改动，那已经出版的怎么办？的确，一部大丛书，体例一旦确定，前若干册书一旦推出，则很难再作更改。这也是我们今天从事大藏经编纂必须重视的问题。\n对于《中华大藏经》的下编，我们考虑其工作大体分三个阶段：\n一、准备阶段，约五年。\n目标：本阶段完成资料搜集、整理、考释工作，藏经结构架构工作，编撰出大藏经总目初稿、版本目录初稿、经名索引、译著者索引。完成电脑硬、软件诸项准备。从第二年或第三年开始，穿插进行电脑录入、校勘标点，以此组织与训练队伍。并开始词语索引与实用辞书的编辑。\n二、编辑发行阶段，约八年。\n目标：按照总目顺序，全面铺开编辑（校勘、标点、定稿）。校勘标点工作按照前述每年0.7亿字的速度进行，到第五年可以全部完成。覆核定稿工作也按照每年0.7亿字的速度进行，到第七年可以全部完成。本阶段第二年开始可以按照每年70册（每册100万字）的速度出版发行书册本，到第八年全部出版（总计450册）。待词语索引与实用辞书之关联数据库配套成功，主题词体系设计完成，开始发行光盘版。\n三、收尾后续阶段，约二年。\n目标：处理善后事项。\n限于时间与篇幅，上面祇是粗线条地介绍我们的基本设想，这是以我们多年的实际工作经验为依据的。由于我们是按照全藏4.5亿字计算校勘、标点、复审、定稿的工作量。而实际上全藏需要校勘标点的并没有4.5亿字。就复审定稿而言，亦有繁难与简易之不同。因此，上述计划还是留有相当大余地的。此外，如果充分发挥电脑的功用，还可以大大减略上述工作量。\n当然，如前所述，上述设想是以国家强有力的支持与充裕的财力保证为前提的。否则，祇是空想。\n编纂大藏经，学术性极强。没有有关专家的大力支持与指导，不可能做好这项工作。因此，我们正在争取成立一个「中华大藏经研究会」，希望以此作为学术后援，起到学术顾问的作用。\n由于上面所述的《中华大藏经》下编计划十分庞大，没有充足的财力，充分的准备，不能轻易上马。因此，我们在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等有关单位的支持下，先办了一个《藏外佛教文献》，我们的想法是在目前条件下，能够做多少事，就尽量先去做。以后条件成熟了，这些经过整理的藏外佛教文献就可以收入《中华大藏经》下编。即使我们的《中华大藏经》下编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上马，我们整理的资料也可以为其他人编纂大藏经所用。大藏经的编纂是民族之大事，世代之大事。吴立民先生说「功成不必在我」。我十分赞同这一观点。\n编辑大藏，泽被千秋。但兹事体大，谈何容易。不过，既然利国利民，则即使我们这一代没有条件实现，后代也会进行。所以，我现在的想法是：祇要抱著祇讲耕耘，不问收获的心情，尽自己的力量，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自然功不唐捐，事不虚抛。归根结底，一打方案，不如一步实际行动。话说得再多也没有用，事情必须一点一滴地去做。\n当然，我更加殷切地希望当代中国佛教界、学术界团结起来，勇于面对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承担起这一伟大的事业。\n关于制作大藏经电子文库的工程技术方案\n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古籍电子化课题组\n概述\n将古代典籍录入电子计算机，采用光盘、磁盘等介质加以储存，是现代科技提供的一个优越的技术手段，可以大大提高典籍文献的查询检索速度，提高资料使用效率，简化资料的收藏保管工作。对于像中文大藏经这样篇幅繁浩、流传久远、版本众多、思想文化价值极高的大型典籍，尤其需要借助电子计算机这一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来整理和存储。\n制作中文大藏经电子文库，是工作量很浩大的一项系统工程，大致要经过版本搜集、文字整理、软件开发、人员培训、器材采购、数据图形录入、后期制作测试和出版发行等工作环节。不仅要解决技术问题，还要进行大量的编辑、录入、校对等工作，需要将文献专家、文字编辑人员、系统管理专家、计算机工程技术人员、录入校对人员等，组织在一起，通力合作，要有较长期工作的心理准备。\n总之，此项工作首先是一项功在历史、利在大众的文化事业。同时，从纯投资的角度来考察，又是一项工程周期长，投入强度大，不好计较短近收益，但类似于水库电站工程那样的可以长久受益的项目。\n一、文库集成\n藏经是佛教典籍的总称，成书的时间跨度大，撰写、抄录、翻译的人员多，经历长期的历史变迁，形成众多的版本。载体有木板、碑刻本、手抄本、木刻板等。制作大藏经电子文库应该不拘泥于某一个既成版本，尽可能将各种版本搜集齐全，进行必要的勘校整理，同时还收进晚近佛学新的思想成果，成为一个超越历史版本的新集合，成为一个可以不断扩充的开放系统。\n在工程目标上，要订一个阶段工作目标和工程方案，分期分批录入计算机。并建立统一的目录索引，以便今后查找和使用。我们这里先考虑按一个两年期的首期工作目标来设计。\n二、文字整理\n文字整理要结合电子出版物的特点，把那些意义完全相同的异体字、错笔字等进行归一处理，以减少编码和录入方面的麻烦（在必要时，还可以配合图形存储方式来完整反映原文原貌）。这项工作学术性很强，需要慎重对待，但又不能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清，以免影响后续工作的开展。\n三、软件开发\n制作大藏经电子文库，没有完整现成的软件可供使用，需要组织力量进行开发。涉及的主要技术问题包括字符认定编码、录入方法载入、字形制作、文本管理、排版、图形制作、多种查询检索、显示打印等，下面重点就技术方案进行讨论。\n1.中文平台\n作为一个电子出版物，应该具备在多种软、硬件平台上使用的性能，才可能获得广泛的应用。由于电子版大藏经的使用对象主要是国内外研究人员、佛教僧俗学者、出版机构、图书馆等，所以首先要考虑在各种流行的PC机和网络上使用，如DOS，WINDOWS，MAC OS，UNIX等。中文环境要能支持较大的汉字字符集，并具备相应的中文输入方法和打印字库。佛经典籍主要是用繁体字写成的，其中也包括个别现在使用的简体字，冷僻字比较多，平台上应该有较大的补字空间。同时，还要考虑国际文化交流的需要，因此，应采用ISO-10646编码标准。ISO-10646是一个多语种的计算机国际标准编码体系，其正则方式的编码容量超过一千六百万字符，在基本平面上已定义20902个汉字（被称为CJK字符集），并正在酝酿再增九千字左右。在基本平面上若不考虑其它语种，还可以有三万字以上的补字空间。这是一个得到各国承认，有广泛发展前途的编码体系。世界各主要计算机公司正陆续宣布其产品支持ISO-10646或Unicode（二者在基本平面上对齐）。例如，微软公司的Windows95的中文版已于3月中旬发表，这是一个32位中文操作系统，可以支持Unicode中的CJK中文字符集，并有相应的输入法和字形。但是，Windows95要求机档高，设备投资及消耗件将成倍增加，且录入显示速度慢，输入方法（郑码）的重码率也较高。基于以上原因，在录入工作阶段，宜自行开发一个专门为录入工作设计的DOS版本的中文平台和字处理器。中文编码应支持ISO-10646，采用全双字节方式，能完成基本的录入编辑工作，同时，又能产生与中文版Windows95和其它产品平台上的CJK编码一致的文本、文件。\n2.输入方法\n首先要求能支持CJK大字符集，且易学、速度快，目前可选的祇有郑码和仓颉两种。由于使用仓颉基本不用付费（作者放弃版权），重码率也很低，易学易用，故在制作期间可以不考虑费用。将来在最终出版物产品上使用仓颉码和拼音，以减少销售成本。\n3.字形制作\n在DOS版专用平台上，显示用字采取点阵字，因为繁体字笔画较多，故以采用24×24点阵表达较为清楚。打印字库则要采用三次曲线字。\n补字是一个工作量较大的工作，在录入正文时，会不断发现原有字符集未收录的冷僻字。对这些字，要按照相同的编码方式，在专门平台和产品平台上增补字库。既要补点阵字，也要补Truetype字，还要补三次曲线字。\n4.文本管理\n文本管理有两方面的需要。一是在录入制作期间，要有一、二个适用的文本管理软件对录入的数据进行管理和处理。二是在制成品（光盘）上，有一个阅读器，能方便地阅读光盘的任何部分，可以打印输出。在同一界面下，还能进行查询、检索等处理。\n5.查询、检索\n用于中文全文检索的软件已有五、六种之多，但还未有针对CJK字符的专用产品，对于海量文本的处理也未尽如人意。检索查询及统计功能对于电子版的书籍是必不可少的功能，对此我们已有相当的技术准备，可以开发出与整个产品紧密结合的专用检索软件。\n6.排版\n大藏经的版式，可搞成横排和竖排两种版本。数据录入校对完毕之后，除去制作光盘产品，还可以交出版社印制分册成书，供寺院作法物流通之用。\n7.多媒体功能\n由于每张光盘有近600M的存储容量，除了文本内容外，还可以加入图片、声音等信息，如读音、照片等。采用多媒体技术，可以丰富电子版图书表达的内容，充分发挥电子计算机的优越性。\n四、人员培训\n参与录入阶段工作的编辑、打字、校对人员需要百余人。所有人员必须具备相当的文字知识，特别是对异体字有相当了解，打字人员还要学会仓颉输入法。这样的人员祇能通过招募培训的方式解决。新进人员首先要有不少于一个月的培训期，待其在打字录入方面能盲打并达到30字/分的速度以上才能上岗。至于文字知识，则需定期培训。考虑到人员合理的流动，培训工作必须是连续不断的，并有专职人员负责。\n五、数据整理、后期加工制作、测试\n文字、图形、声音等各种资料录入之后，要进行必要的处理，压缩存储，搭配必要的软件，刻入光盘，然后还要进行比较全面的测试、修改，以保证电子文库大藏经的质量和可靠性。\n六、时间安排\n初步安排为两年时间，列表如下：\n七、费用概算\n其中设备清单：\n其中软件清单：\n八、目前已完成的工作\n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古藉电子化课题组自1992年起，一直致力于古籍电子化的开发研究工作，目前已经积累了一批成果。在软件方面主要有：\n1.平台开发，在PC机上开发了支持全双字节编码方式的中文环境，显示方式为SVGA，1024×768分辨率，使用24点阵显示字，支持CJK字符集，可增补字。\n2.输入法，根据仓颉码的编码原理扩充了仓颉输入法，支持CJK字符集的全部字符。\n3.字处理器，开发了在中文平台上全双字节编码方式的字处理器，可以完成大藏经文本录入的全部工作，支持海量文本，在其上便于发展功能较强的检索工具。\n4.字形，已形成了CJK字符集的显示字库、打印字库的字形制作。\n5.全文检索，已开发全文检索软件一套，经移植可用于ISO-10646体系。\n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工作，集合了一批在古籍电子化方面学有专长的专家，可以在制作电子版大藏经的工作中发挥骨干作用。\n电脑化大藏经工程意义重大势在必行\n王志远\n欣逢盛世，国势日强。在物质文明日益发达之际，精神文明的建设必须高度重视，这已成为党内外的普遍共识。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光大民族文化遗产，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团结海内外炎黄子孙，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中国学者议论已久的是希望能建立电脑化大藏经工程，以迎接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n一、大藏经工程是民族文化的跨世纪工程\n「大藏经」的编纂是中国人的创举，它继承了印度佛教典籍的结集优良传统，同规起步，而又发扬光大，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盛事，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都已发生了深远影响。佛教自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以来，逐步形成了浓郁的中国特色。隋唐之后，由中央政府敕命修藏，成为国家文治的重大举措之一。北宋始创刊印官版《开宝藏》，其后辽、金、元、明、清历代都有由政府主持编纂的大藏经问世，其内容涉及宗教、历史、文学、艺术、哲学、音乐、绘画、建筑等各个领域，涵盖广泛，蕴含丰富，迄今已成为无价瑰宝，世界级的文化遗产。\n作为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捷足先登已成惯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正当中国人民在列强欺凌之苦，军阀混战之乱中挣扎奋斗的时候，日本从明治时代开始，先后四次纂修汉文大藏经，其中以大正时代开始编纂的《大正新修大藏经》（1925～1932）最为著名，煌煌百册，计3360部，13520卷，迄今已流通六十余年。世人皆知佛教之慧命本在中国，但当代佛教之大藏却由日本人编纂流通，包括中国学者、中国佛教徒在内，多年来日常应用的，仍不得不是日本《大正大藏经》。日方除占据文化优势之外，从版权收益方面来讲，也占足了中国文化遗产的好处。日本人谓为发了「文化财」。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者曾为此感慨万端，然而国运如彼，民生如彼，何处去谈大藏经文化！\n1956年，隅居台湾的蒋介石为自标正统，曾亲自捐款支持纂修了一部《中华大藏经》，但基本仍是影印本，进展缓慢。蒋介石去世后一度停顿，后由台湾当局出面维持，到1982年草草收场，并未达到预期目的。\n而今，百年荏苒，又值世纪之交，但中国已非百年前之中国，政府亦非百年前之政府，百年前失去的优势，今日不收回，更待何日？台湾地方政府无法实现的修藏大业，我们一定能实现。当代的中国政府、中国学者、中国佛教徒，一定有能力编纂一部最全面最完美最具权威性的大藏经，上以对历代先祖先贤，下以对后代子子孙孙，发行五洲，流通四海，传我文化，扬我国威。这是民族文化振兴伟业之一部分，这是民族文化建设之跨世纪宏伟工程。\n二、大藏经工程是电脑时代夺取知识产权制高点的战略措施\n21世纪即将到来，电脑将成为下一个世纪中最富挑战性的变革力量之一。电脑与知识产权的结合，将制约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目前，世界电脑网络高速公路上运行的主要是西方文化，而东方文化，特别是汉字文化，尚且不能占据重要位置。大藏经工程是改变这一状况的有力措施。初步估算，大藏经工程将录入三亿多汉字，涉及的相关资料更远远超过三亿之数。由于佛教虽源于东方却已遍及世界，因此电脑化的大藏经工程，将得到世界范围的接受。在这个认同的过程中，汉字文化的广泛传播问题迎刃而解，而我们也同时争取到大藏经遗产的电脑化知识产权所有权，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主动。\n就大藏经本身而言，日本《大正大藏经》虽已流通六十余年，但由于日本人对汉文化的掌握毕竟有隔膜之处，因此标点错误比比皆是，遗漏著作累累可见。我们现在站在中国佛教汉传、藏传、南传三系俱全的立场重新编纂，一定能以21世纪应有的高度超过《大正藏》，取代《大正藏》在全球的流通地位。\n自80年代起，中华书局曾陆续出版《中华大藏经》，是以《赵城金藏》为主要底本影印的。在保存古典原貌方面，这套书做出了贡献。但与大藏经工程相比，后者更具时代性、应用性、全面性，因而也更具权威性。由于大藏经工程首先是电脑化的开放体系，是一座无所不包的数据库，所以它可以为政府管理、学者研究、教徒供奉等各种需求提供全方位的多种版本的服务，这种服务所获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将是巨大而长久的。\n目前，在大藏经电脑化方面，国际间竞争激烈，我们必须捉住机遇，迎头赶上。如果失去机遇，我们会愧对先贤留下的遗产，愧对子孙寄予我们的期望。\n三、大藏经工程在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促进海峡两岸统一等方面将产生深远影响\n大藏经工程首先是一项文化大业，通过编纂工作，将从佛教文化角度对中华传统文化做一次深入的挖掘整理，将从佛学、史学、文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绘画、雕塑、书法、音乐、建筑等诸多门类发现有助于当前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因素。\n除此之外，在其他方面，特别是统战工作、宗教导向和培育人材等方面的影响也将是深远的。\n1.在世界范围里，大藏经工程可以成为最容易取得几乎全部华人认同支持的一项共同事业，其号召力将在华人世界中得到巨大反响，使世界各地华人动员起来，在人力、物力、财力诸方面随喜功德。除人力、财力的无偿支持之外，如果能使散在世界的许多珍贵典籍版本重返故国，也将成为学术界、佛教界的大幸。大藏经工程将成为世界华人心系祖国的一座特殊的桥梁。\n2.大藏经工程将得到台湾学术界、宗教界及其他各界佛教徒的支持，将成为海峡两岸共同协作的一个范例，会有力地推动统一大业。台湾人口中，目前佛教徒占60%以上，大藏经工程将吸引他们心向大陆，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支持。\n3.大藏经工程也是中华民族团结的象征。在大藏经工程中，将包括藏文、傣文经典的汉译文本，这是几千年来前所未有的中华佛教三系一体的宏伟构划。少数民族的文化受到尊重，中华民族的文化得到丰富。\n4.大藏经工程将促进政府职能部门、学术界、科技界和宗教界的相互理解和协作，使各部门、各界在同一目标的导引下增强凝聚力。\n5.大藏经工程是对佛教发展的正确引导。通过编纂大藏经，可以培养出一批精通佛法的学者专家；可以培养出一批高僧大德、佛门龙象，使佛教后继有人。佛教应提倡重义理、简礼忏，大藏经工程是实践这种文化导向的重要方式。\n四、几点建议\n1.大藏经工程应由国家立项，国家领导人领衔，民间团体（如中国佛教协会、中国宗教学会、综合开发研究院等）主办，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监修，国家科研部门或大专院校（如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等）参与实施，并利用老一辈专家学者尚健在的宝贵时间，发挥他们的学术带头作用。\n2.大藏经工程应成立专门的纂修募捐委员会，向海内外华人发出呼吁，并负责专门的募捐、管理工作。\n3.为保障大藏经工程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基本完成，可以按四、三、三的时间段落安排进程。第一段四年，以收集版本、录入各种著述及音像资料为主，同时报请国家教委批准，在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国佛学院各开设一个「大藏经工程专业本科班」作为工程的基本力量，在学者专家的指导下边学边干。第二段三年，以分类分段标点校勘整理为主，同时在原本科班大学毕业生中选拔一半进入硕士学习阶段，成为大藏经工程的骨干力量。第三段三年，仍以分类分段标点校勘整理为主，同时在硕士毕业生中选拔一半进入博士学习阶段，培养目标是成为某宗某系的专家，为完善大藏经工程进而开发利用，分担领导实施的责任。这批人才将成为功底深厚的跨世纪人才，将在21世纪发挥重要作用。\n总之，盛世修藏，众心所向。大藏经工程作为民族文化的跨世纪工程，作为电脑时代夺取知识产权制高点的战略措施，作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促进海峡两岸统一的宏伟的文化大业，必将为统战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祇祇要有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民间团体的发心诚意，全世界华人的同心赞助和海内外学者的通力协作，一批跨世纪的优秀人才就一定会脱颖而出，这项伟大的事业就一定会成功。\n关于制作大藏经电子文库的技术经济背景概述\n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古籍电子化课题组\n一、来自Internet的启示\n1.现在，全世界每天都有数万乃至数十万的新用户进入Internet（国际互联网），每时、每分、每秒在Internet上进行著海量信息交换的，除了经济、科技信息和社会新闻外，还有著大量的思想文化信息产品，如资料、文献、论文、著作、典籍等等。Internet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突破了现有规制方式的巨大世界思想文化交流网。但是，打开网络浏览就会发现，西文信息，西方文化资讯产品主导了这个网络，偏少的汉字文献信息基本上是港、台、日、韩发布的，大陆的东西少得可怜。古人类文明史上，曾有一些文明、文化萎缩、衰落、被淘汰出局，其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其封闭或者被封闭，无法与外部世界保持正常的交流以不断地获取新的活力，从而逐渐走入了「死寂」状态。\n「对外开放」是中国近十六、七年来得以持续、快速发展的成功国策之一。现在，应该用信息时代的理念来理解、设计和运作这一国策。\n2.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信息高速公路中的网络相当于公路，挂在网络上的计算机硬件设备和系统软件相当于运载信息货物的汽车。必须承认，修公路，制造汽车的技术和产业实力控制在西方国家少数几个大型跨国公司手中，我们尚有相当的差距。但是，路和车都是为运输的货物——信息服务的。货主——信息源的掌握者在网上还是可以居主导地位的。如果我们有远见地积极将中华民族历数千年历史的传承、交流和不断发展的思想文化成果进行数字化处理，成为可在网络中供多种用途的资讯产品，我们就成为信息高速公路为之服务的最大贷主之一，我们就可在Internet的及今后新崛起来的更高级网络上据有主动的地位，中华文明就具备了历久弥新、弘扬世界的现代化条件。\n二、来自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启示\n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在信息时代，知识产权的价值，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将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将成为可以流动、套现的重要财富。而知识产品，往往是在全新的理论和创新的概念支持下，用浩大的研究、开发费用实现的，一旦成型，直接生产成本反而低廉，其商业价值中，创新及研发费用占了十之七、八甚至更高，这就是知识产权的价值所在。对知识产权的竞争将会像争夺资源一样激烈。体现数千年中华文明的古典文献、艺术品、文物被数字化处理后，将是商业价值极高的资讯产品，我们自己不掌握这类资讯产品的知识产权，就会被境外实业界或者社团抢先掌握。\n三、用电脑制作大藏经电子文库的意义\n1.用电脑制作大藏经电子文库，实际上就是运用已经成熟的电脑文字和图形处理技术，将传统的石刻本、木刻本、书册本的典籍文献进行数字化处理，做成可以方便地贮存在软、硬磁盘及光碟上的标准化电脑文件，再配之以一系列方便实用的工具软件，集合成一个标准的、开放性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可以挂在网络上，为专家学者以及广大爱好者、信仰者阅读、检索、研究之用。也可为多种形式的出版物，如书册本、磁碟版、多媒体光碟版提供强有力的基础性支持。\n过去，出版珍贵的大型古籍文献，特别是藏经，由于传统出版物的制版及维护成本非常昂贵，在正式制版之前必须使稿本尽可能尽善尽美，而典籍文献的集成、校勘、点注除了工作量巨大外，本身还存在一个见仁见智难以统一的学术观点问题。所以总是争论不休，主事者也无法调适众口。大多数书册本出版后，常常因为集中性的批评校正意见而不得不在再版时又作费力费时费钱的挖补修改。建了基础性的电子文库后，这类问题就可以方便地解决了。譬如，可以在正式制作书册本之前，出多种见仁见智的磁盘本（磁盘成本极低）广泛征询意见，然后再集合成书册本的电子底本。\n2.电子文库实际上在方法论上为典籍文献的整理出版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野：\n（1）它是一个开放性的，可以不断修改，不断扩充的集合。\n（2）它可以将恒久性的终极目标与阶段性的工作目标较好地统一起来。譬如，将认同度高的选本先期录入、点校、发布、出版，逐渐递进完备。\n（3）可以提供一个广泛参与的机会，持别是在大藏经电子文库的录入、校对、断句和出版工作中，有利于对广大信仰者作提升素养的文化导向工作。\n（4）可以方便地参与国际文化交流。\n（5）制作费用和耗时可大大节省。\n日本近代以来的大藏经编印事业\n杨曾文\n现在中国要不要编纂一部新的大藏经？能不能调集胜任的学者和多方面的人力，筹备到雄厚的财力开始大藏经的编纂工程？如果著手编纂，要编纂一部怎样的大藏经？在大藏经编纂完成后，如何组织学者和其他专门人才把它输入电脑，制成便于人们阅读和使用的软件或光盘？对这些问题确实应当加以认真思考，深入探讨。因此，我对于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领导举办这个研讨会是表示十分赞成的。\n这里，我想把我了解的日本在进入近代以后编印大藏经的事业略作介绍，希望供我们研究编纂大藏经问题时参考。\n日本进入近代以后为保护文化遗产和适应研究与传教的需要，先后编纂了几部大藏经，不仅流行国内，有的也被国际学术界普遍使用。\n（1）《大日本校订大藏经》（《缩刷藏》）\n这是日本首次用金属活字印刷的大藏经。天台宗的岛田蕃根与净净土宗增上寺福田行诫设立弘教书院从事编纂工作，从1880年到1885年完成，用小型5号活字印刷，装潢采取线装本，共有40帙418册，另有目录一册。此藏以东京增上寺所藏的《高丽藏》为底本，并以宋《思溪藏》（简称宋藏）、元《普宁藏》（简称元藏）、明《嘉兴藏》（简称明藏，一般用日本翻印此藏的《黄檗藏》代替）校之，在经文的上方（天头）印有注明各本异同的校注。编排方法对传统的大藏经（按《开元释教录》的入藏录）有所突破，采取明僧智旭《阅藏知津》的编录主张，对大乘佛经不再以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五部分类，而据天台宗的「五时」判教次序，以华严、方等、般若、法华、涅槃五部分类，把原来属于宝积、大集二部的经典并入方等部，又单立法华部，并把它放到涅槃部之前。在「杂藏」部分主要是中国撰述，也有一小部分是日本撰述。此藏以校订精审著称。它的出版对日本近代佛教研究提供很大方便。此藏很快被传到中国，1911年到1914年由上海频伽精舍用此藏为底本，用4号活字翻印为《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频伽藏》），装订为40函414册，但去掉了原「日本撰述部」的一部分，并且把很有价值的页上的校注也去掉了。\n（2）《日本校订大藏经》（《卍字藏》）和《大日本续藏经》（《卍字续藏》）\n从1902年到1905年京都藏经书院出版的《日本校订大藏经》是由中野达慧、前田慧云等人编纂的另一部活字版大藏经，因为封面印有卍字，故被简称《卍字藏》。此藏以江户时期京都法然院忍征用建仁寺所藏《高丽藏》校对过的《黄檗藏》为底本，用4号活字印刷，每页分上下两段，行间加上标点和便于日本人阅读的训点，装潢采取线装，共有347册。\n从1905年到1912年藏经书院又编印了所谓《大日本续藏经》，简称《卍字续藏》。因为过去的大藏经所收编的绝大部分是译自印度的佛典，中国撰述部分很少，而以收录中国佛教撰述为主的《明续藏》、《明又续藏》已成稀觏之物。此藏则以收编中国佛教著述为主，并收入少量印度和日本的佛教著述，其中尤其以各宗章疏和禅宗典籍最多，共收入950余人的著述1757部7148卷，装订为150套（函）751册。在此藏的编纂过程中，中国南京金陵刻经处的创始人杨文会居士曾赠送在中国搜集的若干珍贵佛典。应当指出，日本藏经书院编纂此藏还有一个政治意图，即借此纪念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并悼念战死的日本官兵。这种追随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动机与当时日本一部分学者和佛教界人士所表现出来的反战或厌战情绪形成鲜明的对照，不能不使此藏蒙上一层阴影。\n在《大正藏》出版后，《卍字藏》逐渐不很流行，但因为《卍字续藏》中不仅有很多在中国久佚而在日本仅存的佛典，而且有相当部分是《大正藏》所未收的典籍，所以至今仍被国际学术界广泛使用。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20年曾影印了《卍字续藏》。现在台湾也有影印本。日本近年由西一雄、玉城康四郎监修，对此藏稍作修订和补充，出版了《新纂续藏经》90册。\n（3）《大正新修大藏经》（《大正藏》）\n这是由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担任监修，有小野玄妙等多位学者参加，组成的「大正一切经刊行会」编印的规模空前的一部大藏经。为保证编译工作的进度和质量，在刊行会之下设立若干个校订事务所，还有负责标点加注、编纂排印、编撰索引等工作的机构。从1922年著手筹划到1934年最后完成，共用了13年的时间。\n本藏以东京增上寺所藏《高丽藏》为底本，在《缩刷藏》的四本对校的基础上，再参照敦煌佛典、日本正仓院和宫内省图书寮藏经以及名山古刹与个人所藏的佛典、巴利文经典和近代以后发现的梵文经典，对所收佛典进行校勘，编录。编排体例改变以往的大小乘佛典的分类方法，而基本依据佛典的内容分类。全藏分三大部分：「正藏」、「续藏」、「别卷」，共100卷（册），收编佛典3360部13520卷。其中「正藏」55卷，收编印度经典、中国撰述（仅有极少量日本、朝鲜人的著作）2184部；印度撰述部分分为经、律、论三大类，经部按内容并参照佛教发展史分为：阿含、本缘、般若、法华、华严、宝积、涅槃、大集、经集、密教10类。「续藏」30卷，收编日本撰述和「古逸」（包括敦煌古逸文献）、「疑似」（疑伪书）二部的著作736部。「别卷」15卷，其中「图像部」收编图像（主要是日本寺院所藏的佛教图像及有关著作）363部；《昭和法宝总目录》收编目录77部，包括《大正藏》的目录、中日古旧各种版本的大藏经目录、诸寺所藏经录、参考目录等。\n本藏佛典皆断句标点，各页分为上中下三段，标有页码。校勘注记置于页下。《昭和法宝总目录》卷一除有全藏目录外，还有《勘同目录》，注明所收佛典的日、中、梵、巴4种文字的字音对照、译著者和年代、在各藏中的位置、原版本及对校本；对四部《阿含经》中的小经则注明在巴利文《长部》、《中部》、《相应部》、《增支部》中的位置。\n《大正藏》所收编的一些中日佛教典籍中有的选用的底本和校本不是最好的，校勘和标点也有错误，但在现存的各种大藏经中是最切合实用的版本，被国际学术界普遍使用。\n（4）《日本大藏经》、《大日本佛教全书》（《日佛全》）和其它佛教丛书\n中野达慧在编印完《续藏经》之后，从1914年到1921年在东京组成「大藏经编纂会」，请京都大学的松本文三郎为会长，著手编印《日本大藏经》。本藏收录日本的佛教撰述，分为经藏、律藏、论藏、宗典四部，共有48册。围绕此藏的编纂，村上专精曾与中野进行学术争论，村上认为中国历代编纂大藏经皆由高僧名士奉帝王之敕进行，对中野主持编纂大藏经颇不以为然，并批评用「日本大藏经」的名称是一种「僭越」。此藏因为收有日本佛教史上一些珍贵文献，至今仍有使用价值。\n《大日本佛教全书》151册，由南条文雄、高楠顺次郎、大村西崖、望月信亨等人组成的「佛书刊行会」编印。望月在编纂《佛教大辞典》中为编书参考曾收集很多佛教文献。编纂《日佛全》时即以此为基础，又搜集其他文献，然后加以校订。所收绝大部分是日本人的撰述，仅有少量中国人的撰述。全书收编经、律、论和注释书以及日本各宗的教典、史传等共953部。其中有多种日本僧传，还有「游方传丛书」、「寺志丛书」、高僧日记……不仅对研究日本佛教，而且对研究日本文学、中日文化交流，都有参考价值。现在此书有铃木财团刊印本。\n此外，收录日本佛教撰述的丛书还有鹫尾顺敬在1925年到1933年编纂的《国文东方佛教丛书》（主要是日文撰述）。日本各宗都编有丛书，如《天台宗全书》、《传教大师全集》、《真言宗全书》、《弘法大师全集》、《净土宗全书》（有续集）、《禅学大系》、《曹洞宗全书》（有续集）、《真宗全书》等。\n因为佛教典籍的大部分是用汉文写的，日本在近代以后出于研究和普及的需要也组织翻译（训读，把汉文改写为带有假名的现代日文）编印了日文的大藏经，主要有：国民文库刊行会编译《国译大藏经》31册（1917年～1928年），收录最基本的经论。东方书院的三井晶史编译《昭和新纂国译大藏经》48册（1928年～1932年），除经论外，还有各宗的教典。大东出版社组织编译的《国译一切经》，从1930年到1936年已出版「印度撰述部」155卷，战后到1988年出版「和汉撰述部」100卷。\n（5）《南传大藏经》\n斯里兰卡等南传佛教国家的巴利文佛教典籍丛书，原称「三藏」。约在公元前二、一世纪形成此藏原型。内容有律藏；经藏，包括相当于汉译四部《阿含经》的《长部》、《中部》、《相应部》、《增支部》以及《小部》；论藏，相当于汉译的小乘论书。1882年英国成立「巴利语圣典学会」，出版了罗马字本《南传大藏经》，并出版英译本。日本在1935年到1941年由高楠顺次郎监修，用日文翻译出版了《南传大藏经》70册。日译本的特色是：收入原属「藏外」的史书《大史》、《岛史》等以及论述南传佛教教理的佛音《清净道论》、作者不明的《弥兰陀王问经》等。因为译者水平不一，其中翻译不当和失误之处不少，但因通读巴利文经典甚难，至今仍广泛被学术界参考使用。\n当前日本是否已经著手对大藏经进行电脑处理，尚不了解。但在京都的临济宗妙心寺派的花园大学国际禅研究所，早在1991年就已经开始对禅宗重要典籍进行电脑处理，并且做出不少成绩。\n《中华大藏经》编辑工作的一些情况和经验教训\n李富华\n一、《中华大藏经》的编辑是建国以来由国家出资，由国务院古籍小组直接领导，并交由任继愈同志主持进行的一项佛教典籍整理的国家项目。1982年7月开始筹备，1994年完成106册正编，前后13年时间。13年间，先后直接参加编校工作的人员超过三百人；这一工作也得到包括北京图书馆、中国佛教协会、北京市佛教协会及山西省佛教协会等许多单位的大力支持。此书由中华书局出版。\n二、《中华大藏经》编辑班子的核心是由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的部分研究人员组成，并聘请南亚研究所的童玮先生（已故）参加。我们的工作大体经过了这样几个阶段：\n1.调查研究，即对全国范围内的大藏经收藏情况进行普查。除北京的各大图书馆和大寺院外，还分几路走访了上海、南京、广西、福建、江苏、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辽宁等地的图书馆、寺院及博物馆等。\n2.抄录目录卡片，即将北图、民族文化宫及各地收集的佛经收藏情况形成目录；还将历代大藏的特有经籍抄成卡片。完成此工作用时约半年。\n3.根据调查的结果，我们形成了以《赵城金藏》为基础的重编《中华大藏经》的编辑方案。这里要说明一点，即当时曾有过直接影印《赵城藏》，还是重编大藏经的分歧，我们坚持后一种方案，此方案得到古籍小组组长李一氓同志的支持并最后通过。\n4.编制目录。此目录即《中华大藏经》正编的目录。此目录依《赵城金藏》千字文编次的顺序排列，由童玮先生排定，后经审阅打印80份，送中华书局、古籍小组及有关人士，供讨论用。\n5.样书的编辑。此样书的编辑体例是经任继愈、童玮、我共同研究，最后由我起草成文，打印，并交中华书局、古籍小组同意后执行，包括用什么底本、如何补缺、如何校对、校勘记的内容、顺次的安排、书样、封面、扉页等。于1985年正式出版。\n三、《中华大藏经》的总体方案，可包括如下三点：\n1.正编收录历代大藏经有千字文编号的部分，以《赵城藏》的目录体系为基础。《赵城藏》的缺帙部分以《高丽藏》的相应部分补足，其它缺帙以其他大藏的经籍按内容性质补入；续编收录历代大藏经中无千字文编号的部分，分翻译典籍和中国撰述两部分，重新编目。两编总计收录佛教典籍约4200余种23000余卷，从而形成集历代大藏大成的新版藏经。\n2.校本选用能反映上自隋唐下迄明清时代藏经基本面目且保存较多的八种版本，这就是《房山石经》、宋《资福藏》、《碛砂藏》、元《普宁藏》、明《南藏》、《径山藏》、清《龙藏》及《高丽藏》。校勘采用逐字对校的办法，勘出其异同，不作判断，校勘记附于每卷经文之后。\n3.正编全书以影印的办法刊出；续编视情况而定。中国历代大藏经版仍以影印为主，日本版诸藏经籍则标点排印。影印部分，务必达到清晰，故严重漫漶者或替换或修版。\n四、《中华大藏经》编辑队伍的组织情况。\n因为《中华藏》的编辑工作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包括总体方案的设计、底本的翻制和整理、校勘、校勘记的整理，最后的定稿等多种程序，故在领导小组之下设有底本组、校对组、校勘记编写组、定稿组、协调组及终审等多种组织形式。每一组有专人负责，形成一个流水线工作系统。也因此编辑队伍逐年扩大，从最初的五人，十几人到最多时达到九十余人的工作班子。\n五、几点经验和教训：\n1.可靠的经费来源。《中华藏》因得到古籍小组在经费上的全力支援才可能顺利完成正编，13年间共得到古籍小组的正式拨款近160万。\n2.有一个稳定的、全力投入的编辑队伍。\n3.完备的可靠的资料来源。我们依靠北图、宗教所图书馆及中国佛协图昼馆、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北京市佛教协会图书馆的无私全力的支援，保证了资料的来源。\n4.有一个周密的、操作性很强的编辑程序，使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n上述四条就确立了在事业上的人、财、物几方面的保证，否则其事业就很难有成。\n六、几点建议：\n我个人完全赞同中国佛协和佛教文化研究所的计划，重编一部能够替代日本《大正藏》的电脑化的大藏经。但此举并非易事，故建议：\n1.以僧界为主，充分发挥僧界的优势。这本是历代修藏的通例，祇有调动僧界护法的精诚，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编辑队伍和所需的物质保证，确保事业有成。\n2.新版藏经要考虑中国佛教修藏的历史传统，不能出格太远。故应以入藏典籍为主，新编入者亦应以僧人的著作为主，兼顾个别与僧界有大因缘的居士学者的著作。这应是一条原则，否则就要改名，就不是佛教大藏经。\n3.新版大藏要替代《大正藏》就一定要标点、校勘，并在出版成本上下功夫，使读者能够买得起。《大正藏》所以流行原因很多，但主要有三条：（1）它是近代以来中国历代藏经均成为文物的情况下，用现代印刷手段新编的第一部藏经，占了抢先一步和物以稀为贵的优势；（2）作了简单的标点，但问题很多；（3）价格适中，特别是后来台湾大量的影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n台湾编印《中华大藏经》始末\n张新鹰\n佛教在台湾拥有众多信徒，佛教书刊的编辑出版活动也非常活跃，卷帙浩繁的各种大藏经不断推出，成为这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n台湾出版大藏经，是以1955年台北中华佛教文化馆影印《大正藏》开始的。1962年，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日本《卍续藏》；1968年，台湾「中国佛教会」又与香港有关人士合作再次影印。70年代以后，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在影印各种版本大藏经上倾注了巨大努力，不但再度影印了《大正藏》、《卍续藏》，还用韩国东国大学影印本为底本重新影印了《再雕高丽藏》，以及日本《卍正藏》。祖国大陆的文物出版社重刷《龙藏》之后，新文丰出版公司很快据以影印为精装本，名《乾隆版大藏经》。在此期间，《频伽藏》、《普慧藏》（部分）及《藏要》也都改头换面被影印出版。由日文本译成中文的《南传大藏经》，由敦煌写经辑成的《敦煌大藏经》，由台湾佛教学者蓝吉富主编的《大藏经补编》，由南天书局编辑影印的《西藏大藏经》，一部部如同雨后春笋纷纷问世。1987年元月，台北文殊出版社开始发行「电脑排版」、「重新断句、新式标点」的《文殊大藏经》，原拟出174册，不久却因故中辍。目前，佛光山正在编辑一部与文殊出版社上述宣示如出一辙的《佛光大藏经》，已出版了《阿含藏》、《禅藏》和部分《般若藏》。除以上各藏外，台湾还影印了日本的《真言宗全书》、《净土宗全书》，编印了《禅宗全书》、《天台藏》等各别宗派的文献集成。\n但是，40年来台湾社会有关各方费力最大、耗时最久的汉文大藏经编印项目，还要算1956年隆重开场、1982年勉强了事的所谓《中华大藏经》。\n台版《中华藏》的发起人是密宗施主屈映光，而实际上最早的倡印者应推蔡运辰。蔡运辰，1900年生于辽东，是名僧虚云的俗家弟子，法名宽运，字念生。1951年3月，他在台湾《觉生》杂志上呼吁编印新藏，无人响应；1954年2月他又在《人生》杂志首次提出《中华大藏经》这一名称，唯含义与后来的不尽相同。到这年10月，屈映光有感于《清藏》刻成后200余年无大举修藏事，遂联络部分国民党元老，动议编纂新藏，当时签名赞同者有台湾僧俗要人210名。1956年11月11日，「修订中华大藏经会」在台北善导寺正式成立，签过名的赞同者都是会员，屈映光任首席常务理事，蔡运辰为总编审。「修藏会」还在泰国、日本设立了分会或代理人。\n台版《中华藏》最初设想分为4大部分：1.选藏；2.续藏；3.译藏；4.总目录，共收书5,005部。「选藏」，又称正藏，是全书的主要部分，拟分4辑依次出版。第1辑：影印1931～1935年上海出版的《影印宋碛砂藏》和1935年三时学会从《赵城藏》中编选的《宋藏遗珍》，有书1，581部；第2辑：影印明清递刊版《嘉兴藏》（已见第1辑的书不重收），有书658部；第3辑：影印日本《卍正藏》、《卍续藏》（已见1、2辑的书不重收），有书1,337部。3辑累计收书3,576部。第4辑收另外13种藏经中不见于前3辑的书，共400部。合4辑之数，选藏拟收书达3,976部，号称「各藏经典，不重一部，不减一部，合成一帙」（蔡运辰：《中华大藏经序》）。对于各种藏经中同一部书因版本不同而出现的较大文字差异以及某些版本中增入的序跋等内容，选藏拟在第4辑后面设「综合补录」一项；蔡运辰专门编制了详细目录，指明应从何版中补录哪段文字，这等于为读者作了大量的校勘提示，其作用不可低估。选藏以外，计划是：「续藏」，结集历代未入藏之经典，收书970部；「译藏」，专收由汉文译成西文之经典，中外文对照刊印，收书20部；「总目录」，编列各藏目录及与目录有关之书籍，收书39部。这后3大部分共有书1,029部。\n如果台版《中华藏》能按上面的设想全部完成，的确将是一部既有空前宏富的内容，又有文物观赏价值的煌煌巨制。然而，光阴荏苒，「修藏会」困难重重，工作拖延再三，庞大的计划最终夭折了。这对一开始企图利用这个机会笼络海内外中国佛教信徒，通过「修藏」在政治上、宗教上为台湾争个「正统」地位的人，是一次不小的打击。\n选藏第1辑是1962～1966年出版的，16开，精装40册。1968～1974年，第2辑出版，精装80册。同时出版了朱镜宙编的第1辑索引和蔡运辰主编的《中华大藏经首编》。《首编》包括该藏序文9篇，「修藏会」成立时的章程、宣言等文件，编目通例，各辑编目说明，全藏目录。在此期间的1972年，屈映光病故，年近80的刘泗英接任首席常务理事。刘缺少屈那样的「权威」，「修藏会」在屈主事时埋下的用人失当、计划不周等矛盾很快趋于尖锐化。第2辑基本告竣时，第3辑本已开印，却又将第1辑重新印成「大字本」，即改原每页三栏为两栏，一下扩展成约100册。第3辑预计也不低于此数。两辑分别印到三、五十册时，印刷经费竟被负责印务的人挪做股票投机买卖，赔得精光，以致提起诉讼，但于事无补，印行工作从1979年完全停顿。预付了书款的订户，函电交催，逼得「修藏会」在日本的代理人几欲寻死；还有一些未付款的订户见书成无日，打了退堂鼓。台湾「中国佛教会」方面则因与「修藏会」不谐，其各级组织「无一处请藏」，也不管推荐订户。蔡运辰目睹原定方案「滞碍难行」，信心黯然，移居去了美国。刘泗英「心有余而力不足」，最后找了一位「立法委员」董正之，和屈映光之子屈彦远一道接手印行。台湾当局「内政部」看看「前朝遗事」骑虎难下，不得不指派一名科长出面监督。经过一番计议，新文丰出版公司答应承担继续印刷，而此时掌管影印底本的一位林觉非居士又拒绝交出书来，祇好另外去找。到1982年，第1辑大字本和第3辑精装各100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印成，又配套重印了第2辑，「修藏会」赶紧宣告「功德圆满」，20多年的「修藏」就这样草草收兵了。\n台版《中华藏》共出版正藏3辑，计精装280册（第1辑以大字本册数计），线装本加倍；台湾岛内外购买全部三辑的订户不过150家左右。付之阙如的各个部分，还能不能问世？董正之祇好说：「祈祷佛陀」！\n用实事求是的观点看，台版《中华藏》在编印过程中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最突出的是蔡运辰为确定全藏目录所作的工作。蔡运辰任总编审后，首先「穷四年之力」，「搜罗古籍，獭祭群书」，「凡得刻藏目录18种、辑藏目录8种、专书5种，合为31种，综合排比，钩稽部数，校注异文」（圣严：《序〈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编成《三十一种藏经目录对照表解》，统计各藏所有经书，共得4,166目，于1960年4月由「修藏会」出版；后又补入《金藏》目录1种，成为32种；再从32种中删去辑藏8种，另加《大正藏》目录1种，并分别进行研究考释，于1971年最终编成《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一书，1983年12月由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这部16开760页的著作，是佛教经籍目录学的重要成果，连同先前出版的《中华大藏经首编》，给治佛学、修新藏者带来了极大便利，是可以传之久远的。台湾华宇出版社1986年出版蓝吉富主编的《大藏经补编》第35册中全文收录了《中华大藏经首编》，蓝吉富在说明中指出：「即使祇将此一书目浏览一过，也足以使人对中文佛典之美之富，有一初步之理解。」蔡运辰在参与修藏的20年里，还在台湾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详细探讨有关这部藏经的很多问题，这些文章具有明确的学术价值，被收集在《如是庵学佛剩语》上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出版。「选藏」第1辑中，有两部经是上海版《影印碛砂藏》中失收的，这就是胡适在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文库发现的《碛砂藏》「宁四」、「更一」两册，分别为唐不空所译《略述金刚顶瑜伽分别圣位修证法门》一卷和《瑜伽集要救阿难陀罗尼焰口仪轨经》一卷；第2辑中，有3部书实属《嘉兴藏》，而为《嘉兴藏》目录所不载，是在此次修藏时整理发现的，书名分别为：《云栖法汇》、《布水台集》、《鹤山禅师执帚集》。这些不易得见的版本被台版《中华藏》影印公诸于世，值得庆幸。此外，台版《中华藏》虽然在1982年就完结了，其「余荫」却至今还嘉惠著台湾的某些出版商。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1987两年间，分别把原来该藏的1、2辑以《影印碛砂藏》（内含《宋藏遗珍》）和《影印嘉兴藏》的名字重新印行，精装各40册；那位当初匿书不交的林觉非居士，1985年拿出了手里的10种佛教寺志胶卷，由杜洁祥印入丹青出版公司的《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3辑），这10种寺志都是被蔡运辰列入台版《中华藏》「续藏」目录的。直到新文丰出版公司陆续出版的《佛学名著百种》（70册），从中还可以分辨出胎死腹内的「续藏」的面貌。当然，所有这种种新书，对学术界、宗教界的读者都有著独特的魅力，不仅仅是「嘉惠」出版商而已。\n台湾编印《中华大藏经》的始末表明，在不少古本藏经已星散各处的当代，要搞出既全又精的大藏经，离不开海内外的广泛联系和密切协同。该藏的第2辑有相当一部分影印底本摄自日本驹泽大学，而其第4辑之所以无法开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台湾当地缺少的各藏太多，甚至连明永乐南北藏这样在祖国大陆往往可见的版本，台湾竟一部没有。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修订新藏是个浩大的工程，非一年半载之功。必须有周密的计划，严谨的部署，科学的组织，依靠强劲的领导，得力的骨干，精干的队伍，还要获得可靠的长期财力及印刷能力的支持。最后，还需要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同心同德的团结。台版《中华藏》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后从事类似的编藏工作，也是有可以借鉴之处的。\n海外大藏经编辑及光电版大藏经的情况\n方广锠\n一\n筹备会议的先生指定我谈一谈海外大藏经编辑以及光电版大藏经的情况。我是一个关门作学问的人，对外界的情况了解得很不够。下面谈的有些情况是我自己掌握、了解的；关于台湾与美国的不少情况则是卢浔先生最近从INTERNET网上收集到以后提供给我的；还有一些情况则是张新鹰先生提供的。在此特向卢浔先生与张新鹰先生表示感谢。由于条件有限，今天介绍的情况肯定不够全面与正确。错漏之处，请大家指正。\n大藏经是中国人创造的一个词汇，指佛教典籍的总汇，在古代中国，它主要指汉文佛教典籍。在现代中国，「大藏经」除了指汉传佛教传承的汉文大藏经外，包括南传佛教传承的巴利语大藏经、藏传佛教传承的藏文大藏经，还包括诸如梵文佛教典籍、各种西域文字佛教典籍以及我国的西夏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满文大藏经。范围更广一点，甚至可以包括近代以来出现的日文佛教典籍（如《国译一切经》）以及西文翻译的佛教典籍。\n从重要性而言，上述诸种佛教典籍，有的因亡佚过多而零乱不成系统；有的则是从现存的其他藏经中流出。所以，最为重要的是现存三大系佛教所传承的巴利语大藏经、汉文大藏经与藏文大藏经。不过，由于「大藏经」这个词是中国人创造的，所以虽然中国人用「大藏经」指代世界上各种文字的佛教经典，并创造出诸如巴利语大藏经、藏文大藏经这样的名词。但这些名词基本上祇在汉传佛教区域内流通。在南传佛教区域，人们称自己的佛教典籍为「三藏」；在藏传佛教区域，人们称自己的佛教典籍为「甘珠尔」、「丹珠尔」。正像我们用「大藏经」来称呼南传佛教的巴利语三藏一样，南传佛教区域的人们则用「三藏」来称呼汉文大藏经。以至西方世界受此影响，至今仍用「三藏」来称呼汉文大藏经。所以，本文所谓的「大藏经」，仅指汉文大藏经。\n从历史上看，在佛教文化圈中，大藏经主要流传于汉传佛教影响所及的东亚各国。近代以来，由于佛教文化圈之外的世界其他国家，主要是西方各国，对佛教的认识与研究主要沿著巴利语佛教、梵文佛教、藏文佛教这样一条路线前进，所以在这些国家，大藏经，亦即汉文佛教典籍的影响不是很大。但近年来这种情况开始有所改观，不少西方学者开始日益重视对大藏经的研究。不过，重视大藏经的势头出现的时间还不太久，在西方的宗教研究界，对大藏经的总体研究与整理实际上还处在酝酿阶段，或者说起步阶段。所以，所谓海外对大藏经的编印现在主要局限在汉传佛教流传区域，亦即台湾、香港、日本、韩国。九十年代以来这项工作在美国发展较快，但主要集中在华人圈子里。西方人也有参加并起到重要作用的，但人数较少。\n本世纪以来，世界上出现两次编辑大藏经的热潮。第一次是本世纪初到二、三十年代。当时我国编印的有《频伽藏》、《普慧藏》（未完成）、《影印碛砂藏》、《宋藏遗珍》、《藏要》等。日本则有《卍字藏》、《卍字续藏》、《大正藏》。第二次热潮于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发韧。当时台湾屈映光、蔡念生等发起成立「修订中华大藏经会」，编印《中华大藏经》。大陆的中国佛教协会也有编辑新的大藏经的设想，并编纂了供讨论的草目，这就是二十年后吕澂先生发表的《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日本则有修订重印《大正藏》与重编《大正藏索引》之举。这一热潮到八十年代趋向高涨，大陆编印了新的《中华大藏经》，重印《藏要》，修补刷印了《龙藏》。台湾则编印《佛光大藏经》、《文殊大藏经》，影印了《嘉兴藏》、影印了大陆新印的《龙藏》与三十年代出版的《影印碛砂藏》、《宋藏遗珍》、《藏要》。还影印了《高丽藏》、《大正藏》、《卍字藏》、《卍字续藏》等。此外还有大陆、台湾合作编辑出版的《敦煌大藏经》。日本则影印了《高丽藏》、修订重印了《卍字续藏》。韩国影印了《高丽藏》。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随著电脑技术的飞速发展，大藏经也开始踏入光电时代。经过几年的酝酿，到九十年代初，大藏经光电化的进程显著加快。可以说，第二次编印大藏经的热潮现在正处在方兴未艾之际。\n上述两次热潮，第一次的情况大家都很熟悉，所以下面主要对海外第二次热潮的情况加以介绍。在第二次热潮中，重点放在大藏经光电化方面。\n二\n先谈谈第二次热潮中海外出现的书册版的大藏经。这些大藏经又可以分为三类：一、影印的；二、修订重印的；三、新编的。下面分别介绍。\n一、影印大藏经，指完全照底本影印，不作任何变动，或仅作个别修订。\n如前所述，海外影印的大藏经很多，下面择要介绍：\n1.《高丽藏》：\n此处的《高丽藏》指朝鲜高丽朝高宗时刊刻的大藏经，又称《再刻高丽藏》，以区别于显宗朝刊刻的《初刻高丽藏》。该藏校勘精良，是诸种大藏经中质量较高的一种，版片现存韩国海印寺。影印本共出现四种：\n第一种是东洋出版社出版的锦装豪华本，全45册。但祇有正藏，既没有补遗部分，也没有总目与解题索引。这实际是供佛教团体供养用的。\n第二种是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的，全48册。这种版本藏经的前25册中，诸经的次序有错乱，没有完全按照总目排列；诸册的目录上也没有标明经典的编号。后来发现这一问题，从第26册起予以改正。全藏包括正藏、补遗、总目、解题索引等。由于前25册次序错乱，所以不能根据总目及解题索引进行检索。\n第三种也是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的，实际是第二种的修订版。亦即将已经出版的前25册按照总目的次序重新编排，并在每册的目录上加上该经的编号。内容则与第二种一样，也是48册，包括正藏、补遗、总目、索引等。不过这种重新修订的版本祇刊印发行了300部。\n第四种是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重印东国大学版。遗憾的是他们重印的不是第三种修订版，而是第二种有错误的版本。全48册。\n2.《碛砂藏》：\n台湾新文丰出版。是根据三十年代上海影印的《碛砂藏》重印的。原藏有残缺，系据《普宁藏》等藏经补齐。此次影印则将胡适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发现的若干卷抽换补入。原书线装，新文丰本改为精装，全40册。\n3.《嘉兴藏》：\n台湾新文丰出版。是依据明版《嘉兴藏》影印的，但删除了其中《影印本碛砂藏》已经收入的诸种典籍。全40册。实际是下述台湾《中华大藏经》第二辑的再印本。\n4.《乾隆大藏经》：\n台湾新文丰出版。是根据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的《龙藏》缩版重印的。\n5.《大正藏》：\n早在1955年，台北中华佛教文化馆便开始影印《大正藏》。其后又有其他单位对该藏进行影印。七十年代后，台湾新文丰大量影印该藏。新文丰影印本基本依据日本《大正藏》不变，但在第85卷中加入胡适关于敦煌禅籍研究的一些资料。\n另外，台湾还大量影印了《宋藏遗珍》、《藏要》、《频伽藏》、《普慧藏》、《卍字藏》、《卍字续藏》，都是完全依据原书影印，内容、编次均没有变化，不再一一介绍。\n上述影印藏经，除了豪华本《高丽藏》的目的是提供寺院供养外，其他诸种藏经的目的都是向研究者提供资料。所以都采用缩印的办法，装帧也比较一般，采取薄利多销政策，价格比较便宜，海外一般的研究者都可以承受。\n影印藏经，台湾出版界的劲头最大。现有的大藏经，祇要是他们能够得到的，已经都影印了。我认为，这里首先是学术驱动，即佛教研究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客观上对佛教典籍的需求日益在扩张。其次是经济驱动，即出版商看到上述趋势，认识到这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所以不惜大投入，以争取大回报。\n对于学术界来说，不少典籍过去很难见到，现在影印本十分普遍，则资料的收集工作相对就容易得多了，从而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影印本保留了原本的状态，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遗憾的是有些影印本的编纂者不注意版本的精选，有的还对底本进行割版修补，实际上损害了这些典籍在版本方面的学术价值。\n二、修订重印的：\n属于修订重印的有日本的《大正藏》与《卍字续藏》。\n1.《大正藏》：\n大家对《大正藏》都比较熟悉。六十年代初，日本在重印《大正藏》时，对其中的一些错误作了修订，但修订的比例不大。关于《大正藏》，我最近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即将发表在《佛教图书评论》的创刊号上。所以这儿就不占用大家的时间了。\n2.《卍字续藏》：\n《卍字续藏》，又名《大日本续藏经》，由前田慧云、中野达慧等主持，编纂于1905年至1912年。收经1756部，绝大部分为历代大藏经未收的佛教典籍。10门63类，线装751册。本藏编印时正值日俄战争，故每册还载有战争阵亡人员名单。优点是收罗宏富，缺点是编次较乱，选本不精，又缺乏必要的校勘。\n1973年起，由河村孝照主持，对该《续藏经》进行重修。重修本定名为《新纂大日本续藏经》，对原藏的编次作了调整，内容作了增删，每部经附加编号，删除了阵亡者名单。改为精装，分为90册（含总目、索引各一册）。从1975年到1989年出版齐全。共收经1671部，计1.02亿字。\n《大正藏》所收以已入藏典籍为主，《卍字续藏》所收则绝大多数为未入藏典籍。两藏合计约2.5亿字。如果把近代以来的佛教撰著舍略不计，则现存的辛亥革命以前的有关佛教的典籍的总量估计在3.5亿字上下。也就是说，日本的这两部藏经已经涵盖了现存的古代佛教典籍的百分之七十。而下余的百分之三十（1亿字左右），恰恰是最零乱，最分散，从来没有人收集整理过，因而最不易措手的部分。日本向来以《大正藏》为骄傲，认为是世界上最精良的藏经版本，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也的确还没有一部藏经的学术水平能够超过《大正藏》。通过重修《卍字续藏》，日本在藏外典籍的整理方面也进一步取得了优势。估计今后日本会在大藏经日译、各种索引的编纂以及《大正藏》与《续藏经》的光电版方面下功夫，以继续保持其在佛教典籍的整理方面的优势地位。\n三、新编印的\n海外出版的新编印的大藏经有台湾《中华大藏经》、《文殊大藏经》、《佛光大藏经》、《敦煌大藏经》以及《大藏经补编》、《南传大藏经》（从日文转译）等。这里介绍台湾《中华大藏经》、《文殊大藏经》与《佛光大藏经》。\n1.台湾《中华大藏经》的具体编辑工作由蔡念生负责。从蔡念生公布的目录草案看，他原计划把全部佛典重新组织，分为14类86部，共收入佛典3874部。但后来放弃了这个计划，改为影印出版。台湾《中华大藏经》现已出版三辑。第一辑为影印《影印碛砂藏》与《宋藏遗珍》；第二辑为影印《嘉兴藏》中第一辑未收的诸种典籍；第三辑为影印《卍字藏》、《卍字续藏》中未为前两辑所收的典籍。三辑均有精装、线装两种版式。精装一册相当于线装两册。其中第一辑又有大字本、小字本两种版式。大字本一页二栏，栏18行；小字本一页三栏，栏30行。此外，计划中的还有：\n第四辑，影印《缩刷藏》、《大正藏》及其他诸种藏经中未为第一、二、三辑所收的典籍。\n续藏，未为上述四辑所收的其他佛教典籍。\n上述五部分，前四辑相当于历代正藏与续藏，最后的「续藏」实际为新编入藏。由于种种原因，台湾《中华大藏经》出版三辑后无以为继，故此停顿。\n2.《文殊大藏经》，1987年开始由台湾文殊佛教文化中心编印，文殊出版社出版。当时计划所收经典全部校勘、注释、新式标点。每部典籍均附有导论，导论中汇集世界重要的佛教经典研究成果，「使读者迅速进入经典」。还计划附有重要论文选编与研究论著目录索引、词语索引等。总计174册。但实际上据说祇出版了数册，第二年便停止编辑。\n3.《佛光大藏经》，由台湾佛光山编藏处编纂。计划将全部佛典分为阿含、禅藏、般若、本缘、法华、华严、净土、律、唯识、秘密、论藏、史传、文艺等十六部，校勘，标点，排印。已经完成阿含部（17卷，1987年出版）、禅藏部（51卷，1993年出版）。近期将出齐般若部。从已经出版的两部看，《佛光大藏经》的结构体例在《大正藏》的基础上有所改革。每部设若干类。如禅藏中设史传类、语录类、禅论禅诗类、公案辞书类等四类。收经范围不局限在传统的正藏、续藏的框架内，而是广收博采。如收入敦煌文献、传世未入藏著作（如《禅林象器笺》）、乃至《虚云和尚年谱》、《星云禅话》等。校勘、标点比较精良，每部附有参考文献与词语索引。照排精装，使用方便。\n三\n下面谈谈佛典光电化问题。\n用电脑输入佛典，印刷书册本大藏经，进而编纂光电版大藏经，这在海外是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九十年代初逐渐形成热潮。其实，类似的工作我们在1986年也开始了。1986年上半年，我曾经代表《中华大藏经》委托当时社科院文学所栾贵明同志进行过这一研究。栾贵明同志按照我们提出的设计要求进行了佛经录入以及词语索引等试验。试验本身比较顺利，但后来由于其他原因，这一合作没有能坚持下去。1989年以后，《中华大藏经》在工作中，利用电脑录入300余万字，其中照排编入《中华大藏经》者200余万字。由于力量有限，录入照排工作仅局限在《中华大藏经》迫切需要的部分，没有全面展开。当时的想法是根据条件，逐步输入，并逐步向光电版大藏经发展。整个八十年代，海外这方面的工作进展得一般，但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发展得比较快，最近这二、三年尤其迅速，已经形成一股相当可观的力量。目前大体上有这么五个区域性中心：\n一、日本\n日本这方面的工作集中在京都与东京。\n京都：\n1.花园大学国际禅学研究所\n这项工作主要由该所副所长乌．阿浦（URS APP）博士主持，从1990年开始的，目前主要从事禅籍的输入与禅数据库的建立。1993年以前，他们主要从事基础研究与软件开发。1993年起开始文献录入。汉字平台先采用日本JIS，后改用台湾BIG5。有些文献两者可以兼用。已经录入禅文献数十种，印行了十余种并附有一字索引，录入文献时均按照国际规范在原文上附加各种检索记号，便于从各方面检索。已发行光盘一张。并在INTERNET网上公布近30种关于禅学的文献资料。由于缺乏佛典的标点、校勘人员，所以工作的进度比较慢。另外，由于现有的汉字平台中汉字数量不够，不能满足佛典录入的需要，所以必须自己造字。为了使这些自己造的字能够流通起来，与其他人相互交流，他们把所造的字附载在光盘中，与光盘文献一起流通。\n他们主张：输入前，对每一部佛典都应收齐各种版本；输入时，每一个字在不同版本的不同形态，均按原样输入。即尽量保持各版本的原有形态。输入后形成的文献虽然是一篇，但通过上面的各种标记，实际可以反映出该文献各种版本的原貌。这样，对每一篇电子文献，不但能够调出它的标准的校勘标点本，而且能够调出它的各种版本形态。最近他们正在按照上述设想输入敦煌文献。敦煌写经中的异体字、变体字非常多，还有各种各样的符号等，如果原样输入敦煌文献的各种技术问题都能够顺利解决，则佛典的输入也就不会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难题了。\n2.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n主持人为高田时雄。该项工作从1992年开始，主要是录入《大正藏》的「史传部」，即《大正藏》第49卷到第52卷，并编纂有关索引。现已经完成了《高僧传》、《法显传》、《大唐西域记》、《释迦方志》、《游方记抄》、《洛阳伽蓝记》等。所用的汉字平台是日本的JIS。高田时雄是个语言学家，汉文水平很好，承担的研究也很多，是日本青年敦煌学者组织的核心人物之一。\n3.京都禅文化研究所\n该所也在花园大学校园内，但不属于花园大学，与国际禅学研究所也互不统属。正在录入的文献以禅文献与中国古籍为主。他们不太赞同编纂一字索引的做法，认为实用价值不大。因此自己另行编辑词语索引。他们编纂的词语索引，都另行配套印行供检索的原典，自成体系。已经录入与计划录入的有《景德传灯录》、《祖堂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数十种。录入工作主要在中国（上海）完成，拿回日本校对定稿，然后在天津印刷。出版物免费赠送给有关学者与研究机构。该研究所与中国的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者关系比较密切，共同成立了「俗语言研究学会」并共同创办了一个名叫《俗语言研究》的杂志。\n所用的汉文平台为日本的JIS。\n4.法宝义林研究所\n该研究所设在京都相国寺，是日本、英国、法国等国的一个合作项目，主要是把《法宝义林》输入电脑，并做成能够完成英、法、中文多种检索功能的数据库。\n5.净土真宗教学研究所\n主要从事《大正藏》中若干典籍之录入，如《十住毗婆沙论》、《观无量寿经义疏》、《安乐集》等。汉文平台为日本JIS。\n6.净土真宗圣典\n拟把47种净土真宗的主要典籍制作成光盘，由本愿寺出版社负责。\n7.天台电子佛典计划\n由大津市的天台宗睿山学院天台宗典编纂所负责，把天台宗的主要典籍及注疏输入电脑，做成光盘。全部约360万字，基本是根据《大正藏》录入。\n东京：\n1.《大正藏》录入计划\n由日本印度学佛教学研究会与大藏出版社负责。该项目于1994年已经开始，计划把《大正藏》做成光盘。该项目接受日本文部省的资助，预订由大藏出版社出版。\n2.日莲数据库\n由立正大学三友健容负责。主要是把日莲的著作输入电脑，并输入关于日莲的词典等。原计划祇做光电文献，没有检索系统。用的是日本NEC的专用设备，与IBM机不兼容，甚至与日本一般的文字处理机也不兼容。所以基本祇能供立正大学内部使用。\n3.曹洞宗宗学数据库\n由驹泽大学的曹洞宗宗学研究所负责。输入有关曹洞宗的各种资料，汉字平台是日本的JIS。\n除了上述集体项目外，很多大学的教师由于个人研究需要，也在从事这一汉文佛典的电脑录入工作。如京都大学的长尾雅人、广岛大学的桂绍隆、花园大学的冲本克己、龙谷大学的能仁、大阪圣心女子学院的濑间等等。他们基本上都是依据《大正藏》，利用JIS。各人的条件不同，做法也是五花八门。另外花园大学佛教学科也录入了一些典籍。\n综上所述，除了1994年上马的《大正藏》项目外，其他的项目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宗派性、个人性的色彩很浓。所配备的计算机环境与软件也各不相同。互相之间缺乏联系与协调，基本上各自为战。\n二、韩国\n韩国以曾经编辑《高丽藏》与至今收藏著《高丽藏》的版片而自豪。他们的光电版大藏经计划也围绕著《高丽藏》而进行。\n这一工作由收藏《高丽藏》版片的海印寺主持，韩国著名的大企业三星公司为后援。录入工作从1992年开始，最初两卷在上海用BIG5码输入后拿回韩国校对。后来改为在韩国本土录入。录入的最大困难是录入员汉字水平太差，对付不了那些复杂的汉字。韩国虽然仍然留用一部分汉字，但与佛经汉字比较起来实在微不足道。加上《高丽藏》中有许多古今字、异体字、正俗字、变体字，对于一般的人来讲实在很困难。据说他们最后是利用中国的「郑码」，并按照《高丽藏》的字体造了大批的汉字，几乎是有一个变体就造一个字。录入人员可以完全按照自己所看到的字体进行输入。如果发现输入的这个字还没有造，就打一个星号，通知造字人员补造。按照原定计划，1996年3月完成全部录入校对工作。\n除了《高丽藏》之外，还由 PAENG NYON 佛教文化基金负责将《韩国佛教全书》输入电脑。据说第一部分元晓的著作约70万字，已经在中国录入完成。\n上面日本与韩国的大藏经光电化工作，虽然在目的、规模等方面互不相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基本上由佛教团体把它当作一件佛教的事业来做。双方都有大批学者参加，但由于日本与韩国的历史原因，这些学者大多有佛教背景。\n三、香港\n香港的情况与前述日本、韩国的情况不同。香港的佛教团体对于编纂大藏经与大藏经光电化态度不一。有的比较冷漠，有的则有兴趣，但总的来说是觉得这件事规模太大，望而生畏。但香港的学者对此却有热情。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有一个古文献资料库计划，非常庞大，计划把中国古籍都输入电脑。第一阶段是输入秦汉古籍约800万字，1993年已经完成，并出版了102种文献的索引。第二阶段是输入六朝以来的道教文献与佛教文献（依据《大正藏》、《卍字续藏》等录入）。目前进展情况不详。汉字库是BIG5。不过已经完成并上市的电子文献资料库价格很贵，一般人难以问津。\n四、台湾\n1.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n该中心已经出版了「二十四史」的光盘，已经完成与正在输入的还有《十三经注疏》、诸子、敦煌文献、金石资料、佛典等。佛典是依据《大正藏》输入的。\n2.佛光山\n佛光山的光电版佛典可以分为三个方面：\n第一，围绕《佛光大藏经》进行。《佛光大藏经》是用电脑照排的，转换为电子版上网，或转换为光盘版，都非常容易。估计佛光山将会推出光电版的《佛光大藏经》。\n第二，输入《大正藏》的若干典籍，这主要是在佛光山北海道场进行。\n第三，把《佛光大辞典》及佛经目录输入电脑。\n后两件工作正在进行。\n由于台湾佛教山头林立，很难统一观点，统一行动，所以佛光山编纂《佛光大藏经》及光电版佛典也是自成一家。不过，佛光山参加了「电子佛典推进协议会」与「电子佛典协会」这两个国际性的电子佛典协调组织，与世界上其他正在从事同类工作的单位有著较为密切的联系，台湾中央研究院的一些学者也与他们有业务的联系与交往。佛光山已经答应把《佛光大辞典》输入电脑后可以供「电子佛典协会」发布的光盘公开使用。今后，佛光山的光电版大藏经计划与其他单位主持的光电版大藏经计划，想必还需要协调。\n3.台湾大学文学院佛学研究中心\n这是1995年2月新成立的机构，全部都是学者，其中有若干僧人学者，人员包括台湾岛内外的不少知名人物。成立缘起中说：佛学研究在欧美与日本成绩斐然，近年来大陆有急起直追之势，而台湾虽有七、八十人，却缺乏合作，所以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在活动内容中有「广泛收集国内外佛学文献资料，建立系统化之佛学文献资料库」一项。并有一个「佛学资料库国际网络」的计划。\n这个机构虽然成立不久，但发展很快，已经入网并发布资料。\n从网上可以知道，台湾还有不少佛教机构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并发送信息。在此不一一列举。它们大多提供光电版佛典，并要求阅读者也能向它提供佛典文本或信息。普及是提高的基础。如果能够把这些分散的力量团结在一个总目标之下，那将是非常可观的。\n五、美国\n1.佛教电脑资讯库功德会\n1994年9月在美国成立。设在美国纽约世界宗教研究院，负责人有沈家桢、沈乃宣等，到1995年4月中旬，已经设立7个分库（美国6个，台湾1个），有会员167人。采用人工以及扫瞄的办法输入佛典及工具书。像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大般若》等数十种佛典、明末四大高僧全集等。他们已经公布了一张《金刚经》的光盘，免费提供给会员。另外，正在编纂新的光盘，内容是常用经咒，及《佛光大辞典》、《佛学大辞典》、《翻译名义集》等三本工具书。据说这片光盘的设计思想是充分利用多媒体的功能，用声音、图片、表格、动画、影片等手段配合经文。遇到不明白的名词，祇要按一下鼠标，就可以显示工具书中解释。在经解部分，也可以参阅有关注释；也可以听梵呗等。公布日期一再推迟，主要困难在于（1）造字；（2）佛光山答应的《佛光大辞典》的提供使用问题。\n这个组织主要由华人佛教徒组成，与台湾佛教界、学术界关系密切，很多工作都合作进行。现在很活跃，工作效率看起来也比较高。\n2.加利福尼亚大学佛教研究所\n该研究所兰卡斯特教授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已经在呼吁加强对汉文大藏经的研究。他也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n此外，在美国、欧洲、澳大利亚都还有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n从上面并不完全的介绍可以知道，电子佛典的工作在世界上已经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据我了解与考虑，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如下几个方面：\n1.编辑方面的问题\n首先，大家都有心做电子佛典，但到底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大家的意见并不统一。如，是做一个标准定本，还是仅提供原始资料？到底是搞光电版大藏经，还是某些经典的集合？如果搞光电版大藏经，那么是输入现成的某一部大藏，还是新编一部大藏？要充分发挥光盘的多媒体功能，这一点大家是一致的。但光电版佛典的多媒体怎么搞，还在摸索当中。\n其次，用什么底本，看来还是一个难题。由于《大正藏》目前的学术地位，也由于缺乏校勘、标点人材，无法尽快做出一个精良的定本，所以目前很多单位不得不依据《大正藏》输入。但《大正藏》的版权属于日本有关单位，因此问题比较复杂。\n第三、缺乏校勘、标点底本的人员。这是一个大问题。\n第四、要使光电版大藏经发挥作用，必须使它能够实现多重检索，那么，检索系统的设计与文献上检索点的确定与标记成为必须首先解决的前提。而这是一些学术性、技术性很强，工作量又非常大的工作，非一般人能够胜任。\n第五、电脑输入快，校对定稿慢，已经成为各单位的一个瓶颈。\n2.电脑问题\n首先是汉字平台问题。现在虽有多种汉字库，但内码不统一，而且无论那种字库，所收汉字的数量都不能满足需要。大家祇好自己造字，而自己造的字则五花八门，互不统一，使得录出的文献互不流通。将来即使流通大字库，统一造字的问题同样会存在。\n其次是光盘检索软件问题，要做成一个使用方便的光盘，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好。\n3.人力、财力问题\n缺少佛典方面的专家、高水平的校勘标点人员、电脑技术人员。缺少足够的经济力量。\n4.协调问题\n光电版大藏经工程浩大，大家的人力财力都有限，本来应该协调一致，以充分利用现有的人力、物力。但由于种种原因，缺少必要的协调，以至出现大量的重复劳动。有的经典被反复输入多次，甚至十多次，乃至几十次。\n上述问题已经引起海外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士的注意，于是出现了两个专门进行协调的组织：\n一、电子佛典推进协议会\n该会是1993年4月26日在美国成立的。早期参加者有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日本立正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佛教研究所、台湾佛光佛教文化研究所、日本花园大学国际禅学研究所、韩国海印寺、韩国汉城国立大学、马来西亚佛道修行者共同体等。推举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兰卡斯特教授为理事长，花园大学乌．阿浦为秘书长。这是一个松散的团体，本身既没有常设机构，也不规划项目。祇是起沟通信息的作用，力图以此来协调参加单位的工作，从而达到促进佛典的输入与利用的目的。以花园大学的《电子达摩》（从第三期起）作为机关刊物。\n该组织一成立，就访问了台湾、香港、曼谷，也来到北京、上海。了解情况，寻求合作。征集到一些新的加盟者。1994年1月与5月，分别在香港、台湾召开过两次研讨会。9月底到10月初，在韩国海印寺召开年会。会上交流了关于日本花园大学禅学研究所的禅数据库、美国康乃尔大学的云南写本佛典计划、泰国摩诃道儿大学的泰文巴利大藏经计划、斯里兰卡的僧伽罗大藏经计划、佛光山的佛教词典与佛光大藏经计划、韩国的《高丽藏》计划的情况，并就软件等技术交流经验与作了演示。会议改选了领导机构，选举兰卡斯特为会长，约翰．列曼为美洲联络人，乌．阿浦为亚洲联络人，戈．维迪安为欧洲联络人。1996年4月上旬在台湾佛光山再次集会，表示要对万马奔腾似的电子佛典发展现状进行整合。\n这个组织联络广泛，除了非洲，五大洲都联系了。不仅汉文大藏经，也包括其他语种的大藏经。但搞汉文大藏经的人在其中占主要地位。有一些西方人参加，并起到重要作用。思路比较严谨，重视计算机基础。\n二、中华电子佛典协会（中华电子佛典工作委员会）\n1994年开始筹备，由大愿顾问公司的杨国屏先生为召集人，佛光山、中央研究院、美国庄严寺等为主要参加单位，各参加单位分头工作，进行佛典的电子化并入网传输。参加者主要是台湾与美国两地的华人。\n由于条件有限，上面介绍的情况未免挂一漏万。归纳上述情况，就光电版大藏经而言，可总结如下二点：\n一、海外的佛典电子化工作基本上是各自为政，百花齐放。基本是各单位根据各自的需要与能力就部分佛典而进行的。真正有意做成光电版大藏经的，目前祇有韩国的《高丽藏》光电版（即将完成）。日本的《大正藏》光电版（正在进行），台湾的《佛光藏》光电版想必最终也会推出。\n二、由于协调性机构已经出现，由于光电版文献本身的易拷贝性，并便于再次被整理、被编辑，所以，集合分散的力量，汇集各单位输入的经本，重新编辑加工而成为新的光电版大藏经相对来说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因此，目前虽然没有这方面的消息，但我们必须充分看到由某个协调机构出面，协调编纂新的光电版大藏经的可能性。\n大藏经编纂及电脑化研讨会发言摘要\n编者按：为全面反映此次研讨会的情况，除了将会议论文结集发表外，由有关同志根据录音将其它诸位先生在会议上的发言整理后，摘要发表如下。发言摘要依据会议发言的先后次序排列。\n王学信（《华声月报》主任记者）：我国自古以来便是文明礼仪之邦，历代朝野缁素自来推重文化典籍的修撰、编纂、刻印、收藏。这一优良传统，代有相继，累世不衰，薪火相传、文脉为继。遂使我中华民族拥有举世瞩目的极其丰富、又多姿多彩的文化积淀，为建设我国的当代精神文明提供了蕴藏丰厚的资源。\n在我国历史上，每当太平盛世，便有朝廷主持的文治之举，将当时的文化建设推往极致。可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彰千古同文之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有史以来的最好历史时期，政局稳定，社会祥和，上下一心，共创大业。经济高速增长，国际威望日见提高，中华之腾飞崛起，当指日可待。誉之为太平盛世，殊不为过。建设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文化伟业，自然也就提到了议事日程。\n中华传统文化的精要即是震铄古今、精深博大的儒、释、道三家之学。此三家之学，虽经历史推移，时代变迁，不仅未能湮没、消亡，反而日见光大。使更多的中外有识之士得以从中收取无尽的营养及启迪，造福人类与社会。千百年来，以儒、释、道三家之学为主要内涵的中华传统文化，养育了一代又一代英才辈出的炎黄子孙，造就了众多的忠臣名将、先哲圣贤，以及诗人学者、艺苑名家，古代科技界的灿烂群星。中华传统文化以其无与伦比的感召力、向心力和凝聚力，无论过去、现在、未来，都是维系全体炎黄子孙的血脉和纽带。中华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化日益频繁的撞击、交流、融合中，必将优势互补，孕育、产生出新的更完美的人类文化，开启未来世纪人类文明的新曙光。\n佛教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有著重要的地位，佛教典籍除佛教自身外，还涉及哲学、伦理学、历史学、语言学、逻辑学、文学、艺术、算学、医学、天文学、社会学、民俗学等诸多领域，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大藏经作为汉文佛教典籍的总汇，历代均曾印行。虽然大藏经的众多版本均功不可没，但是基于种种原因，各版大藏经皆非善本。诸多遗漏、舛误及体例上的驳杂，难以尽如人意，每令人为之扼腕长叹。重修一部善本精品《中华大藏经》，并使之结合现代高科技，进入光电化，则势在必行。\n国务院宗教局此次牵头召集中国佛教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的高僧大德、专家学者共襄盛举，以期在未来若干年内完成此项文化史上空前的伟业，堪称极具战略发展眼光的跨世纪大手笔。承前启后，继住开来；功在当代，泽被后人。开启欧洲新时代的「文艺复兴」，是以回归古希腊、古罗马文明而作为开端的；而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回归、反思、继承与发展，不也正是肩起新时代的闸门，步入中华民族与全人类更加和谐美好的未来吗？\n刀述仁（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我要去参加一个会，简单讲几句。\n编纂佛教大藏经，功德无量，也是一件顺应潮流的大事。我表示坚决支持。上周，我接待了台湾佛光山的一个代表团，他们也谈到希望在编纂大藏经方面进行合作的事。可见海峡两岸都十分关心这件事情。\n我们现在做这件事，条件应该说已经比较好了。我今天讲话也是给打打气，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件跨世纪的大事。现在大家开这个研讨会，意见也可能会有分歧。但我相信分歧也祇是在怎么做上，而不在做不做上。从佛教协会的角度讲，我们义不容辞。南传佛教、藏传佛教的信徒也都会支持这件事，因为这是各民族佛教徒共同的事业。\n杜继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研究员、原所长）：编纂新的大藏经是国家的盛举。我本人非常支持，而且希望很快就能够实施。它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刚才大家都讲了，我在这儿不再重复。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一开始，我们究竟从哪里著手？\n我个人认为《大正藏》的好处是方便、实用。它的校勘也是现代校勘，我们要做到它那个程度，大概要费点功夫。有一次，台湾一位学者在北京大学讲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批评我们现在出版的一些佛教书籍的标点，说：「这种标点的书我就不用。不仅如此，如果有谁依据这种书来写文章，那种文章我也不读。」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些书籍标点的错误太多，没有权威性。台湾用的是《大正藏》，但我认为《大正藏》同样也不能作为最后的权威的版本。相反，我认为《中华藏》值得重视。我校勘过几部经，就我校对过的几部经来看，《中华藏》最可靠，最有权威性。至于具体哪几部，细节如何，这里就不详细讲了。总而言之，《中华藏》可以作为一种权威版本。而《大正藏》不能作为权威版本。因此，我主张新的编藏工作以现在的《中华藏》影印本为基础来进行。\n第二步就是继续完成《中华藏》下编的问题。这项工作现在停顿了。停顿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没有钱。由于这项工作准备得比较充分，收集的材料比较多，份量比较大，日本等国都没有这样的藏经，我们把它编纂出来，可能要属于世界第一了吧。如果能够把《中华藏》的下编完成，我认为是功德无量，非常之好。希望国家能够支持。如果宗教局从《中华藏》著手，把整个的上、下两编全部做出来，就可以说把基础打下来了。在这个基础上，无论是标点也好，校勘也好，输入电脑也好，都有了最基本的材料。否则，恐怕下边的工作不太好做。\n最近我看了几本书，用的本子权威性还是差。我看到的国内外比较有权威的学者常用的中国人编纂的大藏经，一个是《频伽藏》，一个是《碛砂藏》，它们比起《中华藏》，都差远了。所以我建议从《中华藏》开始新的编藏工作。\n会议让我介绍六十年代初期，吕澂先生的《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的情况。这件事情的基本情况都反映在吕先生《谈〈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译本部分的编次》中，对这个问题，当时有些争论，其中周叔迦先生提的意见比较多、比较中肯。吕澂先生根据周叔迦先生的意见又作了补充。写了《有关大乘经分类部分的补充说明》。这个材料可参考。这里的中心问题是什么呢？吕澂先生私下讲过这么一层意思，觉得中国人用《大正藏》，不太好使。因为汉文大藏经本来以中国为主，而现在这个文化中心不在中国，跑到日本了。这当然有些历史原因，我们过去破坏得比较厉害。六十年代初，经济恢复，文化也比较发展，所以当时考虑中国人应重新编辑大藏经，这也是提高民族自尊心。在编辑体例方面，当时也考虑到可以冲破日本的，传统的。吕澂先生主张从研究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从学科的角度重新分类。他对《大正藏》的编法也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大正藏》说是按历史次序，实际上那种历史次序很难成立。吕澂先生主张按照思想内容来分。我个人认为，根据思想内容分也很难。有些问题是很难分的。究竟怎么分，我建议到了操作阶段，开专门会议，进行专门的讨论，今天在这里很难讨论，因为这个问题涉及的面太专，不适于大范围讨论。\n另一个问题。中国的大藏经，当然以汉文为主。如果以汉文为主，那就应该把日本人的汉文著作，朝鲜人的汉文著作，越南人的汉文著作都吸收进来，比较全面的反映汉文大藏经的全部面貌。在这一点上，我们过去没有十分注意越南。当然，究竟越南现在佛教典籍的现状如何，我不太清楚。听说是有不少史料，其中与禅宗有关的资料较多，是我们这里所没有的。过去我对日本的著作也不太重视。最近看了空海的著作，大吃一惊。他在宗教方面的贡献这里就不讲了，他在文化上的贡献也很大。比如对韩愈的研究，在中国历史上也数得上，此外，对中国文字的研究，对语音学、对四声的研究，都算得上好手。过去我没有想到他会有这么好的研究，写了这么厚一本书，国内已经有译本。对这些非中国人写的古代汉文佛教典籍，我们也要重视，吸收到新的大藏经中，吸收到《中华藏》的下编。这部分东西出来，同样是我们的国宝。\n大家都说《中华藏》不好读，实用价值低。我也同意。但要讲最后的权威性，大概还要算它。它用起来不方便，没有标点，校勘在后面，还得一行一行地找，那么大一本书，很难。但讲权威性，还是它。当然也不是说编得就那么理想，但这个路子应该坚持。出于这样的思路，所以我建议首先来做《中华藏》下编的工作。\n再回到吕澂先生当年的目录上，当时大家的分歧主要在分类上。不少人批评吕先生的分类是一家之言，学派性太强。但他是从文化，从学术这个角度来谈的。作为探讨问题的一个蓝本，也还可以继续讨论。\n栾贵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电子大藏经的工作，我是1986年开始的。这个工作很重要，也很复杂。关于这个问题，刚才大家谈了很多。总结起来，人、财、资料、编纂程序等问题。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有信息。就是国际、国内目前此项工作的进展情况。如刚才介绍的国外大藏经录入的情况，就很重要。另外，大家也都知道，两部大藏经。一个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的台湾编纂的。这两部大藏经都有各自的教训。教训很重要，但主要还是成就。它们的成果，我们要用。比如《大正藏》标点的成果，我们要充分的利用。因为你要超过别人，必须站在别人的肩上。如果觉得丢人，不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那就无法超过人。这与体育比赛不同，百米赛跑，不可能别人跑前60米，我来跑后40米。文化是积累的，如果我们不能学习别人，就无法进步。问题在于怎样学习别人？我们不能抄袭，而是创造性地接受它们的成果。这是今后在大藏经的编纂方面应该特别注意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当然要严格遵守版权法。\n刚才大家谈了不少，我也觉得总体来说，的确有它的难度。但现在与86、87、88年不一样了。那时我刚输入几卷《中华藏》的经典做实验，方广锠天天在我那儿守著。做了以后，觉得有些问题。现在也还有一些问题，但比那时要少多了，科学进步非常快，很有希望。总结起来，我觉得人有。财也是小问题。资料、信息、怎么编等等，都可以解决。最最关键的是由宗教局来组织这件事。这是第一位的。过去这件事没有搞成，就差一步之遥了，关键就在这里。所以听了这会，我觉得更有信心了。至于计算机的具体技术问题、学术与技术如何结合问题都是相当次要的。\n大藏经如何编？今天大家讲得比较彻底。虽然有些还没有展开，但对我是重要启发，也更有信心了。现在各方面的条件已经比较具备了。我认为此事不用太长的时间。现在我们的手段也已经充分现代化了，有些事情可以事半功倍，甚至一事几功。我估算了一下，觉得不用超过五年。二年之内应该出初步成果。当然，如果讲到书册本，这是电子化以外的另一个问题。现在看来，作为珍藏本、传世本，可以用电子版，但在过渡时期，书册本仍然需要。而新版大藏经，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性的文化工程，不能影印。一定要新排，一定要有标点。这一点无需讨论。如果我们拿个「百纳本」或别的什么本来代表我们的水平，这总说不过去。由于有印刷、排版、还有详细的校对、标点等过程，所以书册本的时间相应要长一点。能够在十年以内拿出来，这差不多。但电子大藏经，就我们已经具备的条件看，它一旦把产品，即大藏经制成后，以后几年的工作，可以自动生成，可以由比较低层次的人来进行。这样可以避免大藏经虎头蛇尾。因为我们现在有了计算机。我们不唯计算机论，但计算机的确有它的优越性。电子版做成后，可以一本一本出书册版。现在计算机与印刷的连接也比较简单。我认为无论如何编辑工作不能超过五年。如果条件具备，完全可以做到。尽管大藏经有各种各样的复杂问题，但计算机可以满足各方面的要求。祇要我们能够想得到，提得出来，就可以纳入方案。第一步没有考虑到，还可以在第二步补充。\n我对这是有充分的信心，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有宗教局来抓这件事。时间不用那么长，成果也可以是阶段的，比如一年出一次成果，或陆续发表。在这一点上，电子出版物有它的优点。当然，也有问题，比如盗版。但我们不能因为怕盗版就不搞了，就封闭技术。\n熊国桢（中华书局副总编辑）：我个人对编印大藏经非常赞成与拥护，很关心此事。也关心有什么新的动向。在此想介绍一下中华书局在佛教典籍整理方面所做的工作。也谈谈我从事该工作的一些感想。\n中华书局从1978年开始，搞了一套「中国佛教典籍选刊」，当时的考虑是佛教界的一些老专家年事已高，佛教典籍的整理需要抓紧进行。否则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要被带走了。大藏经又很多，所以从抢救遗产的角度，选择大藏经中最重要的若干部，请健在的佛教专家做注释、整理工作。到现在，当时定的22种，祇出版了9种。其中相当一部分仅仅是校勘与标点，没有注释。有的稿子虽然很小，但经过了好几个人的手。比如《童蒙止观》，开始约的是哲学研究所的谈壮飞先生，但还没有开笔，就去世了。后来巨赞法师接手，但还没有动手，患了脑溢血。最后是金陵刻经处的李安先生完成的。这部小书，带注祇有六万多字，经过三位高僧大德的手才完成。这里的曲折艰难，不是一言半语能够说得清楚的。比如佛教典籍的标点，就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我们的选刊中有一本禅宗的语录，请的是某大学的一位老专家，他既是文学史的专家，也是禅宗史的专家。该书他交稿后，我们请编辑作了许多修改加工。但出版后，还是受到很多批评。首先是四川大学项楚先生，写文章指出该书标点错误五百例。后来我们又陆续收到一些读者的批评意见，至今为止，这本书因标点方面的错误累计挖改二千多处。而这本禅宗语录还是大家读得最多，最通行的一种。这样的语录，标点起来还如此困难；则其它一些不常见的佛教典籍的艰难程度，就可以想见了。这套书还有这样的情况，有的明知底本没有选对，但没有办法，因为作者已经去世，是遗稿，祇有先把它出版出来再说。有的注释是学生根据老师的成果写的，因老师年事太高，写不了了，学生来写也可以，总比没有强。对这些不太成熟的东西，我们也祇好先把它出版出来。就这样，至今一共才出版了9本。当然，出版速度慢，也有我们出版社工作方面的问题。\n总之，佛教典籍的整理，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首先，文字的勘定就是大问题。佛典中有古体字，有俗体字，都应该整理为正字。这才能成为标准的版本。如保留很多异体字、很多现在已经淘汰的俗体字，则这种版本就没有时代特色。有些佛经中的术语是音译，这种音译因人而异，是否要统一？有的经，不同时代均有传本，由于时代不同，产生一些差别，如有的称「唐音」，有的称「晋音」，有的称「宋音」。如果要恢复原文，也要做一番文字考订工作。另外就是断句。佛经中各种佛教名相、名词、概念比较多。日本的《大正藏》有很多错误是因为对中华文化不了解，有隔膜，所以破句。中国人来整理，至少在名相、概念方面不要出现错误，不要断错句，例如把一个词分成两截等等。《大正藏》中有很多这样的错误。至于刚才有的专家谈到的它的排印方面的错误，那是工厂的问题，不是整理的问题。断句后还有标点的问题。断句对不见得标点也对。现在出版的一些佛教典籍中，包括白话翻译，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自己就没有读懂。如果这样整理，等于是糟蹋古籍。这是破坏，不是建设。大藏经的整理是应该用非常严谨求实的态度来做的一项很严肃的工作。要动员相当的人力，这工作也不是一般的认识繁体字的人就能够做的。一是要求古籍整理的基本技术的训练；一是要有相当深厚的佛学修养。两者缺一不可。而现在要找一批符合这两个条件的人，不是很容易。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本「二十四史」，当年调集了大批历史学家，集中进行。现在我们是否具备这样的条件，能够调集相当一批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全心全意地做这件事？否则，十年、二十年也出不来。我们现在出版的《中华大藏经》是任继愈先生挂帅、指导，具体工作是李富华先生、方广锠先生组织一帮人来做。先后参加工作的有三百多人，除了宗教所的专业人员外，大多数是退休的教师和干部。他们在这两方面，都有先天的不足。所以祇能做机械的比勘，列出异同，无法做评述，确定是非。当时的条件祇能做到这一步。现在要搞一个超过《大正藏》的佛教大藏经，这个标准绝对不行。《大正藏》收的经典多，再一个它是铅排，相当多的经集中在一本书中，上下三栏，校勘记采用比较简洁的方式，用一些符号，都能在当页查到。所以流通方便，也很广，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中国的一些大藏经，版本很好，但是木刻的，卷帙太多，用起来不方便。《大正藏》的特点就是方便实用。但在标点断句方面的确很不可靠。有的经好一点，但多数都靠不住。包括一些很重要的基本典籍，破句都很厉害。错字也多，有些是因为不懂，生造一些根本没有的字。所以，要说超过《大正藏》，也很容易，因为中国人做这件事，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有优越条件。祇要能够集中相当的人，就可以做这件事。至少保证标点断句基本正确。这不难做到。但有两个问题：\n一、投资问题。没有相当大的投资不行。82年做《中华大藏经》，那时主要是古籍规划小组李一氓同志支持，每年拨十几万，中华大藏经编辑局就能够做事，不过那也就是一点办公经费。现在十几万绝对办不了事，资料要资料费，复印要复印费，人头费也不得了。投资问题怎么解决？这祇好由宗教局出面来协调。李一氓同志办这件事时，当时政治历史条件不一样，气候不一样，所以当时采取不争论、办实事的办法，选取《赵城金藏》做底本影印，再用较好本子作校勘，出一个在历史上能够站得住的版本。也就把这件事作下来了。现在来讨论这件事就不能这么简单。再搞影印，意义不大。排印的话，投资至少要好几千万。现在一方面很多大型的文化工程重复浪费，是出于赢利的目的，而不是出于文化积累的目的。另一方面，有些很重要的文化建设工作，无人来出钱。大藏经就属于应该有人来组织，来做，来花钱的事。此事由宗教局出面，加上佛教协会，各方面一起呼吁，还是有希望的。\n第二大困难，是人力问题。要集中相当一批有佛学修养的，有古籍整理基本技能的同志，专门从事这一工作。包括领头的人，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工作中，而不是仅仅挂名。仅仅挂名做不好这件事。他要具体研究版本，研究校勘，研究断句，要具体指导。我觉得木刻藏经中金陵刻经处的《藏要》本比较靠得住。当时就有杨文会、欧阳竟无、吕澂他们做这件事。这个本子确实靠得住，不会误导。也有错误，比较起来，在木刻版藏经中是最可靠的。我们现在能否集中这些人力？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现在市场经济，大家忙的是生存问题，温饱问题，这样一种气氛做不了这个事。要做这件事就需要有点牺牲精神，十年、二十年，就是坐冷板凳，就搞这一项工作，十年、二十年以后才能出成果。没有牺牲精神不行。现在佛学界的专家，不少人年事已经相当高了，年轻一辈能不能踏下心来做这件事？这要做大量的组织工作，思想工作，也要切实解决他们的物质福利待遇问题。否则不安心。这项工作周期很长，编校的工作，不要说五年，十年能够完成就算不错。出版再加五年。边编边出。周期长，没有相当的资金来支持就做不下去。资金、人力等都是实际运行中会遇到的实实在在的事。比如在座这么多专家，但究竟哪位同志出来做这件事？我看愿意投入的人大概不多。真正能够胜任的恐怕也不是太多。因为好多同志是搞佛教史的，或者是搞佛教理论的，或者是从事佛教宣传的。而真正搞古籍整理的，搞佛教典籍整理的，这样的人比较难找。从全国范围来调，恐怕都得费点劲。当然，可以培养一些年轻人。比如从古典文献专业的毕业生中培养一批，边干边学。但这些实际问题都非解决不可，否则启动不了。\n这件事要认真去抓，如果不抓紧，真可能「黄」了。真有这个担心。\n葛兆光（清华大学教授）：上面大家谈了很多。假定这个项目最终能够立项，那么我建议两点：\n一、很多人提到关于人的问题，尤其熊国桢先生讲了很悲观的话。我认为，这项工作的确需要有人来做，而且两头的人不能做。一是现在研究很有成就的人，他们都很忙，实际上也未必肯对著电脑屏幕一字一字地去看。另一头，没有佛教知识，没有古籍整理常识的人也不能做。所以是不是可以采取办硕士班与博士班的方法。祇有学生才能够给你非常认真的办事。这是否可以由宗教局出面，与教委协商，在某大学办一个试点的班，从本科到硕士、博士。学生们可以非常认真地来做这件事，实在说，如果他们能够认真地做出来，人材也培养得差不多了。另一个方法，是否可以在佛学院系统中，找一些素质比较好的学生。这样，僧俗两界都有人参加，事情才真正有人做。说老实话，你要我现在坐下来慢慢校一本书，恐怕也抽不出时间来。\n二、既然要做，是否在做的过程中同时完成一个目录提要。刘向校书，每校完一本都写一篇书录。如果我们也这样做，大藏经编纂出来，大藏经提要也编纂出来了。这样做的好处是：要做好提要，他就必须认真地看书。还可以把若干种目录，若干种藏经的典籍都附在底下，便于查找。我们可以学习清朝人编纂《四库全书》的办法。其实以前的人，像欧阳竟无，也做提要。有这样一个东西，将来做整理工作等都很方便。\n净慧（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听了大家的意见，很受启发。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文化也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编汉文大藏经也因此有著重要的意义与切实的必要性。在科技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利用现代科技文明来重新处理大藏经的有关问题，的确是一个好的机遇。\n在这次新编汉文大藏经的设想方面，有两种样式。一种是印刷版，书册本，一种是光电版，电子本。在这两种版本的选择上，从佛教的理念来讲，书册本更重要。佛教把经典视为法宝，供人阅读学习，所谓闻、思、修，其中就离不开书本。除了阅读学习，还用来供养。每个寺院都有藏经楼，这就是供养法宝所在的地方。三宝有住持三宝，亦即佛像、经典与修持佛法的僧团。经典是住持三宝之一。考虑到这一因素，我们在新编汉文大藏经编纂开始时，应该把书册本放在第一位。此外，现在利用电脑阅读、查询的普及率不高，真正使用电脑的人数也相当有限。对寺庙里的僧尼来说就更是如此了。\n现在应用的书册本大藏经有好几种，其中最普及的是日本的《大正藏》。《大正藏》从日本传入中国是解放前。解放后传入的大多为台湾的翻印本。大约有1000部左右。使用上有一定的优势。方便，数量适中，两个书柜就装下了。资料集中。尽管标点有错误，但有了句读，读起来方便多了。比较起来，我们的《中华大藏经》就没有这个优势。佛经，特别是很多古文的东西，现代人接触起来像天书一样。你再没有句读，使人们实在没法看，受到很大的局限。因此，我们新编一部书册本的大藏经，要超过《大正藏》，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们也要利用它的成果。人类的文明成果是大家共同分享。我们中国人在历史上创造了儒释道三家的文明，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分享。世界各国所创造的文明，我们中国人也在分享。很多科技文明，是西方人创造的。日本人在佛典研究、佛学研究方面的确取得很多成果。我们中国的学者们都在分享这些成果。这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中华民族的包容性。因为日本文化本身就是儒释道三家大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对于日本人取得的成果，我们一方面是接受，另一方面是欢喜赞叹。\n要编纂新的汉文大藏经，除了在资料上要超过它以外，在编排、校勘、体例、分类等方面都要有所突破，才能说超过它。我想在资料方面肯定能够超过它；在体例方面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另外，台湾的《佛光大藏经》的很多做法我们可以吸收。关于体例与分类，我建议，等我们这件事真正立项以后，再开专门的会议来进行研究，这不是一下子能够解决的，可能有各种分歧意见。最后总得拿出一个大体上既符合传统，又与现代学术接轨的分类方法与体例，来新编我们书册版的大藏经。至于电子版的大藏经，昨天与小卢说，电子版大藏经的分类方法比较好解决，它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分类方法。到那时，分类祇是一个框架，可以按照各种方式来处理。可以按照《开元录》编排，也可以按照《阅藏知津》编排，或其它新的分类都可以，不受某一个模式的局限。所以电子版分类的问题不是很大。而书册版的分类要好好讨论。拿出来后，要真正能够超越前人，跟同时代的相比也要有自己的优势，这才能体现出做这项工作的优势与意义所在。\n这件事应该怎么做呢？从历史来看，如此浩大的文化工程祇有在盛世才能够做得了。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文化政策、宗教政策相当开明，做这件事正是适逢其时。历史上修大藏经，有官办、私办两种。官办为主，私办也不少，还有私办公助，或称民办官助。就是先由佛教界发起，其后得到国家的承认，给予认可。我想，佛教文化是有它的共性，但它之所以重要，我作为一个僧人，认为主要在于它的个性。个性就是信仰。祇有信仰层面能够存在，佛教的存在才有必要。没有信仰的存在，佛教仅仅是一种文化，它对人类的贡献也就大打折扣。基于这样一种理念，新编汉文大藏经能否采取这种做法：民办，得到政府的支持，政府在政策上给予保证由民间来具体实施。从我僧人本位的角度来讲，应该以具有信仰的人为主组成一个班子，与学术界、文化界共同来做这件事。祇有这样才能调动广大信徒的参与意识。佛教界的参与意识如何，是我们这件事业能否取得真正成功的保证。既然国家财政一下拨出巨款资助此事有困难，那么祇有调动佛教界的参与意识，经过几年的努力，来完成这件事。昨天听到对《房山石经》的介绍，它历时一千多年，不管朝代怎么改变，这件事一朝一朝一代一代坚持下来。昨天还讲到《赵城金藏》。该藏是一个女居士崔法珍断臂募集资金，而后刻成的。现在成了《开宝藏》以后最具有版本价值的佛教藏经。这就是信仰带动的。从我们民族来讲，没有共产主义信仰，民族要真正站立起来是不可能的；从宗教来讲，没有信仰也不可能。宗教文化事业有共性，有个性。共性的部分，全社会都可以分享。但个性的部分不可能全社会分享，祇是那些有信仰的人，才可能更积极，更虔诚的投入。所以我认为可以采取民办官助的形式。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看看台湾《佛光大藏经》的做法。佛光山当然有它的条件。主要有两条：一是经济力量雄厚；二是佛教人才多而且集中。现在修藏，经济还不是很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人的问题。《佛光大藏经》从性质上讲是民间的，不是官办的。是以佛光山系统作为依托来做这件事。我们来做这件事，也应该考虑可以依托的一个大的寺院或名山。因为他们的经济收入是常年固定的。能够让他认同这件事，真正参与这件事，几年的时间其它事情不做，整个参与此事，就能够做起来。祇是简单地号召大家捐款，这恐怕也不一定能够靠得住。\n编修新的大藏经还是不要太扩大。比如收入南传佛法的东西、藏传佛教的东西，我主张基本上还是以现有的汉文资料为主。如果真的搞南传佛教的互译或藏传佛教的互译，这件事就会变得旷日持久。文化事业是持续不断的，也是应该有阶段性的。在现阶段，还是以现有的汉文资料作为应收的主要资料。互译的事现在也可以做，也可以以后再做，再搞续编也可以。\n苏晋仁（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大藏经工程可说是一个千秋伟业。现在已经到了20世纪末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把过去的藏经以及藏外的东西做一个总结，做一个结论性的工作，把过去的东西都包括在内。这样，对于当今时代，对中国文化都将是极大的贡献。\n我们一般用的都是《大正藏》，因为它有点句，有校勘。当然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毕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方便。另外，我还想到一点，就是《大正藏》有它的特点，它不仅吸收前人的著作，还突出了日本人的著作。我统计了一下，它收的译经（主要是中国翻译的）有32卷1692部；中国人的撰著，祇有22卷666部；收入的日本人的佛教撰著，也有32卷，此外还有图像12卷。我们现在编纂《中华大藏经》，要突出中国人的特色，这样才能把中国历代的佛教文化表现得更加全面，这才能使这部藏经真正表现为是我们今天中国人的藏经。\n另外，我有个设想，就这个藏经的收经内容而言，首先是截止年限。是否到解放前（1949年）为止，或者到清末为止。就现在看，可以到49年以前为止，因从清末到49年还有些著作。当然，收的时候对不同时间段的典籍可以适度掌握宽严。其次是收的范围。这可以分为几个方面，比如说著述方面，宗派方面，历史方面，议论方面。以至过去没有收入的山志、寺志、年谱、诗文集等等，都应该收进去，不应遗漏。如出家人的诗文集，过去也收，但比较有限。我们这次则应该比较全面地收进去。\n另外，对于外国人的著作，像朝鲜人、日本人著作等，我们收不收？如果都收，那就与《大正藏》重复了。我想要有一个界限。就是古代到中国来过的，不管古代藏经有没有，都可以收。像弘法大师那样。还有，到日本去的中国高僧的著作，也应该全部收入。事实上，那些著作也都是汉文的。\n关于版本，我考虑，现在如果重新来标点分段，会有一定的困难。想一下完成不行，恐怕会旷日持久。是否可以用比较简单的办法，比如金陵刻经处刻的经，差不多都有句读，就采用它的句读好了。因为如果要重新标点，恐怕工程太大。金陵刻经处本没有的，我们再做补充。至于校勘，恐怕还要再考虑。比如《大正藏》、《中华藏》都是死校。这样校当然也有用处，但有一定的局限性。它没有活校，祇是提供资料而已，没有确定这句话到底应该用哪个字。我们现在真正校的话，应该是活校。当然这个工作很浩大，很麻烦。\n在编排时，最好对某一个经，把它的有关著作都放在一起。形成一个体系。这部分书以后也可以单卖，便于读者学习。这样也收得比较全。像《楞严》、《华严》，都可以自成体系。\n日本《大正藏》有一个小本目录，其后有一个「会员名录」，实际上就是出钱的人，买书的人。我们以后也可以采取这个办法。谁捐了款，谁买了书，我们把他的名字列在里面。也就是对那些愿意做功德，愿意买书的人，进行表扬。\n汤一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书面发言：对编纂新的大藏经表示热烈支持。新编的这部大藏经要超过日本的《大正藏》，成为最完备、最权威的大藏经。这就要求必须做到两点：一、要选好底本，认真总结编纂《中华大藏经》的经验与得失。二、必须要有现代标点，做好校勘。\n周绍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编辑大藏经是一件很好的事，我很支持，希望它能够办成。这也是一件大事，我谈几点意见：\n一、我们立足于今天来编纂大藏经，就必须突破过去。从《大周目录》到《阅藏知津》，从《开宝藏》到《大正藏》，这么多目录、藏经，老实说是炒冷饭。体例也没有突破，没有变化。大家翻来覆去，还是这些相同的经典。现在我们要突破，否则显不出精彩来。古代藏经的一大缺点是白文本太多，没有像儒家《十三经》那样整理。儒家《十三经注疏》本流通后，白文本就不流通了。我们要突破，才能编纂出划时代的大藏经。\n二、大藏经，祇限于佛言法语。我们可以不搞大藏经，应该搞佛教全书。它与大藏经形式不同，含义不同，立意也不同。大藏经有取舍，有入藏、不入藏的问题，我们可以没有这个问题。如果我们限制在「大藏经」这个名称中，太窄了。应该有新的观点，新的立脚点。\n三、我们是否还采用传统排列方法？我们应该定出新的排列次序来。这才能体现新的精神。苏晋仁教授提出「以疏隶书」，我认为可以考虑。\n四、必须先编出一个书目，因为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书。《大正藏》中提到的书，现在不少根本找不到了，有的可能在哪里存在著，但我们不知道。所以要调查，登记，编一本中国现存的藏经目录、佛教典籍目录。现在浙江图书馆正在从事这一工作。他们来找过我。四、五年前，我对这事有兴趣，现在没有精力了。应该入藏的书是有，但必须先去找。《大正藏》的书并非都很好。我就存有一本书，书名与《大正藏》本同，前半部分残缺，中间部分与《大正藏》本相同，但后半部分与《大正藏》本不同。《大正藏》本有时还有错字。如果还用《大正藏》做底本，就会跟著错，自己还不知道。这就很危险。因此，先把访书的工作做起来，目录编纂出来，这很重要。\n五、有人谈到，由宗教局牵头，成立一个机构，向国家立项。我觉得这样做太渺茫。什么时候才能够争取到？不知道。我觉得净慧法师提的民办公助的方法很好。我们先办起来，向宗教局立案。宗教局先承认。成，望下走；不成，解散完事。成立这样一个民办的机构很有好处，我们可以在海内外争取合作与资助。有形的资助与无形的资助。有形的资助（钱）随时可以号召，无形的资助（人力、出主意，资料）更重要。我认为可以先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同时把访书、编目工作先做起来，并进一步筹划如何进行。这样，虽然还没有成，但已经开始向前走了。\n楼宇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重新编纂大藏经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很有必要。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古代大藏经有三十部左右。新编大藏经，我看到台湾编的，就有五、六部，大陆有《中华大藏经》。我认为我们现在编纂大藏经，要考虑究竟从那个方面著眼。我比较倾向于把大藏经作为备查的资料库来使用。如果读，还要靠各种流通本。但建立佛教文化的资料库很重要，这个资料库也可以成为各庙的镇山之宝。各大图书馆能够有这么一套，就很解决问题。现在有很多资料真的找不到。实在说，一部《大正藏》是不够用的，很多东西要从其它地方去找。当然，反过来说，我们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收罗完全。祇能是相对的。入藏时限可以放宽，可以到现在，但选择要从严。特别是民国以后的，否则太滥。一个图书馆也不可能什么书都收。它也做不到。\n由于是备查，所以我不太主张标点。对佛教典籍的标点，我深有体会，不太好办。中国的古文，佛经的翻译，根本不能用现代的新式标点去做标点。一标点就把它原来的语气、文风全部破坏了。如果没有亲身体会，从理论上讲，是应该新式标点。但祇要自己实际动手一做，你就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不要说古代佛经，就是严复翻译的著作，也同样。我也做过严复著作的校点。用新式标点都很难。因为它是四六文，用新式标点一标，原来的文风、气息全部没有了。所以我认为，最多做句读。就这样恐怕好多还做不过来，或者做不了。金陵刻经处的本子是句读了，但也有好多都空著。因为他圈不下来，不知道在哪里圈。包括《藏要》，也有不少地方没有断掉。这当然应该允许。所以，如果用新式标点，不仅工夫很大，恐怕将来错误百出，还误导阅读。所以能够用句读就很好，而且尽量保持它原来的文气。如佛典四字一句。其实要从内容看，有些地方八字一句才好，但古人的行文，人们的读法，就是四字一顿，才有味道。新式标点，是符合意思了，但没有味道了。说实在的，看不懂的人，再新式标点，他也看不懂。需要研究的人，没有标点，他也要研究，所以标点的工夫可以省。校勘，可以尽量利用现在已经有的。现有的当然并不都是正确的，但可以尽量借用。如果全部自己做，这个工夫也不得了。底本，是否可以用百纳。不一定非要确定为某一个。哪个精，哪个好，我们就选那个。这样更好一点，也可以省去很多校勘工作。比如我校过《房山石经》一个本子，其它藏经读不通的，《房山石经》可以读通，这就应该选为底本。所以选底本应该不拘一格，百纳。\n从步骤来说，可以电子版先上。因为我们要出重排本，那首先需要录入。录入以后，校勘也罢，什么也罢，都可以在电子版上做。有些可以先出一些阶段性成果。然后回过来做书册本。\n事情很大，需要成立一个机构。我觉得这个机构依托在一个寺院有它的优越性。可以得到长期的资助，可以维持机构的日常运作。三十年代影印宋藏，也不是国家的机构。用这种方式比较有保证。工作人员应该固定，不能像《中华大藏经》那样临时聘用一些退休人员。编纂的过程也是培养人才的过程，我们应该吸收一些年轻人参加。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培养了一些佛教人才，毕业以后无处分配工作。而这项工作很需要人，应该结合起来。我觉得佛教界缺乏一些眼光。各大寺院钱很多，可以多办一些研究所，把我们培养的学生吸收过去。有好处。这些人也可以随缘么，愿意出家就出家，愿意做居士就做居士，愿意当研究人员就当研究人员。这项工作，临时请一些人来出出主意，这个可以。但真正做起来，不落实具体的地方，组织固定的工作人员，没有周密的计划，那还是困难，临时措施是不行的。《大正藏》很多问题，也就出在当时找了一些临时工作人员，每人包几卷，进行点校，那问题就出来了。\n如果能够做出来这样的藏经，意义太重大了。至今为止，还没有这样一个资料完全的大藏经，所以很有必要，很有需要。辛亥革命以前三亿五字，我估计可能还要超过。当然编的时候，具体问题还要商量。有许多资料是重复的。\n另外，就是能够考虑在这同时编纂一个供大家阅读的小的佛藏，真正是能够实用的。像《藏要》性质之类的。无论信仰者、研究者，都可以阅读。这可以考虑注释等等。\n收的范围非常复杂。如果全部收，了不得。这与其它古籍整理也有重复的地方。现在浙江图书馆在做调查。图书馆以外的资料需要另外调查。现在可以先做起来。\n（整理者　赵建政等）\n大藏经编纂及电脑化研讨会纪要\n今年4月9日至10日，「大藏经编纂及电脑化（大藏经工程）」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宗教局、中国佛教协会、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北京部分高等院校和出版界的领导、佛教界人士、专家、学者共38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国务院宗教局杨同祥副局长主持。\n与会人员就大藏经工程的重要意义、目前这项工程在海内外进展情况以及大藏经编纂及电脑化工程的可行性和操作性等几个专题进行了座谈。\n就大藏经工程的意义与必要性这一专题，中国佛教协会负责人及有关方面专家、学者刀述仁、吴立民、王志远、王学信等作了发言。大家一致认为，大藏经工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意义。\n一、这是一项继承、发掘和整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的跨世纪工程。我们的祖国是有著悠久和深厚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古籍的搜求、编目整理是历朝历代的大事，从中吸收、融合了各种文化，融汇了各种学派，体现了中国文化恢宏的气魄和博大的胸怀。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如此的凝聚力，主要来源于各民族统一的文化。汉文佛教文献（即大藏经）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部分之一，也是人类文化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在世界文明发展过程中产生过，并保持著重要的影响。目前，世界上最流通的大藏经传本不是我们中国人编印的，而是日本二、三十年代编印的《大正藏》。特别是现在海外不少国家和地区在进行大藏经的电脑化工程，面对这种形势，我们中国佛教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应该联合起来，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编纂出最完备、最权威的我们自己的大藏经来。尤其是要充分利用电脑化技术，这应该是海内外华人都感到自豪的一项跨世纪工程。目前，中国是佛教的真正故乡，完整的佛教典籍都保存在中国。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自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这一伟大时代进行大藏经工程堪称「盛世修典」。\n二、大藏经工程可以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大藏经工程可以提高宗教的品位，引导宗教的文化取向、伦理取向、哲学取向，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服务。\n三、大藏经的电脑化将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在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不同的文化体系背景下生活的东西方人必须加强相互的交流与理解，必须继承与发扬人类共同的传统文化中一切优秀的成份，以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的未来。电脑化大藏经推向信息化高速公路，将对中西文化的对话，体现出中华民族恢宏的气魄和博大的胸怀，更积极、更主动地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有著很深远的意义。\n四、推动统一战线工作。大藏经工程对海外华人世界将会产生重大影响，可以唤起海内外大多数华人对我们的理解和支持。这一工程对海峡两岸的统一有著强大的推动作用，它可以使所有中国人都能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是我们共同创造的，也是我们统一的基础。目前，我国佛教分三大语系，汉语系、藏语系和巴利语系，我们可以把藏语系佛教经典和巴利语系佛教的三藏翻译过来，补充到汉文大藏经中去。这既生动地反映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的过程，又体现了各民族的大团结。这一宏伟工程所产生凝聚力和向心力是难以估量的。\n就大藏经工程在海内外进展的情况这一专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研究员杨曾文、李富华、副研究员方广锠、张新鹰等作了专题发言，介绍了台湾、香港、日本、韩国、泰国、斯里兰卡、美国等国家和地区近年在汉文大藏经编印与电脑化工程方面的进展情况。特别是方广锠先生详尽地介绍了海外各地在大藏经电脑化方面的进展与特点，使与会者感到了我们实施大藏经工程的紧迫感。同时有关专家也分别介绍了国内版《中华大藏经》的经验和得失、台湾《中华大藏经》的始末。中国佛协佛学专家黄炳璋介绍了《房山石经》的刊印情况，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充分掌握和吸取海内外的成功经验与教训，搞好我们自己的大藏经的编纂与电脑化工程。\n就大藏经工程的可行性与操作性这一专题，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吴立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杜继文、副研究员方广锠、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周绍良、净慧法师、北京大学教授楼宇烈、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苏晋仁、中华书局副总经理熊国桢、清华大学教授葛兆光等作了专题发言，发言中大家就新编大藏经的编纂方案进行了讨论，吴立民、方广锠先生分别介绍了自己的编纂思想。他们共同强调了编纂大藏经的三要素：第一，资料的完整性。第二，编排的科学性。第三，使用的方便性。资料的完整性即资料齐全，要兼具备查型、义理型、信仰型三种功能形态。特别要把新编入藏作为重点，对现代资料的入藏要掌握好「度」。编排的科学性即编排科学，要解决好藏经总结构及某些具体典籍的归类问题。使用的方便性包括载体形式、校勘标点、目录提要索引、实用辞书等四个方面。吴立民先生还就新编大藏经中定好体例、编好目录、选好版本、搞好标点四项基本工作进行了论述。杜继文先生介绍了吕澂先生《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的一些情况。\n几乎所有与会者都认为，要编好大藏经必须具备以下条件：良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特别是国家的支持；学术界与宗教界的通力合作；充足的财力；资料保证；计算机技术等。另外大家还就编纂过程中标点、校勘、校对、编目等具体环节进行了详尽的讨论，提出为了配合这项工程并有利于培养人才，可以与有关高校联合开办研究生班，与佛学院等单位合作来从事这项工程。\n就大藏经的电脑化技术这一专题，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电脑技术专家龙隆、王培棣、林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栾贵明等作了专题发言。他们认为，大藏经的电脑化可以提供一个文献整理的全新的视野，这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能够不断修改、扩充和整理，可以把恒久性与阶段性的工作目标有机地统一起来。在录入、校对、断句、出版等工作中提供了一个广泛参与的机会和最现代化、最有效的手段与方式。将古代典籍录入电子计算机，采用磁盘、光盘等介质加以储存，可以大大提高典籍文献的查询检索速度，提高资料使用效率，简化资料收藏保管工作。对于中文大藏经这样的大型典籍，在现代社会，尤其要借助于电子计算机这一现代化技术手段来整理和存储。也可以顺利地参与国际交流，制作费用和耗时也能够大大节省。另外，还就工作中的具体技术细节进行了讨论。\n通过两天的座谈，各位专家一致认为大藏经工程是一项意义深远的跨世纪的文化工程，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而且又是一个紧迫和艰苦的事业。因此，既要抓住良机，努力做好，又要慎重行事。最后大家达成了共识，这项工程要分三步走。第一步，策动。首先要得到中央的重视，海内外华人的关注，尤其是全体佛教徒的关注；其次，要仔细研究，尽快对大藏经工程作出具体的科学的论证。第二步，启动。如果各方面条件具备，将由国务院宗教局出面做以下工作：（1）组织专家学者，形成专门的组织机构；（2）经费主要从几个方面解决，一是靠各方面的集资；二是成立相应的基金会；三是同国际惯例接轨，讲求经济效益，实行自养。（3）具体实施要按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电脑先行建数据库，另一方面请专家、学者搞先期编纂工作，双方专家的电脑和佛学知识要互补、兼有。第三步，滚动。我们要考虑远景规划，把各方面的力量进行整合，争取将他们都集中在共同的目标下。收集国际上的所有有关资料，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藏经工程困难很多，但正因为如此，才更有价值。祇要我们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宏扬民族精神，就一定能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这一跨世纪的伟大文化工程。\n（会务组）",
  "traditional_sha256_no_ws": "c204800dbf1e0f066630e03eca6bffc672fa62f87bc3c6692d1dda71c5b356c2",
  "simplified_sha256_no_ws": "2ca77a0ebf79a694d0e54b12907c5c78107f149247bc7846a39eba343589b5fb",
  "sections": {
    "traditional_blocks": [
      {
        "type": "head",
        "text": "在大藏經編纂及電腦化研討會上的發言",
        "display_suppressed": false
      },
      {
        "type": "byline",
        "text": "葉小文"
      },
      {
        "type": "head",
        "text": "一.開頭語（1996年4月9日）",
        "display_suppressed": false
      },
      {
        "type": "p",
        "text": "這次研討會的主題是討論大藏經工程及其電腦化問題。我先談幾點意見。"
      },
      {
        "type": "p",
        "text": "開這個會，主要是想推進這項工程的完成。其實更有資格、更有權威主持這件事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佛教協會等。由於大德長老、專家學者的建議，這一工程涉及宗教文化、宗教事業，作為宗教事務中的大事，宗教局理應做一些協調、服務工作。這次會議就是為大家提供一個場所議一議。"
      },
      {
        "type": "p",
        "text": "從宗教事務的角度，就大藏經工程，我們有三個方面的考慮："
      },
      {
        "type": "p",
        "text": "1.從做功德的角度看，這是盛世修典。當然我們不是從信仰者的角度來說的。大家知道，我們文化古國有著悠久深厚的文化傳統，既重武功，也重文治。所謂文治，其中重要的一項就是始終十分重視對我們祖先積澱下來的文化的繼承與整理。從先秦孔子整理儒家六經開始，歷代有志於文化典籍整理的人士前赴後繼，層出不窮，孜孜以求。歷朝歷代也把古籍的搜求、編目、整理作為大事，從而吸收融合了各種文化，融彙了各種學派，體現了中國文化恢宏的氣魄和博大的胸懷。中華民族之所以有如此的凝聚力，主要來源於各民族統一的文化，正是她維繫了我們中華民族的魂魄和精神。文獻典籍是文化遺產的載體，佛教大藏經是我國文獻典籍中數量最多，影響最大的部分之一。"
      },
      {
        "type": "p",
        "text": "經過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特別是在面對跨世紀的宏偉目標，我們中華民族要實現偉大復興，自立自強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歷史機遇的時候，重新編印大藏經這份寶貴文化遺產，特別是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實現電腦化，對於弘揚中華民族優良傳統，吸收人類文明優秀成果，重構中華民族的人文精神，有著極為深遠的意義。"
      },
      {
        "type": "p",
        "text": "佛教產生於印度，但由於種種原因，在印度已經衰落。就目前而言，中國是佛教的真正故鄉，完整的佛教及其典籍都保存在中國，所以配合現代科技，重編一部最完備、最精要的大藏經，非常必要。以前，很多專家已做過這方面的工作，像任繼愈先生等，積累了很多經驗。特別是趙樸老，很早就有志於此，特派五位比丘赴斯里蘭卡留學，為此作準備。"
      },
      {
        "type": "p",
        "text": "2.從功利角度來說，當然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趙樸老多次提到，宗教是一種文化，對我們有很大啟示。我們通過辦這件事，可以促進宗教提高其品位，引導和推動宗教的文化取向，倫理取向、哲學取向。"
      },
      {
        "type": "p",
        "text": "3.從功用角度看，世界上都在搞Internet，搞信息高速公路建設。雖然信息高速公路已被西方所壟斷，但若把大藏經電腦化，推向信息高速公路，對世界文化也是做出了貢獻。亨廷頓提倡「文明衝突論」，但我們認為，如能把這項工程完成，其實是一種「文明的對話論」，這將具有很高很深的含意。以中華民族恢宏的氣魄和博大的胸懷是能夠與西方文化對話的。我們不怕滲透，也需要更積極、更主動地吸收外來文化的優秀成果，有效地抵制滲透。大藏經工程是否有這幾方面的意義，還要請在座的專家學者論證。"
      },
      {
        "type": "p",
        "text": "宗教局在這件事中將起到什麼樣的作用呢？這項工程作為重要的宗教文化事業，將涉及許多宗教事務，我們將儘我們的力量，做推動、協調工作。通過開這個研討會，爭取形成一個可行性的報告；與有關部門聯係，取得他們的支持；請高僧大德領銜掛帥；還要發揮社會主義辦大事的優勢；最後落實到專家學者們艱苦卓絕的勞動上。宗教局就是具體辦事，具體服務。"
      },
      {
        "type": "head",
        "text": "二.結束語（1996年4月10日）",
        "display_suppressed": false
      },
      {
        "type": "p",
        "text": "講三句話。"
      },
      {
        "type": "p",
        "text": "1.見仁見智，很受教益。"
      },
      {
        "type": "p",
        "text": "通過兩天的研討，碰到一系列矛盾：說起來做這件事功德無量，但如何具體操作，工程浩繁，非常艱巨；我們想要搞一個最完備、最精要、最通行的藏經，但人才、經費都是舉步維艱；既要抓住良機，努力去做，又不能輕舉妄動；做這件事，官方不能不管，但主要又得靠信仰者。既要出書冊版，又要出光電版，也是個矛盾。但總之，這些矛盾都體現了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辯證統一。老祖宗留下的寶貴遺產不能丟，電腦和信息時代給我們提供的歷史機遇也不能錯過。古人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我們要為子孫留下方寸地。"
      },
      {
        "type": "p",
        "text": "2.愚公移山，眾志成城。"
      },
      {
        "type": "p",
        "text": "這項工程要分三步走。第一步，策動。第一要得到中央的重視，全民的關注，尤其是全體佛教徒的關注。要形成一個會議紀要，搞好宣傳工作。第二要仔細研究，出一本書，對這項工程作出具體科學的論證。第三要寫出報告。這項工程要採取民辦官助的形式。以中國佛教協會、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國綜合研究開發院聯合起草一個報告，我局協助爭取有關部門支持。第二步，啟動。如果各方面條件具備，宗教局出面做以下工作：（1）組織機構問題，組織佛教界和專家學者形成類似工程指導委員會式的組織機構，並組成工作班子。（2）經費問題，有幾條路：一是靠佛協吸引信仰者集資。二是依託某一名山大寺、高僧大德。三是成立一個基金會作為後援。四是同國際慣例接軌，講求經濟效益，實行自養。（3）具體實施按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一方面電腦版先行，建立數據庫；另一方面趁老專家健在，組織班子搞前期編纂工作。兩方面要互補，佛學專家學點電腦，電腦專家粗通佛典。第三步，滾動。這涉及到對遠景的規劃。臺灣雜誌說，「電子佛典萬馬奔騰，亟待整合」。問題是如何整合，怎樣保持知識產權。我們要佔據制高點，把海內外、國內外的有關的資料都彙聚到我們的大藏經之內，要海納百川、有容乃大，要有大海吞雲吐霧、百川歸流的魄力。將來還可以考慮開一個國際性的會議，把世界範圍的專家學者請到一起，達成一致意見，成立一個國際性的協調機構。當然這屬於浪漫主義的遠景目標。"
      },
      {
        "type": "p",
        "text": "3.要有民族精神，誓願精誠。"
      },
      {
        "type": "p",
        "text": "我們要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這一大藏經的工程就屬於民族復興工程。像吳立民先生說的，要有三力合和：即要有功德力，發本誓悲願；又要有「佛的加持力」，得到信仰者的廣泛支持；還要有法界力，要靠中央、靠政府，靠社會主義社會的優越性。總之，這一工程困難會很大，但正因為它難，纔更有價值。我們要有信仰者那樣的執著追求精神。就像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說的，馬克思做了那麼多努力，他還是死了，但後人在他的成就面前會流下崇高的眼淚。"
      },
      {
        "type": "head",
        "text": "關於新編漢文大藏經的意見",
        "display_suppressed": false
      },
      {
        "type": "byline",
        "text": "吳立民"
      },
      {
        "type": "p",
        "text": "漢文大藏經，自唐《開元錄》一直到日本《大正藏》，迄今已有二十多種版本藏經，在各個不同歷史時期，都曾作過奉獻和起過作用，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寶貴的文化遺產。現在完整的佛教和完整的佛藏基本上都在中國。為融合古今中外一切佛法，以適應世界佛教時代，普攝人間群機，實有重新編修漢文大藏經之必要。有鑒於斯，近幾十年來，有志弘法之士，莫不關注此事。臺灣有中華佛教會屈映光等修訂《中華大藏經》之纂輯，佛光山有《佛光大藏經》的編印，大陸前有周叔迦先生集中木刻經板刊印《金陵大藏經》之策劃，呂澂先生有《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之著作，現有中國古藉領導小組重修《中華大藏經》之出版。但茲事體大，既非一人一地之力，亦非一朝一夕之功，非法緣成熟，難以完全辦好。目前收輯較備，流通最廣的仍推日本《大正藏》。惟《大正藏》亦有二失：一是體例不儘如法，有小乘經典列入大乘，而大乘經典又列入小乘者；有顯教經典列入密教，而密教經典又列入顯教者。寶積與大集性質相近而別分兩類；釋經宗論與諸宗關係密切而混淆不清。二是收集不夠完整，有些佚書未收，有些應入藏而未入；藏傳、南傳、漢譯重要著述，如宗喀巴《菩提道次第論》、《密宗道次第論》、覺音《清淨道論》等均未收入。且《大正藏》出版至今已七十餘年，新著新譯可入藏者不少，雖有續藏，未能顧及。三是實用不大方便，有些經論，一直沒有斷句標點，校勘索引很不精審，錯訛太多，圖像零亂無序，應有附錄全付闕如。而且《大正藏》為日本所輯，非中華所出，許多中土著述未能收入。作為現存佛教和佛藏最完整的中國，理應重新編修中華大藏經。而由國家主修現正印行的《中華大藏經》，除版本校勘有其優勝外，體例一仍其舊，收集未見完整，更不方便實用，且價值昂貴，非常人之所能問津。因此由中國佛教協會籌劃重新編修一部漢文大藏經，是非常必要而適時的。新藏名為《金陵大藏經》，或另行命名如《無盡意藏》亦無不可。如巴利語三藏完成漢譯，藏漢兩部大藏又完成對勘互譯，則不但完成了中國佛教三大語系的典藉總集，而且將是世界上最完整的佛教典藉總彙——集人間法藏之大成。那纔是真正最理想最完備的中華大藏經。"
      },
      {
        "type": "p",
        "text": "綜合現代各方對修藏的意見，誠為印順法師所說，可概括為四大要求：一是「求其精要」，這屬「選藏」工作；二是「求其完備」，這屬「續藏」工作；三是「求其通順易曉」，這屬編譯「語體（白話）文本」工作；四是「求其傳佈世界」，這屬「將漢藏譯為世界各種語文版本」工作。後兩種要求是性質不同的另類問題，可不與前兩種要求混淆，納入重修新藏之列。這樣，編修新藏的要求，主要是兩條：求精與求備。求精就要選，就要如理；求備就要全，就要如量。二者看似矛盾，實乃相輔相成。其間就要求編，求編就要法，就要如法，這就是第三條，也就是在「選藏」、「續藏」的基礎上更深層次地「編藏」。從當機出發，新編大藏，要突出三大特點："
      },
      {
        "type": "p",
        "text": "一、體例的科學性——就是分門別類，要如理如量，既要契合佛法的根本教義和歷史傳統，又要當機創新適應現代圖書科學分類方法和學科分類與代碼的國家標準，使新藏本身就體現出佛法圓融大小乘，圓融顯密教，圓融世、出世法的圓融性。"
      },
      {
        "type": "p",
        "text": "二、收集的完整性——就是完備齊全，要包括漢傳、藏傳、南傳三個語系的漢文譯著以及日、朝、韓、印、斯、緬、泰等國乃至歐美的漢文譯著。這就需要譯經工作相與配合。譯經工作有三，即（一）、譯巴利語三藏為漢；（二）、漢藏大藏經對譯，主要是藏譯漢；（三）、今譯，即近現代世界佛學名著譯漢。此外還要搜求佚書，收集《房山石經》、《敦煌寶藏》及藏外佛書，乃至與佛教有重大關聯的非佛教典籍，收集完整齊備，使新藏本身就體現出佛法具足三藏一味，九乘差別，具足世法、出世間法的圓滿性。"
      },
      {
        "type": "p",
        "text": "三、實用的方便性——就是方便實用，不僅便於供奉、收藏、流通，而且印刷精美，便於翻閱，切合實用，經濟實惠，使讀者生歡喜心，恭敬心，得到法益受用。要求標點逗句，提供系統圖像，編好各種索引，附錄必要資料，包括悉曇、音義、曲譜、年表、曼荼羅、比較圖、對照目錄等等，宋體紙型編排印刷，製圖、插畫、美編、裝潢等等，儘可能採用現代化手段。無論是光盤或紙型，但必需保留傳統優點，發揚金陵刻經處木版線裝的莊嚴美觀的傳統優勢，使新藏本身就體現佛法方便善巧，出入一切門示現無礙的圓成（用）性。"
      },
      {
        "type": "p",
        "text": "要編好這種具有中國特色，能適應現代走向世界，真正能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新編漢文大藏經，關鍵要抓好四個基本點，即做好四項基本工作：一是定好體例，二是編好目錄，三是選好版本，四是搞好標點。"
      },
      {
        "type": "p",
        "text": "一、定好體例。即首先解決分門別類的部類問題。綜觀歷代藏目，自《開元錄》立其範疇，至元代慶吉祥作《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一度變更。《開元》以大小乘各分經律論，《至元》以經律論各分大小乘；《開元》大小乘經分重單譯，《至元》不分重單譯。《南藏》、《北藏》、《嘉興》、《龍藏》等遞相倣傚。明寂曉《釋教彙目義門》，改革部類，合併經律論雜，分為華嚴、阿含、方等，般若、法華、涅槃、陀羅尼、聖賢著述八部，此就五時說教順序，第四時方等賅括寶積、大集，第五時則分為法華、涅槃。此乃創新之分類，但後世各藏均無倣傚者，惟《閱藏知津》及日本《縮刻藏》效其華嚴居首。說者謂古代各藏以般若居首，般若為諸佛之母，《義門》、《知津》、《縮刻》以華嚴居首，華嚴為諸經之王。實則華嚴不僅經中之王，亦居五時之首也。《大正藏》則以阿含居首，取其由淺入深，由小入大之意。明智旭《閱藏知津》又另起爐灶，別開蹊徑，日本《縮刻》，略仿《知津》，《大正》亦本《知津》而加變革。就中國言，藏經雖多，所分部類祇此《開元》、《至元》、《義門》、《知津》四種。日本《縮刻》、《卍字續》皆具義例，《大正藏》殆集各藏之長，如前所述，還不儘理想。晚近學者，諍論頗多，見仁見智，各有所得。按古代印度傳譯佛書，約時代而豎分，不出聲聞藏、菩薩藏、秘密藏三大類；約內容及文體而橫分，即不出經、律、論、雜四藏。從印度發展到中國三大語系的佛書，則不能不考慮到密乘與禪宗諸書，勢必要立密藏與禪藏。密藏亦有先例，意見不大；唯立禪藏，異議頗多。近世紀來，由於佛法傳入西方以及近代文化的影響，治理佛學方法，多少與古代不同，使用之語文，研究之論題，更為廣泛，體裁與內容，都與古代有很大差別。因之近現代著作除可納入經、律、論、密、禪五藏中外，其他均可攝入雜藏。這樣，就以經、律、論、密、禪、雜六藏來分類，每類之下再按大小乘法門及世法學科性質分目。其詳將另擬新編漢文大藏經的體例說明。"
      },
      {
        "type": "p",
        "text": "二、編好目錄。即按所定體例分門別類編目。過去上海佛學書局曾油印有《五種大藏經目錄彙編》、呂澂著有《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現在有臺灣出版蔡運辰編著的《二十五種藏經目錄對照考釋》，甚為詳盡。最近我所又訪得社科院有人編有《近百年來重要佛書目錄》及《近百年來重要佛學論文目錄》，中國佛教圖文館編有館藏《藏傳佛教漢譯著作目錄》，成都黃顯銘補足日本宇井伯壽編的《西藏大藏經總目錄》而撰成的《藏漢對照西藏大藏經目錄》，藏學研究中心正在編纂《藏漢大藏對勘總目》。這些都為編好新藏提供了資料條件，我們擬在上述各種目錄以及更加廣泛採集拾遺的基礎上去粗取精，揚長避短，融會貫通，按新定部類體系，重新編寫漢文大藏經總目錄。"
      },
      {
        "type": "p",
        "text": "三、選好版本。實即解決異本歧出之書的校勘問題。各藏之有校勘，始於日本《縮刻》而繼以《大正》。因《縮刻》、《大正》皆以《高麗藏》為本，論者謂《麗藏》錯誤較少，核之殊未盡然。所以行家大都主張中華修藏，應自擇善本。國家主修的《中華大藏經》頗致力此，應吸其成果，以免重勞。臺灣學者蔡運辰在其所編著《二十五種藏經目錄對照考釋跋》中，曾提三項方案，可以參考研究。因新藏必須標點文句，作好校勘，更為必要。校勘之法，或以一本為主，分註各本不同之字句，《縮刻》與《大正》皆然。或就各本擇善而從，而仍註明餘本之不同字句，古藉中頗有此例。或就各本中擇善而從，不註餘本之不同字句，《頻伽》所校《一切經音義》用此法，論者謂其未免過於自行，使古書失其真正面目，不宜倣效。凡此均須研究，慎重而定，萬無一失，裨臻完善。"
      },
      {
        "type": "p",
        "text": "四、搞好標點。此即解決經藉斷句問題。由於佛法深奧，一字多義。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一般標點符號，難以準確表達句義，甚至造成誤解或障礙。因此對佛經標點，擬採用古藉逗句辦法，僅用逗號、句號，以示斷句；或用「．」、「。」兩點以示斷句。以「└」號於兩行底交以示分段。如何是好，均應從長計議，深入研究。"
      },
      {
        "type": "p",
        "text": "做好上述四項基本工作，則編藏工作基本可以完成。這是前期工程，後期工程即為印藏工作。印刷發行工作雖仍繁重，但有前期基礎，即可交叉配合進行。其實施方案將由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與金陵刻經處擬定。"
      },
      {
        "type": "p",
        "text": "新編漢文大藏經，是人類文明建設的根本大事，是續佛慧命、當機弘揚佛法的根本大事。顯實相於文字，轉法輪於經藏，化干戈為玉帛，挽共業以淨行，誓願精誠，眾生祈求，諸佛加持，人天護佑，全力以赴，圓滿成就。"
      },
      {
        "type": "head",
        "text": "編譯南傳大藏經緣起",
        "display_suppressed": false
      },
      {
        "type": "byline",
        "text": "吳立民"
      },
      {
        "type": "p",
        "text": "佛教在印土流行，從公元前六世紀至十二世紀，約有一千八百年歷史，大致可分三期：初六百年，為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形成時期；中六百年，為大乘顯教發展時期；後六百年，為密乘佛教流行時期。初期佛教以上座、大眾兩部為主，三、四百年中分化為二十個部派。其中上座部分南北二傳，南傳上座部，在阿育王時期傳入斯里蘭卡，先後又傳入緬甸、泰國、越南、柬埔寨等地。公元七世紀後又自緬甸傳入中國雲南，迄今流行於雲南傣族等幾個民族地區，形成中國巴利語系的上座部佛教。巴利語系的佛教，基本上使用巴利語原典——巴利語的三藏經典，就是巴利語系的南傳大藏經，其中一部分譯成了少數民族文字，在傣族各地區成為傣族文化的主體。印度中期的大乘佛教，主要是龍樹——提婆的中觀系統和無著——世親的瑜伽系統，於公元二世紀傳入中國漢地，公元七世紀又自漢地和印度傳入中國西藏。印度中期、後期的佛教，在中國形成漢語系和藏語系兩大佛教。特別是印度後六百年的密教，包括早、中、晚三期的密教，從八世紀開始全部傳入中國西藏，一直流傳至今。現在流傳於中國的三個語系的佛教，是全面地繼承了印度歷史上的一千八百年分為三期的佛教，而且結合中國實際又大大地發展了，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可以說，世界上完整的佛教和完整的密教都在中國。中國三大語系佛教典藉的總集，便是南傳大藏經、漢文大藏經和藏文大藏經。這三部總集，不但反映了印度佛教典藉的全貌，而且彙集了中國佛教典藉的精華。可以說，世界上完整的佛典也在中國。但不足的是：第一、巴利語三藏大都沒有譯成漢文；第二、漢藏兩部大藏，沒有對勘補譯；第三、世界佛學名著，漢譯太少。正因為如此，在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大德的領導下，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特列「譯經」一項重要工作，欲以彌補以上三項之不足，裨三大語系佛典總集，全臻完善。"
      },
      {
        "type": "p",
        "text": "巴利三藏，世界上已有十多種文字系統譯本，唯獨漢文譯本至今僅有零星的單品，這不能不說是我國佛教譯經事業的重大缺陷，實是一件很大的憾事。古代漢譯諸經中，雖有些典藉與巴利經典「相當」，如「四阿含」，但並非譯自蘭卡大寺部的巴利語傳本，而是譯自其他部派的梵本或西域諸語本，所以兩者之間仍有區別。雖可資比較研究，但不能籠統地直說「某經同於某經」。1943年成立的「上海普慧大藏經刊印會」本計劃出版北傳、南傳全部經典，但勝緣未具，南傳巴利三藏祇從日譯轉譯六冊為漢，包括夏丐尊譯的《小部》二冊在內，共七十三經，一百五十個本生故事及《發趣論》。在趙樸老的支持下，1981年中國佛協葉均譯出《清淨道論》，1985年譯出《攝阿毗達磨義論》，並重譯《法句》。1985年郭良鋆、黃寶生合譯出《佛本生故事選》，1990年，郭良鋆又譯出《經集》，1992年，鄧殿臣，威馬萊垃擔尼合譯出《長老尼偈》。以上諸譯，數量有限，未成系統。值得高興的是，在吳老擇先生主持下，臺灣元亨寺成立「南傳大藏經編譯委員會」，從1988年開始系統地漢譯，據傳已譯出四十餘卷，但仍係採用日譯本轉譯為漢的辦法。「功成不必在我」，對於所有從事南傳譯漢工作的個人和組織，我們都讚歎隨喜，願與合作。"
      },
      {
        "type": "p",
        "text": "南傳大藏經系統漢譯的工作起步較晚，困難很多，關鍵在於人才的培養。有鑒於斯，趙樸老指示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必須把譯經事業、學術研究和培養人才三者很好結合起來。從三十年代起，樸老就先後支持三批「五比丘」留學斯里蘭卡，期望南傳大藏系統漢譯工作及南傳佛教弘化事業在中國有個新的突破和劃時代的發展。為此，從1992年起，在極端困難條件下，我所開始籌措南傳大藏的系統漢譯的編譯工作，並取得南京金陵刻經處的大力支持與合作。我們的編譯主要堅持兩個原則：一個是忠實原典，尊重真譯，源自巴利，如同巴利。即或是轉譯自日文、英文的也一定要以巴利語直校，審覈無誤，不能來自傳譯，又復重譯，這就是堅持「信」的原則。二是譯經如經，通達明白，既非純文，亦不全白，儘力發揚佛經翻譯的優良傳統，充分顯示文字般若的圓通功能，這就是堅持「達」與「雅」的原則。合乎這兩條原則的譯著，我們用而編之；不合乎這兩條原則的，我們則組而譯之。編譯一本，我們就印行一本。我們知道，「茲事體大」，非少數人之所能為力，也非短時期之所能完事，即使全藏編譯竣工，也還有對勘、比較、研究諸多事業需要繼續開發、發展。但愚公移山，後繼自有來人；集腋成裘，眾志必定成城。中國佛教三大語系的典籍總集，終將在我們這個時代中國脊樑的新人手裡完成。我們期待所有有這個願行的大德長老、仁人志士給予我們指導、贊助、隨喜、護持與合作。"
      },
      {
        "type": "head",
        "text": "大藏經及其光電版編芻議",
        "display_suppressed": false
      },
      {
        "type": "byline",
        "text": "方廣錩"
      },
      {
        "type": "p",
        "text": "大藏經是我國漢文佛教典籍的總彙，它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結晶，曾對東方世界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南北朝以來，歷代都把修造大藏經作為一件重要的事業。以至出現每個朝代都要修正史，每個朝代都要修大藏經這麼一種人文景觀。當前，在我國，從大文化角度看待佛教，在承認佛教的宗教性的前提下，充分認識它的文化品性，從而認真研究與評價它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與影響，以及在新時代社會文化構建中的作用，已經越來越成為人們的共識。在國際上，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在不同文化體系的背景中成長起來的東西方各國人民，必須加強相互的交流與理解，必須繼承與發揚人類傳統文化中一切優秀的成分，以共同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而曾經影響了並至今仍影響著東方世界廣大區域與人民的佛教，也因此而日益為國際所重視。在世界三大系佛教所保存的典籍中，漢文大藏經保存的資料數量最多，時間跨度最大，覆蓋的部派與地區也最廣。所以，巴利語三藏與藏傳甘珠爾、丹珠爾固然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漢文大藏經則顯然更加值得我們重視。正因為存在著這樣的社會歷史背景，近幾十年來編輯新的佛教大藏經的熱潮方興未艾，並向光電化的方向急速發展。這種熱潮將在一段時間內繼續下去並持續高漲，我們必須予以充分的注意。"
      },
      {
        "type": "p",
        "text": "佛教發軔於印度，興盛於中國。尤其以漢文佛典為載體的漢傳佛教更是在中國孕育成長，發揚光大，並影響東方世界，故世界稱中國為佛教的第二故鄉。近代以來，世界的佛教研究基本上沿著梵文佛典、巴利語佛典、藏文佛典的道路前進。由於種種原因，對梵文佛典、巴利語佛典的整理，我們都落在世界的後面。如果我們在漢文佛典的整理研究方面再落後於世界，則實在愧對祖先，愧對「佛教第二故鄉」的稱號。目前日本、韓國、美國等國家以及我國臺灣地區都比較重視這一事業，將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其中。我們實際上已經處在相對落後的地位。對此必須有清醒的認識。當前世界已經進入信息社會，在信息社會中，知識產權在社會財富中所佔的份額將越來越大。大藏經是我們祖先留下的一份知識遺產，我們不能讓這一份遺產的知識產權喪失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中。當然，我們有自己的優勢，如果把這種優勢發揮出來，急起直追，完全可以在漢文佛教典籍的整理方面做出應有的貢獻。"
      },
      {
        "type": "p",
        "text": "當前，討論編纂一部代表當代最高水平的大藏經，可以分解為如下四個方面："
      },
      {
        "type": "p",
        "text": "第一、有沒有必要編纂這樣的大藏經？"
      },
      {
        "type": "p",
        "text": "第二、應該編纂一部什麼樣的大藏經？"
      },
      {
        "type": "p",
        "text": "第三、有沒有可能編纂成這樣一部大藏經？"
      },
      {
        "type": "p",
        "text": "第四、怎樣來編纂這樣一部大藏經？"
      },
      {
        "type": "p",
        "text": "下面分別談談。"
      },
      {
        "type": "head",
        "text": "一",
        "display_suppressed": false
      },
      {
        "type": "p",
        "text": "關於編纂一部高水平、高質量、權威性的大藏經的重要意義及其必要性，諸位先生已經談了不少。歸納起來大體可以有如下幾個方面：賡續我國歷史傳統，弘揚民族優秀文化；提高佛教的文化品位，引導佛教的發展趨向；佔據佛教文化制高點，激勵民族奮發精神；加強民族交流，促進民族團結；增進中華民族凝聚力，促進祖國和平統一；打開國門，走向世界，積極參與世界文化交流等等。對於上述觀點，我都完全贊同。在此想就二個問題談點補充看法："
      },
      {
        "type": "p",
        "text": "一、正確看待佛教在歷史上與現實中的作用"
      },
      {
        "type": "p",
        "text": "這個問題看起來與編藏無關，實際上不然。我們現在要編一部體現當代水平的大藏經，除了需要廣泛動員佛教界、學術界的力量之外，還需要社會各界的理解與支持。但現在社會上，甚至包括佛教界、研究界的某些人對佛教在歷史上與現實中的作用未必都有統一與正確的認識。因此，有必要加以探討與宣傳。"
      },
      {
        "type": "p",
        "text": "我認為，對佛教在歷史上與現實中的作用，必須客觀地、全面地、歷史地、科學地予以評價。佛教是一種宗教，既然是宗教，必然有其負面的社會作用。但是，對佛教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不同階級的人群中的實際社會作用，以及對這種社會作用的科學評判，必須用歷史的眼光，作實事求是的具體的分析。我認為，佛教的社會作用應時空與社會條件的變化而變化。有時是負面的、消極的；也有時是正面的、積極的。兩者都不可抹殺，也不能用一方面去否定另一方面。"
      },
      {
        "type": "p",
        "text": "另外，我們必須看到，佛教不僅僅是一種巨大的宗教存在，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巨大的文化存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個方面都有深刻的影響。當然，佛教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具體影響，也必須一分為二地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既不可因其消極方面掩蓋其積極方面，也不可因其積極方面忽視其消極方面。但應該指出的是，如果說在宗教層面上，佛教的消極面要大於它的積極面的話；則在文化層面上，佛教的積極面要大於它的消極面。"
      },
      {
        "type": "p",
        "text": "當前我們正在建設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不是憑空架構的樓閣，必然是在對傳統文化進行全面揚棄的過程中產生，其中就包括佛教文化。因此，繼承佛教文化的優秀部分是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之必須，是今天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之必須。而編輯新的大藏經則是其中極其重要的一個方面。我想，就歷史經驗而言，在我們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如果社會各界能夠就上述問題達成共識，則無論對我們正在討論的大藏經編纂，還是對佛教的健康發展，都有重大意義。"
      },
      {
        "type": "p",
        "text": "二、正確看待大藏經文化"
      },
      {
        "type": "p",
        "text": "思想主要靠典籍來傳述。正因為有了典籍，思想的傳播纔能超越時間與空間。佛教於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在兩千年漫長歲月裡，佛教已經融化在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血液中，成為與儒、道鼎足而三的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大藏經就是中國佛教世代精華的積累。南北朝以來，歷代都把編纂大藏經作為弘揚文治的一個重要內容，每個朝代都有官修或準官修的大藏經，不少朝代還編纂了多部。編修大藏經已經與歷代都要修正史一樣，成為具有充分文明自覺的中華民族的一個歷史傳統，這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是獨一無二的。"
      },
      {
        "type": "p",
        "text": "但是，與意識形態中儒釋道三家鼎立的格局相適應，我國古代以儒家為主導的學統及建立在這一學統基礎上的傳統圖書庋藏制度卻把大藏經排除在外。儒家設計的經史子集四部書體例，雖然作為與其他諸子百家並列之一家，在「子部」中設立了一個「釋家類」，但所收均為中國人的佛教著作，絕對不收大藏經。在正統儒家眼中，佛教作為異端，與小說、戲劇等「小道」一起受到排斥。1900年敦煌藏經洞被發現以後，發現者王圓籙立即向縣衙門作了彙報。但主事者所以把這批文物又交由王道士自行保管，重要原因之一在於它們主要是一批佛教典籍，所以不被這些由儒家科舉制度出身的官僚們所重視。近代以來雖然有梁啟超、王重民、姚名達等有識之士的重視，但上述那種傳統的觀念並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以至直到現在，不少目錄學家一講目錄學，就是傳統的四部書目錄學，不知道唐代佛教目錄學的水平遠遠超出同時代的四部書目錄學。一講善本書就講經史子集的宋元版如何珍貴又如何稀有，而不重視同一時代的宋元版大藏經。不少圖書館收藏著整部大藏經、大藏經零本以及許多其他佛教典籍，但長期任其堆置，無人整理與編目。因此，現在我們有必要在講清佛教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有機組成部分的同時，講清大藏經與其他佛教典籍也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載體。大藏經固然屬於宗教著作，但內容並不局限於宗教，還涉及哲學、歷史、語言、文學、藝術、音韻、天文、地理、曆算、醫學、建築、繪畫、科技、民族、社會、中外關係等諸多領域。因此，它不但是我們研究佛教的重要資料，也是我們研究中國文化、東方文化不可或缺的資料。在世界日益縮小，交流日益擴大，人們正在研究如何構築世界新文化的今天，它將成為中國人貢獻給世界文化的一份瑰寶。因此，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有責任愛護它、宣傳它，為它的進一步完善與發展而貢獻力量。"
      },
      {
        "type": "head",
        "text": "二",
        "display_suppressed": false
      },
      {
        "type": "p",
        "text": "編纂一部什麼樣的大藏經？首先是指導思想，其次是編纂標準。"
      },
      {
        "type": "p",
        "text": "先談談指導思想。"
      },
      {
        "type": "p",
        "text": "本世紀以來出現過兩次編纂大藏經的高潮，第二次高潮目前正方興未艾。參考國際、國內已經編成、正在編纂以及將要投入編纂的各種大藏經，展望未來世界的發展潮流，我們應該編纂一部什麼樣的藏經呢？"
      },
      {
        "type": "p",
        "text": "在這裡，國家「863計劃」對我們可能有一定的啟發。"
      },
      {
        "type": "p",
        "text": "「863計劃」討論科研立項時，有這麼幾條基本原則：國外已經有，而我們又能夠進口的項目，不搞；國外已經有，但對我們封鎖的項目，要搞；國外還沒有，我們搞了就有知識產權的，要拚命搞。"
      },
      {
        "type": "p",
        "text":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要編纂大藏經，就要樹立高標準，要出新，要編纂出世界第一流的，有權威性的，在佛教歷史上將佔據制高點的大藏經。"
      },
      {
        "type": "p",
        "text": "古今中外編纂的大藏經，總數在四十部以上，我們現在已經掌握實物的，也有三十多部。我們在這世紀之交編纂的大藏經，應該是集中這三十多部大藏經的優點於一身，而又有所創新，有所前進，真正反映二十世紀的最高水平，而又能起到開創二十一世紀佛教研究新局面的作用。"
      },
      {
        "type": "p",
        "text": "總之，我們的指導思想應該是：編纂出一部繼承歷代藏經的優秀傳統，體現當代佛教文獻學的最高水平，對接未來世界發展大勢的最有權威性的大藏經。"
      },
      {
        "type": "p",
        "text": "其次談談藏經標準。"
      },
      {
        "type": "p",
        "text": "什麼樣的大藏經纔能夠體現上述指導思想呢？"
      },
      {
        "type": "p",
        "text": "我曾經提出「藏經三要素」這一觀點，按照這個觀點，一部優秀的大藏經應該達到如下三個標準：資料齊全、編排科學、使用方便。新編的大藏經也應該符合這個標準。"
      },
      {
        "type": "p",
        "text": "一、資料齊全"
      },
      {
        "type": "p",
        "text": "大藏經本是漢文佛教資料的總彙。所以，所謂資料齊全，原則上應該把古今中外所有的漢文佛教資料都收集起來，納入新編的大藏經中。"
      },
      {
        "type": "p",
        "text": "我國早期的大藏經有各種形態，入藏標準互有不同。如果研究一下標準的演變，可以看出有明暗兩條線。從明線說，翻譯典籍具備必然入選的資格，而中華撰著則祇有候選資格。亦即早期大藏經基本上祇收域外翻譯典籍，有的藏經酌收若干中華佛教撰著。但一般來講，祇有史傳、音義、目錄、感應興敬等毗贊佛教有功的中華佛教撰著纔有候選資格，予以入藏。在這裡，《開元釋教錄．入藏錄》是最典型的例子。然而，標準的具體掌握與寬嚴總隨著人們觀念的變化，並應時代、應國家、應編纂者之不同而異。由此，又出現一條暗線，亦即對中華佛教撰著的入藏標準不斷在放寬，並不僅僅局限在「毗贊有功」四個字上，以至凡屬與佛教有關的著作幾乎都有入藏的資格，從而使越來越多的中華佛教撰著被收歸入藏。這其實也說明後人對大藏經的理論有了發展。這一條暗線，在《高麗續藏》、明《嘉興續藏》、《又續藏》及日本《卍字續藏》中體現得越來越清楚。不過，由於種種原因，中華撰著的入藏往往帶有一定的隨意性，缺乏全面的規劃與嚴格的審訂。"
      },
      {
        "type": "p",
        "text": "我們現在編纂大藏經，到底是遵循上述明線標準還是暗線標準？"
      },
      {
        "type": "p",
        "text": "如果採用明線標準。那麼新編的大藏經可以僅收歷代正、續諸藏中的翻譯佛典以及古逸與近現代新譯佛典，對大藏內外的中華佛教撰著，則予以嚴格的篩選，祇收那些所謂「毗贊有功」的少量典籍。但這樣編纂出來的大藏經不可能體現前述指導思想與達到佔據佛教文獻學高峰的目的。因為按照這種方式編藏，其主體部分實際上祇是把歷代大藏經已經反覆刊印過的資料重新整理收納，炒炒冷飯而已。此外，我們說大藏經是中國佛教精華之積累，是研究中國佛教的重要資料，就在於其中保存了大批中華佛教撰著。如果按照上述明線標準，則大藏經實際上成了印度佛教、西域佛教的研究資料，而不主要是中國佛教的資料了。智昇等僧人設立的編纂大藏經的這一明線標準，在古代就受到佛教有識之士的批評，今天自然更不能成為我們遵循的依據。"
      },
      {
        "type": "p",
        "text": "如果順應潮流，按照今人的「大文化」與「大資料」的觀點辦事，則應該採採用暗線標準。亦即所有與佛教有關的漢文資料，不管是古人的，還是今人的，原則上統統應該收入。也就是說，除了歷代正藏、續藏外，應該把近年新譯、歷代另本、敦煌古逸、金石文獻、房山石經、叢書類書、個人文集、地方史誌、歷代史籍、今人著述等等所包含的佛教資料全部新編入藏。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我們的大藏經將是空前的資料最完整的佛教大叢書，必然佔據當代佛教大藏經的最高峰，並為開創未來奠定基礎。"
      },
      {
        "type": "p",
        "text": "我認為，討論入藏標準的關鍵在於我們如何認識大藏經的功能形態。在古代，與中國佛教存在著義理性佛教與信仰性佛教相適應，大藏經的功能形態也可以分為兩種——義理型大藏經與信仰型大藏經。兩者固然互為依存，但前者的主要目的是保存、研究與弘揚佛教，故把有價值（價值觀念各不相同）的典籍收集起來編纂為藏；後者的主要目的是作為法寶供養，所以有講究外觀的華貴整齊而忽略內容的傾向。我們現在怎麼看待大藏經呢？"
      },
      {
        "type": "p",
        "text": "前幾天與樓宇烈先生交談，樓先生談到，大藏經的一大作用是資料備查。我完全同意這個觀點。也就是說，是否可以在傳統的兩大功能之外，給大藏經增加一個新的功能形態——備查型。大藏經就是一個關於佛教資料的圖書館，它的任務就是提供資料。圖書館買書，有的書可能十年、八年沒有人借，但這樣的書還是要買，還是要藏。也許若干年後，這本書會被某個人看中，起到作用。同樣，大藏經也應該把關於佛教的資料儘量收齊，以供有關人員查閱。衡量一個圖書館，藏書的多少是最基本的參數。同樣，衡量一部大藏經，入藏資料的多少也是最重要的標準。把這種備查型大藏經編纂得儘量科學、合理、便於使用，它也就具備了義理型大藏經的功能；這種備查型大藏經由於本身資料齊全，可稱是具足了釋迦如來的八萬四千法藏，自然也就具備了信仰型大藏經的功能。"
      },
      {
        "type": "p",
        "text": "上面是從理論的角度談理想的大藏經應該資料齊全，集義理型、信仰型、備查型三種功能於一身。從現實的角度講，我們想要讓自己編纂的大藏經在已有與將有的各種藏經中脫穎而出，具有權威性，不僅在現在、而且在將來的一段時期之內都能夠佔據佛教文獻學的制高點，就必須在入藏典籍方面超過前此所有的大藏經，要力求把與佛教有關的資料一網打盡，包容無遺。道理很簡單，對於一個研究李白的人來講，《太白全集》與《太白選集》，究竟哪一種更有價值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當然，真正的一網打盡，祇是一種理想，在實踐中極難實現。但我們應該向這個方向努力。「取法於上，得之於中；取法於中，得之於下。」我們必須高標準，嚴要求，必須要求儘量做到把有關資料收集齊全，越多越好。"
      },
      {
        "type": "p",
        "text": "這裡還必須突出提一下新編入藏問題。"
      },
      {
        "type": "p",
        "text": "我們講資料齊全，一層意思是指要把歷代藏經已經收入的典籍收歸入藏，不要遺漏。這一點比較容易做到。由於歷代編藏者的努力，這些資料已經被收集彙攏起來，就好比礦石已經被煉成鋼鐵。祇是有的是精鋼，現成就可以利用；有的是粗鐵，還需要我們加工而已。資料齊全的另一層意思則是我們要把應該入藏而歷代大藏沒有收入的資料也統統收歸入藏。這就是要我們自己去找礦、開礦、煉鋼。據我粗略估計，現存辛亥革命以前的有關佛教資料總數大約在3.5億字左右，其中已經收入歷代大藏經（包括日本《卍字續藏》）的大約為2.5億字，即還有1億字左右的資料需要我們去收集整理。辛亥革命至今的資料總數大約也不會少於1億字。現在我們編纂大藏經，如果祇局限在已經入藏的2.5億字這個圈子中炒冷飯，則不如不編。祇有把眼光放寬到另外的2億字上，纔能突出我們的特色，佔據歷史的高峰，真正編纂出無愧於我們時代的大藏經。也就是說，現在編藏，必須在新編入藏方面下大功夫，做大文章。"
      },
      {
        "type": "p",
        "text": "這裡還有四個問題需要討論："
      },
      {
        "type": "p",
        "text": "第一、編藏下限問題"
      },
      {
        "type": "p",
        "text": "關於這個問題，學者們有種種不同的意見。有的主張截止到清末，有的主張截止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我認為上述主張從理論上講不符合我國歷代編藏傳統；從實踐上講必然把一大批應該入藏的典籍摒棄到大藏經之外。因此都不可取。"
      },
      {
        "type": "p",
        "text": "前面提到，我國有編寫正史與編寫大藏經兩大人文傳統。古代編寫正史，其下限的確都截止到舊王朝覆滅，新王朝誕生。但歷代編纂大藏經，其下限都截止到編藏當時。今天我們編纂大藏經，當然應該遵循這個代代相傳的編藏傳統。此外，中華民國時期乃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新的佛教典籍不斷湧現，其中既有歷代散逸，也有現代新譯，更有今人著作。這些佛教典籍，開創了我國佛教發展與佛教研究的新時代。我們新編的大藏經，理應反映這些新成果。長江後浪推前浪，這是事物發展的規律；不薄古人愛今人，也應該成為我們編纂大藏經的基本原則。祇有容納這些近代以來的最新資料與最新成果，纔能體現時代特色，體現學術水平。"
      },
      {
        "type": "p",
        "text": "當然，主張把下限截止到清末或1949年的觀點也有其道理。主要是近現代的佛教著作太多，收不勝收。加之上乘者少，平庸者多。甚至有不少錯誤百出之作，完全沒有入藏的資格。而我們今天的人力、物力都很有限，根本不可能把這些資料全部收羅入藏。即使收羅進來，也是徒耗資財，毫無價值。"
      },
      {
        "type": "p",
        "text": "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意見。我認為，平庸的著作乃至錯誤百出的著作也反映了一個時代學術面貌的某一側面。例如當前社會急速向市場經濟導進，在佛教研究界則表現為部分人學風浮躁，著作粗糙。甚至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某些不懂佛教的人也敢動手編寫佛教的書籍。從這個意義上講，上述著作反映了特定社會條件下的特定社會文化的現實情況，也有其特定的研究價值。但我們畢竟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把這些著作統統收入到大藏經中。因此，對於現有的各種佛教著作，就產生一個選擇取捨問題。"
      },
      {
        "type": "p",
        "text": "一方面希望大藏經所收資料儘量齊全，最好能夠將有關的佛教資料一網打盡；另一方面由於人力財力有限，必須對現有資料進行取捨選擇。這是一個矛盾。如何處理好這個矛盾？關鍵在於掌握好取捨的標準，也就是掌握好「度」。"
      },
      {
        "type": "p",
        "text": "講到取捨標準，就必須兼顧歷史編藏的傳統。如前所述，古代編藏，凡屬根據西域引進原本翻譯的佛教典籍（包括少量與佛教相關的外道典籍）一律入藏。而對中華佛教撰著則依不同標準予以取捨。我認為，這一標準對我們今天編纂大藏經依舊適用。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所謂的取捨標準，主要是對中華佛教撰著而言。由於部分古代中華佛教撰著已經入藏，而按照傳統與慣例，這些典籍應該照舊編入新的大藏經，所以問題實際又歸結為對現存的古今未入藏佛教典籍，應如何確立其入藏標準。亦即應如何確立對中華佛教撰著新編入藏的標準。"
      },
      {
        "type": "p",
        "text": "我認為，從理論上講，是否可以按照如下原則確立新編入藏的標準：亦即凡屬有新觀點、或有新資料、或採用了新的論證方法的著作，都必然對佛教研究有所貢獻，從而都應有入藏的資格。在這裡，對所謂「新觀點」，應當尺度從寬。亦即有些觀點，即使現在看來論據不足，似乎不那麼能夠站得住腳，但祇要它發前人之未發，我們就應該允許它存在。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價值體系，但每個時代都會出現一些超越本時代價值體系的新觀點。如果我們在編藏時採取緊縮政策，則一些優秀的觀點就可能被緊縮掉，從而湮沒掉。如果我們採取適度從寬的政策，把它們保留下來，則這些觀點可能會在將來的某個時候大放光彩。"
      },
      {
        "type": "p",
        "text": "確立了上述理論原則後，在具體的編藏實際中，如何正確地、全面地、適當掌握上述原則，仍然是一個需要在實踐中認真處理的問題。我想，有兩點是應該注意的。"
      },
      {
        "type": "p",
        "text": "首先，標準的掌握，應該有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在此，我們必須吸取古代編藏僧人的教訓。如唐智昇所編《開元釋教錄．入藏錄》，從來被視作編纂大藏經的典範。但該《入藏錄》對中華佛教撰著挑剔極嚴，除了少量因「毗贊佛教有功」被智昇收入大藏經外，絕大多數典籍，包括中國佛教各宗各派闡述自己宗義的重要著作，統統被排斥在藏外，任其自生自滅，不少著作因而湮沒無聞。這是中國佛教的重大損失，智昇無從辭其咎。今天我們編纂大藏經，要把應該收入的典籍全部收入，給後人多留一些資料。而不要採取智昇那樣的態度，讓後人再來批評我們。"
      },
      {
        "type": "p",
        "text": "其次，「標準」也者，應該是客觀的。因此，我們不能以編藏者本人的好惡來衡量一部著作能否入藏。當年編纂《四庫全書》，館臣們按照滿清封建王朝的標準，把一大批著作剔除在外，以致今天人們需要重編《四庫存目叢書》，而《存目》中的不少書籍現在已經亡佚無存，不能不使人感到遺憾。今天我們編輯大藏經，不應該再使後人產生類似的遺憾。"
      },
      {
        "type": "p",
        "text": "前面談到，平庸乃至錯誤百出的著作也有其特定的價值，但我們又不可能把它們收入大藏。那麼，如何處理這些書籍呢？我以為可以用編纂目錄與撰寫提要的方式保留它們的概貌。亦即凡是沒有收歸入藏的著作，一律以目錄與提要的形式予以著錄與反映。後人可以根據目錄與提要瞭解它們並進行研究。這種目錄與提要的另一個作用則是對我們工作中可能產生的疏漏的一種補救措施。因為我們雖然計劃把一切有價值的資料一網打盡，但這祇是一種理想。在實際編藏工作中是否能夠完全實現這一理想，還需要打一個問號。我們祇能儘量去做而已。所以，如果能夠把所有不入藏的資料全部以目錄與提要的形式予以反映，則等於設立了一條後衛防線。如果我們有疏漏，後人可以依據這個目錄與提要，尋找他們需要的資料。"
      },
      {
        "type": "p",
        "text": "第二、國外漢文佛典問題"
      },
      {
        "type": "p",
        "text": "眾所周知，漢傳佛教遍佈於漢字文化圈。地域包括日本、朝鮮、越南。這些國家古代都使用漢字，當時這些國家的僧人所撰寫的佛教著作也都屬於漢文佛教撰著。那麼，新編的佛教大藏經是否應該把這些著作也收羅進來呢？"
      },
      {
        "type": "p",
        "text": "這裡實際又涉及這樣一個理論問題：我們說，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在新的條件下醞釀發展為中國佛教，從而使中國成為佛教的第二故鄉。這就是說，中國佛教雖然以印度佛教為源，雖然與印度佛教同屬佛教文化圈，但它實際上已經卓然獨立，成為與印度佛教有著許多顯著不同特點的新的派別。那麼，中國佛教傳播到朝鮮、日本、越南等東亞各國，共同形成漢傳佛教圈之後，朝鮮、日本與越南的佛教與中國本土佛教到底是什麼關係？是雖然流傳區域不同，但在理論與實踐上並無什麼實質性的差異？還是已經獨立成為與中國本土佛教具有不同性質的朝鮮佛教、日本佛教與越南佛教，成為漢傳佛教圈中新的支派？如果說上述三國的佛教與中國本土佛教沒有質的區別，則上述三國古代僧人的佛教著作自然應該是研究中國佛教的重要資料之一。如果說上述三國的佛教也已經卓然獨立，則三國僧人的著作更主要的反映了本國佛教的情況。這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當然，我在上面如此提出問題本身，就已經把一個複雜的問題簡單化了。實際上，佛教中國化有一個過程。如果說存在著佛教朝鮮化、日本化、越南化的話，必然也有一個過程。因此，不能簡單地以國別為標準來區分這些著作對中國佛教研究的價值。"
      },
      {
        "type": "p",
        "text": "我主張上述三國的佛教仍然屬於漢傳佛教圈，但也必須看到佛教傳入上述三國後，與各有關國家的具體條件相結合，產生一些不同於中國本土佛教的新特點，成為漢傳佛教圈中的新派別，因此，上述三國僧人的佛教著作可以分成多種情況。有的是由來華的留學僧寫的。這些留學僧中的不少人長期居留中國，有的甚至終生不歸，如玄奘門下的圓測等。他們對中國佛教的發展也做出了貢獻，他們的著作理所當然屬於中國佛教的範疇。有的是由短期在中國留學的僧人撰寫的關於中國佛教的著作，如日本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等，是我們研究中國佛教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有的是由親鸞這樣僧人完全依據本國的實際情況編纂成的佛教著作，這一類著作基本上應算作研究該國佛教的資料。也有的如新羅元曉，他的著作既參與中國佛教對若干佛學問題的討論，又是研究新羅佛教的寶貴資料。總的來說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與中國本土的佛教有關，一類與中國本土的佛教基本無關。但世界上的事情是複雜的，不少問題往往很難截然分開或判斷其性質。"
      },
      {
        "type": "p",
        "text": "由此，我認為對古代外國僧人的漢文佛教著作，應該區別情況對待之。對與中國本土佛教有關的著作，毫無疑問應當收歸新編的大藏經。對於性質一時難辨的，也不妨收歸入藏。至於明確與中國本土佛教無關的，祇要人力、物力諸方面許可，也應該收入。我們中華民族本來就有這種兼蓄博收的廣大胸懷，現在應該更加發揚光大。即使一時條件有限，暫緩入藏，最終也應該把它們收進來。"
      },
      {
        "type": "p",
        "text": "第三、梵巴藏佛典及近代佛教著作的翻譯問題"
      },
      {
        "type": "p",
        "text": "大而言之，佛教可以分為印度佛教、南傳佛教、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所傳承的分別是梵文（包括各種印度俗語）典籍、巴利語三藏、漢文大藏經、藏文甘珠兒與丹珠兒。與印度佛教已經衰亡相應，梵文典籍也已經雲散，目前僅有少量尚存。其他三大語系的佛教流傳至今，其典籍也保存完整。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我國是世界上惟一的三大語系佛教俱存，三大語系佛教典籍保存完整的國家。因此，編輯大藏經，從廣義的角度講，不僅僅包括漢文大藏經，還應該包括巴利語三藏與藏文甘珠兒、丹珠兒。正是出於這種考慮，八十年代初計劃編纂《中華大藏經》時，便有分階段逐步編纂漢文部分、藏文部分、傣文部分的設想。如今，《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的上編已經編纂完成；藏文部分的編纂已經正式展開。繼續完成《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的下編，以及按照原計劃編纂《中華大藏經》的藏文部分與傣文部分，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繁重的任務。"
      },
      {
        "type": "p",
        "text": "上面祇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是梵巴藏等佛典的翻譯。亦即將現存的梵巴藏等佛典全部翻譯成漢文，使我們的漢文大藏經包羅現存印度所有佛典及三大語系所有佛典，成為世界上最為完備的大藏經。這是我國佛教界、學術界想了近百年的事，它對中國佛教的健康發展，對中華民族的團結與交流，對佛教圈各國的團結與交流無疑都有著重要的積極意義。不過茲事體大，需要認真規劃統籌，組織與培養人材，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成就。我以為不妨根據現有條件，先做起來。至於將來怎樣，祇好有待各種因緣條件之成熟了。"
      },
      {
        "type": "p",
        "text": "與此事相關的是近代國外佛教學者名著的翻譯。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這些書籍的翻譯對我國佛教研究的進一步深入自然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不過，我以為這類書籍翻譯後可以專門編為叢書，不必編入大藏經。因為它們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佛教藏經，其原文也不是漢文。"
      },
      {
        "type": "p",
        "text": "第四、形象性資料問題"
      },
      {
        "type": "p",
        "text": "除了文字性資料外，還應該考慮收入關於佛教的各種形象性資料。其內容，除了《大正藏》的「圖像部」所收的圖像外，還應該包括雕塑、繪畫（包括壁畫）、建築、法物器具等其他非文字的形象性資料。"
      },
      {
        "type": "p",
        "text": "二、編排科學"
      },
      {
        "type": "p",
        "text": "任何一部成功的叢書，總要有一個的結構分類，以把所收納的典籍組織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大藏經也不例外。這裡包括兩方面的問題：藏經的總體結構應如何科學地設計；某些具體典籍應如何正確地歸類。"
      },
      {
        "type": "p",
        "text": "我國大藏經的總體結構，是從南北朝到盛唐，經歷了數百年的反覆研究，纔由智昇基本確定的。智昇確定的大藏經結構垂範千年，為人們所稱道。但這一結構也有缺點，即受中國佛教重大輕小的傳統及某些派別判教思想的影響。「因此，他沒有，也不可能考慮到怎樣努力用大藏經的結構來反映佛教發展的歷史線索。」明代我國僧人曾經對智昇確立的大藏經結構體系進行變革，但祇是採用不同的判教體系而已，其指導思想則沒有任何改變。本世紀日本《大正藏》纔真正打破古代的傳統，改用現代科學的眼光來看待佛典並進行分類。《大正藏》的分類實踐固然還有不少問題，但它在佛藏結構分類方面的開創性功績應該充分肯定。此後，不斷有學者從各個不同角度提出新的分類方案。臺灣《佛光藏》也正沿著《大正藏》的同一思路進行佛藏結構的新的探索。這些探索都值得肯定。在我國大陸近幾十年來影響較大的是呂澂先生的《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目前有的圖書館依據這部目錄整理館藏佛教典籍，也有先生主張依據這部目錄編印新的大藏經。但我認為這種主張不可取。呂澂先生的目錄在不少具體經典的審定上用功甚大，許多具體結論都值得我們參考與吸取。但該目錄在總體結構上沒有擺脫中國傳統大藏經的重大輕小及判教思想的影響，還在傳統的大藏經結構中轉圈。因此不能作為我們今天編纂大藏經的結構基礎。"
      },
      {
        "type": "p",
        "text": "我認為，設計新的大藏經的總體結構的基本原則應為：（一）、採用科學分類的方法。走《大正藏》已經開闢、《佛光大藏經》正在進一步實踐的路。（二）、既要考慮佛教的學科組成，又要照顧佛典的現實情況。既要有完整的結構體系，又要有可操作性。"
      },
      {
        "type": "p",
        "text": "現在，對應該實踐上述第一條原則，人們比較容易達成一致的認識。但對於上述第二條原則，則想法一時還不能完全統一。海內外相當一部分先生總是希望先設計出一個較為理想的大藏經結構方案，然後按圖索驥，把收羅到佛典填充到這個結構中去。並且也已經設計出好幾套方案。縱觀這些方案，大抵理想主義的色彩比較濃，相對而言，在可操作性方面就差一點。因此，我建議對藏經結構問題，不急於馬上提出方案。是否在廣泛收集各種應該入藏的資料的同時，組織一個班子，對藏經結構問題作充分的前期研究。在充分把握已經收集到的各種佛典的全貌的基礎上，充分分析研究歷史上各種藏經結構之優劣，充分分析研究已經提出的各種分類方案的優劣，然後提出我們的方案。再召集有關專家多次論證，最後定稿。這樣制定出來的分類結構可能較為科學，且較能適合現存佛典的實際情況，便於操作。這項工作可與入藏資料的搜集同步進行，即同時開始，同時結束。"
      },
      {
        "type": "p",
        "text": "至於對某些具體典籍的歸類問題，一般可在解決上述藏經結構體系的過程中同時得到解決。個別難點則可視具體情況個別處理。"
      },
      {
        "type": "p",
        "text": "歸根結底，分類的作用是三條：一是通過分類反映佛教理論的總體框架並反映某一部典籍在該框架中地位；二是反映某一理論的學術淵源、流變及與該理論相關的具體典籍；三是便於檢索。從這個角度講，上面所講的佛典的結構分類及其對策更多的是針對傳統的書冊本大藏經而言的。但目前書籍已經進入光電時代，新出現的書籍載體形式，有沒有可能對書籍的傳統分類方式及理論提出革命性的變革？光電版的大藏經是否可以採取完全不同於傳統的檢索方式？可不可以這樣設想：除了以傳統的版本項作為檢索點之外，充分利用電腦高速運轉與字符串檢索的性能，通過檢索主題詞為主，書目提要為輔的方式來實現上述傳統分類的三大功能。我想，祇要大藏經總體的主題詞體系及每一部典籍的具體主題詞設計得科學準確，上述設想是有可能達到的。如果真的這樣做，入藏典籍便無需分類，祇要按照普通的流水號進行大排行就可以了。原來一直困擾我們的，必須把大藏經全部編輯完成，纔能按照結構次序逐部出版的問題也就不復存在。我們可以完全不考慮結構體系，僅以流水號為順序，哪部典籍整理完畢，就先輸入那一部。我想，我們不妨依照這種設想先作試驗。如果能夠成功，則在光電版大藏經中，傳統的分類方法將予廢除。"
      },
      {
        "type": "p",
        "text": "當然，這裡必須強調指出的是，光電版大藏經所廢除的祇是傳統的書冊本大藏經外在的分類方法，而內在的對佛教理論框架的研究，對某一佛典學術淵源及思想傾向、學說內容的研究不但不能廢除，而且必須加強。祇有這樣，纔能真正科學地設定全藏的主題詞體系與每一部典籍的主題詞。從這一角度講，光電版書籍的主題詞體系的設定不是對傳統分類法體系的廢除，而是站在傳統分類法體系基礎上對傳統分類法的全面揚棄。因此，即使對於光電版大藏經來說，前面所述組織一個班子對大藏經的結構體系與某些典籍的具體歸屬先期進行全面研究，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
      {
        "type": "p",
        "text": "三、使用方便"
      },
      {
        "type": "p",
        "text": "藏經是一部收羅宏富的大叢書，篇幅浩大，內容龐雜。如何使管理者能夠有條不紊地管理它，使讀者能夠方便自如地使用它，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古代，經過長期努力，人們終於創造出千字文帙號這樣有序的字號，以此來管理與檢索藏經。現代，隨著書籍載體的變化與學術的發展，所謂方便地使用藏經就不僅僅局限在外部帙號這一個問題上，它包括載體形式、校勘標點、目錄索引、實用辭書等四個方面。"
      },
      {
        "type": "p",
        "text": "第一、載體形式"
      },
      {
        "type": "p",
        "text": "古代，佛典的載體形式主要有紙抄與石刻兩種。紙抄者就其裝幀外形而言，又有卷軸裝、梵筴裝、蝶裝、包背裝、經折裝、線裝等等，近代又出現平裝、精裝、特精裝等等。石刻則有碑版、經幢、摩崖之不同。總的來說，載體與裝幀隨著時代的演進而不斷進化。一方面沿著更加方便實用前進，另一方面沿著更加豪華氣派發展。目前，世界書籍的載體雖然仍以紙質書冊為主要形態，但光電版書籍正在迅猛發展。有的人預言，光電版書籍進一步發展，終將使紙質書冊趨於消亡。但我認為，光電版與書冊版各有各的優勢，恐怕誰也不能取代誰。起碼在我們可以預期到的將來，書冊版必將繼續在人類文化生活中佔據重要地位。此外，從佛教大藏經的角度來考慮，如前所述，它除了義理型、備查型的功能之外，還有信仰性功能。這種信仰性功能要求大藏經能夠外化為某種能夠引起人們崇敬心理的形態。書冊版大藏經能夠起到這種作用，因為當人們面對藏經樓上數百冊莊嚴精美的書冊版大藏經時，很容易產生「法海無涯」的讚歎之情。但不能想像人們會對一片薄薄的光盤也產生同樣的感情，並去頂禮膜拜。因此，我們現在編藏，必須兼顧當前與將來，學術研究與宗教供養，應該是書冊版、光電版兩種形式並重，不可偏廢。"
      },
      {
        "type": "p",
        "text": "無論書冊版還是光電版，都可以有影印原典、校訂重排兩種形式。從保存原始資料、快速簡便來說，當數影印。目前坊間影印出版的大部頭佛教叢書不斷湧現，正是因為出版商看中影印本簡捷易行，利潤豐厚的緣故。好的影印本的確起到提供稀有資料與稀有版本的作用。但是，目前不少影印的佛教叢書祇是從常見大藏經中選取若干典籍，所收既非稀有文獻，又沒有原原本本地完全按照原樣影印，而是任意修版、割版，還不作任何說明。這樣，不但沒有提供資料的價值，反而起到魚目混珠、淆亂版本、誤導研究的惡劣作用。是我們不應該提倡的。"
      },
      {
        "type": "p",
        "text": "如果從學術性、普及性、影響力講，無疑要推重排。因為祇有重排，纔能夠把對佛典的校勘成果直接反映在正文中，並進行標點，以向讀者提供一個具有較高學術水平的精校標點本。祇有重排，纔能夠用正字法把各種版本佛典中的正俗字、古今字、異體字、錯別字等文字的問題解決掉，減少人們閱讀的困難。還有，由於底本來源不一，如果採用影印，則編成的大藏經必然是百衲本；祇有重排，纔能夠使它版式劃一，肅穆莊嚴。此外，單純影印，反映的祇是編纂者收集資料的功夫；祇有重排，纔能真正反映出編纂者整理資料的水平。因此，我們要編纂出總結當代，開創未來的高水平大藏經，除了重排，別無他途。"
      },
      {
        "type": "p",
        "text": "那麼，是否此次編藏，祇考慮重排，完全不考慮影印呢？我以為也不必那麼機械。實際上，如果我們能夠把歷代諸種藏經分別影印，則這些影印本不但可以成為此次編藏的原始資料，成為今後深入研究的基本依據，也可以成為各寺院珍貴的供養本。可以設想，在為編纂大藏經收集資料的過程中，會自然具備影印歷代藏經的條件，我們不應放棄如此難得的機緣。因此我建議：立足於重排，不放棄影印，重視配套，錯落發行。"
      },
      {
        "type": "p",
        "text": "既然是書冊版、光電版並重；以重排為主，不放棄可能條件下的影印。那麼，在電腦錄入的時候，是否可以不採用目前通行的人工打字，而採用掃瞄。即第一道工序，先將底本按照原樣掃瞄收入電腦。第二道工序，由電腦進行單字辨認，確定正字。當底校本均用這種方式掃瞄完畢，即可以利用電腦自動校勘程序校出各本的異同，然後送給專家審定，以選用正文，確定異文。採用這種方式的優點是：（一）、可以迴避目前海內外在實施光電版佛典計劃中普遍遇到的錄入員不認識繁難漢字及校對瓶頸問題。（二）、可以減少錯誤率。（三）、可以大大減輕校勘的工作量，從而大大加快校勘的速度。（四）、可以產生出一個重要的副產品：《漢字正俗字、古今字、異體字、錯別字大彙》，並對此進行各種數理統計。由於大藏經字數多，年代久，對全體漢字的覆蓋面無與倫比，因此，這一《大彙》一定會具有極大的學術性與權威性，從而對漢字本身的研究與規範化，對漢字的電腦化，都將是重大貢獻。（五）、可與前述影印歷代藏經的工作配套進行。"
      },
      {
        "type": "p",
        "text": "當然，上述設想的前提是電腦有承擔這些工作的功能，或可以開發出這些功能，否則，祇能是空想。這個問題，要請電腦專家來回答。"
      },
      {
        "type": "p",
        "text": "第二、校勘標點"
      },
      {
        "type": "p",
        "text": "當代，古籍整理中有無校勘與標點，其校勘標點的水平如何，是衡量這一古籍整理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
      },
      {
        "type": "p",
        "text": "佛典校勘，指底校本對勘與中外文（即中文與梵、巴、藏文）對勘。校勘工作可以有各種做法。就底校本對勘而言，我們就可以設計出幾個方案。"
      },
      {
        "type": "p",
        "text": "比如，（一）、像《大正藏》與《中華藏》那樣，對底校本祇指異，不辨正。如果這樣，則如前所述，祇要電腦有自動校勘程序，即可承擔，不必再由專家釐定。（二）、像我們《藏外佛教文獻》的各種整理本那樣，以既「精」且「博」為標準，一律辨別正誤，並羅列異文。那麼，必須動員一批專家參加釐定。"
      },
      {
        "type": "p",
        "text": "又比如，（一）、雖然校勘，但並不依據底校本原典一字一字去校，而是充分利用前人的校勘成果。這種方案是針對人工錄入而言的。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大大加快速度；風險是如果前人校勘有錯誤，則我們也跟著錯。如果採用電腦掃瞄錄入，電腦校勘，則這種方案全無用處。（二）、雖然也參考前人的校勘成果，但自己照舊老老實實地一字一字地將底校本全部審校一過。這種方案，無論對於人工錄入還是掃瞄錄入，全都有效。"
      },
      {
        "type": "p",
        "text": "就中外文對勘而言，也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一）、凡有相應原本者，一律逐字核對。（二）、僅核對重要名相與專用名詞。"
      },
      {
        "type": "p",
        "text": "同樣，標點也可以有不同的做法。比如：（一）、祇斷句。（二）、加句讀。（三）、部分採用新式標點（即採用部分適用於佛典的標點符號，廢棄部分不適用於佛典的標點符號）。（四）、全式標點。（五）、上述幾種形式並存，即哪種方式適用，就採用那一種。"
      },
      {
        "type": "p",
        "text": "考慮到漢文大藏經總體規模達4.5億字，考慮到大藏經存在著的諸種不同版本，我們必須對校勘與標點的工作量之大有充分的估計。實際上，至今為止，祇要是重排本，則所有編纂大藏者的主要精力都是花費在校勘與標點上。我們也不會例外。但是，校勘與標點又是我們編藏，也是目前所有從事佛典整理的人不可迴避的大事。應該怎麼辦呢？我認為，考慮到電子文件的開放性、易於修改性與便於昇級性，是否可以提出這麼兩條基本原則："
      },
      {
        "type": "p",
        "text": "（一），放眼長遠，必須堅持高標準，進行認真的校勘與標點；"
      },
      {
        "type": "p",
        "text": "（二），立足當前，適當採取一些變通的辦法。"
      },
      {
        "type": "p",
        "text": "就是說，一方面我們必須樹立高標準，堅持高標準；另一方面，我們可以把這個標準的實現分解為若干個階段，確立每個階段的現實目標。這種現實目標應該是適合我們每個階段的實際情況的，經過努力可以做到的，又必須是與下一階段目標乃至最終的高標準相銜接的。"
      },
      {
        "type": "p",
        "text": "根據我的經驗，上述問題，祇要事前考慮周全，安排好，具體實施起來並不太難。如果在全面啟動之後，中途再作改進，則會相當困難，甚至雖有好的方案而無從措手足。此外，事先統一思想便於和衷共濟，中途變法改革容易引發糾紛，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
      {
        "type": "p",
        "text": "第三、目錄索引"
      },
      {
        "type": "p",
        "text": "準確的總目、詳盡的版本目錄及各種實用索引是衡量一部大藏經學術水平的重要依據，也是使讀者便於利用該大藏經的有效方法。"
      },
      {
        "type": "p",
        "text": "總目是對該大藏經的總體把握。版本目錄則需要詳細交代底校本的情況。實用索引包括經名（含異名）索引、譯著者索引、詞語索引。由於採用電腦工作，目錄與索引的具體編製過程將會比較順利。但需要解決好如下幾個問題："
      },
      {
        "type": "p",
        "text": "（一）、異譯本的比照、著譯者的考釋。歷代大藏經中遺留的此類問題比較多，給佛教研究製造不少混亂。我們應該解決之。"
      },
      {
        "type": "p",
        "text": "（二）、最佳電腦檢索系統的編程或選擇、人工採詞與電腦採詞的最佳配合。"
      },
      {
        "type": "p",
        "text": "（三）、人工採詞需要對佛教有相當研究的人員纔能夠承擔，必須注意這方面人才的組織與培養。"
      },
      {
        "type": "p",
        "text": "第四、實用辭書"
      },
      {
        "type": "p",
        "text": "很多人認為佛典很難讀，視之為畏途。其實，佛典的思想並沒有深奧到令今人無法理解的地步。佛典的難讀是由於其他原因造成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佛教有一套固有的名相、法數，也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概念體系。不瞭解某學科的概念體系，就無法讀懂某學科的書籍，這是很自然的事。我們如果能夠為大藏經編撰配套的實用辭書，將是這部大藏經的創新，也將是使這部大藏經更加學術化、普及化的重要途徑。實用辭書與光電版大藏配套，可以使這部大藏經的使用極為方便。"
      },
      {
        "type": "p",
        "text": "我認為，可以先從現有的佛典音義、《翻譯名義集》等古代辭書及有代表性的佛教詞典、梵巴藏詞典等現代辭書採詞，編纂成數據庫。進而將該辭書數據庫與前述詞語索引以及佛典原文作成關聯數據庫。這樣，在閱讀某部佛典，需要瞭解某詞的意義時，可以查閱古今諸詞典對該詞的解釋及其他佛典對該詞的用例或解釋。這對佛典的理解與外文翻譯，作用極大。現在我們沒有力量來編纂新的大型佛教詞典。但上述實用辭書的編纂，必將為今後編撰高質量佛教詞典奠定基礎。"
      },
      {
        "type": "p",
        "text": "我想，如果我們能夠編纂出符合上述標準的大藏經，那就可以說在佛教史上，在中國文化史上，在世界文化史上樹立起一座豐碑。無愧於前人，無愧於後代。"
      },
      {
        "type": "head",
        "text": "三",
        "display_suppressed": false
      },
      {
        "type": "p",
        "text": "我們有沒有可能編纂出這麼一部大藏經？"
      },
      {
        "type": "p",
        "text": "編撰這樣一部大藏經需要如下條件：良好的外部環境；充裕的人力、財力、資料資源；計算機技術保證。"
      },
      {
        "type": "p",
        "text": "第一、就外部環境而言，目前我國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正逢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盛世之一；我國既有盛世修典的傳統，又有歷代編藏的傳統；宗教界、學術界對編纂一部高水平大藏經已經企盼了近百年，有著現實的積極性；社會各界對佛教的認識與觀感也正逐步趨於符合佛教的本來面貌。應該說，良好的外部環境這一條已經基本具備。實際上，海內外各種各樣的編藏工程已經啟動。"
      },
      {
        "type": "p",
        "text": "第二、人力主要指參與具體工作的人員，包括：一、搜集鑒定整理資料人員，二、校勘標點人員，三、電腦工作人員，四、攝影人員，五、公關人員，六、後勤服務人員，七、學術指導人員。"
      },
      {
        "type": "p",
        "text": "人力包括質、量兩個方面。我國目前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專家，有一批中青年學者，新的力量還在成長。從總體實力看，應該說不亞於當年編纂《大正藏》的班子。我們既充分吸收前人編藏的經驗教訓，又有編纂《中華大藏經》上編的實踐經驗。因此，在人員的素質方面，應該說基本符合條件。問題是怎樣在一個共同的目標之下把這批力量組織與團結起來。"
      },
      {
        "type": "p",
        "text": "人員的量則以工作量最大、且要求有相當水平的校勘標點人員為例談談。假如新的大藏經總量為4.5億字，擬定用7年時間校勘標點完。則每年需要完成0.7億字。又假如每個符合條件的工作人員利用業餘時間每月可以校勘標點5萬字（平均每天校勘標點1700字），每人每年可以完成50萬字，則我們如果能夠從全國近年培養的佛教、中哲史的碩士、博士中，從全國各大學哲學系的教師中，從各佛學院的師生中以及其他符合條件的人員中選聘140人從事這項工作。再在北京選聘20個水平相對較高的人員專門進行覆核。就可以了。祇要有經濟力量，經過努力，在全國與北京選聘二百個左右符合所需條件的人員還是可以做到的。"
      },
      {
        "type": "p",
        "text": "實際上如前所述，可以讓電腦承擔相當大一部分校勘工作，從而大大減少校勘人員的工作量。而且，現有佛典完全沒有標點，需要從零做起的祇是極少數。大部分佛典已經有句讀或斷句。因此，校勘標點問題並沒有想像的那樣困難。"
      },
      {
        "type": "p",
        "text": "編纂大藏經，並非僅是簡單的佛教文獻整理，應該把它同我國佛教的健康發展聯繫起來，統籌安排。講到佛教的健康發展，用佛教語言來說，關鍵是「紹隆佛種，續佛慧命」，也就是接班人的問題。而接班人不僅需要熟悉佛教儀軌，遵守佛教戒律，還必須精通佛教義理，甚至能夠發展佛教義理。我認為，佛教理論是佛教的靈魂。宋明以前，印度佛教的理論不斷傳入，中國人在消化這些理論的過程中不斷有所創新，從而使佛教生機勃勃，在意識形態領域擅一時之勝場。宋明以降，印度佛教已經衰滅，源頭活水已斷，中國佛教此時既沒有理論上的重大創新，原有的佛教理論又為宋明理學所吸收，於是祇剩一個信仰的軀殼，這是佛教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我們說近代佛教復興，其標誌首先是「南歐北韓」及一批高僧大德對佛教義理的鑽研與弘揚。因此，對當前佛教界來說，培養一批高水平的理論人才，提高理論水平，提高文化檔次，乃是當務之急。編纂大藏經，對於佛教界來說，也正是培養佛種，弘研義理的極好機遇。所以，是否可由中國佛學院（或擬議中的中國佛教大學）開設有針對性的專業，一邊學習，一邊參加編藏實踐，在工作中培養，在實踐中提高，培養出一批跨世紀的高僧大德。其實，對學術界而言，也同樣應該利用編纂大藏經的機會，為下世紀培養出一批不務空言的專家學者。如果大家都從這個思路來考慮問題，則我們編纂大藏經，既出成果，又出人才，還能促進佛教及佛教研究的健康發展。幾全其美，何樂而不為？"
      },
      {
        "type": "p",
        "text": "總之，人力問題固然有困難，但並非不可解決。"
      },
      {
        "type": "p",
        "text": "第三、大藏經如此巨大的工程，耗資必然可觀。根據資料，日本《大正藏》共耗資280萬日圓，瞭解二、三十年代日本物價水平的人都知道，這在當時是一筆相當大的數字。《中華大藏經》共接受國家撥款人民幣158萬。那是由於八十年代初的社會觀念與現在大不一樣，也由於《中華大藏經》是國家項目，各單位都比較支持。我們借用的資料，基本上都沒有支付資料費，雙方協議，由中華大藏經編輯局贈送各資料收藏單位一部《中華大藏經》作為感謝。另外，所聘人員的報酬都比較低，應聘人員大多屬於離退休後發揮餘熱，甘作貢獻。但上述做法，顯然已經不再適合目前的情況。我們現在編纂《藏外佛教文獻》，深感無錢困難重重，寸步難行。由於經費緊張，許多事情都想儘量省錢，結果適得其反，反而更加費錢。由此捉襟見肘，狼狽不堪。教訓實在深刻。"
      },
      {
        "type": "p",
        "text": "本人一介書生，對於經濟問題純屬外行。按照上述設想編纂一部理想的大藏經，究竟需要多少經費，要由有關專家框算。不過，編纂工作是逐步展開，在若干年內完成，後期可與藏經的出版發行配合進行，所需經費也就可以滾動解決。所以，實際上需要籌備的祇是前期的經費。"
      },
      {
        "type": "p",
        "text": "目前，佛教界結緣經書的印刷量很大。有的結緣經書無論是內容，還是印刷，都可以稱為上品。大多則是平平。其中也不乏粗糙拙劣之書籍。這些粗糙拙劣之書，從世法說是偽劣產品，從佛法說是褻瀆正法。因此，如果能夠把目前印刷結緣經書的資金吸引集中起來，一方面印刷一些精品經書結緣，另一方面則可用於大藏經的編纂。實際上，結緣經書與大藏經兩者本來就可以充分協調，相互為用。即用大藏經編撰人員整理出的精校定本作為結緣經書印刷，其傳播正法的作用自然遠遠超過在條件沒有保證情況下粗製濫造印出的書籍。而編纂印刷大藏經，本身就是功德更加無量的結緣勝事。"
      },
      {
        "type": "p",
        "text": "目前，海內外電子佛典的發展勢頭如同萬馬奔騰。遺憾的是各自為戰，缺乏協調，由此造成人力物力的極大浪費。如果能夠把這些分散的力量集中起來，則經費問題的解決也容易得多了。"
      },
      {
        "type": "p",
        "text": "當然，這樣的事情，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而把海內外分散的結緣資金、分散的編藏力量集中到前述編纂大藏經的總目標下，可能比李白越蜀道更難，「側身西望長咨嗟」。"
      },
      {
        "type": "p",
        "text": "第四、編藏要有資料，沒有資料一切都是空話。如前所述，新編藏經包括歷代入藏與新編入藏兩大部分。歷代正藏、續藏資料現成，祇要整理、考訂、校勘、標點即可。關鍵工作在於新編入藏。"
      },
      {
        "type": "p",
        "text": "應該新編入藏的藏外佛教文獻主要指古代逸籍（包括敦煌遺書、海內外各宗教、圖書、文博部門及私人收藏未入藏逸籍）、近現代新譯（從梵、巴、藏、日等文字譯出）、散見於正史、地方史誌、金石、檔案、個人文集乃至各種叢書、類書、專著中佛教資料，此外還有今人撰著。雖然範圍很大，但是目標清楚。祇要有關收藏單位積極配合，收集起來應該沒有問題。當然，我們必須充分估計國內因部門封鎖資料而產生的困難。另外，不少資料散在海外，國外，包括港臺、日本、朝鮮、韓國、越南。西方則以英、法、俄、美、德、意、荷為主。我們有沒有可能把這些資料都收集起來？"
      },
      {
        "type": "p",
        "text": "總的來說，已經入藏的典籍，猶如陳列在公共圖書館中的圖書，誰都可以利用。因此，我們也好，任何一個企圖編纂藏經的組織與團體也好，誰都無所謂優勢。當然，如果講到歷代藏經的版本，則優勢在大陸與日本，日本的版本優勢在宋元，大陸的版本優勢在明清。至於新編入藏部分，雖說海外散落了一大批大陸已經亡佚的資料，但從總體看，應該說我們還是有優勢。我們應該充分發揮這個優勢。當然，編纂一部高水平的大藏經實際是世界華人的共同心願與事業，也是整個漢傳佛教文化圈的共同事業與理想，是東亞人民對人類文化的共同貢獻。我們要有發動與團結一切力量，共同做好這件曠世大事的大願心，大胸懷；不要有封疆劃界、唯我獨尊的想法。當然，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個華人，毫無疑問應該為祖先留下的這份文化遺產承擔更多的責任。"
      },
      {
        "type": "p",
        "text": "第五、對於電腦技術，本人是外行。從外行的角度考慮問題，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面：漢字字庫，檢索系統，單字掃瞄，關係數據庫。這些問題要靠電腦專家來解決。電腦技術本身正在一日千里地發展，即使我們現在就動手編纂，第一批成果的正式發行也要到五、六年之後，所以，即使現在電腦方面還有一些技術難關，相信還有時間來逐一解決。"
      },
      {
        "type": "p",
        "text": "綜合上述五點，我認為，編纂大藏經及其光電版的基本條件已經具備。現在的關鍵是必須有國家強有力的支持與充足的財力。如果這兩個方面能夠保證，前景是樂觀的。"
      },
      {
        "type": "p",
        "text": "以往的經驗證明，祇要國家重視，集中力量去做，就沒有辦不成的事，也沒有辦不好的事。大藏經編纂也是這樣。"
      },
      {
        "type": "head",
        "text": "四",
        "display_suppressed": false
      },
      {
        "type": "p",
        "text": "怎樣纔能編纂好我們所希望的這樣一部大藏經？"
      },
      {
        "type": "p",
        "text": "大家知道，1982年，在當時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領導小組，尤其是李一氓同志的支持下，由任繼愈先生主持，成立了「中華大藏經編輯局」，開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藏經編纂事業。這項工作從1982年中立項上馬，1994年底完成上編，共12年半。我是1984年秋開始參與的。該事業前期由李富華同志作為任先生的助手，協調工作。我則在前期中的半年，加上後期，共約六年半期間，作為任先生的助手協調工作。我出國期間，由其他同志負責。由於參加這項工作時間比較長，對情況，尤其對後期的情況比較了解。所以在此想介紹一下《中華大藏經》的編纂情況與我們對下一步工作的設想。我希望《中華大藏經》計劃與我們現在討論的大藏經編纂協調進行。"
      },
      {
        "type": "p",
        "text": "《中華大藏經》最初計劃分為正、續兩編，正編收入歷代大藏經之有千字文帙號的部分；續編收入歷代大藏經之無千字文帙號的部分。也就是說，正、續兩編合起來，相當於傳統大藏經的正藏與續藏。如前所述，新編入藏應該成為我們今天編纂大藏經的重點，正因為考慮到這一點，所以我們內部後來有過增加第三編，即新編入藏的設想。但又考慮到大藏經本身應該是一個嚴密的體系，如果採用上述正編、續編、第三編的方式，則將割裂這一體系。所以決定改為上、下兩編。上編為歷代大藏經之有千字文帙號的部分，即原來的正編；下編的主體為歷代大藏經之無千字文帙號及新編入藏部分，並以存目的形式包容上編，從而使下編以一個嚴密完整的大藏經的面貌出現。上編共106冊，每冊100萬字左右，總計1.06億字，編輯工作已在1994年結束，至今已經出版了90冊，全藏可望在今年全部出版。下編的準備工作正在進行。"
      },
      {
        "type": "p",
        "text": "上編以《趙城金藏》為基礎，加上其餘各藏有千字文帙號的佛典影印而成。由於受這一方式的影響，如標點等問題根本不可能考慮。現在有些同志對《中華藏》有一定的意見，如標點問題、結構編次問題等等，戲稱之為「百衲本」。這些批評都是正確的。編纂之初，的確希望這部《中華藏》能夠起到取代《大正藏》的作用，而現在實際上《中華藏》上編沒有能夠完全實現這個目標。但《中華藏》上編收入了不少《大正藏》沒有收入的資料，《中華藏》依據有代表性的八種藏經，尤其是首次全面利用《房山石經》作了校勘，這都是其他藏經沒有做到的。但它畢竟是十四年以前上馬的一個項目，與現在相比，當時各方面條件都比較差，尤其是人員基礎差。除了少數專業人員外，《中華藏》主要依靠從社會招聘的離退休人員（大多為中學教師與機關幹部）完成的。所以，《中華藏》成為現在這個樣子，完全是當時的條件所決定的。"
      },
      {
        "type": "p",
        "text": "從中華藏編輯局的角度來說，我們對此也並不滿意。任繼愈先生多次指示要設法改進，要提高質量。1986年，我們曾經特意向國務院古籍小組提出過改進意見。但是，當時《中華藏》已經出版了十餘冊，有關人員表示，如果進行改動，那已經出版的怎麼辦？的確，一部大叢書，體例一旦確定，前若干冊書一旦推出，則很難再作更改。這也是我們今天從事大藏經編纂必須重視的問題。"
      },
      {
        "type": "p",
        "text": "對於《中華大藏經》的下編，我們考慮其工作大體分三個階段："
      },
      {
        "type": "p",
        "text": "一、準備階段，約五年。"
      },
      {
        "type": "p",
        "text": "目標：本階段完成資料搜集、整理、考釋工作，藏經結構架構工作，編撰出大藏經總目初稿、版本目錄初稿、經名索引、譯著者索引。完成電腦硬、軟件諸項準備。從第二年或第三年開始，穿插進行電腦錄入、校勘標點，以此組織與訓練隊伍。並開始詞語索引與實用辭書的編輯。"
      },
      {
        "type": "p",
        "text": "二、編輯發行階段，約八年。"
      },
      {
        "type": "p",
        "text": "目標：按照總目順序，全面鋪開編輯（校勘、標點、定稿）。校勘標點工作按照前述每年0.7億字的速度進行，到第五年可以全部完成。覆核定稿工作也按照每年0.7億字的速度進行，到第七年可以全部完成。本階段第二年開始可以按照每年70冊（每冊100萬字）的速度出版發行書冊本，到第八年全部出版（總計450冊）。待詞語索引與實用辭書之關聯數據庫配套成功，主題詞體系設計完成，開始發行光盤版。"
      },
      {
        "type": "p",
        "text": "三、收尾後續階段，約二年。"
      },
      {
        "type": "p",
        "text": "目標：處理善後事項。"
      },
      {
        "type": "p",
        "text": "限於時間與篇幅，上面祇是粗線條地介紹我們的基本設想，這是以我們多年的實際工作經驗為依據的。由於我們是按照全藏4.5億字計算校勘、標點、複審、定稿的工作量。而實際上全藏需要校勘標點的並沒有4.5億字。就複審定稿而言，亦有繁難與簡易之不同。因此，上述計劃還是留有相當大餘地的。此外，如果充分發揮電腦的功用，還可以大大減略上述工作量。"
      },
      {
        "type": "p",
        "text": "當然，如前所述，上述設想是以國家強有力的支持與充裕的財力保證為前提的。否則，祇是空想。"
      },
      {
        "type": "p",
        "text": "編纂大藏經，學術性極強。沒有有關專家的大力支持與指導，不可能做好這項工作。因此，我們正在爭取成立一個「中華大藏經研究會」，希望以此作為學術後援，起到學術顧問的作用。"
      },
      {
        "type": "p",
        "text": "由於上面所述的《中華大藏經》下編計劃十分龐大，沒有充足的財力，充分的準備，不能輕易上馬。因此，我們在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等有關單位的支持下，先辦了一個《藏外佛教文獻》，我們的想法是在目前條件下，能夠做多少事，就儘量先去做。以後條件成熟了，這些經過整理的藏外佛教文獻就可以收入《中華大藏經》下編。即使我們的《中華大藏經》下編由於種種原因不能上馬，我們整理的資料也可以為其他人編纂大藏經所用。大藏經的編纂是民族之大事，世代之大事。吳立民先生說「功成不必在我」。我十分贊同這一觀點。"
      },
      {
        "type": "p",
        "text": "編輯大藏，澤被千秋。但茲事體大，談何容易。不過，既然利國利民，則即使我們這一代沒有條件實現，後代也會進行。所以，我現在的想法是：祇要抱著祇講耕耘，不問收穫的心情，盡自己的力量，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自然功不唐捐，事不虛拋。歸根結底，一打方案，不如一步實際行動。話說得再多也沒有用，事情必須一點一滴地去做。"
      },
      {
        "type": "p",
        "text": "當然，我更加殷切地希望當代中國佛教界、學術界團結起來，勇於面對歷史賦予我們的責任，承擔起這一偉大的事業。"
      },
      {
        "type": "head",
        "text": "關於製作大藏經電子文庫的工程技術方案",
        "display_suppressed": false
      },
      {
        "type": "byline",
        "text": "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古籍電子化課題組"
      },
      {
        "type": "head",
        "text": "概述",
        "display_suppressed": false
      },
      {
        "type": "p",
        "text": "將古代典籍錄入電子計算機，採用光盤、磁盤等介質加以儲存，是現代科技提供的一個優越的技術手段，可以大大提高典籍文獻的查詢檢索速度，提高資料使用效率，簡化資料的收藏保管工作。對於像中文大藏經這樣篇幅繁浩、流傳久遠、版本眾多、思想文化價值極高的大型典籍，尤其需要借助電子計算機這一現代化的技術手段來整理和存儲。"
      },
      {
        "type": "p",
        "text": "製作中文大藏經電子文庫，是工作量很浩大的一項系統工程，大致要經過版本搜集、文字整理、軟件開發、人員培訓、器材採購、數據圖形錄入、後期製作測試和出版發行等工作環節。不僅要解決技術問題，還要進行大量的編輯、錄入、校對等工作，需要將文獻專家、文字編輯人員、系統管理專家、計算機工程技術人員、錄入校對人員等，組織在一起，通力合作，要有較長期工作的心理準備。"
      },
      {
        "type": "p",
        "text": "總之，此項工作首先是一項功在歷史、利在大眾的文化事業。同時，從純投資的角度來考察，又是一項工程週期長，投入強度大，不好計較短近收益，但類似於水庫電站工程那樣的可以長久受益的項目。"
      },
      {
        "type": "head",
        "text": "一、文庫集成",
        "display_suppressed": false
      },
      {
        "type": "p",
        "text": "藏經是佛教典籍的總稱，成書的時間跨度大，撰寫、抄錄、翻譯的人員多，經歷長期的歷史變遷，形成眾多的版本。載體有木板、碑刻本、手抄本、木刻板等。製作大藏經電子文庫應該不拘泥於某一個既成版本，儘可能將各種版本搜集齊全，進行必要的勘校整理，同時還收進晚近佛學新的思想成果，成為一個超越歷史版本的新集合，成為一個可以不斷擴充的開放系統。"
      },
      {
        "type": "p",
        "text": "在工程目標上，要訂一個階段工作目標和工程方案，分期分批錄入計算機。並建立統一的目錄索引，以便今後查找和使用。我們這裡先考慮按一個兩年期的首期工作目標來設計。"
      },
      {
        "type": "head",
        "text": "二、文字整理",
        "display_suppressed": false
      },
      {
        "type": "p",
        "text": "文字整理要結合電子出版物的特點，把那些意義完全相同的異體字、錯筆字等進行歸一處理，以減少編碼和錄入方面的麻煩（在必要時，還可以配合圖形存儲方式來完整反映原文原貌）。這項工作學術性很強，需要慎重對待，但又不能在枝節問題上糾纏不清，以免影響後續工作的開展。"
      },
      {
        "type": "head",
        "text": "三、軟件開發",
        "display_suppressed": false
      },
      {
        "type": "p",
        "text": "製作大藏經電子文庫，沒有完整現成的軟件可供使用，需要組織力量進行開發。涉及的主要技術問題包括字符認定編碼、錄入方法載入、字形製作、文本管理、排版、圖形製作、多種查詢檢索、顯示打印等，下面重點就技術方案進行討論。"
      },
      {
        "type": "p",
        "text": "1.中文平臺"
      },
      {
        "type": "p",
        "text": "作為一個電子出版物，應該具備在多種軟、硬件平臺上使用的性能，纔可能獲得廣泛的應用。由於電子版大藏經的使用對象主要是國內外研究人員、佛教僧俗學者、出版機構、圖書館等，所以首先要考慮在各種流行的PC機和網絡上使用，如DOS，WINDOWS，MAC OS，UNIX等。中文環境要能支持較大的漢字字符集，並具備相應的中文輸入方法和打印字庫。佛經典籍主要是用繁體字寫成的，其中也包括個別現在使用的簡體字，冷僻字比較多，平臺上應該有較大的補字空間。同時，還要考慮國際文化交流的需要，因此，應採用ISO-10646編碼標準。ISO-10646是一個多語種的計算機國際標準編碼體系，其正則方式的編碼容量超過一千六百萬字符，在基本平面上已定義20902個漢字（被稱為CJK字符集），並正在醞釀再增九千字左右。在基本平面上若不考慮其它語種，還可以有三萬字以上的補字空間。這是一個得到各國承認，有廣泛發展前途的編碼體系。世界各主要計算機公司正陸續宣佈其產品支持ISO-10646或Unicode（二者在基本平面上對齊）。例如，微軟公司的Windows95的中文版已於3月中旬發表，這是一個32位中文操作系統，可以支持Unicode中的CJK中文字符集，並有相應的輸入法和字形。但是，Windows95要求機檔高，設備投資及消耗件將成倍增加，且錄入顯示速度慢，輸入方法（鄭碼）的重碼率也較高。基於以上原因，在錄入工作階段，宜自行開發一個專門為錄入工作設計的DOS版本的中文平臺和字處理器。中文編碼應支持ISO-10646，採用全雙字節方式，能完成基本的錄入編輯工作，同時，又能產生與中文版Windows95和其它產品平臺上的CJK編碼一致的文本、文件。"
      },
      {
        "type": "p",
        "text": "2.輸入方法"
      },
      {
        "type": "p",
        "text": "首先要求能支持CJK大字符集，且易學、速度快，目前可選的祇有鄭碼和倉頡兩種。由於使用倉頡基本不用付費（作者放棄版權），重碼率也很低，易學易用，故在製作期間可以不考慮費用。將來在最終出版物產品上使用倉頡碼和拼音，以減少銷售成本。"
      },
      {
        "type": "p",
        "text": "3.字形製作"
      },
      {
        "type": "p",
        "text": "在DOS版專用平台上，顯示用字採取點陣字，因為繁體字筆畫較多，故以採用24×24點陣表達較為清楚。打印字庫則要採用三次曲線字。"
      },
      {
        "type": "p",
        "text": "補字是一個工作量較大的工作，在錄入正文時，會不斷發現原有字符集未收錄的冷僻字。對這些字，要按照相同的編碼方式，在專門平臺和產品平臺上增補字庫。既要補點陣字，也要補Truetype字，還要補三次曲線字。"
      },
      {
        "type": "p",
        "text": "4.文本管理"
      },
      {
        "type": "p",
        "text": "文本管理有兩方面的需要。一是在錄入製作期間，要有一、二個適用的文本管理軟件對錄入的數據進行管理和處理。二是在製成品（光盤）上，有一個閱讀器，能方便地閱讀光盤的任何部分，可以打印輸出。在同一界面下，還能進行查詢、檢索等處理。"
      },
      {
        "type": "p",
        "text": "5.查詢、檢索"
      },
      {
        "type": "p",
        "text": "用於中文全文檢索的軟件已有五、六種之多，但還未有針對CJK字符的專用產品，對於海量文本的處理也未盡如人意。檢索查詢及統計功能對於電子版的書籍是必不可少的功能，對此我們已有相當的技術準備，可以開發出與整個產品緊密結合的專用檢索軟件。"
      },
      {
        "type": "p",
        "text": "6.排版"
      },
      {
        "type": "p",
        "text": "大藏經的版式，可搞成橫排和豎排兩種版本。數據錄入校對完畢之後，除去製作光盤產品，還可以交出版社印製分冊成書，供寺院作法物流通之用。"
      },
      {
        "type": "p",
        "text": "7.多媒體功能"
      },
      {
        "type": "p",
        "text": "由於每張光盤有近600M的存儲容量，除了文本內容外，還可以加入圖片、聲音等信息，如讀音、照片等。採用多媒體技術，可以豐富電子版圖書表達的內容，充分發揮電子計算機的優越性。"
      },
      {
        "type": "head",
        "text": "四、人員培訓",
        "display_suppressed": false
      },
      {
        "type": "p",
        "text": "參與錄入階段工作的編輯、打字、校對人員需要百餘人。所有人員必須具備相當的文字知識，特別是對異體字有相當瞭解，打字人員還要學會倉頡輸入法。這樣的人員祇能通過招募培訓的方式解決。新進人員首先要有不少於一個月的培訓期，待其在打字錄入方面能盲打並達到30字/分的速度以上纔能上崗。至於文字知識，則需定期培訓。考慮到人員合理的流動，培訓工作必須是連續不斷的，並有專職人員負責。"
      },
      {
        "type": "head",
        "text": "五、數據整理、後期加工製作、測試",
        "display_suppressed": false
      },
      {
        "type": "p",
        "text": "文字、圖形、聲音等各種資料錄入之後，要進行必要的處理，壓縮存儲，搭配必要的軟件，刻入光盤，然後還要進行比較全面的測試、修改，以保證電子文庫大藏經的質量和可靠性。"
      },
      {
        "type": "head",
        "text": "六、時間安排",
        "display_suppressed": false
      },
      {
        "type": "p",
        "text": "初步安排為兩年時間，列表如下："
      },
      {
        "type": "head",
        "text": "七、費用概算",
        "display_suppressed": false
      },
      {
        "type": "p",
        "text": "其中設備清單："
      },
      {
        "type": "p",
        "text": "其中軟件清單："
      },
      {
        "type": "head",
        "text": "八、目前已完成的工作",
        "display_suppressed": false
      },
      {
        "type": "p",
        "text": "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古藉電子化課題組自1992年起，一直致力於古籍電子化的開發研究工作，目前已經積累了一批成果。在軟件方面主要有："
      },
      {
        "type": "p",
        "text": "1.平臺開發，在PC機上開發了支持全雙字節編碼方式的中文環境，顯示方式為SVGA，1024×768分辨率，使用24點陣顯示字，支持CJK字符集，可增補字。"
      },
      {
        "type": "p",
        "text": "2.輸入法，根據倉頡碼的編碼原理擴充了倉頡輸入法，支持CJK字符集的全部字符。"
      },
      {
        "type": "p",
        "text": "3.字處理器，開發了在中文平臺上全雙字節編碼方式的字處理器，可以完成大藏經文本錄入的全部工作，支持海量文本，在其上便於發展功能較強的檢索工具。"
      },
      {
        "type": "p",
        "text": "4.字形，已形成了CJK字符集的顯示字庫、打印字庫的字形製作。"
      },
      {
        "type": "p",
        "text": "5.全文檢索，已開發全文檢索軟件一套，經移植可用於ISO-10646體系。"
      },
      {
        "type": "p",
        "text": "更為重要的是，經過多年來堅持不懈的工作，集合了一批在古籍電子化方面學有專長的專家，可以在製作電子版大藏經的工作中發揮骨幹作用。"
      },
      {
        "type": "head",
        "text": "電腦化大藏經工程意義重大勢在必行",
        "display_suppressed": false
      },
      {
        "type": "byline",
        "text": "王志遠"
      },
      {
        "type": "p",
        "text": "欣逢盛世，國勢日強。在物質文明日益發達之際，精神文明的建設必須高度重視，這已成為黨內外的普遍共識。為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光大民族文化遺產，適應時代發展需要，團結海內外炎黃子孫，促進祖國統一大業，中國學者議論已久的是希望能建立電腦化大藏經工程，以迎接21世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
      {
        "type": "p",
        "text": "一、大藏經工程是民族文化的跨世紀工程"
      },
      {
        "type": "p",
        "text": "「大藏經」的編纂是中國人的創舉，它繼承了印度佛教典籍的結集優良傳統，同規起步，而又發揚光大，是人類文化史上的盛事，對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都已發生了深遠影響。佛教自從兩漢之際傳入中國以來，逐步形成了濃郁的中國特色。隋唐之後，由中央政府敕命修藏，成為國家文治的重大舉措之一。北宋始創刊印官版《開寶藏》，其後遼、金、元、明、清歷代都有由政府主持編纂的大藏經問世，其內容涉及宗教、歷史、文學、藝術、哲學、音樂、繪畫、建築等各個領域，涵蓋廣泛，蘊含豐富，迄今已成為無價瑰寶，世界級的文化遺產。"
      },
      {
        "type": "p",
        "text": "作為人類共有的文化遺產，捷足先登已成慣例。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正當中國人民在列強欺凌之苦，軍閥混戰之亂中掙扎奮鬥的時候，日本從明治時代開始，先後四次纂修漢文大藏經，其中以大正時代開始編纂的《大正新修大藏經》（1925～1932）最為著名，煌煌百冊，計3360部，13520卷，迄今已流通六十餘年。世人皆知佛教之慧命本在中國，但當代佛教之大藏卻由日本人編纂流通，包括中國學者、中國佛教徒在內，多年來日常應用的，仍不得不是日本《大正大藏經》。日方除佔據文化優勢之外，從版權收益方面來講，也佔足了中國文化遺產的好處。日本人謂為發了「文化財」。本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學者曾為此感慨萬端，然而國運如彼，民生如彼，何處去談大藏經文化！"
      },
      {
        "type": "p",
        "text": "1956年，隅居臺灣的蔣介石為自標正統，曾親自捐款支持纂修了一部《中華大藏經》，但基本仍是影印本，進展緩慢。蔣介石去世後一度停頓，後由臺灣當局出面維持，到1982年草草收場，並未達到預期目的。"
      },
      {
        "type": "p",
        "text": "而今，百年荏苒，又值世紀之交，但中國已非百年前之中國，政府亦非百年前之政府，百年前失去的優勢，今日不收回，更待何日？臺灣地方政府無法實現的修藏大業，我們一定能實現。當代的中國政府、中國學者、中國佛教徒，一定有能力編纂一部最全面最完美最具權威性的大藏經，上以對歷代先祖先賢，下以對後代子子孫孫，發行五洲，流通四海，傳我文化，揚我國威。這是民族文化振興偉業之一部分，這是民族文化建設之跨世紀宏偉工程。"
      },
      {
        "type": "p",
        "text": "二、大藏經工程是電腦時代奪取知識產權制高點的戰略措施"
      },
      {
        "type": "p",
        "text": "21世紀即將到來，電腦將成為下一個世紀中最富挑戰性的變革力量之一。電腦與知識產權的結合，將制約社會活動的各個領域。目前，世界電腦網絡高速公路上運行的主要是西方文化，而東方文化，特別是漢字文化，尚且不能佔據重要位置。大藏經工程是改變這一狀況的有力措施。初步估算，大藏經工程將錄入三億多漢字，涉及的相關資料更遠遠超過三億之數。由於佛教雖源於東方卻已遍及世界，因此電腦化的大藏經工程，將得到世界範圍的接受。在這個認同的過程中，漢字文化的廣泛傳播問題迎刃而解，而我們也同時爭取到大藏經遺產的電腦化知識產權所有權，為子孫後代留下一份主動。"
      },
      {
        "type": "p",
        "text": "就大藏經本身而言，日本《大正大藏經》雖已流通六十餘年，但由於日本人對漢文化的掌握畢竟有隔膜之處，因此標點錯誤比比皆是，遺漏著作纍纍可見。我們現在站在中國佛教漢傳、藏傳、南傳三系俱全的立場重新編纂，一定能以21世紀應有的高度超過《大正藏》，取代《大正藏》在全球的流通地位。"
      },
      {
        "type": "p",
        "text": "自80年代起，中華書局曾陸續出版《中華大藏經》，是以《趙城金藏》為主要底本影印的。在保存古典原貌方面，這套書做出了貢獻。但與大藏經工程相比，後者更具時代性、應用性、全面性，因而也更具權威性。由於大藏經工程首先是電腦化的開放體系，是一座無所不包的數據庫，所以它可以為政府管理、學者研究、教徒供奉等各種需求提供全方位的多種版本的服務，這種服務所獲得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都將是巨大而長久的。"
      },
      {
        "type": "p",
        "text": "目前，在大藏經電腦化方面，國際間競爭激烈，我們必須捉住機遇，迎頭趕上。如果失去機遇，我們會愧對先賢留下的遺產，愧對子孫寄予我們的期望。"
      },
      {
        "type": "p",
        "text": "三、大藏經工程在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和促進海峽兩岸統一等方面將產生深遠影響"
      },
      {
        "type": "p",
        "text": "大藏經工程首先是一項文化大業，通過編纂工作，將從佛教文化角度對中華傳統文化做一次深入的挖掘整理，將從佛學、史學、文學、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以及繪畫、雕塑、書法、音樂、建築等諸多門類發現有助於當前精神文明建設的積極因素。"
      },
      {
        "type": "p",
        "text": "除此之外，在其他方面，特別是統戰工作、宗教導向和培育人材等方面的影響也將是深遠的。"
      },
      {
        "type": "p",
        "text": "1.在世界範圍裡，大藏經工程可以成為最容易取得幾乎全部華人認同支持的一項共同事業，其號召力將在華人世界中得到巨大反響，使世界各地華人動員起來，在人力、物力、財力諸方面隨喜功德。除人力、財力的無償支持之外，如果能使散在世界的許多珍貴典籍版本重返故國，也將成為學術界、佛教界的大幸。大藏經工程將成為世界華人心繫祖國的一座特殊的橋樑。"
      },
      {
        "type": "p",
        "text": "2.大藏經工程將得到臺灣學術界、宗教界及其他各界佛教徒的支持，將成為海峽兩岸共同協作的一個範例，會有力地推動統一大業。臺灣人口中，目前佛教徒占60%以上，大藏經工程將吸引他們心向大陸，提供人力、物力、財力的巨大支持。"
      },
      {
        "type": "p",
        "text": "3.大藏經工程也是中華民族團結的象徵。在大藏經工程中，將包括藏文、傣文經典的漢譯文本，這是幾千年來前所未有的中華佛教三系一體的宏偉構劃。少數民族的文化受到尊重，中華民族的文化得到豐富。"
      },
      {
        "type": "p",
        "text": "4.大藏經工程將促進政府職能部門、學術界、科技界和宗教界的相互理解和協作，使各部門、各界在同一目標的導引下增強凝聚力。"
      },
      {
        "type": "p",
        "text": "5.大藏經工程是對佛教發展的正確引導。通過編纂大藏經，可以培養出一批精通佛法的學者專家；可以培養出一批高僧大德、佛門龍象，使佛教後繼有人。佛教應提倡重義理、簡禮懺，大藏經工程是實踐這種文化導向的重要方式。"
      },
      {
        "type": "p",
        "text": "四、幾點建議"
      },
      {
        "type": "p",
        "text": "1.大藏經工程應由國家立項，國家領導人領銜，民間團體（如中國佛教協會、中國宗教學會、綜合開發研究院等）主辦，國務院宗教事務局監修，國家科研部門或大專院校（如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大學、人民大學、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等）參與實施，並利用老一輩專家學者尚健在的寶貴時間，發揮他們的學術帶頭作用。"
      },
      {
        "type": "p",
        "text": "2.大藏經工程應成立專門的纂修募捐委員會，向海內外華人發出呼籲，並負責專門的募捐、管理工作。"
      },
      {
        "type": "p",
        "text": "3.為保障大藏經工程在十年左右的時間裡基本完成，可以按四、三、三的時間段落安排進程。第一段四年，以收集版本、錄入各種著述及音像資料為主，同時報請國家教委批准，在北京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和中國佛學院各開設一個「大藏經工程專業本科班」作為工程的基本力量，在學者專家的指導下邊學邊幹。第二段三年，以分類分段標點校勘整理為主，同時在原本科班大學畢業生中選拔一半進入碩士學習階段，成為大藏經工程的骨幹力量。第三段三年，仍以分類分段標點校勘整理為主，同時在碩士畢業生中選拔一半進入博士學習階段，培養目標是成為某宗某系的專家，為完善大藏經工程進而開發利用，分擔領導實施的責任。這批人才將成為功底深厚的跨世紀人才，將在21世紀發揮重要作用。"
      },
      {
        "type": "p",
        "text": "總之，盛世修藏，眾心所向。大藏經工程作為民族文化的跨世紀工程，作為電腦時代奪取知識產權制高點的戰略措施，作為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促進海峽兩岸統一的宏偉的文化大業，必將為統戰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設做出積極的貢獻。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祇祇要有黨和政府的英明領導，民間團體的發心誠意，全世界華人的同心贊助和海內外學者的通力協作，一批跨世紀的優秀人才就一定會脫穎而出，這項偉大的事業就一定會成功。"
      },
      {
        "type": "head",
        "text": "關於製作大藏經電子文庫的技術經濟背景概述",
        "display_suppressed": false
      },
      {
        "type": "byline",
        "text": "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古籍電子化課題組"
      },
      {
        "type": "head",
        "text": "一、來自Internet的啟示",
        "display_suppressed": false
      },
      {
        "type": "p",
        "text": "1.現在，全世界每天都有數萬乃至數十萬的新用戶進入Internet（國際互聯網），每時、每分、每秒在Internet上進行著海量信息交換的，除了經濟、科技信息和社會新聞外，還有著大量的思想文化信息產品，如資料、文獻、論文、著作、典籍等等。Internet事實上已經成為一個突破了現有規制方式的巨大世界思想文化交流網。但是，打開網絡瀏覽就會發現，西文信息，西方文化資訊產品主導了這個網絡，偏少的漢字文獻信息基本上是港、臺、日、韓發佈的，大陸的東西少得可憐。古人類文明史上，曾有一些文明、文化萎縮、衰落、被淘汰出局，其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其封閉或者被封閉，無法與外部世界保持正常的交流以不斷地獲取新的活力，從而逐漸走入了「死寂」狀態。"
      },
      {
        "type": "p",
        "text": "「對外開放」是中國近十六、七年來得以持續、快速發展的成功國策之一。現在，應該用信息時代的理念來理解、設計和運作這一國策。"
      },
      {
        "type": "p",
        "text": "2.從技術的角度來看，信息高速公路中的網絡相當於公路，掛在網絡上的計算機硬件設備和系統軟件相當於運載信息貨物的汽車。必須承認，修公路，製造汽車的技術和產業實力控制在西方國家少數幾個大型跨國公司手中，我們尚有相當的差距。但是，路和車都是為運輸的貨物——信息服務的。貨主——信息源的掌握者在網上還是可以居主導地位的。如果我們有遠見地積極將中華民族歷數千年歷史的傳承、交流和不斷發展的思想文化成果進行數字化處理，成為可在網絡中供多種用途的資訊產品，我們就成為信息高速公路為之服務的最大貸主之一，我們就可在Internet的及今後新崛起來的更高級網絡上據有主動的地位，中華文明就具備了歷久彌新、弘揚世界的現代化條件。"
      },
      {
        "type": "head",
        "text": "二、來自新經濟增長理論的啟示",
        "display_suppressed": false
      },
      {
        "type": "p",
        "text": "新經濟增長理論認為，在信息時代，知識產權的價值，對國民經濟的貢獻將超過以往任何時代，將成為可以流動、套現的重要財富。而知識產品，往往是在全新的理論和創新的概念支持下，用浩大的研究、開發費用實現的，一旦成型，直接生產成本反而低廉，其商業價值中，創新及研發費用佔了十之七、八甚至更高，這就是知識產權的價值所在。對知識產權的競爭將會像爭奪資源一樣激烈。體現數千年中華文明的古典文獻、藝術品、文物被數字化處理後，將是商業價值極高的資訊產品，我們自己不掌握這類資訊產品的知識產權，就會被境外實業界或者社團搶先掌握。"
      },
      {
        "type": "head",
        "text": "三、用電腦製作大藏經電子文庫的意義",
        "display_suppressed": false
      },
      {
        "type": "p",
        "text": "1.用電腦製作大藏經電子文庫，實際上就是運用已經成熟的電腦文字和圖形處理技術，將傳統的石刻本、木刻本、書冊本的典籍文獻進行數字化處理，做成可以方便地貯存在軟、硬磁盤及光碟上的標準化電腦文件，再配之以一系列方便實用的工具軟件，集合成一個標準的、開放性的數據庫。這個數據庫可以掛在網絡上，為專家學者以及廣大愛好者、信仰者閱讀、檢索、研究之用。也可為多種形式的出版物，如書冊本、磁碟版、多媒體光碟版提供強有力的基礎性支持。"
      },
      {
        "type": "p",
        "text": "過去，出版珍貴的大型古籍文獻，特別是藏經，由於傳統出版物的製版及維護成本非常昂貴，在正式製版之前必須使稿本儘可能盡善盡美，而典籍文獻的集成、校勘、點註除了工作量巨大外，本身還存在一個見仁見智難以統一的學術觀點問題。所以總是爭論不休，主事者也無法調適眾口。大多數書冊本出版後，常常因為集中性的批評校正意見而不得不在再版時又作費力費時費錢的挖補修改。建了基礎性的電子文庫後，這類問題就可以方便地解決了。譬如，可以在正式製作書冊本之前，出多種見仁見智的磁盤本（磁盤成本極低）廣泛徵詢意見，然後再集合成書冊本的電子底本。"
      },
      {
        "type": "p",
        "text": "2.電子文庫實際上在方法論上為典籍文獻的整理出版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野："
      },
      {
        "type": "p",
        "text": "（1）它是一個開放性的，可以不斷修改，不斷擴充的集合。"
      },
      {
        "type": "p",
        "text": "（2）它可以將恆久性的終極目標與階段性的工作目標較好地統一起來。譬如，將認同度高的選本先期錄入、點校、發佈、出版，逐漸遞進完備。"
      },
      {
        "type": "p",
        "text": "（3）可以提供一個廣泛參與的機會，持別是在大藏經電子文庫的錄入、校對、斷句和出版工作中，有利於對廣大信仰者作提昇素養的文化導向工作。"
      },
      {
        "type": "p",
        "text": "（4）可以方便地參與國際文化交流。"
      },
      {
        "type": "p",
        "text": "（5）製作費用和耗時可大大節省。"
      },
      {
        "type": "head",
        "text": "日本近代以來的大藏經編印事業",
        "display_suppressed": false
      },
      {
        "type": "byline",
        "text": "楊曾文"
      },
      {
        "type": "p",
        "text": "現在中國要不要編纂一部新的大藏經？能不能調集勝任的學者和多方面的人力，籌備到雄厚的財力開始大藏經的編纂工程？如果著手編纂，要編纂一部怎樣的大藏經？在大藏經編纂完成後，如何組織學者和其他專門人才把它輸入電腦，製成便於人們閱讀和使用的軟件或光盤？對這些問題確實應當加以認真思考，深入探討。因此，我對於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領導舉辦這個研討會是表示十分贊成的。"
      },
      {
        "type": "p",
        "text": "這裡，我想把我瞭解的日本在進入近代以後編印大藏經的事業略作介紹，希望供我們研究編纂大藏經問題時參考。"
      },
      {
        "type": "p",
        "text": "日本進入近代以後為保護文化遺產和適應研究與傳教的需要，先後編纂了幾部大藏經，不僅流行國內，有的也被國際學術界普遍使用。"
      },
      {
        "type": "p",
        "text": "（1）《大日本校訂大藏經》（《縮刷藏》）"
      },
      {
        "type": "p",
        "text": "這是日本首次用金屬活字印刷的大藏經。天台宗的島田蕃根與淨淨土宗增上寺福田行誡設立弘教書院從事編纂工作，從1880年到1885年完成，用小型5號活字印刷，裝潢採取線裝本，共有40帙418冊，另有目錄一冊。此藏以東京增上寺所藏的《高麗藏》為底本，並以宋《思溪藏》（簡稱宋藏）、元《普寧藏》（簡稱元藏）、明《嘉興藏》（簡稱明藏，一般用日本翻印此藏的《黃檗藏》代替）校之，在經文的上方（天頭）印有註明各本異同的校註。編排方法對傳統的大藏經（按《開元釋教錄》的入藏錄）有所突破，採取明僧智旭《閱藏知津》的編錄主張，對大乘佛經不再以般若、寶積、大集、華嚴、涅槃五部分類，而據天台宗的「五時」判教次序，以華嚴、方等、般若、法華、涅槃五部分類，把原來屬於寶積、大集二部的經典並入方等部，又單立法華部，並把它放到涅槃部之前。在「雜藏」部分主要是中國撰述，也有一小部分是日本撰述。此藏以校訂精審著稱。它的出版對日本近代佛教研究提供很大方便。此藏很快被傳到中國，1911年到1914年由上海頻伽精舍用此藏為底本，用4號活字翻印為《頻伽精舍校刊大藏經》（《頻伽藏》），裝訂為40函414冊，但去掉了原「日本撰述部」的一部分，並且把很有價值的頁上的校註也去掉了。"
      },
      {
        "type": "p",
        "text": "（2）《日本校訂大藏經》（《卍字藏》）和《大日本續藏經》（《卍字續藏》）"
      },
      {
        "type": "p",
        "text": "從1902年到1905年京都藏經書院出版的《日本校訂大藏經》是由中野達慧、前田慧雲等人編纂的另一部活字版大藏經，因為封面印有卍字，故被簡稱《卍字藏》。此藏以江戶時期京都法然院忍徵用建仁寺所藏《高麗藏》校對過的《黃檗藏》為底本，用4號活字印刷，每頁分上下兩段，行間加上標點和便於日本人閱讀的訓點，裝潢採取線裝，共有347冊。"
      },
      {
        "type": "p",
        "text": "從1905年到1912年藏經書院又編印了所謂《大日本續藏經》，簡稱《卍字續藏》。因為過去的大藏經所收編的絕大部分是譯自印度的佛典，中國撰述部分很少，而以收錄中國佛教撰述為主的《明續藏》、《明又續藏》已成稀覯之物。此藏則以收編中國佛教著述為主，並收入少量印度和日本的佛教著述，其中尤其以各宗章疏和禪宗典籍最多，共收入950餘人的著述1757部7148卷，裝訂為150套（函）751冊。在此藏的編纂過程中，中國南京金陵刻經處的創始人楊文會居士曾贈送在中國搜集的若干珍貴佛典。應當指出，日本藏經書院編纂此藏還有一個政治意圖，即借此紀念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的勝利並悼念戰死的日本官兵。這種追隨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動機與當時日本一部分學者和佛教界人士所表現出來的反戰或厭戰情緒形成鮮明的對照，不能不使此藏蒙上一層陰影。"
      },
      {
        "type": "p",
        "text": "在《大正藏》出版後，《卍字藏》逐漸不很流行，但因為《卍字續藏》中不僅有很多在中國久佚而在日本僅存的佛典，而且有相當部分是《大正藏》所未收的典籍，所以至今仍被國際學術界廣泛使用。上海商務印書館在1920年曾影印了《卍字續藏》。現在臺灣也有影印本。日本近年由西一雄、玉城康四郎監修，對此藏稍作修訂和補充，出版了《新纂續藏經》90冊。"
      },
      {
        "type": "p",
        "text": "（3）《大正新修大藏經》（《大正藏》）"
      },
      {
        "type": "p",
        "text": "這是由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擔任監修，有小野玄妙等多位學者參加，組成的「大正一切經刊行會」編印的規模空前的一部大藏經。為保證編譯工作的進度和質量，在刊行會之下設立若干個校訂事務所，還有負責標點加註、編纂排印、編撰索引等工作的機構。從1922年著手籌畫到1934年最後完成，共用了13年的時間。"
      },
      {
        "type": "p",
        "text": "本藏以東京增上寺所藏《高麗藏》為底本，在《縮刷藏》的四本對校的基礎上，再參照敦煌佛典、日本正倉院和宮內省圖書寮藏經以及名山古剎與個人所藏的佛典、巴利文經典和近代以後發現的梵文經典，對所收佛典進行校勘，編錄。編排體例改變以往的大小乘佛典的分類方法，而基本依據佛典的內容分類。全藏分三大部分：「正藏」、「續藏」、「別卷」，共100卷（冊），收編佛典3360部13520卷。其中「正藏」55卷，收編印度經典、中國撰述（僅有極少量日本、朝鮮人的著作）2184部；印度撰述部分分為經、律、論三大類，經部按內容並參照佛教發展史分為：阿含、本緣、般若、法華、華嚴、寶積、涅槃、大集、經集、密教10類。「續藏」30卷，收編日本撰述和「古逸」（包括敦煌古逸文獻）、「疑似」（疑偽書）二部的著作736部。「別卷」15卷，其中「圖像部」收編圖像（主要是日本寺院所藏的佛教圖像及有關著作）363部；《昭和法寶總目錄》收編目錄77部，包括《大正藏》的目錄、中日古舊各種版本的大藏經目錄、諸寺所藏經錄、參考目錄等。"
      },
      {
        "type": "p",
        "text": "本藏佛典皆斷句標點，各頁分為上中下三段，標有頁碼。校勘註記置於頁下。《昭和法寶總目錄》卷一除有全藏目錄外，還有《勘同目錄》，註明所收佛典的日、中、梵、巴4種文字的字音對照、譯著者和年代、在各藏中的位置、原版本及對校本；對四部《阿含經》中的小經則註明在巴利文《長部》、《中部》、《相應部》、《增支部》中的位置。"
      },
      {
        "type": "p",
        "text": "《大正藏》所收編的一些中日佛教典籍中有的選用的底本和校本不是最好的，校勘和標點也有錯誤，但在現存的各種大藏經中是最切合實用的版本，被國際學術界普遍使用。"
      },
      {
        "type": "p",
        "text": "（4）《日本大藏經》、《大日本佛教全書》（《日佛全》）和其它佛教叢書"
      },
      {
        "type": "p",
        "text": "中野達慧在編印完《續藏經》之後，從1914年到1921年在東京組成「大藏經編纂會」，請京都大學的松本文三郎為會長，著手編印《日本大藏經》。本藏收錄日本的佛教撰述，分為經藏、律藏、論藏、宗典四部，共有48冊。圍繞此藏的編纂，村上專精曾與中野進行學術爭論，村上認為中國歷代編纂大藏經皆由高僧名士奉帝王之敕進行，對中野主持編纂大藏經頗不以為然，並批評用「日本大藏經」的名稱是一種「僭越」。此藏因為收有日本佛教史上一些珍貴文獻，至今仍有使用價值。"
      },
      {
        "type": "p",
        "text": "《大日本佛教全書》151冊，由南條文雄、高楠順次郎、大村西崖、望月信亨等人組成的「佛書刊行會」編印。望月在編纂《佛教大辭典》中為編書參考曾收集很多佛教文獻。編纂《日佛全》時即以此為基礎，又搜集其他文獻，然後加以校訂。所收絕大部分是日本人的撰述，僅有少量中國人的撰述。全書收編經、律、論和註釋書以及日本各宗的教典、史傳等共953部。其中有多種日本僧傳，還有「遊方傳叢書」、「寺誌叢書」、高僧日記……不僅對研究日本佛教，而且對研究日本文學、中日文化交流，都有參考價值。現在此書有鈴木財團刊印本。"
      },
      {
        "type": "p",
        "text": "此外，收錄日本佛教撰述的叢書還有鷲尾順敬在1925年到1933年編纂的《國文東方佛教叢書》（主要是日文撰述）。日本各宗都編有叢書，如《天台宗全書》、《傳教大師全集》、《真言宗全書》、《弘法大師全集》、《淨土宗全書》（有續集）、《禪學大系》、《曹洞宗全書》（有續集）、《真宗全書》等。"
      },
      {
        "type": "p",
        "text": "因為佛教典籍的大部分是用漢文寫的，日本在近代以後出於研究和普及的需要也組織翻譯（訓讀，把漢文改寫為帶有假名的現代日文）編印了日文的大藏經，主要有：國民文庫刊行會編譯《國譯大藏經》31冊（1917年～1928年），收錄最基本的經論。東方書院的三井晶史編譯《昭和新纂國譯大藏經》48冊（1928年～1932年），除經論外，還有各宗的教典。大東出版社組織編譯的《國譯一切經》，從1930年到1936年已出版「印度撰述部」155卷，戰後到1988年出版「和漢撰述部」100卷。"
      },
      {
        "type": "p",
        "text": "（5）《南傳大藏經》"
      },
      {
        "type": "p",
        "text": "斯里蘭卡等南傳佛教國家的巴利文佛教典籍叢書，原稱「三藏」。約在公元前二、一世紀形成此藏原型。內容有律藏；經藏，包括相當於漢譯四部《阿含經》的《長部》、《中部》、《相應部》、《增支部》以及《小部》；論藏，相當於漢譯的小乘論書。1882年英國成立「巴利語聖典學會」，出版了羅馬字本《南傳大藏經》，並出版英譯本。日本在1935年到1941年由高楠順次郎監修，用日文翻譯出版了《南傳大藏經》70冊。日譯本的特色是：收入原屬「藏外」的史書《大史》、《島史》等以及論述南傳佛教教理的佛音《清淨道論》、作者不明的《彌蘭陀王問經》等。因為譯者水平不一，其中翻譯不當和失誤之處不少，但因通讀巴利文經典甚難，至今仍廣泛被學術界參考使用。"
      },
      {
        "type": "p",
        "text": "當前日本是否已經著手對大藏經進行電腦處理，尚不了解。但在京都的臨濟宗妙心寺派的花園大學國際禪研究所，早在1991年就已經開始對禪宗重要典籍進行電腦處理，並且做出不少成績。"
      },
      {
        "type": "head",
        "text": "《中華大藏經》編輯工作的一些情況和經驗教訓",
        "display_suppressed": false
      },
      {
        "type": "byline",
        "text": "李富華"
      },
      {
        "type": "p",
        "text": "一、《中華大藏經》的編輯是建國以來由國家出資，由國務院古籍小組直接領導，並交由任繼愈同志主持進行的一項佛教典籍整理的國家項目。1982年7月開始籌備，1994年完成106冊正編，前後13年時間。13年間，先後直接參加編校工作的人員超過三百人；這一工作也得到包括北京圖書館、中國佛教協會、北京市佛教協會及山西省佛教協會等許多單位的大力支持。此書由中華書局出版。"
      },
      {
        "type": "p",
        "text": "二、《中華大藏經》編輯班子的核心是由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的部分研究人員組成，並聘請南亞研究所的童瑋先生（已故）參加。我們的工作大體經過了這樣幾個階段："
      },
      {
        "type": "p",
        "text": "1.調查研究，即對全國範圍內的大藏經收藏情況進行普查。除北京的各大圖書館和大寺院外，還分幾路走訪了上海、南京、廣西、福建、江蘇、河北、山西、陝西、甘肅、寧夏、遼寧等地的圖書館、寺院及博物館等。"
      },
      {
        "type": "p",
        "text": "2.抄錄目錄卡片，即將北圖、民族文化宮及各地收集的佛經收藏情況形成目錄；還將歷代大藏的特有經籍抄成卡片。完成此工作用時約半年。"
      },
      {
        "type": "p",
        "text": "3.根據調查的結果，我們形成了以《趙城金藏》為基礎的重編《中華大藏經》的編輯方案。這裡要說明一點，即當時曾有過直接影印《趙城藏》，還是重編大藏經的分歧，我們堅持後一種方案，此方案得到古籍小組組長李一氓同志的支持並最後通過。"
      },
      {
        "type": "p",
        "text": "4.編製目錄。此目錄即《中華大藏經》正編的目錄。此目錄依《趙城金藏》千字文編次的順序排列，由童瑋先生排定，後經審閱打印80份，送中華書局、古籍小組及有關人士，供討論用。"
      },
      {
        "type": "p",
        "text": "5.樣書的編輯。此樣書的編輯體例是經任繼愈、童瑋、我共同研究，最後由我起草成文，打印，並交中華書局、古籍小組同意後執行，包括用什麼底本、如何補缺、如何校對、校勘記的內容、順次的安排、書樣、封面、扉頁等。於1985年正式出版。"
      },
      {
        "type": "p",
        "text": "三、《中華大藏經》的總體方案，可包括如下三點："
      },
      {
        "type": "p",
        "text": "1.正編收錄歷代大藏經有千字文編號的部分，以《趙城藏》的目錄體系為基礎。《趙城藏》的缺帙部分以《高麗藏》的相應部分補足，其它缺帙以其他大藏的經籍按內容性質補入；續編收錄歷代大藏經中無千字文編號的部分，分翻譯典籍和中國撰述兩部分，重新編目。兩編總計收錄佛教典籍約4200餘種23000餘卷，從而形成集歷代大藏大成的新版藏經。"
      },
      {
        "type": "p",
        "text": "2.校本選用能反映上自隋唐下迄明清時代藏經基本面目且保存較多的八種版本，這就是《房山石經》、宋《資福藏》、《磧砂藏》、元《普寧藏》、明《南藏》、《徑山藏》、清《龍藏》及《高麗藏》。校勘採用逐字對校的辦法，勘出其異同，不作判斷，校勘記附於每卷經文之後。"
      },
      {
        "type": "p",
        "text": "3.正編全書以影印的辦法刊出；續編視情況而定。中國歷代大藏經版仍以影印為主，日本版諸藏經籍則標點排印。影印部分，務必達到清晰，故嚴重漫漶者或替換或修版。"
      },
      {
        "type": "p",
        "text": "四、《中華大藏經》編輯隊伍的組織情況。"
      },
      {
        "type": "p",
        "text": "因為《中華藏》的編輯工作是一項複雜的工程，包括總體方案的設計、底本的翻制和整理、校勘、校勘記的整理，最後的定稿等多種程序，故在領導小組之下設有底本組、校對組、校勘記編寫組、定稿組、協調組及終審等多種組織形式。每一組有專人負責，形成一個流水線工作系統。也因此編輯隊伍逐年擴大，從最初的五人，十幾人到最多時達到九十餘人的工作班子。"
      },
      {
        "type": "p",
        "text": "五、幾點經驗和教訓："
      },
      {
        "type": "p",
        "text": "1.可靠的經費來源。《中華藏》因得到古籍小組在經費上的全力支援纔可能順利完成正編，13年間共得到古籍小組的正式撥款近160萬。"
      },
      {
        "type": "p",
        "text": "2.有一個穩定的、全力投入的編輯隊伍。"
      },
      {
        "type": "p",
        "text": "3.完備的可靠的資料來源。我們依靠北圖、宗教所圖書館及中國佛協圖晝館、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北京市佛教協會圖書館的無私全力的支援，保證了資料的來源。"
      },
      {
        "type": "p",
        "text": "4.有一個周密的、操作性很強的編輯程序，使工作有條不紊的進行。"
      },
      {
        "type": "p",
        "text": "上述四條就確立了在事業上的人、財、物幾方面的保證，否則其事業就很難有成。"
      },
      {
        "type": "p",
        "text": "六、幾點建議："
      },
      {
        "type": "p",
        "text": "我個人完全贊同中國佛協和佛教文化研究所的計劃，重編一部能夠替代日本《大正藏》的電腦化的大藏經。但此舉並非易事，故建議："
      },
      {
        "type": "p",
        "text": "1.以僧界為主，充分發揮僧界的優勢。這本是歷代修藏的通例，祇有調動僧界護法的精誠，纔能有一個穩定的編輯隊伍和所需的物質保證，確保事業有成。"
      },
      {
        "type": "p",
        "text": "2.新版藏經要考慮中國佛教修藏的歷史傳統，不能出格太遠。故應以入藏典籍為主，新編入者亦應以僧人的著作為主，兼顧個別與僧界有大因緣的居士學者的著作。這應是一條原則，否則就要改名，就不是佛教大藏經。"
      },
      {
        "type": "p",
        "text": "3.新版大藏要替代《大正藏》就一定要標點、校勘，並在出版成本上下功夫，使讀者能夠買得起。《大正藏》所以流行原因很多，但主要有三條：（1）它是近代以來中國歷代藏經均成為文物的情況下，用現代印刷手段新編的第一部藏經，佔了搶先一步和物以稀為貴的優勢；（2）作了簡單的標點，但問題很多；（3）價格適中，特別是後來臺灣大量的影印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
      {
        "type": "head",
        "text": "臺灣編印《中華大藏經》始末",
        "display_suppressed": false
      },
      {
        "type": "byline",
        "text": "張新鷹"
      },
      {
        "type": "p",
        "text": "佛教在臺灣擁有眾多信徒，佛教書刊的編輯出版活動也非常活躍，卷帙浩繁的各種大藏經不斷推出，成為這方面的一個顯著特點。"
      },
      {
        "type": "p",
        "text": "臺灣出版大藏經，是以1955年臺北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大正藏》開始的。1962年，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日本《卍續藏》；1968年，臺灣「中國佛教會」又與香港有關人士合作再次影印。70年代以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在影印各種版本大藏經上傾注了巨大努力，不但再度影印了《大正藏》、《卍續藏》，還用韓國東國大學影印本為底本重新影印了《再雕高麗藏》，以及日本《卍正藏》。祖國大陸的文物出版社重刷《龍藏》之後，新文豐出版公司很快據以影印為精裝本，名《乾隆版大藏經》。在此期間，《頻伽藏》、《普慧藏》（部分）及《藏要》也都改頭換面被影印出版。由日文本譯成中文的《南傳大藏經》，由敦煌寫經輯成的《敦煌大藏經》，由臺灣佛教學者藍吉富主編的《大藏經補編》，由南天書局編輯影印的《西藏大藏經》，一部部如同雨後春筍紛紛問世。1987年元月，臺北文殊出版社開始發行「電腦排版」、「重新斷句、新式標點」的《文殊大藏經》，原擬出174冊，不久卻因故中輟。目前，佛光山正在編輯一部與文殊出版社上述宣示如出一轍的《佛光大藏經》，已出版了《阿含藏》、《禪藏》和部分《般若藏》。除以上各藏外，臺灣還影印了日本的《真言宗全書》、《淨土宗全書》，編印了《禪宗全書》、《天台藏》等各別宗派的文獻集成。"
      },
      {
        "type": "p",
        "text": "但是，40年來臺灣社會有關各方費力最大、耗時最久的漢文大藏經編印項目，還要算1956年隆重開場、1982年勉強了事的所謂《中華大藏經》。"
      },
      {
        "type": "p",
        "text": "臺版《中華藏》的發起人是密宗施主屈映光，而實際上最早的倡印者應推蔡運辰。蔡運辰，1900年生於遼東，是名僧虛雲的俗家弟子，法名寬運，字念生。1951年3月，他在臺灣《覺生》雜誌上呼籲編印新藏，無人響應；1954年2月他又在《人生》雜誌首次提出《中華大藏經》這一名稱，唯含義與後來的不盡相同。到這年10月，屈映光有感於《清藏》刻成後200餘年無大舉修藏事，遂聯絡部分國民黨元老，動議編纂新藏，當時簽名贊同者有台灣僧俗要人210名。1956年11月11日，「修訂中華大藏經會」在臺北善導寺正式成立，簽過名的贊同者都是會員，屈映光任首席常務理事，蔡運辰為總編審。「修藏會」還在泰國、日本設立了分會或代理人。"
      },
      {
        "type": "p",
        "text": "臺版《中華藏》最初設想分為4大部分：1.選藏；2.續藏；3.譯藏；4.總目錄，共收書5,005部。「選藏」，又稱正藏，是全書的主要部分，擬分4輯依次出版。第1輯：影印1931～1935年上海出版的《影印宋磧砂藏》和1935年三時學會從《趙城藏》中編選的《宋藏遺珍》，有書1，581部；第2輯：影印明清遞刊版《嘉興藏》（已見第1輯的書不重收），有書658部；第3輯：影印日本《卍正藏》、《卍續藏》（已見1、2輯的書不重收），有書1,337部。3輯累計收書3,576部。第4輯收另外13種藏經中不見於前3輯的書，共400部。合4輯之數，選藏擬收書達3,976部，號稱「各藏經典，不重一部，不減一部，合成一帙」（蔡運辰：《中華大藏經序》）。對於各種藏經中同一部書因版本不同而出現的較大文字差異以及某些版本中增入的序跋等內容，選藏擬在第4輯後面設「綜合補錄」一項；蔡運辰專門編製了詳細目錄，指明應從何版中補錄哪段文字，這等於為讀者作了大量的校勘提示，其作用不可低估。選藏以外，計劃是：「續藏」，結集歷代未入藏之經典，收書970部；「譯藏」，專收由漢文譯成西文之經典，中外文對照刊印，收書20部；「總目錄」，編列各藏目錄及與目錄有關之書籍，收書39部。這後3大部分共有書1,029部。"
      },
      {
        "type": "p",
        "text": "如果臺版《中華藏》能按上面的設想全部完成，的確將是一部既有空前宏富的內容，又有文物觀賞價值的煌煌巨製。然而，光陰荏苒，「修藏會」困難重重，工作拖延再三，龐大的計劃最終夭折了。這對一開始企圖利用這個機會籠絡海內外中國佛教信徒，通過「修藏」在政治上、宗教上為臺灣爭個「正統」地位的人，是一次不小的打擊。"
      },
      {
        "type": "p",
        "text": "選藏第1輯是1962～1966年出版的，16開，精裝40冊。1968～1974年，第2輯出版，精裝80冊。同時出版了朱鏡宙編的第1輯索引和蔡運辰主編的《中華大藏經首編》。《首編》包括該藏序文9篇，「修藏會」成立時的章程、宣言等文件，編目通例，各輯編目說明，全藏目錄。在此期間的1972年，屈映光病故，年近80的劉泗英接任首席常務理事。劉缺少屈那樣的「權威」，「修藏會」在屈主事時埋下的用人失當、計劃不周等矛盾很快趨於尖銳化。第2輯基本告竣時，第3輯本已開印，卻又將第1輯重新印成「大字本」，即改原每頁三欄為兩欄，一下擴展成約100冊。第3輯預計也不低於此數。兩輯分別印到三、五十冊時，印刷經費竟被負責印務的人挪做股票投機買賣，賠得精光，以致提起訴訟，但於事無補，印行工作從1979年完全停頓。預付了書款的訂戶，函電交催，逼得「修藏會」在日本的代理人幾欲尋死；還有一些未付款的訂戶見書成無日，打了退堂鼓。臺灣「中國佛教會」方面則因與「修藏會」不諧，其各級組織「無一處請藏」，也不管推薦訂戶。蔡運辰目睹原定方案「滯礙難行」，信心黯然，移居去了美國。劉泗英「心有餘而力不足」，最後找了一位「立法委員」董正之，和屈映光之子屈彥遠一道接手印行。臺灣當局「內政部」看看「前朝遺事」騎虎難下，不得不指派一名科長出面監督。經過一番計議，新文豐出版公司答應承擔繼續印刷，而此時掌管影印底本的一位林覺非居士又拒絕交出書來，祇好另外去找。到1982年，第1輯大字本和第3輯精裝各100冊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總算印成，又配套重印了第2輯，「修藏會」趕緊宣告「功德圓滿」，20多年的「修藏」就這樣草草收兵了。"
      },
      {
        "type": "p",
        "text": "臺版《中華藏》共出版正藏3輯，計精裝280冊（第1輯以大字本冊數計），線裝本加倍；臺灣島內外購買全部三輯的訂戶不過150家左右。付之闕如的各個部分，還能不能問世？董正之祇好說：「祈禱佛陀」！"
      },
      {
        "type": "p",
        "text": "用實事求是的觀點看，臺版《中華藏》在編印過程中還是取得了一定成績的。最突出的是蔡運辰為確定全藏目錄所作的工作。蔡運辰任總編審後，首先「窮四年之力」，「搜羅古籍，獺祭群書」，「凡得刻藏目錄18種、輯藏目錄8種、專書5種，合為31種，綜合排比，鉤稽部數，校註異文」（聖嚴：《序〈二十五種藏經目錄對照考釋〉》），編成《三十一種藏經目錄對照表解》，統計各藏所有經書，共得4,166目，於1960年4月由「修藏會」出版；後又補入《金藏》目錄1種，成為32種；再從32種中刪去輯藏8種，另加《大正藏》目錄1種，並分別進行研究考釋，於1971年最終編成《二十五種藏經目錄對照考釋》一書，1983年12月由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這部16開760頁的著作，是佛教經籍目錄學的重要成果，連同先前出版的《中華大藏經首編》，給治佛學、修新藏者帶來了極大便利，是可以傳之久遠的。臺灣華宇出版社1986年出版藍吉富主編的《大藏經補編》第35冊中全文收錄了《中華大藏經首編》，藍吉富在說明中指出：「即使祇將此一書目瀏覽一過，也足以使人對中文佛典之美之富，有一初步之理解。」蔡運辰在參與修藏的20年裡，還在臺灣雜誌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詳細探討有關這部藏經的很多問題，這些文章具有明確的學術價值，被收集在《如是庵學佛剩語》上冊，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出版。「選藏」第1輯中，有兩部經是上海版《影印磧砂藏》中失收的，這就是胡適在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文庫發現的《磧砂藏》「寧四」、「更一」兩冊，分別為唐不空所譯《略述金剛頂瑜伽分別聖位修證法門》一卷和《瑜伽集要救阿難陀羅尼焰口儀軌經》一卷；第2輯中，有3部書實屬《嘉興藏》，而為《嘉興藏》目錄所不載，是在此次修藏時整理發現的，書名分別為：《雲棲法彙》、《布水臺集》、《鶴山禪師執帚集》。這些不易得見的版本被臺版《中華藏》影印公諸於世，值得慶幸。此外，臺版《中華藏》雖然在1982年就完結了，其「餘蔭」卻至今還嘉惠著臺灣的某些出版商。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1987兩年間，分別把原來該藏的1、2輯以《影印磧砂藏》（內含《宋藏遺珍》）和《影印嘉興藏》的名字重新印行，精裝各40冊；那位當初匿書不交的林覺非居士，1985年拿出了手裡的10種佛教寺誌膠卷，由杜洁祥印入丹青出版公司的《中國佛寺史誌彙刊》（第3輯），這10種寺誌都是被蔡運辰列入臺版《中華藏》「續藏」目錄的。直到新文豐出版公司陸續出版的《佛學名著百種》（70冊），從中還可以分辨出胎死腹內的「續藏」的面貌。當然，所有這種種新書，對學術界、宗教界的讀者都有著獨特的魅力，不僅僅是「嘉惠」出版商而已。"
      },
      {
        "type": "p",
        "text": "臺灣編印《中華大藏經》的始末表明，在不少古本藏經已星散各處的當代，要搞出既全又精的大藏經，離不開海內外的廣泛聯繫和密切協同。該藏的第2輯有相當一部分影印底本攝自日本駒澤大學，而其第4輯之所以無法開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台灣當地缺少的各藏太多，甚至連明永樂南北藏這樣在祖國大陸往往可見的版本，臺灣竟一部沒有。正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修訂新藏是個浩大的工程，非一年半載之功。必須有周密的計劃，嚴謹的部署，科學的組織，依靠強勁的領導，得力的骨幹，精幹的隊伍，還要獲得可靠的長期財力及印刷能力的支持。最後，還需要堅韌不拔的意志和同心同德的團結。臺版《中華藏》的經驗教訓，對於我們今後從事類似的編藏工作，也是有可以借鑒之處的。"
      },
      {
        "type": "head",
        "text": "海外大藏經編輯及光電版大藏經的情況",
        "display_suppressed": false
      },
      {
        "type": "byline",
        "text": "方廣錩"
      },
      {
        "type": "head",
        "text": "一",
        "display_suppressed": false
      },
      {
        "type": "p",
        "text": "籌備會議的先生指定我談一談海外大藏經編輯以及光電版大藏經的情況。我是一個關門作學問的人，對外界的情況瞭解得很不夠。下面談的有些情況是我自己掌握、瞭解的；關於臺灣與美國的不少情況則是盧潯先生最近從INTERNET網上收集到以後提供給我的；還有一些情況則是張新鷹先生提供的。在此特向盧潯先生與張新鷹先生表示感謝。由於條件有限，今天介紹的情況肯定不夠全面與正確。錯漏之處，請大家指正。"
      },
      {
        "type": "p",
        "text": "大藏經是中國人創造的一個詞彙，指佛教典籍的總彙，在古代中國，它主要指漢文佛教典籍。在現代中國，「大藏經」除了指漢傳佛教傳承的漢文大藏經外，包括南傳佛教傳承的巴利語大藏經、藏傳佛教傳承的藏文大藏經，還包括諸如梵文佛教典籍、各種西域文字佛教典籍以及我國的西夏文大藏經、蒙文大藏經、滿文大藏經。範圍更廣一點，甚至可以包括近代以來出現的日文佛教典籍（如《國譯一切經》）以及西文翻譯的佛教典籍。"
      },
      {
        "type": "p",
        "text": "從重要性而言，上述諸種佛教典籍，有的因亡佚過多而零亂不成系統；有的則是從現存的其他藏經中流出。所以，最為重要的是現存三大系佛教所傳承的巴利語大藏經、漢文大藏經與藏文大藏經。不過，由於「大藏經」這個詞是中國人創造的，所以雖然中國人用「大藏經」指代世界上各種文字的佛教經典，並創造出諸如巴利語大藏經、藏文大藏經這樣的名詞。但這些名詞基本上祇在漢傳佛教區域內流通。在南傳佛教區域，人們稱自己的佛教典籍為「三藏」；在藏傳佛教區域，人們稱自己的佛教典籍為「甘珠爾」、「丹珠爾」。正像我們用「大藏經」來稱呼南傳佛教的巴利語三藏一樣，南傳佛教區域的人們則用「三藏」來稱呼漢文大藏經。以至西方世界受此影響，至今仍用「三藏」來稱呼漢文大藏經。所以，本文所謂的「大藏經」，僅指漢文大藏經。"
      },
      {
        "type": "p",
        "text": "從歷史上看，在佛教文化圈中，大藏經主要流傳於漢傳佛教影響所及的東亞各國。近代以來，由於佛教文化圈之外的世界其他國家，主要是西方各國，對佛教的認識與研究主要沿著巴利語佛教、梵文佛教、藏文佛教這樣一條路線前進，所以在這些國家，大藏經，亦即漢文佛教典籍的影響不是很大。但近年來這種情況開始有所改觀，不少西方學者開始日益重視對大藏經的研究。不過，重視大藏經的勢頭出現的時間還不太久，在西方的宗教研究界，對大藏經的總體研究與整理實際上還處在醞釀階段，或者說起步階段。所以，所謂海外對大藏經的編印現在主要局限在漢傳佛教流傳區域，亦即臺灣、香港、日本、韓國。九十年代以來這項工作在美國發展較快，但主要集中在華人圈子裡。西方人也有參加並起到重要作用的，但人數較少。"
      },
      {
        "type": "p",
        "text": "本世紀以來，世界上出現兩次編輯大藏經的熱潮。第一次是本世紀初到二、三十年代。當時我國編印的有《頻伽藏》、《普慧藏》（未完成）、《影印磧砂藏》、《宋藏遺珍》、《藏要》等。日本則有《卍字藏》、《卍字續藏》、《大正藏》。第二次熱潮於五十年代中、後期開始發韌。當時臺灣屈映光、蔡念生等發起成立「修訂中華大藏經會」，編印《中華大藏經》。大陸的中國佛教協會也有編輯新的大藏經的設想，並編纂了供討論的草目，這就是二十年後呂澂先生發表的《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日本則有修訂重印《大正藏》與重編《大正藏索引》之舉。這一熱潮到八十年代趨向高漲，大陸編印了新的《中華大藏經》，重印《藏要》，修補刷印了《龍藏》。臺灣則編印《佛光大藏經》、《文殊大藏經》，影印了《嘉興藏》、影印了大陸新印的《龍藏》與三十年代出版的《影印磧砂藏》、《宋藏遺珍》、《藏要》。還影印了《高麗藏》、《大正藏》、《卍字藏》、《卍字續藏》等。此外還有大陸、臺灣合作編輯出版的《敦煌大藏經》。日本則影印了《高麗藏》、修訂重印了《卍字續藏》。韓國影印了《高麗藏》。八十年代中期開始，隨著電腦技術的飛速發展，大藏經也開始踏入光電時代。經過幾年的醞釀，到九十年代初，大藏經光電化的進程顯著加快。可以說，第二次編印大藏經的熱潮現在正處在方興未艾之際。"
      },
      {
        "type": "p",
        "text": "上述兩次熱潮，第一次的情況大家都很熟悉，所以下面主要對海外第二次熱潮的情況加以介紹。在第二次熱潮中，重點放在大藏經光電化方面。"
      },
      {
        "type": "head",
        "text": "二",
        "display_suppressed": false
      },
      {
        "type": "p",
        "text": "先談談第二次熱潮中海外出現的書冊版的大藏經。這些大藏經又可以分為三類：一、影印的；二、修訂重印的；三、新編的。下面分別介紹。"
      },
      {
        "type": "p",
        "text": "一、影印大藏經，指完全照底本影印，不作任何變動，或僅作個別修訂。"
      },
      {
        "type": "p",
        "text": "如前所述，海外影印的大藏經很多，下面擇要介紹："
      },
      {
        "type": "p",
        "text": "1.《高麗藏》："
      },
      {
        "type": "p",
        "text": "此處的《高麗藏》指朝鮮高麗朝高宗時刊刻的大藏經，又稱《再刻高麗藏》，以區別於顯宗朝刊刻的《初刻高麗藏》。該藏校勘精良，是諸種大藏經中質量較高的一種，版片現存韓國海印寺。影印本共出現四種："
      },
      {
        "type": "p",
        "text": "第一種是東洋出版社出版的錦裝豪華本，全45冊。但祇有正藏，既沒有補遺部分，也沒有總目與解題索引。這實際是供佛教團體供養用的。"
      },
      {
        "type": "p",
        "text": "第二種是韓國東國大學校出版的，全48冊。這種版本藏經的前25冊中，諸經的次序有錯亂，沒有完全按照總目排列；諸冊的目錄上也沒有標明經典的編號。後來發現這一問題，從第26冊起予以改正。全藏包括正藏、補遺、總目、解題索引等。由於前25冊次序錯亂，所以不能根據總目及解題索引進行檢索。"
      },
      {
        "type": "p",
        "text": "第三種也是韓國東國大學校出版的，實際是第二種的修訂版。亦即將已經出版的前25冊按照總目的次序重新編排，並在每冊的目錄上加上該經的編號。內容則與第二種一樣，也是48冊，包括正藏、補遺、總目、索引等。不過這種重新修訂的版本祇刊印發行了300部。"
      },
      {
        "type": "p",
        "text": "第四種是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重印東國大學版。遺憾的是他們重印的不是第三種修訂版，而是第二種有錯誤的版本。全48冊。"
      },
      {
        "type": "p",
        "text": "2.《磧砂藏》："
      },
      {
        "type": "p",
        "text": "臺灣新文豐出版。是根據三十年代上海影印的《磧砂藏》重印的。原藏有殘缺，係據《普寧藏》等藏經補齊。此次影印則將胡適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發現的若干卷抽換補入。原書線裝，新文豐本改為精裝，全40冊。"
      },
      {
        "type": "p",
        "text": "3.《嘉興藏》："
      },
      {
        "type": "p",
        "text": "臺灣新文豐出版。是依據明版《嘉興藏》影印的，但刪除了其中《影印本磧砂藏》已經收入的諸種典籍。全40冊。實際是下述臺灣《中華大藏經》第二輯的再印本。"
      },
      {
        "type": "p",
        "text": "4.《乾隆大藏經》："
      },
      {
        "type": "p",
        "text": "臺灣新文豐出版。是根據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的《龍藏》縮版重印的。"
      },
      {
        "type": "p",
        "text": "5.《大正藏》："
      },
      {
        "type": "p",
        "text": "早在1955年，臺北中華佛教文化館便開始影印《大正藏》。其後又有其他單位對該藏進行影印。七十年代後，臺灣新文豐大量影印該藏。新文豐影印本基本依據日本《大正藏》不變，但在第85卷中加入胡適關於敦煌禪籍研究的一些資料。"
      },
      {
        "type": "p",
        "text": "另外，臺灣還大量影印了《宋藏遺珍》、《藏要》、《頻伽藏》、《普慧藏》、《卍字藏》、《卍字續藏》，都是完全依據原書影印，內容、編次均沒有變化，不再一一介紹。"
      },
      {
        "type": "p",
        "text": "上述影印藏經，除了豪華本《高麗藏》的目的是提供寺院供養外，其他諸種藏經的目的都是向研究者提供資料。所以都採用縮印的辦法，裝幀也比較一般，採取薄利多銷政策，價格比較便宜，海外一般的研究者都可以承受。"
      },
      {
        "type": "p",
        "text": "影印藏經，臺灣出版界的勁頭最大。現有的大藏經，祇要是他們能夠得到的，已經都影印了。我認為，這裡首先是學術驅動，即佛教研究越來越為人們所重視，客觀上對佛教典籍的需求日益在擴張。其次是經濟驅動，即出版商看到上述趨勢，認識到這是一個賺錢的好機會，所以不惜大投入，以爭取大回報。"
      },
      {
        "type": "p",
        "text": "對於學術界來說，不少典籍過去很難見到，現在影印本十分普遍，則資料的收集工作相對就容易得多了，從而推動了學術研究的發展，這當然是一件好事。影印本保留了原本的狀態，有很高的學術價值。遺憾的是有些影印本的編纂者不注意版本的精選，有的還對底本進行割版修補，實際上損害了這些典籍在版本方面的學術價值。"
      },
      {
        "type": "p",
        "text": "二、修訂重印的："
      },
      {
        "type": "p",
        "text": "屬於修訂重印的有日本的《大正藏》與《卍字續藏》。"
      },
      {
        "type": "p",
        "text": "1.《大正藏》："
      },
      {
        "type": "p",
        "text": "大家對《大正藏》都比較熟悉。六十年代初，日本在重印《大正藏》時，對其中的一些錯誤作了修訂，但修訂的比例不大。關於《大正藏》，我最近寫了一篇評論文章，即將發表在《佛教圖書評論》的創刊號上。所以這兒就不佔用大家的時間了。"
      },
      {
        "type": "p",
        "text": "2.《卍字續藏》："
      },
      {
        "type": "p",
        "text": "《卍字續藏》，又名《大日本續藏經》，由前田慧雲、中野達慧等主持，編纂於1905年至1912年。收經1756部，絕大部分為歷代大藏經未收的佛教典籍。10門63類，線裝751冊。本藏編印時正值日俄戰爭，故每冊還載有戰爭陣亡人員名單。優點是收羅宏富，缺點是編次較亂，選本不精，又缺乏必要的校勘。"
      },
      {
        "type": "p",
        "text": "1973年起，由河村孝照主持，對該《續藏經》進行重修。重修本定名為《新纂大日本續藏經》，對原藏的編次作了調整，內容作了增刪，每部經附加編號，刪除了陣亡者名單。改為精裝，分為90冊（含總目、索引各一冊）。從1975年到1989年出版齊全。共收經1671部，計1.02億字。"
      },
      {
        "type": "p",
        "text": "《大正藏》所收以已入藏典籍為主，《卍字續藏》所收則絕大多數為未入藏典籍。兩藏合計約2.5億字。如果把近代以來的佛教撰著捨略不計，則現存的辛亥革命以前的有關佛教的典籍的總量估計在3.5億字上下。也就是說，日本的這兩部藏經已經涵蓋了現存的古代佛教典籍的百分之七十。而下餘的百分之三十（1億字左右），恰恰是最零亂，最分散，從來沒有人收集整理過，因而最不易措手的部分。日本向來以《大正藏》為驕傲，認為是世界上最精良的藏經版本，事實上到目前為止也的確還沒有一部藏經的學術水平能夠超過《大正藏》。通過重修《卍字續藏》，日本在藏外典籍的整理方面也進一步取得了優勢。估計今後日本會在大藏經日譯、各種索引的編纂以及《大正藏》與《續藏經》的光電版方面下功夫，以繼續保持其在佛教典籍的整理方面的優勢地位。"
      },
      {
        "type": "p",
        "text": "三、新編印的"
      },
      {
        "type": "p",
        "text": "海外出版的新編印的大藏經有臺灣《中華大藏經》、《文殊大藏經》、《佛光大藏經》、《敦煌大藏經》以及《大藏經補編》、《南傳大藏經》（從日文轉譯）等。這裡介紹臺灣《中華大藏經》、《文殊大藏經》與《佛光大藏經》。"
      },
      {
        "type": "p",
        "text": "1.臺灣《中華大藏經》的具體編輯工作由蔡念生負責。從蔡念生公佈的目錄草案看，他原計劃把全部佛典重新組織，分為14類86部，共收入佛典3874部。但後來放棄了這個計劃，改為影印出版。臺灣《中華大藏經》現已出版三輯。第一輯為影印《影印磧砂藏》與《宋藏遺珍》；第二輯為影印《嘉興藏》中第一輯未收的諸種典籍；第三輯為影印《卍字藏》、《卍字續藏》中未為前兩輯所收的典籍。三輯均有精裝、線裝兩種版式。精裝一冊相當於線裝兩冊。其中第一輯又有大字本、小字本兩種版式。大字本一頁二欄，欄18行；小字本一頁三欄，欄30行。此外，計劃中的還有："
      },
      {
        "type": "p",
        "text": "第四輯，影印《縮刷藏》、《大正藏》及其他諸種藏經中未為第一、二、三輯所收的典籍。"
      },
      {
        "type": "p",
        "text": "續藏，未為上述四輯所收的其他佛教典籍。"
      },
      {
        "type": "p",
        "text": "上述五部分，前四輯相當於歷代正藏與續藏，最後的「續藏」實際為新編入藏。由於種種原因，臺灣《中華大藏經》出版三輯後無以為繼，故此停頓。"
      },
      {
        "type": "p",
        "text": "2.《文殊大藏經》，1987年開始由臺灣文殊佛教文化中心編印，文殊出版社出版。當時計劃所收經典全部校勘、註釋、新式標點。每部典籍均附有導論，導論中彙集世界重要的佛教經典研究成果，「使讀者迅速進入經典」。還計劃附有重要論文選編與研究論著目錄索引、詞語索引等。總計174冊。但實際上據說祇出版了數冊，第二年便停止編輯。"
      },
      {
        "type": "p",
        "text": "3.《佛光大藏經》，由臺灣佛光山編藏處編纂。計劃將全部佛典分為阿含、禪藏、般若、本緣、法華、華嚴、淨土、律、唯識、秘密、論藏、史傳、文藝等十六部，校勘，標點，排印。已經完成阿含部（17卷，1987年出版）、禪藏部（51卷，1993年出版）。近期將出齊般若部。從已經出版的兩部看，《佛光大藏經》的結構體例在《大正藏》的基礎上有所改革。每部設若干類。如禪藏中設史傳類、語錄類、禪論禪詩類、公案辭書類等四類。收經範圍不局限在傳統的正藏、續藏的框架內，而是廣收博採。如收入敦煌文獻、傳世未入藏著作（如《禪林象器箋》）、乃至《虛雲和尚年譜》、《星雲禪話》等。校勘、標點比較精良，每部附有參考文獻與詞語索引。照排精裝，使用方便。"
      },
      {
        "type": "head",
        "text": "三",
        "display_suppressed": false
      },
      {
        "type": "p",
        "text": "下面談談佛典光電化問題。"
      },
      {
        "type": "p",
        "text": "用電腦輸入佛典，印刷書冊本大藏經，進而編纂光電版大藏經，這在海外是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九十年代初逐漸形成熱潮。其實，類似的工作我們在1986年也開始了。1986年上半年，我曾經代表《中華大藏經》委託當時社科院文學所欒貴明同志進行過這一研究。欒貴明同志按照我們提出的設計要求進行了佛經錄入以及詞語索引等試驗。試驗本身比較順利，但後來由於其他原因，這一合作沒有能堅持下去。1989年以後，《中華大藏經》在工作中，利用電腦錄入300餘萬字，其中照排編入《中華大藏經》者200餘萬字。由於力量有限，錄入照排工作僅局限在《中華大藏經》迫切需要的部分，沒有全面展開。當時的想法是根據條件，逐步輸入，並逐步向光電版大藏經發展。整個八十年代，海外這方面的工作進展得一般，但進入九十年代以後，發展得比較快，最近這二、三年尤其迅速，已經形成一股相當可觀的力量。目前大體上有這麼五個區域性中心："
      },
      {
        "type": "p",
        "text": "一、日本"
      },
      {
        "type": "p",
        "text": "日本這方面的工作集中在京都與東京。"
      },
      {
        "type": "p",
        "text": "京都："
      },
      {
        "type": "p",
        "text": "1.花園大學國際禪學研究所"
      },
      {
        "type": "p",
        "text": "這項工作主要由該所副所長烏．阿浦（URS APP）博士主持，從1990年開始的，目前主要從事禪籍的輸入與禪數據庫的建立。1993年以前，他們主要從事基礎研究與軟件開發。1993年起開始文獻錄入。漢字平臺先採用日本JIS，後改用臺灣BIG5。有些文獻兩者可以兼用。已經錄入禪文獻數十種，印行了十餘種並附有一字索引，錄入文獻時均按照國際規範在原文上附加各種檢索記號，便於從各方面檢索。已發行光盤一張。並在INTERNET網上公佈近30種關於禪學的文獻資料。由於缺乏佛典的標點、校勘人員，所以工作的進度比較慢。另外，由於現有的漢字平臺中漢字數量不夠，不能滿足佛典錄入的需要，所以必須自己造字。為了使這些自己造的字能夠流通起來，與其他人相互交流，他們把所造的字附載在光盤中，與光盤文獻一起流通。"
      },
      {
        "type": "p",
        "text": "他們主張：輸入前，對每一部佛典都應收齊各種版本；輸入時，每一個字在不同版本的不同形態，均按原樣輸入。即儘量保持各版本的原有形態。輸入後形成的文獻雖然是一篇，但通過上面的各種標記，實際可以反映出該文獻各種版本的原貌。這樣，對每一篇電子文獻，不但能夠調出它的標準的校勘標點本，而且能夠調出它的各種版本形態。最近他們正在按照上述設想輸入敦煌文獻。敦煌寫經中的異體字、變體字非常多，還有各種各樣的符號等，如果原樣輸入敦煌文獻的各種技術問題都能夠順利解決，則佛典的輸入也就不會有什麼解決不了的難題了。"
      },
      {
        "type": "p",
        "text": "2.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
      {
        "type": "p",
        "text": "主持人為高田時雄。該項工作從1992年開始，主要是錄入《大正藏》的「史傳部」，即《大正藏》第49卷到第52卷，並編纂有關索引。現已經完成了《高僧傳》、《法顯傳》、《大唐西域記》、《釋迦方誌》、《遊方記抄》、《洛陽伽藍記》等。所用的漢字平臺是日本的JIS。高田時雄是個語言學家，漢文水平很好，承擔的研究也很多，是日本青年敦煌學者組織的核心人物之一。"
      },
      {
        "type": "p",
        "text": "3.京都禪文化研究所"
      },
      {
        "type": "p",
        "text": "該所也在花園大學校園內，但不屬於花園大學，與國際禪學研究所也互不統屬。正在錄入的文獻以禪文獻與中國古籍為主。他們不太贊同編纂一字索引的做法，認為實用價值不大。因此自己另行編輯詞語索引。他們編纂的詞語索引，都另行配套印行供檢索的原典，自成體系。已經錄入與計劃錄入的有《景德傳燈錄》、《祖堂集》、《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等數十種。錄入工作主要在中國（上海）完成，拿回日本校對定稿，然後在天津印刷。出版物免費贈送給有關學者與研究機構。該研究所與中國的語言文字方面的研究者關係比較密切，共同成立了「俗語言研究學會」並共同創辦了一個名叫《俗語言研究》的雜誌。"
      },
      {
        "type": "p",
        "text": "所用的漢文平臺為日本的JIS。"
      },
      {
        "type": "p",
        "text": "4.法寶義林研究所"
      },
      {
        "type": "p",
        "text": "該研究所設在京都相國寺，是日本、英國、法國等國的一個合作項目，主要是把《法寶義林》輸入電腦，並做成能夠完成英、法、中文多種檢索功能的數據庫。"
      },
      {
        "type": "p",
        "text": "5.淨土真宗教學研究所"
      },
      {
        "type": "p",
        "text": "主要從事《大正藏》中若干典籍之錄入，如《十住毗婆沙論》、《觀無量壽經義疏》、《安樂集》等。漢文平臺為日本JIS。"
      },
      {
        "type": "p",
        "text": "6.淨土真宗聖典"
      },
      {
        "type": "p",
        "text": "擬把47種淨土真宗的主要典籍製作成光盤，由本願寺出版社負責。"
      },
      {
        "type": "p",
        "text": "7.天台電子佛典計劃"
      },
      {
        "type": "p",
        "text": "由大津市的天台宗睿山學院天台宗典編纂所負責，把天台宗的主要典籍及註疏輸入電腦，做成光盤。全部約360萬字，基本是根據《大正藏》錄入。"
      },
      {
        "type": "p",
        "text": "東京："
      },
      {
        "type": "p",
        "text": "1.《大正藏》錄入計劃"
      },
      {
        "type": "p",
        "text": "由日本印度學佛教學研究會與大藏出版社負責。該項目於1994年已經開始，計劃把《大正藏》做成光盤。該項目接受日本文部省的資助，預訂由大藏出版社出版。"
      },
      {
        "type": "p",
        "text": "2.日蓮數據庫"
      },
      {
        "type": "p",
        "text": "由立正大學三友健容負責。主要是把日蓮的著作輸入電腦，並輸入關於日蓮的詞典等。原計劃祇做光電文獻，沒有檢索系統。用的是日本NEC的專用設備，與IBM機不兼容，甚至與日本一般的文字處理機也不兼容。所以基本祇能供立正大學內部使用。"
      },
      {
        "type": "p",
        "text": "3.曹洞宗宗學數據庫"
      },
      {
        "type": "p",
        "text": "由駒澤大學的曹洞宗宗學研究所負責。輸入有關曹洞宗的各種資料，漢字平臺是日本的JIS。"
      },
      {
        "type": "p",
        "text": "除了上述集體項目外，很多大學的教師由於個人研究需要，也在從事這一漢文佛典的電腦錄入工作。如京都大學的長尾雅人、廣島大學的桂紹隆、花園大學的沖本克己、龍谷大學的能仁、大阪聖心女子學院的瀨間等等。他們基本上都是依據《大正藏》，利用JIS。各人的條件不同，做法也是五花八門。另外花園大學佛教學科也錄入了一些典籍。"
      },
      {
        "type": "p",
        "text": "綜上所述，除了1994年上馬的《大正藏》項目外，其他的項目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宗派性、個人性的色彩很濃。所配備的計算機環境與軟件也各不相同。互相之間缺乏聯係與協調，基本上各自為戰。"
      },
      {
        "type": "p",
        "text": "二、韓國"
      },
      {
        "type": "p",
        "text": "韓國以曾經編輯《高麗藏》與至今收藏著《高麗藏》的版片而自豪。他們的光電版大藏經計劃也圍繞著《高麗藏》而進行。"
      },
      {
        "type": "p",
        "text": "這一工作由收藏《高麗藏》版片的海印寺主持，韓國著名的大企業三星公司為後援。錄入工作從1992年開始，最初兩卷在上海用BIG5碼輸入後拿回韓國校對。後來改為在韓國本土錄入。錄入的最大困難是錄入員漢字水平太差，對付不了那些複雜的漢字。韓國雖然仍然留用一部分漢字，但與佛經漢字比較起來實在微不足道。加上《高麗藏》中有許多古今字、異體字、正俗字、變體字，對於一般的人來講實在很困難。據說他們最後是利用中國的「鄭碼」，並按照《高麗藏》的字體造了大批的漢字，幾乎是有一個變體就造一個字。錄入人員可以完全按照自己所看到的字體進行輸入。如果發現輸入的這個字還沒有造，就打一個星號，通知造字人員補造。按照原定計劃，1996年3月完成全部錄入校對工作。"
      },
      {
        "type": "p",
        "text": "除了《高麗藏》之外，還由 PAENG NYON 佛教文化基金負責將《韓國佛教全書》輸入電腦。據說第一部分元曉的著作約70萬字，已經在中國錄入完成。"
      },
      {
        "type": "p",
        "text": "上面日本與韓國的大藏經光電化工作，雖然在目的、規模等方面互不相同，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基本上由佛教團體把它當作一件佛教的事業來做。雙方都有大批學者參加，但由於日本與韓國的歷史原因，這些學者大多有佛教背景。"
      },
      {
        "type": "p",
        "text": "三、香港"
      },
      {
        "type": "p",
        "text": "香港的情況與前述日本、韓國的情況不同。香港的佛教團體對於編纂大藏經與大藏經光電化態度不一。有的比較冷漠，有的則有興趣，但總的來說是覺得這件事規模太大，望而生畏。但香港的學者對此卻有熱情。中文大學的中國文化研究所有一個古文獻資料庫計劃，非常龐大，計劃把中國古籍都輸入電腦。第一階段是輸入秦漢古籍約800萬字，1993年已經完成，並出版了102種文獻的索引。第二階段是輸入六朝以來的道教文獻與佛教文獻（依據《大正藏》、《卍字續藏》等錄入）。目前進展情況不詳。漢字庫是BIG5。不過已經完成並上市的電子文獻資料庫價格很貴，一般人難以問津。"
      },
      {
        "type": "p",
        "text": "四、臺灣"
      },
      {
        "type": "p",
        "text": "1.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
      },
      {
        "type": "p",
        "text": "該中心已經出版了「二十四史」的光盤，已經完成與正在輸入的還有《十三經註疏》、諸子、敦煌文獻、金石資料、佛典等。佛典是依據《大正藏》輸入的。"
      },
      {
        "type": "p",
        "text": "2.佛光山"
      },
      {
        "type": "p",
        "text": "佛光山的光電版佛典可以分為三個方面："
      },
      {
        "type": "p",
        "text": "第一，圍繞《佛光大藏經》進行。《佛光大藏經》是用電腦照排的，轉換為電子版上網，或轉換為光盤版，都非常容易。估計佛光山將會推出光電版的《佛光大藏經》。"
      },
      {
        "type": "p",
        "text": "第二，輸入《大正藏》的若干典籍，這主要是在佛光山北海道場進行。"
      },
      {
        "type": "p",
        "text": "第三，把《佛光大辭典》及佛經目錄輸入電腦。"
      },
      {
        "type": "p",
        "text": "後兩件工作正在進行。"
      },
      {
        "type": "p",
        "text": "由於臺灣佛教山頭林立，很難統一觀點，統一行動，所以佛光山編纂《佛光大藏經》及光電版佛典也是自成一家。不過，佛光山參加了「電子佛典推進協議會」與「電子佛典協會」這兩個國際性的電子佛典協調組織，與世界上其他正在從事同類工作的單位有著較為密切的聯係，臺灣中央研究院的一些學者也與他們有業務的聯繫與交往。佛光山已經答應把《佛光大辭典》輸入電腦後可以供「電子佛典協會」發佈的光盤公開使用。今後，佛光山的光電版大藏經計劃與其他單位主持的光電版大藏經計劃，想必還需要協調。"
      },
      {
        "type": "p",
        "text": "3.臺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
      },
      {
        "type": "p",
        "text": "這是1995年2月新成立的機構，全部都是學者，其中有若干僧人學者，人員包括臺灣島內外的不少知名人物。成立緣起中說：佛學研究在歐美與日本成績斐然，近年來大陸有急起直追之勢，而臺灣雖有七、八十人，卻缺乏合作，所以成立這樣一個機構。在活動內容中有「廣泛收集國內外佛學文獻資料，建立系統化之佛學文獻資料庫」一項。並有一個「佛學資料庫國際網絡」的計劃。"
      },
      {
        "type": "p",
        "text": "這個機構雖然成立不久，但發展很快，已經入網並發佈資料。"
      },
      {
        "type": "p",
        "text": "從網上可以知道，臺灣還有不少佛教機構在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並發送信息。在此不一一列舉。它們大多提供光電版佛典，並要求閱讀者也能向它提供佛典文本或信息。普及是提高的基礎。如果能夠把這些分散的力量團結在一個總目標之下，那將是非常可觀的。"
      },
      {
        "type": "p",
        "text": "五、美國"
      },
      {
        "type": "p",
        "text": "1.佛教電腦資訊庫功德會"
      },
      {
        "type": "p",
        "text": "1994年9月在美國成立。設在美國紐約世界宗教研究院，負責人有沈家楨、沈乃宣等，到1995年4月中旬，已經設立7個分庫（美國6個，臺灣1個），有會員167人。採用人工以及掃瞄的辦法輸入佛典及工具書。像丁福保《佛學大辭典》、《大般若》等數十種佛典、明末四大高僧全集等。他們已經公佈了一張《金剛經》的光盤，免費提供給會員。另外，正在編纂新的光盤，內容是常用經咒，及《佛光大辭典》、《佛學大辭典》、《翻譯名義集》等三本工具書。據說這片光盤的設計思想是充分利用多媒體的功能，用聲音、圖片、表格、動畫、影片等手段配合經文。遇到不明白的名詞，祇要按一下鼠標，就可以顯示工具書中解釋。在經解部分，也可以參閱有關註釋；也可以聽梵唄等。公佈日期一再推遲，主要困難在於（1）造字；（2）佛光山答應的《佛光大辭典》的提供使用問題。"
      },
      {
        "type": "p",
        "text": "這個組織主要由華人佛教徒組成，與臺灣佛教界、學術界關係密切，很多工作都合作進行。現在很活躍，工作效率看起來也比較高。"
      },
      {
        "type": "p",
        "text": "2.加利福尼亞大學佛教研究所"
      },
      {
        "type": "p",
        "text": "該研究所蘭卡斯特教授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已經在呼籲加強對漢文大藏經的研究。他也在從事這方面的工作。"
      },
      {
        "type": "p",
        "text": "此外，在美國、歐洲、澳大利亞都還有人從事這方面的工作，這裡就不一一介紹了。"
      },
      {
        "type": "p",
        "text": "從上面並不完全的介紹可以知道，電子佛典的工作在世界上已經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了。據我瞭解與考慮，現在的問題主要是如下幾個方面："
      },
      {
        "type": "p",
        "text": "1.編輯方面的問題"
      },
      {
        "type": "p",
        "text": "首先，大家都有心做電子佛典，但到底做一個什麼樣的東西，大家的意見並不統一。如，是做一個標準定本，還是僅提供原始資料？到底是搞光電版大藏經，還是某些經典的集合？如果搞光電版大藏經，那麼是輸入現成的某一部大藏，還是新編一部大藏？要充分發揮光盤的多媒體功能，這一點大家是一致的。但光電版佛典的多媒體怎麼搞，還在摸索當中。"
      },
      {
        "type": "p",
        "text": "其次，用什麼底本，看來還是一個難題。由於《大正藏》目前的學術地位，也由於缺乏校勘、標點人材，無法儘快做出一個精良的定本，所以目前很多單位不得不依據《大正藏》輸入。但《大正藏》的版權屬於日本有關單位，因此問題比較複雜。"
      },
      {
        "type": "p",
        "text": "第三、缺乏校勘、標點底本的人員。這是一個大問題。"
      },
      {
        "type": "p",
        "text": "第四、要使光電版大藏經發揮作用，必須使它能夠實現多重檢索，那麼，檢索系統的設計與文獻上檢索點的確定與標記成為必須首先解決的前提。而這是一些學術性、技術性很強，工作量又非常大的工作，非一般人能夠勝任。"
      },
      {
        "type": "p",
        "text": "第五、電腦輸入快，校對定稿慢，已經成為各單位的一個瓶頸。"
      },
      {
        "type": "p",
        "text": "2.電腦問題"
      },
      {
        "type": "p",
        "text": "首先是漢字平臺問題。現在雖有多種漢字庫，但內碼不統一，而且無論那種字庫，所收漢字的數量都不能滿足需要。大家祇好自己造字，而自己造的字則五花八門，互不統一，使得錄出的文獻互不流通。將來即使流通大字庫，統一造字的問題同樣會存在。"
      },
      {
        "type": "p",
        "text": "其次是光盤檢索軟件問題，要做成一個使用方便的光盤，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好。"
      },
      {
        "type": "p",
        "text": "3.人力、財力問題"
      },
      {
        "type": "p",
        "text": "缺少佛典方面的專家、高水平的校勘標點人員、電腦技術人員。缺少足夠的經濟力量。"
      },
      {
        "type": "p",
        "text": "4.協調問題"
      },
      {
        "type": "p",
        "text": "光電版大藏經工程浩大，大家的人力財力都有限，本來應該協調一致，以充分利用現有的人力、物力。但由於種種原因，缺少必要的協調，以至出現大量的重複勞動。有的經典被反覆輸入多次，甚至十多次，乃至幾十次。"
      },
      {
        "type": "p",
        "text": "上述問題已經引起海外從事這一工作的人士的注意，於是出現了兩個專門進行協調的組織："
      },
      {
        "type": "p",
        "text": "一、電子佛典推進協議會"
      },
      {
        "type": "p",
        "text": "該會是1993年4月26日在美國成立的。早期參加者有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日本立正大學、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佛教研究所、臺灣佛光佛教文化研究所、日本花園大學國際禪學研究所、韓國海印寺、韓國漢城國立大學、馬來西亞佛道修行者共同體等。推舉加利福尼亞大學的蘭卡斯特教授為理事長，花園大學烏．阿浦為秘書長。這是一個鬆散的團體，本身既沒有常設機構，也不規劃項目。祇是起溝通信息的作用，力圖以此來協調參加單位的工作，從而達到促進佛典的輸入與利用的目的。以花園大學的《電子達摩》（從第三期起）作為機關刊物。"
      },
      {
        "type": "p",
        "text": "該組織一成立，就訪問了臺灣、香港、曼谷，也來到北京、上海。了解情況，尋求合作。徵集到一些新的加盟者。1994年1月與5月，分別在香港、臺灣召開過兩次研討會。9月底到10月初，在韓國海印寺召開年會。會上交流了關於日本花園大學禪學研究所的禪數據庫、美國康乃爾大學的雲南寫本佛典計劃、泰國摩訶道兒大學的泰文巴利大藏經計劃、斯里蘭卡的僧伽羅大藏經計劃、佛光山的佛教詞典與佛光大藏經計劃、韓國的《高麗藏》計劃的情況，並就軟件等技術交流經驗與作了演示。會議改選了領導機構，選舉蘭卡斯特為會長，約翰．列曼為美洲聯絡人，烏．阿浦為亞洲聯絡人，戈．維迪安為歐洲聯絡人。1996年4月上旬在臺灣佛光山再次集會，表示要對萬馬奔騰似的電子佛典發展現狀進行整合。"
      },
      {
        "type": "p",
        "text": "這個組織聯絡廣泛，除了非洲，五大洲都聯繫了。不僅漢文大藏經，也包括其他語種的大藏經。但搞漢文大藏經的人在其中占主要地位。有一些西方人參加，並起到重要作用。思路比較嚴謹，重視計算機基礎。"
      },
      {
        "type": "p",
        "text": "二、中華電子佛典協會（中華電子佛典工作委員會）"
      },
      {
        "type": "p",
        "text": "1994年開始籌備，由大願顧問公司的楊國屏先生為召集人，佛光山、中央研究院、美國莊嚴寺等為主要參加單位，各參加單位分頭工作，進行佛典的電子化並入網傳輸。參加者主要是臺灣與美國兩地的華人。"
      },
      {
        "type": "p",
        "text": "由於條件有限，上面介紹的情況未免掛一漏萬。歸納上述情況，就光電版大藏經而言，可總結如下二點："
      },
      {
        "type": "p",
        "text": "一、海外的佛典電子化工作基本上是各自為政，百花齊放。基本是各單位根據各自的需要與能力就部分佛典而進行的。真正有意做成光電版大藏經的，目前祇有韓國的《高麗藏》光電版（即將完成）。日本的《大正藏》光電版（正在進行），臺灣的《佛光藏》光電版想必最終也會推出。"
      },
      {
        "type": "p",
        "text": "二、由於協調性機構已經出現，由於光電版文獻本身的易拷貝性，並便於再次被整理、被編輯，所以，集合分散的力量，彙集各單位輸入的經本，重新編輯加工而成為新的光電版大藏經相對來說是一件比較容易的事。因此，目前雖然沒有這方面的消息，但我們必須充分看到由某個協調機構出面，協調編纂新的光電版大藏經的可能性。"
      },
      {
        "type": "head",
        "text": "大藏經編纂及電腦化研討會發言摘要",
        "display_suppressed": false
      },
      {
        "type": "p",
        "text": "編者按：為全面反映此次研討會的情況，除了將會議論文結集發表外，由有關同志根據錄音將其它諸位先生在會議上的發言整理後，摘要發表如下。發言摘要依據會議發言的先後次序排列。"
      },
      {
        "type": "p",
        "text": "王學信（《華聲月報》主任記者）：我國自古以來便是文明禮儀之邦，歷代朝野緇素自來推重文化典籍的修撰、編纂、刻印、收藏。這一優良傳統，代有相繼，累世不衰，薪火相傳、文脈為繼。遂使我中華民族擁有舉世矚目的極其豐富、又多姿多彩的文化積澱，為建設我國的當代精神文明提供了蘊藏豐厚的資源。"
      },
      {
        "type": "p",
        "text": "在我國歷史上，每當太平盛世，便有朝廷主持的文治之舉，將當時的文化建設推往極致。可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以彰千古同文之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進入有史以來的最好歷史時期，政局穩定，社會祥和，上下一心，共創大業。經濟高速增長，國際威望日見提高，中華之騰飛崛起，當指日可待。譽之為太平盛世，殊不為過。建設無愧於偉大時代的文化偉業，自然也就提到了議事日程。"
      },
      {
        "type": "p",
        "text": "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要即是震鑠古今、精深博大的儒、釋、道三家之學。此三家之學，雖經歷史推移，時代變遷，不僅未能湮沒、消亡，反而日見光大。使更多的中外有識之士得以從中收取無盡的營養及啟迪，造福人類與社會。千百年來，以儒、釋、道三家之學為主要內涵的中華傳統文化，養育了一代又一代英才輩出的炎黃子孫，造就了眾多的忠臣名將、先哲聖賢，以及詩人學者、藝苑名家，古代科技界的燦爛群星。中華傳統文化以其無與倫比的感召力、向心力和凝聚力，無論過去、現在、未來，都是維繫全體炎黃子孫的血脈和紐帶。中華傳統文化在與西方文化日益頻繁的撞擊、交流、融合中，必將優勢互補，孕育、產生出新的更完美的人類文化，開啟未來世紀人類文明的新曙光。"
      },
      {
        "type": "p",
        "text": "佛教文化在中華傳統文化寶庫中有著重要的地位，佛教典籍除佛教自身外，還涉及哲學、倫理學、歷史學、語言學、邏輯學、文學、藝術、算學、醫學、天文學、社會學、民俗學等諸多領域，是極其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大藏經作為漢文佛教典籍的總匯，歷代均曾印行。雖然大藏經的眾多版本均功不可沒，但是基於種種原因，各版大藏經皆非善本。諸多遺漏、舛誤及體例上的駁雜，難以盡如人意，每令人為之扼腕長歎。重修一部善本精品《中華大藏經》，並使之結合現代高科技，進入光電化，則勢在必行。"
      },
      {
        "type": "p",
        "text": "國務院宗教局此次牽頭召集中國佛教協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的高僧大德、專家學者共襄盛舉，以期在未來若干年內完成此項文化史上空前的偉業，堪稱極具戰略發展眼光的跨世紀大手筆。承前啟後，繼住開來；功在當代，澤被後人。開啟歐洲新時代的「文藝復興」，是以回歸古希臘、古羅馬文明而作為開端的；而我們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回歸、反思、繼承與發展，不也正是肩起新時代的閘門，步入中華民族與全人類更加和諧美好的未來嗎？"
      },
      {
        "type": "p",
        "text": "刀述仁（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我要去參加一個會，簡單講幾句。"
      },
      {
        "type": "p",
        "text": "編纂佛教大藏經，功德無量，也是一件順應潮流的大事。我表示堅決支持。上周，我接待了臺灣佛光山的一個代表團，他們也談到希望在編纂大藏經方面進行合作的事。可見海峽兩岸都十分關心這件事情。"
      },
      {
        "type": "p",
        "text": "我們現在做這件事，條件應該說已經比較好了。我今天講話也是給打打氣，我們一定要做好這件跨世紀的大事。現在大家開這個研討會，意見也可能會有分歧。但我相信分歧也祇是在怎麼做上，而不在做不做上。從佛教協會的角度講，我們義不容辭。南傳佛教、藏傳佛教的信徒也都會支持這件事，因為這是各民族佛教徒共同的事業。"
      },
      {
        "type": "p",
        "text": "杜繼文（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所研究員、原所長）：編纂新的大藏經是國家的盛舉。我本人非常支持，而且希望很快就能夠實施。它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剛纔大家都講了，我在這兒不再重複。我想強調的一點是：一開始，我們究竟從哪裡著手？"
      },
      {
        "type": "p",
        "text": "我個人認為《大正藏》的好處是方便、實用。它的校勘也是現代校勘，我們要做到它那個程度，大概要費點功夫。有一次，臺灣一位學者在北京大學講話，給我的印象很深。他批評我們現在出版的一些佛教書籍的標點，說：「這種標點的書我就不用。不僅如此，如果有誰依據這種書來寫文章，那種文章我也不讀。」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有些書籍標點的錯誤太多，沒有權威性。臺灣用的是《大正藏》，但我認為《大正藏》同樣也不能作為最後的權威的版本。相反，我認為《中華藏》值得重視。我校勘過幾部經，就我校對過的幾部經來看，《中華藏》最可靠，最有權威性。至於具體哪幾部，細節如何，這裡就不詳細講了。總而言之，《中華藏》可以作為一種權威版本。而《大正藏》不能作為權威版本。因此，我主張新的編藏工作以現在的《中華藏》影印本為基礎來進行。"
      },
      {
        "type": "p",
        "text": "第二步就是繼續完成《中華藏》下編的問題。這項工作現在停頓了。停頓的原因很簡單，就是沒有錢。由於這項工作準備得比較充分，收集的材料比較多，份量比較大，日本等國都沒有這樣的藏經，我們把它編纂出來，可能要屬於世界第一了吧。如果能夠把《中華藏》的下編完成，我認為是功德無量，非常之好。希望國家能夠支持。如果宗教局從《中華藏》著手，把整個的上、下兩編全部做出來，就可以說把基礎打下來了。在這個基礎上，無論是標點也好，校勘也好，輸入電腦也好，都有了最基本的材料。否則，恐怕下邊的工作不太好做。"
      },
      {
        "type": "p",
        "text": "最近我看了幾本書，用的本子權威性還是差。我看到的國內外比較有權威的學者常用的中國人編纂的大藏經，一個是《頻伽藏》，一個是《磧砂藏》，它們比起《中華藏》，都差遠了。所以我建議從《中華藏》開始新的編藏工作。"
      },
      {
        "type": "p",
        "text": "會議讓我介紹六十年代初期，呂澂先生的《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的情況。這件事情的基本情況都反映在呂先生《談〈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譯本部分的編次》中，對這個問題，當時有些爭論，其中周叔迦先生提的意見比較多、比較中肯。呂澂先生根據周叔迦先生的意見又作了補充。寫了《有關大乘經分類部分的補充說明》。這個材料可參考。這裡的中心問題是什麼呢？呂澂先生私下講過這麼一層意思，覺得中國人用《大正藏》，不太好使。因為漢文大藏經本來以中國為主，而現在這個文化中心不在中國，跑到日本了。這當然有些歷史原因，我們過去破壞得比較厲害。六十年代初，經濟恢復，文化也比較發展，所以當時考慮中國人應重新編輯大藏經，這也是提高民族自尊心。在編輯體例方面，當時也考慮到可以衝破日本的，傳統的。呂澂先生主張從研究的角度，從歷史的角度，從學科的角度重新分類。他對《大正藏》的編法也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大正藏》說是按歷史次序，實際上那種歷史次序很難成立。呂澂先生主張按照思想內容來分。我個人認為，根據思想內容分也很難。有些問題是很難分的。究竟怎麼分，我建議到了操作階段，開專門會議，進行專門的討論，今天在這裡很難討論，因為這個問題涉及的面太專，不適於大範圍討論。"
      },
      {
        "type": "p",
        "text": "另一個問題。中國的大藏經，當然以漢文為主。如果以漢文為主，那就應該把日本人的漢文著作，朝鮮人的漢文著作，越南人的漢文著作都吸收進來，比較全面的反映漢文大藏經的全部面貌。在這一點上，我們過去沒有十分注意越南。當然，究竟越南現在佛教典籍的現狀如何，我不太清楚。聽說是有不少史料，其中與禪宗有關的資料較多，是我們這裡所沒有的。過去我對日本的著作也不太重視。最近看了空海的著作，大吃一驚。他在宗教方面的貢獻這裡就不講了，他在文化上的貢獻也很大。比如對韓愈的研究，在中國歷史上也數得上，此外，對中國文字的研究，對語音學、對四聲的研究，都算得上好手。過去我沒有想到他會有這麼好的研究，寫了這麼厚一本書，國內已經有譯本。對這些非中國人寫的古代漢文佛教典籍，我們也要重視，吸收到新的大藏經中，吸收到《中華藏》的下編。這部分東西出來，同樣是我們的國寶。"
      },
      {
        "type": "p",
        "text": "大家都說《中華藏》不好讀，實用價值低。我也同意。但要講最後的權威性，大概還要算它。它用起來不方便，沒有標點，校勘在後面，還得一行一行地找，那麼大一本書，很難。但講權威性，還是它。當然也不是說編得就那麼理想，但這個路子應該堅持。出於這樣的思路，所以我建議首先來做《中華藏》下編的工作。"
      },
      {
        "type": "p",
        "text": "再回到呂澂先生當年的目錄上，當時大家的分歧主要在分類上。不少人批評呂先生的分類是一家之言，學派性太強。但他是從文化，從學術這個角度來談的。作為探討問題的一個藍本，也還可以繼續討論。"
      },
      {
        "type": "p",
        "text": "欒貴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電子大藏經的工作，我是1986年開始的。這個工作很重要，也很複雜。關於這個問題，剛纔大家談了很多。總結起來，人、財、資料、編纂程序等問題。我覺得更重要的還有信息。就是國際、國內目前此項工作的進展情況。如剛纔介紹的國外大藏經錄入的情況，就很重要。另外，大家也都知道，兩部大藏經。一個是我們這邊的，一個的臺灣編纂的。這兩部大藏經都有各自的教訓。教訓很重要，但主要還是成就。它們的成果，我們要用。比如《大正藏》標點的成果，我們要充分的利用。因為你要超過別人，必須站在別人的肩上。如果覺得丟人，不肯站在別人的肩膀上，那就無法超過人。這與體育比賽不同，百米賽跑，不可能別人跑前60米，我來跑後40米。文化是積累的，如果我們不能學習別人，就無法進步。問題在於怎樣學習別人？我們不能抄襲，而是創造性地接受它們的成果。這是今後在大藏經的編纂方面應該特別注意的問題。在這個過程中，當然要嚴格遵守版權法。"
      },
      {
        "type": "p",
        "text": "剛纔大家談了不少，我也覺得總體來說，的確有它的難度。但現在與86、87、88年不一樣了。那時我剛輸入幾卷《中華藏》的經典做實驗，方廣錩天天在我那兒守著。做了以後，覺得有些問題。現在也還有一些問題，但比那時要少多了，科學進步非常快，很有希望。總結起來，我覺得人有。財也是小問題。資料、信息、怎麼編等等，都可以解決。最最關鍵的是由宗教局來組織這件事。這是第一位的。過去這件事沒有搞成，就差一步之遙了，關鍵就在這裡。所以聽了這會，我覺得更有信心了。至於計算機的具體技術問題、學術與技術如何結合問題都是相當次要的。"
      },
      {
        "type": "p",
        "text": "大藏經如何編？今天大家講得比較徹底。雖然有些還沒有展開，但對我是重要啟發，也更有信心了。現在各方面的條件已經比較具備了。我認為此事不用太長的時間。現在我們的手段也已經充分現代化了，有些事情可以事半功倍，甚至一事幾功。我估算了一下，覺得不用超過五年。二年之內應該出初步成果。當然，如果講到書冊本，這是電子化以外的另一個問題。現在看來，作為珍藏本、傳世本，可以用電子版，但在過渡時期，書冊本仍然需要。而新版大藏經，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性的文化工程，不能影印。一定要新排，一定要有標點。這一點無需討論。如果我們拿個「百納本」或別的什麼本來代表我們的水平，這總說不過去。由於有印刷、排版、還有詳細的校對、標點等過程，所以書冊本的時間相應要長一點。能夠在十年以內拿出來，這差不多。但電子大藏經，就我們已經具備的條件看，它一旦把產品，即大藏經製成後，以後幾年的工作，可以自動生成，可以由比較低層次的人來進行。這樣可以避免大藏經虎頭蛇尾。因為我們現在有了計算機。我們不唯計算機論，但計算機的確有它的優越性。電子版做成後，可以一本一本出書冊版。現在計算機與印刷的連接也比較簡單。我認為無論如何編輯工作不能超過五年。如果條件具備，完全可以做到。儘管大藏經有各種各樣的複雜問題，但計算機可以滿足各方面的要求。祇要我們能夠想得到，提得出來，就可以納入方案。第一步沒有考慮到，還可以在第二步補充。"
      },
      {
        "type": "p",
        "text": "我對這是有充分的信心，但有一個前提，就是必須有宗教局來抓這件事。時間不用那麼長，成果也可以是階段的，比如一年出一次成果，或陸續發表。在這一點上，電子出版物有它的優點。當然，也有問題，比如盜版。但我們不能因為怕盜版就不搞了，就封閉技術。"
      },
      {
        "type": "p",
        "text": "熊國楨（中華書局副總編輯）：我個人對編印大藏經非常贊成與擁護，很關心此事。也關心有什麼新的動向。在此想介紹一下中華書局在佛教典籍整理方面所做的工作。也談談我從事該工作的一些感想。"
      },
      {
        "type": "p",
        "text": "中華書局從1978年開始，搞了一套「中國佛教典籍選刊」，當時的考慮是佛教界的一些老專家年事已高，佛教典籍的整理需要抓緊進行。否則很多寶貴的精神財富要被帶走了。大藏經又很多，所以從搶救遺產的角度，選擇大藏經中最重要的若干部，請健在的佛教專家做註釋、整理工作。到現在，當時定的22種，祇出版了9種。其中相當一部分僅僅是校勘與標點，沒有註釋。有的稿子雖然很小，但經過了好幾個人的手。比如《童蒙止觀》，開始約的是哲學研究所的談壯飛先生，但還沒有開筆，就去世了。後來巨贊法師接手，但還沒有動手，患了腦溢血。最後是金陵刻經處的李安先生完成的。這部小書，帶註祇有六萬多字，經過三位高僧大德的手纔完成。這裡的曲折艱難，不是一言半語能夠說得清楚的。比如佛教典籍的標點，就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我們的選刊中有一本禪宗的語錄，請的是某大學的一位老專家，他既是文學史的專家，也是禪宗史的專家。該書他交稿後，我們請編輯作了許多修改加工。但出版後，還是受到很多批評。首先是四川大學項楚先生，寫文章指出該書標點錯誤五百例。後來我們又陸續收到一些讀者的批評意見，至今為止，這本書因標點方面的錯誤累計挖改二千多處。而這本禪宗語錄還是大家讀得最多，最通行的一種。這樣的語錄，標點起來還如此困難；則其它一些不常見的佛教典籍的艱難程度，就可以想見了。這套書還有這樣的情況，有的明知底本沒有選對，但沒有辦法，因為作者已經去世，是遺稿，祇有先把它出版出來再說。有的註釋是學生根據老師的成果寫的，因老師年事太高，寫不了了，學生來寫也可以，總比沒有強。對這些不太成熟的東西，我們也祇好先把它出版出來。就這樣，至今一共纔出版了9本。當然，出版速度慢，也有我們出版社工作方面的問題。"
      },
      {
        "type": "p",
        "text": "總之，佛教典籍的整理，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首先，文字的勘定就是大問題。佛典中有古體字，有俗體字，都應該整理為正字。這纔能成為標準的版本。如保留很多異體字、很多現在已經淘汰的俗體字，則這種版本就沒有時代特色。有些佛經中的術語是音譯，這種音譯因人而異，是否要統一？有的經，不同時代均有傳本，由於時代不同，產生一些差別，如有的稱「唐音」，有的稱「晉音」，有的稱「宋音」。如果要恢復原文，也要做一番文字考訂工作。另外就是斷句。佛經中各種佛教名相、名詞、概念比較多。日本的《大正藏》有很多錯誤是因為對中華文化不瞭解，有隔膜，所以破句。中國人來整理，至少在名相、概念方面不要出現錯誤，不要斷錯句，例如把一個詞分成兩截等等。《大正藏》中有很多這樣的錯誤。至於剛纔有的專家談到的它的排印方面的錯誤，那是工廠的問題，不是整理的問題。斷句後還有標點的問題。斷句對不見得標點也對。現在出版的一些佛教典籍中，包括白話翻譯，很多似是而非的東西。自己就沒有讀懂。如果這樣整理，等於是糟蹋古籍。這是破壞，不是建設。大藏經的整理是應該用非常嚴謹求實的態度來做的一項很嚴肅的工作。要動員相當的人力，這工作也不是一般的認識繁體字的人就能夠做的。一是要求古籍整理的基本技術的訓練；一是要有相當深厚的佛學修養。兩者缺一不可。而現在要找一批符合這兩個條件的人，不是很容易。中華書局出版標點本「二十四史」，當年調集了大批歷史學家，集中進行。現在我們是否具備這樣的條件，能夠調集相當一批符合上述條件的人，全心全意地做這件事？否則，十年、二十年也出不來。我們現在出版的《中華大藏經》是任繼愈先生掛帥、指導，具體工作是李富華先生、方廣錩先生組織一幫人來做。先後參加工作的有三百多人，除了宗教所的專業人員外，大多數是退休的教師和幹部。他們在這兩方面，都有先天的不足。所以祇能做機械的比勘，列出異同，無法做評述，確定是非。當時的條件祇能做到這一步。現在要搞一個超過《大正藏》的佛教大藏經，這個標準絕對不行。《大正藏》收的經典多，再一個它是鉛排，相當多的經集中在一本書中，上下三欄，校勘記採用比較簡潔的方式，用一些符號，都能在當頁查到。所以流通方便，也很廣，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中國的一些大藏經，版本很好，但是木刻的，卷帙太多，用起來不方便。《大正藏》的特點就是方便實用。但在標點斷句方面的確很不可靠。有的經好一點，但多數都靠不住。包括一些很重要的基本典籍，破句都很厲害。錯字也多，有些是因為不懂，生造一些根本沒有的字。所以，要說超過《大正藏》，也很容易，因為中國人做這件事，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傳統，有優越條件。祇要能夠集中相當的人，就可以做這件事。至少保證標點斷句基本正確。這不難做到。但有兩個問題："
      },
      {
        "type": "p",
        "text": "一、投資問題。沒有相當大的投資不行。82年做《中華大藏經》，那時主要是古籍規劃小組李一氓同志支持，每年撥十幾萬，中華大藏經編輯局就能夠做事，不過那也就是一點辦公經費。現在十幾萬絕對辦不了事，資料要資料費，複印要複印費，人頭費也不得了。投資問題怎麼解決？這祇好由宗教局出面來協調。李一氓同志辦這件事時，當時政治歷史條件不一樣，氣候不一樣，所以當時採取不爭論、辦實事的辦法，選取《趙城金藏》做底本影印，再用較好本子作校勘，出一個在歷史上能夠站得住的版本。也就把這件事作下來了。現在來討論這件事就不能這麼簡單。再搞影印，意義不大。排印的話，投資至少要好幾千萬。現在一方面很多大型的文化工程重複浪費，是出於贏利的目的，而不是出於文化積累的目的。另一方面，有些很重要的文化建設工作，無人來出錢。大藏經就屬於應該有人來組織，來做，來花錢的事。此事由宗教局出面，加上佛教協會，各方面一起呼籲，還是有希望的。"
      },
      {
        "type": "p",
        "text": "第二大困難，是人力問題。要集中相當一批有佛學修養的，有古籍整理基本技能的同志，專門從事這一工作。包括領頭的人，必須全身心地投入到這個工作中，而不是僅僅掛名。僅僅掛名做不好這件事。他要具體研究版本，研究校勘，研究斷句，要具體指導。我覺得木刻藏經中金陵刻經處的《藏要》本比較靠得住。當時就有楊文會、歐陽竟無、呂澂他們做這件事。這個本子確實靠得住，不會誤導。也有錯誤，比較起來，在木刻版藏經中是最可靠的。我們現在能否集中這些人力？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現在市場經濟，大家忙的是生存問題，溫飽問題，這樣一種氣氛做不了這個事。要做這件事就需要有點犧牲精神，十年、二十年，就是坐冷板凳，就搞這一項工作，十年、二十年以後纔能出成果。沒有犧牲精神不行。現在佛學界的專家，不少人年事已經相當高了，年輕一輩能不能踏下心來做這件事？這要做大量的組織工作，思想工作，也要切實解決他們的物質福利待遇問題。否則不安心。這項工作週期很長，編校的工作，不要說五年，十年能夠完成就算不錯。出版再加五年。邊編邊出。週期長，沒有相當的資金來支持就做不下去。資金、人力等都是實際運行中會遇到的實實在在的事。比如在座這麼多專家，但究竟哪位同志出來做這件事？我看願意投入的人大概不多。真正能夠勝任的恐怕也不是太多。因為好多同志是搞佛教史的，或者是搞佛教理論的，或者是從事佛教宣傳的。而真正搞古籍整理的，搞佛教典籍整理的，這樣的人比較難找。從全國範圍來調，恐怕都得費點勁。當然，可以培養一些年輕人。比如從古典文獻專業的畢業生中培養一批，邊幹邊學。但這些實際問題都非解決不可，否則啟動不了。"
      },
      {
        "type": "p",
        "text": "這件事要認真去抓，如果不抓緊，真可能「黃」了。真有這個擔心。"
      },
      {
        "type": "p",
        "text": "葛兆光（清華大學教授）：上面大家談了很多。假定這個項目最終能夠立項，那麼我建議兩點："
      },
      {
        "type": "p",
        "text": "一、很多人提到關於人的問題，尤其熊國楨先生講了很悲觀的話。我認為，這項工作的確需要有人來做，而且兩頭的人不能做。一是現在研究很有成就的人，他們都很忙，實際上也未必肯對著電腦屏幕一字一字地去看。另一頭，沒有佛教知識，沒有古籍整理常識的人也不能做。所以是不是可以採取辦碩士班與博士班的方法。祇有學生纔能夠給你非常認真的辦事。這是否可以由宗教局出面，與教委協商，在某大學辦一個試點的班，從本科到碩士、博士。學生們可以非常認真地來做這件事，實在說，如果他們能夠認真地做出來，人材也培養得差不多了。另一個方法，是否可以在佛學院系統中，找一些素質比較好的學生。這樣，僧俗兩界都有人參加，事情纔真正有人做。說老實話，你要我現在坐下來慢慢校一本書，恐怕也抽不出時間來。"
      },
      {
        "type": "p",
        "text": "二、既然要做，是否在做的過程中同時完成一個目錄提要。劉向校書，每校完一本都寫一篇書錄。如果我們也這樣做，大藏經編纂出來，大藏經提要也編纂出來了。這樣做的好處是：要做好提要，他就必須認真地看書。還可以把若干種目錄，若干種藏經的典籍都附在底下，便於查找。我們可以學習清朝人編纂《四庫全書》的辦法。其實以前的人，像歐陽竟無，也做提要。有這樣一個東西，將來做整理工作等都很方便。"
      },
      {
        "type": "p",
        "text": "淨慧（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聽了大家的意見，很受啟發。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文化也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新編漢文大藏經也因此有著重要的意義與切實的必要性。在科技文明高度發達的今天，利用現代科技文明來重新處理大藏經的有關問題，的確是一個好的機遇。"
      },
      {
        "type": "p",
        "text": "在這次新編漢文大藏經的設想方面，有兩種樣式。一種是印刷版，書冊本，一種是光電版，電子本。在這兩種版本的選擇上，從佛教的理念來講，書冊本更重要。佛教把經典視為法寶，供人閱讀學習，所謂聞、思、修，其中就離不開書本。除了閱讀學習，還用來供養。每個寺院都有藏經樓，這就是供養法寶所在的地方。三寶有住持三寶，亦即佛像、經典與修持佛法的僧團。經典是住持三寶之一。考慮到這一因素，我們在新編漢文大藏經編纂開始時，應該把書冊本放在第一位。此外，現在利用電腦閱讀、查詢的普及率不高，真正使用電腦的人數也相當有限。對寺廟裡的僧尼來說就更是如此了。"
      },
      {
        "type": "p",
        "text": "現在應用的書冊本大藏經有好幾種，其中最普及的是日本的《大正藏》。《大正藏》從日本傳入中國是解放前。解放後傳入的大多為臺灣的翻印本。大約有1000部左右。使用上有一定的優勢。方便，數量適中，兩個書櫃就裝下了。資料集中。儘管標點有錯誤，但有了句讀，讀起來方便多了。比較起來，我們的《中華大藏經》就沒有這個優勢。佛經，特別是很多古文的東西，現代人接觸起來像天書一樣。你再沒有句讀，使人們實在沒法看，受到很大的局限。因此，我們新編一部書冊本的大藏經，要超過《大正藏》，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我們也要利用它的成果。人類的文明成果是大家共同分享。我們中國人在歷史上創造了儒釋道三家的文明，現在世界各國都在分享。世界各國所創造的文明，我們中國人也在分享。很多科技文明，是西方人創造的。日本人在佛典研究、佛學研究方面的確取得很多成果。我們中國的學者們都在分享這些成果。這也體現了中華文化的包容性，中華民族的包容性。因為日本文化本身就是儒釋道三家大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對於日本人取得的成果，我們一方面是接受，另一方面是歡喜讚歎。"
      },
      {
        "type": "p",
        "text": "要編纂新的漢文大藏經，除了在資料上要超過它以外，在編排、校勘、體例、分類等方面都要有所突破，纔能說超過它。我想在資料方面肯定能夠超過它；在體例方面我們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另外，臺灣的《佛光大藏經》的很多做法我們可以吸收。關於體例與分類，我建議，等我們這件事真正立項以後，再開專門的會議來進行研究，這不是一下子能夠解決的，可能有各種分歧意見。最後總得拿出一個大體上既符合傳統，又與現代學術接軌的分類方法與體例，來新編我們書冊版的大藏經。至於電子版的大藏經，昨天與小盧說，電子版大藏經的分類方法比較好解決，它可以採取各種各樣的分類方法。到那時，分類祇是一個框架，可以按照各種方式來處理。可以按照《開元錄》編排，也可以按照《閱藏知津》編排，或其它新的分類都可以，不受某一個模式的局限。所以電子版分類的問題不是很大。而書冊版的分類要好好討論。拿出來後，要真正能夠超越前人，跟同時代的相比也要有自己的優勢，這纔能體現出做這項工作的優勢與意義所在。"
      },
      {
        "type": "p",
        "text": "這件事應該怎麼做呢？從歷史來看，如此浩大的文化工程祇有在盛世纔能夠做得了。在當今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下，文化政策、宗教政策相當開明，做這件事正是適逢其時。歷史上修大藏經，有官辦、私辦兩種。官辦為主，私辦也不少，還有私辦公助，或稱民辦官助。就是先由佛教界發起，其後得到國家的承認，給予認可。我想，佛教文化是有它的共性，但它之所以重要，我作為一個僧人，認為主要在於它的個性。個性就是信仰。祇有信仰層面能夠存在，佛教的存在纔有必要。沒有信仰的存在，佛教僅僅是一種文化，它對人類的貢獻也就大打折扣。基於這樣一種理念，新編漢文大藏經能否採取這種做法：民辦，得到政府的支持，政府在政策上給予保證由民間來具體實施。從我僧人本位的角度來講，應該以具有信仰的人為主組成一個班子，與學術界、文化界共同來做這件事。祇有這樣纔能調動廣大信徒的參與意識。佛教界的參與意識如何，是我們這件事業能否取得真正成功的保證。既然國家財政一下撥出巨款資助此事有困難，那麼祇有調動佛教界的參與意識，經過幾年的努力，來完成這件事。昨天聽到對《房山石經》的介紹，它歷時一千多年，不管朝代怎麼改變，這件事一朝一朝一代一代堅持下來。昨天還講到《趙城金藏》。該藏是一個女居士崔法珍斷臂募集資金，而後刻成的。現在成了《開寶藏》以後最具有版本價值的佛教藏經。這就是信仰帶動的。從我們民族來講，沒有共產主義信仰，民族要真正站立起來是不可能的；從宗教來講，沒有信仰也不可能。宗教文化事業有共性，有個性。共性的部分，全社會都可以分享。但個性的部分不可能全社會分享，祇是那些有信仰的人，纔可能更積極，更虔誠的投入。所以我認為可以採取民辦官助的形式。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可以看看臺灣《佛光大藏經》的做法。佛光山當然有它的條件。主要有兩條：一是經濟力量雄厚；二是佛教人才多而且集中。現在修藏，經濟還不是很重要的問題，最重要的還是人的問題。《佛光大藏經》從性質上講是民間的，不是官辦的。是以佛光山系統作為依託來做這件事。我們來做這件事，也應該考慮可以依託的一個大的寺院或名山。因為他們的經濟收入是常年固定的。能夠讓他認同這件事，真正參與這件事，幾年的時間其它事情不做，整個參與此事，就能夠做起來。祇是簡單地號召大家捐款，這恐怕也不一定能夠靠得住。"
      },
      {
        "type": "p",
        "text": "編修新的大藏經還是不要太擴大。比如收入南傳佛法的東西、藏傳佛教的東西，我主張基本上還是以現有的漢文資料為主。如果真的搞南傳佛教的互譯或藏傳佛教的互譯，這件事就會變得曠日持久。文化事業是持續不斷的，也是應該有階段性的。在現階段，還是以現有的漢文資料作為應收的主要資料。互譯的事現在也可以做，也可以以後再做，再搞續編也可以。"
      },
      {
        "type": "p",
        "text": "蘇晉仁（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大藏經工程可說是一個千秋偉業。現在已經到了20世紀末了，在這個時候，我們應該在前人的基礎上，把過去的藏經以及藏外的東西做一個總結，做一個結論性的工作，把過去的東西都包括在內。這樣，對於當今時代，對中國文化都將是極大的貢獻。"
      },
      {
        "type": "p",
        "text": "我們一般用的都是《大正藏》，因為它有點句，有校勘。當然還存在很多問題，但畢竟給我們提供了很多方便。另外，我還想到一點，就是《大正藏》有它的特點，它不僅吸收前人的著作，還突出了日本人的著作。我統計了一下，它收的譯經（主要是中國翻譯的）有32卷1692部；中國人的撰著，祇有22卷666部；收入的日本人的佛教撰著，也有32卷，此外還有圖像12卷。我們現在編纂《中華大藏經》，要突出中國人的特色，這樣纔能把中國歷代的佛教文化表現得更加全面，這纔能使這部藏經真正表現為是我們今天中國人的藏經。"
      },
      {
        "type": "p",
        "text": "另外，我有個設想，就這個藏經的收經內容而言，首先是截止年限。是否到解放前（1949年）為止，或者到清末為止。就現在看，可以到49年以前為止，因從清末到49年還有些著作。當然，收的時候對不同時間段的典籍可以適度掌握寬嚴。其次是收的範圍。這可以分為幾個方面，比如說著述方面，宗派方面，歷史方面，議論方面。以至過去沒有收入的山志、寺志、年譜、詩文集等等，都應該收進去，不應遺漏。如出家人的詩文集，過去也收，但比較有限。我們這次則應該比較全面地收進去。"
      },
      {
        "type": "p",
        "text": "另外，對於外國人的著作，像朝鮮人、日本人著作等，我們收不收？如果都收，那就與《大正藏》重複了。我想要有一個界限。就是古代到中國來過的，不管古代藏經有沒有，都可以收。像弘法大師那樣。還有，到日本去的中國高僧的著作，也應該全部收入。事實上，那些著作也都是漢文的。"
      },
      {
        "type": "p",
        "text": "關於版本，我考慮，現在如果重新來標點分段，會有一定的困難。想一下完成不行，恐怕會曠日持久。是否可以用比較簡單的辦法，比如金陵刻經處刻的經，差不多都有句讀，就採用它的句讀好了。因為如果要重新標點，恐怕工程太大。金陵刻經處本沒有的，我們再做補充。至於校勘，恐怕還要再考慮。比如《大正藏》、《中華藏》都是死校。這樣校當然也有用處，但有一定的局限性。它沒有活校，祇是提供資料而已，沒有確定這句話到底應該用哪個字。我們現在真正校的話，應該是活校。當然這個工作很浩大，很麻煩。"
      },
      {
        "type": "p",
        "text": "在編排時，最好對某一個經，把它的有關著作都放在一起。形成一個體系。這部分書以後也可以單賣，便於讀者學習。這樣也收得比較全。像《楞嚴》、《華嚴》，都可以自成體系。"
      },
      {
        "type": "p",
        "text": "日本《大正藏》有一個小本目錄，其後有一個「會員名錄」，實際上就是出錢的人，買書的人。我們以後也可以採取這個辦法。誰捐了款，誰買了書，我們把他的名字列在裡面。也就是對那些願意做功德，願意買書的人，進行表揚。"
      },
      {
        "type": "p",
        "text": "湯一介（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書面發言：對編纂新的大藏經表示熱烈支持。新編的這部大藏經要超過日本的《大正藏》，成為最完備、最權威的大藏經。這就要求必須做到兩點：一、要選好底本，認真總結編纂《中華大藏經》的經驗與得失。二、必須要有現代標點，做好校勘。"
      },
      {
        "type": "p",
        "text": "周紹良（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編輯大藏經是一件很好的事，我很支持，希望它能夠辦成。這也是一件大事，我談幾點意見："
      },
      {
        "type": "p",
        "text": "一、我們立足於今天來編纂大藏經，就必須突破過去。從《大周目錄》到《閱藏知津》，從《開寶藏》到《大正藏》，這麼多目錄、藏經，老實說是炒冷飯。體例也沒有突破，沒有變化。大家翻來覆去，還是這些相同的經典。現在我們要突破，否則顯不出精彩來。古代藏經的一大缺點是白文本太多，沒有像儒家《十三經》那樣整理。儒家《十三經註疏》本流通後，白文本就不流通了。我們要突破，纔能編纂出劃時代的大藏經。"
      },
      {
        "type": "p",
        "text": "二、大藏經，祇限於佛言法語。我們可以不搞大藏經，應該搞佛教全書。它與大藏經形式不同，含義不同，立意也不同。大藏經有取捨，有入藏、不入藏的問題，我們可以沒有這個問題。如果我們限制在「大藏經」這個名稱中，太窄了。應該有新的觀點，新的立腳點。"
      },
      {
        "type": "p",
        "text": "三、我們是否還採用傳統排列方法？我們應該定出新的排列次序來。這纔能體現新的精神。蘇晉仁教授提出「以疏隸書」，我認為可以考慮。"
      },
      {
        "type": "p",
        "text": "四、必須先編出一個書目，因為現在不知道有多少書。《大正藏》中提到的書，現在不少根本找不到了，有的可能在哪裡存在著，但我們不知道。所以要調查，登記，編一本中國現存的藏經目錄、佛教典籍目錄。現在浙江圖書館正在從事這一工作。他們來找過我。四、五年前，我對這事有興趣，現在沒有精力了。應該入藏的書是有，但必須先去找。《大正藏》的書並非都很好。我就存有一本書，書名與《大正藏》本同，前半部分殘缺，中間部分與《大正藏》本相同，但後半部分與《大正藏》本不同。《大正藏》本有時還有錯字。如果還用《大正藏》做底本，就會跟著錯，自己還不知道。這就很危險。因此，先把訪書的工作做起來，目錄編纂出來，這很重要。"
      },
      {
        "type": "p",
        "text": "五、有人談到，由宗教局牽頭，成立一個機構，向國家立項。我覺得這樣做太渺茫。什麼時候纔能夠爭取到？不知道。我覺得淨慧法師提的民辦公助的方法很好。我們先辦起來，向宗教局立案。宗教局先承認。成，望下走；不成，解散完事。成立這樣一個民辦的機構很有好處，我們可以在海內外爭取合作與資助。有形的資助與無形的資助。有形的資助（錢）隨時可以號召，無形的資助（人力、出主意，資料）更重要。我認為可以先成立這樣一個機構，同時把訪書、編目工作先做起來，並進一步籌劃如何進行。這樣，雖然還沒有成，但已經開始向前走了。"
      },
      {
        "type": "p",
        "text": "樓宇烈（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重新編纂大藏經是非常重要的一項工作，很有必要。我們現在能夠看到的古代大藏經有三十部左右。新編大藏經，我看到臺灣編的，就有五、六部，大陸有《中華大藏經》。我認為我們現在編纂大藏經，要考慮究竟從那個方面著眼。我比較傾向於把大藏經作為備查的資料庫來使用。如果讀，還要靠各種流通本。但建立佛教文化的資料庫很重要，這個資料庫也可以成為各廟的鎮山之寶。各大圖書館能夠有這麼一套，就很解決問題。現在有很多資料真的找不到。實在說，一部《大正藏》是不夠用的，很多東西要從其它地方去找。當然，反過來說，我們再怎麼努力，也不可能收羅完全。祇能是相對的。入藏時限可以放寬，可以到現在，但選擇要從嚴。特別是民國以後的，否則太濫。一個圖書館也不可能什麼書都收。它也做不到。"
      },
      {
        "type": "p",
        "text": "由於是備查，所以我不太主張標點。對佛教典籍的標點，我深有體會，不太好辦。中國的古文，佛經的翻譯，根本不能用現代的新式標點去做標點。一標點就把它原來的語氣、文風全部破壞了。如果沒有親身體會，從理論上講，是應該新式標點。但祇要自己實際動手一做，你就知道不是那麼一回事。不要說古代佛經，就是嚴復翻譯的著作，也同樣。我也做過嚴復著作的校點。用新式標點都很難。因為它是四六文，用新式標點一標，原來的文風、氣息全部沒有了。所以我認為，最多做句讀。就這樣恐怕好多還做不過來，或者做不了。金陵刻經處的本子是句讀了，但也有好多都空著。因為他圈不下來，不知道在哪裡圈。包括《藏要》，也有不少地方沒有斷掉。這當然應該允許。所以，如果用新式標點，不僅工夫很大，恐怕將來錯誤百出，還誤導閱讀。所以能夠用句讀就很好，而且儘量保持它原來的文氣。如佛典四字一句。其實要從內容看，有些地方八字一句纔好，但古人的行文，人們的讀法，就是四字一頓，纔有味道。新式標點，是符合意思了，但沒有味道了。說實在的，看不懂的人，再新式標點，他也看不懂。需要研究的人，沒有標點，他也要研究，所以標點的工夫可以省。校勘，可以儘量利用現在已經有的。現有的當然並不都是正確的，但可以儘量借用。如果全部自己做，這個工夫也不得了。底本，是否可以用百納。不一定非要確定為某一個。哪個精，哪個好，我們就選那個。這樣更好一點，也可以省去很多校勘工作。比如我校過《房山石經》一個本子，其它藏經讀不通的，《房山石經》可以讀通，這就應該選為底本。所以選底本應該不拘一格，百納。"
      },
      {
        "type": "p",
        "text": "從步驟來說，可以電子版先上。因為我們要出重排本，那首先需要錄入。錄入以後，校勘也罷，什麼也罷，都可以在電子版上做。有些可以先出一些階段性成果。然後回過來做書冊本。"
      },
      {
        "type": "p",
        "text": "事情很大，需要成立一個機構。我覺得這個機構依託在一個寺院有它的優越性。可以得到長期的資助，可以維持機構的日常運作。三十年代影印宋藏，也不是國家的機構。用這種方式比較有保證。工作人員應該固定，不能像《中華大藏經》那樣臨時聘用一些退休人員。編纂的過程也是培養人才的過程，我們應該吸收一些年輕人參加。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培養了一些佛教人才，畢業以後無處分配工作。而這項工作很需要人，應該結合起來。我覺得佛教界缺乏一些眼光。各大寺院錢很多，可以多辦一些研究所，把我們培養的學生吸收過去。有好處。這些人也可以隨緣麼，願意出家就出家，願意做居士就做居士，願意當研究人員就當研究人員。這項工作，臨時請一些人來出出主意，這個可以。但真正做起來，不落實具體的地方，組織固定的工作人員，沒有周密的計劃，那還是困難，臨時措施是不行的。《大正藏》很多問題，也就出在當時找了一些臨時工作人員，每人包幾卷，進行點校，那問題就出來了。"
      },
      {
        "type": "p",
        "text": "如果能夠做出來這樣的藏經，意義太重大了。至今為止，還沒有這樣一個資料完全的大藏經，所以很有必要，很有需要。辛亥革命以前三億五字，我估計可能還要超過。當然編的時候，具體問題還要商量。有許多資料是重複的。"
      },
      {
        "type": "p",
        "text": "另外，就是能夠考慮在這同時編纂一個供大家閱讀的小的佛藏，真正是能夠實用的。像《藏要》性質之類的。無論信仰者、研究者，都可以閱讀。這可以考慮註釋等等。"
      },
      {
        "type": "p",
        "text": "收的範圍非常複雜。如果全部收，了不得。這與其它古籍整理也有重複的地方。現在浙江圖書館在做調查。圖書館以外的資料需要另外調查。現在可以先做起來。"
      },
      {
        "type": "byline",
        "text": "（整理者　趙建政等）"
      },
      {
        "type": "head",
        "text": "大藏經編纂及電腦化研討會紀要",
        "display_suppressed": false
      },
      {
        "type": "p",
        "text": "今年4月9日至10日，「大藏經編纂及電腦化（大藏經工程）」研討會在北京召開。國務院宗教局、中國佛教協會、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北京部分高等院校和出版界的領導、佛教界人士、專家、學者共38人參加了會議。會議由國務院宗教局楊同祥副局長主持。"
      },
      {
        "type": "p",
        "text": "與會人員就大藏經工程的重要意義、目前這項工程在海內外進展情況以及大藏經編纂及電腦化工程的可行性和操作性等幾個專題進行了座談。"
      },
      {
        "type": "p",
        "text": "就大藏經工程的意義與必要性這一專題，中國佛教協會負責人及有關方面專家、學者刀述仁、吳立民、王志遠、王學信等作了發言。大家一致認為，大藏經工程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重要意義。"
      },
      {
        "type": "p",
        "text": "一、這是一項繼承、發掘和整理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遺產的跨世紀工程。我們的祖國是有著悠久和深厚文化傳統的文明古國，古籍的搜求、編目整理是歷朝歷代的大事，從中吸收、融合了各種文化，融彙了各種學派，體現了中國文化恢宏的氣魄和博大的胸懷。中華民族之所以有如此的凝聚力，主要來源於各民族統一的文化。漢文佛教文獻（即大藏經）是中國古代文化典籍中數量最多、影響最大的部分之一，也是人類文化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在世界文明發展過程中產生過，並保持著重要的影響。目前，世界上最流通的大藏經傳本不是我們中國人編印的，而是日本二、三十年代編印的《大正藏》。特別是現在海外不少國家和地區在進行大藏經的電腦化工程，面對這種形勢，我們中國佛教界、學術界的專家、學者應該聯合起來，發揮社會主義優越性，編纂出最完備、最權威的我們自己的大藏經來。尤其是要充分利用電腦化技術，這應該是海內外華人都感到自豪的一項跨世紀工程。目前，中國是佛教的真正故鄉，完整的佛教典籍都保存在中國。經過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社會穩定、經濟繁榮，自強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在這一偉大時代進行大藏經工程堪稱「盛世修典」。"
      },
      {
        "type": "p",
        "text": "二、大藏經工程可以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大藏經工程可以提高宗教的品位，引導宗教的文化取向、倫理取向、哲學取向，為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建設服務。"
      },
      {
        "type": "p",
        "text": "三、大藏經的電腦化將對世界文化的發展做出貢獻。在國際上，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在不同的文化體系背景下生活的東西方人必須加強相互的交流與理解，必須繼承與發揚人類共同的傳統文化中一切優秀的成份，以共同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的未來。電腦化大藏經推向信息化高速公路，將對中西文化的對話，體現出中華民族恢宏的氣魄和博大的胸懷，更積極、更主動地吸收外來文化的優秀成果，有著很深遠的意義。"
      },
      {
        "type": "p",
        "text": "四、推動統一戰線工作。大藏經工程對海外華人世界將會產生重大影響，可以喚起海內外大多數華人對我們的理解和支持。這一工程對海峽兩岸的統一有著強大的推動作用，它可以使所有中國人都能認識到，中華民族的偉大文化是我們共同創造的，也是我們統一的基礎。目前，我國佛教分三大語系，漢語系、藏語系和巴利語系，我們可以把藏語系佛教經典和巴利語系佛教的三藏翻譯過來，補充到漢文大藏經中去。這既生動地反映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的過程，又體現了各民族的大團結。這一宏偉工程所產生凝聚力和向心力是難以估量的。"
      },
      {
        "type": "p",
        "text": "就大藏經工程在海內外進展的情況這一專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研究員楊曾文、李富華、副研究員方廣錩、張新鷹等作了專題發言，介紹了臺灣、香港、日本、韓國、泰國、斯里蘭卡、美國等國家和地區近年在漢文大藏經編印與電腦化工程方面的進展情況。特別是方廣錩先生詳盡地介紹了海外各地在大藏經電腦化方面的進展與特點，使與會者感到了我們實施大藏經工程的緊迫感。同時有關專家也分別介紹了國內版《中華大藏經》的經驗和得失、臺灣《中華大藏經》的始末。中國佛協佛學專家黃炳璋介紹了《房山石經》的刊印情況，大家一致認為應該充分掌握和吸取海內外的成功經驗與教訓，搞好我們自己的大藏經的編纂與電腦化工程。"
      },
      {
        "type": "p",
        "text": "就大藏經工程的可行性與操作性這一專題，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吳立民、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杜繼文、副研究員方廣錩、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周紹良、淨慧法師、北京大學教授樓宇烈、中央民族大學教授蘇晉仁、中華書局副總經理熊國楨、清華大學教授葛兆光等作了專題發言，發言中大家就新編大藏經的編纂方案進行了討論，吳立民、方廣錩先生分別介紹了自己的編纂思想。他們共同強調了編纂大藏經的三要素：第一，資料的完整性。第二，編排的科學性。第三，使用的方便性。資料的完整性即資料齊全，要兼具備查型、義理型、信仰型三種功能形態。特別要把新編入藏作為重點，對現代資料的入藏要掌握好「度」。編排的科學性即編排科學，要解決好藏經總結構及某些具體典籍的歸類問題。使用的方便性包括載體形式、校勘標點、目錄提要索引、實用辭書等四個方面。吳立民先生還就新編大藏經中定好體例、編好目錄、選好版本、搞好標點四項基本工作進行了論述。杜繼文先生介紹了呂澂先生《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的一些情況。"
      },
      {
        "type": "p",
        "text": "幾乎所有與會者都認為，要編好大藏經必須具備以下條件：良好的內部和外部環境，特別是國家的支持；學術界與宗教界的通力合作；充足的財力；資料保證；計算機技術等。另外大家還就編纂過程中標點、校勘、校對、編目等具體環節進行了詳盡的討論，提出為了配合這項工程並有利於培養人才，可以與有關高校聯合開辦研究生班，與佛學院等單位合作來從事這項工程。"
      },
      {
        "type": "p",
        "text": "就大藏經的電腦化技術這一專題，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電腦技術專家龍隆、王培棣、林滄、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欒貴明等作了專題發言。他們認為，大藏經的電腦化可以提供一個文獻整理的全新的視野，這是一個開放的系統，能夠不斷修改、擴充和整理，可以把恆久性與階段性的工作目標有機地統一起來。在錄入、校對、斷句、出版等工作中提供了一個廣泛參與的機會和最現代化、最有效的手段與方式。將古代典籍錄入電子計算機，採用磁盤、光盤等介質加以儲存，可以大大提高典籍文獻的查詢檢索速度，提高資料使用效率，簡化資料收藏保管工作。對於中文大藏經這樣的大型典籍，在現代社會，尤其要借助於電子計算機這一現代化技術手段來整理和存儲。也可以順利地參與國際交流，製作費用和耗時也能夠大大節省。另外，還就工作中的具體技術細節進行了討論。"
      },
      {
        "type": "p",
        "text": "通過兩天的座談，各位專家一致認為大藏經工程是一項意義深遠的跨世紀的文化工程，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而且又是一個緊迫和艱苦的事業。因此，既要抓住良機，努力做好，又要慎重行事。最後大家達成了共識，這項工程要分三步走。第一步，策動。首先要得到中央的重視，海內外華人的關注，尤其是全體佛教徒的關注；其次，要仔細研究，儘快對大藏經工程作出具體的科學的論證。第二步，啟動。如果各方面條件具備，將由國務院宗教局出面做以下工作：（1）組織專家學者，形成專門的組織機構；（2）經費主要從幾個方面解決，一是靠各方面的集資；二是成立相應的基金會；三是同國際慣例接軌，講求經濟效益，實行自養。（3）具體實施要按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一方面電腦先行建數據庫，另一方面請專家、學者搞先期編纂工作，雙方專家的電腦和佛學知識要互補、兼有。第三步，滾動。我們要考慮遠景規劃，把各方面的力量進行整合，爭取將他們都集中在共同的目標下。收集國際上的所有有關資料，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大藏經工程困難很多，但正因為如此，纔更有價值。祇要我們團結各方面的力量，宏揚民族精神，就一定能完成歷史賦予我們的這一跨世紀的偉大文化工程。"
      },
      {
        "type": "byline",
        "text": "（會務組）"
      }
    ],
    "simplified_blocks": [
      {
        "type": "head",
        "text": "在大藏经编纂及电脑化研讨会上的发言"
      },
      {
        "type": "byline",
        "text": "叶小文"
      },
      {
        "type": "head",
        "text": "一.开头语（1996年4月9日）"
      },
      {
        "type": "p",
        "text": "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讨论大藏经工程及其电脑化问题。我先谈几点意见。"
      },
      {
        "type": "p",
        "text": "开这个会，主要是想推进这项工程的完成。其实更有资格、更有权威主持这件事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佛教协会等。由于大德长老、专家学者的建议，这一工程涉及宗教文化、宗教事业，作为宗教事务中的大事，宗教局理应做一些协调、服务工作。这次会议就是为大家提供一个场所议一议。"
      },
      {
        "type": "p",
        "text": "从宗教事务的角度，就大藏经工程，我们有三个方面的考虑："
      },
      {
        "type": "p",
        "text": "1.从做功德的角度看，这是盛世修典。当然我们不是从信仰者的角度来说的。大家知道，我们文化古国有著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既重武功，也重文治。所谓文治，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始终十分重视对我们祖先积淀下来的文化的继承与整理。从先秦孔子整理儒家六经开始，历代有志于文化典籍整理的人士前赴后继，层出不穷，孜孜以求。历朝历代也把古籍的搜求、编目、整理作为大事，从而吸收融合了各种文化，融汇了各种学派，体现了中国文化恢宏的气魄和博大的胸怀。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如此的凝聚力，主要来源于各民族统一的文化，正是她维系了我们中华民族的魂魄和精神。文献典籍是文化遗产的载体，佛教大藏经是我国文献典籍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部分之一。"
      },
      {
        "type": "p",
        "text": "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特别是在面对跨世纪的宏伟目标，我们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机遇的时候，重新编印大藏经这份宝贵文化遗产，特别是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电脑化，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重构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有著极为深远的意义。"
      },
      {
        "type": "p",
        "text": "佛教产生于印度，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印度已经衰落。就目前而言，中国是佛教的真正故乡，完整的佛教及其典籍都保存在中国，所以配合现代科技，重编一部最完备、最精要的大藏经，非常必要。以前，很多专家已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像任继愈先生等，积累了很多经验。特别是赵朴老，很早就有志于此，特派五位比丘赴斯里兰卡留学，为此作准备。"
      },
      {
        "type": "p",
        "text": "2.从功利角度来说，当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赵朴老多次提到，宗教是一种文化，对我们有很大启示。我们通过办这件事，可以促进宗教提高其品位，引导和推动宗教的文化取向，伦理取向、哲学取向。"
      },
      {
        "type": "p",
        "text": "3.从功用角度看，世界上都在搞Internet，搞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虽然信息高速公路已被西方所垄断，但若把大藏经电脑化，推向信息高速公路，对世界文化也是做出了贡献。亨廷顿提倡「文明冲突论」，但我们认为，如能把这项工程完成，其实是一种「文明的对话论」，这将具有很高很深的含意。以中华民族恢宏的气魄和博大的胸怀是能够与西方文化对话的。我们不怕渗透，也需要更积极、更主动地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有效地抵制渗透。大藏经工程是否有这几方面的意义，还要请在座的专家学者论证。"
      },
      {
        "type": "p",
        "text": "宗教局在这件事中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这项工程作为重要的宗教文化事业，将涉及许多宗教事务，我们将尽我们的力量，做推动、协调工作。通过开这个研讨会，争取形成一个可行性的报告；与有关部门联系，取得他们的支持；请高僧大德领衔挂帅；还要发挥社会主义办大事的优势；最后落实到专家学者们艰苦卓绝的劳动上。宗教局就是具体办事，具体服务。"
      },
      {
        "type": "head",
        "text": "二.结束语（1996年4月10日）"
      },
      {
        "type": "p",
        "text": "讲三句话。"
      },
      {
        "type": "p",
        "text": "1.见仁见智，很受教益。"
      },
      {
        "type": "p",
        "text": "通过两天的研讨，碰到一系列矛盾：说起来做这件事功德无量，但如何具体操作，工程浩繁，非常艰巨；我们想要搞一个最完备、最精要、最通行的藏经，但人才、经费都是举步维艰；既要抓住良机，努力去做，又不能轻举妄动；做这件事，官方不能不管，但主要又得靠信仰者。既要出书册版，又要出光电版，也是个矛盾。但总之，这些矛盾都体现了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辩证统一。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不能丢，电脑和信息时代给我们提供的历史机遇也不能错过。古人云「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我们要为子孙留下方寸地。"
      },
      {
        "type": "p",
        "text": "2.愚公移山，众志成城。"
      },
      {
        "type": "p",
        "text": "这项工程要分三步走。第一步，策动。第一要得到中央的重视，全民的关注，尤其是全体佛教徒的关注。要形成一个会议纪要，搞好宣传工作。第二要仔细研究，出一本书，对这项工程作出具体科学的论证。第三要写出报告。这项工程要采取民办官助的形式。以中国佛教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综合研究开发院联合起草一个报告，我局协助争取有关部门支持。第二步，启动。如果各方面条件具备，宗教局出面做以下工作：（1）组织机构问题，组织佛教界和专家学者形成类似工程指导委员会式的组织机构，并组成工作班子。（2）经费问题，有几条路：一是靠佛协吸引信仰者集资。二是依托某一名山大寺、高僧大德。三是成立一个基金会作为后援。四是同国际惯例接轨，讲求经济效益，实行自养。（3）具体实施按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电脑版先行，建立数据库；另一方面趁老专家健在，组织班子搞前期编纂工作。两方面要互补，佛学专家学点电脑，电脑专家粗通佛典。第三步，滚动。这涉及到对远景的规划。台湾杂志说，「电子佛典万马奔腾，亟待整合」。问题是如何整合，怎样保持知识产权。我们要占据制高点，把海内外、国内外的有关的资料都汇聚到我们的大藏经之内，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要有大海吞云吐雾、百川归流的魄力。将来还可以考虑开一个国际性的会议，把世界范围的专家学者请到一起，达成一致意见，成立一个国际性的协调机构。当然这属于浪漫主义的远景目标。"
      },
      {
        "type": "p",
        "text": "3.要有民族精神，誓愿精诚。"
      },
      {
        "type": "p",
        "text": "我们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大藏经的工程就属于民族复兴工程。像吴立民先生说的，要有三力合和：即要有功德力，发本誓悲愿；又要有「佛的加持力」，得到信仰者的广泛支持；还要有法界力，要靠中央、靠政府，靠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总之，这一工程困难会很大，但正因为它难，才更有价值。我们要有信仰者那样的执著追求精神。就像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说的，马克思做了那么多努力，他还是死了，但后人在他的成就面前会流下崇高的眼泪。"
      },
      {
        "type": "head",
        "text": "关于新编汉文大藏经的意见"
      },
      {
        "type": "byline",
        "text": "吴立民"
      },
      {
        "type": "p",
        "text": "汉文大藏经，自唐《开元录》一直到日本《大正藏》，迄今已有二十多种版本藏经，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都曾作过奉献和起过作用，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宝贵的文化遗产。现在完整的佛教和完整的佛藏基本上都在中国。为融合古今中外一切佛法，以适应世界佛教时代，普摄人间群机，实有重新编修汉文大藏经之必要。有鉴于斯，近几十年来，有志弘法之士，莫不关注此事。台湾有中华佛教会屈映光等修订《中华大藏经》之纂辑，佛光山有《佛光大藏经》的编印，大陆前有周叔迦先生集中木刻经板刊印《金陵大藏经》之策划，吕澂先生有《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之著作，现有中国古藉领导小组重修《中华大藏经》之出版。但兹事体大，既非一人一地之力，亦非一朝一夕之功，非法缘成熟，难以完全办好。目前收辑较备，流通最广的仍推日本《大正藏》。惟《大正藏》亦有二失：一是体例不尽如法，有小乘经典列入大乘，而大乘经典又列入小乘者；有显教经典列入密教，而密教经典又列入显教者。宝积与大集性质相近而别分两类；释经宗论与诸宗关系密切而混淆不清。二是收集不够完整，有些佚书未收，有些应入藏而未入；藏传、南传、汉译重要著述，如宗喀巴《菩提道次第论》、《密宗道次第论》、觉音《清净道论》等均未收入。且《大正藏》出版至今已七十余年，新著新译可入藏者不少，虽有续藏，未能顾及。三是实用不大方便，有些经论，一直没有断句标点，校勘索引很不精审，错讹太多，图像零乱无序，应有附录全付阙如。而且《大正藏》为日本所辑，非中华所出，许多中土著述未能收入。作为现存佛教和佛藏最完整的中国，理应重新编修中华大藏经。而由国家主修现正印行的《中华大藏经》，除版本校勘有其优胜外，体例一仍其旧，收集未见完整，更不方便实用，且价值昂贵，非常人之所能问津。因此由中国佛教协会筹划重新编修一部汉文大藏经，是非常必要而适时的。新藏名为《金陵大藏经》，或另行命名如《无尽意藏》亦无不可。如巴利语三藏完成汉译，藏汉两部大藏又完成对勘互译，则不但完成了中国佛教三大语系的典藉总集，而且将是世界上最完整的佛教典藉总汇——集人间法藏之大成。那才是真正最理想最完备的中华大藏经。"
      },
      {
        "type": "p",
        "text": "综合现代各方对修藏的意见，诚为印顺法师所说，可概括为四大要求：一是「求其精要」，这属「选藏」工作；二是「求其完备」，这属「续藏」工作；三是「求其通顺易晓」，这属编译「语体（白话）文本」工作；四是「求其传布世界」，这属「将汉藏译为世界各种语文版本」工作。后两种要求是性质不同的另类问题，可不与前两种要求混淆，纳入重修新藏之列。这样，编修新藏的要求，主要是两条：求精与求备。求精就要选，就要如理；求备就要全，就要如量。二者看似矛盾，实乃相辅相成。其间就要求编，求编就要法，就要如法，这就是第三条，也就是在「选藏」、「续藏」的基础上更深层次地「编藏」。从当机出发，新编大藏，要突出三大特点："
      },
      {
        "type": "p",
        "text": "一、体例的科学性——就是分门别类，要如理如量，既要契合佛法的根本教义和历史传统，又要当机创新适应现代图书科学分类方法和学科分类与代码的国家标准，使新藏本身就体现出佛法圆融大小乘，圆融显密教，圆融世、出世法的圆融性。"
      },
      {
        "type": "p",
        "text": "二、收集的完整性——就是完备齐全，要包括汉传、藏传、南传三个语系的汉文译著以及日、朝、韩、印、斯、缅、泰等国乃至欧美的汉文译著。这就需要译经工作相与配合。译经工作有三，即（一）、译巴利语三藏为汉；（二）、汉藏大藏经对译，主要是藏译汉；（三）、今译，即近现代世界佛学名著译汉。此外还要搜求佚书，收集《房山石经》、《敦煌宝藏》及藏外佛书，乃至与佛教有重大关联的非佛教典籍，收集完整齐备，使新藏本身就体现出佛法具足三藏一味，九乘差别，具足世法、出世间法的圆满性。"
      },
      {
        "type": "p",
        "text": "三、实用的方便性——就是方便实用，不仅便于供奉、收藏、流通，而且印刷精美，便于翻阅，切合实用，经济实惠，使读者生欢喜心，恭敬心，得到法益受用。要求标点逗句，提供系统图像，编好各种索引，附录必要资料，包括悉昙、音义、曲谱、年表、曼荼罗、比较图、对照目录等等，宋体纸型编排印刷，制图、插画、美编、装潢等等，尽可能采用现代化手段。无论是光盘或纸型，但必需保留传统优点，发扬金陵刻经处木版线装的庄严美观的传统优势，使新藏本身就体现佛法方便善巧，出入一切门示现无碍的圆成（用）性。"
      },
      {
        "type": "p",
        "text": "要编好这种具有中国特色，能适应现代走向世界，真正能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编汉文大藏经，关键要抓好四个基本点，即做好四项基本工作：一是定好体例，二是编好目录，三是选好版本，四是搞好标点。"
      },
      {
        "type": "p",
        "text": "一、定好体例。即首先解决分门别类的部类问题。综观历代藏目，自《开元录》立其范畴，至元代庆吉祥作《至元法宝勘同总录》，一度变更。《开元》以大小乘各分经律论，《至元》以经律论各分大小乘；《开元》大小乘经分重单译，《至元》不分重单译。《南藏》、《北藏》、《嘉兴》、《龙藏》等递相倣傚。明寂晓《释教汇目义门》，改革部类，合并经律论杂，分为华严、阿含、方等，般若、法华、涅槃、陀罗尼、圣贤著述八部，此就五时说教顺序，第四时方等赅括宝积、大集，第五时则分为法华、涅槃。此乃创新之分类，但后世各藏均无倣傚者，惟《阅藏知津》及日本《缩刻藏》效其华严居首。说者谓古代各藏以般若居首，般若为诸佛之母，《义门》、《知津》、《缩刻》以华严居首，华严为诸经之王。实则华严不仅经中之王，亦居五时之首也。《大正藏》则以阿含居首，取其由浅入深，由小入大之意。明智旭《阅藏知津》又另起炉灶，别开蹊径，日本《缩刻》，略仿《知津》，《大正》亦本《知津》而加变革。就中国言，藏经虽多，所分部类祇此《开元》、《至元》、《义门》、《知津》四种。日本《缩刻》、《卍字续》皆具义例，《大正藏》殆集各藏之长，如前所述，还不尽理想。晚近学者，诤论颇多，见仁见智，各有所得。按古代印度传译佛书，约时代而竖分，不出声闻藏、菩萨藏、秘密藏三大类；约内容及文体而横分，即不出经、律、论、杂四藏。从印度发展到中国三大语系的佛书，则不能不考虑到密乘与禅宗诸书，势必要立密藏与禅藏。密藏亦有先例，意见不大；唯立禅藏，异议颇多。近世纪来，由于佛法传入西方以及近代文化的影响，治理佛学方法，多少与古代不同，使用之语文，研究之论题，更为广泛，体裁与内容，都与古代有很大差别。因之近现代著作除可纳入经、律、论、密、禅五藏中外，其他均可摄入杂藏。这样，就以经、律、论、密、禅、杂六藏来分类，每类之下再按大小乘法门及世法学科性质分目。其详将另拟新编汉文大藏经的体例说明。"
      },
      {
        "type": "p",
        "text": "二、编好目录。即按所定体例分门别类编目。过去上海佛学书局曾油印有《五种大藏经目录汇编》、吕澂著有《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现在有台湾出版蔡运辰编著的《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甚为详尽。最近我所又访得社科院有人编有《近百年来重要佛书目录》及《近百年来重要佛学论文目录》，中国佛教图文馆编有馆藏《藏传佛教汉译著作目录》，成都黄显铭补足日本宇井伯寿编的《西藏大藏经总目录》而撰成的《藏汉对照西藏大藏经目录》，藏学研究中心正在编纂《藏汉大藏对勘总目》。这些都为编好新藏提供了资料条件，我们拟在上述各种目录以及更加广泛采集拾遗的基础上去粗取精，扬长避短，融会贯通，按新定部类体系，重新编写汉文大藏经总目录。"
      },
      {
        "type": "p",
        "text": "三、选好版本。实即解决异本歧出之书的校勘问题。各藏之有校勘，始于日本《缩刻》而继以《大正》。因《缩刻》、《大正》皆以《高丽藏》为本，论者谓《丽藏》错误较少，核之殊未尽然。所以行家大都主张中华修藏，应自择善本。国家主修的《中华大藏经》颇致力此，应吸其成果，以免重劳。台湾学者蔡运辰在其所编著《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跋》中，曾提三项方案，可以参考研究。因新藏必须标点文句，作好校勘，更为必要。校勘之法，或以一本为主，分注各本不同之字句，《缩刻》与《大正》皆然。或就各本择善而从，而仍注明余本之不同字句，古藉中颇有此例。或就各本中择善而从，不注余本之不同字句，《频伽》所校《一切经音义》用此法，论者谓其未免过于自行，使古书失其真正面目，不宜倣效。凡此均须研究，慎重而定，万无一失，裨臻完善。"
      },
      {
        "type": "p",
        "text": "四、搞好标点。此即解决经藉断句问题。由于佛法深奥，一字多义。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一般标点符号，难以准确表达句义，甚至造成误解或障碍。因此对佛经标点，拟采用古藉逗句办法，仅用逗号、句号，以示断句；或用「．」、「。」两点以示断句。以「└」号于两行底交以示分段。如何是好，均应从长计议，深入研究。"
      },
      {
        "type": "p",
        "text": "做好上述四项基本工作，则编藏工作基本可以完成。这是前期工程，后期工程即为印藏工作。印刷发行工作虽仍繁重，但有前期基础，即可交叉配合进行。其实施方案将由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与金陵刻经处拟定。"
      },
      {
        "type": "p",
        "text": "新编汉文大藏经，是人类文明建设的根本大事，是续佛慧命、当机弘扬佛法的根本大事。显实相于文字，转法轮于经藏，化干戈为玉帛，挽共业以净行，誓愿精诚，众生祈求，诸佛加持，人天护佑，全力以赴，圆满成就。"
      },
      {
        "type": "head",
        "text": "编译南传大藏经缘起"
      },
      {
        "type": "byline",
        "text": "吴立民"
      },
      {
        "type": "p",
        "text": "佛教在印土流行，从公元前六世纪至十二世纪，约有一千八百年历史，大致可分三期：初六百年，为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形成时期；中六百年，为大乘显教发展时期；后六百年，为密乘佛教流行时期。初期佛教以上座、大众两部为主，三、四百年中分化为二十个部派。其中上座部分南北二传，南传上座部，在阿育王时期传入斯里兰卡，先后又传入缅甸、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地。公元七世纪后又自缅甸传入中国云南，迄今流行于云南傣族等几个民族地区，形成中国巴利语系的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的佛教，基本上使用巴利语原典——巴利语的三藏经典，就是巴利语系的南传大藏经，其中一部分译成了少数民族文字，在傣族各地区成为傣族文化的主体。印度中期的大乘佛教，主要是龙树——提婆的中观系统和无著——世亲的瑜伽系统，于公元二世纪传入中国汉地，公元七世纪又自汉地和印度传入中国西藏。印度中期、后期的佛教，在中国形成汉语系和藏语系两大佛教。特别是印度后六百年的密教，包括早、中、晚三期的密教，从八世纪开始全部传入中国西藏，一直流传至今。现在流传于中国的三个语系的佛教，是全面地继承了印度历史上的一千八百年分为三期的佛教，而且结合中国实际又大大地发展了，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可以说，世界上完整的佛教和完整的密教都在中国。中国三大语系佛教典藉的总集，便是南传大藏经、汉文大藏经和藏文大藏经。这三部总集，不但反映了印度佛教典藉的全貌，而且汇集了中国佛教典藉的精华。可以说，世界上完整的佛典也在中国。但不足的是：第一、巴利语三藏大都没有译成汉文；第二、汉藏两部大藏，没有对勘补译；第三、世界佛学名著，汉译太少。正因为如此，在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大德的领导下，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列「译经」一项重要工作，欲以弥补以上三项之不足，裨三大语系佛典总集，全臻完善。"
      },
      {
        "type": "p",
        "text": "巴利三藏，世界上已有十多种文字系统译本，唯独汉文译本至今仅有零星的单品，这不能不说是我国佛教译经事业的重大缺陷，实是一件很大的憾事。古代汉译诸经中，虽有些典藉与巴利经典「相当」，如「四阿含」，但并非译自兰卡大寺部的巴利语传本，而是译自其他部派的梵本或西域诸语本，所以两者之间仍有区别。虽可资比较研究，但不能笼统地直说「某经同于某经」。1943年成立的「上海普慧大藏经刊印会」本计划出版北传、南传全部经典，但胜缘未具，南传巴利三藏祇从日译转译六册为汉，包括夏丐尊译的《小部》二册在内，共七十三经，一百五十个本生故事及《发趣论》。在赵朴老的支持下，1981年中国佛协叶均译出《清净道论》，1985年译出《摄阿毗达磨义论》，并重译《法句》。1985年郭良鋆、黄宝生合译出《佛本生故事选》，1990年，郭良鋆又译出《经集》，1992年，邓殿臣，威马莱垃担尼合译出《长老尼偈》。以上诸译，数量有限，未成系统。值得高兴的是，在吴老择先生主持下，台湾元亨寺成立「南传大藏经编译委员会」，从1988年开始系统地汉译，据传已译出四十余卷，但仍系采用日译本转译为汉的办法。「功成不必在我」，对于所有从事南传译汉工作的个人和组织，我们都赞叹随喜，愿与合作。"
      },
      {
        "type": "p",
        "text": "南传大藏经系统汉译的工作起步较晚，困难很多，关键在于人才的培养。有鉴于斯，赵朴老指示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必须把译经事业、学术研究和培养人才三者很好结合起来。从三十年代起，朴老就先后支持三批「五比丘」留学斯里兰卡，期望南传大藏系统汉译工作及南传佛教弘化事业在中国有个新的突破和划时代的发展。为此，从1992年起，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我所开始筹措南传大藏的系统汉译的编译工作，并取得南京金陵刻经处的大力支持与合作。我们的编译主要坚持两个原则：一个是忠实原典，尊重真译，源自巴利，如同巴利。即或是转译自日文、英文的也一定要以巴利语直校，审核无误，不能来自传译，又复重译，这就是坚持「信」的原则。二是译经如经，通达明白，既非纯文，亦不全白，尽力发扬佛经翻译的优良传统，充分显示文字般若的圆通功能，这就是坚持「达」与「雅」的原则。合乎这两条原则的译著，我们用而编之；不合乎这两条原则的，我们则组而译之。编译一本，我们就印行一本。我们知道，「兹事体大」，非少数人之所能为力，也非短时期之所能完事，即使全藏编译竣工，也还有对勘、比较、研究诸多事业需要继续开发、发展。但愚公移山，后继自有来人；集腋成裘，众志必定成城。中国佛教三大语系的典籍总集，终将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国脊梁的新人手里完成。我们期待所有有这个愿行的大德长老、仁人志士给予我们指导、赞助、随喜、护持与合作。"
      },
      {
        "type": "head",
        "text": "大藏经及其光电版编刍议"
      },
      {
        "type": "byline",
        "text": "方广锠"
      },
      {
        "type": "p",
        "text": "大藏经是我国汉文佛教典籍的总汇，它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曾对东方世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南北朝以来，历代都把修造大藏经作为一件重要的事业。以至出现每个朝代都要修正史，每个朝代都要修大藏经这么一种人文景观。当前，在我国，从大文化角度看待佛教，在承认佛教的宗教性的前提下，充分认识它的文化品性，从而认真研究与评价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以及在新时代社会文化构建中的作用，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在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不同文化体系的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东西方各国人民，必须加强相互的交流与理解，必须继承与发扬人类传统文化中一切优秀的成分，以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而曾经影响了并至今仍影响著东方世界广大区域与人民的佛教，也因此而日益为国际所重视。在世界三大系佛教所保存的典籍中，汉文大藏经保存的资料数量最多，时间跨度最大，覆盖的部派与地区也最广。所以，巴利语三藏与藏传甘珠尔、丹珠尔固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汉文大藏经则显然更加值得我们重视。正因为存在著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近几十年来编辑新的佛教大藏经的热潮方兴未艾，并向光电化的方向急速发展。这种热潮将在一段时间内继续下去并持续高涨，我们必须予以充分的注意。"
      },
      {
        "type": "p",
        "text": "佛教发轫于印度，兴盛于中国。尤其以汉文佛典为载体的汉传佛教更是在中国孕育成长，发扬光大，并影响东方世界，故世界称中国为佛教的第二故乡。近代以来，世界的佛教研究基本上沿著梵文佛典、巴利语佛典、藏文佛典的道路前进。由于种种原因，对梵文佛典、巴利语佛典的整理，我们都落在世界的后面。如果我们在汉文佛典的整理研究方面再落后于世界，则实在愧对祖先，愧对「佛教第二故乡」的称号。目前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都比较重视这一事业，将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其中。我们实际上已经处在相对落后的地位。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当前世界已经进入信息社会，在信息社会中，知识产权在社会财富中所占的份额将越来越大。大藏经是我们祖先留下的一份知识遗产，我们不能让这一份遗产的知识产权丧失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当然，我们有自己的优势，如果把这种优势发挥出来，急起直追，完全可以在汉文佛教典籍的整理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
      },
      {
        "type": "p",
        "text": "当前，讨论编纂一部代表当代最高水平的大藏经，可以分解为如下四个方面："
      },
      {
        "type": "p",
        "text": "第一、有没有必要编纂这样的大藏经？"
      },
      {
        "type": "p",
        "text": "第二、应该编纂一部什么样的大藏经？"
      },
      {
        "type": "p",
        "text": "第三、有没有可能编纂成这样一部大藏经？"
      },
      {
        "type": "p",
        "text": "第四、怎样来编纂这样一部大藏经？"
      },
      {
        "type": "p",
        "text": "下面分别谈谈。"
      },
      {
        "type": "head",
        "text": "一"
      },
      {
        "type": "p",
        "text": "关于编纂一部高水平、高质量、权威性的大藏经的重要意义及其必要性，诸位先生已经谈了不少。归纳起来大体可以有如下几个方面：赓续我国历史传统，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提高佛教的文化品位，引导佛教的发展趋向；占据佛教文化制高点，激励民族奋发精神；加强民族交流，促进民族团结；增进中华民族凝聚力，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积极参与世界文化交流等等。对于上述观点，我都完全赞同。在此想就二个问题谈点补充看法："
      },
      {
        "type": "p",
        "text": "一、正确看待佛教在历史上与现实中的作用"
      },
      {
        "type": "p",
        "text": "这个问题看起来与编藏无关，实际上不然。我们现在要编一部体现当代水平的大藏经，除了需要广泛动员佛教界、学术界的力量之外，还需要社会各界的理解与支持。但现在社会上，甚至包括佛教界、研究界的某些人对佛教在历史上与现实中的作用未必都有统一与正确的认识。因此，有必要加以探讨与宣传。"
      },
      {
        "type": "p",
        "text": "我认为，对佛教在历史上与现实中的作用，必须客观地、全面地、历史地、科学地予以评价。佛教是一种宗教，既然是宗教，必然有其负面的社会作用。但是，对佛教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阶级的人群中的实际社会作用，以及对这种社会作用的科学评判，必须用历史的眼光，作实事求是的具体的分析。我认为，佛教的社会作用应时空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有时是负面的、消极的；也有时是正面的、积极的。两者都不可抹杀，也不能用一方面去否定另一方面。"
      },
      {
        "type": "p",
        "text": "另外，我们必须看到，佛教不仅仅是一种巨大的宗教存在，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巨大的文化存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深刻的影响。当然，佛教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影响，也必须一分为二地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既不可因其消极方面掩盖其积极方面，也不可因其积极方面忽视其消极方面。但应该指出的是，如果说在宗教层面上，佛教的消极面要大于它的积极面的话；则在文化层面上，佛教的积极面要大于它的消极面。"
      },
      {
        "type": "p",
        "text": "当前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是凭空架构的楼阁，必然是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扬弃的过程中产生，其中就包括佛教文化。因此，继承佛教文化的优秀部分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必须，是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之必须。而编辑新的大藏经则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我想，就历史经验而言，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如果社会各界能够就上述问题达成共识，则无论对我们正在讨论的大藏经编纂，还是对佛教的健康发展，都有重大意义。"
      },
      {
        "type": "p",
        "text": "二、正确看待大藏经文化"
      },
      {
        "type": "p",
        "text": "思想主要靠典籍来传述。正因为有了典籍，思想的传播才能超越时间与空间。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两千年漫长岁月里，佛教已经融化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血液中，成为与儒、道鼎足而三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大藏经就是中国佛教世代精华的积累。南北朝以来，历代都把编纂大藏经作为弘扬文治的一个重要内容，每个朝代都有官修或准官修的大藏经，不少朝代还编纂了多部。编修大藏经已经与历代都要修正史一样，成为具有充分文明自觉的中华民族的一个历史传统，这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是独一无二的。"
      },
      {
        "type": "p",
        "text": "但是，与意识形态中儒释道三家鼎立的格局相适应，我国古代以儒家为主导的学统及建立在这一学统基础上的传统图书庋藏制度却把大藏经排除在外。儒家设计的经史子集四部书体例，虽然作为与其他诸子百家并列之一家，在「子部」中设立了一个「释家类」，但所收均为中国人的佛教著作，绝对不收大藏经。在正统儒家眼中，佛教作为异端，与小说、戏剧等「小道」一起受到排斥。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以后，发现者王圆箓立即向县衙门作了汇报。但主事者所以把这批文物又交由王道士自行保管，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们主要是一批佛教典籍，所以不被这些由儒家科举制度出身的官僚们所重视。近代以来虽然有梁启超、王重民、姚名达等有识之士的重视，但上述那种传统的观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以至直到现在，不少目录学家一讲目录学，就是传统的四部书目录学，不知道唐代佛教目录学的水平远远超出同时代的四部书目录学。一讲善本书就讲经史子集的宋元版如何珍贵又如何稀有，而不重视同一时代的宋元版大藏经。不少图书馆收藏著整部大藏经、大藏经零本以及许多其他佛教典籍，但长期任其堆置，无人整理与编目。因此，现在我们有必要在讲清佛教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同时，讲清大藏经与其他佛教典籍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大藏经固然属于宗教著作，但内容并不局限于宗教，还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音韵、天文、地理、历算、医学、建筑、绘画、科技、民族、社会、中外关系等诸多领域。因此，它不但是我们研究佛教的重要资料，也是我们研究中国文化、东方文化不可或缺的资料。在世界日益缩小，交流日益扩大，人们正在研究如何构筑世界新文化的今天，它将成为中国人贡献给世界文化的一份瑰宝。因此，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有责任爱护它、宣传它，为它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而贡献力量。"
      },
      {
        "type": "head",
        "text": "二"
      },
      {
        "type": "p",
        "text": "编纂一部什么样的大藏经？首先是指导思想，其次是编纂标准。"
      },
      {
        "type": "p",
        "text": "先谈谈指导思想。"
      },
      {
        "type": "p",
        "text": "本世纪以来出现过两次编纂大藏经的高潮，第二次高潮目前正方兴未艾。参考国际、国内已经编成、正在编纂以及将要投入编纂的各种大藏经，展望未来世界的发展潮流，我们应该编纂一部什么样的藏经呢？"
      },
      {
        "type": "p",
        "text": "在这里，国家「863计划」对我们可能有一定的启发。"
      },
      {
        "type": "p",
        "text": "「863计划」讨论科研立项时，有这么几条基本原则：国外已经有，而我们又能够进口的项目，不搞；国外已经有，但对我们封锁的项目，要搞；国外还没有，我们搞了就有知识产权的，要拚命搞。"
      },
      {
        "type": "p",
        "text":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编纂大藏经，就要树立高标准，要出新，要编纂出世界第一流的，有权威性的，在佛教历史上将占据制高点的大藏经。"
      },
      {
        "type": "p",
        "text": "古今中外编纂的大藏经，总数在四十部以上，我们现在已经掌握实物的，也有三十多部。我们在这世纪之交编纂的大藏经，应该是集中这三十多部大藏经的优点于一身，而又有所创新，有所前进，真正反映二十世纪的最高水平，而又能起到开创二十一世纪佛教研究新局面的作用。"
      },
      {
        "type": "p",
        "text": "总之，我们的指导思想应该是：编纂出一部继承历代藏经的优秀传统，体现当代佛教文献学的最高水平，对接未来世界发展大势的最有权威性的大藏经。"
      },
      {
        "type": "p",
        "text": "其次谈谈藏经标准。"
      },
      {
        "type": "p",
        "text": "什么样的大藏经才能够体现上述指导思想呢？"
      },
      {
        "type": "p",
        "text": "我曾经提出「藏经三要素」这一观点，按照这个观点，一部优秀的大藏经应该达到如下三个标准：资料齐全、编排科学、使用方便。新编的大藏经也应该符合这个标准。"
      },
      {
        "type": "p",
        "text": "一、资料齐全"
      },
      {
        "type": "p",
        "text": "大藏经本是汉文佛教资料的总汇。所以，所谓资料齐全，原则上应该把古今中外所有的汉文佛教资料都收集起来，纳入新编的大藏经中。"
      },
      {
        "type": "p",
        "text": "我国早期的大藏经有各种形态，入藏标准互有不同。如果研究一下标准的演变，可以看出有明暗两条线。从明线说，翻译典籍具备必然入选的资格，而中华撰著则祇有候选资格。亦即早期大藏经基本上祇收域外翻译典籍，有的藏经酌收若干中华佛教撰著。但一般来讲，祇有史传、音义、目录、感应兴敬等毗赞佛教有功的中华佛教撰著才有候选资格，予以入藏。在这里，《开元释教录．入藏录》是最典型的例子。然而，标准的具体掌握与宽严总随著人们观念的变化，并应时代、应国家、应编纂者之不同而异。由此，又出现一条暗线，亦即对中华佛教撰著的入藏标准不断在放宽，并不仅仅局限在「毗赞有功」四个字上，以至凡属与佛教有关的著作几乎都有入藏的资格，从而使越来越多的中华佛教撰著被收归入藏。这其实也说明后人对大藏经的理论有了发展。这一条暗线，在《高丽续藏》、明《嘉兴续藏》、《又续藏》及日本《卍字续藏》中体现得越来越清楚。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中华撰著的入藏往往带有一定的随意性，缺乏全面的规划与严格的审订。"
      },
      {
        "type": "p",
        "text": "我们现在编纂大藏经，到底是遵循上述明线标准还是暗线标准？"
      },
      {
        "type": "p",
        "text": "如果采用明线标准。那么新编的大藏经可以仅收历代正、续诸藏中的翻译佛典以及古逸与近现代新译佛典，对大藏内外的中华佛教撰著，则予以严格的筛选，祇收那些所谓「毗赞有功」的少量典籍。但这样编纂出来的大藏经不可能体现前述指导思想与达到占据佛教文献学高峰的目的。因为按照这种方式编藏，其主体部分实际上祇是把历代大藏经已经反复刊印过的资料重新整理收纳，炒炒冷饭而已。此外，我们说大藏经是中国佛教精华之积累，是研究中国佛教的重要资料，就在于其中保存了大批中华佛教撰著。如果按照上述明线标准，则大藏经实际上成了印度佛教、西域佛教的研究资料，而不主要是中国佛教的资料了。智升等僧人设立的编纂大藏经的这一明线标准，在古代就受到佛教有识之士的批评，今天自然更不能成为我们遵循的依据。"
      },
      {
        "type": "p",
        "text": "如果顺应潮流，按照今人的「大文化」与「大资料」的观点办事，则应该采采用暗线标准。亦即所有与佛教有关的汉文资料，不管是古人的，还是今人的，原则上统统应该收入。也就是说，除了历代正藏、续藏外，应该把近年新译、历代另本、敦煌古逸、金石文献、房山石经、丛书类书、个人文集、地方史志、历代史籍、今人著述等等所包含的佛教资料全部新编入藏。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大藏经将是空前的资料最完整的佛教大丛书，必然占据当代佛教大藏经的最高峰，并为开创未来奠定基础。"
      },
      {
        "type": "p",
        "text": "我认为，讨论入藏标准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认识大藏经的功能形态。在古代，与中国佛教存在著义理性佛教与信仰性佛教相适应，大藏经的功能形态也可以分为两种——义理型大藏经与信仰型大藏经。两者固然互为依存，但前者的主要目的是保存、研究与弘扬佛教，故把有价值（价值观念各不相同）的典籍收集起来编纂为藏；后者的主要目的是作为法宝供养，所以有讲究外观的华贵整齐而忽略内容的倾向。我们现在怎么看待大藏经呢？"
      },
      {
        "type": "p",
        "text": "前几天与楼宇烈先生交谈，楼先生谈到，大藏经的一大作用是资料备查。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也就是说，是否可以在传统的两大功能之外，给大藏经增加一个新的功能形态——备查型。大藏经就是一个关于佛教资料的图书馆，它的任务就是提供资料。图书馆买书，有的书可能十年、八年没有人借，但这样的书还是要买，还是要藏。也许若干年后，这本书会被某个人看中，起到作用。同样，大藏经也应该把关于佛教的资料尽量收齐，以供有关人员查阅。衡量一个图书馆，藏书的多少是最基本的参数。同样，衡量一部大藏经，入藏资料的多少也是最重要的标准。把这种备查型大藏经编纂得尽量科学、合理、便于使用，它也就具备了义理型大藏经的功能；这种备查型大藏经由于本身资料齐全，可称是具足了释迦如来的八万四千法藏，自然也就具备了信仰型大藏经的功能。"
      },
      {
        "type": "p",
        "text": "上面是从理论的角度谈理想的大藏经应该资料齐全，集义理型、信仰型、备查型三种功能于一身。从现实的角度讲，我们想要让自己编纂的大藏经在已有与将有的各种藏经中脱颖而出，具有权威性，不仅在现在、而且在将来的一段时期之内都能够占据佛教文献学的制高点，就必须在入藏典籍方面超过前此所有的大藏经，要力求把与佛教有关的资料一网打尽，包容无遗。道理很简单，对于一个研究李白的人来讲，《太白全集》与《太白选集》，究竟哪一种更有价值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当然，真正的一网打尽，祇是一种理想，在实践中极难实现。但我们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取法于上，得之于中；取法于中，得之于下。」我们必须高标准，严要求，必须要求尽量做到把有关资料收集齐全，越多越好。"
      },
      {
        "type": "p",
        "text": "这里还必须突出提一下新编入藏问题。"
      },
      {
        "type": "p",
        "text": "我们讲资料齐全，一层意思是指要把历代藏经已经收入的典籍收归入藏，不要遗漏。这一点比较容易做到。由于历代编藏者的努力，这些资料已经被收集汇拢起来，就好比矿石已经被炼成钢铁。祇是有的是精钢，现成就可以利用；有的是粗铁，还需要我们加工而已。资料齐全的另一层意思则是我们要把应该入藏而历代大藏没有收入的资料也统统收归入藏。这就是要我们自己去找矿、开矿、炼钢。据我粗略估计，现存辛亥革命以前的有关佛教资料总数大约在3.5亿字左右，其中已经收入历代大藏经（包括日本《卍字续藏》）的大约为2.5亿字，即还有1亿字左右的资料需要我们去收集整理。辛亥革命至今的资料总数大约也不会少于1亿字。现在我们编纂大藏经，如果祇局限在已经入藏的2.5亿字这个圈子中炒冷饭，则不如不编。祇有把眼光放宽到另外的2亿字上，才能突出我们的特色，占据历史的高峰，真正编纂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大藏经。也就是说，现在编藏，必须在新编入藏方面下大功夫，做大文章。"
      },
      {
        "type": "p",
        "text": "这里还有四个问题需要讨论："
      },
      {
        "type": "p",
        "text": "第一、编藏下限问题"
      },
      {
        "type": "p",
        "text": "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有种种不同的意见。有的主张截止到清末，有的主张截止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认为上述主张从理论上讲不符合我国历代编藏传统；从实践上讲必然把一大批应该入藏的典籍摒弃到大藏经之外。因此都不可取。"
      },
      {
        "type": "p",
        "text": "前面提到，我国有编写正史与编写大藏经两大人文传统。古代编写正史，其下限的确都截止到旧王朝覆灭，新王朝诞生。但历代编纂大藏经，其下限都截止到编藏当时。今天我们编纂大藏经，当然应该遵循这个代代相传的编藏传统。此外，中华民国时期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的佛教典籍不断涌现，其中既有历代散逸，也有现代新译，更有今人著作。这些佛教典籍，开创了我国佛教发展与佛教研究的新时代。我们新编的大藏经，理应反映这些新成果。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不薄古人爱今人，也应该成为我们编纂大藏经的基本原则。祇有容纳这些近代以来的最新资料与最新成果，才能体现时代特色，体现学术水平。"
      },
      {
        "type": "p",
        "text": "当然，主张把下限截止到清末或1949年的观点也有其道理。主要是近现代的佛教著作太多，收不胜收。加之上乘者少，平庸者多。甚至有不少错误百出之作，完全没有入藏的资格。而我们今天的人力、物力都很有限，根本不可能把这些资料全部收罗入藏。即使收罗进来，也是徒耗资财，毫无价值。"
      },
      {
        "type": "p",
        "text": "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意见。我认为，平庸的著作乃至错误百出的著作也反映了一个时代学术面貌的某一侧面。例如当前社会急速向市场经济导进，在佛教研究界则表现为部分人学风浮躁，著作粗糙。甚至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某些不懂佛教的人也敢动手编写佛教的书籍。从这个意义上讲，上述著作反映了特定社会条件下的特定社会文化的现实情况，也有其特定的研究价值。但我们毕竟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这些著作统统收入到大藏经中。因此，对于现有的各种佛教著作，就产生一个选择取舍问题。"
      },
      {
        "type": "p",
        "text": "一方面希望大藏经所收资料尽量齐全，最好能够将有关的佛教资料一网打尽；另一方面由于人力财力有限，必须对现有资料进行取舍选择。这是一个矛盾。如何处理好这个矛盾？关键在于掌握好取舍的标准，也就是掌握好「度」。"
      },
      {
        "type": "p",
        "text": "讲到取舍标准，就必须兼顾历史编藏的传统。如前所述，古代编藏，凡属根据西域引进原本翻译的佛教典籍（包括少量与佛教相关的外道典籍）一律入藏。而对中华佛教撰著则依不同标准予以取舍。我认为，这一标准对我们今天编纂大藏经依旧适用。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谓的取舍标准，主要是对中华佛教撰著而言。由于部分古代中华佛教撰著已经入藏，而按照传统与惯例，这些典籍应该照旧编入新的大藏经，所以问题实际又归结为对现存的古今未入藏佛教典籍，应如何确立其入藏标准。亦即应如何确立对中华佛教撰著新编入藏的标准。"
      },
      {
        "type": "p",
        "text": "我认为，从理论上讲，是否可以按照如下原则确立新编入藏的标准：亦即凡属有新观点、或有新资料、或采用了新的论证方法的著作，都必然对佛教研究有所贡献，从而都应有入藏的资格。在这里，对所谓「新观点」，应当尺度从宽。亦即有些观点，即使现在看来论据不足，似乎不那么能够站得住脚，但祇要它发前人之未发，我们就应该允许它存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价值体系，但每个时代都会出现一些超越本时代价值体系的新观点。如果我们在编藏时采取紧缩政策，则一些优秀的观点就可能被紧缩掉，从而湮没掉。如果我们采取适度从宽的政策，把它们保留下来，则这些观点可能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大放光彩。"
      },
      {
        "type": "p",
        "text": "确立了上述理论原则后，在具体的编藏实际中，如何正确地、全面地、适当掌握上述原则，仍然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认真处理的问题。我想，有两点是应该注意的。"
      },
      {
        "type": "p",
        "text": "首先，标准的掌握，应该有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在此，我们必须吸取古代编藏僧人的教训。如唐智升所编《开元释教录．入藏录》，从来被视作编纂大藏经的典范。但该《入藏录》对中华佛教撰著挑剔极严，除了少量因「毗赞佛教有功」被智升收入大藏经外，绝大多数典籍，包括中国佛教各宗各派阐述自己宗义的重要著作，统统被排斥在藏外，任其自生自灭，不少著作因而湮没无闻。这是中国佛教的重大损失，智升无从辞其咎。今天我们编纂大藏经，要把应该收入的典籍全部收入，给后人多留一些资料。而不要采取智升那样的态度，让后人再来批评我们。"
      },
      {
        "type": "p",
        "text": "其次，「标准」也者，应该是客观的。因此，我们不能以编藏者本人的好恶来衡量一部著作能否入藏。当年编纂《四库全书》，馆臣们按照满清封建王朝的标准，把一大批著作剔除在外，以致今天人们需要重编《四库存目丛书》，而《存目》中的不少书籍现在已经亡佚无存，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今天我们编辑大藏经，不应该再使后人产生类似的遗憾。"
      },
      {
        "type": "p",
        "text": "前面谈到，平庸乃至错误百出的著作也有其特定的价值，但我们又不可能把它们收入大藏。那么，如何处理这些书籍呢？我以为可以用编纂目录与撰写提要的方式保留它们的概貌。亦即凡是没有收归入藏的著作，一律以目录与提要的形式予以著录与反映。后人可以根据目录与提要了解它们并进行研究。这种目录与提要的另一个作用则是对我们工作中可能产生的疏漏的一种补救措施。因为我们虽然计划把一切有价值的资料一网打尽，但这祇是一种理想。在实际编藏工作中是否能够完全实现这一理想，还需要打一个问号。我们祇能尽量去做而已。所以，如果能够把所有不入藏的资料全部以目录与提要的形式予以反映，则等于设立了一条后卫防线。如果我们有疏漏，后人可以依据这个目录与提要，寻找他们需要的资料。"
      },
      {
        "type": "p",
        "text": "第二、国外汉文佛典问题"
      },
      {
        "type": "p",
        "text": "众所周知，汉传佛教遍布于汉字文化圈。地域包括日本、朝鲜、越南。这些国家古代都使用汉字，当时这些国家的僧人所撰写的佛教著作也都属于汉文佛教撰著。那么，新编的佛教大藏经是否应该把这些著作也收罗进来呢？"
      },
      {
        "type": "p",
        "text": "这里实际又涉及这样一个理论问题：我们说，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新的条件下酝酿发展为中国佛教，从而使中国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这就是说，中国佛教虽然以印度佛教为源，虽然与印度佛教同属佛教文化圈，但它实际上已经卓然独立，成为与印度佛教有著许多显著不同特点的新的派别。那么，中国佛教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东亚各国，共同形成汉传佛教圈之后，朝鲜、日本与越南的佛教与中国本土佛教到底是什么关系？是虽然流传区域不同，但在理论与实践上并无什么实质性的差异？还是已经独立成为与中国本土佛教具有不同性质的朝鲜佛教、日本佛教与越南佛教，成为汉传佛教圈中新的支派？如果说上述三国的佛教与中国本土佛教没有质的区别，则上述三国古代僧人的佛教著作自然应该是研究中国佛教的重要资料之一。如果说上述三国的佛教也已经卓然独立，则三国僧人的著作更主要的反映了本国佛教的情况。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当然，我在上面如此提出问题本身，就已经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实际上，佛教中国化有一个过程。如果说存在著佛教朝鲜化、日本化、越南化的话，必然也有一个过程。因此，不能简单地以国别为标准来区分这些著作对中国佛教研究的价值。"
      },
      {
        "type": "p",
        "text": "我主张上述三国的佛教仍然属于汉传佛教圈，但也必须看到佛教传入上述三国后，与各有关国家的具体条件相结合，产生一些不同于中国本土佛教的新特点，成为汉传佛教圈中的新派别，因此，上述三国僧人的佛教著作可以分成多种情况。有的是由来华的留学僧写的。这些留学僧中的不少人长期居留中国，有的甚至终生不归，如玄奘门下的圆测等。他们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他们的著作理所当然属于中国佛教的范畴。有的是由短期在中国留学的僧人撰写的关于中国佛教的著作，如日本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是我们研究中国佛教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有的是由亲鸾这样僧人完全依据本国的实际情况编纂成的佛教著作，这一类著作基本上应算作研究该国佛教的资料。也有的如新罗元晓，他的著作既参与中国佛教对若干佛学问题的讨论，又是研究新罗佛教的宝贵资料。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与中国本土的佛教有关，一类与中国本土的佛教基本无关。但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不少问题往往很难截然分开或判断其性质。"
      },
      {
        "type": "p",
        "text": "由此，我认为对古代外国僧人的汉文佛教著作，应该区别情况对待之。对与中国本土佛教有关的著作，毫无疑问应当收归新编的大藏经。对于性质一时难辨的，也不妨收归入藏。至于明确与中国本土佛教无关的，祇要人力、物力诸方面许可，也应该收入。我们中华民族本来就有这种兼蓄博收的广大胸怀，现在应该更加发扬光大。即使一时条件有限，暂缓入藏，最终也应该把它们收进来。"
      },
      {
        "type": "p",
        "text": "第三、梵巴藏佛典及近代佛教著作的翻译问题"
      },
      {
        "type": "p",
        "text": "大而言之，佛教可以分为印度佛教、南传佛教、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所传承的分别是梵文（包括各种印度俗语）典籍、巴利语三藏、汉文大藏经、藏文甘珠儿与丹珠儿。与印度佛教已经衰亡相应，梵文典籍也已经云散，目前仅有少量尚存。其他三大语系的佛教流传至今，其典籍也保存完整。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是世界上惟一的三大语系佛教俱存，三大语系佛教典籍保存完整的国家。因此，编辑大藏经，从广义的角度讲，不仅仅包括汉文大藏经，还应该包括巴利语三藏与藏文甘珠儿、丹珠儿。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八十年代初计划编纂《中华大藏经》时，便有分阶段逐步编纂汉文部分、藏文部分、傣文部分的设想。如今，《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上编已经编纂完成；藏文部分的编纂已经正式展开。继续完成《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下编，以及按照原计划编纂《中华大藏经》的藏文部分与傣文部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繁重的任务。"
      },
      {
        "type": "p",
        "text": "上面祇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梵巴藏等佛典的翻译。亦即将现存的梵巴藏等佛典全部翻译成汉文，使我们的汉文大藏经包罗现存印度所有佛典及三大语系所有佛典，成为世界上最为完备的大藏经。这是我国佛教界、学术界想了近百年的事，它对中国佛教的健康发展，对中华民族的团结与交流，对佛教圈各国的团结与交流无疑都有著重要的积极意义。不过兹事体大，需要认真规划统筹，组织与培养人材，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成就。我以为不妨根据现有条件，先做起来。至于将来怎样，祇好有待各种因缘条件之成熟了。"
      },
      {
        "type": "p",
        "text": "与此事相关的是近代国外佛教学者名著的翻译。他山之石，可以攻错。这些书籍的翻译对我国佛教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自然有著重要的参考价值。不过，我以为这类书籍翻译后可以专门编为丛书，不必编入大藏经。因为它们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佛教藏经，其原文也不是汉文。"
      },
      {
        "type": "p",
        "text": "第四、形象性资料问题"
      },
      {
        "type": "p",
        "text": "除了文字性资料外，还应该考虑收入关于佛教的各种形象性资料。其内容，除了《大正藏》的「图像部」所收的图像外，还应该包括雕塑、绘画（包括壁画）、建筑、法物器具等其他非文字的形象性资料。"
      },
      {
        "type": "p",
        "text": "二、编排科学"
      },
      {
        "type": "p",
        "text": "任何一部成功的丛书，总要有一个的结构分类，以把所收纳的典籍组织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大藏经也不例外。这里包括两方面的问题：藏经的总体结构应如何科学地设计；某些具体典籍应如何正确地归类。"
      },
      {
        "type": "p",
        "text": "我国大藏经的总体结构，是从南北朝到盛唐，经历了数百年的反复研究，才由智升基本确定的。智升确定的大藏经结构垂范千年，为人们所称道。但这一结构也有缺点，即受中国佛教重大轻小的传统及某些派别判教思想的影响。「因此，他没有，也不可能考虑到怎样努力用大藏经的结构来反映佛教发展的历史线索。」明代我国僧人曾经对智升确立的大藏经结构体系进行变革，但祇是采用不同的判教体系而已，其指导思想则没有任何改变。本世纪日本《大正藏》才真正打破古代的传统，改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待佛典并进行分类。《大正藏》的分类实践固然还有不少问题，但它在佛藏结构分类方面的开创性功绩应该充分肯定。此后，不断有学者从各个不同角度提出新的分类方案。台湾《佛光藏》也正沿著《大正藏》的同一思路进行佛藏结构的新的探索。这些探索都值得肯定。在我国大陆近几十年来影响较大的是吕澂先生的《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目前有的图书馆依据这部目录整理馆藏佛教典籍，也有先生主张依据这部目录编印新的大藏经。但我认为这种主张不可取。吕澂先生的目录在不少具体经典的审定上用功甚大，许多具体结论都值得我们参考与吸取。但该目录在总体结构上没有摆脱中国传统大藏经的重大轻小及判教思想的影响，还在传统的大藏经结构中转圈。因此不能作为我们今天编纂大藏经的结构基础。"
      },
      {
        "type": "p",
        "text": "我认为，设计新的大藏经的总体结构的基本原则应为：（一）、采用科学分类的方法。走《大正藏》已经开辟、《佛光大藏经》正在进一步实践的路。（二）、既要考虑佛教的学科组成，又要照顾佛典的现实情况。既要有完整的结构体系，又要有可操作性。"
      },
      {
        "type": "p",
        "text": "现在，对应该实践上述第一条原则，人们比较容易达成一致的认识。但对于上述第二条原则，则想法一时还不能完全统一。海内外相当一部分先生总是希望先设计出一个较为理想的大藏经结构方案，然后按图索骥，把收罗到佛典填充到这个结构中去。并且也已经设计出好几套方案。纵观这些方案，大抵理想主义的色彩比较浓，相对而言，在可操作性方面就差一点。因此，我建议对藏经结构问题，不急于马上提出方案。是否在广泛收集各种应该入藏的资料的同时，组织一个班子，对藏经结构问题作充分的前期研究。在充分把握已经收集到的各种佛典的全貌的基础上，充分分析研究历史上各种藏经结构之优劣，充分分析研究已经提出的各种分类方案的优劣，然后提出我们的方案。再召集有关专家多次论证，最后定稿。这样制定出来的分类结构可能较为科学，且较能适合现存佛典的实际情况，便于操作。这项工作可与入藏资料的搜集同步进行，即同时开始，同时结束。"
      },
      {
        "type": "p",
        "text": "至于对某些具体典籍的归类问题，一般可在解决上述藏经结构体系的过程中同时得到解决。个别难点则可视具体情况个别处理。"
      },
      {
        "type": "p",
        "text": "归根结底，分类的作用是三条：一是通过分类反映佛教理论的总体框架并反映某一部典籍在该框架中地位；二是反映某一理论的学术渊源、流变及与该理论相关的具体典籍；三是便于检索。从这个角度讲，上面所讲的佛典的结构分类及其对策更多的是针对传统的书册本大藏经而言的。但目前书籍已经进入光电时代，新出现的书籍载体形式，有没有可能对书籍的传统分类方式及理论提出革命性的变革？光电版的大藏经是否可以采取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检索方式？可不可以这样设想：除了以传统的版本项作为检索点之外，充分利用电脑高速运转与字符串检索的性能，通过检索主题词为主，书目提要为辅的方式来实现上述传统分类的三大功能。我想，祇要大藏经总体的主题词体系及每一部典籍的具体主题词设计得科学准确，上述设想是有可能达到的。如果真的这样做，入藏典籍便无需分类，祇要按照普通的流水号进行大排行就可以了。原来一直困扰我们的，必须把大藏经全部编辑完成，才能按照结构次序逐部出版的问题也就不复存在。我们可以完全不考虑结构体系，仅以流水号为顺序，哪部典籍整理完毕，就先输入那一部。我想，我们不妨依照这种设想先作试验。如果能够成功，则在光电版大藏经中，传统的分类方法将予废除。"
      },
      {
        "type": "p",
        "text": "当然，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光电版大藏经所废除的祇是传统的书册本大藏经外在的分类方法，而内在的对佛教理论框架的研究，对某一佛典学术渊源及思想倾向、学说内容的研究不但不能废除，而且必须加强。祇有这样，才能真正科学地设定全藏的主题词体系与每一部典籍的主题词。从这一角度讲，光电版书籍的主题词体系的设定不是对传统分类法体系的废除，而是站在传统分类法体系基础上对传统分类法的全面扬弃。因此，即使对于光电版大藏经来说，前面所述组织一个班子对大藏经的结构体系与某些典籍的具体归属先期进行全面研究，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
      {
        "type": "p",
        "text": "三、使用方便"
      },
      {
        "type": "p",
        "text": "藏经是一部收罗宏富的大丛书，篇幅浩大，内容庞杂。如何使管理者能够有条不紊地管理它，使读者能够方便自如地使用它，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古代，经过长期努力，人们终于创造出千字文帙号这样有序的字号，以此来管理与检索藏经。现代，随著书籍载体的变化与学术的发展，所谓方便地使用藏经就不仅仅局限在外部帙号这一个问题上，它包括载体形式、校勘标点、目录索引、实用辞书等四个方面。"
      },
      {
        "type": "p",
        "text": "第一、载体形式"
      },
      {
        "type": "p",
        "text": "古代，佛典的载体形式主要有纸抄与石刻两种。纸抄者就其装帧外形而言，又有卷轴装、梵䇲装、蝶装、包背装、经折装、线装等等，近代又出现平装、精装、特精装等等。石刻则有碑版、经幢、摩崖之不同。总的来说，载体与装帧随著时代的演进而不断进化。一方面沿著更加方便实用前进，另一方面沿著更加豪华气派发展。目前，世界书籍的载体虽然仍以纸质书册为主要形态，但光电版书籍正在迅猛发展。有的人预言，光电版书籍进一步发展，终将使纸质书册趋于消亡。但我认为，光电版与书册版各有各的优势，恐怕谁也不能取代谁。起码在我们可以预期到的将来，书册版必将继续在人类文化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此外，从佛教大藏经的角度来考虑，如前所述，它除了义理型、备查型的功能之外，还有信仰性功能。这种信仰性功能要求大藏经能够外化为某种能够引起人们崇敬心理的形态。书册版大藏经能够起到这种作用，因为当人们面对藏经楼上数百册庄严精美的书册版大藏经时，很容易产生「法海无涯」的赞叹之情。但不能想像人们会对一片薄薄的光盘也产生同样的感情，并去顶礼膜拜。因此，我们现在编藏，必须兼顾当前与将来，学术研究与宗教供养，应该是书册版、光电版两种形式并重，不可偏废。"
      },
      {
        "type": "p",
        "text": "无论书册版还是光电版，都可以有影印原典、校订重排两种形式。从保存原始资料、快速简便来说，当数影印。目前坊间影印出版的大部头佛教丛书不断涌现，正是因为出版商看中影印本简捷易行，利润丰厚的缘故。好的影印本的确起到提供稀有资料与稀有版本的作用。但是，目前不少影印的佛教丛书祇是从常见大藏经中选取若干典籍，所收既非稀有文献，又没有原原本本地完全按照原样影印，而是任意修版、割版，还不作任何说明。这样，不但没有提供资料的价值，反而起到鱼目混珠、淆乱版本、误导研究的恶劣作用。是我们不应该提倡的。"
      },
      {
        "type": "p",
        "text": "如果从学术性、普及性、影响力讲，无疑要推重排。因为祇有重排，才能够把对佛典的校勘成果直接反映在正文中，并进行标点，以向读者提供一个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精校标点本。祇有重排，才能够用正字法把各种版本佛典中的正俗字、古今字、异体字、错别字等文字的问题解决掉，减少人们阅读的困难。还有，由于底本来源不一，如果采用影印，则编成的大藏经必然是百衲本；祇有重排，才能够使它版式划一，肃穆庄严。此外，单纯影印，反映的祇是编纂者收集资料的功夫；祇有重排，才能真正反映出编纂者整理资料的水平。因此，我们要编纂出总结当代，开创未来的高水平大藏经，除了重排，别无他途。"
      },
      {
        "type": "p",
        "text": "那么，是否此次编藏，祇考虑重排，完全不考虑影印呢？我以为也不必那么机械。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把历代诸种藏经分别影印，则这些影印本不但可以成为此次编藏的原始资料，成为今后深入研究的基本依据，也可以成为各寺院珍贵的供养本。可以设想，在为编纂大藏经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会自然具备影印历代藏经的条件，我们不应放弃如此难得的机缘。因此我建议：立足于重排，不放弃影印，重视配套，错落发行。"
      },
      {
        "type": "p",
        "text": "既然是书册版、光电版并重；以重排为主，不放弃可能条件下的影印。那么，在电脑录入的时候，是否可以不采用目前通行的人工打字，而采用扫瞄。即第一道工序，先将底本按照原样扫瞄收入电脑。第二道工序，由电脑进行单字辨认，确定正字。当底校本均用这种方式扫瞄完毕，即可以利用电脑自动校勘程序校出各本的异同，然后送给专家审定，以选用正文，确定异文。采用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一）、可以回避目前海内外在实施光电版佛典计划中普遍遇到的录入员不认识繁难汉字及校对瓶颈问题。（二）、可以减少错误率。（三）、可以大大减轻校勘的工作量，从而大大加快校勘的速度。（四）、可以产生出一个重要的副产品：《汉字正俗字、古今字、异体字、错别字大汇》，并对此进行各种数理统计。由于大藏经字数多，年代久，对全体汉字的覆盖面无与伦比，因此，这一《大汇》一定会具有极大的学术性与权威性，从而对汉字本身的研究与规范化，对汉字的电脑化，都将是重大贡献。（五）、可与前述影印历代藏经的工作配套进行。"
      },
      {
        "type": "p",
        "text": "当然，上述设想的前提是电脑有承担这些工作的功能，或可以开发出这些功能，否则，祇能是空想。这个问题，要请电脑专家来回答。"
      },
      {
        "type": "p",
        "text": "第二、校勘标点"
      },
      {
        "type": "p",
        "text": "当代，古籍整理中有无校勘与标点，其校勘标点的水平如何，是衡量这一古籍整理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
      },
      {
        "type": "p",
        "text": "佛典校勘，指底校本对勘与中外文（即中文与梵、巴、藏文）对勘。校勘工作可以有各种做法。就底校本对勘而言，我们就可以设计出几个方案。"
      },
      {
        "type": "p",
        "text": "比如，（一）、像《大正藏》与《中华藏》那样，对底校本祇指异，不辨正。如果这样，则如前所述，祇要电脑有自动校勘程序，即可承担，不必再由专家厘定。（二）、像我们《藏外佛教文献》的各种整理本那样，以既「精」且「博」为标准，一律辨别正误，并罗列异文。那么，必须动员一批专家参加厘定。"
      },
      {
        "type": "p",
        "text": "又比如，（一）、虽然校勘，但并不依据底校本原典一字一字去校，而是充分利用前人的校勘成果。这种方案是针对人工录入而言的。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大大加快速度；风险是如果前人校勘有错误，则我们也跟著错。如果采用电脑扫瞄录入，电脑校勘，则这种方案全无用处。（二）、虽然也参考前人的校勘成果，但自己照旧老老实实地一字一字地将底校本全部审校一过。这种方案，无论对于人工录入还是扫瞄录入，全都有效。"
      },
      {
        "type": "p",
        "text": "就中外文对勘而言，也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一）、凡有相应原本者，一律逐字核对。（二）、仅核对重要名相与专用名词。"
      },
      {
        "type": "p",
        "text": "同样，标点也可以有不同的做法。比如：（一）、祇断句。（二）、加句读。（三）、部分采用新式标点（即采用部分适用于佛典的标点符号，废弃部分不适用于佛典的标点符号）。（四）、全式标点。（五）、上述几种形式并存，即哪种方式适用，就采用那一种。"
      },
      {
        "type": "p",
        "text": "考虑到汉文大藏经总体规模达4.5亿字，考虑到大藏经存在著的诸种不同版本，我们必须对校勘与标点的工作量之大有充分的估计。实际上，至今为止，祇要是重排本，则所有编纂大藏者的主要精力都是花费在校勘与标点上。我们也不会例外。但是，校勘与标点又是我们编藏，也是目前所有从事佛典整理的人不可回避的大事。应该怎么办呢？我认为，考虑到电子文件的开放性、易于修改性与便于升级性，是否可以提出这么两条基本原则："
      },
      {
        "type": "p",
        "text": "（一），放眼长远，必须坚持高标准，进行认真的校勘与标点；"
      },
      {
        "type": "p",
        "text": "（二），立足当前，适当采取一些变通的办法。"
      },
      {
        "type": "p",
        "text": "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必须树立高标准，坚持高标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把这个标准的实现分解为若干个阶段，确立每个阶段的现实目标。这种现实目标应该是适合我们每个阶段的实际情况的，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又必须是与下一阶段目标乃至最终的高标准相衔接的。"
      },
      {
        "type": "p",
        "text": "根据我的经验，上述问题，祇要事前考虑周全，安排好，具体实施起来并不太难。如果在全面启动之后，中途再作改进，则会相当困难，甚至虽有好的方案而无从措手足。此外，事先统一思想便于和衷共济，中途变法改革容易引发纠纷，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
      {
        "type": "p",
        "text": "第三、目录索引"
      },
      {
        "type": "p",
        "text": "准确的总目、详尽的版本目录及各种实用索引是衡量一部大藏经学术水平的重要依据，也是使读者便于利用该大藏经的有效方法。"
      },
      {
        "type": "p",
        "text": "总目是对该大藏经的总体把握。版本目录则需要详细交代底校本的情况。实用索引包括经名（含异名）索引、译著者索引、词语索引。由于采用电脑工作，目录与索引的具体编制过程将会比较顺利。但需要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
      },
      {
        "type": "p",
        "text": "（一）、异译本的比照、著译者的考释。历代大藏经中遗留的此类问题比较多，给佛教研究制造不少混乱。我们应该解决之。"
      },
      {
        "type": "p",
        "text": "（二）、最佳电脑检索系统的编程或选择、人工采词与电脑采词的最佳配合。"
      },
      {
        "type": "p",
        "text": "（三）、人工采词需要对佛教有相当研究的人员才能够承担，必须注意这方面人才的组织与培养。"
      },
      {
        "type": "p",
        "text": "第四、实用辞书"
      },
      {
        "type": "p",
        "text": "很多人认为佛典很难读，视之为畏途。其实，佛典的思想并没有深奥到令今人无法理解的地步。佛典的难读是由于其他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佛教有一套固有的名相、法数，也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概念体系。不了解某学科的概念体系，就无法读懂某学科的书籍，这是很自然的事。我们如果能够为大藏经编撰配套的实用辞书，将是这部大藏经的创新，也将是使这部大藏经更加学术化、普及化的重要途径。实用辞书与光电版大藏配套，可以使这部大藏经的使用极为方便。"
      },
      {
        "type": "p",
        "text": "我认为，可以先从现有的佛典音义、《翻译名义集》等古代辞书及有代表性的佛教词典、梵巴藏词典等现代辞书采词，编纂成数据库。进而将该辞书数据库与前述词语索引以及佛典原文作成关联数据库。这样，在阅读某部佛典，需要了解某词的意义时，可以查阅古今诸词典对该词的解释及其他佛典对该词的用例或解释。这对佛典的理解与外文翻译，作用极大。现在我们没有力量来编纂新的大型佛教词典。但上述实用辞书的编纂，必将为今后编撰高质量佛教词典奠定基础。"
      },
      {
        "type": "p",
        "text": "我想，如果我们能够编纂出符合上述标准的大藏经，那就可以说在佛教史上，在中国文化史上，在世界文化史上树立起一座丰碑。无愧于前人，无愧于后代。"
      },
      {
        "type": "head",
        "text": "三"
      },
      {
        "type": "p",
        "text": "我们有没有可能编纂出这么一部大藏经？"
      },
      {
        "type": "p",
        "text": "编撰这样一部大藏经需要如下条件：良好的外部环境；充裕的人力、财力、资料资源；计算机技术保证。"
      },
      {
        "type": "p",
        "text": "第一、就外部环境而言，目前我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正逢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之一；我国既有盛世修典的传统，又有历代编藏的传统；宗教界、学术界对编纂一部高水平大藏经已经企盼了近百年，有著现实的积极性；社会各界对佛教的认识与观感也正逐步趋于符合佛教的本来面貌。应该说，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一条已经基本具备。实际上，海内外各种各样的编藏工程已经启动。"
      },
      {
        "type": "p",
        "text": "第二、人力主要指参与具体工作的人员，包括：一、搜集鉴定整理资料人员，二、校勘标点人员，三、电脑工作人员，四、摄影人员，五、公关人员，六、后勤服务人员，七、学术指导人员。"
      },
      {
        "type": "p",
        "text": "人力包括质、量两个方面。我国目前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专家，有一批中青年学者，新的力量还在成长。从总体实力看，应该说不亚于当年编纂《大正藏》的班子。我们既充分吸收前人编藏的经验教训，又有编纂《中华大藏经》上编的实践经验。因此，在人员的素质方面，应该说基本符合条件。问题是怎样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把这批力量组织与团结起来。"
      },
      {
        "type": "p",
        "text": "人员的量则以工作量最大、且要求有相当水平的校勘标点人员为例谈谈。假如新的大藏经总量为4.5亿字，拟定用7年时间校勘标点完。则每年需要完成0.7亿字。又假如每个符合条件的工作人员利用业余时间每月可以校勘标点5万字（平均每天校勘标点1700字），每人每年可以完成50万字，则我们如果能够从全国近年培养的佛教、中哲史的硕士、博士中，从全国各大学哲学系的教师中，从各佛学院的师生中以及其他符合条件的人员中选聘140人从事这项工作。再在北京选聘20个水平相对较高的人员专门进行覆核。就可以了。祇要有经济力量，经过努力，在全国与北京选聘二百个左右符合所需条件的人员还是可以做到的。"
      },
      {
        "type": "p",
        "text": "实际上如前所述，可以让电脑承担相当大一部分校勘工作，从而大大减少校勘人员的工作量。而且，现有佛典完全没有标点，需要从零做起的祇是极少数。大部分佛典已经有句读或断句。因此，校勘标点问题并没有想像的那样困难。"
      },
      {
        "type": "p",
        "text": "编纂大藏经，并非仅是简单的佛教文献整理，应该把它同我国佛教的健康发展联系起来，统筹安排。讲到佛教的健康发展，用佛教语言来说，关键是「绍隆佛种，续佛慧命」，也就是接班人的问题。而接班人不仅需要熟悉佛教仪轨，遵守佛教戒律，还必须精通佛教义理，甚至能够发展佛教义理。我认为，佛教理论是佛教的灵魂。宋明以前，印度佛教的理论不断传入，中国人在消化这些理论的过程中不断有所创新，从而使佛教生机勃勃，在意识形态领域擅一时之胜场。宋明以降，印度佛教已经衰灭，源头活水已断，中国佛教此时既没有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原有的佛教理论又为宋明理学所吸收，于是祇剩一个信仰的躯壳，这是佛教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我们说近代佛教复兴，其标志首先是「南欧北韩」及一批高僧大德对佛教义理的钻研与弘扬。因此，对当前佛教界来说，培养一批高水平的理论人才，提高理论水平，提高文化档次，乃是当务之急。编纂大藏经，对于佛教界来说，也正是培养佛种，弘研义理的极好机遇。所以，是否可由中国佛学院（或拟议中的中国佛教大学）开设有针对性的专业，一边学习，一边参加编藏实践，在工作中培养，在实践中提高，培养出一批跨世纪的高僧大德。其实，对学术界而言，也同样应该利用编纂大藏经的机会，为下世纪培养出一批不务空言的专家学者。如果大家都从这个思路来考虑问题，则我们编纂大藏经，既出成果，又出人才，还能促进佛教及佛教研究的健康发展。几全其美，何乐而不为？"
      },
      {
        "type": "p",
        "text": "总之，人力问题固然有困难，但并非不可解决。"
      },
      {
        "type": "p",
        "text": "第三、大藏经如此巨大的工程，耗资必然可观。根据资料，日本《大正藏》共耗资280万日圆，了解二、三十年代日本物价水平的人都知道，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大的数字。《中华大藏经》共接受国家拨款人民币158万。那是由于八十年代初的社会观念与现在大不一样，也由于《中华大藏经》是国家项目，各单位都比较支持。我们借用的资料，基本上都没有支付资料费，双方协议，由中华大藏经编辑局赠送各资料收藏单位一部《中华大藏经》作为感谢。另外，所聘人员的报酬都比较低，应聘人员大多属于离退休后发挥余热，甘作贡献。但上述做法，显然已经不再适合目前的情况。我们现在编纂《藏外佛教文献》，深感无钱困难重重，寸步难行。由于经费紧张，许多事情都想尽量省钱，结果适得其反，反而更加费钱。由此捉襟见肘，狼狈不堪。教训实在深刻。"
      },
      {
        "type": "p",
        "text": "本人一介书生，对于经济问题纯属外行。按照上述设想编纂一部理想的大藏经，究竟需要多少经费，要由有关专家框算。不过，编纂工作是逐步展开，在若干年内完成，后期可与藏经的出版发行配合进行，所需经费也就可以滚动解决。所以，实际上需要筹备的祇是前期的经费。"
      },
      {
        "type": "p",
        "text": "目前，佛教界结缘经书的印刷量很大。有的结缘经书无论是内容，还是印刷，都可以称为上品。大多则是平平。其中也不乏粗糙拙劣之书籍。这些粗糙拙劣之书，从世法说是伪劣产品，从佛法说是亵渎正法。因此，如果能够把目前印刷结缘经书的资金吸引集中起来，一方面印刷一些精品经书结缘，另一方面则可用于大藏经的编纂。实际上，结缘经书与大藏经两者本来就可以充分协调，相互为用。即用大藏经编撰人员整理出的精校定本作为结缘经书印刷，其传播正法的作用自然远远超过在条件没有保证情况下粗制滥造印出的书籍。而编纂印刷大藏经，本身就是功德更加无量的结缘胜事。"
      },
      {
        "type": "p",
        "text": "目前，海内外电子佛典的发展势头如同万马奔腾。遗憾的是各自为战，缺乏协调，由此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如果能够把这些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则经费问题的解决也容易得多了。"
      },
      {
        "type": "p",
        "text": "当然，这样的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而把海内外分散的结缘资金、分散的编藏力量集中到前述编纂大藏经的总目标下，可能比李白越蜀道更难，「侧身西望长咨嗟」。"
      },
      {
        "type": "p",
        "text": "第四、编藏要有资料，没有资料一切都是空话。如前所述，新编藏经包括历代入藏与新编入藏两大部分。历代正藏、续藏资料现成，祇要整理、考订、校勘、标点即可。关键工作在于新编入藏。"
      },
      {
        "type": "p",
        "text": "应该新编入藏的藏外佛教文献主要指古代逸籍（包括敦煌遗书、海内外各宗教、图书、文博部门及私人收藏未入藏逸籍）、近现代新译（从梵、巴、藏、日等文字译出）、散见于正史、地方史志、金石、档案、个人文集乃至各种丛书、类书、专著中佛教资料，此外还有今人撰著。虽然范围很大，但是目标清楚。祇要有关收藏单位积极配合，收集起来应该没有问题。当然，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国内因部门封锁资料而产生的困难。另外，不少资料散在海外，国外，包括港台、日本、朝鲜、韩国、越南。西方则以英、法、俄、美、德、意、荷为主。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这些资料都收集起来？"
      },
      {
        "type": "p",
        "text": "总的来说，已经入藏的典籍，犹如陈列在公共图书馆中的图书，谁都可以利用。因此，我们也好，任何一个企图编纂藏经的组织与团体也好，谁都无所谓优势。当然，如果讲到历代藏经的版本，则优势在大陆与日本，日本的版本优势在宋元，大陆的版本优势在明清。至于新编入藏部分，虽说海外散落了一大批大陆已经亡佚的资料，但从总体看，应该说我们还是有优势。我们应该充分发挥这个优势。当然，编纂一部高水平的大藏经实际是世界华人的共同心愿与事业，也是整个汉传佛教文化圈的共同事业与理想，是东亚人民对人类文化的共同贡献。我们要有发动与团结一切力量，共同做好这件旷世大事的大愿心，大胸怀；不要有封疆划界、唯我独尊的想法。当然，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华人，毫无疑问应该为祖先留下的这份文化遗产承担更多的责任。"
      },
      {
        "type": "p",
        "text": "第五、对于电脑技术，本人是外行。从外行的角度考虑问题，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汉字字库，检索系统，单字扫瞄，关系数据库。这些问题要靠电脑专家来解决。电脑技术本身正在一日千里地发展，即使我们现在就动手编纂，第一批成果的正式发行也要到五、六年之后，所以，即使现在电脑方面还有一些技术难关，相信还有时间来逐一解决。"
      },
      {
        "type": "p",
        "text": "综合上述五点，我认为，编纂大藏经及其光电版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现在的关键是必须有国家强有力的支持与充足的财力。如果这两个方面能够保证，前景是乐观的。"
      },
      {
        "type": "p",
        "text": "以往的经验证明，祇要国家重视，集中力量去做，就没有办不成的事，也没有办不好的事。大藏经编纂也是这样。"
      },
      {
        "type": "head",
        "text": "四"
      },
      {
        "type": "p",
        "text": "怎样才能编纂好我们所希望的这样一部大藏经？"
      },
      {
        "type": "p",
        "text": "大家知道，1982年，在当时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尤其是李一氓同志的支持下，由任继愈先生主持，成立了「中华大藏经编辑局」，开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藏经编纂事业。这项工作从1982年中立项上马，1994年底完成上编，共12年半。我是1984年秋开始参与的。该事业前期由李富华同志作为任先生的助手，协调工作。我则在前期中的半年，加上后期，共约六年半期间，作为任先生的助手协调工作。我出国期间，由其他同志负责。由于参加这项工作时间比较长，对情况，尤其对后期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在此想介绍一下《中华大藏经》的编纂情况与我们对下一步工作的设想。我希望《中华大藏经》计划与我们现在讨论的大藏经编纂协调进行。"
      },
      {
        "type": "p",
        "text": "《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分为正、续两编，正编收入历代大藏经之有千字文帙号的部分；续编收入历代大藏经之无千字文帙号的部分。也就是说，正、续两编合起来，相当于传统大藏经的正藏与续藏。如前所述，新编入藏应该成为我们今天编纂大藏经的重点，正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内部后来有过增加第三编，即新编入藏的设想。但又考虑到大藏经本身应该是一个严密的体系，如果采用上述正编、续编、第三编的方式，则将割裂这一体系。所以决定改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历代大藏经之有千字文帙号的部分，即原来的正编；下编的主体为历代大藏经之无千字文帙号及新编入藏部分，并以存目的形式包容上编，从而使下编以一个严密完整的大藏经的面貌出现。上编共106册，每册100万字左右，总计1.06亿字，编辑工作已在1994年结束，至今已经出版了90册，全藏可望在今年全部出版。下编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
      },
      {
        "type": "p",
        "text": "上编以《赵城金藏》为基础，加上其余各藏有千字文帙号的佛典影印而成。由于受这一方式的影响，如标点等问题根本不可能考虑。现在有些同志对《中华藏》有一定的意见，如标点问题、结构编次问题等等，戏称之为「百衲本」。这些批评都是正确的。编纂之初，的确希望这部《中华藏》能够起到取代《大正藏》的作用，而现在实际上《中华藏》上编没有能够完全实现这个目标。但《中华藏》上编收入了不少《大正藏》没有收入的资料，《中华藏》依据有代表性的八种藏经，尤其是首次全面利用《房山石经》作了校勘，这都是其他藏经没有做到的。但它毕竟是十四年以前上马的一个项目，与现在相比，当时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尤其是人员基础差。除了少数专业人员外，《中华藏》主要依靠从社会招聘的离退休人员（大多为中学教师与机关干部）完成的。所以，《中华藏》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完全是当时的条件所决定的。"
      },
      {
        "type": "p",
        "text": "从中华藏编辑局的角度来说，我们对此也并不满意。任继愈先生多次指示要设法改进，要提高质量。1986年，我们曾经特意向国务院古籍小组提出过改进意见。但是，当时《中华藏》已经出版了十余册，有关人员表示，如果进行改动，那已经出版的怎么办？的确，一部大丛书，体例一旦确定，前若干册书一旦推出，则很难再作更改。这也是我们今天从事大藏经编纂必须重视的问题。"
      },
      {
        "type": "p",
        "text": "对于《中华大藏经》的下编，我们考虑其工作大体分三个阶段："
      },
      {
        "type": "p",
        "text": "一、准备阶段，约五年。"
      },
      {
        "type": "p",
        "text": "目标：本阶段完成资料搜集、整理、考释工作，藏经结构架构工作，编撰出大藏经总目初稿、版本目录初稿、经名索引、译著者索引。完成电脑硬、软件诸项准备。从第二年或第三年开始，穿插进行电脑录入、校勘标点，以此组织与训练队伍。并开始词语索引与实用辞书的编辑。"
      },
      {
        "type": "p",
        "text": "二、编辑发行阶段，约八年。"
      },
      {
        "type": "p",
        "text": "目标：按照总目顺序，全面铺开编辑（校勘、标点、定稿）。校勘标点工作按照前述每年0.7亿字的速度进行，到第五年可以全部完成。覆核定稿工作也按照每年0.7亿字的速度进行，到第七年可以全部完成。本阶段第二年开始可以按照每年70册（每册100万字）的速度出版发行书册本，到第八年全部出版（总计450册）。待词语索引与实用辞书之关联数据库配套成功，主题词体系设计完成，开始发行光盘版。"
      },
      {
        "type": "p",
        "text": "三、收尾后续阶段，约二年。"
      },
      {
        "type": "p",
        "text": "目标：处理善后事项。"
      },
      {
        "type": "p",
        "text": "限于时间与篇幅，上面祇是粗线条地介绍我们的基本设想，这是以我们多年的实际工作经验为依据的。由于我们是按照全藏4.5亿字计算校勘、标点、复审、定稿的工作量。而实际上全藏需要校勘标点的并没有4.5亿字。就复审定稿而言，亦有繁难与简易之不同。因此，上述计划还是留有相当大余地的。此外，如果充分发挥电脑的功用，还可以大大减略上述工作量。"
      },
      {
        "type": "p",
        "text": "当然，如前所述，上述设想是以国家强有力的支持与充裕的财力保证为前提的。否则，祇是空想。"
      },
      {
        "type": "p",
        "text": "编纂大藏经，学术性极强。没有有关专家的大力支持与指导，不可能做好这项工作。因此，我们正在争取成立一个「中华大藏经研究会」，希望以此作为学术后援，起到学术顾问的作用。"
      },
      {
        "type": "p",
        "text": "由于上面所述的《中华大藏经》下编计划十分庞大，没有充足的财力，充分的准备，不能轻易上马。因此，我们在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等有关单位的支持下，先办了一个《藏外佛教文献》，我们的想法是在目前条件下，能够做多少事，就尽量先去做。以后条件成熟了，这些经过整理的藏外佛教文献就可以收入《中华大藏经》下编。即使我们的《中华大藏经》下编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上马，我们整理的资料也可以为其他人编纂大藏经所用。大藏经的编纂是民族之大事，世代之大事。吴立民先生说「功成不必在我」。我十分赞同这一观点。"
      },
      {
        "type": "p",
        "text": "编辑大藏，泽被千秋。但兹事体大，谈何容易。不过，既然利国利民，则即使我们这一代没有条件实现，后代也会进行。所以，我现在的想法是：祇要抱著祇讲耕耘，不问收获的心情，尽自己的力量，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自然功不唐捐，事不虚抛。归根结底，一打方案，不如一步实际行动。话说得再多也没有用，事情必须一点一滴地去做。"
      },
      {
        "type": "p",
        "text": "当然，我更加殷切地希望当代中国佛教界、学术界团结起来，勇于面对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承担起这一伟大的事业。"
      },
      {
        "type": "head",
        "text": "关于制作大藏经电子文库的工程技术方案"
      },
      {
        "type": "byline",
        "text":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古籍电子化课题组"
      },
      {
        "type": "head",
        "text": "概述"
      },
      {
        "type": "p",
        "text": "将古代典籍录入电子计算机，采用光盘、磁盘等介质加以储存，是现代科技提供的一个优越的技术手段，可以大大提高典籍文献的查询检索速度，提高资料使用效率，简化资料的收藏保管工作。对于像中文大藏经这样篇幅繁浩、流传久远、版本众多、思想文化价值极高的大型典籍，尤其需要借助电子计算机这一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来整理和存储。"
      },
      {
        "type": "p",
        "text": "制作中文大藏经电子文库，是工作量很浩大的一项系统工程，大致要经过版本搜集、文字整理、软件开发、人员培训、器材采购、数据图形录入、后期制作测试和出版发行等工作环节。不仅要解决技术问题，还要进行大量的编辑、录入、校对等工作，需要将文献专家、文字编辑人员、系统管理专家、计算机工程技术人员、录入校对人员等，组织在一起，通力合作，要有较长期工作的心理准备。"
      },
      {
        "type": "p",
        "text": "总之，此项工作首先是一项功在历史、利在大众的文化事业。同时，从纯投资的角度来考察，又是一项工程周期长，投入强度大，不好计较短近收益，但类似于水库电站工程那样的可以长久受益的项目。"
      },
      {
        "type": "head",
        "text": "一、文库集成"
      },
      {
        "type": "p",
        "text": "藏经是佛教典籍的总称，成书的时间跨度大，撰写、抄录、翻译的人员多，经历长期的历史变迁，形成众多的版本。载体有木板、碑刻本、手抄本、木刻板等。制作大藏经电子文库应该不拘泥于某一个既成版本，尽可能将各种版本搜集齐全，进行必要的勘校整理，同时还收进晚近佛学新的思想成果，成为一个超越历史版本的新集合，成为一个可以不断扩充的开放系统。"
      },
      {
        "type": "p",
        "text": "在工程目标上，要订一个阶段工作目标和工程方案，分期分批录入计算机。并建立统一的目录索引，以便今后查找和使用。我们这里先考虑按一个两年期的首期工作目标来设计。"
      },
      {
        "type": "head",
        "text": "二、文字整理"
      },
      {
        "type": "p",
        "text": "文字整理要结合电子出版物的特点，把那些意义完全相同的异体字、错笔字等进行归一处理，以减少编码和录入方面的麻烦（在必要时，还可以配合图形存储方式来完整反映原文原貌）。这项工作学术性很强，需要慎重对待，但又不能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清，以免影响后续工作的开展。"
      },
      {
        "type": "head",
        "text": "三、软件开发"
      },
      {
        "type": "p",
        "text": "制作大藏经电子文库，没有完整现成的软件可供使用，需要组织力量进行开发。涉及的主要技术问题包括字符认定编码、录入方法载入、字形制作、文本管理、排版、图形制作、多种查询检索、显示打印等，下面重点就技术方案进行讨论。"
      },
      {
        "type": "p",
        "text": "1.中文平台"
      },
      {
        "type": "p",
        "text": "作为一个电子出版物，应该具备在多种软、硬件平台上使用的性能，才可能获得广泛的应用。由于电子版大藏经的使用对象主要是国内外研究人员、佛教僧俗学者、出版机构、图书馆等，所以首先要考虑在各种流行的PC机和网络上使用，如DOS，WINDOWS，MAC OS，UNIX等。中文环境要能支持较大的汉字字符集，并具备相应的中文输入方法和打印字库。佛经典籍主要是用繁体字写成的，其中也包括个别现在使用的简体字，冷僻字比较多，平台上应该有较大的补字空间。同时，还要考虑国际文化交流的需要，因此，应采用ISO-10646编码标准。ISO-10646是一个多语种的计算机国际标准编码体系，其正则方式的编码容量超过一千六百万字符，在基本平面上已定义20902个汉字（被称为CJK字符集），并正在酝酿再增九千字左右。在基本平面上若不考虑其它语种，还可以有三万字以上的补字空间。这是一个得到各国承认，有广泛发展前途的编码体系。世界各主要计算机公司正陆续宣布其产品支持ISO-10646或Unicode（二者在基本平面上对齐）。例如，微软公司的Windows95的中文版已于3月中旬发表，这是一个32位中文操作系统，可以支持Unicode中的CJK中文字符集，并有相应的输入法和字形。但是，Windows95要求机档高，设备投资及消耗件将成倍增加，且录入显示速度慢，输入方法（郑码）的重码率也较高。基于以上原因，在录入工作阶段，宜自行开发一个专门为录入工作设计的DOS版本的中文平台和字处理器。中文编码应支持ISO-10646，采用全双字节方式，能完成基本的录入编辑工作，同时，又能产生与中文版Windows95和其它产品平台上的CJK编码一致的文本、文件。"
      },
      {
        "type": "p",
        "text": "2.输入方法"
      },
      {
        "type": "p",
        "text": "首先要求能支持CJK大字符集，且易学、速度快，目前可选的祇有郑码和仓颉两种。由于使用仓颉基本不用付费（作者放弃版权），重码率也很低，易学易用，故在制作期间可以不考虑费用。将来在最终出版物产品上使用仓颉码和拼音，以减少销售成本。"
      },
      {
        "type": "p",
        "text": "3.字形制作"
      },
      {
        "type": "p",
        "text": "在DOS版专用平台上，显示用字采取点阵字，因为繁体字笔画较多，故以采用24×24点阵表达较为清楚。打印字库则要采用三次曲线字。"
      },
      {
        "type": "p",
        "text": "补字是一个工作量较大的工作，在录入正文时，会不断发现原有字符集未收录的冷僻字。对这些字，要按照相同的编码方式，在专门平台和产品平台上增补字库。既要补点阵字，也要补Truetype字，还要补三次曲线字。"
      },
      {
        "type": "p",
        "text": "4.文本管理"
      },
      {
        "type": "p",
        "text": "文本管理有两方面的需要。一是在录入制作期间，要有一、二个适用的文本管理软件对录入的数据进行管理和处理。二是在制成品（光盘）上，有一个阅读器，能方便地阅读光盘的任何部分，可以打印输出。在同一界面下，还能进行查询、检索等处理。"
      },
      {
        "type": "p",
        "text": "5.查询、检索"
      },
      {
        "type": "p",
        "text": "用于中文全文检索的软件已有五、六种之多，但还未有针对CJK字符的专用产品，对于海量文本的处理也未尽如人意。检索查询及统计功能对于电子版的书籍是必不可少的功能，对此我们已有相当的技术准备，可以开发出与整个产品紧密结合的专用检索软件。"
      },
      {
        "type": "p",
        "text": "6.排版"
      },
      {
        "type": "p",
        "text": "大藏经的版式，可搞成横排和竖排两种版本。数据录入校对完毕之后，除去制作光盘产品，还可以交出版社印制分册成书，供寺院作法物流通之用。"
      },
      {
        "type": "p",
        "text": "7.多媒体功能"
      },
      {
        "type": "p",
        "text": "由于每张光盘有近600M的存储容量，除了文本内容外，还可以加入图片、声音等信息，如读音、照片等。采用多媒体技术，可以丰富电子版图书表达的内容，充分发挥电子计算机的优越性。"
      },
      {
        "type": "head",
        "text": "四、人员培训"
      },
      {
        "type": "p",
        "text": "参与录入阶段工作的编辑、打字、校对人员需要百余人。所有人员必须具备相当的文字知识，特别是对异体字有相当了解，打字人员还要学会仓颉输入法。这样的人员祇能通过招募培训的方式解决。新进人员首先要有不少于一个月的培训期，待其在打字录入方面能盲打并达到30字/分的速度以上才能上岗。至于文字知识，则需定期培训。考虑到人员合理的流动，培训工作必须是连续不断的，并有专职人员负责。"
      },
      {
        "type": "head",
        "text": "五、数据整理、后期加工制作、测试"
      },
      {
        "type": "p",
        "text": "文字、图形、声音等各种资料录入之后，要进行必要的处理，压缩存储，搭配必要的软件，刻入光盘，然后还要进行比较全面的测试、修改，以保证电子文库大藏经的质量和可靠性。"
      },
      {
        "type": "head",
        "text": "六、时间安排"
      },
      {
        "type": "p",
        "text": "初步安排为两年时间，列表如下："
      },
      {
        "type": "head",
        "text": "七、费用概算"
      },
      {
        "type": "p",
        "text": "其中设备清单："
      },
      {
        "type": "p",
        "text": "其中软件清单："
      },
      {
        "type": "head",
        "text": "八、目前已完成的工作"
      },
      {
        "type": "p",
        "text":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古藉电子化课题组自1992年起，一直致力于古籍电子化的开发研究工作，目前已经积累了一批成果。在软件方面主要有："
      },
      {
        "type": "p",
        "text": "1.平台开发，在PC机上开发了支持全双字节编码方式的中文环境，显示方式为SVGA，1024×768分辨率，使用24点阵显示字，支持CJK字符集，可增补字。"
      },
      {
        "type": "p",
        "text": "2.输入法，根据仓颉码的编码原理扩充了仓颉输入法，支持CJK字符集的全部字符。"
      },
      {
        "type": "p",
        "text": "3.字处理器，开发了在中文平台上全双字节编码方式的字处理器，可以完成大藏经文本录入的全部工作，支持海量文本，在其上便于发展功能较强的检索工具。"
      },
      {
        "type": "p",
        "text": "4.字形，已形成了CJK字符集的显示字库、打印字库的字形制作。"
      },
      {
        "type": "p",
        "text": "5.全文检索，已开发全文检索软件一套，经移植可用于ISO-10646体系。"
      },
      {
        "type": "p",
        "text": "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工作，集合了一批在古籍电子化方面学有专长的专家，可以在制作电子版大藏经的工作中发挥骨干作用。"
      },
      {
        "type": "head",
        "text": "电脑化大藏经工程意义重大势在必行"
      },
      {
        "type": "byline",
        "text": "王志远"
      },
      {
        "type": "p",
        "text": "欣逢盛世，国势日强。在物质文明日益发达之际，精神文明的建设必须高度重视，这已成为党内外的普遍共识。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光大民族文化遗产，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团结海内外炎黄子孙，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中国学者议论已久的是希望能建立电脑化大藏经工程，以迎接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
        "type": "p",
        "text": "一、大藏经工程是民族文化的跨世纪工程"
      },
      {
        "type": "p",
        "text": "「大藏经」的编纂是中国人的创举，它继承了印度佛教典籍的结集优良传统，同规起步，而又发扬光大，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盛事，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都已发生了深远影响。佛教自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以来，逐步形成了浓郁的中国特色。隋唐之后，由中央政府敕命修藏，成为国家文治的重大举措之一。北宋始创刊印官版《开宝藏》，其后辽、金、元、明、清历代都有由政府主持编纂的大藏经问世，其内容涉及宗教、历史、文学、艺术、哲学、音乐、绘画、建筑等各个领域，涵盖广泛，蕴含丰富，迄今已成为无价瑰宝，世界级的文化遗产。"
      },
      {
        "type": "p",
        "text": "作为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捷足先登已成惯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正当中国人民在列强欺凌之苦，军阀混战之乱中挣扎奋斗的时候，日本从明治时代开始，先后四次纂修汉文大藏经，其中以大正时代开始编纂的《大正新修大藏经》（1925～1932）最为著名，煌煌百册，计3360部，13520卷，迄今已流通六十余年。世人皆知佛教之慧命本在中国，但当代佛教之大藏却由日本人编纂流通，包括中国学者、中国佛教徒在内，多年来日常应用的，仍不得不是日本《大正大藏经》。日方除占据文化优势之外，从版权收益方面来讲，也占足了中国文化遗产的好处。日本人谓为发了「文化财」。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者曾为此感慨万端，然而国运如彼，民生如彼，何处去谈大藏经文化！"
      },
      {
        "type": "p",
        "text": "1956年，隅居台湾的蒋介石为自标正统，曾亲自捐款支持纂修了一部《中华大藏经》，但基本仍是影印本，进展缓慢。蒋介石去世后一度停顿，后由台湾当局出面维持，到1982年草草收场，并未达到预期目的。"
      },
      {
        "type": "p",
        "text": "而今，百年荏苒，又值世纪之交，但中国已非百年前之中国，政府亦非百年前之政府，百年前失去的优势，今日不收回，更待何日？台湾地方政府无法实现的修藏大业，我们一定能实现。当代的中国政府、中国学者、中国佛教徒，一定有能力编纂一部最全面最完美最具权威性的大藏经，上以对历代先祖先贤，下以对后代子子孙孙，发行五洲，流通四海，传我文化，扬我国威。这是民族文化振兴伟业之一部分，这是民族文化建设之跨世纪宏伟工程。"
      },
      {
        "type": "p",
        "text": "二、大藏经工程是电脑时代夺取知识产权制高点的战略措施"
      },
      {
        "type": "p",
        "text": "21世纪即将到来，电脑将成为下一个世纪中最富挑战性的变革力量之一。电脑与知识产权的结合，将制约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目前，世界电脑网络高速公路上运行的主要是西方文化，而东方文化，特别是汉字文化，尚且不能占据重要位置。大藏经工程是改变这一状况的有力措施。初步估算，大藏经工程将录入三亿多汉字，涉及的相关资料更远远超过三亿之数。由于佛教虽源于东方却已遍及世界，因此电脑化的大藏经工程，将得到世界范围的接受。在这个认同的过程中，汉字文化的广泛传播问题迎刃而解，而我们也同时争取到大藏经遗产的电脑化知识产权所有权，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主动。"
      },
      {
        "type": "p",
        "text": "就大藏经本身而言，日本《大正大藏经》虽已流通六十余年，但由于日本人对汉文化的掌握毕竟有隔膜之处，因此标点错误比比皆是，遗漏著作累累可见。我们现在站在中国佛教汉传、藏传、南传三系俱全的立场重新编纂，一定能以21世纪应有的高度超过《大正藏》，取代《大正藏》在全球的流通地位。"
      },
      {
        "type": "p",
        "text": "自80年代起，中华书局曾陆续出版《中华大藏经》，是以《赵城金藏》为主要底本影印的。在保存古典原貌方面，这套书做出了贡献。但与大藏经工程相比，后者更具时代性、应用性、全面性，因而也更具权威性。由于大藏经工程首先是电脑化的开放体系，是一座无所不包的数据库，所以它可以为政府管理、学者研究、教徒供奉等各种需求提供全方位的多种版本的服务，这种服务所获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将是巨大而长久的。"
      },
      {
        "type": "p",
        "text": "目前，在大藏经电脑化方面，国际间竞争激烈，我们必须捉住机遇，迎头赶上。如果失去机遇，我们会愧对先贤留下的遗产，愧对子孙寄予我们的期望。"
      },
      {
        "type": "p",
        "text": "三、大藏经工程在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促进海峡两岸统一等方面将产生深远影响"
      },
      {
        "type": "p",
        "text": "大藏经工程首先是一项文化大业，通过编纂工作，将从佛教文化角度对中华传统文化做一次深入的挖掘整理，将从佛学、史学、文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绘画、雕塑、书法、音乐、建筑等诸多门类发现有助于当前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因素。"
      },
      {
        "type": "p",
        "text": "除此之外，在其他方面，特别是统战工作、宗教导向和培育人材等方面的影响也将是深远的。"
      },
      {
        "type": "p",
        "text": "1.在世界范围里，大藏经工程可以成为最容易取得几乎全部华人认同支持的一项共同事业，其号召力将在华人世界中得到巨大反响，使世界各地华人动员起来，在人力、物力、财力诸方面随喜功德。除人力、财力的无偿支持之外，如果能使散在世界的许多珍贵典籍版本重返故国，也将成为学术界、佛教界的大幸。大藏经工程将成为世界华人心系祖国的一座特殊的桥梁。"
      },
      {
        "type": "p",
        "text": "2.大藏经工程将得到台湾学术界、宗教界及其他各界佛教徒的支持，将成为海峡两岸共同协作的一个范例，会有力地推动统一大业。台湾人口中，目前佛教徒占60%以上，大藏经工程将吸引他们心向大陆，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支持。"
      },
      {
        "type": "p",
        "text": "3.大藏经工程也是中华民族团结的象征。在大藏经工程中，将包括藏文、傣文经典的汉译文本，这是几千年来前所未有的中华佛教三系一体的宏伟构划。少数民族的文化受到尊重，中华民族的文化得到丰富。"
      },
      {
        "type": "p",
        "text": "4.大藏经工程将促进政府职能部门、学术界、科技界和宗教界的相互理解和协作，使各部门、各界在同一目标的导引下增强凝聚力。"
      },
      {
        "type": "p",
        "text": "5.大藏经工程是对佛教发展的正确引导。通过编纂大藏经，可以培养出一批精通佛法的学者专家；可以培养出一批高僧大德、佛门龙象，使佛教后继有人。佛教应提倡重义理、简礼忏，大藏经工程是实践这种文化导向的重要方式。"
      },
      {
        "type": "p",
        "text": "四、几点建议"
      },
      {
        "type": "p",
        "text": "1.大藏经工程应由国家立项，国家领导人领衔，民间团体（如中国佛教协会、中国宗教学会、综合开发研究院等）主办，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监修，国家科研部门或大专院校（如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等）参与实施，并利用老一辈专家学者尚健在的宝贵时间，发挥他们的学术带头作用。"
      },
      {
        "type": "p",
        "text": "2.大藏经工程应成立专门的纂修募捐委员会，向海内外华人发出呼吁，并负责专门的募捐、管理工作。"
      },
      {
        "type": "p",
        "text": "3.为保障大藏经工程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基本完成，可以按四、三、三的时间段落安排进程。第一段四年，以收集版本、录入各种著述及音像资料为主，同时报请国家教委批准，在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国佛学院各开设一个「大藏经工程专业本科班」作为工程的基本力量，在学者专家的指导下边学边干。第二段三年，以分类分段标点校勘整理为主，同时在原本科班大学毕业生中选拔一半进入硕士学习阶段，成为大藏经工程的骨干力量。第三段三年，仍以分类分段标点校勘整理为主，同时在硕士毕业生中选拔一半进入博士学习阶段，培养目标是成为某宗某系的专家，为完善大藏经工程进而开发利用，分担领导实施的责任。这批人才将成为功底深厚的跨世纪人才，将在21世纪发挥重要作用。"
      },
      {
        "type": "p",
        "text": "总之，盛世修藏，众心所向。大藏经工程作为民族文化的跨世纪工程，作为电脑时代夺取知识产权制高点的战略措施，作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促进海峡两岸统一的宏伟的文化大业，必将为统战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祇祇要有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民间团体的发心诚意，全世界华人的同心赞助和海内外学者的通力协作，一批跨世纪的优秀人才就一定会脱颖而出，这项伟大的事业就一定会成功。"
      },
      {
        "type": "head",
        "text": "关于制作大藏经电子文库的技术经济背景概述"
      },
      {
        "type": "byline",
        "text":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古籍电子化课题组"
      },
      {
        "type": "head",
        "text": "一、来自Internet的启示"
      },
      {
        "type": "p",
        "text": "1.现在，全世界每天都有数万乃至数十万的新用户进入Internet（国际互联网），每时、每分、每秒在Internet上进行著海量信息交换的，除了经济、科技信息和社会新闻外，还有著大量的思想文化信息产品，如资料、文献、论文、著作、典籍等等。Internet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突破了现有规制方式的巨大世界思想文化交流网。但是，打开网络浏览就会发现，西文信息，西方文化资讯产品主导了这个网络，偏少的汉字文献信息基本上是港、台、日、韩发布的，大陆的东西少得可怜。古人类文明史上，曾有一些文明、文化萎缩、衰落、被淘汰出局，其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其封闭或者被封闭，无法与外部世界保持正常的交流以不断地获取新的活力，从而逐渐走入了「死寂」状态。"
      },
      {
        "type": "p",
        "text": "「对外开放」是中国近十六、七年来得以持续、快速发展的成功国策之一。现在，应该用信息时代的理念来理解、设计和运作这一国策。"
      },
      {
        "type": "p",
        "text": "2.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信息高速公路中的网络相当于公路，挂在网络上的计算机硬件设备和系统软件相当于运载信息货物的汽车。必须承认，修公路，制造汽车的技术和产业实力控制在西方国家少数几个大型跨国公司手中，我们尚有相当的差距。但是，路和车都是为运输的货物——信息服务的。货主——信息源的掌握者在网上还是可以居主导地位的。如果我们有远见地积极将中华民族历数千年历史的传承、交流和不断发展的思想文化成果进行数字化处理，成为可在网络中供多种用途的资讯产品，我们就成为信息高速公路为之服务的最大贷主之一，我们就可在Internet的及今后新崛起来的更高级网络上据有主动的地位，中华文明就具备了历久弥新、弘扬世界的现代化条件。"
      },
      {
        "type": "head",
        "text": "二、来自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启示"
      },
      {
        "type": "p",
        "text":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在信息时代，知识产权的价值，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将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将成为可以流动、套现的重要财富。而知识产品，往往是在全新的理论和创新的概念支持下，用浩大的研究、开发费用实现的，一旦成型，直接生产成本反而低廉，其商业价值中，创新及研发费用占了十之七、八甚至更高，这就是知识产权的价值所在。对知识产权的竞争将会像争夺资源一样激烈。体现数千年中华文明的古典文献、艺术品、文物被数字化处理后，将是商业价值极高的资讯产品，我们自己不掌握这类资讯产品的知识产权，就会被境外实业界或者社团抢先掌握。"
      },
      {
        "type": "head",
        "text": "三、用电脑制作大藏经电子文库的意义"
      },
      {
        "type": "p",
        "text": "1.用电脑制作大藏经电子文库，实际上就是运用已经成熟的电脑文字和图形处理技术，将传统的石刻本、木刻本、书册本的典籍文献进行数字化处理，做成可以方便地贮存在软、硬磁盘及光碟上的标准化电脑文件，再配之以一系列方便实用的工具软件，集合成一个标准的、开放性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可以挂在网络上，为专家学者以及广大爱好者、信仰者阅读、检索、研究之用。也可为多种形式的出版物，如书册本、磁碟版、多媒体光碟版提供强有力的基础性支持。"
      },
      {
        "type": "p",
        "text": "过去，出版珍贵的大型古籍文献，特别是藏经，由于传统出版物的制版及维护成本非常昂贵，在正式制版之前必须使稿本尽可能尽善尽美，而典籍文献的集成、校勘、点注除了工作量巨大外，本身还存在一个见仁见智难以统一的学术观点问题。所以总是争论不休，主事者也无法调适众口。大多数书册本出版后，常常因为集中性的批评校正意见而不得不在再版时又作费力费时费钱的挖补修改。建了基础性的电子文库后，这类问题就可以方便地解决了。譬如，可以在正式制作书册本之前，出多种见仁见智的磁盘本（磁盘成本极低）广泛征询意见，然后再集合成书册本的电子底本。"
      },
      {
        "type": "p",
        "text": "2.电子文库实际上在方法论上为典籍文献的整理出版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野："
      },
      {
        "type": "p",
        "text": "（1）它是一个开放性的，可以不断修改，不断扩充的集合。"
      },
      {
        "type": "p",
        "text": "（2）它可以将恒久性的终极目标与阶段性的工作目标较好地统一起来。譬如，将认同度高的选本先期录入、点校、发布、出版，逐渐递进完备。"
      },
      {
        "type": "p",
        "text": "（3）可以提供一个广泛参与的机会，持别是在大藏经电子文库的录入、校对、断句和出版工作中，有利于对广大信仰者作提升素养的文化导向工作。"
      },
      {
        "type": "p",
        "text": "（4）可以方便地参与国际文化交流。"
      },
      {
        "type": "p",
        "text": "（5）制作费用和耗时可大大节省。"
      },
      {
        "type": "head",
        "text": "日本近代以来的大藏经编印事业"
      },
      {
        "type": "byline",
        "text": "杨曾文"
      },
      {
        "type": "p",
        "text": "现在中国要不要编纂一部新的大藏经？能不能调集胜任的学者和多方面的人力，筹备到雄厚的财力开始大藏经的编纂工程？如果著手编纂，要编纂一部怎样的大藏经？在大藏经编纂完成后，如何组织学者和其他专门人才把它输入电脑，制成便于人们阅读和使用的软件或光盘？对这些问题确实应当加以认真思考，深入探讨。因此，我对于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领导举办这个研讨会是表示十分赞成的。"
      },
      {
        "type": "p",
        "text": "这里，我想把我了解的日本在进入近代以后编印大藏经的事业略作介绍，希望供我们研究编纂大藏经问题时参考。"
      },
      {
        "type": "p",
        "text": "日本进入近代以后为保护文化遗产和适应研究与传教的需要，先后编纂了几部大藏经，不仅流行国内，有的也被国际学术界普遍使用。"
      },
      {
        "type": "p",
        "text": "（1）《大日本校订大藏经》（《缩刷藏》）"
      },
      {
        "type": "p",
        "text": "这是日本首次用金属活字印刷的大藏经。天台宗的岛田蕃根与净净土宗增上寺福田行诫设立弘教书院从事编纂工作，从1880年到1885年完成，用小型5号活字印刷，装潢采取线装本，共有40帙418册，另有目录一册。此藏以东京增上寺所藏的《高丽藏》为底本，并以宋《思溪藏》（简称宋藏）、元《普宁藏》（简称元藏）、明《嘉兴藏》（简称明藏，一般用日本翻印此藏的《黄檗藏》代替）校之，在经文的上方（天头）印有注明各本异同的校注。编排方法对传统的大藏经（按《开元释教录》的入藏录）有所突破，采取明僧智旭《阅藏知津》的编录主张，对大乘佛经不再以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五部分类，而据天台宗的「五时」判教次序，以华严、方等、般若、法华、涅槃五部分类，把原来属于宝积、大集二部的经典并入方等部，又单立法华部，并把它放到涅槃部之前。在「杂藏」部分主要是中国撰述，也有一小部分是日本撰述。此藏以校订精审著称。它的出版对日本近代佛教研究提供很大方便。此藏很快被传到中国，1911年到1914年由上海频伽精舍用此藏为底本，用4号活字翻印为《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频伽藏》），装订为40函414册，但去掉了原「日本撰述部」的一部分，并且把很有价值的页上的校注也去掉了。"
      },
      {
        "type": "p",
        "text": "（2）《日本校订大藏经》（《卍字藏》）和《大日本续藏经》（《卍字续藏》）"
      },
      {
        "type": "p",
        "text": "从1902年到1905年京都藏经书院出版的《日本校订大藏经》是由中野达慧、前田慧云等人编纂的另一部活字版大藏经，因为封面印有卍字，故被简称《卍字藏》。此藏以江户时期京都法然院忍征用建仁寺所藏《高丽藏》校对过的《黄檗藏》为底本，用4号活字印刷，每页分上下两段，行间加上标点和便于日本人阅读的训点，装潢采取线装，共有347册。"
      },
      {
        "type": "p",
        "text": "从1905年到1912年藏经书院又编印了所谓《大日本续藏经》，简称《卍字续藏》。因为过去的大藏经所收编的绝大部分是译自印度的佛典，中国撰述部分很少，而以收录中国佛教撰述为主的《明续藏》、《明又续藏》已成稀觏之物。此藏则以收编中国佛教著述为主，并收入少量印度和日本的佛教著述，其中尤其以各宗章疏和禅宗典籍最多，共收入950余人的著述1757部7148卷，装订为150套（函）751册。在此藏的编纂过程中，中国南京金陵刻经处的创始人杨文会居士曾赠送在中国搜集的若干珍贵佛典。应当指出，日本藏经书院编纂此藏还有一个政治意图，即借此纪念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并悼念战死的日本官兵。这种追随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动机与当时日本一部分学者和佛教界人士所表现出来的反战或厌战情绪形成鲜明的对照，不能不使此藏蒙上一层阴影。"
      },
      {
        "type": "p",
        "text": "在《大正藏》出版后，《卍字藏》逐渐不很流行，但因为《卍字续藏》中不仅有很多在中国久佚而在日本仅存的佛典，而且有相当部分是《大正藏》所未收的典籍，所以至今仍被国际学术界广泛使用。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20年曾影印了《卍字续藏》。现在台湾也有影印本。日本近年由西一雄、玉城康四郎监修，对此藏稍作修订和补充，出版了《新纂续藏经》90册。"
      },
      {
        "type": "p",
        "text": "（3）《大正新修大藏经》（《大正藏》）"
      },
      {
        "type": "p",
        "text": "这是由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担任监修，有小野玄妙等多位学者参加，组成的「大正一切经刊行会」编印的规模空前的一部大藏经。为保证编译工作的进度和质量，在刊行会之下设立若干个校订事务所，还有负责标点加注、编纂排印、编撰索引等工作的机构。从1922年著手筹划到1934年最后完成，共用了13年的时间。"
      },
      {
        "type": "p",
        "text": "本藏以东京增上寺所藏《高丽藏》为底本，在《缩刷藏》的四本对校的基础上，再参照敦煌佛典、日本正仓院和宫内省图书寮藏经以及名山古刹与个人所藏的佛典、巴利文经典和近代以后发现的梵文经典，对所收佛典进行校勘，编录。编排体例改变以往的大小乘佛典的分类方法，而基本依据佛典的内容分类。全藏分三大部分：「正藏」、「续藏」、「别卷」，共100卷（册），收编佛典3360部13520卷。其中「正藏」55卷，收编印度经典、中国撰述（仅有极少量日本、朝鲜人的著作）2184部；印度撰述部分分为经、律、论三大类，经部按内容并参照佛教发展史分为：阿含、本缘、般若、法华、华严、宝积、涅槃、大集、经集、密教10类。「续藏」30卷，收编日本撰述和「古逸」（包括敦煌古逸文献）、「疑似」（疑伪书）二部的著作736部。「别卷」15卷，其中「图像部」收编图像（主要是日本寺院所藏的佛教图像及有关著作）363部；《昭和法宝总目录》收编目录77部，包括《大正藏》的目录、中日古旧各种版本的大藏经目录、诸寺所藏经录、参考目录等。"
      },
      {
        "type": "p",
        "text": "本藏佛典皆断句标点，各页分为上中下三段，标有页码。校勘注记置于页下。《昭和法宝总目录》卷一除有全藏目录外，还有《勘同目录》，注明所收佛典的日、中、梵、巴4种文字的字音对照、译著者和年代、在各藏中的位置、原版本及对校本；对四部《阿含经》中的小经则注明在巴利文《长部》、《中部》、《相应部》、《增支部》中的位置。"
      },
      {
        "type": "p",
        "text": "《大正藏》所收编的一些中日佛教典籍中有的选用的底本和校本不是最好的，校勘和标点也有错误，但在现存的各种大藏经中是最切合实用的版本，被国际学术界普遍使用。"
      },
      {
        "type": "p",
        "text": "（4）《日本大藏经》、《大日本佛教全书》（《日佛全》）和其它佛教丛书"
      },
      {
        "type": "p",
        "text": "中野达慧在编印完《续藏经》之后，从1914年到1921年在东京组成「大藏经编纂会」，请京都大学的松本文三郎为会长，著手编印《日本大藏经》。本藏收录日本的佛教撰述，分为经藏、律藏、论藏、宗典四部，共有48册。围绕此藏的编纂，村上专精曾与中野进行学术争论，村上认为中国历代编纂大藏经皆由高僧名士奉帝王之敕进行，对中野主持编纂大藏经颇不以为然，并批评用「日本大藏经」的名称是一种「僭越」。此藏因为收有日本佛教史上一些珍贵文献，至今仍有使用价值。"
      },
      {
        "type": "p",
        "text": "《大日本佛教全书》151册，由南条文雄、高楠顺次郎、大村西崖、望月信亨等人组成的「佛书刊行会」编印。望月在编纂《佛教大辞典》中为编书参考曾收集很多佛教文献。编纂《日佛全》时即以此为基础，又搜集其他文献，然后加以校订。所收绝大部分是日本人的撰述，仅有少量中国人的撰述。全书收编经、律、论和注释书以及日本各宗的教典、史传等共953部。其中有多种日本僧传，还有「游方传丛书」、「寺志丛书」、高僧日记……不仅对研究日本佛教，而且对研究日本文学、中日文化交流，都有参考价值。现在此书有铃木财团刊印本。"
      },
      {
        "type": "p",
        "text": "此外，收录日本佛教撰述的丛书还有鹫尾顺敬在1925年到1933年编纂的《国文东方佛教丛书》（主要是日文撰述）。日本各宗都编有丛书，如《天台宗全书》、《传教大师全集》、《真言宗全书》、《弘法大师全集》、《净土宗全书》（有续集）、《禅学大系》、《曹洞宗全书》（有续集）、《真宗全书》等。"
      },
      {
        "type": "p",
        "text": "因为佛教典籍的大部分是用汉文写的，日本在近代以后出于研究和普及的需要也组织翻译（训读，把汉文改写为带有假名的现代日文）编印了日文的大藏经，主要有：国民文库刊行会编译《国译大藏经》31册（1917年～1928年），收录最基本的经论。东方书院的三井晶史编译《昭和新纂国译大藏经》48册（1928年～1932年），除经论外，还有各宗的教典。大东出版社组织编译的《国译一切经》，从1930年到1936年已出版「印度撰述部」155卷，战后到1988年出版「和汉撰述部」100卷。"
      },
      {
        "type": "p",
        "text": "（5）《南传大藏经》"
      },
      {
        "type": "p",
        "text": "斯里兰卡等南传佛教国家的巴利文佛教典籍丛书，原称「三藏」。约在公元前二、一世纪形成此藏原型。内容有律藏；经藏，包括相当于汉译四部《阿含经》的《长部》、《中部》、《相应部》、《增支部》以及《小部》；论藏，相当于汉译的小乘论书。1882年英国成立「巴利语圣典学会」，出版了罗马字本《南传大藏经》，并出版英译本。日本在1935年到1941年由高楠顺次郎监修，用日文翻译出版了《南传大藏经》70册。日译本的特色是：收入原属「藏外」的史书《大史》、《岛史》等以及论述南传佛教教理的佛音《清净道论》、作者不明的《弥兰陀王问经》等。因为译者水平不一，其中翻译不当和失误之处不少，但因通读巴利文经典甚难，至今仍广泛被学术界参考使用。"
      },
      {
        "type": "p",
        "text": "当前日本是否已经著手对大藏经进行电脑处理，尚不了解。但在京都的临济宗妙心寺派的花园大学国际禅研究所，早在1991年就已经开始对禅宗重要典籍进行电脑处理，并且做出不少成绩。"
      },
      {
        "type": "head",
        "text": "《中华大藏经》编辑工作的一些情况和经验教训"
      },
      {
        "type": "byline",
        "text": "李富华"
      },
      {
        "type": "p",
        "text": "一、《中华大藏经》的编辑是建国以来由国家出资，由国务院古籍小组直接领导，并交由任继愈同志主持进行的一项佛教典籍整理的国家项目。1982年7月开始筹备，1994年完成106册正编，前后13年时间。13年间，先后直接参加编校工作的人员超过三百人；这一工作也得到包括北京图书馆、中国佛教协会、北京市佛教协会及山西省佛教协会等许多单位的大力支持。此书由中华书局出版。"
      },
      {
        "type": "p",
        "text": "二、《中华大藏经》编辑班子的核心是由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的部分研究人员组成，并聘请南亚研究所的童玮先生（已故）参加。我们的工作大体经过了这样几个阶段："
      },
      {
        "type": "p",
        "text": "1.调查研究，即对全国范围内的大藏经收藏情况进行普查。除北京的各大图书馆和大寺院外，还分几路走访了上海、南京、广西、福建、江苏、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辽宁等地的图书馆、寺院及博物馆等。"
      },
      {
        "type": "p",
        "text": "2.抄录目录卡片，即将北图、民族文化宫及各地收集的佛经收藏情况形成目录；还将历代大藏的特有经籍抄成卡片。完成此工作用时约半年。"
      },
      {
        "type": "p",
        "text": "3.根据调查的结果，我们形成了以《赵城金藏》为基础的重编《中华大藏经》的编辑方案。这里要说明一点，即当时曾有过直接影印《赵城藏》，还是重编大藏经的分歧，我们坚持后一种方案，此方案得到古籍小组组长李一氓同志的支持并最后通过。"
      },
      {
        "type": "p",
        "text": "4.编制目录。此目录即《中华大藏经》正编的目录。此目录依《赵城金藏》千字文编次的顺序排列，由童玮先生排定，后经审阅打印80份，送中华书局、古籍小组及有关人士，供讨论用。"
      },
      {
        "type": "p",
        "text": "5.样书的编辑。此样书的编辑体例是经任继愈、童玮、我共同研究，最后由我起草成文，打印，并交中华书局、古籍小组同意后执行，包括用什么底本、如何补缺、如何校对、校勘记的内容、顺次的安排、书样、封面、扉页等。于1985年正式出版。"
      },
      {
        "type": "p",
        "text": "三、《中华大藏经》的总体方案，可包括如下三点："
      },
      {
        "type": "p",
        "text": "1.正编收录历代大藏经有千字文编号的部分，以《赵城藏》的目录体系为基础。《赵城藏》的缺帙部分以《高丽藏》的相应部分补足，其它缺帙以其他大藏的经籍按内容性质补入；续编收录历代大藏经中无千字文编号的部分，分翻译典籍和中国撰述两部分，重新编目。两编总计收录佛教典籍约4200余种23000余卷，从而形成集历代大藏大成的新版藏经。"
      },
      {
        "type": "p",
        "text": "2.校本选用能反映上自隋唐下迄明清时代藏经基本面目且保存较多的八种版本，这就是《房山石经》、宋《资福藏》、《碛砂藏》、元《普宁藏》、明《南藏》、《径山藏》、清《龙藏》及《高丽藏》。校勘采用逐字对校的办法，勘出其异同，不作判断，校勘记附于每卷经文之后。"
      },
      {
        "type": "p",
        "text": "3.正编全书以影印的办法刊出；续编视情况而定。中国历代大藏经版仍以影印为主，日本版诸藏经籍则标点排印。影印部分，务必达到清晰，故严重漫漶者或替换或修版。"
      },
      {
        "type": "p",
        "text": "四、《中华大藏经》编辑队伍的组织情况。"
      },
      {
        "type": "p",
        "text": "因为《中华藏》的编辑工作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包括总体方案的设计、底本的翻制和整理、校勘、校勘记的整理，最后的定稿等多种程序，故在领导小组之下设有底本组、校对组、校勘记编写组、定稿组、协调组及终审等多种组织形式。每一组有专人负责，形成一个流水线工作系统。也因此编辑队伍逐年扩大，从最初的五人，十几人到最多时达到九十余人的工作班子。"
      },
      {
        "type": "p",
        "text": "五、几点经验和教训："
      },
      {
        "type": "p",
        "text": "1.可靠的经费来源。《中华藏》因得到古籍小组在经费上的全力支援才可能顺利完成正编，13年间共得到古籍小组的正式拨款近160万。"
      },
      {
        "type": "p",
        "text": "2.有一个稳定的、全力投入的编辑队伍。"
      },
      {
        "type": "p",
        "text": "3.完备的可靠的资料来源。我们依靠北图、宗教所图书馆及中国佛协图昼馆、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北京市佛教协会图书馆的无私全力的支援，保证了资料的来源。"
      },
      {
        "type": "p",
        "text": "4.有一个周密的、操作性很强的编辑程序，使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
      },
      {
        "type": "p",
        "text": "上述四条就确立了在事业上的人、财、物几方面的保证，否则其事业就很难有成。"
      },
      {
        "type": "p",
        "text": "六、几点建议："
      },
      {
        "type": "p",
        "text": "我个人完全赞同中国佛协和佛教文化研究所的计划，重编一部能够替代日本《大正藏》的电脑化的大藏经。但此举并非易事，故建议："
      },
      {
        "type": "p",
        "text": "1.以僧界为主，充分发挥僧界的优势。这本是历代修藏的通例，祇有调动僧界护法的精诚，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编辑队伍和所需的物质保证，确保事业有成。"
      },
      {
        "type": "p",
        "text": "2.新版藏经要考虑中国佛教修藏的历史传统，不能出格太远。故应以入藏典籍为主，新编入者亦应以僧人的著作为主，兼顾个别与僧界有大因缘的居士学者的著作。这应是一条原则，否则就要改名，就不是佛教大藏经。"
      },
      {
        "type": "p",
        "text": "3.新版大藏要替代《大正藏》就一定要标点、校勘，并在出版成本上下功夫，使读者能够买得起。《大正藏》所以流行原因很多，但主要有三条：（1）它是近代以来中国历代藏经均成为文物的情况下，用现代印刷手段新编的第一部藏经，占了抢先一步和物以稀为贵的优势；（2）作了简单的标点，但问题很多；（3）价格适中，特别是后来台湾大量的影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
        "type": "head",
        "text": "台湾编印《中华大藏经》始末"
      },
      {
        "type": "byline",
        "text": "张新鹰"
      },
      {
        "type": "p",
        "text": "佛教在台湾拥有众多信徒，佛教书刊的编辑出版活动也非常活跃，卷帙浩繁的各种大藏经不断推出，成为这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
      },
      {
        "type": "p",
        "text": "台湾出版大藏经，是以1955年台北中华佛教文化馆影印《大正藏》开始的。1962年，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日本《卍续藏》；1968年，台湾「中国佛教会」又与香港有关人士合作再次影印。70年代以后，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在影印各种版本大藏经上倾注了巨大努力，不但再度影印了《大正藏》、《卍续藏》，还用韩国东国大学影印本为底本重新影印了《再雕高丽藏》，以及日本《卍正藏》。祖国大陆的文物出版社重刷《龙藏》之后，新文丰出版公司很快据以影印为精装本，名《乾隆版大藏经》。在此期间，《频伽藏》、《普慧藏》（部分）及《藏要》也都改头换面被影印出版。由日文本译成中文的《南传大藏经》，由敦煌写经辑成的《敦煌大藏经》，由台湾佛教学者蓝吉富主编的《大藏经补编》，由南天书局编辑影印的《西藏大藏经》，一部部如同雨后春笋纷纷问世。1987年元月，台北文殊出版社开始发行「电脑排版」、「重新断句、新式标点」的《文殊大藏经》，原拟出174册，不久却因故中辍。目前，佛光山正在编辑一部与文殊出版社上述宣示如出一辙的《佛光大藏经》，已出版了《阿含藏》、《禅藏》和部分《般若藏》。除以上各藏外，台湾还影印了日本的《真言宗全书》、《净土宗全书》，编印了《禅宗全书》、《天台藏》等各别宗派的文献集成。"
      },
      {
        "type": "p",
        "text": "但是，40年来台湾社会有关各方费力最大、耗时最久的汉文大藏经编印项目，还要算1956年隆重开场、1982年勉强了事的所谓《中华大藏经》。"
      },
      {
        "type": "p",
        "text": "台版《中华藏》的发起人是密宗施主屈映光，而实际上最早的倡印者应推蔡运辰。蔡运辰，1900年生于辽东，是名僧虚云的俗家弟子，法名宽运，字念生。1951年3月，他在台湾《觉生》杂志上呼吁编印新藏，无人响应；1954年2月他又在《人生》杂志首次提出《中华大藏经》这一名称，唯含义与后来的不尽相同。到这年10月，屈映光有感于《清藏》刻成后200余年无大举修藏事，遂联络部分国民党元老，动议编纂新藏，当时签名赞同者有台湾僧俗要人210名。1956年11月11日，「修订中华大藏经会」在台北善导寺正式成立，签过名的赞同者都是会员，屈映光任首席常务理事，蔡运辰为总编审。「修藏会」还在泰国、日本设立了分会或代理人。"
      },
      {
        "type": "p",
        "text": "台版《中华藏》最初设想分为4大部分：1.选藏；2.续藏；3.译藏；4.总目录，共收书5,005部。「选藏」，又称正藏，是全书的主要部分，拟分4辑依次出版。第1辑：影印1931～1935年上海出版的《影印宋碛砂藏》和1935年三时学会从《赵城藏》中编选的《宋藏遗珍》，有书1，581部；第2辑：影印明清递刊版《嘉兴藏》（已见第1辑的书不重收），有书658部；第3辑：影印日本《卍正藏》、《卍续藏》（已见1、2辑的书不重收），有书1,337部。3辑累计收书3,576部。第4辑收另外13种藏经中不见于前3辑的书，共400部。合4辑之数，选藏拟收书达3,976部，号称「各藏经典，不重一部，不减一部，合成一帙」（蔡运辰：《中华大藏经序》）。对于各种藏经中同一部书因版本不同而出现的较大文字差异以及某些版本中增入的序跋等内容，选藏拟在第4辑后面设「综合补录」一项；蔡运辰专门编制了详细目录，指明应从何版中补录哪段文字，这等于为读者作了大量的校勘提示，其作用不可低估。选藏以外，计划是：「续藏」，结集历代未入藏之经典，收书970部；「译藏」，专收由汉文译成西文之经典，中外文对照刊印，收书20部；「总目录」，编列各藏目录及与目录有关之书籍，收书39部。这后3大部分共有书1,029部。"
      },
      {
        "type": "p",
        "text": "如果台版《中华藏》能按上面的设想全部完成，的确将是一部既有空前宏富的内容，又有文物观赏价值的煌煌巨制。然而，光阴荏苒，「修藏会」困难重重，工作拖延再三，庞大的计划最终夭折了。这对一开始企图利用这个机会笼络海内外中国佛教信徒，通过「修藏」在政治上、宗教上为台湾争个「正统」地位的人，是一次不小的打击。"
      },
      {
        "type": "p",
        "text": "选藏第1辑是1962～1966年出版的，16开，精装40册。1968～1974年，第2辑出版，精装80册。同时出版了朱镜宙编的第1辑索引和蔡运辰主编的《中华大藏经首编》。《首编》包括该藏序文9篇，「修藏会」成立时的章程、宣言等文件，编目通例，各辑编目说明，全藏目录。在此期间的1972年，屈映光病故，年近80的刘泗英接任首席常务理事。刘缺少屈那样的「权威」，「修藏会」在屈主事时埋下的用人失当、计划不周等矛盾很快趋于尖锐化。第2辑基本告竣时，第3辑本已开印，却又将第1辑重新印成「大字本」，即改原每页三栏为两栏，一下扩展成约100册。第3辑预计也不低于此数。两辑分别印到三、五十册时，印刷经费竟被负责印务的人挪做股票投机买卖，赔得精光，以致提起诉讼，但于事无补，印行工作从1979年完全停顿。预付了书款的订户，函电交催，逼得「修藏会」在日本的代理人几欲寻死；还有一些未付款的订户见书成无日，打了退堂鼓。台湾「中国佛教会」方面则因与「修藏会」不谐，其各级组织「无一处请藏」，也不管推荐订户。蔡运辰目睹原定方案「滞碍难行」，信心黯然，移居去了美国。刘泗英「心有余而力不足」，最后找了一位「立法委员」董正之，和屈映光之子屈彦远一道接手印行。台湾当局「内政部」看看「前朝遗事」骑虎难下，不得不指派一名科长出面监督。经过一番计议，新文丰出版公司答应承担继续印刷，而此时掌管影印底本的一位林觉非居士又拒绝交出书来，祇好另外去找。到1982年，第1辑大字本和第3辑精装各100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印成，又配套重印了第2辑，「修藏会」赶紧宣告「功德圆满」，20多年的「修藏」就这样草草收兵了。"
      },
      {
        "type": "p",
        "text": "台版《中华藏》共出版正藏3辑，计精装280册（第1辑以大字本册数计），线装本加倍；台湾岛内外购买全部三辑的订户不过150家左右。付之阙如的各个部分，还能不能问世？董正之祇好说：「祈祷佛陀」！"
      },
      {
        "type": "p",
        "text": "用实事求是的观点看，台版《中华藏》在编印过程中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最突出的是蔡运辰为确定全藏目录所作的工作。蔡运辰任总编审后，首先「穷四年之力」，「搜罗古籍，獭祭群书」，「凡得刻藏目录18种、辑藏目录8种、专书5种，合为31种，综合排比，钩稽部数，校注异文」（圣严：《序〈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编成《三十一种藏经目录对照表解》，统计各藏所有经书，共得4,166目，于1960年4月由「修藏会」出版；后又补入《金藏》目录1种，成为32种；再从32种中删去辑藏8种，另加《大正藏》目录1种，并分别进行研究考释，于1971年最终编成《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一书，1983年12月由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这部16开760页的著作，是佛教经籍目录学的重要成果，连同先前出版的《中华大藏经首编》，给治佛学、修新藏者带来了极大便利，是可以传之久远的。台湾华宇出版社1986年出版蓝吉富主编的《大藏经补编》第35册中全文收录了《中华大藏经首编》，蓝吉富在说明中指出：「即使祇将此一书目浏览一过，也足以使人对中文佛典之美之富，有一初步之理解。」蔡运辰在参与修藏的20年里，还在台湾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详细探讨有关这部藏经的很多问题，这些文章具有明确的学术价值，被收集在《如是庵学佛剩语》上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出版。「选藏」第1辑中，有两部经是上海版《影印碛砂藏》中失收的，这就是胡适在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文库发现的《碛砂藏》「宁四」、「更一」两册，分别为唐不空所译《略述金刚顶瑜伽分别圣位修证法门》一卷和《瑜伽集要救阿难陀罗尼焰口仪轨经》一卷；第2辑中，有3部书实属《嘉兴藏》，而为《嘉兴藏》目录所不载，是在此次修藏时整理发现的，书名分别为：《云栖法汇》、《布水台集》、《鹤山禅师执帚集》。这些不易得见的版本被台版《中华藏》影印公诸于世，值得庆幸。此外，台版《中华藏》虽然在1982年就完结了，其「余荫」却至今还嘉惠著台湾的某些出版商。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1987两年间，分别把原来该藏的1、2辑以《影印碛砂藏》（内含《宋藏遗珍》）和《影印嘉兴藏》的名字重新印行，精装各40册；那位当初匿书不交的林觉非居士，1985年拿出了手里的10种佛教寺志胶卷，由杜洁祥印入丹青出版公司的《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3辑），这10种寺志都是被蔡运辰列入台版《中华藏》「续藏」目录的。直到新文丰出版公司陆续出版的《佛学名著百种》（70册），从中还可以分辨出胎死腹内的「续藏」的面貌。当然，所有这种种新书，对学术界、宗教界的读者都有著独特的魅力，不仅仅是「嘉惠」出版商而已。"
      },
      {
        "type": "p",
        "text": "台湾编印《中华大藏经》的始末表明，在不少古本藏经已星散各处的当代，要搞出既全又精的大藏经，离不开海内外的广泛联系和密切协同。该藏的第2辑有相当一部分影印底本摄自日本驹泽大学，而其第4辑之所以无法开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台湾当地缺少的各藏太多，甚至连明永乐南北藏这样在祖国大陆往往可见的版本，台湾竟一部没有。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修订新藏是个浩大的工程，非一年半载之功。必须有周密的计划，严谨的部署，科学的组织，依靠强劲的领导，得力的骨干，精干的队伍，还要获得可靠的长期财力及印刷能力的支持。最后，还需要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同心同德的团结。台版《中华藏》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后从事类似的编藏工作，也是有可以借鉴之处的。"
      },
      {
        "type": "head",
        "text": "海外大藏经编辑及光电版大藏经的情况"
      },
      {
        "type": "byline",
        "text": "方广锠"
      },
      {
        "type": "head",
        "text": "一"
      },
      {
        "type": "p",
        "text": "筹备会议的先生指定我谈一谈海外大藏经编辑以及光电版大藏经的情况。我是一个关门作学问的人，对外界的情况了解得很不够。下面谈的有些情况是我自己掌握、了解的；关于台湾与美国的不少情况则是卢浔先生最近从INTERNET网上收集到以后提供给我的；还有一些情况则是张新鹰先生提供的。在此特向卢浔先生与张新鹰先生表示感谢。由于条件有限，今天介绍的情况肯定不够全面与正确。错漏之处，请大家指正。"
      },
      {
        "type": "p",
        "text": "大藏经是中国人创造的一个词汇，指佛教典籍的总汇，在古代中国，它主要指汉文佛教典籍。在现代中国，「大藏经」除了指汉传佛教传承的汉文大藏经外，包括南传佛教传承的巴利语大藏经、藏传佛教传承的藏文大藏经，还包括诸如梵文佛教典籍、各种西域文字佛教典籍以及我国的西夏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满文大藏经。范围更广一点，甚至可以包括近代以来出现的日文佛教典籍（如《国译一切经》）以及西文翻译的佛教典籍。"
      },
      {
        "type": "p",
        "text": "从重要性而言，上述诸种佛教典籍，有的因亡佚过多而零乱不成系统；有的则是从现存的其他藏经中流出。所以，最为重要的是现存三大系佛教所传承的巴利语大藏经、汉文大藏经与藏文大藏经。不过，由于「大藏经」这个词是中国人创造的，所以虽然中国人用「大藏经」指代世界上各种文字的佛教经典，并创造出诸如巴利语大藏经、藏文大藏经这样的名词。但这些名词基本上祇在汉传佛教区域内流通。在南传佛教区域，人们称自己的佛教典籍为「三藏」；在藏传佛教区域，人们称自己的佛教典籍为「甘珠尔」、「丹珠尔」。正像我们用「大藏经」来称呼南传佛教的巴利语三藏一样，南传佛教区域的人们则用「三藏」来称呼汉文大藏经。以至西方世界受此影响，至今仍用「三藏」来称呼汉文大藏经。所以，本文所谓的「大藏经」，仅指汉文大藏经。"
      },
      {
        "type": "p",
        "text": "从历史上看，在佛教文化圈中，大藏经主要流传于汉传佛教影响所及的东亚各国。近代以来，由于佛教文化圈之外的世界其他国家，主要是西方各国，对佛教的认识与研究主要沿著巴利语佛教、梵文佛教、藏文佛教这样一条路线前进，所以在这些国家，大藏经，亦即汉文佛教典籍的影响不是很大。但近年来这种情况开始有所改观，不少西方学者开始日益重视对大藏经的研究。不过，重视大藏经的势头出现的时间还不太久，在西方的宗教研究界，对大藏经的总体研究与整理实际上还处在酝酿阶段，或者说起步阶段。所以，所谓海外对大藏经的编印现在主要局限在汉传佛教流传区域，亦即台湾、香港、日本、韩国。九十年代以来这项工作在美国发展较快，但主要集中在华人圈子里。西方人也有参加并起到重要作用的，但人数较少。"
      },
      {
        "type": "p",
        "text": "本世纪以来，世界上出现两次编辑大藏经的热潮。第一次是本世纪初到二、三十年代。当时我国编印的有《频伽藏》、《普慧藏》（未完成）、《影印碛砂藏》、《宋藏遗珍》、《藏要》等。日本则有《卍字藏》、《卍字续藏》、《大正藏》。第二次热潮于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发韧。当时台湾屈映光、蔡念生等发起成立「修订中华大藏经会」，编印《中华大藏经》。大陆的中国佛教协会也有编辑新的大藏经的设想，并编纂了供讨论的草目，这就是二十年后吕澂先生发表的《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日本则有修订重印《大正藏》与重编《大正藏索引》之举。这一热潮到八十年代趋向高涨，大陆编印了新的《中华大藏经》，重印《藏要》，修补刷印了《龙藏》。台湾则编印《佛光大藏经》、《文殊大藏经》，影印了《嘉兴藏》、影印了大陆新印的《龙藏》与三十年代出版的《影印碛砂藏》、《宋藏遗珍》、《藏要》。还影印了《高丽藏》、《大正藏》、《卍字藏》、《卍字续藏》等。此外还有大陆、台湾合作编辑出版的《敦煌大藏经》。日本则影印了《高丽藏》、修订重印了《卍字续藏》。韩国影印了《高丽藏》。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随著电脑技术的飞速发展，大藏经也开始踏入光电时代。经过几年的酝酿，到九十年代初，大藏经光电化的进程显著加快。可以说，第二次编印大藏经的热潮现在正处在方兴未艾之际。"
      },
      {
        "type": "p",
        "text": "上述两次热潮，第一次的情况大家都很熟悉，所以下面主要对海外第二次热潮的情况加以介绍。在第二次热潮中，重点放在大藏经光电化方面。"
      },
      {
        "type": "head",
        "text": "二"
      },
      {
        "type": "p",
        "text": "先谈谈第二次热潮中海外出现的书册版的大藏经。这些大藏经又可以分为三类：一、影印的；二、修订重印的；三、新编的。下面分别介绍。"
      },
      {
        "type": "p",
        "text": "一、影印大藏经，指完全照底本影印，不作任何变动，或仅作个别修订。"
      },
      {
        "type": "p",
        "text": "如前所述，海外影印的大藏经很多，下面择要介绍："
      },
      {
        "type": "p",
        "text": "1.《高丽藏》："
      },
      {
        "type": "p",
        "text": "此处的《高丽藏》指朝鲜高丽朝高宗时刊刻的大藏经，又称《再刻高丽藏》，以区别于显宗朝刊刻的《初刻高丽藏》。该藏校勘精良，是诸种大藏经中质量较高的一种，版片现存韩国海印寺。影印本共出现四种："
      },
      {
        "type": "p",
        "text": "第一种是东洋出版社出版的锦装豪华本，全45册。但祇有正藏，既没有补遗部分，也没有总目与解题索引。这实际是供佛教团体供养用的。"
      },
      {
        "type": "p",
        "text": "第二种是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的，全48册。这种版本藏经的前25册中，诸经的次序有错乱，没有完全按照总目排列；诸册的目录上也没有标明经典的编号。后来发现这一问题，从第26册起予以改正。全藏包括正藏、补遗、总目、解题索引等。由于前25册次序错乱，所以不能根据总目及解题索引进行检索。"
      },
      {
        "type": "p",
        "text": "第三种也是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的，实际是第二种的修订版。亦即将已经出版的前25册按照总目的次序重新编排，并在每册的目录上加上该经的编号。内容则与第二种一样，也是48册，包括正藏、补遗、总目、索引等。不过这种重新修订的版本祇刊印发行了300部。"
      },
      {
        "type": "p",
        "text": "第四种是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重印东国大学版。遗憾的是他们重印的不是第三种修订版，而是第二种有错误的版本。全48册。"
      },
      {
        "type": "p",
        "text": "2.《碛砂藏》："
      },
      {
        "type": "p",
        "text": "台湾新文丰出版。是根据三十年代上海影印的《碛砂藏》重印的。原藏有残缺，系据《普宁藏》等藏经补齐。此次影印则将胡适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发现的若干卷抽换补入。原书线装，新文丰本改为精装，全40册。"
      },
      {
        "type": "p",
        "text": "3.《嘉兴藏》："
      },
      {
        "type": "p",
        "text": "台湾新文丰出版。是依据明版《嘉兴藏》影印的，但删除了其中《影印本碛砂藏》已经收入的诸种典籍。全40册。实际是下述台湾《中华大藏经》第二辑的再印本。"
      },
      {
        "type": "p",
        "text": "4.《乾隆大藏经》："
      },
      {
        "type": "p",
        "text": "台湾新文丰出版。是根据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的《龙藏》缩版重印的。"
      },
      {
        "type": "p",
        "text": "5.《大正藏》："
      },
      {
        "type": "p",
        "text": "早在1955年，台北中华佛教文化馆便开始影印《大正藏》。其后又有其他单位对该藏进行影印。七十年代后，台湾新文丰大量影印该藏。新文丰影印本基本依据日本《大正藏》不变，但在第85卷中加入胡适关于敦煌禅籍研究的一些资料。"
      },
      {
        "type": "p",
        "text": "另外，台湾还大量影印了《宋藏遗珍》、《藏要》、《频伽藏》、《普慧藏》、《卍字藏》、《卍字续藏》，都是完全依据原书影印，内容、编次均没有变化，不再一一介绍。"
      },
      {
        "type": "p",
        "text": "上述影印藏经，除了豪华本《高丽藏》的目的是提供寺院供养外，其他诸种藏经的目的都是向研究者提供资料。所以都采用缩印的办法，装帧也比较一般，采取薄利多销政策，价格比较便宜，海外一般的研究者都可以承受。"
      },
      {
        "type": "p",
        "text": "影印藏经，台湾出版界的劲头最大。现有的大藏经，祇要是他们能够得到的，已经都影印了。我认为，这里首先是学术驱动，即佛教研究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客观上对佛教典籍的需求日益在扩张。其次是经济驱动，即出版商看到上述趋势，认识到这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所以不惜大投入，以争取大回报。"
      },
      {
        "type": "p",
        "text": "对于学术界来说，不少典籍过去很难见到，现在影印本十分普遍，则资料的收集工作相对就容易得多了，从而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影印本保留了原本的状态，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遗憾的是有些影印本的编纂者不注意版本的精选，有的还对底本进行割版修补，实际上损害了这些典籍在版本方面的学术价值。"
      },
      {
        "type": "p",
        "text": "二、修订重印的："
      },
      {
        "type": "p",
        "text": "属于修订重印的有日本的《大正藏》与《卍字续藏》。"
      },
      {
        "type": "p",
        "text": "1.《大正藏》："
      },
      {
        "type": "p",
        "text": "大家对《大正藏》都比较熟悉。六十年代初，日本在重印《大正藏》时，对其中的一些错误作了修订，但修订的比例不大。关于《大正藏》，我最近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即将发表在《佛教图书评论》的创刊号上。所以这儿就不占用大家的时间了。"
      },
      {
        "type": "p",
        "text": "2.《卍字续藏》："
      },
      {
        "type": "p",
        "text": "《卍字续藏》，又名《大日本续藏经》，由前田慧云、中野达慧等主持，编纂于1905年至1912年。收经1756部，绝大部分为历代大藏经未收的佛教典籍。10门63类，线装751册。本藏编印时正值日俄战争，故每册还载有战争阵亡人员名单。优点是收罗宏富，缺点是编次较乱，选本不精，又缺乏必要的校勘。"
      },
      {
        "type": "p",
        "text": "1973年起，由河村孝照主持，对该《续藏经》进行重修。重修本定名为《新纂大日本续藏经》，对原藏的编次作了调整，内容作了增删，每部经附加编号，删除了阵亡者名单。改为精装，分为90册（含总目、索引各一册）。从1975年到1989年出版齐全。共收经1671部，计1.02亿字。"
      },
      {
        "type": "p",
        "text": "《大正藏》所收以已入藏典籍为主，《卍字续藏》所收则绝大多数为未入藏典籍。两藏合计约2.5亿字。如果把近代以来的佛教撰著舍略不计，则现存的辛亥革命以前的有关佛教的典籍的总量估计在3.5亿字上下。也就是说，日本的这两部藏经已经涵盖了现存的古代佛教典籍的百分之七十。而下余的百分之三十（1亿字左右），恰恰是最零乱，最分散，从来没有人收集整理过，因而最不易措手的部分。日本向来以《大正藏》为骄傲，认为是世界上最精良的藏经版本，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也的确还没有一部藏经的学术水平能够超过《大正藏》。通过重修《卍字续藏》，日本在藏外典籍的整理方面也进一步取得了优势。估计今后日本会在大藏经日译、各种索引的编纂以及《大正藏》与《续藏经》的光电版方面下功夫，以继续保持其在佛教典籍的整理方面的优势地位。"
      },
      {
        "type": "p",
        "text": "三、新编印的"
      },
      {
        "type": "p",
        "text": "海外出版的新编印的大藏经有台湾《中华大藏经》、《文殊大藏经》、《佛光大藏经》、《敦煌大藏经》以及《大藏经补编》、《南传大藏经》（从日文转译）等。这里介绍台湾《中华大藏经》、《文殊大藏经》与《佛光大藏经》。"
      },
      {
        "type": "p",
        "text": "1.台湾《中华大藏经》的具体编辑工作由蔡念生负责。从蔡念生公布的目录草案看，他原计划把全部佛典重新组织，分为14类86部，共收入佛典3874部。但后来放弃了这个计划，改为影印出版。台湾《中华大藏经》现已出版三辑。第一辑为影印《影印碛砂藏》与《宋藏遗珍》；第二辑为影印《嘉兴藏》中第一辑未收的诸种典籍；第三辑为影印《卍字藏》、《卍字续藏》中未为前两辑所收的典籍。三辑均有精装、线装两种版式。精装一册相当于线装两册。其中第一辑又有大字本、小字本两种版式。大字本一页二栏，栏18行；小字本一页三栏，栏30行。此外，计划中的还有："
      },
      {
        "type": "p",
        "text": "第四辑，影印《缩刷藏》、《大正藏》及其他诸种藏经中未为第一、二、三辑所收的典籍。"
      },
      {
        "type": "p",
        "text": "续藏，未为上述四辑所收的其他佛教典籍。"
      },
      {
        "type": "p",
        "text": "上述五部分，前四辑相当于历代正藏与续藏，最后的「续藏」实际为新编入藏。由于种种原因，台湾《中华大藏经》出版三辑后无以为继，故此停顿。"
      },
      {
        "type": "p",
        "text": "2.《文殊大藏经》，1987年开始由台湾文殊佛教文化中心编印，文殊出版社出版。当时计划所收经典全部校勘、注释、新式标点。每部典籍均附有导论，导论中汇集世界重要的佛教经典研究成果，「使读者迅速进入经典」。还计划附有重要论文选编与研究论著目录索引、词语索引等。总计174册。但实际上据说祇出版了数册，第二年便停止编辑。"
      },
      {
        "type": "p",
        "text": "3.《佛光大藏经》，由台湾佛光山编藏处编纂。计划将全部佛典分为阿含、禅藏、般若、本缘、法华、华严、净土、律、唯识、秘密、论藏、史传、文艺等十六部，校勘，标点，排印。已经完成阿含部（17卷，1987年出版）、禅藏部（51卷，1993年出版）。近期将出齐般若部。从已经出版的两部看，《佛光大藏经》的结构体例在《大正藏》的基础上有所改革。每部设若干类。如禅藏中设史传类、语录类、禅论禅诗类、公案辞书类等四类。收经范围不局限在传统的正藏、续藏的框架内，而是广收博采。如收入敦煌文献、传世未入藏著作（如《禅林象器笺》）、乃至《虚云和尚年谱》、《星云禅话》等。校勘、标点比较精良，每部附有参考文献与词语索引。照排精装，使用方便。"
      },
      {
        "type": "head",
        "text": "三"
      },
      {
        "type": "p",
        "text": "下面谈谈佛典光电化问题。"
      },
      {
        "type": "p",
        "text": "用电脑输入佛典，印刷书册本大藏经，进而编纂光电版大藏经，这在海外是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九十年代初逐渐形成热潮。其实，类似的工作我们在1986年也开始了。1986年上半年，我曾经代表《中华大藏经》委托当时社科院文学所栾贵明同志进行过这一研究。栾贵明同志按照我们提出的设计要求进行了佛经录入以及词语索引等试验。试验本身比较顺利，但后来由于其他原因，这一合作没有能坚持下去。1989年以后，《中华大藏经》在工作中，利用电脑录入300余万字，其中照排编入《中华大藏经》者200余万字。由于力量有限，录入照排工作仅局限在《中华大藏经》迫切需要的部分，没有全面展开。当时的想法是根据条件，逐步输入，并逐步向光电版大藏经发展。整个八十年代，海外这方面的工作进展得一般，但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发展得比较快，最近这二、三年尤其迅速，已经形成一股相当可观的力量。目前大体上有这么五个区域性中心："
      },
      {
        "type": "p",
        "text": "一、日本"
      },
      {
        "type": "p",
        "text": "日本这方面的工作集中在京都与东京。"
      },
      {
        "type": "p",
        "text": "京都："
      },
      {
        "type": "p",
        "text": "1.花园大学国际禅学研究所"
      },
      {
        "type": "p",
        "text": "这项工作主要由该所副所长乌．阿浦（URS APP）博士主持，从1990年开始的，目前主要从事禅籍的输入与禅数据库的建立。1993年以前，他们主要从事基础研究与软件开发。1993年起开始文献录入。汉字平台先采用日本JIS，后改用台湾BIG5。有些文献两者可以兼用。已经录入禅文献数十种，印行了十余种并附有一字索引，录入文献时均按照国际规范在原文上附加各种检索记号，便于从各方面检索。已发行光盘一张。并在INTERNET网上公布近30种关于禅学的文献资料。由于缺乏佛典的标点、校勘人员，所以工作的进度比较慢。另外，由于现有的汉字平台中汉字数量不够，不能满足佛典录入的需要，所以必须自己造字。为了使这些自己造的字能够流通起来，与其他人相互交流，他们把所造的字附载在光盘中，与光盘文献一起流通。"
      },
      {
        "type": "p",
        "text": "他们主张：输入前，对每一部佛典都应收齐各种版本；输入时，每一个字在不同版本的不同形态，均按原样输入。即尽量保持各版本的原有形态。输入后形成的文献虽然是一篇，但通过上面的各种标记，实际可以反映出该文献各种版本的原貌。这样，对每一篇电子文献，不但能够调出它的标准的校勘标点本，而且能够调出它的各种版本形态。最近他们正在按照上述设想输入敦煌文献。敦煌写经中的异体字、变体字非常多，还有各种各样的符号等，如果原样输入敦煌文献的各种技术问题都能够顺利解决，则佛典的输入也就不会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难题了。"
      },
      {
        "type": "p",
        "text": "2.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
      {
        "type": "p",
        "text": "主持人为高田时雄。该项工作从1992年开始，主要是录入《大正藏》的「史传部」，即《大正藏》第49卷到第52卷，并编纂有关索引。现已经完成了《高僧传》、《法显传》、《大唐西域记》、《释迦方志》、《游方记抄》、《洛阳伽蓝记》等。所用的汉字平台是日本的JIS。高田时雄是个语言学家，汉文水平很好，承担的研究也很多，是日本青年敦煌学者组织的核心人物之一。"
      },
      {
        "type": "p",
        "text": "3.京都禅文化研究所"
      },
      {
        "type": "p",
        "text": "该所也在花园大学校园内，但不属于花园大学，与国际禅学研究所也互不统属。正在录入的文献以禅文献与中国古籍为主。他们不太赞同编纂一字索引的做法，认为实用价值不大。因此自己另行编辑词语索引。他们编纂的词语索引，都另行配套印行供检索的原典，自成体系。已经录入与计划录入的有《景德传灯录》、《祖堂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数十种。录入工作主要在中国（上海）完成，拿回日本校对定稿，然后在天津印刷。出版物免费赠送给有关学者与研究机构。该研究所与中国的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者关系比较密切，共同成立了「俗语言研究学会」并共同创办了一个名叫《俗语言研究》的杂志。"
      },
      {
        "type": "p",
        "text": "所用的汉文平台为日本的JIS。"
      },
      {
        "type": "p",
        "text": "4.法宝义林研究所"
      },
      {
        "type": "p",
        "text": "该研究所设在京都相国寺，是日本、英国、法国等国的一个合作项目，主要是把《法宝义林》输入电脑，并做成能够完成英、法、中文多种检索功能的数据库。"
      },
      {
        "type": "p",
        "text": "5.净土真宗教学研究所"
      },
      {
        "type": "p",
        "text": "主要从事《大正藏》中若干典籍之录入，如《十住毗婆沙论》、《观无量寿经义疏》、《安乐集》等。汉文平台为日本JIS。"
      },
      {
        "type": "p",
        "text": "6.净土真宗圣典"
      },
      {
        "type": "p",
        "text": "拟把47种净土真宗的主要典籍制作成光盘，由本愿寺出版社负责。"
      },
      {
        "type": "p",
        "text": "7.天台电子佛典计划"
      },
      {
        "type": "p",
        "text": "由大津市的天台宗睿山学院天台宗典编纂所负责，把天台宗的主要典籍及注疏输入电脑，做成光盘。全部约360万字，基本是根据《大正藏》录入。"
      },
      {
        "type": "p",
        "text": "东京："
      },
      {
        "type": "p",
        "text": "1.《大正藏》录入计划"
      },
      {
        "type": "p",
        "text": "由日本印度学佛教学研究会与大藏出版社负责。该项目于1994年已经开始，计划把《大正藏》做成光盘。该项目接受日本文部省的资助，预订由大藏出版社出版。"
      },
      {
        "type": "p",
        "text": "2.日莲数据库"
      },
      {
        "type": "p",
        "text": "由立正大学三友健容负责。主要是把日莲的著作输入电脑，并输入关于日莲的词典等。原计划祇做光电文献，没有检索系统。用的是日本NEC的专用设备，与IBM机不兼容，甚至与日本一般的文字处理机也不兼容。所以基本祇能供立正大学内部使用。"
      },
      {
        "type": "p",
        "text": "3.曹洞宗宗学数据库"
      },
      {
        "type": "p",
        "text": "由驹泽大学的曹洞宗宗学研究所负责。输入有关曹洞宗的各种资料，汉字平台是日本的JIS。"
      },
      {
        "type": "p",
        "text": "除了上述集体项目外，很多大学的教师由于个人研究需要，也在从事这一汉文佛典的电脑录入工作。如京都大学的长尾雅人、广岛大学的桂绍隆、花园大学的冲本克己、龙谷大学的能仁、大阪圣心女子学院的濑间等等。他们基本上都是依据《大正藏》，利用JIS。各人的条件不同，做法也是五花八门。另外花园大学佛教学科也录入了一些典籍。"
      },
      {
        "type": "p",
        "text": "综上所述，除了1994年上马的《大正藏》项目外，其他的项目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宗派性、个人性的色彩很浓。所配备的计算机环境与软件也各不相同。互相之间缺乏联系与协调，基本上各自为战。"
      },
      {
        "type": "p",
        "text": "二、韩国"
      },
      {
        "type": "p",
        "text": "韩国以曾经编辑《高丽藏》与至今收藏著《高丽藏》的版片而自豪。他们的光电版大藏经计划也围绕著《高丽藏》而进行。"
      },
      {
        "type": "p",
        "text": "这一工作由收藏《高丽藏》版片的海印寺主持，韩国著名的大企业三星公司为后援。录入工作从1992年开始，最初两卷在上海用BIG5码输入后拿回韩国校对。后来改为在韩国本土录入。录入的最大困难是录入员汉字水平太差，对付不了那些复杂的汉字。韩国虽然仍然留用一部分汉字，但与佛经汉字比较起来实在微不足道。加上《高丽藏》中有许多古今字、异体字、正俗字、变体字，对于一般的人来讲实在很困难。据说他们最后是利用中国的「郑码」，并按照《高丽藏》的字体造了大批的汉字，几乎是有一个变体就造一个字。录入人员可以完全按照自己所看到的字体进行输入。如果发现输入的这个字还没有造，就打一个星号，通知造字人员补造。按照原定计划，1996年3月完成全部录入校对工作。"
      },
      {
        "type": "p",
        "text": "除了《高丽藏》之外，还由 PAENG NYON 佛教文化基金负责将《韩国佛教全书》输入电脑。据说第一部分元晓的著作约70万字，已经在中国录入完成。"
      },
      {
        "type": "p",
        "text": "上面日本与韩国的大藏经光电化工作，虽然在目的、规模等方面互不相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基本上由佛教团体把它当作一件佛教的事业来做。双方都有大批学者参加，但由于日本与韩国的历史原因，这些学者大多有佛教背景。"
      },
      {
        "type": "p",
        "text": "三、香港"
      },
      {
        "type": "p",
        "text": "香港的情况与前述日本、韩国的情况不同。香港的佛教团体对于编纂大藏经与大藏经光电化态度不一。有的比较冷漠，有的则有兴趣，但总的来说是觉得这件事规模太大，望而生畏。但香港的学者对此却有热情。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有一个古文献资料库计划，非常庞大，计划把中国古籍都输入电脑。第一阶段是输入秦汉古籍约800万字，1993年已经完成，并出版了102种文献的索引。第二阶段是输入六朝以来的道教文献与佛教文献（依据《大正藏》、《卍字续藏》等录入）。目前进展情况不详。汉字库是BIG5。不过已经完成并上市的电子文献资料库价格很贵，一般人难以问津。"
      },
      {
        "type": "p",
        "text": "四、台湾"
      },
      {
        "type": "p",
        "text": "1.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
      },
      {
        "type": "p",
        "text": "该中心已经出版了「二十四史」的光盘，已经完成与正在输入的还有《十三经注疏》、诸子、敦煌文献、金石资料、佛典等。佛典是依据《大正藏》输入的。"
      },
      {
        "type": "p",
        "text": "2.佛光山"
      },
      {
        "type": "p",
        "text": "佛光山的光电版佛典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
      {
        "type": "p",
        "text": "第一，围绕《佛光大藏经》进行。《佛光大藏经》是用电脑照排的，转换为电子版上网，或转换为光盘版，都非常容易。估计佛光山将会推出光电版的《佛光大藏经》。"
      },
      {
        "type": "p",
        "text": "第二，输入《大正藏》的若干典籍，这主要是在佛光山北海道场进行。"
      },
      {
        "type": "p",
        "text": "第三，把《佛光大辞典》及佛经目录输入电脑。"
      },
      {
        "type": "p",
        "text": "后两件工作正在进行。"
      },
      {
        "type": "p",
        "text": "由于台湾佛教山头林立，很难统一观点，统一行动，所以佛光山编纂《佛光大藏经》及光电版佛典也是自成一家。不过，佛光山参加了「电子佛典推进协议会」与「电子佛典协会」这两个国际性的电子佛典协调组织，与世界上其他正在从事同类工作的单位有著较为密切的联系，台湾中央研究院的一些学者也与他们有业务的联系与交往。佛光山已经答应把《佛光大辞典》输入电脑后可以供「电子佛典协会」发布的光盘公开使用。今后，佛光山的光电版大藏经计划与其他单位主持的光电版大藏经计划，想必还需要协调。"
      },
      {
        "type": "p",
        "text": "3.台湾大学文学院佛学研究中心"
      },
      {
        "type": "p",
        "text": "这是1995年2月新成立的机构，全部都是学者，其中有若干僧人学者，人员包括台湾岛内外的不少知名人物。成立缘起中说：佛学研究在欧美与日本成绩斐然，近年来大陆有急起直追之势，而台湾虽有七、八十人，却缺乏合作，所以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在活动内容中有「广泛收集国内外佛学文献资料，建立系统化之佛学文献资料库」一项。并有一个「佛学资料库国际网络」的计划。"
      },
      {
        "type": "p",
        "text": "这个机构虽然成立不久，但发展很快，已经入网并发布资料。"
      },
      {
        "type": "p",
        "text": "从网上可以知道，台湾还有不少佛教机构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并发送信息。在此不一一列举。它们大多提供光电版佛典，并要求阅读者也能向它提供佛典文本或信息。普及是提高的基础。如果能够把这些分散的力量团结在一个总目标之下，那将是非常可观的。"
      },
      {
        "type": "p",
        "text": "五、美国"
      },
      {
        "type": "p",
        "text": "1.佛教电脑资讯库功德会"
      },
      {
        "type": "p",
        "text": "1994年9月在美国成立。设在美国纽约世界宗教研究院，负责人有沈家桢、沈乃宣等，到1995年4月中旬，已经设立7个分库（美国6个，台湾1个），有会员167人。采用人工以及扫瞄的办法输入佛典及工具书。像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大般若》等数十种佛典、明末四大高僧全集等。他们已经公布了一张《金刚经》的光盘，免费提供给会员。另外，正在编纂新的光盘，内容是常用经咒，及《佛光大辞典》、《佛学大辞典》、《翻译名义集》等三本工具书。据说这片光盘的设计思想是充分利用多媒体的功能，用声音、图片、表格、动画、影片等手段配合经文。遇到不明白的名词，祇要按一下鼠标，就可以显示工具书中解释。在经解部分，也可以参阅有关注释；也可以听梵呗等。公布日期一再推迟，主要困难在于（1）造字；（2）佛光山答应的《佛光大辞典》的提供使用问题。"
      },
      {
        "type": "p",
        "text": "这个组织主要由华人佛教徒组成，与台湾佛教界、学术界关系密切，很多工作都合作进行。现在很活跃，工作效率看起来也比较高。"
      },
      {
        "type": "p",
        "text": "2.加利福尼亚大学佛教研究所"
      },
      {
        "type": "p",
        "text": "该研究所兰卡斯特教授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已经在呼吁加强对汉文大藏经的研究。他也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
      {
        "type": "p",
        "text": "此外，在美国、欧洲、澳大利亚都还有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
      {
        "type": "p",
        "text": "从上面并不完全的介绍可以知道，电子佛典的工作在世界上已经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据我了解与考虑，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如下几个方面："
      },
      {
        "type": "p",
        "text": "1.编辑方面的问题"
      },
      {
        "type": "p",
        "text": "首先，大家都有心做电子佛典，但到底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大家的意见并不统一。如，是做一个标准定本，还是仅提供原始资料？到底是搞光电版大藏经，还是某些经典的集合？如果搞光电版大藏经，那么是输入现成的某一部大藏，还是新编一部大藏？要充分发挥光盘的多媒体功能，这一点大家是一致的。但光电版佛典的多媒体怎么搞，还在摸索当中。"
      },
      {
        "type": "p",
        "text": "其次，用什么底本，看来还是一个难题。由于《大正藏》目前的学术地位，也由于缺乏校勘、标点人材，无法尽快做出一个精良的定本，所以目前很多单位不得不依据《大正藏》输入。但《大正藏》的版权属于日本有关单位，因此问题比较复杂。"
      },
      {
        "type": "p",
        "text": "第三、缺乏校勘、标点底本的人员。这是一个大问题。"
      },
      {
        "type": "p",
        "text": "第四、要使光电版大藏经发挥作用，必须使它能够实现多重检索，那么，检索系统的设计与文献上检索点的确定与标记成为必须首先解决的前提。而这是一些学术性、技术性很强，工作量又非常大的工作，非一般人能够胜任。"
      },
      {
        "type": "p",
        "text": "第五、电脑输入快，校对定稿慢，已经成为各单位的一个瓶颈。"
      },
      {
        "type": "p",
        "text": "2.电脑问题"
      },
      {
        "type": "p",
        "text": "首先是汉字平台问题。现在虽有多种汉字库，但内码不统一，而且无论那种字库，所收汉字的数量都不能满足需要。大家祇好自己造字，而自己造的字则五花八门，互不统一，使得录出的文献互不流通。将来即使流通大字库，统一造字的问题同样会存在。"
      },
      {
        "type": "p",
        "text": "其次是光盘检索软件问题，要做成一个使用方便的光盘，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好。"
      },
      {
        "type": "p",
        "text": "3.人力、财力问题"
      },
      {
        "type": "p",
        "text": "缺少佛典方面的专家、高水平的校勘标点人员、电脑技术人员。缺少足够的经济力量。"
      },
      {
        "type": "p",
        "text": "4.协调问题"
      },
      {
        "type": "p",
        "text": "光电版大藏经工程浩大，大家的人力财力都有限，本来应该协调一致，以充分利用现有的人力、物力。但由于种种原因，缺少必要的协调，以至出现大量的重复劳动。有的经典被反复输入多次，甚至十多次，乃至几十次。"
      },
      {
        "type": "p",
        "text": "上述问题已经引起海外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士的注意，于是出现了两个专门进行协调的组织："
      },
      {
        "type": "p",
        "text": "一、电子佛典推进协议会"
      },
      {
        "type": "p",
        "text": "该会是1993年4月26日在美国成立的。早期参加者有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日本立正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佛教研究所、台湾佛光佛教文化研究所、日本花园大学国际禅学研究所、韩国海印寺、韩国汉城国立大学、马来西亚佛道修行者共同体等。推举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兰卡斯特教授为理事长，花园大学乌．阿浦为秘书长。这是一个松散的团体，本身既没有常设机构，也不规划项目。祇是起沟通信息的作用，力图以此来协调参加单位的工作，从而达到促进佛典的输入与利用的目的。以花园大学的《电子达摩》（从第三期起）作为机关刊物。"
      },
      {
        "type": "p",
        "text": "该组织一成立，就访问了台湾、香港、曼谷，也来到北京、上海。了解情况，寻求合作。征集到一些新的加盟者。1994年1月与5月，分别在香港、台湾召开过两次研讨会。9月底到10月初，在韩国海印寺召开年会。会上交流了关于日本花园大学禅学研究所的禅数据库、美国康乃尔大学的云南写本佛典计划、泰国摩诃道儿大学的泰文巴利大藏经计划、斯里兰卡的僧伽罗大藏经计划、佛光山的佛教词典与佛光大藏经计划、韩国的《高丽藏》计划的情况，并就软件等技术交流经验与作了演示。会议改选了领导机构，选举兰卡斯特为会长，约翰．列曼为美洲联络人，乌．阿浦为亚洲联络人，戈．维迪安为欧洲联络人。1996年4月上旬在台湾佛光山再次集会，表示要对万马奔腾似的电子佛典发展现状进行整合。"
      },
      {
        "type": "p",
        "text": "这个组织联络广泛，除了非洲，五大洲都联系了。不仅汉文大藏经，也包括其他语种的大藏经。但搞汉文大藏经的人在其中占主要地位。有一些西方人参加，并起到重要作用。思路比较严谨，重视计算机基础。"
      },
      {
        "type": "p",
        "text": "二、中华电子佛典协会（中华电子佛典工作委员会）"
      },
      {
        "type": "p",
        "text": "1994年开始筹备，由大愿顾问公司的杨国屏先生为召集人，佛光山、中央研究院、美国庄严寺等为主要参加单位，各参加单位分头工作，进行佛典的电子化并入网传输。参加者主要是台湾与美国两地的华人。"
      },
      {
        "type": "p",
        "text": "由于条件有限，上面介绍的情况未免挂一漏万。归纳上述情况，就光电版大藏经而言，可总结如下二点："
      },
      {
        "type": "p",
        "text": "一、海外的佛典电子化工作基本上是各自为政，百花齐放。基本是各单位根据各自的需要与能力就部分佛典而进行的。真正有意做成光电版大藏经的，目前祇有韩国的《高丽藏》光电版（即将完成）。日本的《大正藏》光电版（正在进行），台湾的《佛光藏》光电版想必最终也会推出。"
      },
      {
        "type": "p",
        "text": "二、由于协调性机构已经出现，由于光电版文献本身的易拷贝性，并便于再次被整理、被编辑，所以，集合分散的力量，汇集各单位输入的经本，重新编辑加工而成为新的光电版大藏经相对来说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因此，目前虽然没有这方面的消息，但我们必须充分看到由某个协调机构出面，协调编纂新的光电版大藏经的可能性。"
      },
      {
        "type": "head",
        "text": "大藏经编纂及电脑化研讨会发言摘要"
      },
      {
        "type": "p",
        "text": "编者按：为全面反映此次研讨会的情况，除了将会议论文结集发表外，由有关同志根据录音将其它诸位先生在会议上的发言整理后，摘要发表如下。发言摘要依据会议发言的先后次序排列。"
      },
      {
        "type": "p",
        "text": "王学信（《华声月报》主任记者）：我国自古以来便是文明礼仪之邦，历代朝野缁素自来推重文化典籍的修撰、编纂、刻印、收藏。这一优良传统，代有相继，累世不衰，薪火相传、文脉为继。遂使我中华民族拥有举世瞩目的极其丰富、又多姿多彩的文化积淀，为建设我国的当代精神文明提供了蕴藏丰厚的资源。"
      },
      {
        "type": "p",
        "text": "在我国历史上，每当太平盛世，便有朝廷主持的文治之举，将当时的文化建设推往极致。可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彰千古同文之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有史以来的最好历史时期，政局稳定，社会祥和，上下一心，共创大业。经济高速增长，国际威望日见提高，中华之腾飞崛起，当指日可待。誉之为太平盛世，殊不为过。建设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文化伟业，自然也就提到了议事日程。"
      },
      {
        "type": "p",
        "text":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要即是震铄古今、精深博大的儒、释、道三家之学。此三家之学，虽经历史推移，时代变迁，不仅未能湮没、消亡，反而日见光大。使更多的中外有识之士得以从中收取无尽的营养及启迪，造福人类与社会。千百年来，以儒、释、道三家之学为主要内涵的中华传统文化，养育了一代又一代英才辈出的炎黄子孙，造就了众多的忠臣名将、先哲圣贤，以及诗人学者、艺苑名家，古代科技界的灿烂群星。中华传统文化以其无与伦比的感召力、向心力和凝聚力，无论过去、现在、未来，都是维系全体炎黄子孙的血脉和纽带。中华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化日益频繁的撞击、交流、融合中，必将优势互补，孕育、产生出新的更完美的人类文化，开启未来世纪人类文明的新曙光。"
      },
      {
        "type": "p",
        "text": "佛教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有著重要的地位，佛教典籍除佛教自身外，还涉及哲学、伦理学、历史学、语言学、逻辑学、文学、艺术、算学、医学、天文学、社会学、民俗学等诸多领域，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大藏经作为汉文佛教典籍的总汇，历代均曾印行。虽然大藏经的众多版本均功不可没，但是基于种种原因，各版大藏经皆非善本。诸多遗漏、舛误及体例上的驳杂，难以尽如人意，每令人为之扼腕长叹。重修一部善本精品《中华大藏经》，并使之结合现代高科技，进入光电化，则势在必行。"
      },
      {
        "type": "p",
        "text": "国务院宗教局此次牵头召集中国佛教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的高僧大德、专家学者共襄盛举，以期在未来若干年内完成此项文化史上空前的伟业，堪称极具战略发展眼光的跨世纪大手笔。承前启后，继住开来；功在当代，泽被后人。开启欧洲新时代的「文艺复兴」，是以回归古希腊、古罗马文明而作为开端的；而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回归、反思、继承与发展，不也正是肩起新时代的闸门，步入中华民族与全人类更加和谐美好的未来吗？"
      },
      {
        "type": "p",
        "text": "刀述仁（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我要去参加一个会，简单讲几句。"
      },
      {
        "type": "p",
        "text": "编纂佛教大藏经，功德无量，也是一件顺应潮流的大事。我表示坚决支持。上周，我接待了台湾佛光山的一个代表团，他们也谈到希望在编纂大藏经方面进行合作的事。可见海峡两岸都十分关心这件事情。"
      },
      {
        "type": "p",
        "text": "我们现在做这件事，条件应该说已经比较好了。我今天讲话也是给打打气，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件跨世纪的大事。现在大家开这个研讨会，意见也可能会有分歧。但我相信分歧也祇是在怎么做上，而不在做不做上。从佛教协会的角度讲，我们义不容辞。南传佛教、藏传佛教的信徒也都会支持这件事，因为这是各民族佛教徒共同的事业。"
      },
      {
        "type": "p",
        "text": "杜继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研究员、原所长）：编纂新的大藏经是国家的盛举。我本人非常支持，而且希望很快就能够实施。它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刚才大家都讲了，我在这儿不再重复。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一开始，我们究竟从哪里著手？"
      },
      {
        "type": "p",
        "text": "我个人认为《大正藏》的好处是方便、实用。它的校勘也是现代校勘，我们要做到它那个程度，大概要费点功夫。有一次，台湾一位学者在北京大学讲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批评我们现在出版的一些佛教书籍的标点，说：「这种标点的书我就不用。不仅如此，如果有谁依据这种书来写文章，那种文章我也不读。」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些书籍标点的错误太多，没有权威性。台湾用的是《大正藏》，但我认为《大正藏》同样也不能作为最后的权威的版本。相反，我认为《中华藏》值得重视。我校勘过几部经，就我校对过的几部经来看，《中华藏》最可靠，最有权威性。至于具体哪几部，细节如何，这里就不详细讲了。总而言之，《中华藏》可以作为一种权威版本。而《大正藏》不能作为权威版本。因此，我主张新的编藏工作以现在的《中华藏》影印本为基础来进行。"
      },
      {
        "type": "p",
        "text": "第二步就是继续完成《中华藏》下编的问题。这项工作现在停顿了。停顿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没有钱。由于这项工作准备得比较充分，收集的材料比较多，份量比较大，日本等国都没有这样的藏经，我们把它编纂出来，可能要属于世界第一了吧。如果能够把《中华藏》的下编完成，我认为是功德无量，非常之好。希望国家能够支持。如果宗教局从《中华藏》著手，把整个的上、下两编全部做出来，就可以说把基础打下来了。在这个基础上，无论是标点也好，校勘也好，输入电脑也好，都有了最基本的材料。否则，恐怕下边的工作不太好做。"
      },
      {
        "type": "p",
        "text": "最近我看了几本书，用的本子权威性还是差。我看到的国内外比较有权威的学者常用的中国人编纂的大藏经，一个是《频伽藏》，一个是《碛砂藏》，它们比起《中华藏》，都差远了。所以我建议从《中华藏》开始新的编藏工作。"
      },
      {
        "type": "p",
        "text": "会议让我介绍六十年代初期，吕澂先生的《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的情况。这件事情的基本情况都反映在吕先生《谈〈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译本部分的编次》中，对这个问题，当时有些争论，其中周叔迦先生提的意见比较多、比较中肯。吕澂先生根据周叔迦先生的意见又作了补充。写了《有关大乘经分类部分的补充说明》。这个材料可参考。这里的中心问题是什么呢？吕澂先生私下讲过这么一层意思，觉得中国人用《大正藏》，不太好使。因为汉文大藏经本来以中国为主，而现在这个文化中心不在中国，跑到日本了。这当然有些历史原因，我们过去破坏得比较厉害。六十年代初，经济恢复，文化也比较发展，所以当时考虑中国人应重新编辑大藏经，这也是提高民族自尊心。在编辑体例方面，当时也考虑到可以冲破日本的，传统的。吕澂先生主张从研究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从学科的角度重新分类。他对《大正藏》的编法也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大正藏》说是按历史次序，实际上那种历史次序很难成立。吕澂先生主张按照思想内容来分。我个人认为，根据思想内容分也很难。有些问题是很难分的。究竟怎么分，我建议到了操作阶段，开专门会议，进行专门的讨论，今天在这里很难讨论，因为这个问题涉及的面太专，不适于大范围讨论。"
      },
      {
        "type": "p",
        "text": "另一个问题。中国的大藏经，当然以汉文为主。如果以汉文为主，那就应该把日本人的汉文著作，朝鲜人的汉文著作，越南人的汉文著作都吸收进来，比较全面的反映汉文大藏经的全部面貌。在这一点上，我们过去没有十分注意越南。当然，究竟越南现在佛教典籍的现状如何，我不太清楚。听说是有不少史料，其中与禅宗有关的资料较多，是我们这里所没有的。过去我对日本的著作也不太重视。最近看了空海的著作，大吃一惊。他在宗教方面的贡献这里就不讲了，他在文化上的贡献也很大。比如对韩愈的研究，在中国历史上也数得上，此外，对中国文字的研究，对语音学、对四声的研究，都算得上好手。过去我没有想到他会有这么好的研究，写了这么厚一本书，国内已经有译本。对这些非中国人写的古代汉文佛教典籍，我们也要重视，吸收到新的大藏经中，吸收到《中华藏》的下编。这部分东西出来，同样是我们的国宝。"
      },
      {
        "type": "p",
        "text": "大家都说《中华藏》不好读，实用价值低。我也同意。但要讲最后的权威性，大概还要算它。它用起来不方便，没有标点，校勘在后面，还得一行一行地找，那么大一本书，很难。但讲权威性，还是它。当然也不是说编得就那么理想，但这个路子应该坚持。出于这样的思路，所以我建议首先来做《中华藏》下编的工作。"
      },
      {
        "type": "p",
        "text": "再回到吕澂先生当年的目录上，当时大家的分歧主要在分类上。不少人批评吕先生的分类是一家之言，学派性太强。但他是从文化，从学术这个角度来谈的。作为探讨问题的一个蓝本，也还可以继续讨论。"
      },
      {
        "type": "p",
        "text": "栾贵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电子大藏经的工作，我是1986年开始的。这个工作很重要，也很复杂。关于这个问题，刚才大家谈了很多。总结起来，人、财、资料、编纂程序等问题。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有信息。就是国际、国内目前此项工作的进展情况。如刚才介绍的国外大藏经录入的情况，就很重要。另外，大家也都知道，两部大藏经。一个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的台湾编纂的。这两部大藏经都有各自的教训。教训很重要，但主要还是成就。它们的成果，我们要用。比如《大正藏》标点的成果，我们要充分的利用。因为你要超过别人，必须站在别人的肩上。如果觉得丢人，不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那就无法超过人。这与体育比赛不同，百米赛跑，不可能别人跑前60米，我来跑后40米。文化是积累的，如果我们不能学习别人，就无法进步。问题在于怎样学习别人？我们不能抄袭，而是创造性地接受它们的成果。这是今后在大藏经的编纂方面应该特别注意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当然要严格遵守版权法。"
      },
      {
        "type": "p",
        "text": "刚才大家谈了不少，我也觉得总体来说，的确有它的难度。但现在与86、87、88年不一样了。那时我刚输入几卷《中华藏》的经典做实验，方广锠天天在我那儿守著。做了以后，觉得有些问题。现在也还有一些问题，但比那时要少多了，科学进步非常快，很有希望。总结起来，我觉得人有。财也是小问题。资料、信息、怎么编等等，都可以解决。最最关键的是由宗教局来组织这件事。这是第一位的。过去这件事没有搞成，就差一步之遥了，关键就在这里。所以听了这会，我觉得更有信心了。至于计算机的具体技术问题、学术与技术如何结合问题都是相当次要的。"
      },
      {
        "type": "p",
        "text": "大藏经如何编？今天大家讲得比较彻底。虽然有些还没有展开，但对我是重要启发，也更有信心了。现在各方面的条件已经比较具备了。我认为此事不用太长的时间。现在我们的手段也已经充分现代化了，有些事情可以事半功倍，甚至一事几功。我估算了一下，觉得不用超过五年。二年之内应该出初步成果。当然，如果讲到书册本，这是电子化以外的另一个问题。现在看来，作为珍藏本、传世本，可以用电子版，但在过渡时期，书册本仍然需要。而新版大藏经，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性的文化工程，不能影印。一定要新排，一定要有标点。这一点无需讨论。如果我们拿个「百纳本」或别的什么本来代表我们的水平，这总说不过去。由于有印刷、排版、还有详细的校对、标点等过程，所以书册本的时间相应要长一点。能够在十年以内拿出来，这差不多。但电子大藏经，就我们已经具备的条件看，它一旦把产品，即大藏经制成后，以后几年的工作，可以自动生成，可以由比较低层次的人来进行。这样可以避免大藏经虎头蛇尾。因为我们现在有了计算机。我们不唯计算机论，但计算机的确有它的优越性。电子版做成后，可以一本一本出书册版。现在计算机与印刷的连接也比较简单。我认为无论如何编辑工作不能超过五年。如果条件具备，完全可以做到。尽管大藏经有各种各样的复杂问题，但计算机可以满足各方面的要求。祇要我们能够想得到，提得出来，就可以纳入方案。第一步没有考虑到，还可以在第二步补充。"
      },
      {
        "type": "p",
        "text": "我对这是有充分的信心，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有宗教局来抓这件事。时间不用那么长，成果也可以是阶段的，比如一年出一次成果，或陆续发表。在这一点上，电子出版物有它的优点。当然，也有问题，比如盗版。但我们不能因为怕盗版就不搞了，就封闭技术。"
      },
      {
        "type": "p",
        "text": "熊国桢（中华书局副总编辑）：我个人对编印大藏经非常赞成与拥护，很关心此事。也关心有什么新的动向。在此想介绍一下中华书局在佛教典籍整理方面所做的工作。也谈谈我从事该工作的一些感想。"
      },
      {
        "type": "p",
        "text": "中华书局从1978年开始，搞了一套「中国佛教典籍选刊」，当时的考虑是佛教界的一些老专家年事已高，佛教典籍的整理需要抓紧进行。否则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要被带走了。大藏经又很多，所以从抢救遗产的角度，选择大藏经中最重要的若干部，请健在的佛教专家做注释、整理工作。到现在，当时定的22种，祇出版了9种。其中相当一部分仅仅是校勘与标点，没有注释。有的稿子虽然很小，但经过了好几个人的手。比如《童蒙止观》，开始约的是哲学研究所的谈壮飞先生，但还没有开笔，就去世了。后来巨赞法师接手，但还没有动手，患了脑溢血。最后是金陵刻经处的李安先生完成的。这部小书，带注祇有六万多字，经过三位高僧大德的手才完成。这里的曲折艰难，不是一言半语能够说得清楚的。比如佛教典籍的标点，就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我们的选刊中有一本禅宗的语录，请的是某大学的一位老专家，他既是文学史的专家，也是禅宗史的专家。该书他交稿后，我们请编辑作了许多修改加工。但出版后，还是受到很多批评。首先是四川大学项楚先生，写文章指出该书标点错误五百例。后来我们又陆续收到一些读者的批评意见，至今为止，这本书因标点方面的错误累计挖改二千多处。而这本禅宗语录还是大家读得最多，最通行的一种。这样的语录，标点起来还如此困难；则其它一些不常见的佛教典籍的艰难程度，就可以想见了。这套书还有这样的情况，有的明知底本没有选对，但没有办法，因为作者已经去世，是遗稿，祇有先把它出版出来再说。有的注释是学生根据老师的成果写的，因老师年事太高，写不了了，学生来写也可以，总比没有强。对这些不太成熟的东西，我们也祇好先把它出版出来。就这样，至今一共才出版了9本。当然，出版速度慢，也有我们出版社工作方面的问题。"
      },
      {
        "type": "p",
        "text": "总之，佛教典籍的整理，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首先，文字的勘定就是大问题。佛典中有古体字，有俗体字，都应该整理为正字。这才能成为标准的版本。如保留很多异体字、很多现在已经淘汰的俗体字，则这种版本就没有时代特色。有些佛经中的术语是音译，这种音译因人而异，是否要统一？有的经，不同时代均有传本，由于时代不同，产生一些差别，如有的称「唐音」，有的称「晋音」，有的称「宋音」。如果要恢复原文，也要做一番文字考订工作。另外就是断句。佛经中各种佛教名相、名词、概念比较多。日本的《大正藏》有很多错误是因为对中华文化不了解，有隔膜，所以破句。中国人来整理，至少在名相、概念方面不要出现错误，不要断错句，例如把一个词分成两截等等。《大正藏》中有很多这样的错误。至于刚才有的专家谈到的它的排印方面的错误，那是工厂的问题，不是整理的问题。断句后还有标点的问题。断句对不见得标点也对。现在出版的一些佛教典籍中，包括白话翻译，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自己就没有读懂。如果这样整理，等于是糟蹋古籍。这是破坏，不是建设。大藏经的整理是应该用非常严谨求实的态度来做的一项很严肃的工作。要动员相当的人力，这工作也不是一般的认识繁体字的人就能够做的。一是要求古籍整理的基本技术的训练；一是要有相当深厚的佛学修养。两者缺一不可。而现在要找一批符合这两个条件的人，不是很容易。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本「二十四史」，当年调集了大批历史学家，集中进行。现在我们是否具备这样的条件，能够调集相当一批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全心全意地做这件事？否则，十年、二十年也出不来。我们现在出版的《中华大藏经》是任继愈先生挂帅、指导，具体工作是李富华先生、方广锠先生组织一帮人来做。先后参加工作的有三百多人，除了宗教所的专业人员外，大多数是退休的教师和干部。他们在这两方面，都有先天的不足。所以祇能做机械的比勘，列出异同，无法做评述，确定是非。当时的条件祇能做到这一步。现在要搞一个超过《大正藏》的佛教大藏经，这个标准绝对不行。《大正藏》收的经典多，再一个它是铅排，相当多的经集中在一本书中，上下三栏，校勘记采用比较简洁的方式，用一些符号，都能在当页查到。所以流通方便，也很广，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中国的一些大藏经，版本很好，但是木刻的，卷帙太多，用起来不方便。《大正藏》的特点就是方便实用。但在标点断句方面的确很不可靠。有的经好一点，但多数都靠不住。包括一些很重要的基本典籍，破句都很厉害。错字也多，有些是因为不懂，生造一些根本没有的字。所以，要说超过《大正藏》，也很容易，因为中国人做这件事，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有优越条件。祇要能够集中相当的人，就可以做这件事。至少保证标点断句基本正确。这不难做到。但有两个问题："
      },
      {
        "type": "p",
        "text": "一、投资问题。没有相当大的投资不行。82年做《中华大藏经》，那时主要是古籍规划小组李一氓同志支持，每年拨十几万，中华大藏经编辑局就能够做事，不过那也就是一点办公经费。现在十几万绝对办不了事，资料要资料费，复印要复印费，人头费也不得了。投资问题怎么解决？这祇好由宗教局出面来协调。李一氓同志办这件事时，当时政治历史条件不一样，气候不一样，所以当时采取不争论、办实事的办法，选取《赵城金藏》做底本影印，再用较好本子作校勘，出一个在历史上能够站得住的版本。也就把这件事作下来了。现在来讨论这件事就不能这么简单。再搞影印，意义不大。排印的话，投资至少要好几千万。现在一方面很多大型的文化工程重复浪费，是出于赢利的目的，而不是出于文化积累的目的。另一方面，有些很重要的文化建设工作，无人来出钱。大藏经就属于应该有人来组织，来做，来花钱的事。此事由宗教局出面，加上佛教协会，各方面一起呼吁，还是有希望的。"
      },
      {
        "type": "p",
        "text": "第二大困难，是人力问题。要集中相当一批有佛学修养的，有古籍整理基本技能的同志，专门从事这一工作。包括领头的人，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工作中，而不是仅仅挂名。仅仅挂名做不好这件事。他要具体研究版本，研究校勘，研究断句，要具体指导。我觉得木刻藏经中金陵刻经处的《藏要》本比较靠得住。当时就有杨文会、欧阳竟无、吕澂他们做这件事。这个本子确实靠得住，不会误导。也有错误，比较起来，在木刻版藏经中是最可靠的。我们现在能否集中这些人力？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现在市场经济，大家忙的是生存问题，温饱问题，这样一种气氛做不了这个事。要做这件事就需要有点牺牲精神，十年、二十年，就是坐冷板凳，就搞这一项工作，十年、二十年以后才能出成果。没有牺牲精神不行。现在佛学界的专家，不少人年事已经相当高了，年轻一辈能不能踏下心来做这件事？这要做大量的组织工作，思想工作，也要切实解决他们的物质福利待遇问题。否则不安心。这项工作周期很长，编校的工作，不要说五年，十年能够完成就算不错。出版再加五年。边编边出。周期长，没有相当的资金来支持就做不下去。资金、人力等都是实际运行中会遇到的实实在在的事。比如在座这么多专家，但究竟哪位同志出来做这件事？我看愿意投入的人大概不多。真正能够胜任的恐怕也不是太多。因为好多同志是搞佛教史的，或者是搞佛教理论的，或者是从事佛教宣传的。而真正搞古籍整理的，搞佛教典籍整理的，这样的人比较难找。从全国范围来调，恐怕都得费点劲。当然，可以培养一些年轻人。比如从古典文献专业的毕业生中培养一批，边干边学。但这些实际问题都非解决不可，否则启动不了。"
      },
      {
        "type": "p",
        "text": "这件事要认真去抓，如果不抓紧，真可能「黄」了。真有这个担心。"
      },
      {
        "type": "p",
        "text": "葛兆光（清华大学教授）：上面大家谈了很多。假定这个项目最终能够立项，那么我建议两点："
      },
      {
        "type": "p",
        "text": "一、很多人提到关于人的问题，尤其熊国桢先生讲了很悲观的话。我认为，这项工作的确需要有人来做，而且两头的人不能做。一是现在研究很有成就的人，他们都很忙，实际上也未必肯对著电脑屏幕一字一字地去看。另一头，没有佛教知识，没有古籍整理常识的人也不能做。所以是不是可以采取办硕士班与博士班的方法。祇有学生才能够给你非常认真的办事。这是否可以由宗教局出面，与教委协商，在某大学办一个试点的班，从本科到硕士、博士。学生们可以非常认真地来做这件事，实在说，如果他们能够认真地做出来，人材也培养得差不多了。另一个方法，是否可以在佛学院系统中，找一些素质比较好的学生。这样，僧俗两界都有人参加，事情才真正有人做。说老实话，你要我现在坐下来慢慢校一本书，恐怕也抽不出时间来。"
      },
      {
        "type": "p",
        "text": "二、既然要做，是否在做的过程中同时完成一个目录提要。刘向校书，每校完一本都写一篇书录。如果我们也这样做，大藏经编纂出来，大藏经提要也编纂出来了。这样做的好处是：要做好提要，他就必须认真地看书。还可以把若干种目录，若干种藏经的典籍都附在底下，便于查找。我们可以学习清朝人编纂《四库全书》的办法。其实以前的人，像欧阳竟无，也做提要。有这样一个东西，将来做整理工作等都很方便。"
      },
      {
        "type": "p",
        "text": "净慧（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听了大家的意见，很受启发。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文化也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编汉文大藏经也因此有著重要的意义与切实的必要性。在科技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利用现代科技文明来重新处理大藏经的有关问题，的确是一个好的机遇。"
      },
      {
        "type": "p",
        "text": "在这次新编汉文大藏经的设想方面，有两种样式。一种是印刷版，书册本，一种是光电版，电子本。在这两种版本的选择上，从佛教的理念来讲，书册本更重要。佛教把经典视为法宝，供人阅读学习，所谓闻、思、修，其中就离不开书本。除了阅读学习，还用来供养。每个寺院都有藏经楼，这就是供养法宝所在的地方。三宝有住持三宝，亦即佛像、经典与修持佛法的僧团。经典是住持三宝之一。考虑到这一因素，我们在新编汉文大藏经编纂开始时，应该把书册本放在第一位。此外，现在利用电脑阅读、查询的普及率不高，真正使用电脑的人数也相当有限。对寺庙里的僧尼来说就更是如此了。"
      },
      {
        "type": "p",
        "text": "现在应用的书册本大藏经有好几种，其中最普及的是日本的《大正藏》。《大正藏》从日本传入中国是解放前。解放后传入的大多为台湾的翻印本。大约有1000部左右。使用上有一定的优势。方便，数量适中，两个书柜就装下了。资料集中。尽管标点有错误，但有了句读，读起来方便多了。比较起来，我们的《中华大藏经》就没有这个优势。佛经，特别是很多古文的东西，现代人接触起来像天书一样。你再没有句读，使人们实在没法看，受到很大的局限。因此，我们新编一部书册本的大藏经，要超过《大正藏》，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们也要利用它的成果。人类的文明成果是大家共同分享。我们中国人在历史上创造了儒释道三家的文明，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分享。世界各国所创造的文明，我们中国人也在分享。很多科技文明，是西方人创造的。日本人在佛典研究、佛学研究方面的确取得很多成果。我们中国的学者们都在分享这些成果。这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中华民族的包容性。因为日本文化本身就是儒释道三家大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对于日本人取得的成果，我们一方面是接受，另一方面是欢喜赞叹。"
      },
      {
        "type": "p",
        "text": "要编纂新的汉文大藏经，除了在资料上要超过它以外，在编排、校勘、体例、分类等方面都要有所突破，才能说超过它。我想在资料方面肯定能够超过它；在体例方面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另外，台湾的《佛光大藏经》的很多做法我们可以吸收。关于体例与分类，我建议，等我们这件事真正立项以后，再开专门的会议来进行研究，这不是一下子能够解决的，可能有各种分歧意见。最后总得拿出一个大体上既符合传统，又与现代学术接轨的分类方法与体例，来新编我们书册版的大藏经。至于电子版的大藏经，昨天与小卢说，电子版大藏经的分类方法比较好解决，它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分类方法。到那时，分类祇是一个框架，可以按照各种方式来处理。可以按照《开元录》编排，也可以按照《阅藏知津》编排，或其它新的分类都可以，不受某一个模式的局限。所以电子版分类的问题不是很大。而书册版的分类要好好讨论。拿出来后，要真正能够超越前人，跟同时代的相比也要有自己的优势，这才能体现出做这项工作的优势与意义所在。"
      },
      {
        "type": "p",
        "text": "这件事应该怎么做呢？从历史来看，如此浩大的文化工程祇有在盛世才能够做得了。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文化政策、宗教政策相当开明，做这件事正是适逢其时。历史上修大藏经，有官办、私办两种。官办为主，私办也不少，还有私办公助，或称民办官助。就是先由佛教界发起，其后得到国家的承认，给予认可。我想，佛教文化是有它的共性，但它之所以重要，我作为一个僧人，认为主要在于它的个性。个性就是信仰。祇有信仰层面能够存在，佛教的存在才有必要。没有信仰的存在，佛教仅仅是一种文化，它对人类的贡献也就大打折扣。基于这样一种理念，新编汉文大藏经能否采取这种做法：民办，得到政府的支持，政府在政策上给予保证由民间来具体实施。从我僧人本位的角度来讲，应该以具有信仰的人为主组成一个班子，与学术界、文化界共同来做这件事。祇有这样才能调动广大信徒的参与意识。佛教界的参与意识如何，是我们这件事业能否取得真正成功的保证。既然国家财政一下拨出巨款资助此事有困难，那么祇有调动佛教界的参与意识，经过几年的努力，来完成这件事。昨天听到对《房山石经》的介绍，它历时一千多年，不管朝代怎么改变，这件事一朝一朝一代一代坚持下来。昨天还讲到《赵城金藏》。该藏是一个女居士崔法珍断臂募集资金，而后刻成的。现在成了《开宝藏》以后最具有版本价值的佛教藏经。这就是信仰带动的。从我们民族来讲，没有共产主义信仰，民族要真正站立起来是不可能的；从宗教来讲，没有信仰也不可能。宗教文化事业有共性，有个性。共性的部分，全社会都可以分享。但个性的部分不可能全社会分享，祇是那些有信仰的人，才可能更积极，更虔诚的投入。所以我认为可以采取民办官助的形式。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看看台湾《佛光大藏经》的做法。佛光山当然有它的条件。主要有两条：一是经济力量雄厚；二是佛教人才多而且集中。现在修藏，经济还不是很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人的问题。《佛光大藏经》从性质上讲是民间的，不是官办的。是以佛光山系统作为依托来做这件事。我们来做这件事，也应该考虑可以依托的一个大的寺院或名山。因为他们的经济收入是常年固定的。能够让他认同这件事，真正参与这件事，几年的时间其它事情不做，整个参与此事，就能够做起来。祇是简单地号召大家捐款，这恐怕也不一定能够靠得住。"
      },
      {
        "type": "p",
        "text": "编修新的大藏经还是不要太扩大。比如收入南传佛法的东西、藏传佛教的东西，我主张基本上还是以现有的汉文资料为主。如果真的搞南传佛教的互译或藏传佛教的互译，这件事就会变得旷日持久。文化事业是持续不断的，也是应该有阶段性的。在现阶段，还是以现有的汉文资料作为应收的主要资料。互译的事现在也可以做，也可以以后再做，再搞续编也可以。"
      },
      {
        "type": "p",
        "text": "苏晋仁（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大藏经工程可说是一个千秋伟业。现在已经到了20世纪末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把过去的藏经以及藏外的东西做一个总结，做一个结论性的工作，把过去的东西都包括在内。这样，对于当今时代，对中国文化都将是极大的贡献。"
      },
      {
        "type": "p",
        "text": "我们一般用的都是《大正藏》，因为它有点句，有校勘。当然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毕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方便。另外，我还想到一点，就是《大正藏》有它的特点，它不仅吸收前人的著作，还突出了日本人的著作。我统计了一下，它收的译经（主要是中国翻译的）有32卷1692部；中国人的撰著，祇有22卷666部；收入的日本人的佛教撰著，也有32卷，此外还有图像12卷。我们现在编纂《中华大藏经》，要突出中国人的特色，这样才能把中国历代的佛教文化表现得更加全面，这才能使这部藏经真正表现为是我们今天中国人的藏经。"
      },
      {
        "type": "p",
        "text": "另外，我有个设想，就这个藏经的收经内容而言，首先是截止年限。是否到解放前（1949年）为止，或者到清末为止。就现在看，可以到49年以前为止，因从清末到49年还有些著作。当然，收的时候对不同时间段的典籍可以适度掌握宽严。其次是收的范围。这可以分为几个方面，比如说著述方面，宗派方面，历史方面，议论方面。以至过去没有收入的山志、寺志、年谱、诗文集等等，都应该收进去，不应遗漏。如出家人的诗文集，过去也收，但比较有限。我们这次则应该比较全面地收进去。"
      },
      {
        "type": "p",
        "text": "另外，对于外国人的著作，像朝鲜人、日本人著作等，我们收不收？如果都收，那就与《大正藏》重复了。我想要有一个界限。就是古代到中国来过的，不管古代藏经有没有，都可以收。像弘法大师那样。还有，到日本去的中国高僧的著作，也应该全部收入。事实上，那些著作也都是汉文的。"
      },
      {
        "type": "p",
        "text": "关于版本，我考虑，现在如果重新来标点分段，会有一定的困难。想一下完成不行，恐怕会旷日持久。是否可以用比较简单的办法，比如金陵刻经处刻的经，差不多都有句读，就采用它的句读好了。因为如果要重新标点，恐怕工程太大。金陵刻经处本没有的，我们再做补充。至于校勘，恐怕还要再考虑。比如《大正藏》、《中华藏》都是死校。这样校当然也有用处，但有一定的局限性。它没有活校，祇是提供资料而已，没有确定这句话到底应该用哪个字。我们现在真正校的话，应该是活校。当然这个工作很浩大，很麻烦。"
      },
      {
        "type": "p",
        "text": "在编排时，最好对某一个经，把它的有关著作都放在一起。形成一个体系。这部分书以后也可以单卖，便于读者学习。这样也收得比较全。像《楞严》、《华严》，都可以自成体系。"
      },
      {
        "type": "p",
        "text": "日本《大正藏》有一个小本目录，其后有一个「会员名录」，实际上就是出钱的人，买书的人。我们以后也可以采取这个办法。谁捐了款，谁买了书，我们把他的名字列在里面。也就是对那些愿意做功德，愿意买书的人，进行表扬。"
      },
      {
        "type": "p",
        "text": "汤一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书面发言：对编纂新的大藏经表示热烈支持。新编的这部大藏经要超过日本的《大正藏》，成为最完备、最权威的大藏经。这就要求必须做到两点：一、要选好底本，认真总结编纂《中华大藏经》的经验与得失。二、必须要有现代标点，做好校勘。"
      },
      {
        "type": "p",
        "text": "周绍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编辑大藏经是一件很好的事，我很支持，希望它能够办成。这也是一件大事，我谈几点意见："
      },
      {
        "type": "p",
        "text": "一、我们立足于今天来编纂大藏经，就必须突破过去。从《大周目录》到《阅藏知津》，从《开宝藏》到《大正藏》，这么多目录、藏经，老实说是炒冷饭。体例也没有突破，没有变化。大家翻来覆去，还是这些相同的经典。现在我们要突破，否则显不出精彩来。古代藏经的一大缺点是白文本太多，没有像儒家《十三经》那样整理。儒家《十三经注疏》本流通后，白文本就不流通了。我们要突破，才能编纂出划时代的大藏经。"
      },
      {
        "type": "p",
        "text": "二、大藏经，祇限于佛言法语。我们可以不搞大藏经，应该搞佛教全书。它与大藏经形式不同，含义不同，立意也不同。大藏经有取舍，有入藏、不入藏的问题，我们可以没有这个问题。如果我们限制在「大藏经」这个名称中，太窄了。应该有新的观点，新的立脚点。"
      },
      {
        "type": "p",
        "text": "三、我们是否还采用传统排列方法？我们应该定出新的排列次序来。这才能体现新的精神。苏晋仁教授提出「以疏隶书」，我认为可以考虑。"
      },
      {
        "type": "p",
        "text": "四、必须先编出一个书目，因为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书。《大正藏》中提到的书，现在不少根本找不到了，有的可能在哪里存在著，但我们不知道。所以要调查，登记，编一本中国现存的藏经目录、佛教典籍目录。现在浙江图书馆正在从事这一工作。他们来找过我。四、五年前，我对这事有兴趣，现在没有精力了。应该入藏的书是有，但必须先去找。《大正藏》的书并非都很好。我就存有一本书，书名与《大正藏》本同，前半部分残缺，中间部分与《大正藏》本相同，但后半部分与《大正藏》本不同。《大正藏》本有时还有错字。如果还用《大正藏》做底本，就会跟著错，自己还不知道。这就很危险。因此，先把访书的工作做起来，目录编纂出来，这很重要。"
      },
      {
        "type": "p",
        "text": "五、有人谈到，由宗教局牵头，成立一个机构，向国家立项。我觉得这样做太渺茫。什么时候才能够争取到？不知道。我觉得净慧法师提的民办公助的方法很好。我们先办起来，向宗教局立案。宗教局先承认。成，望下走；不成，解散完事。成立这样一个民办的机构很有好处，我们可以在海内外争取合作与资助。有形的资助与无形的资助。有形的资助（钱）随时可以号召，无形的资助（人力、出主意，资料）更重要。我认为可以先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同时把访书、编目工作先做起来，并进一步筹划如何进行。这样，虽然还没有成，但已经开始向前走了。"
      },
      {
        "type": "p",
        "text": "楼宇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重新编纂大藏经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很有必要。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古代大藏经有三十部左右。新编大藏经，我看到台湾编的，就有五、六部，大陆有《中华大藏经》。我认为我们现在编纂大藏经，要考虑究竟从那个方面著眼。我比较倾向于把大藏经作为备查的资料库来使用。如果读，还要靠各种流通本。但建立佛教文化的资料库很重要，这个资料库也可以成为各庙的镇山之宝。各大图书馆能够有这么一套，就很解决问题。现在有很多资料真的找不到。实在说，一部《大正藏》是不够用的，很多东西要从其它地方去找。当然，反过来说，我们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收罗完全。祇能是相对的。入藏时限可以放宽，可以到现在，但选择要从严。特别是民国以后的，否则太滥。一个图书馆也不可能什么书都收。它也做不到。"
      },
      {
        "type": "p",
        "text": "由于是备查，所以我不太主张标点。对佛教典籍的标点，我深有体会，不太好办。中国的古文，佛经的翻译，根本不能用现代的新式标点去做标点。一标点就把它原来的语气、文风全部破坏了。如果没有亲身体会，从理论上讲，是应该新式标点。但祇要自己实际动手一做，你就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不要说古代佛经，就是严复翻译的著作，也同样。我也做过严复著作的校点。用新式标点都很难。因为它是四六文，用新式标点一标，原来的文风、气息全部没有了。所以我认为，最多做句读。就这样恐怕好多还做不过来，或者做不了。金陵刻经处的本子是句读了，但也有好多都空著。因为他圈不下来，不知道在哪里圈。包括《藏要》，也有不少地方没有断掉。这当然应该允许。所以，如果用新式标点，不仅工夫很大，恐怕将来错误百出，还误导阅读。所以能够用句读就很好，而且尽量保持它原来的文气。如佛典四字一句。其实要从内容看，有些地方八字一句才好，但古人的行文，人们的读法，就是四字一顿，才有味道。新式标点，是符合意思了，但没有味道了。说实在的，看不懂的人，再新式标点，他也看不懂。需要研究的人，没有标点，他也要研究，所以标点的工夫可以省。校勘，可以尽量利用现在已经有的。现有的当然并不都是正确的，但可以尽量借用。如果全部自己做，这个工夫也不得了。底本，是否可以用百纳。不一定非要确定为某一个。哪个精，哪个好，我们就选那个。这样更好一点，也可以省去很多校勘工作。比如我校过《房山石经》一个本子，其它藏经读不通的，《房山石经》可以读通，这就应该选为底本。所以选底本应该不拘一格，百纳。"
      },
      {
        "type": "p",
        "text": "从步骤来说，可以电子版先上。因为我们要出重排本，那首先需要录入。录入以后，校勘也罢，什么也罢，都可以在电子版上做。有些可以先出一些阶段性成果。然后回过来做书册本。"
      },
      {
        "type": "p",
        "text": "事情很大，需要成立一个机构。我觉得这个机构依托在一个寺院有它的优越性。可以得到长期的资助，可以维持机构的日常运作。三十年代影印宋藏，也不是国家的机构。用这种方式比较有保证。工作人员应该固定，不能像《中华大藏经》那样临时聘用一些退休人员。编纂的过程也是培养人才的过程，我们应该吸收一些年轻人参加。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培养了一些佛教人才，毕业以后无处分配工作。而这项工作很需要人，应该结合起来。我觉得佛教界缺乏一些眼光。各大寺院钱很多，可以多办一些研究所，把我们培养的学生吸收过去。有好处。这些人也可以随缘么，愿意出家就出家，愿意做居士就做居士，愿意当研究人员就当研究人员。这项工作，临时请一些人来出出主意，这个可以。但真正做起来，不落实具体的地方，组织固定的工作人员，没有周密的计划，那还是困难，临时措施是不行的。《大正藏》很多问题，也就出在当时找了一些临时工作人员，每人包几卷，进行点校，那问题就出来了。"
      },
      {
        "type": "p",
        "text": "如果能够做出来这样的藏经，意义太重大了。至今为止，还没有这样一个资料完全的大藏经，所以很有必要，很有需要。辛亥革命以前三亿五字，我估计可能还要超过。当然编的时候，具体问题还要商量。有许多资料是重复的。"
      },
      {
        "type": "p",
        "text": "另外，就是能够考虑在这同时编纂一个供大家阅读的小的佛藏，真正是能够实用的。像《藏要》性质之类的。无论信仰者、研究者，都可以阅读。这可以考虑注释等等。"
      },
      {
        "type": "p",
        "text": "收的范围非常复杂。如果全部收，了不得。这与其它古籍整理也有重复的地方。现在浙江图书馆在做调查。图书馆以外的资料需要另外调查。现在可以先做起来。"
      },
      {
        "type": "byline",
        "text": "（整理者　赵建政等）"
      },
      {
        "type": "head",
        "text": "大藏经编纂及电脑化研讨会纪要"
      },
      {
        "type": "p",
        "text": "今年4月9日至10日，「大藏经编纂及电脑化（大藏经工程）」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宗教局、中国佛教协会、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北京部分高等院校和出版界的领导、佛教界人士、专家、学者共38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国务院宗教局杨同祥副局长主持。"
      },
      {
        "type": "p",
        "text": "与会人员就大藏经工程的重要意义、目前这项工程在海内外进展情况以及大藏经编纂及电脑化工程的可行性和操作性等几个专题进行了座谈。"
      },
      {
        "type": "p",
        "text": "就大藏经工程的意义与必要性这一专题，中国佛教协会负责人及有关方面专家、学者刀述仁、吴立民、王志远、王学信等作了发言。大家一致认为，大藏经工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
      {
        "type": "p",
        "text": "一、这是一项继承、发掘和整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的跨世纪工程。我们的祖国是有著悠久和深厚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古籍的搜求、编目整理是历朝历代的大事，从中吸收、融合了各种文化，融汇了各种学派，体现了中国文化恢宏的气魄和博大的胸怀。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如此的凝聚力，主要来源于各民族统一的文化。汉文佛教文献（即大藏经）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部分之一，也是人类文化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在世界文明发展过程中产生过，并保持著重要的影响。目前，世界上最流通的大藏经传本不是我们中国人编印的，而是日本二、三十年代编印的《大正藏》。特别是现在海外不少国家和地区在进行大藏经的电脑化工程，面对这种形势，我们中国佛教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应该联合起来，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编纂出最完备、最权威的我们自己的大藏经来。尤其是要充分利用电脑化技术，这应该是海内外华人都感到自豪的一项跨世纪工程。目前，中国是佛教的真正故乡，完整的佛教典籍都保存在中国。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自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这一伟大时代进行大藏经工程堪称「盛世修典」。"
      },
      {
        "type": "p",
        "text": "二、大藏经工程可以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大藏经工程可以提高宗教的品位，引导宗教的文化取向、伦理取向、哲学取向，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
      {
        "type": "p",
        "text": "三、大藏经的电脑化将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在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不同的文化体系背景下生活的东西方人必须加强相互的交流与理解，必须继承与发扬人类共同的传统文化中一切优秀的成份，以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的未来。电脑化大藏经推向信息化高速公路，将对中西文化的对话，体现出中华民族恢宏的气魄和博大的胸怀，更积极、更主动地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有著很深远的意义。"
      },
      {
        "type": "p",
        "text": "四、推动统一战线工作。大藏经工程对海外华人世界将会产生重大影响，可以唤起海内外大多数华人对我们的理解和支持。这一工程对海峡两岸的统一有著强大的推动作用，它可以使所有中国人都能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是我们共同创造的，也是我们统一的基础。目前，我国佛教分三大语系，汉语系、藏语系和巴利语系，我们可以把藏语系佛教经典和巴利语系佛教的三藏翻译过来，补充到汉文大藏经中去。这既生动地反映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的过程，又体现了各民族的大团结。这一宏伟工程所产生凝聚力和向心力是难以估量的。"
      },
      {
        "type": "p",
        "text": "就大藏经工程在海内外进展的情况这一专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研究员杨曾文、李富华、副研究员方广锠、张新鹰等作了专题发言，介绍了台湾、香港、日本、韩国、泰国、斯里兰卡、美国等国家和地区近年在汉文大藏经编印与电脑化工程方面的进展情况。特别是方广锠先生详尽地介绍了海外各地在大藏经电脑化方面的进展与特点，使与会者感到了我们实施大藏经工程的紧迫感。同时有关专家也分别介绍了国内版《中华大藏经》的经验和得失、台湾《中华大藏经》的始末。中国佛协佛学专家黄炳璋介绍了《房山石经》的刊印情况，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充分掌握和吸取海内外的成功经验与教训，搞好我们自己的大藏经的编纂与电脑化工程。"
      },
      {
        "type": "p",
        "text": "就大藏经工程的可行性与操作性这一专题，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吴立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杜继文、副研究员方广锠、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周绍良、净慧法师、北京大学教授楼宇烈、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苏晋仁、中华书局副总经理熊国桢、清华大学教授葛兆光等作了专题发言，发言中大家就新编大藏经的编纂方案进行了讨论，吴立民、方广锠先生分别介绍了自己的编纂思想。他们共同强调了编纂大藏经的三要素：第一，资料的完整性。第二，编排的科学性。第三，使用的方便性。资料的完整性即资料齐全，要兼具备查型、义理型、信仰型三种功能形态。特别要把新编入藏作为重点，对现代资料的入藏要掌握好「度」。编排的科学性即编排科学，要解决好藏经总结构及某些具体典籍的归类问题。使用的方便性包括载体形式、校勘标点、目录提要索引、实用辞书等四个方面。吴立民先生还就新编大藏经中定好体例、编好目录、选好版本、搞好标点四项基本工作进行了论述。杜继文先生介绍了吕澂先生《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的一些情况。"
      },
      {
        "type": "p",
        "text": "几乎所有与会者都认为，要编好大藏经必须具备以下条件：良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特别是国家的支持；学术界与宗教界的通力合作；充足的财力；资料保证；计算机技术等。另外大家还就编纂过程中标点、校勘、校对、编目等具体环节进行了详尽的讨论，提出为了配合这项工程并有利于培养人才，可以与有关高校联合开办研究生班，与佛学院等单位合作来从事这项工程。"
      },
      {
        "type": "p",
        "text": "就大藏经的电脑化技术这一专题，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电脑技术专家龙隆、王培棣、林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栾贵明等作了专题发言。他们认为，大藏经的电脑化可以提供一个文献整理的全新的视野，这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能够不断修改、扩充和整理，可以把恒久性与阶段性的工作目标有机地统一起来。在录入、校对、断句、出版等工作中提供了一个广泛参与的机会和最现代化、最有效的手段与方式。将古代典籍录入电子计算机，采用磁盘、光盘等介质加以储存，可以大大提高典籍文献的查询检索速度，提高资料使用效率，简化资料收藏保管工作。对于中文大藏经这样的大型典籍，在现代社会，尤其要借助于电子计算机这一现代化技术手段来整理和存储。也可以顺利地参与国际交流，制作费用和耗时也能够大大节省。另外，还就工作中的具体技术细节进行了讨论。"
      },
      {
        "type": "p",
        "text": "通过两天的座谈，各位专家一致认为大藏经工程是一项意义深远的跨世纪的文化工程，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而且又是一个紧迫和艰苦的事业。因此，既要抓住良机，努力做好，又要慎重行事。最后大家达成了共识，这项工程要分三步走。第一步，策动。首先要得到中央的重视，海内外华人的关注，尤其是全体佛教徒的关注；其次，要仔细研究，尽快对大藏经工程作出具体的科学的论证。第二步，启动。如果各方面条件具备，将由国务院宗教局出面做以下工作：（1）组织专家学者，形成专门的组织机构；（2）经费主要从几个方面解决，一是靠各方面的集资；二是成立相应的基金会；三是同国际惯例接轨，讲求经济效益，实行自养。（3）具体实施要按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电脑先行建数据库，另一方面请专家、学者搞先期编纂工作，双方专家的电脑和佛学知识要互补、兼有。第三步，滚动。我们要考虑远景规划，把各方面的力量进行整合，争取将他们都集中在共同的目标下。收集国际上的所有有关资料，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藏经工程困难很多，但正因为如此，才更有价值。祇要我们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宏扬民族精神，就一定能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这一跨世纪的伟大文化工程。"
      },
      {
        "type": "byline",
        "text": "（会务组）"
      }
    ]
  },
  "special_structures": {
    "l": 0,
    "juan": 0,
    "space": 0,
    "lg": 0,
    "byline": 13,
    "lb": 2995,
    "head": 37,
    "form": 0,
    "p": 498,
    "def": 0,
    "entry": 0,
    "renderable_entry": 0,
    "empty_entry": 0,
    "empty_form_entry": 0,
    "empty_def_entry": 0,
    "multiple_def_entry": 0
  },
  "punctuation_status": "标点遵循来源原貌，未使用模型自行添加标点。",
  "conversion_status": "简体内容由 OpenCC 自动转换生成，未作人工终审，请以繁体原文为准。",
  "schema_version": 2,
  "build_id": "20260717_184432",
  "generated_at": "2026-07-17T21:56:42",
  "version": "site_pipeline_v2",
  "primary_credit": null,
  "credits": [
    {
      "text_traditional": "葉小文",
      "role": "author",
      "source_kind": "body_byline",
      "source_pointer": "text/body//byline[1]",
      "context_types": [
        "other"
      ],
      "context_title": "在大藏經編纂及電腦化研討會上的發言",
      "direct_body": false,
      "occurrence_count": 1,
      "text_simplified": "叶小文",
      "normalized_traditional": "葉小文"
    },
    {
      "text_traditional": "吳立民",
      "role": "author",
      "source_kind": "body_byline",
      "source_pointer": "text/body//byline[2]",
      "context_types": [
        "other"
      ],
      "context_title": "關於新編漢文大藏經的意見",
      "direct_body": false,
      "occurrence_count": 2,
      "text_simplified": "吴立民",
      "normalized_traditional": "吳立民"
    },
    {
      "text_traditional": "吳立民",
      "role": "author",
      "source_kind": "body_byline",
      "source_pointer": "text/body//byline[3]",
      "context_types": [
        "other"
      ],
      "context_title": "編譯南傳大藏經緣起",
      "direct_body": false,
      "occurrence_count": 2,
      "text_simplified": "吴立民",
      "normalized_traditional": "吳立民"
    },
    {
      "text_traditional": "方廣錩",
      "role": "author",
      "source_kind": "body_byline",
      "source_pointer": "text/body//byline[4]",
      "context_types": [
        "other"
      ],
      "context_title": "大藏經及其光電版編芻議",
      "direct_body": false,
      "occurrence_count": 2,
      "text_simplified": "方广锠",
      "normalized_traditional": "方廣錩"
    },
    {
      "text_traditional": "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古籍電子化課題組",
      "role": "author",
      "source_kind": "body_byline",
      "source_pointer": "text/body//byline[5]",
      "context_types": [
        "other"
      ],
      "context_title": "關於製作大藏經電子文庫的工程技術方案",
      "direct_body": false,
      "occurrence_count": 2,
      "text_simplified":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古籍电子化课题组",
      "normalized_traditional": "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古籍電子化課題組"
    },
    {
      "text_traditional": "王志遠",
      "role": "author",
      "source_kind": "body_byline",
      "source_pointer": "text/body//byline[6]",
      "context_types": [
        "other"
      ],
      "context_title": "電腦化大藏經工程意義重大勢在必行",
      "direct_body": false,
      "occurrence_count": 1,
      "text_simplified": "王志远",
      "normalized_traditional": "王志遠"
    },
    {
      "text_traditional": "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古籍電子化課題組",
      "role": "author",
      "source_kind": "body_byline",
      "source_pointer": "text/body//byline[7]",
      "context_types": [
        "other"
      ],
      "context_title": "關於製作大藏經電子文庫的技術經濟背景概述",
      "direct_body": false,
      "occurrence_count": 2,
      "text_simplified":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古籍电子化课题组",
      "normalized_traditional": "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古籍電子化課題組"
    },
    {
      "text_traditional": "楊曾文",
      "role": "author",
      "source_kind": "body_byline",
      "source_pointer": "text/body//byline[8]",
      "context_types": [
        "other"
      ],
      "context_title": "日本近代以來的大藏經編印事業",
      "direct_body": false,
      "occurrence_count": 1,
      "text_simplified": "杨曾文",
      "normalized_traditional": "楊曾文"
    },
    {
      "text_traditional": "李富華",
      "role": "author",
      "source_kind": "body_byline",
      "source_pointer": "text/body//byline[9]",
      "context_types": [
        "other"
      ],
      "context_title": "《中華大藏經》編輯工作的一些情況和經驗教訓",
      "direct_body": false,
      "occurrence_count": 1,
      "text_simplified": "李富华",
      "normalized_traditional": "李富華"
    },
    {
      "text_traditional": "張新鷹",
      "role": "author",
      "source_kind": "body_byline",
      "source_pointer": "text/body//byline[10]",
      "context_types": [
        "other"
      ],
      "context_title": "臺灣編印《中華大藏經》始末",
      "direct_body": false,
      "occurrence_count": 1,
      "text_simplified": "张新鹰",
      "normalized_traditional": "張新鷹"
    },
    {
      "text_traditional": "方廣錩",
      "role": "author",
      "source_kind": "body_byline",
      "source_pointer": "text/body//byline[11]",
      "context_types": [
        "other"
      ],
      "context_title": "海外大藏經編輯及光電版大藏經的情況",
      "direct_body": false,
      "occurrence_count": 2,
      "text_simplified": "方广锠",
      "normalized_traditional": "方廣錩"
    },
    {
      "text_traditional": "（整理者　趙建政等）",
      "role": "unknown",
      "source_kind": "body_byline",
      "source_pointer": "text/body//byline[12]",
      "context_types": [
        "other"
      ],
      "context_title": "大藏經編纂及電腦化研討會發言摘要",
      "direct_body": false,
      "occurrence_count": 1,
      "text_simplified": "（整理者　赵建政等）",
      "normalized_traditional": "整理者趙建政等"
    },
    {
      "text_traditional": "（會務組）",
      "role": "unknown",
      "source_kind": "body_byline",
      "source_pointer": "text/body//byline[13]",
      "context_types": [
        "other"
      ],
      "context_title": "大藏經編纂及電腦化研討會紀要",
      "direct_body": false,
      "occurrence_count": 1,
      "text_simplified": "（会务组）",
      "normalized_traditional": "會務組"
    }
  ],
  "credit_traditional": "",
  "credit_simplified": "",
  "credit_role": "",
  "credit_source": "",
  "credit_confidence": "manual_check",
  "translator": "",
  "author": "",
  "credit_manual_review": true,
  "credit_review_reasons": [
    "NO_WORK_LEVEL_CREDIT"
  ],
  "traditional_chunks": {
    "manifest": "books/ZW02na010/traditional/manifest.json",
    "chunk_count": 1,
    "largest_chunk_bytes": 236888,
    "oversized_chunks":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