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藏经编纂及电脑化研讨会论文特集

在大藏经编纂及电脑化研讨会上的发言

叶小文

一.开头语（1996年4月9日）

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讨论大藏经工程及其电脑化问题。我先谈几点意见。

开这个会，主要是想推进这项工程的完成。其实更有资格、更有权威主持这件事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佛教协会等。由于大德长老、专家学者的建议，这一工程涉及宗教文化、宗教事业，作为宗教事务中的大事，宗教局理应做一些协调、服务工作。这次会议就是为大家提供一个场所议一议。

从宗教事务的角度，就大藏经工程，我们有三个方面的考虑：

1.从做功德的角度看，这是盛世修典。当然我们不是从信仰者的角度来说的。大家知道，我们文化古国有著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既重武功，也重文治。所谓文治，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始终十分重视对我们祖先积淀下来的文化的继承与整理。从先秦孔子整理儒家六经开始，历代有志于文化典籍整理的人士前赴后继，层出不穷，孜孜以求。历朝历代也把古籍的搜求、编目、整理作为大事，从而吸收融合了各种文化，融汇了各种学派，体现了中国文化恢宏的气魄和博大的胸怀。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如此的凝聚力，主要来源于各民族统一的文化，正是她维系了我们中华民族的魂魄和精神。文献典籍是文化遗产的载体，佛教大藏经是我国文献典籍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部分之一。

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特别是在面对跨世纪的宏伟目标，我们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机遇的时候，重新编印大藏经这份宝贵文化遗产，特别是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电脑化，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重构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有著极为深远的意义。

佛教产生于印度，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印度已经衰落。就目前而言，中国是佛教的真正故乡，完整的佛教及其典籍都保存在中国，所以配合现代科技，重编一部最完备、最精要的大藏经，非常必要。以前，很多专家已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像任继愈先生等，积累了很多经验。特别是赵朴老，很早就有志于此，特派五位比丘赴斯里兰卡留学，为此作准备。

2.从功利角度来说，当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赵朴老多次提到，宗教是一种文化，对我们有很大启示。我们通过办这件事，可以促进宗教提高其品位，引导和推动宗教的文化取向，伦理取向、哲学取向。

3.从功用角度看，世界上都在搞Internet，搞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虽然信息高速公路已被西方所垄断，但若把大藏经电脑化，推向信息高速公路，对世界文化也是做出了贡献。亨廷顿提倡「文明冲突论」，但我们认为，如能把这项工程完成，其实是一种「文明的对话论」，这将具有很高很深的含意。以中华民族恢宏的气魄和博大的胸怀是能够与西方文化对话的。我们不怕渗透，也需要更积极、更主动地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有效地抵制渗透。大藏经工程是否有这几方面的意义，还要请在座的专家学者论证。

宗教局在这件事中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这项工程作为重要的宗教文化事业，将涉及许多宗教事务，我们将尽我们的力量，做推动、协调工作。通过开这个研讨会，争取形成一个可行性的报告；与有关部门联系，取得他们的支持；请高僧大德领衔挂帅；还要发挥社会主义办大事的优势；最后落实到专家学者们艰苦卓绝的劳动上。宗教局就是具体办事，具体服务。

二.结束语（1996年4月10日）

讲三句话。

1.见仁见智，很受教益。

通过两天的研讨，碰到一系列矛盾：说起来做这件事功德无量，但如何具体操作，工程浩繁，非常艰巨；我们想要搞一个最完备、最精要、最通行的藏经，但人才、经费都是举步维艰；既要抓住良机，努力去做，又不能轻举妄动；做这件事，官方不能不管，但主要又得靠信仰者。既要出书册版，又要出光电版，也是个矛盾。但总之，这些矛盾都体现了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辩证统一。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不能丢，电脑和信息时代给我们提供的历史机遇也不能错过。古人云「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我们要为子孙留下方寸地。

2.愚公移山，众志成城。

这项工程要分三步走。第一步，策动。第一要得到中央的重视，全民的关注，尤其是全体佛教徒的关注。要形成一个会议纪要，搞好宣传工作。第二要仔细研究，出一本书，对这项工程作出具体科学的论证。第三要写出报告。这项工程要采取民办官助的形式。以中国佛教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综合研究开发院联合起草一个报告，我局协助争取有关部门支持。第二步，启动。如果各方面条件具备，宗教局出面做以下工作：（1）组织机构问题，组织佛教界和专家学者形成类似工程指导委员会式的组织机构，并组成工作班子。（2）经费问题，有几条路：一是靠佛协吸引信仰者集资。二是依托某一名山大寺、高僧大德。三是成立一个基金会作为后援。四是同国际惯例接轨，讲求经济效益，实行自养。（3）具体实施按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电脑版先行，建立数据库；另一方面趁老专家健在，组织班子搞前期编纂工作。两方面要互补，佛学专家学点电脑，电脑专家粗通佛典。第三步，滚动。这涉及到对远景的规划。台湾杂志说，「电子佛典万马奔腾，亟待整合」。问题是如何整合，怎样保持知识产权。我们要占据制高点，把海内外、国内外的有关的资料都汇聚到我们的大藏经之内，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要有大海吞云吐雾、百川归流的魄力。将来还可以考虑开一个国际性的会议，把世界范围的专家学者请到一起，达成一致意见，成立一个国际性的协调机构。当然这属于浪漫主义的远景目标。

3.要有民族精神，誓愿精诚。

我们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大藏经的工程就属于民族复兴工程。像吴立民先生说的，要有三力合和：即要有功德力，发本誓悲愿；又要有「佛的加持力」，得到信仰者的广泛支持；还要有法界力，要靠中央、靠政府，靠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总之，这一工程困难会很大，但正因为它难，才更有价值。我们要有信仰者那样的执著追求精神。就像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说的，马克思做了那么多努力，他还是死了，但后人在他的成就面前会流下崇高的眼泪。

关于新编汉文大藏经的意见

吴立民

汉文大藏经，自唐《开元录》一直到日本《大正藏》，迄今已有二十多种版本藏经，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都曾作过奉献和起过作用，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宝贵的文化遗产。现在完整的佛教和完整的佛藏基本上都在中国。为融合古今中外一切佛法，以适应世界佛教时代，普摄人间群机，实有重新编修汉文大藏经之必要。有鉴于斯，近几十年来，有志弘法之士，莫不关注此事。台湾有中华佛教会屈映光等修订《中华大藏经》之纂辑，佛光山有《佛光大藏经》的编印，大陆前有周叔迦先生集中木刻经板刊印《金陵大藏经》之策划，吕澂先生有《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之著作，现有中国古藉领导小组重修《中华大藏经》之出版。但兹事体大，既非一人一地之力，亦非一朝一夕之功，非法缘成熟，难以完全办好。目前收辑较备，流通最广的仍推日本《大正藏》。惟《大正藏》亦有二失：一是体例不尽如法，有小乘经典列入大乘，而大乘经典又列入小乘者；有显教经典列入密教，而密教经典又列入显教者。宝积与大集性质相近而别分两类；释经宗论与诸宗关系密切而混淆不清。二是收集不够完整，有些佚书未收，有些应入藏而未入；藏传、南传、汉译重要著述，如宗喀巴《菩提道次第论》、《密宗道次第论》、觉音《清净道论》等均未收入。且《大正藏》出版至今已七十余年，新著新译可入藏者不少，虽有续藏，未能顾及。三是实用不大方便，有些经论，一直没有断句标点，校勘索引很不精审，错讹太多，图像零乱无序，应有附录全付阙如。而且《大正藏》为日本所辑，非中华所出，许多中土著述未能收入。作为现存佛教和佛藏最完整的中国，理应重新编修中华大藏经。而由国家主修现正印行的《中华大藏经》，除版本校勘有其优胜外，体例一仍其旧，收集未见完整，更不方便实用，且价值昂贵，非常人之所能问津。因此由中国佛教协会筹划重新编修一部汉文大藏经，是非常必要而适时的。新藏名为《金陵大藏经》，或另行命名如《无尽意藏》亦无不可。如巴利语三藏完成汉译，藏汉两部大藏又完成对勘互译，则不但完成了中国佛教三大语系的典藉总集，而且将是世界上最完整的佛教典藉总汇——集人间法藏之大成。那才是真正最理想最完备的中华大藏经。

综合现代各方对修藏的意见，诚为印顺法师所说，可概括为四大要求：一是「求其精要」，这属「选藏」工作；二是「求其完备」，这属「续藏」工作；三是「求其通顺易晓」，这属编译「语体（白话）文本」工作；四是「求其传布世界」，这属「将汉藏译为世界各种语文版本」工作。后两种要求是性质不同的另类问题，可不与前两种要求混淆，纳入重修新藏之列。这样，编修新藏的要求，主要是两条：求精与求备。求精就要选，就要如理；求备就要全，就要如量。二者看似矛盾，实乃相辅相成。其间就要求编，求编就要法，就要如法，这就是第三条，也就是在「选藏」、「续藏」的基础上更深层次地「编藏」。从当机出发，新编大藏，要突出三大特点：

一、体例的科学性——就是分门别类，要如理如量，既要契合佛法的根本教义和历史传统，又要当机创新适应现代图书科学分类方法和学科分类与代码的国家标准，使新藏本身就体现出佛法圆融大小乘，圆融显密教，圆融世、出世法的圆融性。

二、收集的完整性——就是完备齐全，要包括汉传、藏传、南传三个语系的汉文译著以及日、朝、韩、印、斯、缅、泰等国乃至欧美的汉文译著。这就需要译经工作相与配合。译经工作有三，即（一）、译巴利语三藏为汉；（二）、汉藏大藏经对译，主要是藏译汉；（三）、今译，即近现代世界佛学名著译汉。此外还要搜求佚书，收集《房山石经》、《敦煌宝藏》及藏外佛书，乃至与佛教有重大关联的非佛教典籍，收集完整齐备，使新藏本身就体现出佛法具足三藏一味，九乘差别，具足世法、出世间法的圆满性。

三、实用的方便性——就是方便实用，不仅便于供奉、收藏、流通，而且印刷精美，便于翻阅，切合实用，经济实惠，使读者生欢喜心，恭敬心，得到法益受用。要求标点逗句，提供系统图像，编好各种索引，附录必要资料，包括悉昙、音义、曲谱、年表、曼荼罗、比较图、对照目录等等，宋体纸型编排印刷，制图、插画、美编、装潢等等，尽可能采用现代化手段。无论是光盘或纸型，但必需保留传统优点，发扬金陵刻经处木版线装的庄严美观的传统优势，使新藏本身就体现佛法方便善巧，出入一切门示现无碍的圆成（用）性。

要编好这种具有中国特色，能适应现代走向世界，真正能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编汉文大藏经，关键要抓好四个基本点，即做好四项基本工作：一是定好体例，二是编好目录，三是选好版本，四是搞好标点。

一、定好体例。即首先解决分门别类的部类问题。综观历代藏目，自《开元录》立其范畴，至元代庆吉祥作《至元法宝勘同总录》，一度变更。《开元》以大小乘各分经律论，《至元》以经律论各分大小乘；《开元》大小乘经分重单译，《至元》不分重单译。《南藏》、《北藏》、《嘉兴》、《龙藏》等递相倣傚。明寂晓《释教汇目义门》，改革部类，合并经律论杂，分为华严、阿含、方等，般若、法华、涅槃、陀罗尼、圣贤著述八部，此就五时说教顺序，第四时方等赅括宝积、大集，第五时则分为法华、涅槃。此乃创新之分类，但后世各藏均无倣傚者，惟《阅藏知津》及日本《缩刻藏》效其华严居首。说者谓古代各藏以般若居首，般若为诸佛之母，《义门》、《知津》、《缩刻》以华严居首，华严为诸经之王。实则华严不仅经中之王，亦居五时之首也。《大正藏》则以阿含居首，取其由浅入深，由小入大之意。明智旭《阅藏知津》又另起炉灶，别开蹊径，日本《缩刻》，略仿《知津》，《大正》亦本《知津》而加变革。就中国言，藏经虽多，所分部类祇此《开元》、《至元》、《义门》、《知津》四种。日本《缩刻》、《卍字续》皆具义例，《大正藏》殆集各藏之长，如前所述，还不尽理想。晚近学者，诤论颇多，见仁见智，各有所得。按古代印度传译佛书，约时代而竖分，不出声闻藏、菩萨藏、秘密藏三大类；约内容及文体而横分，即不出经、律、论、杂四藏。从印度发展到中国三大语系的佛书，则不能不考虑到密乘与禅宗诸书，势必要立密藏与禅藏。密藏亦有先例，意见不大；唯立禅藏，异议颇多。近世纪来，由于佛法传入西方以及近代文化的影响，治理佛学方法，多少与古代不同，使用之语文，研究之论题，更为广泛，体裁与内容，都与古代有很大差别。因之近现代著作除可纳入经、律、论、密、禅五藏中外，其他均可摄入杂藏。这样，就以经、律、论、密、禅、杂六藏来分类，每类之下再按大小乘法门及世法学科性质分目。其详将另拟新编汉文大藏经的体例说明。

二、编好目录。即按所定体例分门别类编目。过去上海佛学书局曾油印有《五种大藏经目录汇编》、吕澂著有《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现在有台湾出版蔡运辰编著的《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甚为详尽。最近我所又访得社科院有人编有《近百年来重要佛书目录》及《近百年来重要佛学论文目录》，中国佛教图文馆编有馆藏《藏传佛教汉译著作目录》，成都黄显铭补足日本宇井伯寿编的《西藏大藏经总目录》而撰成的《藏汉对照西藏大藏经目录》，藏学研究中心正在编纂《藏汉大藏对勘总目》。这些都为编好新藏提供了资料条件，我们拟在上述各种目录以及更加广泛采集拾遗的基础上去粗取精，扬长避短，融会贯通，按新定部类体系，重新编写汉文大藏经总目录。

三、选好版本。实即解决异本歧出之书的校勘问题。各藏之有校勘，始于日本《缩刻》而继以《大正》。因《缩刻》、《大正》皆以《高丽藏》为本，论者谓《丽藏》错误较少，核之殊未尽然。所以行家大都主张中华修藏，应自择善本。国家主修的《中华大藏经》颇致力此，应吸其成果，以免重劳。台湾学者蔡运辰在其所编著《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跋》中，曾提三项方案，可以参考研究。因新藏必须标点文句，作好校勘，更为必要。校勘之法，或以一本为主，分注各本不同之字句，《缩刻》与《大正》皆然。或就各本择善而从，而仍注明余本之不同字句，古藉中颇有此例。或就各本中择善而从，不注余本之不同字句，《频伽》所校《一切经音义》用此法，论者谓其未免过于自行，使古书失其真正面目，不宜倣效。凡此均须研究，慎重而定，万无一失，裨臻完善。

四、搞好标点。此即解决经藉断句问题。由于佛法深奥，一字多义。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一般标点符号，难以准确表达句义，甚至造成误解或障碍。因此对佛经标点，拟采用古藉逗句办法，仅用逗号、句号，以示断句；或用「．」、「。」两点以示断句。以「└」号于两行底交以示分段。如何是好，均应从长计议，深入研究。

做好上述四项基本工作，则编藏工作基本可以完成。这是前期工程，后期工程即为印藏工作。印刷发行工作虽仍繁重，但有前期基础，即可交叉配合进行。其实施方案将由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与金陵刻经处拟定。

新编汉文大藏经，是人类文明建设的根本大事，是续佛慧命、当机弘扬佛法的根本大事。显实相于文字，转法轮于经藏，化干戈为玉帛，挽共业以净行，誓愿精诚，众生祈求，诸佛加持，人天护佑，全力以赴，圆满成就。

编译南传大藏经缘起

吴立民

佛教在印土流行，从公元前六世纪至十二世纪，约有一千八百年历史，大致可分三期：初六百年，为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形成时期；中六百年，为大乘显教发展时期；后六百年，为密乘佛教流行时期。初期佛教以上座、大众两部为主，三、四百年中分化为二十个部派。其中上座部分南北二传，南传上座部，在阿育王时期传入斯里兰卡，先后又传入缅甸、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地。公元七世纪后又自缅甸传入中国云南，迄今流行于云南傣族等几个民族地区，形成中国巴利语系的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的佛教，基本上使用巴利语原典——巴利语的三藏经典，就是巴利语系的南传大藏经，其中一部分译成了少数民族文字，在傣族各地区成为傣族文化的主体。印度中期的大乘佛教，主要是龙树——提婆的中观系统和无著——世亲的瑜伽系统，于公元二世纪传入中国汉地，公元七世纪又自汉地和印度传入中国西藏。印度中期、后期的佛教，在中国形成汉语系和藏语系两大佛教。特别是印度后六百年的密教，包括早、中、晚三期的密教，从八世纪开始全部传入中国西藏，一直流传至今。现在流传于中国的三个语系的佛教，是全面地继承了印度历史上的一千八百年分为三期的佛教，而且结合中国实际又大大地发展了，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可以说，世界上完整的佛教和完整的密教都在中国。中国三大语系佛教典藉的总集，便是南传大藏经、汉文大藏经和藏文大藏经。这三部总集，不但反映了印度佛教典藉的全貌，而且汇集了中国佛教典藉的精华。可以说，世界上完整的佛典也在中国。但不足的是：第一、巴利语三藏大都没有译成汉文；第二、汉藏两部大藏，没有对勘补译；第三、世界佛学名著，汉译太少。正因为如此，在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大德的领导下，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列「译经」一项重要工作，欲以弥补以上三项之不足，裨三大语系佛典总集，全臻完善。

巴利三藏，世界上已有十多种文字系统译本，唯独汉文译本至今仅有零星的单品，这不能不说是我国佛教译经事业的重大缺陷，实是一件很大的憾事。古代汉译诸经中，虽有些典藉与巴利经典「相当」，如「四阿含」，但并非译自兰卡大寺部的巴利语传本，而是译自其他部派的梵本或西域诸语本，所以两者之间仍有区别。虽可资比较研究，但不能笼统地直说「某经同于某经」。1943年成立的「上海普慧大藏经刊印会」本计划出版北传、南传全部经典，但胜缘未具，南传巴利三藏祇从日译转译六册为汉，包括夏丐尊译的《小部》二册在内，共七十三经，一百五十个本生故事及《发趣论》。在赵朴老的支持下，1981年中国佛协叶均译出《清净道论》，1985年译出《摄阿毗达磨义论》，并重译《法句》。1985年郭良鋆、黄宝生合译出《佛本生故事选》，1990年，郭良鋆又译出《经集》，1992年，邓殿臣，威马莱垃担尼合译出《长老尼偈》。以上诸译，数量有限，未成系统。值得高兴的是，在吴老择先生主持下，台湾元亨寺成立「南传大藏经编译委员会」，从1988年开始系统地汉译，据传已译出四十余卷，但仍系采用日译本转译为汉的办法。「功成不必在我」，对于所有从事南传译汉工作的个人和组织，我们都赞叹随喜，愿与合作。

南传大藏经系统汉译的工作起步较晚，困难很多，关键在于人才的培养。有鉴于斯，赵朴老指示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必须把译经事业、学术研究和培养人才三者很好结合起来。从三十年代起，朴老就先后支持三批「五比丘」留学斯里兰卡，期望南传大藏系统汉译工作及南传佛教弘化事业在中国有个新的突破和划时代的发展。为此，从1992年起，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我所开始筹措南传大藏的系统汉译的编译工作，并取得南京金陵刻经处的大力支持与合作。我们的编译主要坚持两个原则：一个是忠实原典，尊重真译，源自巴利，如同巴利。即或是转译自日文、英文的也一定要以巴利语直校，审核无误，不能来自传译，又复重译，这就是坚持「信」的原则。二是译经如经，通达明白，既非纯文，亦不全白，尽力发扬佛经翻译的优良传统，充分显示文字般若的圆通功能，这就是坚持「达」与「雅」的原则。合乎这两条原则的译著，我们用而编之；不合乎这两条原则的，我们则组而译之。编译一本，我们就印行一本。我们知道，「兹事体大」，非少数人之所能为力，也非短时期之所能完事，即使全藏编译竣工，也还有对勘、比较、研究诸多事业需要继续开发、发展。但愚公移山，后继自有来人；集腋成裘，众志必定成城。中国佛教三大语系的典籍总集，终将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国脊梁的新人手里完成。我们期待所有有这个愿行的大德长老、仁人志士给予我们指导、赞助、随喜、护持与合作。

大藏经及其光电版编刍议

方广锠

大藏经是我国汉文佛教典籍的总汇，它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曾对东方世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南北朝以来，历代都把修造大藏经作为一件重要的事业。以至出现每个朝代都要修正史，每个朝代都要修大藏经这么一种人文景观。当前，在我国，从大文化角度看待佛教，在承认佛教的宗教性的前提下，充分认识它的文化品性，从而认真研究与评价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以及在新时代社会文化构建中的作用，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在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不同文化体系的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东西方各国人民，必须加强相互的交流与理解，必须继承与发扬人类传统文化中一切优秀的成分，以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而曾经影响了并至今仍影响著东方世界广大区域与人民的佛教，也因此而日益为国际所重视。在世界三大系佛教所保存的典籍中，汉文大藏经保存的资料数量最多，时间跨度最大，覆盖的部派与地区也最广。所以，巴利语三藏与藏传甘珠尔、丹珠尔固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汉文大藏经则显然更加值得我们重视。正因为存在著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近几十年来编辑新的佛教大藏经的热潮方兴未艾，并向光电化的方向急速发展。这种热潮将在一段时间内继续下去并持续高涨，我们必须予以充分的注意。

佛教发轫于印度，兴盛于中国。尤其以汉文佛典为载体的汉传佛教更是在中国孕育成长，发扬光大，并影响东方世界，故世界称中国为佛教的第二故乡。近代以来，世界的佛教研究基本上沿著梵文佛典、巴利语佛典、藏文佛典的道路前进。由于种种原因，对梵文佛典、巴利语佛典的整理，我们都落在世界的后面。如果我们在汉文佛典的整理研究方面再落后于世界，则实在愧对祖先，愧对「佛教第二故乡」的称号。目前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都比较重视这一事业，将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其中。我们实际上已经处在相对落后的地位。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当前世界已经进入信息社会，在信息社会中，知识产权在社会财富中所占的份额将越来越大。大藏经是我们祖先留下的一份知识遗产，我们不能让这一份遗产的知识产权丧失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当然，我们有自己的优势，如果把这种优势发挥出来，急起直追，完全可以在汉文佛教典籍的整理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

当前，讨论编纂一部代表当代最高水平的大藏经，可以分解为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有没有必要编纂这样的大藏经？

第二、应该编纂一部什么样的大藏经？

第三、有没有可能编纂成这样一部大藏经？

第四、怎样来编纂这样一部大藏经？

下面分别谈谈。

一

关于编纂一部高水平、高质量、权威性的大藏经的重要意义及其必要性，诸位先生已经谈了不少。归纳起来大体可以有如下几个方面：赓续我国历史传统，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提高佛教的文化品位，引导佛教的发展趋向；占据佛教文化制高点，激励民族奋发精神；加强民族交流，促进民族团结；增进中华民族凝聚力，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积极参与世界文化交流等等。对于上述观点，我都完全赞同。在此想就二个问题谈点补充看法：

一、正确看待佛教在历史上与现实中的作用

这个问题看起来与编藏无关，实际上不然。我们现在要编一部体现当代水平的大藏经，除了需要广泛动员佛教界、学术界的力量之外，还需要社会各界的理解与支持。但现在社会上，甚至包括佛教界、研究界的某些人对佛教在历史上与现实中的作用未必都有统一与正确的认识。因此，有必要加以探讨与宣传。

我认为，对佛教在历史上与现实中的作用，必须客观地、全面地、历史地、科学地予以评价。佛教是一种宗教，既然是宗教，必然有其负面的社会作用。但是，对佛教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阶级的人群中的实际社会作用，以及对这种社会作用的科学评判，必须用历史的眼光，作实事求是的具体的分析。我认为，佛教的社会作用应时空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有时是负面的、消极的；也有时是正面的、积极的。两者都不可抹杀，也不能用一方面去否定另一方面。

另外，我们必须看到，佛教不仅仅是一种巨大的宗教存在，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巨大的文化存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深刻的影响。当然，佛教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影响，也必须一分为二地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既不可因其消极方面掩盖其积极方面，也不可因其积极方面忽视其消极方面。但应该指出的是，如果说在宗教层面上，佛教的消极面要大于它的积极面的话；则在文化层面上，佛教的积极面要大于它的消极面。

当前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是凭空架构的楼阁，必然是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扬弃的过程中产生，其中就包括佛教文化。因此，继承佛教文化的优秀部分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必须，是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之必须。而编辑新的大藏经则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我想，就历史经验而言，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如果社会各界能够就上述问题达成共识，则无论对我们正在讨论的大藏经编纂，还是对佛教的健康发展，都有重大意义。

二、正确看待大藏经文化

思想主要靠典籍来传述。正因为有了典籍，思想的传播才能超越时间与空间。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两千年漫长岁月里，佛教已经融化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血液中，成为与儒、道鼎足而三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大藏经就是中国佛教世代精华的积累。南北朝以来，历代都把编纂大藏经作为弘扬文治的一个重要内容，每个朝代都有官修或准官修的大藏经，不少朝代还编纂了多部。编修大藏经已经与历代都要修正史一样，成为具有充分文明自觉的中华民族的一个历史传统，这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是独一无二的。

但是，与意识形态中儒释道三家鼎立的格局相适应，我国古代以儒家为主导的学统及建立在这一学统基础上的传统图书庋藏制度却把大藏经排除在外。儒家设计的经史子集四部书体例，虽然作为与其他诸子百家并列之一家，在「子部」中设立了一个「释家类」，但所收均为中国人的佛教著作，绝对不收大藏经。在正统儒家眼中，佛教作为异端，与小说、戏剧等「小道」一起受到排斥。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以后，发现者王圆箓立即向县衙门作了汇报。但主事者所以把这批文物又交由王道士自行保管，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们主要是一批佛教典籍，所以不被这些由儒家科举制度出身的官僚们所重视。近代以来虽然有梁启超、王重民、姚名达等有识之士的重视，但上述那种传统的观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以至直到现在，不少目录学家一讲目录学，就是传统的四部书目录学，不知道唐代佛教目录学的水平远远超出同时代的四部书目录学。一讲善本书就讲经史子集的宋元版如何珍贵又如何稀有，而不重视同一时代的宋元版大藏经。不少图书馆收藏著整部大藏经、大藏经零本以及许多其他佛教典籍，但长期任其堆置，无人整理与编目。因此，现在我们有必要在讲清佛教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同时，讲清大藏经与其他佛教典籍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大藏经固然属于宗教著作，但内容并不局限于宗教，还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音韵、天文、地理、历算、医学、建筑、绘画、科技、民族、社会、中外关系等诸多领域。因此，它不但是我们研究佛教的重要资料，也是我们研究中国文化、东方文化不可或缺的资料。在世界日益缩小，交流日益扩大，人们正在研究如何构筑世界新文化的今天，它将成为中国人贡献给世界文化的一份瑰宝。因此，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有责任爱护它、宣传它，为它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而贡献力量。

二

编纂一部什么样的大藏经？首先是指导思想，其次是编纂标准。

先谈谈指导思想。

本世纪以来出现过两次编纂大藏经的高潮，第二次高潮目前正方兴未艾。参考国际、国内已经编成、正在编纂以及将要投入编纂的各种大藏经，展望未来世界的发展潮流，我们应该编纂一部什么样的藏经呢？

在这里，国家「863计划」对我们可能有一定的启发。

「863计划」讨论科研立项时，有这么几条基本原则：国外已经有，而我们又能够进口的项目，不搞；国外已经有，但对我们封锁的项目，要搞；国外还没有，我们搞了就有知识产权的，要拚命搞。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编纂大藏经，就要树立高标准，要出新，要编纂出世界第一流的，有权威性的，在佛教历史上将占据制高点的大藏经。

古今中外编纂的大藏经，总数在四十部以上，我们现在已经掌握实物的，也有三十多部。我们在这世纪之交编纂的大藏经，应该是集中这三十多部大藏经的优点于一身，而又有所创新，有所前进，真正反映二十世纪的最高水平，而又能起到开创二十一世纪佛教研究新局面的作用。

总之，我们的指导思想应该是：编纂出一部继承历代藏经的优秀传统，体现当代佛教文献学的最高水平，对接未来世界发展大势的最有权威性的大藏经。

其次谈谈藏经标准。

什么样的大藏经才能够体现上述指导思想呢？

我曾经提出「藏经三要素」这一观点，按照这个观点，一部优秀的大藏经应该达到如下三个标准：资料齐全、编排科学、使用方便。新编的大藏经也应该符合这个标准。

一、资料齐全

大藏经本是汉文佛教资料的总汇。所以，所谓资料齐全，原则上应该把古今中外所有的汉文佛教资料都收集起来，纳入新编的大藏经中。

我国早期的大藏经有各种形态，入藏标准互有不同。如果研究一下标准的演变，可以看出有明暗两条线。从明线说，翻译典籍具备必然入选的资格，而中华撰著则祇有候选资格。亦即早期大藏经基本上祇收域外翻译典籍，有的藏经酌收若干中华佛教撰著。但一般来讲，祇有史传、音义、目录、感应兴敬等毗赞佛教有功的中华佛教撰著才有候选资格，予以入藏。在这里，《开元释教录．入藏录》是最典型的例子。然而，标准的具体掌握与宽严总随著人们观念的变化，并应时代、应国家、应编纂者之不同而异。由此，又出现一条暗线，亦即对中华佛教撰著的入藏标准不断在放宽，并不仅仅局限在「毗赞有功」四个字上，以至凡属与佛教有关的著作几乎都有入藏的资格，从而使越来越多的中华佛教撰著被收归入藏。这其实也说明后人对大藏经的理论有了发展。这一条暗线，在《高丽续藏》、明《嘉兴续藏》、《又续藏》及日本《卍字续藏》中体现得越来越清楚。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中华撰著的入藏往往带有一定的随意性，缺乏全面的规划与严格的审订。

我们现在编纂大藏经，到底是遵循上述明线标准还是暗线标准？

如果采用明线标准。那么新编的大藏经可以仅收历代正、续诸藏中的翻译佛典以及古逸与近现代新译佛典，对大藏内外的中华佛教撰著，则予以严格的筛选，祇收那些所谓「毗赞有功」的少量典籍。但这样编纂出来的大藏经不可能体现前述指导思想与达到占据佛教文献学高峰的目的。因为按照这种方式编藏，其主体部分实际上祇是把历代大藏经已经反复刊印过的资料重新整理收纳，炒炒冷饭而已。此外，我们说大藏经是中国佛教精华之积累，是研究中国佛教的重要资料，就在于其中保存了大批中华佛教撰著。如果按照上述明线标准，则大藏经实际上成了印度佛教、西域佛教的研究资料，而不主要是中国佛教的资料了。智升等僧人设立的编纂大藏经的这一明线标准，在古代就受到佛教有识之士的批评，今天自然更不能成为我们遵循的依据。

如果顺应潮流，按照今人的「大文化」与「大资料」的观点办事，则应该采采用暗线标准。亦即所有与佛教有关的汉文资料，不管是古人的，还是今人的，原则上统统应该收入。也就是说，除了历代正藏、续藏外，应该把近年新译、历代另本、敦煌古逸、金石文献、房山石经、丛书类书、个人文集、地方史志、历代史籍、今人著述等等所包含的佛教资料全部新编入藏。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大藏经将是空前的资料最完整的佛教大丛书，必然占据当代佛教大藏经的最高峰，并为开创未来奠定基础。

我认为，讨论入藏标准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认识大藏经的功能形态。在古代，与中国佛教存在著义理性佛教与信仰性佛教相适应，大藏经的功能形态也可以分为两种——义理型大藏经与信仰型大藏经。两者固然互为依存，但前者的主要目的是保存、研究与弘扬佛教，故把有价值（价值观念各不相同）的典籍收集起来编纂为藏；后者的主要目的是作为法宝供养，所以有讲究外观的华贵整齐而忽略内容的倾向。我们现在怎么看待大藏经呢？

前几天与楼宇烈先生交谈，楼先生谈到，大藏经的一大作用是资料备查。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也就是说，是否可以在传统的两大功能之外，给大藏经增加一个新的功能形态——备查型。大藏经就是一个关于佛教资料的图书馆，它的任务就是提供资料。图书馆买书，有的书可能十年、八年没有人借，但这样的书还是要买，还是要藏。也许若干年后，这本书会被某个人看中，起到作用。同样，大藏经也应该把关于佛教的资料尽量收齐，以供有关人员查阅。衡量一个图书馆，藏书的多少是最基本的参数。同样，衡量一部大藏经，入藏资料的多少也是最重要的标准。把这种备查型大藏经编纂得尽量科学、合理、便于使用，它也就具备了义理型大藏经的功能；这种备查型大藏经由于本身资料齐全，可称是具足了释迦如来的八万四千法藏，自然也就具备了信仰型大藏经的功能。

上面是从理论的角度谈理想的大藏经应该资料齐全，集义理型、信仰型、备查型三种功能于一身。从现实的角度讲，我们想要让自己编纂的大藏经在已有与将有的各种藏经中脱颖而出，具有权威性，不仅在现在、而且在将来的一段时期之内都能够占据佛教文献学的制高点，就必须在入藏典籍方面超过前此所有的大藏经，要力求把与佛教有关的资料一网打尽，包容无遗。道理很简单，对于一个研究李白的人来讲，《太白全集》与《太白选集》，究竟哪一种更有价值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当然，真正的一网打尽，祇是一种理想，在实践中极难实现。但我们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取法于上，得之于中；取法于中，得之于下。」我们必须高标准，严要求，必须要求尽量做到把有关资料收集齐全，越多越好。

这里还必须突出提一下新编入藏问题。

我们讲资料齐全，一层意思是指要把历代藏经已经收入的典籍收归入藏，不要遗漏。这一点比较容易做到。由于历代编藏者的努力，这些资料已经被收集汇拢起来，就好比矿石已经被炼成钢铁。祇是有的是精钢，现成就可以利用；有的是粗铁，还需要我们加工而已。资料齐全的另一层意思则是我们要把应该入藏而历代大藏没有收入的资料也统统收归入藏。这就是要我们自己去找矿、开矿、炼钢。据我粗略估计，现存辛亥革命以前的有关佛教资料总数大约在3.5亿字左右，其中已经收入历代大藏经（包括日本《卍字续藏》）的大约为2.5亿字，即还有1亿字左右的资料需要我们去收集整理。辛亥革命至今的资料总数大约也不会少于1亿字。现在我们编纂大藏经，如果祇局限在已经入藏的2.5亿字这个圈子中炒冷饭，则不如不编。祇有把眼光放宽到另外的2亿字上，才能突出我们的特色，占据历史的高峰，真正编纂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大藏经。也就是说，现在编藏，必须在新编入藏方面下大功夫，做大文章。

这里还有四个问题需要讨论：

第一、编藏下限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有种种不同的意见。有的主张截止到清末，有的主张截止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认为上述主张从理论上讲不符合我国历代编藏传统；从实践上讲必然把一大批应该入藏的典籍摒弃到大藏经之外。因此都不可取。

前面提到，我国有编写正史与编写大藏经两大人文传统。古代编写正史，其下限的确都截止到旧王朝覆灭，新王朝诞生。但历代编纂大藏经，其下限都截止到编藏当时。今天我们编纂大藏经，当然应该遵循这个代代相传的编藏传统。此外，中华民国时期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的佛教典籍不断涌现，其中既有历代散逸，也有现代新译，更有今人著作。这些佛教典籍，开创了我国佛教发展与佛教研究的新时代。我们新编的大藏经，理应反映这些新成果。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不薄古人爱今人，也应该成为我们编纂大藏经的基本原则。祇有容纳这些近代以来的最新资料与最新成果，才能体现时代特色，体现学术水平。

当然，主张把下限截止到清末或1949年的观点也有其道理。主要是近现代的佛教著作太多，收不胜收。加之上乘者少，平庸者多。甚至有不少错误百出之作，完全没有入藏的资格。而我们今天的人力、物力都很有限，根本不可能把这些资料全部收罗入藏。即使收罗进来，也是徒耗资财，毫无价值。

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意见。我认为，平庸的著作乃至错误百出的著作也反映了一个时代学术面貌的某一侧面。例如当前社会急速向市场经济导进，在佛教研究界则表现为部分人学风浮躁，著作粗糙。甚至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某些不懂佛教的人也敢动手编写佛教的书籍。从这个意义上讲，上述著作反映了特定社会条件下的特定社会文化的现实情况，也有其特定的研究价值。但我们毕竟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这些著作统统收入到大藏经中。因此，对于现有的各种佛教著作，就产生一个选择取舍问题。

一方面希望大藏经所收资料尽量齐全，最好能够将有关的佛教资料一网打尽；另一方面由于人力财力有限，必须对现有资料进行取舍选择。这是一个矛盾。如何处理好这个矛盾？关键在于掌握好取舍的标准，也就是掌握好「度」。

讲到取舍标准，就必须兼顾历史编藏的传统。如前所述，古代编藏，凡属根据西域引进原本翻译的佛教典籍（包括少量与佛教相关的外道典籍）一律入藏。而对中华佛教撰著则依不同标准予以取舍。我认为，这一标准对我们今天编纂大藏经依旧适用。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谓的取舍标准，主要是对中华佛教撰著而言。由于部分古代中华佛教撰著已经入藏，而按照传统与惯例，这些典籍应该照旧编入新的大藏经，所以问题实际又归结为对现存的古今未入藏佛教典籍，应如何确立其入藏标准。亦即应如何确立对中华佛教撰著新编入藏的标准。

我认为，从理论上讲，是否可以按照如下原则确立新编入藏的标准：亦即凡属有新观点、或有新资料、或采用了新的论证方法的著作，都必然对佛教研究有所贡献，从而都应有入藏的资格。在这里，对所谓「新观点」，应当尺度从宽。亦即有些观点，即使现在看来论据不足，似乎不那么能够站得住脚，但祇要它发前人之未发，我们就应该允许它存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价值体系，但每个时代都会出现一些超越本时代价值体系的新观点。如果我们在编藏时采取紧缩政策，则一些优秀的观点就可能被紧缩掉，从而湮没掉。如果我们采取适度从宽的政策，把它们保留下来，则这些观点可能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大放光彩。

确立了上述理论原则后，在具体的编藏实际中，如何正确地、全面地、适当掌握上述原则，仍然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认真处理的问题。我想，有两点是应该注意的。

首先，标准的掌握，应该有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在此，我们必须吸取古代编藏僧人的教训。如唐智升所编《开元释教录．入藏录》，从来被视作编纂大藏经的典范。但该《入藏录》对中华佛教撰著挑剔极严，除了少量因「毗赞佛教有功」被智升收入大藏经外，绝大多数典籍，包括中国佛教各宗各派阐述自己宗义的重要著作，统统被排斥在藏外，任其自生自灭，不少著作因而湮没无闻。这是中国佛教的重大损失，智升无从辞其咎。今天我们编纂大藏经，要把应该收入的典籍全部收入，给后人多留一些资料。而不要采取智升那样的态度，让后人再来批评我们。

其次，「标准」也者，应该是客观的。因此，我们不能以编藏者本人的好恶来衡量一部著作能否入藏。当年编纂《四库全书》，馆臣们按照满清封建王朝的标准，把一大批著作剔除在外，以致今天人们需要重编《四库存目丛书》，而《存目》中的不少书籍现在已经亡佚无存，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今天我们编辑大藏经，不应该再使后人产生类似的遗憾。

前面谈到，平庸乃至错误百出的著作也有其特定的价值，但我们又不可能把它们收入大藏。那么，如何处理这些书籍呢？我以为可以用编纂目录与撰写提要的方式保留它们的概貌。亦即凡是没有收归入藏的著作，一律以目录与提要的形式予以著录与反映。后人可以根据目录与提要了解它们并进行研究。这种目录与提要的另一个作用则是对我们工作中可能产生的疏漏的一种补救措施。因为我们虽然计划把一切有价值的资料一网打尽，但这祇是一种理想。在实际编藏工作中是否能够完全实现这一理想，还需要打一个问号。我们祇能尽量去做而已。所以，如果能够把所有不入藏的资料全部以目录与提要的形式予以反映，则等于设立了一条后卫防线。如果我们有疏漏，后人可以依据这个目录与提要，寻找他们需要的资料。

第二、国外汉文佛典问题

众所周知，汉传佛教遍布于汉字文化圈。地域包括日本、朝鲜、越南。这些国家古代都使用汉字，当时这些国家的僧人所撰写的佛教著作也都属于汉文佛教撰著。那么，新编的佛教大藏经是否应该把这些著作也收罗进来呢？

这里实际又涉及这样一个理论问题：我们说，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新的条件下酝酿发展为中国佛教，从而使中国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这就是说，中国佛教虽然以印度佛教为源，虽然与印度佛教同属佛教文化圈，但它实际上已经卓然独立，成为与印度佛教有著许多显著不同特点的新的派别。那么，中国佛教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东亚各国，共同形成汉传佛教圈之后，朝鲜、日本与越南的佛教与中国本土佛教到底是什么关系？是虽然流传区域不同，但在理论与实践上并无什么实质性的差异？还是已经独立成为与中国本土佛教具有不同性质的朝鲜佛教、日本佛教与越南佛教，成为汉传佛教圈中新的支派？如果说上述三国的佛教与中国本土佛教没有质的区别，则上述三国古代僧人的佛教著作自然应该是研究中国佛教的重要资料之一。如果说上述三国的佛教也已经卓然独立，则三国僧人的著作更主要的反映了本国佛教的情况。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当然，我在上面如此提出问题本身，就已经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实际上，佛教中国化有一个过程。如果说存在著佛教朝鲜化、日本化、越南化的话，必然也有一个过程。因此，不能简单地以国别为标准来区分这些著作对中国佛教研究的价值。

我主张上述三国的佛教仍然属于汉传佛教圈，但也必须看到佛教传入上述三国后，与各有关国家的具体条件相结合，产生一些不同于中国本土佛教的新特点，成为汉传佛教圈中的新派别，因此，上述三国僧人的佛教著作可以分成多种情况。有的是由来华的留学僧写的。这些留学僧中的不少人长期居留中国，有的甚至终生不归，如玄奘门下的圆测等。他们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他们的著作理所当然属于中国佛教的范畴。有的是由短期在中国留学的僧人撰写的关于中国佛教的著作，如日本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是我们研究中国佛教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有的是由亲鸾这样僧人完全依据本国的实际情况编纂成的佛教著作，这一类著作基本上应算作研究该国佛教的资料。也有的如新罗元晓，他的著作既参与中国佛教对若干佛学问题的讨论，又是研究新罗佛教的宝贵资料。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与中国本土的佛教有关，一类与中国本土的佛教基本无关。但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不少问题往往很难截然分开或判断其性质。

由此，我认为对古代外国僧人的汉文佛教著作，应该区别情况对待之。对与中国本土佛教有关的著作，毫无疑问应当收归新编的大藏经。对于性质一时难辨的，也不妨收归入藏。至于明确与中国本土佛教无关的，祇要人力、物力诸方面许可，也应该收入。我们中华民族本来就有这种兼蓄博收的广大胸怀，现在应该更加发扬光大。即使一时条件有限，暂缓入藏，最终也应该把它们收进来。

第三、梵巴藏佛典及近代佛教著作的翻译问题

大而言之，佛教可以分为印度佛教、南传佛教、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所传承的分别是梵文（包括各种印度俗语）典籍、巴利语三藏、汉文大藏经、藏文甘珠儿与丹珠儿。与印度佛教已经衰亡相应，梵文典籍也已经云散，目前仅有少量尚存。其他三大语系的佛教流传至今，其典籍也保存完整。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是世界上惟一的三大语系佛教俱存，三大语系佛教典籍保存完整的国家。因此，编辑大藏经，从广义的角度讲，不仅仅包括汉文大藏经，还应该包括巴利语三藏与藏文甘珠儿、丹珠儿。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八十年代初计划编纂《中华大藏经》时，便有分阶段逐步编纂汉文部分、藏文部分、傣文部分的设想。如今，《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上编已经编纂完成；藏文部分的编纂已经正式展开。继续完成《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下编，以及按照原计划编纂《中华大藏经》的藏文部分与傣文部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繁重的任务。

上面祇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梵巴藏等佛典的翻译。亦即将现存的梵巴藏等佛典全部翻译成汉文，使我们的汉文大藏经包罗现存印度所有佛典及三大语系所有佛典，成为世界上最为完备的大藏经。这是我国佛教界、学术界想了近百年的事，它对中国佛教的健康发展，对中华民族的团结与交流，对佛教圈各国的团结与交流无疑都有著重要的积极意义。不过兹事体大，需要认真规划统筹，组织与培养人材，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成就。我以为不妨根据现有条件，先做起来。至于将来怎样，祇好有待各种因缘条件之成熟了。

与此事相关的是近代国外佛教学者名著的翻译。他山之石，可以攻错。这些书籍的翻译对我国佛教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自然有著重要的参考价值。不过，我以为这类书籍翻译后可以专门编为丛书，不必编入大藏经。因为它们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佛教藏经，其原文也不是汉文。

第四、形象性资料问题

除了文字性资料外，还应该考虑收入关于佛教的各种形象性资料。其内容，除了《大正藏》的「图像部」所收的图像外，还应该包括雕塑、绘画（包括壁画）、建筑、法物器具等其他非文字的形象性资料。

二、编排科学

任何一部成功的丛书，总要有一个的结构分类，以把所收纳的典籍组织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大藏经也不例外。这里包括两方面的问题：藏经的总体结构应如何科学地设计；某些具体典籍应如何正确地归类。

我国大藏经的总体结构，是从南北朝到盛唐，经历了数百年的反复研究，才由智升基本确定的。智升确定的大藏经结构垂范千年，为人们所称道。但这一结构也有缺点，即受中国佛教重大轻小的传统及某些派别判教思想的影响。「因此，他没有，也不可能考虑到怎样努力用大藏经的结构来反映佛教发展的历史线索。」明代我国僧人曾经对智升确立的大藏经结构体系进行变革，但祇是采用不同的判教体系而已，其指导思想则没有任何改变。本世纪日本《大正藏》才真正打破古代的传统，改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待佛典并进行分类。《大正藏》的分类实践固然还有不少问题，但它在佛藏结构分类方面的开创性功绩应该充分肯定。此后，不断有学者从各个不同角度提出新的分类方案。台湾《佛光藏》也正沿著《大正藏》的同一思路进行佛藏结构的新的探索。这些探索都值得肯定。在我国大陆近几十年来影响较大的是吕澂先生的《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目前有的图书馆依据这部目录整理馆藏佛教典籍，也有先生主张依据这部目录编印新的大藏经。但我认为这种主张不可取。吕澂先生的目录在不少具体经典的审定上用功甚大，许多具体结论都值得我们参考与吸取。但该目录在总体结构上没有摆脱中国传统大藏经的重大轻小及判教思想的影响，还在传统的大藏经结构中转圈。因此不能作为我们今天编纂大藏经的结构基础。

我认为，设计新的大藏经的总体结构的基本原则应为：（一）、采用科学分类的方法。走《大正藏》已经开辟、《佛光大藏经》正在进一步实践的路。（二）、既要考虑佛教的学科组成，又要照顾佛典的现实情况。既要有完整的结构体系，又要有可操作性。

现在，对应该实践上述第一条原则，人们比较容易达成一致的认识。但对于上述第二条原则，则想法一时还不能完全统一。海内外相当一部分先生总是希望先设计出一个较为理想的大藏经结构方案，然后按图索骥，把收罗到佛典填充到这个结构中去。并且也已经设计出好几套方案。纵观这些方案，大抵理想主义的色彩比较浓，相对而言，在可操作性方面就差一点。因此，我建议对藏经结构问题，不急于马上提出方案。是否在广泛收集各种应该入藏的资料的同时，组织一个班子，对藏经结构问题作充分的前期研究。在充分把握已经收集到的各种佛典的全貌的基础上，充分分析研究历史上各种藏经结构之优劣，充分分析研究已经提出的各种分类方案的优劣，然后提出我们的方案。再召集有关专家多次论证，最后定稿。这样制定出来的分类结构可能较为科学，且较能适合现存佛典的实际情况，便于操作。这项工作可与入藏资料的搜集同步进行，即同时开始，同时结束。

至于对某些具体典籍的归类问题，一般可在解决上述藏经结构体系的过程中同时得到解决。个别难点则可视具体情况个别处理。

归根结底，分类的作用是三条：一是通过分类反映佛教理论的总体框架并反映某一部典籍在该框架中地位；二是反映某一理论的学术渊源、流变及与该理论相关的具体典籍；三是便于检索。从这个角度讲，上面所讲的佛典的结构分类及其对策更多的是针对传统的书册本大藏经而言的。但目前书籍已经进入光电时代，新出现的书籍载体形式，有没有可能对书籍的传统分类方式及理论提出革命性的变革？光电版的大藏经是否可以采取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检索方式？可不可以这样设想：除了以传统的版本项作为检索点之外，充分利用电脑高速运转与字符串检索的性能，通过检索主题词为主，书目提要为辅的方式来实现上述传统分类的三大功能。我想，祇要大藏经总体的主题词体系及每一部典籍的具体主题词设计得科学准确，上述设想是有可能达到的。如果真的这样做，入藏典籍便无需分类，祇要按照普通的流水号进行大排行就可以了。原来一直困扰我们的，必须把大藏经全部编辑完成，才能按照结构次序逐部出版的问题也就不复存在。我们可以完全不考虑结构体系，仅以流水号为顺序，哪部典籍整理完毕，就先输入那一部。我想，我们不妨依照这种设想先作试验。如果能够成功，则在光电版大藏经中，传统的分类方法将予废除。

当然，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光电版大藏经所废除的祇是传统的书册本大藏经外在的分类方法，而内在的对佛教理论框架的研究，对某一佛典学术渊源及思想倾向、学说内容的研究不但不能废除，而且必须加强。祇有这样，才能真正科学地设定全藏的主题词体系与每一部典籍的主题词。从这一角度讲，光电版书籍的主题词体系的设定不是对传统分类法体系的废除，而是站在传统分类法体系基础上对传统分类法的全面扬弃。因此，即使对于光电版大藏经来说，前面所述组织一个班子对大藏经的结构体系与某些典籍的具体归属先期进行全面研究，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三、使用方便

藏经是一部收罗宏富的大丛书，篇幅浩大，内容庞杂。如何使管理者能够有条不紊地管理它，使读者能够方便自如地使用它，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古代，经过长期努力，人们终于创造出千字文帙号这样有序的字号，以此来管理与检索藏经。现代，随著书籍载体的变化与学术的发展，所谓方便地使用藏经就不仅仅局限在外部帙号这一个问题上，它包括载体形式、校勘标点、目录索引、实用辞书等四个方面。

第一、载体形式

古代，佛典的载体形式主要有纸抄与石刻两种。纸抄者就其装帧外形而言，又有卷轴装、梵䇲装、蝶装、包背装、经折装、线装等等，近代又出现平装、精装、特精装等等。石刻则有碑版、经幢、摩崖之不同。总的来说，载体与装帧随著时代的演进而不断进化。一方面沿著更加方便实用前进，另一方面沿著更加豪华气派发展。目前，世界书籍的载体虽然仍以纸质书册为主要形态，但光电版书籍正在迅猛发展。有的人预言，光电版书籍进一步发展，终将使纸质书册趋于消亡。但我认为，光电版与书册版各有各的优势，恐怕谁也不能取代谁。起码在我们可以预期到的将来，书册版必将继续在人类文化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此外，从佛教大藏经的角度来考虑，如前所述，它除了义理型、备查型的功能之外，还有信仰性功能。这种信仰性功能要求大藏经能够外化为某种能够引起人们崇敬心理的形态。书册版大藏经能够起到这种作用，因为当人们面对藏经楼上数百册庄严精美的书册版大藏经时，很容易产生「法海无涯」的赞叹之情。但不能想像人们会对一片薄薄的光盘也产生同样的感情，并去顶礼膜拜。因此，我们现在编藏，必须兼顾当前与将来，学术研究与宗教供养，应该是书册版、光电版两种形式并重，不可偏废。

无论书册版还是光电版，都可以有影印原典、校订重排两种形式。从保存原始资料、快速简便来说，当数影印。目前坊间影印出版的大部头佛教丛书不断涌现，正是因为出版商看中影印本简捷易行，利润丰厚的缘故。好的影印本的确起到提供稀有资料与稀有版本的作用。但是，目前不少影印的佛教丛书祇是从常见大藏经中选取若干典籍，所收既非稀有文献，又没有原原本本地完全按照原样影印，而是任意修版、割版，还不作任何说明。这样，不但没有提供资料的价值，反而起到鱼目混珠、淆乱版本、误导研究的恶劣作用。是我们不应该提倡的。

如果从学术性、普及性、影响力讲，无疑要推重排。因为祇有重排，才能够把对佛典的校勘成果直接反映在正文中，并进行标点，以向读者提供一个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精校标点本。祇有重排，才能够用正字法把各种版本佛典中的正俗字、古今字、异体字、错别字等文字的问题解决掉，减少人们阅读的困难。还有，由于底本来源不一，如果采用影印，则编成的大藏经必然是百衲本；祇有重排，才能够使它版式划一，肃穆庄严。此外，单纯影印，反映的祇是编纂者收集资料的功夫；祇有重排，才能真正反映出编纂者整理资料的水平。因此，我们要编纂出总结当代，开创未来的高水平大藏经，除了重排，别无他途。

那么，是否此次编藏，祇考虑重排，完全不考虑影印呢？我以为也不必那么机械。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把历代诸种藏经分别影印，则这些影印本不但可以成为此次编藏的原始资料，成为今后深入研究的基本依据，也可以成为各寺院珍贵的供养本。可以设想，在为编纂大藏经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会自然具备影印历代藏经的条件，我们不应放弃如此难得的机缘。因此我建议：立足于重排，不放弃影印，重视配套，错落发行。

既然是书册版、光电版并重；以重排为主，不放弃可能条件下的影印。那么，在电脑录入的时候，是否可以不采用目前通行的人工打字，而采用扫瞄。即第一道工序，先将底本按照原样扫瞄收入电脑。第二道工序，由电脑进行单字辨认，确定正字。当底校本均用这种方式扫瞄完毕，即可以利用电脑自动校勘程序校出各本的异同，然后送给专家审定，以选用正文，确定异文。采用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一）、可以回避目前海内外在实施光电版佛典计划中普遍遇到的录入员不认识繁难汉字及校对瓶颈问题。（二）、可以减少错误率。（三）、可以大大减轻校勘的工作量，从而大大加快校勘的速度。（四）、可以产生出一个重要的副产品：《汉字正俗字、古今字、异体字、错别字大汇》，并对此进行各种数理统计。由于大藏经字数多，年代久，对全体汉字的覆盖面无与伦比，因此，这一《大汇》一定会具有极大的学术性与权威性，从而对汉字本身的研究与规范化，对汉字的电脑化，都将是重大贡献。（五）、可与前述影印历代藏经的工作配套进行。

当然，上述设想的前提是电脑有承担这些工作的功能，或可以开发出这些功能，否则，祇能是空想。这个问题，要请电脑专家来回答。

第二、校勘标点

当代，古籍整理中有无校勘与标点，其校勘标点的水平如何，是衡量这一古籍整理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

佛典校勘，指底校本对勘与中外文（即中文与梵、巴、藏文）对勘。校勘工作可以有各种做法。就底校本对勘而言，我们就可以设计出几个方案。

比如，（一）、像《大正藏》与《中华藏》那样，对底校本祇指异，不辨正。如果这样，则如前所述，祇要电脑有自动校勘程序，即可承担，不必再由专家厘定。（二）、像我们《藏外佛教文献》的各种整理本那样，以既「精」且「博」为标准，一律辨别正误，并罗列异文。那么，必须动员一批专家参加厘定。

又比如，（一）、虽然校勘，但并不依据底校本原典一字一字去校，而是充分利用前人的校勘成果。这种方案是针对人工录入而言的。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大大加快速度；风险是如果前人校勘有错误，则我们也跟著错。如果采用电脑扫瞄录入，电脑校勘，则这种方案全无用处。（二）、虽然也参考前人的校勘成果，但自己照旧老老实实地一字一字地将底校本全部审校一过。这种方案，无论对于人工录入还是扫瞄录入，全都有效。

就中外文对勘而言，也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一）、凡有相应原本者，一律逐字核对。（二）、仅核对重要名相与专用名词。

同样，标点也可以有不同的做法。比如：（一）、祇断句。（二）、加句读。（三）、部分采用新式标点（即采用部分适用于佛典的标点符号，废弃部分不适用于佛典的标点符号）。（四）、全式标点。（五）、上述几种形式并存，即哪种方式适用，就采用那一种。

考虑到汉文大藏经总体规模达4.5亿字，考虑到大藏经存在著的诸种不同版本，我们必须对校勘与标点的工作量之大有充分的估计。实际上，至今为止，祇要是重排本，则所有编纂大藏者的主要精力都是花费在校勘与标点上。我们也不会例外。但是，校勘与标点又是我们编藏，也是目前所有从事佛典整理的人不可回避的大事。应该怎么办呢？我认为，考虑到电子文件的开放性、易于修改性与便于升级性，是否可以提出这么两条基本原则：

（一），放眼长远，必须坚持高标准，进行认真的校勘与标点；

（二），立足当前，适当采取一些变通的办法。

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必须树立高标准，坚持高标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把这个标准的实现分解为若干个阶段，确立每个阶段的现实目标。这种现实目标应该是适合我们每个阶段的实际情况的，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又必须是与下一阶段目标乃至最终的高标准相衔接的。

根据我的经验，上述问题，祇要事前考虑周全，安排好，具体实施起来并不太难。如果在全面启动之后，中途再作改进，则会相当困难，甚至虽有好的方案而无从措手足。此外，事先统一思想便于和衷共济，中途变法改革容易引发纠纷，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三、目录索引

准确的总目、详尽的版本目录及各种实用索引是衡量一部大藏经学术水平的重要依据，也是使读者便于利用该大藏经的有效方法。

总目是对该大藏经的总体把握。版本目录则需要详细交代底校本的情况。实用索引包括经名（含异名）索引、译著者索引、词语索引。由于采用电脑工作，目录与索引的具体编制过程将会比较顺利。但需要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

（一）、异译本的比照、著译者的考释。历代大藏经中遗留的此类问题比较多，给佛教研究制造不少混乱。我们应该解决之。

（二）、最佳电脑检索系统的编程或选择、人工采词与电脑采词的最佳配合。

（三）、人工采词需要对佛教有相当研究的人员才能够承担，必须注意这方面人才的组织与培养。

第四、实用辞书

很多人认为佛典很难读，视之为畏途。其实，佛典的思想并没有深奥到令今人无法理解的地步。佛典的难读是由于其他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佛教有一套固有的名相、法数，也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概念体系。不了解某学科的概念体系，就无法读懂某学科的书籍，这是很自然的事。我们如果能够为大藏经编撰配套的实用辞书，将是这部大藏经的创新，也将是使这部大藏经更加学术化、普及化的重要途径。实用辞书与光电版大藏配套，可以使这部大藏经的使用极为方便。

我认为，可以先从现有的佛典音义、《翻译名义集》等古代辞书及有代表性的佛教词典、梵巴藏词典等现代辞书采词，编纂成数据库。进而将该辞书数据库与前述词语索引以及佛典原文作成关联数据库。这样，在阅读某部佛典，需要了解某词的意义时，可以查阅古今诸词典对该词的解释及其他佛典对该词的用例或解释。这对佛典的理解与外文翻译，作用极大。现在我们没有力量来编纂新的大型佛教词典。但上述实用辞书的编纂，必将为今后编撰高质量佛教词典奠定基础。

我想，如果我们能够编纂出符合上述标准的大藏经，那就可以说在佛教史上，在中国文化史上，在世界文化史上树立起一座丰碑。无愧于前人，无愧于后代。

三

我们有没有可能编纂出这么一部大藏经？

编撰这样一部大藏经需要如下条件：良好的外部环境；充裕的人力、财力、资料资源；计算机技术保证。

第一、就外部环境而言，目前我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正逢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之一；我国既有盛世修典的传统，又有历代编藏的传统；宗教界、学术界对编纂一部高水平大藏经已经企盼了近百年，有著现实的积极性；社会各界对佛教的认识与观感也正逐步趋于符合佛教的本来面貌。应该说，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一条已经基本具备。实际上，海内外各种各样的编藏工程已经启动。

第二、人力主要指参与具体工作的人员，包括：一、搜集鉴定整理资料人员，二、校勘标点人员，三、电脑工作人员，四、摄影人员，五、公关人员，六、后勤服务人员，七、学术指导人员。

人力包括质、量两个方面。我国目前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专家，有一批中青年学者，新的力量还在成长。从总体实力看，应该说不亚于当年编纂《大正藏》的班子。我们既充分吸收前人编藏的经验教训，又有编纂《中华大藏经》上编的实践经验。因此，在人员的素质方面，应该说基本符合条件。问题是怎样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把这批力量组织与团结起来。

人员的量则以工作量最大、且要求有相当水平的校勘标点人员为例谈谈。假如新的大藏经总量为4.5亿字，拟定用7年时间校勘标点完。则每年需要完成0.7亿字。又假如每个符合条件的工作人员利用业余时间每月可以校勘标点5万字（平均每天校勘标点1700字），每人每年可以完成50万字，则我们如果能够从全国近年培养的佛教、中哲史的硕士、博士中，从全国各大学哲学系的教师中，从各佛学院的师生中以及其他符合条件的人员中选聘140人从事这项工作。再在北京选聘20个水平相对较高的人员专门进行覆核。就可以了。祇要有经济力量，经过努力，在全国与北京选聘二百个左右符合所需条件的人员还是可以做到的。

实际上如前所述，可以让电脑承担相当大一部分校勘工作，从而大大减少校勘人员的工作量。而且，现有佛典完全没有标点，需要从零做起的祇是极少数。大部分佛典已经有句读或断句。因此，校勘标点问题并没有想像的那样困难。

编纂大藏经，并非仅是简单的佛教文献整理，应该把它同我国佛教的健康发展联系起来，统筹安排。讲到佛教的健康发展，用佛教语言来说，关键是「绍隆佛种，续佛慧命」，也就是接班人的问题。而接班人不仅需要熟悉佛教仪轨，遵守佛教戒律，还必须精通佛教义理，甚至能够发展佛教义理。我认为，佛教理论是佛教的灵魂。宋明以前，印度佛教的理论不断传入，中国人在消化这些理论的过程中不断有所创新，从而使佛教生机勃勃，在意识形态领域擅一时之胜场。宋明以降，印度佛教已经衰灭，源头活水已断，中国佛教此时既没有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原有的佛教理论又为宋明理学所吸收，于是祇剩一个信仰的躯壳，这是佛教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我们说近代佛教复兴，其标志首先是「南欧北韩」及一批高僧大德对佛教义理的钻研与弘扬。因此，对当前佛教界来说，培养一批高水平的理论人才，提高理论水平，提高文化档次，乃是当务之急。编纂大藏经，对于佛教界来说，也正是培养佛种，弘研义理的极好机遇。所以，是否可由中国佛学院（或拟议中的中国佛教大学）开设有针对性的专业，一边学习，一边参加编藏实践，在工作中培养，在实践中提高，培养出一批跨世纪的高僧大德。其实，对学术界而言，也同样应该利用编纂大藏经的机会，为下世纪培养出一批不务空言的专家学者。如果大家都从这个思路来考虑问题，则我们编纂大藏经，既出成果，又出人才，还能促进佛教及佛教研究的健康发展。几全其美，何乐而不为？

总之，人力问题固然有困难，但并非不可解决。

第三、大藏经如此巨大的工程，耗资必然可观。根据资料，日本《大正藏》共耗资280万日圆，了解二、三十年代日本物价水平的人都知道，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大的数字。《中华大藏经》共接受国家拨款人民币158万。那是由于八十年代初的社会观念与现在大不一样，也由于《中华大藏经》是国家项目，各单位都比较支持。我们借用的资料，基本上都没有支付资料费，双方协议，由中华大藏经编辑局赠送各资料收藏单位一部《中华大藏经》作为感谢。另外，所聘人员的报酬都比较低，应聘人员大多属于离退休后发挥余热，甘作贡献。但上述做法，显然已经不再适合目前的情况。我们现在编纂《藏外佛教文献》，深感无钱困难重重，寸步难行。由于经费紧张，许多事情都想尽量省钱，结果适得其反，反而更加费钱。由此捉襟见肘，狼狈不堪。教训实在深刻。

本人一介书生，对于经济问题纯属外行。按照上述设想编纂一部理想的大藏经，究竟需要多少经费，要由有关专家框算。不过，编纂工作是逐步展开，在若干年内完成，后期可与藏经的出版发行配合进行，所需经费也就可以滚动解决。所以，实际上需要筹备的祇是前期的经费。

目前，佛教界结缘经书的印刷量很大。有的结缘经书无论是内容，还是印刷，都可以称为上品。大多则是平平。其中也不乏粗糙拙劣之书籍。这些粗糙拙劣之书，从世法说是伪劣产品，从佛法说是亵渎正法。因此，如果能够把目前印刷结缘经书的资金吸引集中起来，一方面印刷一些精品经书结缘，另一方面则可用于大藏经的编纂。实际上，结缘经书与大藏经两者本来就可以充分协调，相互为用。即用大藏经编撰人员整理出的精校定本作为结缘经书印刷，其传播正法的作用自然远远超过在条件没有保证情况下粗制滥造印出的书籍。而编纂印刷大藏经，本身就是功德更加无量的结缘胜事。

目前，海内外电子佛典的发展势头如同万马奔腾。遗憾的是各自为战，缺乏协调，由此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如果能够把这些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则经费问题的解决也容易得多了。

当然，这样的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而把海内外分散的结缘资金、分散的编藏力量集中到前述编纂大藏经的总目标下，可能比李白越蜀道更难，「侧身西望长咨嗟」。

第四、编藏要有资料，没有资料一切都是空话。如前所述，新编藏经包括历代入藏与新编入藏两大部分。历代正藏、续藏资料现成，祇要整理、考订、校勘、标点即可。关键工作在于新编入藏。

应该新编入藏的藏外佛教文献主要指古代逸籍（包括敦煌遗书、海内外各宗教、图书、文博部门及私人收藏未入藏逸籍）、近现代新译（从梵、巴、藏、日等文字译出）、散见于正史、地方史志、金石、档案、个人文集乃至各种丛书、类书、专著中佛教资料，此外还有今人撰著。虽然范围很大，但是目标清楚。祇要有关收藏单位积极配合，收集起来应该没有问题。当然，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国内因部门封锁资料而产生的困难。另外，不少资料散在海外，国外，包括港台、日本、朝鲜、韩国、越南。西方则以英、法、俄、美、德、意、荷为主。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这些资料都收集起来？

总的来说，已经入藏的典籍，犹如陈列在公共图书馆中的图书，谁都可以利用。因此，我们也好，任何一个企图编纂藏经的组织与团体也好，谁都无所谓优势。当然，如果讲到历代藏经的版本，则优势在大陆与日本，日本的版本优势在宋元，大陆的版本优势在明清。至于新编入藏部分，虽说海外散落了一大批大陆已经亡佚的资料，但从总体看，应该说我们还是有优势。我们应该充分发挥这个优势。当然，编纂一部高水平的大藏经实际是世界华人的共同心愿与事业，也是整个汉传佛教文化圈的共同事业与理想，是东亚人民对人类文化的共同贡献。我们要有发动与团结一切力量，共同做好这件旷世大事的大愿心，大胸怀；不要有封疆划界、唯我独尊的想法。当然，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华人，毫无疑问应该为祖先留下的这份文化遗产承担更多的责任。

第五、对于电脑技术，本人是外行。从外行的角度考虑问题，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汉字字库，检索系统，单字扫瞄，关系数据库。这些问题要靠电脑专家来解决。电脑技术本身正在一日千里地发展，即使我们现在就动手编纂，第一批成果的正式发行也要到五、六年之后，所以，即使现在电脑方面还有一些技术难关，相信还有时间来逐一解决。

综合上述五点，我认为，编纂大藏经及其光电版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现在的关键是必须有国家强有力的支持与充足的财力。如果这两个方面能够保证，前景是乐观的。

以往的经验证明，祇要国家重视，集中力量去做，就没有办不成的事，也没有办不好的事。大藏经编纂也是这样。

四

怎样才能编纂好我们所希望的这样一部大藏经？

大家知道，1982年，在当时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尤其是李一氓同志的支持下，由任继愈先生主持，成立了「中华大藏经编辑局」，开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藏经编纂事业。这项工作从1982年中立项上马，1994年底完成上编，共12年半。我是1984年秋开始参与的。该事业前期由李富华同志作为任先生的助手，协调工作。我则在前期中的半年，加上后期，共约六年半期间，作为任先生的助手协调工作。我出国期间，由其他同志负责。由于参加这项工作时间比较长，对情况，尤其对后期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在此想介绍一下《中华大藏经》的编纂情况与我们对下一步工作的设想。我希望《中华大藏经》计划与我们现在讨论的大藏经编纂协调进行。

《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分为正、续两编，正编收入历代大藏经之有千字文帙号的部分；续编收入历代大藏经之无千字文帙号的部分。也就是说，正、续两编合起来，相当于传统大藏经的正藏与续藏。如前所述，新编入藏应该成为我们今天编纂大藏经的重点，正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内部后来有过增加第三编，即新编入藏的设想。但又考虑到大藏经本身应该是一个严密的体系，如果采用上述正编、续编、第三编的方式，则将割裂这一体系。所以决定改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历代大藏经之有千字文帙号的部分，即原来的正编；下编的主体为历代大藏经之无千字文帙号及新编入藏部分，并以存目的形式包容上编，从而使下编以一个严密完整的大藏经的面貌出现。上编共106册，每册100万字左右，总计1.06亿字，编辑工作已在1994年结束，至今已经出版了90册，全藏可望在今年全部出版。下编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

上编以《赵城金藏》为基础，加上其余各藏有千字文帙号的佛典影印而成。由于受这一方式的影响，如标点等问题根本不可能考虑。现在有些同志对《中华藏》有一定的意见，如标点问题、结构编次问题等等，戏称之为「百衲本」。这些批评都是正确的。编纂之初，的确希望这部《中华藏》能够起到取代《大正藏》的作用，而现在实际上《中华藏》上编没有能够完全实现这个目标。但《中华藏》上编收入了不少《大正藏》没有收入的资料，《中华藏》依据有代表性的八种藏经，尤其是首次全面利用《房山石经》作了校勘，这都是其他藏经没有做到的。但它毕竟是十四年以前上马的一个项目，与现在相比，当时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尤其是人员基础差。除了少数专业人员外，《中华藏》主要依靠从社会招聘的离退休人员（大多为中学教师与机关干部）完成的。所以，《中华藏》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完全是当时的条件所决定的。

从中华藏编辑局的角度来说，我们对此也并不满意。任继愈先生多次指示要设法改进，要提高质量。1986年，我们曾经特意向国务院古籍小组提出过改进意见。但是，当时《中华藏》已经出版了十余册，有关人员表示，如果进行改动，那已经出版的怎么办？的确，一部大丛书，体例一旦确定，前若干册书一旦推出，则很难再作更改。这也是我们今天从事大藏经编纂必须重视的问题。

对于《中华大藏经》的下编，我们考虑其工作大体分三个阶段：

一、准备阶段，约五年。

目标：本阶段完成资料搜集、整理、考释工作，藏经结构架构工作，编撰出大藏经总目初稿、版本目录初稿、经名索引、译著者索引。完成电脑硬、软件诸项准备。从第二年或第三年开始，穿插进行电脑录入、校勘标点，以此组织与训练队伍。并开始词语索引与实用辞书的编辑。

二、编辑发行阶段，约八年。

目标：按照总目顺序，全面铺开编辑（校勘、标点、定稿）。校勘标点工作按照前述每年0.7亿字的速度进行，到第五年可以全部完成。覆核定稿工作也按照每年0.7亿字的速度进行，到第七年可以全部完成。本阶段第二年开始可以按照每年70册（每册100万字）的速度出版发行书册本，到第八年全部出版（总计450册）。待词语索引与实用辞书之关联数据库配套成功，主题词体系设计完成，开始发行光盘版。

三、收尾后续阶段，约二年。

目标：处理善后事项。

限于时间与篇幅，上面祇是粗线条地介绍我们的基本设想，这是以我们多年的实际工作经验为依据的。由于我们是按照全藏4.5亿字计算校勘、标点、复审、定稿的工作量。而实际上全藏需要校勘标点的并没有4.5亿字。就复审定稿而言，亦有繁难与简易之不同。因此，上述计划还是留有相当大余地的。此外，如果充分发挥电脑的功用，还可以大大减略上述工作量。

当然，如前所述，上述设想是以国家强有力的支持与充裕的财力保证为前提的。否则，祇是空想。

编纂大藏经，学术性极强。没有有关专家的大力支持与指导，不可能做好这项工作。因此，我们正在争取成立一个「中华大藏经研究会」，希望以此作为学术后援，起到学术顾问的作用。

由于上面所述的《中华大藏经》下编计划十分庞大，没有充足的财力，充分的准备，不能轻易上马。因此，我们在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等有关单位的支持下，先办了一个《藏外佛教文献》，我们的想法是在目前条件下，能够做多少事，就尽量先去做。以后条件成熟了，这些经过整理的藏外佛教文献就可以收入《中华大藏经》下编。即使我们的《中华大藏经》下编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上马，我们整理的资料也可以为其他人编纂大藏经所用。大藏经的编纂是民族之大事，世代之大事。吴立民先生说「功成不必在我」。我十分赞同这一观点。

编辑大藏，泽被千秋。但兹事体大，谈何容易。不过，既然利国利民，则即使我们这一代没有条件实现，后代也会进行。所以，我现在的想法是：祇要抱著祇讲耕耘，不问收获的心情，尽自己的力量，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自然功不唐捐，事不虚抛。归根结底，一打方案，不如一步实际行动。话说得再多也没有用，事情必须一点一滴地去做。

当然，我更加殷切地希望当代中国佛教界、学术界团结起来，勇于面对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承担起这一伟大的事业。

关于制作大藏经电子文库的工程技术方案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古籍电子化课题组

概述

将古代典籍录入电子计算机，采用光盘、磁盘等介质加以储存，是现代科技提供的一个优越的技术手段，可以大大提高典籍文献的查询检索速度，提高资料使用效率，简化资料的收藏保管工作。对于像中文大藏经这样篇幅繁浩、流传久远、版本众多、思想文化价值极高的大型典籍，尤其需要借助电子计算机这一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来整理和存储。

制作中文大藏经电子文库，是工作量很浩大的一项系统工程，大致要经过版本搜集、文字整理、软件开发、人员培训、器材采购、数据图形录入、后期制作测试和出版发行等工作环节。不仅要解决技术问题，还要进行大量的编辑、录入、校对等工作，需要将文献专家、文字编辑人员、系统管理专家、计算机工程技术人员、录入校对人员等，组织在一起，通力合作，要有较长期工作的心理准备。

总之，此项工作首先是一项功在历史、利在大众的文化事业。同时，从纯投资的角度来考察，又是一项工程周期长，投入强度大，不好计较短近收益，但类似于水库电站工程那样的可以长久受益的项目。

一、文库集成

藏经是佛教典籍的总称，成书的时间跨度大，撰写、抄录、翻译的人员多，经历长期的历史变迁，形成众多的版本。载体有木板、碑刻本、手抄本、木刻板等。制作大藏经电子文库应该不拘泥于某一个既成版本，尽可能将各种版本搜集齐全，进行必要的勘校整理，同时还收进晚近佛学新的思想成果，成为一个超越历史版本的新集合，成为一个可以不断扩充的开放系统。

在工程目标上，要订一个阶段工作目标和工程方案，分期分批录入计算机。并建立统一的目录索引，以便今后查找和使用。我们这里先考虑按一个两年期的首期工作目标来设计。

二、文字整理

文字整理要结合电子出版物的特点，把那些意义完全相同的异体字、错笔字等进行归一处理，以减少编码和录入方面的麻烦（在必要时，还可以配合图形存储方式来完整反映原文原貌）。这项工作学术性很强，需要慎重对待，但又不能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清，以免影响后续工作的开展。

三、软件开发

制作大藏经电子文库，没有完整现成的软件可供使用，需要组织力量进行开发。涉及的主要技术问题包括字符认定编码、录入方法载入、字形制作、文本管理、排版、图形制作、多种查询检索、显示打印等，下面重点就技术方案进行讨论。

1.中文平台

作为一个电子出版物，应该具备在多种软、硬件平台上使用的性能，才可能获得广泛的应用。由于电子版大藏经的使用对象主要是国内外研究人员、佛教僧俗学者、出版机构、图书馆等，所以首先要考虑在各种流行的PC机和网络上使用，如DOS，WINDOWS，MAC OS，UNIX等。中文环境要能支持较大的汉字字符集，并具备相应的中文输入方法和打印字库。佛经典籍主要是用繁体字写成的，其中也包括个别现在使用的简体字，冷僻字比较多，平台上应该有较大的补字空间。同时，还要考虑国际文化交流的需要，因此，应采用ISO-10646编码标准。ISO-10646是一个多语种的计算机国际标准编码体系，其正则方式的编码容量超过一千六百万字符，在基本平面上已定义20902个汉字（被称为CJK字符集），并正在酝酿再增九千字左右。在基本平面上若不考虑其它语种，还可以有三万字以上的补字空间。这是一个得到各国承认，有广泛发展前途的编码体系。世界各主要计算机公司正陆续宣布其产品支持ISO-10646或Unicode（二者在基本平面上对齐）。例如，微软公司的Windows95的中文版已于3月中旬发表，这是一个32位中文操作系统，可以支持Unicode中的CJK中文字符集，并有相应的输入法和字形。但是，Windows95要求机档高，设备投资及消耗件将成倍增加，且录入显示速度慢，输入方法（郑码）的重码率也较高。基于以上原因，在录入工作阶段，宜自行开发一个专门为录入工作设计的DOS版本的中文平台和字处理器。中文编码应支持ISO-10646，采用全双字节方式，能完成基本的录入编辑工作，同时，又能产生与中文版Windows95和其它产品平台上的CJK编码一致的文本、文件。

2.输入方法

首先要求能支持CJK大字符集，且易学、速度快，目前可选的祇有郑码和仓颉两种。由于使用仓颉基本不用付费（作者放弃版权），重码率也很低，易学易用，故在制作期间可以不考虑费用。将来在最终出版物产品上使用仓颉码和拼音，以减少销售成本。

3.字形制作

在DOS版专用平台上，显示用字采取点阵字，因为繁体字笔画较多，故以采用24×24点阵表达较为清楚。打印字库则要采用三次曲线字。

补字是一个工作量较大的工作，在录入正文时，会不断发现原有字符集未收录的冷僻字。对这些字，要按照相同的编码方式，在专门平台和产品平台上增补字库。既要补点阵字，也要补Truetype字，还要补三次曲线字。

4.文本管理

文本管理有两方面的需要。一是在录入制作期间，要有一、二个适用的文本管理软件对录入的数据进行管理和处理。二是在制成品（光盘）上，有一个阅读器，能方便地阅读光盘的任何部分，可以打印输出。在同一界面下，还能进行查询、检索等处理。

5.查询、检索

用于中文全文检索的软件已有五、六种之多，但还未有针对CJK字符的专用产品，对于海量文本的处理也未尽如人意。检索查询及统计功能对于电子版的书籍是必不可少的功能，对此我们已有相当的技术准备，可以开发出与整个产品紧密结合的专用检索软件。

6.排版

大藏经的版式，可搞成横排和竖排两种版本。数据录入校对完毕之后，除去制作光盘产品，还可以交出版社印制分册成书，供寺院作法物流通之用。

7.多媒体功能

由于每张光盘有近600M的存储容量，除了文本内容外，还可以加入图片、声音等信息，如读音、照片等。采用多媒体技术，可以丰富电子版图书表达的内容，充分发挥电子计算机的优越性。

四、人员培训

参与录入阶段工作的编辑、打字、校对人员需要百余人。所有人员必须具备相当的文字知识，特别是对异体字有相当了解，打字人员还要学会仓颉输入法。这样的人员祇能通过招募培训的方式解决。新进人员首先要有不少于一个月的培训期，待其在打字录入方面能盲打并达到30字/分的速度以上才能上岗。至于文字知识，则需定期培训。考虑到人员合理的流动，培训工作必须是连续不断的，并有专职人员负责。

五、数据整理、后期加工制作、测试

文字、图形、声音等各种资料录入之后，要进行必要的处理，压缩存储，搭配必要的软件，刻入光盘，然后还要进行比较全面的测试、修改，以保证电子文库大藏经的质量和可靠性。

六、时间安排

初步安排为两年时间，列表如下：

七、费用概算

其中设备清单：

其中软件清单：

八、目前已完成的工作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古藉电子化课题组自1992年起，一直致力于古籍电子化的开发研究工作，目前已经积累了一批成果。在软件方面主要有：

1.平台开发，在PC机上开发了支持全双字节编码方式的中文环境，显示方式为SVGA，1024×768分辨率，使用24点阵显示字，支持CJK字符集，可增补字。

2.输入法，根据仓颉码的编码原理扩充了仓颉输入法，支持CJK字符集的全部字符。

3.字处理器，开发了在中文平台上全双字节编码方式的字处理器，可以完成大藏经文本录入的全部工作，支持海量文本，在其上便于发展功能较强的检索工具。

4.字形，已形成了CJK字符集的显示字库、打印字库的字形制作。

5.全文检索，已开发全文检索软件一套，经移植可用于ISO-10646体系。

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工作，集合了一批在古籍电子化方面学有专长的专家，可以在制作电子版大藏经的工作中发挥骨干作用。

电脑化大藏经工程意义重大势在必行

王志远

欣逢盛世，国势日强。在物质文明日益发达之际，精神文明的建设必须高度重视，这已成为党内外的普遍共识。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光大民族文化遗产，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团结海内外炎黄子孙，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中国学者议论已久的是希望能建立电脑化大藏经工程，以迎接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大藏经工程是民族文化的跨世纪工程

「大藏经」的编纂是中国人的创举，它继承了印度佛教典籍的结集优良传统，同规起步，而又发扬光大，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盛事，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都已发生了深远影响。佛教自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以来，逐步形成了浓郁的中国特色。隋唐之后，由中央政府敕命修藏，成为国家文治的重大举措之一。北宋始创刊印官版《开宝藏》，其后辽、金、元、明、清历代都有由政府主持编纂的大藏经问世，其内容涉及宗教、历史、文学、艺术、哲学、音乐、绘画、建筑等各个领域，涵盖广泛，蕴含丰富，迄今已成为无价瑰宝，世界级的文化遗产。

作为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捷足先登已成惯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正当中国人民在列强欺凌之苦，军阀混战之乱中挣扎奋斗的时候，日本从明治时代开始，先后四次纂修汉文大藏经，其中以大正时代开始编纂的《大正新修大藏经》（1925～1932）最为著名，煌煌百册，计3360部，13520卷，迄今已流通六十余年。世人皆知佛教之慧命本在中国，但当代佛教之大藏却由日本人编纂流通，包括中国学者、中国佛教徒在内，多年来日常应用的，仍不得不是日本《大正大藏经》。日方除占据文化优势之外，从版权收益方面来讲，也占足了中国文化遗产的好处。日本人谓为发了「文化财」。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者曾为此感慨万端，然而国运如彼，民生如彼，何处去谈大藏经文化！

1956年，隅居台湾的蒋介石为自标正统，曾亲自捐款支持纂修了一部《中华大藏经》，但基本仍是影印本，进展缓慢。蒋介石去世后一度停顿，后由台湾当局出面维持，到1982年草草收场，并未达到预期目的。

而今，百年荏苒，又值世纪之交，但中国已非百年前之中国，政府亦非百年前之政府，百年前失去的优势，今日不收回，更待何日？台湾地方政府无法实现的修藏大业，我们一定能实现。当代的中国政府、中国学者、中国佛教徒，一定有能力编纂一部最全面最完美最具权威性的大藏经，上以对历代先祖先贤，下以对后代子子孙孙，发行五洲，流通四海，传我文化，扬我国威。这是民族文化振兴伟业之一部分，这是民族文化建设之跨世纪宏伟工程。

二、大藏经工程是电脑时代夺取知识产权制高点的战略措施

21世纪即将到来，电脑将成为下一个世纪中最富挑战性的变革力量之一。电脑与知识产权的结合，将制约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目前，世界电脑网络高速公路上运行的主要是西方文化，而东方文化，特别是汉字文化，尚且不能占据重要位置。大藏经工程是改变这一状况的有力措施。初步估算，大藏经工程将录入三亿多汉字，涉及的相关资料更远远超过三亿之数。由于佛教虽源于东方却已遍及世界，因此电脑化的大藏经工程，将得到世界范围的接受。在这个认同的过程中，汉字文化的广泛传播问题迎刃而解，而我们也同时争取到大藏经遗产的电脑化知识产权所有权，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主动。

就大藏经本身而言，日本《大正大藏经》虽已流通六十余年，但由于日本人对汉文化的掌握毕竟有隔膜之处，因此标点错误比比皆是，遗漏著作累累可见。我们现在站在中国佛教汉传、藏传、南传三系俱全的立场重新编纂，一定能以21世纪应有的高度超过《大正藏》，取代《大正藏》在全球的流通地位。

自80年代起，中华书局曾陆续出版《中华大藏经》，是以《赵城金藏》为主要底本影印的。在保存古典原貌方面，这套书做出了贡献。但与大藏经工程相比，后者更具时代性、应用性、全面性，因而也更具权威性。由于大藏经工程首先是电脑化的开放体系，是一座无所不包的数据库，所以它可以为政府管理、学者研究、教徒供奉等各种需求提供全方位的多种版本的服务，这种服务所获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将是巨大而长久的。

目前，在大藏经电脑化方面，国际间竞争激烈，我们必须捉住机遇，迎头赶上。如果失去机遇，我们会愧对先贤留下的遗产，愧对子孙寄予我们的期望。

三、大藏经工程在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促进海峡两岸统一等方面将产生深远影响

大藏经工程首先是一项文化大业，通过编纂工作，将从佛教文化角度对中华传统文化做一次深入的挖掘整理，将从佛学、史学、文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绘画、雕塑、书法、音乐、建筑等诸多门类发现有助于当前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因素。

除此之外，在其他方面，特别是统战工作、宗教导向和培育人材等方面的影响也将是深远的。

1.在世界范围里，大藏经工程可以成为最容易取得几乎全部华人认同支持的一项共同事业，其号召力将在华人世界中得到巨大反响，使世界各地华人动员起来，在人力、物力、财力诸方面随喜功德。除人力、财力的无偿支持之外，如果能使散在世界的许多珍贵典籍版本重返故国，也将成为学术界、佛教界的大幸。大藏经工程将成为世界华人心系祖国的一座特殊的桥梁。

2.大藏经工程将得到台湾学术界、宗教界及其他各界佛教徒的支持，将成为海峡两岸共同协作的一个范例，会有力地推动统一大业。台湾人口中，目前佛教徒占60%以上，大藏经工程将吸引他们心向大陆，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支持。

3.大藏经工程也是中华民族团结的象征。在大藏经工程中，将包括藏文、傣文经典的汉译文本，这是几千年来前所未有的中华佛教三系一体的宏伟构划。少数民族的文化受到尊重，中华民族的文化得到丰富。

4.大藏经工程将促进政府职能部门、学术界、科技界和宗教界的相互理解和协作，使各部门、各界在同一目标的导引下增强凝聚力。

5.大藏经工程是对佛教发展的正确引导。通过编纂大藏经，可以培养出一批精通佛法的学者专家；可以培养出一批高僧大德、佛门龙象，使佛教后继有人。佛教应提倡重义理、简礼忏，大藏经工程是实践这种文化导向的重要方式。

四、几点建议

1.大藏经工程应由国家立项，国家领导人领衔，民间团体（如中国佛教协会、中国宗教学会、综合开发研究院等）主办，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监修，国家科研部门或大专院校（如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等）参与实施，并利用老一辈专家学者尚健在的宝贵时间，发挥他们的学术带头作用。

2.大藏经工程应成立专门的纂修募捐委员会，向海内外华人发出呼吁，并负责专门的募捐、管理工作。

3.为保障大藏经工程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基本完成，可以按四、三、三的时间段落安排进程。第一段四年，以收集版本、录入各种著述及音像资料为主，同时报请国家教委批准，在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国佛学院各开设一个「大藏经工程专业本科班」作为工程的基本力量，在学者专家的指导下边学边干。第二段三年，以分类分段标点校勘整理为主，同时在原本科班大学毕业生中选拔一半进入硕士学习阶段，成为大藏经工程的骨干力量。第三段三年，仍以分类分段标点校勘整理为主，同时在硕士毕业生中选拔一半进入博士学习阶段，培养目标是成为某宗某系的专家，为完善大藏经工程进而开发利用，分担领导实施的责任。这批人才将成为功底深厚的跨世纪人才，将在21世纪发挥重要作用。

总之，盛世修藏，众心所向。大藏经工程作为民族文化的跨世纪工程，作为电脑时代夺取知识产权制高点的战略措施，作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促进海峡两岸统一的宏伟的文化大业，必将为统战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祇祇要有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民间团体的发心诚意，全世界华人的同心赞助和海内外学者的通力协作，一批跨世纪的优秀人才就一定会脱颖而出，这项伟大的事业就一定会成功。

关于制作大藏经电子文库的技术经济背景概述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古籍电子化课题组

一、来自Internet的启示

1.现在，全世界每天都有数万乃至数十万的新用户进入Internet（国际互联网），每时、每分、每秒在Internet上进行著海量信息交换的，除了经济、科技信息和社会新闻外，还有著大量的思想文化信息产品，如资料、文献、论文、著作、典籍等等。Internet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突破了现有规制方式的巨大世界思想文化交流网。但是，打开网络浏览就会发现，西文信息，西方文化资讯产品主导了这个网络，偏少的汉字文献信息基本上是港、台、日、韩发布的，大陆的东西少得可怜。古人类文明史上，曾有一些文明、文化萎缩、衰落、被淘汰出局，其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其封闭或者被封闭，无法与外部世界保持正常的交流以不断地获取新的活力，从而逐渐走入了「死寂」状态。

「对外开放」是中国近十六、七年来得以持续、快速发展的成功国策之一。现在，应该用信息时代的理念来理解、设计和运作这一国策。

2.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信息高速公路中的网络相当于公路，挂在网络上的计算机硬件设备和系统软件相当于运载信息货物的汽车。必须承认，修公路，制造汽车的技术和产业实力控制在西方国家少数几个大型跨国公司手中，我们尚有相当的差距。但是，路和车都是为运输的货物——信息服务的。货主——信息源的掌握者在网上还是可以居主导地位的。如果我们有远见地积极将中华民族历数千年历史的传承、交流和不断发展的思想文化成果进行数字化处理，成为可在网络中供多种用途的资讯产品，我们就成为信息高速公路为之服务的最大贷主之一，我们就可在Internet的及今后新崛起来的更高级网络上据有主动的地位，中华文明就具备了历久弥新、弘扬世界的现代化条件。

二、来自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启示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在信息时代，知识产权的价值，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将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将成为可以流动、套现的重要财富。而知识产品，往往是在全新的理论和创新的概念支持下，用浩大的研究、开发费用实现的，一旦成型，直接生产成本反而低廉，其商业价值中，创新及研发费用占了十之七、八甚至更高，这就是知识产权的价值所在。对知识产权的竞争将会像争夺资源一样激烈。体现数千年中华文明的古典文献、艺术品、文物被数字化处理后，将是商业价值极高的资讯产品，我们自己不掌握这类资讯产品的知识产权，就会被境外实业界或者社团抢先掌握。

三、用电脑制作大藏经电子文库的意义

1.用电脑制作大藏经电子文库，实际上就是运用已经成熟的电脑文字和图形处理技术，将传统的石刻本、木刻本、书册本的典籍文献进行数字化处理，做成可以方便地贮存在软、硬磁盘及光碟上的标准化电脑文件，再配之以一系列方便实用的工具软件，集合成一个标准的、开放性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可以挂在网络上，为专家学者以及广大爱好者、信仰者阅读、检索、研究之用。也可为多种形式的出版物，如书册本、磁碟版、多媒体光碟版提供强有力的基础性支持。

过去，出版珍贵的大型古籍文献，特别是藏经，由于传统出版物的制版及维护成本非常昂贵，在正式制版之前必须使稿本尽可能尽善尽美，而典籍文献的集成、校勘、点注除了工作量巨大外，本身还存在一个见仁见智难以统一的学术观点问题。所以总是争论不休，主事者也无法调适众口。大多数书册本出版后，常常因为集中性的批评校正意见而不得不在再版时又作费力费时费钱的挖补修改。建了基础性的电子文库后，这类问题就可以方便地解决了。譬如，可以在正式制作书册本之前，出多种见仁见智的磁盘本（磁盘成本极低）广泛征询意见，然后再集合成书册本的电子底本。

2.电子文库实际上在方法论上为典籍文献的整理出版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野：

（1）它是一个开放性的，可以不断修改，不断扩充的集合。

（2）它可以将恒久性的终极目标与阶段性的工作目标较好地统一起来。譬如，将认同度高的选本先期录入、点校、发布、出版，逐渐递进完备。

（3）可以提供一个广泛参与的机会，持别是在大藏经电子文库的录入、校对、断句和出版工作中，有利于对广大信仰者作提升素养的文化导向工作。

（4）可以方便地参与国际文化交流。

（5）制作费用和耗时可大大节省。

日本近代以来的大藏经编印事业

杨曾文

现在中国要不要编纂一部新的大藏经？能不能调集胜任的学者和多方面的人力，筹备到雄厚的财力开始大藏经的编纂工程？如果著手编纂，要编纂一部怎样的大藏经？在大藏经编纂完成后，如何组织学者和其他专门人才把它输入电脑，制成便于人们阅读和使用的软件或光盘？对这些问题确实应当加以认真思考，深入探讨。因此，我对于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领导举办这个研讨会是表示十分赞成的。

这里，我想把我了解的日本在进入近代以后编印大藏经的事业略作介绍，希望供我们研究编纂大藏经问题时参考。

日本进入近代以后为保护文化遗产和适应研究与传教的需要，先后编纂了几部大藏经，不仅流行国内，有的也被国际学术界普遍使用。

（1）《大日本校订大藏经》（《缩刷藏》）

这是日本首次用金属活字印刷的大藏经。天台宗的岛田蕃根与净净土宗增上寺福田行诫设立弘教书院从事编纂工作，从1880年到1885年完成，用小型5号活字印刷，装潢采取线装本，共有40帙418册，另有目录一册。此藏以东京增上寺所藏的《高丽藏》为底本，并以宋《思溪藏》（简称宋藏）、元《普宁藏》（简称元藏）、明《嘉兴藏》（简称明藏，一般用日本翻印此藏的《黄檗藏》代替）校之，在经文的上方（天头）印有注明各本异同的校注。编排方法对传统的大藏经（按《开元释教录》的入藏录）有所突破，采取明僧智旭《阅藏知津》的编录主张，对大乘佛经不再以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五部分类，而据天台宗的「五时」判教次序，以华严、方等、般若、法华、涅槃五部分类，把原来属于宝积、大集二部的经典并入方等部，又单立法华部，并把它放到涅槃部之前。在「杂藏」部分主要是中国撰述，也有一小部分是日本撰述。此藏以校订精审著称。它的出版对日本近代佛教研究提供很大方便。此藏很快被传到中国，1911年到1914年由上海频伽精舍用此藏为底本，用4号活字翻印为《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频伽藏》），装订为40函414册，但去掉了原「日本撰述部」的一部分，并且把很有价值的页上的校注也去掉了。

（2）《日本校订大藏经》（《卍字藏》）和《大日本续藏经》（《卍字续藏》）

从1902年到1905年京都藏经书院出版的《日本校订大藏经》是由中野达慧、前田慧云等人编纂的另一部活字版大藏经，因为封面印有卍字，故被简称《卍字藏》。此藏以江户时期京都法然院忍征用建仁寺所藏《高丽藏》校对过的《黄檗藏》为底本，用4号活字印刷，每页分上下两段，行间加上标点和便于日本人阅读的训点，装潢采取线装，共有347册。

从1905年到1912年藏经书院又编印了所谓《大日本续藏经》，简称《卍字续藏》。因为过去的大藏经所收编的绝大部分是译自印度的佛典，中国撰述部分很少，而以收录中国佛教撰述为主的《明续藏》、《明又续藏》已成稀觏之物。此藏则以收编中国佛教著述为主，并收入少量印度和日本的佛教著述，其中尤其以各宗章疏和禅宗典籍最多，共收入950余人的著述1757部7148卷，装订为150套（函）751册。在此藏的编纂过程中，中国南京金陵刻经处的创始人杨文会居士曾赠送在中国搜集的若干珍贵佛典。应当指出，日本藏经书院编纂此藏还有一个政治意图，即借此纪念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并悼念战死的日本官兵。这种追随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动机与当时日本一部分学者和佛教界人士所表现出来的反战或厌战情绪形成鲜明的对照，不能不使此藏蒙上一层阴影。

在《大正藏》出版后，《卍字藏》逐渐不很流行，但因为《卍字续藏》中不仅有很多在中国久佚而在日本仅存的佛典，而且有相当部分是《大正藏》所未收的典籍，所以至今仍被国际学术界广泛使用。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20年曾影印了《卍字续藏》。现在台湾也有影印本。日本近年由西一雄、玉城康四郎监修，对此藏稍作修订和补充，出版了《新纂续藏经》90册。

（3）《大正新修大藏经》（《大正藏》）

这是由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担任监修，有小野玄妙等多位学者参加，组成的「大正一切经刊行会」编印的规模空前的一部大藏经。为保证编译工作的进度和质量，在刊行会之下设立若干个校订事务所，还有负责标点加注、编纂排印、编撰索引等工作的机构。从1922年著手筹划到1934年最后完成，共用了13年的时间。

本藏以东京增上寺所藏《高丽藏》为底本，在《缩刷藏》的四本对校的基础上，再参照敦煌佛典、日本正仓院和宫内省图书寮藏经以及名山古刹与个人所藏的佛典、巴利文经典和近代以后发现的梵文经典，对所收佛典进行校勘，编录。编排体例改变以往的大小乘佛典的分类方法，而基本依据佛典的内容分类。全藏分三大部分：「正藏」、「续藏」、「别卷」，共100卷（册），收编佛典3360部13520卷。其中「正藏」55卷，收编印度经典、中国撰述（仅有极少量日本、朝鲜人的著作）2184部；印度撰述部分分为经、律、论三大类，经部按内容并参照佛教发展史分为：阿含、本缘、般若、法华、华严、宝积、涅槃、大集、经集、密教10类。「续藏」30卷，收编日本撰述和「古逸」（包括敦煌古逸文献）、「疑似」（疑伪书）二部的著作736部。「别卷」15卷，其中「图像部」收编图像（主要是日本寺院所藏的佛教图像及有关著作）363部；《昭和法宝总目录》收编目录77部，包括《大正藏》的目录、中日古旧各种版本的大藏经目录、诸寺所藏经录、参考目录等。

本藏佛典皆断句标点，各页分为上中下三段，标有页码。校勘注记置于页下。《昭和法宝总目录》卷一除有全藏目录外，还有《勘同目录》，注明所收佛典的日、中、梵、巴4种文字的字音对照、译著者和年代、在各藏中的位置、原版本及对校本；对四部《阿含经》中的小经则注明在巴利文《长部》、《中部》、《相应部》、《增支部》中的位置。

《大正藏》所收编的一些中日佛教典籍中有的选用的底本和校本不是最好的，校勘和标点也有错误，但在现存的各种大藏经中是最切合实用的版本，被国际学术界普遍使用。

（4）《日本大藏经》、《大日本佛教全书》（《日佛全》）和其它佛教丛书

中野达慧在编印完《续藏经》之后，从1914年到1921年在东京组成「大藏经编纂会」，请京都大学的松本文三郎为会长，著手编印《日本大藏经》。本藏收录日本的佛教撰述，分为经藏、律藏、论藏、宗典四部，共有48册。围绕此藏的编纂，村上专精曾与中野进行学术争论，村上认为中国历代编纂大藏经皆由高僧名士奉帝王之敕进行，对中野主持编纂大藏经颇不以为然，并批评用「日本大藏经」的名称是一种「僭越」。此藏因为收有日本佛教史上一些珍贵文献，至今仍有使用价值。

《大日本佛教全书》151册，由南条文雄、高楠顺次郎、大村西崖、望月信亨等人组成的「佛书刊行会」编印。望月在编纂《佛教大辞典》中为编书参考曾收集很多佛教文献。编纂《日佛全》时即以此为基础，又搜集其他文献，然后加以校订。所收绝大部分是日本人的撰述，仅有少量中国人的撰述。全书收编经、律、论和注释书以及日本各宗的教典、史传等共953部。其中有多种日本僧传，还有「游方传丛书」、「寺志丛书」、高僧日记……不仅对研究日本佛教，而且对研究日本文学、中日文化交流，都有参考价值。现在此书有铃木财团刊印本。

此外，收录日本佛教撰述的丛书还有鹫尾顺敬在1925年到1933年编纂的《国文东方佛教丛书》（主要是日文撰述）。日本各宗都编有丛书，如《天台宗全书》、《传教大师全集》、《真言宗全书》、《弘法大师全集》、《净土宗全书》（有续集）、《禅学大系》、《曹洞宗全书》（有续集）、《真宗全书》等。

因为佛教典籍的大部分是用汉文写的，日本在近代以后出于研究和普及的需要也组织翻译（训读，把汉文改写为带有假名的现代日文）编印了日文的大藏经，主要有：国民文库刊行会编译《国译大藏经》31册（1917年～1928年），收录最基本的经论。东方书院的三井晶史编译《昭和新纂国译大藏经》48册（1928年～1932年），除经论外，还有各宗的教典。大东出版社组织编译的《国译一切经》，从1930年到1936年已出版「印度撰述部」155卷，战后到1988年出版「和汉撰述部」100卷。

（5）《南传大藏经》

斯里兰卡等南传佛教国家的巴利文佛教典籍丛书，原称「三藏」。约在公元前二、一世纪形成此藏原型。内容有律藏；经藏，包括相当于汉译四部《阿含经》的《长部》、《中部》、《相应部》、《增支部》以及《小部》；论藏，相当于汉译的小乘论书。1882年英国成立「巴利语圣典学会」，出版了罗马字本《南传大藏经》，并出版英译本。日本在1935年到1941年由高楠顺次郎监修，用日文翻译出版了《南传大藏经》70册。日译本的特色是：收入原属「藏外」的史书《大史》、《岛史》等以及论述南传佛教教理的佛音《清净道论》、作者不明的《弥兰陀王问经》等。因为译者水平不一，其中翻译不当和失误之处不少，但因通读巴利文经典甚难，至今仍广泛被学术界参考使用。

当前日本是否已经著手对大藏经进行电脑处理，尚不了解。但在京都的临济宗妙心寺派的花园大学国际禅研究所，早在1991年就已经开始对禅宗重要典籍进行电脑处理，并且做出不少成绩。

《中华大藏经》编辑工作的一些情况和经验教训

李富华

一、《中华大藏经》的编辑是建国以来由国家出资，由国务院古籍小组直接领导，并交由任继愈同志主持进行的一项佛教典籍整理的国家项目。1982年7月开始筹备，1994年完成106册正编，前后13年时间。13年间，先后直接参加编校工作的人员超过三百人；这一工作也得到包括北京图书馆、中国佛教协会、北京市佛教协会及山西省佛教协会等许多单位的大力支持。此书由中华书局出版。

二、《中华大藏经》编辑班子的核心是由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的部分研究人员组成，并聘请南亚研究所的童玮先生（已故）参加。我们的工作大体经过了这样几个阶段：

1.调查研究，即对全国范围内的大藏经收藏情况进行普查。除北京的各大图书馆和大寺院外，还分几路走访了上海、南京、广西、福建、江苏、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辽宁等地的图书馆、寺院及博物馆等。

2.抄录目录卡片，即将北图、民族文化宫及各地收集的佛经收藏情况形成目录；还将历代大藏的特有经籍抄成卡片。完成此工作用时约半年。

3.根据调查的结果，我们形成了以《赵城金藏》为基础的重编《中华大藏经》的编辑方案。这里要说明一点，即当时曾有过直接影印《赵城藏》，还是重编大藏经的分歧，我们坚持后一种方案，此方案得到古籍小组组长李一氓同志的支持并最后通过。

4.编制目录。此目录即《中华大藏经》正编的目录。此目录依《赵城金藏》千字文编次的顺序排列，由童玮先生排定，后经审阅打印80份，送中华书局、古籍小组及有关人士，供讨论用。

5.样书的编辑。此样书的编辑体例是经任继愈、童玮、我共同研究，最后由我起草成文，打印，并交中华书局、古籍小组同意后执行，包括用什么底本、如何补缺、如何校对、校勘记的内容、顺次的安排、书样、封面、扉页等。于1985年正式出版。

三、《中华大藏经》的总体方案，可包括如下三点：

1.正编收录历代大藏经有千字文编号的部分，以《赵城藏》的目录体系为基础。《赵城藏》的缺帙部分以《高丽藏》的相应部分补足，其它缺帙以其他大藏的经籍按内容性质补入；续编收录历代大藏经中无千字文编号的部分，分翻译典籍和中国撰述两部分，重新编目。两编总计收录佛教典籍约4200余种23000余卷，从而形成集历代大藏大成的新版藏经。

2.校本选用能反映上自隋唐下迄明清时代藏经基本面目且保存较多的八种版本，这就是《房山石经》、宋《资福藏》、《碛砂藏》、元《普宁藏》、明《南藏》、《径山藏》、清《龙藏》及《高丽藏》。校勘采用逐字对校的办法，勘出其异同，不作判断，校勘记附于每卷经文之后。

3.正编全书以影印的办法刊出；续编视情况而定。中国历代大藏经版仍以影印为主，日本版诸藏经籍则标点排印。影印部分，务必达到清晰，故严重漫漶者或替换或修版。

四、《中华大藏经》编辑队伍的组织情况。

因为《中华藏》的编辑工作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包括总体方案的设计、底本的翻制和整理、校勘、校勘记的整理，最后的定稿等多种程序，故在领导小组之下设有底本组、校对组、校勘记编写组、定稿组、协调组及终审等多种组织形式。每一组有专人负责，形成一个流水线工作系统。也因此编辑队伍逐年扩大，从最初的五人，十几人到最多时达到九十余人的工作班子。

五、几点经验和教训：

1.可靠的经费来源。《中华藏》因得到古籍小组在经费上的全力支援才可能顺利完成正编，13年间共得到古籍小组的正式拨款近160万。

2.有一个稳定的、全力投入的编辑队伍。

3.完备的可靠的资料来源。我们依靠北图、宗教所图书馆及中国佛协图昼馆、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北京市佛教协会图书馆的无私全力的支援，保证了资料的来源。

4.有一个周密的、操作性很强的编辑程序，使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

上述四条就确立了在事业上的人、财、物几方面的保证，否则其事业就很难有成。

六、几点建议：

我个人完全赞同中国佛协和佛教文化研究所的计划，重编一部能够替代日本《大正藏》的电脑化的大藏经。但此举并非易事，故建议：

1.以僧界为主，充分发挥僧界的优势。这本是历代修藏的通例，祇有调动僧界护法的精诚，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编辑队伍和所需的物质保证，确保事业有成。

2.新版藏经要考虑中国佛教修藏的历史传统，不能出格太远。故应以入藏典籍为主，新编入者亦应以僧人的著作为主，兼顾个别与僧界有大因缘的居士学者的著作。这应是一条原则，否则就要改名，就不是佛教大藏经。

3.新版大藏要替代《大正藏》就一定要标点、校勘，并在出版成本上下功夫，使读者能够买得起。《大正藏》所以流行原因很多，但主要有三条：（1）它是近代以来中国历代藏经均成为文物的情况下，用现代印刷手段新编的第一部藏经，占了抢先一步和物以稀为贵的优势；（2）作了简单的标点，但问题很多；（3）价格适中，特别是后来台湾大量的影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台湾编印《中华大藏经》始末

张新鹰

佛教在台湾拥有众多信徒，佛教书刊的编辑出版活动也非常活跃，卷帙浩繁的各种大藏经不断推出，成为这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

台湾出版大藏经，是以1955年台北中华佛教文化馆影印《大正藏》开始的。1962年，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日本《卍续藏》；1968年，台湾「中国佛教会」又与香港有关人士合作再次影印。70年代以后，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在影印各种版本大藏经上倾注了巨大努力，不但再度影印了《大正藏》、《卍续藏》，还用韩国东国大学影印本为底本重新影印了《再雕高丽藏》，以及日本《卍正藏》。祖国大陆的文物出版社重刷《龙藏》之后，新文丰出版公司很快据以影印为精装本，名《乾隆版大藏经》。在此期间，《频伽藏》、《普慧藏》（部分）及《藏要》也都改头换面被影印出版。由日文本译成中文的《南传大藏经》，由敦煌写经辑成的《敦煌大藏经》，由台湾佛教学者蓝吉富主编的《大藏经补编》，由南天书局编辑影印的《西藏大藏经》，一部部如同雨后春笋纷纷问世。1987年元月，台北文殊出版社开始发行「电脑排版」、「重新断句、新式标点」的《文殊大藏经》，原拟出174册，不久却因故中辍。目前，佛光山正在编辑一部与文殊出版社上述宣示如出一辙的《佛光大藏经》，已出版了《阿含藏》、《禅藏》和部分《般若藏》。除以上各藏外，台湾还影印了日本的《真言宗全书》、《净土宗全书》，编印了《禅宗全书》、《天台藏》等各别宗派的文献集成。

但是，40年来台湾社会有关各方费力最大、耗时最久的汉文大藏经编印项目，还要算1956年隆重开场、1982年勉强了事的所谓《中华大藏经》。

台版《中华藏》的发起人是密宗施主屈映光，而实际上最早的倡印者应推蔡运辰。蔡运辰，1900年生于辽东，是名僧虚云的俗家弟子，法名宽运，字念生。1951年3月，他在台湾《觉生》杂志上呼吁编印新藏，无人响应；1954年2月他又在《人生》杂志首次提出《中华大藏经》这一名称，唯含义与后来的不尽相同。到这年10月，屈映光有感于《清藏》刻成后200余年无大举修藏事，遂联络部分国民党元老，动议编纂新藏，当时签名赞同者有台湾僧俗要人210名。1956年11月11日，「修订中华大藏经会」在台北善导寺正式成立，签过名的赞同者都是会员，屈映光任首席常务理事，蔡运辰为总编审。「修藏会」还在泰国、日本设立了分会或代理人。

台版《中华藏》最初设想分为4大部分：1.选藏；2.续藏；3.译藏；4.总目录，共收书5,005部。「选藏」，又称正藏，是全书的主要部分，拟分4辑依次出版。第1辑：影印1931～1935年上海出版的《影印宋碛砂藏》和1935年三时学会从《赵城藏》中编选的《宋藏遗珍》，有书1，581部；第2辑：影印明清递刊版《嘉兴藏》（已见第1辑的书不重收），有书658部；第3辑：影印日本《卍正藏》、《卍续藏》（已见1、2辑的书不重收），有书1,337部。3辑累计收书3,576部。第4辑收另外13种藏经中不见于前3辑的书，共400部。合4辑之数，选藏拟收书达3,976部，号称「各藏经典，不重一部，不减一部，合成一帙」（蔡运辰：《中华大藏经序》）。对于各种藏经中同一部书因版本不同而出现的较大文字差异以及某些版本中增入的序跋等内容，选藏拟在第4辑后面设「综合补录」一项；蔡运辰专门编制了详细目录，指明应从何版中补录哪段文字，这等于为读者作了大量的校勘提示，其作用不可低估。选藏以外，计划是：「续藏」，结集历代未入藏之经典，收书970部；「译藏」，专收由汉文译成西文之经典，中外文对照刊印，收书20部；「总目录」，编列各藏目录及与目录有关之书籍，收书39部。这后3大部分共有书1,029部。

如果台版《中华藏》能按上面的设想全部完成，的确将是一部既有空前宏富的内容，又有文物观赏价值的煌煌巨制。然而，光阴荏苒，「修藏会」困难重重，工作拖延再三，庞大的计划最终夭折了。这对一开始企图利用这个机会笼络海内外中国佛教信徒，通过「修藏」在政治上、宗教上为台湾争个「正统」地位的人，是一次不小的打击。

选藏第1辑是1962～1966年出版的，16开，精装40册。1968～1974年，第2辑出版，精装80册。同时出版了朱镜宙编的第1辑索引和蔡运辰主编的《中华大藏经首编》。《首编》包括该藏序文9篇，「修藏会」成立时的章程、宣言等文件，编目通例，各辑编目说明，全藏目录。在此期间的1972年，屈映光病故，年近80的刘泗英接任首席常务理事。刘缺少屈那样的「权威」，「修藏会」在屈主事时埋下的用人失当、计划不周等矛盾很快趋于尖锐化。第2辑基本告竣时，第3辑本已开印，却又将第1辑重新印成「大字本」，即改原每页三栏为两栏，一下扩展成约100册。第3辑预计也不低于此数。两辑分别印到三、五十册时，印刷经费竟被负责印务的人挪做股票投机买卖，赔得精光，以致提起诉讼，但于事无补，印行工作从1979年完全停顿。预付了书款的订户，函电交催，逼得「修藏会」在日本的代理人几欲寻死；还有一些未付款的订户见书成无日，打了退堂鼓。台湾「中国佛教会」方面则因与「修藏会」不谐，其各级组织「无一处请藏」，也不管推荐订户。蔡运辰目睹原定方案「滞碍难行」，信心黯然，移居去了美国。刘泗英「心有余而力不足」，最后找了一位「立法委员」董正之，和屈映光之子屈彦远一道接手印行。台湾当局「内政部」看看「前朝遗事」骑虎难下，不得不指派一名科长出面监督。经过一番计议，新文丰出版公司答应承担继续印刷，而此时掌管影印底本的一位林觉非居士又拒绝交出书来，祇好另外去找。到1982年，第1辑大字本和第3辑精装各100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印成，又配套重印了第2辑，「修藏会」赶紧宣告「功德圆满」，20多年的「修藏」就这样草草收兵了。

台版《中华藏》共出版正藏3辑，计精装280册（第1辑以大字本册数计），线装本加倍；台湾岛内外购买全部三辑的订户不过150家左右。付之阙如的各个部分，还能不能问世？董正之祇好说：「祈祷佛陀」！

用实事求是的观点看，台版《中华藏》在编印过程中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最突出的是蔡运辰为确定全藏目录所作的工作。蔡运辰任总编审后，首先「穷四年之力」，「搜罗古籍，獭祭群书」，「凡得刻藏目录18种、辑藏目录8种、专书5种，合为31种，综合排比，钩稽部数，校注异文」（圣严：《序〈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编成《三十一种藏经目录对照表解》，统计各藏所有经书，共得4,166目，于1960年4月由「修藏会」出版；后又补入《金藏》目录1种，成为32种；再从32种中删去辑藏8种，另加《大正藏》目录1种，并分别进行研究考释，于1971年最终编成《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一书，1983年12月由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这部16开760页的著作，是佛教经籍目录学的重要成果，连同先前出版的《中华大藏经首编》，给治佛学、修新藏者带来了极大便利，是可以传之久远的。台湾华宇出版社1986年出版蓝吉富主编的《大藏经补编》第35册中全文收录了《中华大藏经首编》，蓝吉富在说明中指出：「即使祇将此一书目浏览一过，也足以使人对中文佛典之美之富，有一初步之理解。」蔡运辰在参与修藏的20年里，还在台湾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详细探讨有关这部藏经的很多问题，这些文章具有明确的学术价值，被收集在《如是庵学佛剩语》上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出版。「选藏」第1辑中，有两部经是上海版《影印碛砂藏》中失收的，这就是胡适在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文库发现的《碛砂藏》「宁四」、「更一」两册，分别为唐不空所译《略述金刚顶瑜伽分别圣位修证法门》一卷和《瑜伽集要救阿难陀罗尼焰口仪轨经》一卷；第2辑中，有3部书实属《嘉兴藏》，而为《嘉兴藏》目录所不载，是在此次修藏时整理发现的，书名分别为：《云栖法汇》、《布水台集》、《鹤山禅师执帚集》。这些不易得见的版本被台版《中华藏》影印公诸于世，值得庆幸。此外，台版《中华藏》虽然在1982年就完结了，其「余荫」却至今还嘉惠著台湾的某些出版商。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1987两年间，分别把原来该藏的1、2辑以《影印碛砂藏》（内含《宋藏遗珍》）和《影印嘉兴藏》的名字重新印行，精装各40册；那位当初匿书不交的林觉非居士，1985年拿出了手里的10种佛教寺志胶卷，由杜洁祥印入丹青出版公司的《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3辑），这10种寺志都是被蔡运辰列入台版《中华藏》「续藏」目录的。直到新文丰出版公司陆续出版的《佛学名著百种》（70册），从中还可以分辨出胎死腹内的「续藏」的面貌。当然，所有这种种新书，对学术界、宗教界的读者都有著独特的魅力，不仅仅是「嘉惠」出版商而已。

台湾编印《中华大藏经》的始末表明，在不少古本藏经已星散各处的当代，要搞出既全又精的大藏经，离不开海内外的广泛联系和密切协同。该藏的第2辑有相当一部分影印底本摄自日本驹泽大学，而其第4辑之所以无法开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台湾当地缺少的各藏太多，甚至连明永乐南北藏这样在祖国大陆往往可见的版本，台湾竟一部没有。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修订新藏是个浩大的工程，非一年半载之功。必须有周密的计划，严谨的部署，科学的组织，依靠强劲的领导，得力的骨干，精干的队伍，还要获得可靠的长期财力及印刷能力的支持。最后，还需要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同心同德的团结。台版《中华藏》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后从事类似的编藏工作，也是有可以借鉴之处的。

海外大藏经编辑及光电版大藏经的情况

方广锠

一

筹备会议的先生指定我谈一谈海外大藏经编辑以及光电版大藏经的情况。我是一个关门作学问的人，对外界的情况了解得很不够。下面谈的有些情况是我自己掌握、了解的；关于台湾与美国的不少情况则是卢浔先生最近从INTERNET网上收集到以后提供给我的；还有一些情况则是张新鹰先生提供的。在此特向卢浔先生与张新鹰先生表示感谢。由于条件有限，今天介绍的情况肯定不够全面与正确。错漏之处，请大家指正。

大藏经是中国人创造的一个词汇，指佛教典籍的总汇，在古代中国，它主要指汉文佛教典籍。在现代中国，「大藏经」除了指汉传佛教传承的汉文大藏经外，包括南传佛教传承的巴利语大藏经、藏传佛教传承的藏文大藏经，还包括诸如梵文佛教典籍、各种西域文字佛教典籍以及我国的西夏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满文大藏经。范围更广一点，甚至可以包括近代以来出现的日文佛教典籍（如《国译一切经》）以及西文翻译的佛教典籍。

从重要性而言，上述诸种佛教典籍，有的因亡佚过多而零乱不成系统；有的则是从现存的其他藏经中流出。所以，最为重要的是现存三大系佛教所传承的巴利语大藏经、汉文大藏经与藏文大藏经。不过，由于「大藏经」这个词是中国人创造的，所以虽然中国人用「大藏经」指代世界上各种文字的佛教经典，并创造出诸如巴利语大藏经、藏文大藏经这样的名词。但这些名词基本上祇在汉传佛教区域内流通。在南传佛教区域，人们称自己的佛教典籍为「三藏」；在藏传佛教区域，人们称自己的佛教典籍为「甘珠尔」、「丹珠尔」。正像我们用「大藏经」来称呼南传佛教的巴利语三藏一样，南传佛教区域的人们则用「三藏」来称呼汉文大藏经。以至西方世界受此影响，至今仍用「三藏」来称呼汉文大藏经。所以，本文所谓的「大藏经」，仅指汉文大藏经。

从历史上看，在佛教文化圈中，大藏经主要流传于汉传佛教影响所及的东亚各国。近代以来，由于佛教文化圈之外的世界其他国家，主要是西方各国，对佛教的认识与研究主要沿著巴利语佛教、梵文佛教、藏文佛教这样一条路线前进，所以在这些国家，大藏经，亦即汉文佛教典籍的影响不是很大。但近年来这种情况开始有所改观，不少西方学者开始日益重视对大藏经的研究。不过，重视大藏经的势头出现的时间还不太久，在西方的宗教研究界，对大藏经的总体研究与整理实际上还处在酝酿阶段，或者说起步阶段。所以，所谓海外对大藏经的编印现在主要局限在汉传佛教流传区域，亦即台湾、香港、日本、韩国。九十年代以来这项工作在美国发展较快，但主要集中在华人圈子里。西方人也有参加并起到重要作用的，但人数较少。

本世纪以来，世界上出现两次编辑大藏经的热潮。第一次是本世纪初到二、三十年代。当时我国编印的有《频伽藏》、《普慧藏》（未完成）、《影印碛砂藏》、《宋藏遗珍》、《藏要》等。日本则有《卍字藏》、《卍字续藏》、《大正藏》。第二次热潮于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发韧。当时台湾屈映光、蔡念生等发起成立「修订中华大藏经会」，编印《中华大藏经》。大陆的中国佛教协会也有编辑新的大藏经的设想，并编纂了供讨论的草目，这就是二十年后吕澂先生发表的《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日本则有修订重印《大正藏》与重编《大正藏索引》之举。这一热潮到八十年代趋向高涨，大陆编印了新的《中华大藏经》，重印《藏要》，修补刷印了《龙藏》。台湾则编印《佛光大藏经》、《文殊大藏经》，影印了《嘉兴藏》、影印了大陆新印的《龙藏》与三十年代出版的《影印碛砂藏》、《宋藏遗珍》、《藏要》。还影印了《高丽藏》、《大正藏》、《卍字藏》、《卍字续藏》等。此外还有大陆、台湾合作编辑出版的《敦煌大藏经》。日本则影印了《高丽藏》、修订重印了《卍字续藏》。韩国影印了《高丽藏》。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随著电脑技术的飞速发展，大藏经也开始踏入光电时代。经过几年的酝酿，到九十年代初，大藏经光电化的进程显著加快。可以说，第二次编印大藏经的热潮现在正处在方兴未艾之际。

上述两次热潮，第一次的情况大家都很熟悉，所以下面主要对海外第二次热潮的情况加以介绍。在第二次热潮中，重点放在大藏经光电化方面。

二

先谈谈第二次热潮中海外出现的书册版的大藏经。这些大藏经又可以分为三类：一、影印的；二、修订重印的；三、新编的。下面分别介绍。

一、影印大藏经，指完全照底本影印，不作任何变动，或仅作个别修订。

如前所述，海外影印的大藏经很多，下面择要介绍：

1.《高丽藏》：

此处的《高丽藏》指朝鲜高丽朝高宗时刊刻的大藏经，又称《再刻高丽藏》，以区别于显宗朝刊刻的《初刻高丽藏》。该藏校勘精良，是诸种大藏经中质量较高的一种，版片现存韩国海印寺。影印本共出现四种：

第一种是东洋出版社出版的锦装豪华本，全45册。但祇有正藏，既没有补遗部分，也没有总目与解题索引。这实际是供佛教团体供养用的。

第二种是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的，全48册。这种版本藏经的前25册中，诸经的次序有错乱，没有完全按照总目排列；诸册的目录上也没有标明经典的编号。后来发现这一问题，从第26册起予以改正。全藏包括正藏、补遗、总目、解题索引等。由于前25册次序错乱，所以不能根据总目及解题索引进行检索。

第三种也是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的，实际是第二种的修订版。亦即将已经出版的前25册按照总目的次序重新编排，并在每册的目录上加上该经的编号。内容则与第二种一样，也是48册，包括正藏、补遗、总目、索引等。不过这种重新修订的版本祇刊印发行了300部。

第四种是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重印东国大学版。遗憾的是他们重印的不是第三种修订版，而是第二种有错误的版本。全48册。

2.《碛砂藏》：

台湾新文丰出版。是根据三十年代上海影印的《碛砂藏》重印的。原藏有残缺，系据《普宁藏》等藏经补齐。此次影印则将胡适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发现的若干卷抽换补入。原书线装，新文丰本改为精装，全40册。

3.《嘉兴藏》：

台湾新文丰出版。是依据明版《嘉兴藏》影印的，但删除了其中《影印本碛砂藏》已经收入的诸种典籍。全40册。实际是下述台湾《中华大藏经》第二辑的再印本。

4.《乾隆大藏经》：

台湾新文丰出版。是根据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的《龙藏》缩版重印的。

5.《大正藏》：

早在1955年，台北中华佛教文化馆便开始影印《大正藏》。其后又有其他单位对该藏进行影印。七十年代后，台湾新文丰大量影印该藏。新文丰影印本基本依据日本《大正藏》不变，但在第85卷中加入胡适关于敦煌禅籍研究的一些资料。

另外，台湾还大量影印了《宋藏遗珍》、《藏要》、《频伽藏》、《普慧藏》、《卍字藏》、《卍字续藏》，都是完全依据原书影印，内容、编次均没有变化，不再一一介绍。

上述影印藏经，除了豪华本《高丽藏》的目的是提供寺院供养外，其他诸种藏经的目的都是向研究者提供资料。所以都采用缩印的办法，装帧也比较一般，采取薄利多销政策，价格比较便宜，海外一般的研究者都可以承受。

影印藏经，台湾出版界的劲头最大。现有的大藏经，祇要是他们能够得到的，已经都影印了。我认为，这里首先是学术驱动，即佛教研究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客观上对佛教典籍的需求日益在扩张。其次是经济驱动，即出版商看到上述趋势，认识到这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所以不惜大投入，以争取大回报。

对于学术界来说，不少典籍过去很难见到，现在影印本十分普遍，则资料的收集工作相对就容易得多了，从而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影印本保留了原本的状态，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遗憾的是有些影印本的编纂者不注意版本的精选，有的还对底本进行割版修补，实际上损害了这些典籍在版本方面的学术价值。

二、修订重印的：

属于修订重印的有日本的《大正藏》与《卍字续藏》。

1.《大正藏》：

大家对《大正藏》都比较熟悉。六十年代初，日本在重印《大正藏》时，对其中的一些错误作了修订，但修订的比例不大。关于《大正藏》，我最近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即将发表在《佛教图书评论》的创刊号上。所以这儿就不占用大家的时间了。

2.《卍字续藏》：

《卍字续藏》，又名《大日本续藏经》，由前田慧云、中野达慧等主持，编纂于1905年至1912年。收经1756部，绝大部分为历代大藏经未收的佛教典籍。10门63类，线装751册。本藏编印时正值日俄战争，故每册还载有战争阵亡人员名单。优点是收罗宏富，缺点是编次较乱，选本不精，又缺乏必要的校勘。

1973年起，由河村孝照主持，对该《续藏经》进行重修。重修本定名为《新纂大日本续藏经》，对原藏的编次作了调整，内容作了增删，每部经附加编号，删除了阵亡者名单。改为精装，分为90册（含总目、索引各一册）。从1975年到1989年出版齐全。共收经1671部，计1.02亿字。

《大正藏》所收以已入藏典籍为主，《卍字续藏》所收则绝大多数为未入藏典籍。两藏合计约2.5亿字。如果把近代以来的佛教撰著舍略不计，则现存的辛亥革命以前的有关佛教的典籍的总量估计在3.5亿字上下。也就是说，日本的这两部藏经已经涵盖了现存的古代佛教典籍的百分之七十。而下余的百分之三十（1亿字左右），恰恰是最零乱，最分散，从来没有人收集整理过，因而最不易措手的部分。日本向来以《大正藏》为骄傲，认为是世界上最精良的藏经版本，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也的确还没有一部藏经的学术水平能够超过《大正藏》。通过重修《卍字续藏》，日本在藏外典籍的整理方面也进一步取得了优势。估计今后日本会在大藏经日译、各种索引的编纂以及《大正藏》与《续藏经》的光电版方面下功夫，以继续保持其在佛教典籍的整理方面的优势地位。

三、新编印的

海外出版的新编印的大藏经有台湾《中华大藏经》、《文殊大藏经》、《佛光大藏经》、《敦煌大藏经》以及《大藏经补编》、《南传大藏经》（从日文转译）等。这里介绍台湾《中华大藏经》、《文殊大藏经》与《佛光大藏经》。

1.台湾《中华大藏经》的具体编辑工作由蔡念生负责。从蔡念生公布的目录草案看，他原计划把全部佛典重新组织，分为14类86部，共收入佛典3874部。但后来放弃了这个计划，改为影印出版。台湾《中华大藏经》现已出版三辑。第一辑为影印《影印碛砂藏》与《宋藏遗珍》；第二辑为影印《嘉兴藏》中第一辑未收的诸种典籍；第三辑为影印《卍字藏》、《卍字续藏》中未为前两辑所收的典籍。三辑均有精装、线装两种版式。精装一册相当于线装两册。其中第一辑又有大字本、小字本两种版式。大字本一页二栏，栏18行；小字本一页三栏，栏30行。此外，计划中的还有：

第四辑，影印《缩刷藏》、《大正藏》及其他诸种藏经中未为第一、二、三辑所收的典籍。

续藏，未为上述四辑所收的其他佛教典籍。

上述五部分，前四辑相当于历代正藏与续藏，最后的「续藏」实际为新编入藏。由于种种原因，台湾《中华大藏经》出版三辑后无以为继，故此停顿。

2.《文殊大藏经》，1987年开始由台湾文殊佛教文化中心编印，文殊出版社出版。当时计划所收经典全部校勘、注释、新式标点。每部典籍均附有导论，导论中汇集世界重要的佛教经典研究成果，「使读者迅速进入经典」。还计划附有重要论文选编与研究论著目录索引、词语索引等。总计174册。但实际上据说祇出版了数册，第二年便停止编辑。

3.《佛光大藏经》，由台湾佛光山编藏处编纂。计划将全部佛典分为阿含、禅藏、般若、本缘、法华、华严、净土、律、唯识、秘密、论藏、史传、文艺等十六部，校勘，标点，排印。已经完成阿含部（17卷，1987年出版）、禅藏部（51卷，1993年出版）。近期将出齐般若部。从已经出版的两部看，《佛光大藏经》的结构体例在《大正藏》的基础上有所改革。每部设若干类。如禅藏中设史传类、语录类、禅论禅诗类、公案辞书类等四类。收经范围不局限在传统的正藏、续藏的框架内，而是广收博采。如收入敦煌文献、传世未入藏著作（如《禅林象器笺》）、乃至《虚云和尚年谱》、《星云禅话》等。校勘、标点比较精良，每部附有参考文献与词语索引。照排精装，使用方便。

三

下面谈谈佛典光电化问题。

用电脑输入佛典，印刷书册本大藏经，进而编纂光电版大藏经，这在海外是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九十年代初逐渐形成热潮。其实，类似的工作我们在1986年也开始了。1986年上半年，我曾经代表《中华大藏经》委托当时社科院文学所栾贵明同志进行过这一研究。栾贵明同志按照我们提出的设计要求进行了佛经录入以及词语索引等试验。试验本身比较顺利，但后来由于其他原因，这一合作没有能坚持下去。1989年以后，《中华大藏经》在工作中，利用电脑录入300余万字，其中照排编入《中华大藏经》者200余万字。由于力量有限，录入照排工作仅局限在《中华大藏经》迫切需要的部分，没有全面展开。当时的想法是根据条件，逐步输入，并逐步向光电版大藏经发展。整个八十年代，海外这方面的工作进展得一般，但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发展得比较快，最近这二、三年尤其迅速，已经形成一股相当可观的力量。目前大体上有这么五个区域性中心：

一、日本

日本这方面的工作集中在京都与东京。

京都：

1.花园大学国际禅学研究所

这项工作主要由该所副所长乌．阿浦（URS APP）博士主持，从1990年开始的，目前主要从事禅籍的输入与禅数据库的建立。1993年以前，他们主要从事基础研究与软件开发。1993年起开始文献录入。汉字平台先采用日本JIS，后改用台湾BIG5。有些文献两者可以兼用。已经录入禅文献数十种，印行了十余种并附有一字索引，录入文献时均按照国际规范在原文上附加各种检索记号，便于从各方面检索。已发行光盘一张。并在INTERNET网上公布近30种关于禅学的文献资料。由于缺乏佛典的标点、校勘人员，所以工作的进度比较慢。另外，由于现有的汉字平台中汉字数量不够，不能满足佛典录入的需要，所以必须自己造字。为了使这些自己造的字能够流通起来，与其他人相互交流，他们把所造的字附载在光盘中，与光盘文献一起流通。

他们主张：输入前，对每一部佛典都应收齐各种版本；输入时，每一个字在不同版本的不同形态，均按原样输入。即尽量保持各版本的原有形态。输入后形成的文献虽然是一篇，但通过上面的各种标记，实际可以反映出该文献各种版本的原貌。这样，对每一篇电子文献，不但能够调出它的标准的校勘标点本，而且能够调出它的各种版本形态。最近他们正在按照上述设想输入敦煌文献。敦煌写经中的异体字、变体字非常多，还有各种各样的符号等，如果原样输入敦煌文献的各种技术问题都能够顺利解决，则佛典的输入也就不会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难题了。

2.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主持人为高田时雄。该项工作从1992年开始，主要是录入《大正藏》的「史传部」，即《大正藏》第49卷到第52卷，并编纂有关索引。现已经完成了《高僧传》、《法显传》、《大唐西域记》、《释迦方志》、《游方记抄》、《洛阳伽蓝记》等。所用的汉字平台是日本的JIS。高田时雄是个语言学家，汉文水平很好，承担的研究也很多，是日本青年敦煌学者组织的核心人物之一。

3.京都禅文化研究所

该所也在花园大学校园内，但不属于花园大学，与国际禅学研究所也互不统属。正在录入的文献以禅文献与中国古籍为主。他们不太赞同编纂一字索引的做法，认为实用价值不大。因此自己另行编辑词语索引。他们编纂的词语索引，都另行配套印行供检索的原典，自成体系。已经录入与计划录入的有《景德传灯录》、《祖堂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数十种。录入工作主要在中国（上海）完成，拿回日本校对定稿，然后在天津印刷。出版物免费赠送给有关学者与研究机构。该研究所与中国的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者关系比较密切，共同成立了「俗语言研究学会」并共同创办了一个名叫《俗语言研究》的杂志。

所用的汉文平台为日本的JIS。

4.法宝义林研究所

该研究所设在京都相国寺，是日本、英国、法国等国的一个合作项目，主要是把《法宝义林》输入电脑，并做成能够完成英、法、中文多种检索功能的数据库。

5.净土真宗教学研究所

主要从事《大正藏》中若干典籍之录入，如《十住毗婆沙论》、《观无量寿经义疏》、《安乐集》等。汉文平台为日本JIS。

6.净土真宗圣典

拟把47种净土真宗的主要典籍制作成光盘，由本愿寺出版社负责。

7.天台电子佛典计划

由大津市的天台宗睿山学院天台宗典编纂所负责，把天台宗的主要典籍及注疏输入电脑，做成光盘。全部约360万字，基本是根据《大正藏》录入。

东京：

1.《大正藏》录入计划

由日本印度学佛教学研究会与大藏出版社负责。该项目于1994年已经开始，计划把《大正藏》做成光盘。该项目接受日本文部省的资助，预订由大藏出版社出版。

2.日莲数据库

由立正大学三友健容负责。主要是把日莲的著作输入电脑，并输入关于日莲的词典等。原计划祇做光电文献，没有检索系统。用的是日本NEC的专用设备，与IBM机不兼容，甚至与日本一般的文字处理机也不兼容。所以基本祇能供立正大学内部使用。

3.曹洞宗宗学数据库

由驹泽大学的曹洞宗宗学研究所负责。输入有关曹洞宗的各种资料，汉字平台是日本的JIS。

除了上述集体项目外，很多大学的教师由于个人研究需要，也在从事这一汉文佛典的电脑录入工作。如京都大学的长尾雅人、广岛大学的桂绍隆、花园大学的冲本克己、龙谷大学的能仁、大阪圣心女子学院的濑间等等。他们基本上都是依据《大正藏》，利用JIS。各人的条件不同，做法也是五花八门。另外花园大学佛教学科也录入了一些典籍。

综上所述，除了1994年上马的《大正藏》项目外，其他的项目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宗派性、个人性的色彩很浓。所配备的计算机环境与软件也各不相同。互相之间缺乏联系与协调，基本上各自为战。

二、韩国

韩国以曾经编辑《高丽藏》与至今收藏著《高丽藏》的版片而自豪。他们的光电版大藏经计划也围绕著《高丽藏》而进行。

这一工作由收藏《高丽藏》版片的海印寺主持，韩国著名的大企业三星公司为后援。录入工作从1992年开始，最初两卷在上海用BIG5码输入后拿回韩国校对。后来改为在韩国本土录入。录入的最大困难是录入员汉字水平太差，对付不了那些复杂的汉字。韩国虽然仍然留用一部分汉字，但与佛经汉字比较起来实在微不足道。加上《高丽藏》中有许多古今字、异体字、正俗字、变体字，对于一般的人来讲实在很困难。据说他们最后是利用中国的「郑码」，并按照《高丽藏》的字体造了大批的汉字，几乎是有一个变体就造一个字。录入人员可以完全按照自己所看到的字体进行输入。如果发现输入的这个字还没有造，就打一个星号，通知造字人员补造。按照原定计划，1996年3月完成全部录入校对工作。

除了《高丽藏》之外，还由 PAENG NYON 佛教文化基金负责将《韩国佛教全书》输入电脑。据说第一部分元晓的著作约70万字，已经在中国录入完成。

上面日本与韩国的大藏经光电化工作，虽然在目的、规模等方面互不相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基本上由佛教团体把它当作一件佛教的事业来做。双方都有大批学者参加，但由于日本与韩国的历史原因，这些学者大多有佛教背景。

三、香港

香港的情况与前述日本、韩国的情况不同。香港的佛教团体对于编纂大藏经与大藏经光电化态度不一。有的比较冷漠，有的则有兴趣，但总的来说是觉得这件事规模太大，望而生畏。但香港的学者对此却有热情。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有一个古文献资料库计划，非常庞大，计划把中国古籍都输入电脑。第一阶段是输入秦汉古籍约800万字，1993年已经完成，并出版了102种文献的索引。第二阶段是输入六朝以来的道教文献与佛教文献（依据《大正藏》、《卍字续藏》等录入）。目前进展情况不详。汉字库是BIG5。不过已经完成并上市的电子文献资料库价格很贵，一般人难以问津。

四、台湾

1.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

该中心已经出版了「二十四史」的光盘，已经完成与正在输入的还有《十三经注疏》、诸子、敦煌文献、金石资料、佛典等。佛典是依据《大正藏》输入的。

2.佛光山

佛光山的光电版佛典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围绕《佛光大藏经》进行。《佛光大藏经》是用电脑照排的，转换为电子版上网，或转换为光盘版，都非常容易。估计佛光山将会推出光电版的《佛光大藏经》。

第二，输入《大正藏》的若干典籍，这主要是在佛光山北海道场进行。

第三，把《佛光大辞典》及佛经目录输入电脑。

后两件工作正在进行。

由于台湾佛教山头林立，很难统一观点，统一行动，所以佛光山编纂《佛光大藏经》及光电版佛典也是自成一家。不过，佛光山参加了「电子佛典推进协议会」与「电子佛典协会」这两个国际性的电子佛典协调组织，与世界上其他正在从事同类工作的单位有著较为密切的联系，台湾中央研究院的一些学者也与他们有业务的联系与交往。佛光山已经答应把《佛光大辞典》输入电脑后可以供「电子佛典协会」发布的光盘公开使用。今后，佛光山的光电版大藏经计划与其他单位主持的光电版大藏经计划，想必还需要协调。

3.台湾大学文学院佛学研究中心

这是1995年2月新成立的机构，全部都是学者，其中有若干僧人学者，人员包括台湾岛内外的不少知名人物。成立缘起中说：佛学研究在欧美与日本成绩斐然，近年来大陆有急起直追之势，而台湾虽有七、八十人，却缺乏合作，所以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在活动内容中有「广泛收集国内外佛学文献资料，建立系统化之佛学文献资料库」一项。并有一个「佛学资料库国际网络」的计划。

这个机构虽然成立不久，但发展很快，已经入网并发布资料。

从网上可以知道，台湾还有不少佛教机构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并发送信息。在此不一一列举。它们大多提供光电版佛典，并要求阅读者也能向它提供佛典文本或信息。普及是提高的基础。如果能够把这些分散的力量团结在一个总目标之下，那将是非常可观的。

五、美国

1.佛教电脑资讯库功德会

1994年9月在美国成立。设在美国纽约世界宗教研究院，负责人有沈家桢、沈乃宣等，到1995年4月中旬，已经设立7个分库（美国6个，台湾1个），有会员167人。采用人工以及扫瞄的办法输入佛典及工具书。像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大般若》等数十种佛典、明末四大高僧全集等。他们已经公布了一张《金刚经》的光盘，免费提供给会员。另外，正在编纂新的光盘，内容是常用经咒，及《佛光大辞典》、《佛学大辞典》、《翻译名义集》等三本工具书。据说这片光盘的设计思想是充分利用多媒体的功能，用声音、图片、表格、动画、影片等手段配合经文。遇到不明白的名词，祇要按一下鼠标，就可以显示工具书中解释。在经解部分，也可以参阅有关注释；也可以听梵呗等。公布日期一再推迟，主要困难在于（1）造字；（2）佛光山答应的《佛光大辞典》的提供使用问题。

这个组织主要由华人佛教徒组成，与台湾佛教界、学术界关系密切，很多工作都合作进行。现在很活跃，工作效率看起来也比较高。

2.加利福尼亚大学佛教研究所

该研究所兰卡斯特教授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已经在呼吁加强对汉文大藏经的研究。他也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此外，在美国、欧洲、澳大利亚都还有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从上面并不完全的介绍可以知道，电子佛典的工作在世界上已经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据我了解与考虑，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如下几个方面：

1.编辑方面的问题

首先，大家都有心做电子佛典，但到底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大家的意见并不统一。如，是做一个标准定本，还是仅提供原始资料？到底是搞光电版大藏经，还是某些经典的集合？如果搞光电版大藏经，那么是输入现成的某一部大藏，还是新编一部大藏？要充分发挥光盘的多媒体功能，这一点大家是一致的。但光电版佛典的多媒体怎么搞，还在摸索当中。

其次，用什么底本，看来还是一个难题。由于《大正藏》目前的学术地位，也由于缺乏校勘、标点人材，无法尽快做出一个精良的定本，所以目前很多单位不得不依据《大正藏》输入。但《大正藏》的版权属于日本有关单位，因此问题比较复杂。

第三、缺乏校勘、标点底本的人员。这是一个大问题。

第四、要使光电版大藏经发挥作用，必须使它能够实现多重检索，那么，检索系统的设计与文献上检索点的确定与标记成为必须首先解决的前提。而这是一些学术性、技术性很强，工作量又非常大的工作，非一般人能够胜任。

第五、电脑输入快，校对定稿慢，已经成为各单位的一个瓶颈。

2.电脑问题

首先是汉字平台问题。现在虽有多种汉字库，但内码不统一，而且无论那种字库，所收汉字的数量都不能满足需要。大家祇好自己造字，而自己造的字则五花八门，互不统一，使得录出的文献互不流通。将来即使流通大字库，统一造字的问题同样会存在。

其次是光盘检索软件问题，要做成一个使用方便的光盘，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好。

3.人力、财力问题

缺少佛典方面的专家、高水平的校勘标点人员、电脑技术人员。缺少足够的经济力量。

4.协调问题

光电版大藏经工程浩大，大家的人力财力都有限，本来应该协调一致，以充分利用现有的人力、物力。但由于种种原因，缺少必要的协调，以至出现大量的重复劳动。有的经典被反复输入多次，甚至十多次，乃至几十次。

上述问题已经引起海外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士的注意，于是出现了两个专门进行协调的组织：

一、电子佛典推进协议会

该会是1993年4月26日在美国成立的。早期参加者有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日本立正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佛教研究所、台湾佛光佛教文化研究所、日本花园大学国际禅学研究所、韩国海印寺、韩国汉城国立大学、马来西亚佛道修行者共同体等。推举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兰卡斯特教授为理事长，花园大学乌．阿浦为秘书长。这是一个松散的团体，本身既没有常设机构，也不规划项目。祇是起沟通信息的作用，力图以此来协调参加单位的工作，从而达到促进佛典的输入与利用的目的。以花园大学的《电子达摩》（从第三期起）作为机关刊物。

该组织一成立，就访问了台湾、香港、曼谷，也来到北京、上海。了解情况，寻求合作。征集到一些新的加盟者。1994年1月与5月，分别在香港、台湾召开过两次研讨会。9月底到10月初，在韩国海印寺召开年会。会上交流了关于日本花园大学禅学研究所的禅数据库、美国康乃尔大学的云南写本佛典计划、泰国摩诃道儿大学的泰文巴利大藏经计划、斯里兰卡的僧伽罗大藏经计划、佛光山的佛教词典与佛光大藏经计划、韩国的《高丽藏》计划的情况，并就软件等技术交流经验与作了演示。会议改选了领导机构，选举兰卡斯特为会长，约翰．列曼为美洲联络人，乌．阿浦为亚洲联络人，戈．维迪安为欧洲联络人。1996年4月上旬在台湾佛光山再次集会，表示要对万马奔腾似的电子佛典发展现状进行整合。

这个组织联络广泛，除了非洲，五大洲都联系了。不仅汉文大藏经，也包括其他语种的大藏经。但搞汉文大藏经的人在其中占主要地位。有一些西方人参加，并起到重要作用。思路比较严谨，重视计算机基础。

二、中华电子佛典协会（中华电子佛典工作委员会）

1994年开始筹备，由大愿顾问公司的杨国屏先生为召集人，佛光山、中央研究院、美国庄严寺等为主要参加单位，各参加单位分头工作，进行佛典的电子化并入网传输。参加者主要是台湾与美国两地的华人。

由于条件有限，上面介绍的情况未免挂一漏万。归纳上述情况，就光电版大藏经而言，可总结如下二点：

一、海外的佛典电子化工作基本上是各自为政，百花齐放。基本是各单位根据各自的需要与能力就部分佛典而进行的。真正有意做成光电版大藏经的，目前祇有韩国的《高丽藏》光电版（即将完成）。日本的《大正藏》光电版（正在进行），台湾的《佛光藏》光电版想必最终也会推出。

二、由于协调性机构已经出现，由于光电版文献本身的易拷贝性，并便于再次被整理、被编辑，所以，集合分散的力量，汇集各单位输入的经本，重新编辑加工而成为新的光电版大藏经相对来说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因此，目前虽然没有这方面的消息，但我们必须充分看到由某个协调机构出面，协调编纂新的光电版大藏经的可能性。

大藏经编纂及电脑化研讨会发言摘要

编者按：为全面反映此次研讨会的情况，除了将会议论文结集发表外，由有关同志根据录音将其它诸位先生在会议上的发言整理后，摘要发表如下。发言摘要依据会议发言的先后次序排列。

王学信（《华声月报》主任记者）：我国自古以来便是文明礼仪之邦，历代朝野缁素自来推重文化典籍的修撰、编纂、刻印、收藏。这一优良传统，代有相继，累世不衰，薪火相传、文脉为继。遂使我中华民族拥有举世瞩目的极其丰富、又多姿多彩的文化积淀，为建设我国的当代精神文明提供了蕴藏丰厚的资源。

在我国历史上，每当太平盛世，便有朝廷主持的文治之举，将当时的文化建设推往极致。可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彰千古同文之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有史以来的最好历史时期，政局稳定，社会祥和，上下一心，共创大业。经济高速增长，国际威望日见提高，中华之腾飞崛起，当指日可待。誉之为太平盛世，殊不为过。建设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文化伟业，自然也就提到了议事日程。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要即是震铄古今、精深博大的儒、释、道三家之学。此三家之学，虽经历史推移，时代变迁，不仅未能湮没、消亡，反而日见光大。使更多的中外有识之士得以从中收取无尽的营养及启迪，造福人类与社会。千百年来，以儒、释、道三家之学为主要内涵的中华传统文化，养育了一代又一代英才辈出的炎黄子孙，造就了众多的忠臣名将、先哲圣贤，以及诗人学者、艺苑名家，古代科技界的灿烂群星。中华传统文化以其无与伦比的感召力、向心力和凝聚力，无论过去、现在、未来，都是维系全体炎黄子孙的血脉和纽带。中华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化日益频繁的撞击、交流、融合中，必将优势互补，孕育、产生出新的更完美的人类文化，开启未来世纪人类文明的新曙光。

佛教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有著重要的地位，佛教典籍除佛教自身外，还涉及哲学、伦理学、历史学、语言学、逻辑学、文学、艺术、算学、医学、天文学、社会学、民俗学等诸多领域，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大藏经作为汉文佛教典籍的总汇，历代均曾印行。虽然大藏经的众多版本均功不可没，但是基于种种原因，各版大藏经皆非善本。诸多遗漏、舛误及体例上的驳杂，难以尽如人意，每令人为之扼腕长叹。重修一部善本精品《中华大藏经》，并使之结合现代高科技，进入光电化，则势在必行。

国务院宗教局此次牵头召集中国佛教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的高僧大德、专家学者共襄盛举，以期在未来若干年内完成此项文化史上空前的伟业，堪称极具战略发展眼光的跨世纪大手笔。承前启后，继住开来；功在当代，泽被后人。开启欧洲新时代的「文艺复兴」，是以回归古希腊、古罗马文明而作为开端的；而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回归、反思、继承与发展，不也正是肩起新时代的闸门，步入中华民族与全人类更加和谐美好的未来吗？

刀述仁（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我要去参加一个会，简单讲几句。

编纂佛教大藏经，功德无量，也是一件顺应潮流的大事。我表示坚决支持。上周，我接待了台湾佛光山的一个代表团，他们也谈到希望在编纂大藏经方面进行合作的事。可见海峡两岸都十分关心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做这件事，条件应该说已经比较好了。我今天讲话也是给打打气，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件跨世纪的大事。现在大家开这个研讨会，意见也可能会有分歧。但我相信分歧也祇是在怎么做上，而不在做不做上。从佛教协会的角度讲，我们义不容辞。南传佛教、藏传佛教的信徒也都会支持这件事，因为这是各民族佛教徒共同的事业。

杜继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研究员、原所长）：编纂新的大藏经是国家的盛举。我本人非常支持，而且希望很快就能够实施。它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刚才大家都讲了，我在这儿不再重复。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一开始，我们究竟从哪里著手？

我个人认为《大正藏》的好处是方便、实用。它的校勘也是现代校勘，我们要做到它那个程度，大概要费点功夫。有一次，台湾一位学者在北京大学讲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批评我们现在出版的一些佛教书籍的标点，说：「这种标点的书我就不用。不仅如此，如果有谁依据这种书来写文章，那种文章我也不读。」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些书籍标点的错误太多，没有权威性。台湾用的是《大正藏》，但我认为《大正藏》同样也不能作为最后的权威的版本。相反，我认为《中华藏》值得重视。我校勘过几部经，就我校对过的几部经来看，《中华藏》最可靠，最有权威性。至于具体哪几部，细节如何，这里就不详细讲了。总而言之，《中华藏》可以作为一种权威版本。而《大正藏》不能作为权威版本。因此，我主张新的编藏工作以现在的《中华藏》影印本为基础来进行。

第二步就是继续完成《中华藏》下编的问题。这项工作现在停顿了。停顿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没有钱。由于这项工作准备得比较充分，收集的材料比较多，份量比较大，日本等国都没有这样的藏经，我们把它编纂出来，可能要属于世界第一了吧。如果能够把《中华藏》的下编完成，我认为是功德无量，非常之好。希望国家能够支持。如果宗教局从《中华藏》著手，把整个的上、下两编全部做出来，就可以说把基础打下来了。在这个基础上，无论是标点也好，校勘也好，输入电脑也好，都有了最基本的材料。否则，恐怕下边的工作不太好做。

最近我看了几本书，用的本子权威性还是差。我看到的国内外比较有权威的学者常用的中国人编纂的大藏经，一个是《频伽藏》，一个是《碛砂藏》，它们比起《中华藏》，都差远了。所以我建议从《中华藏》开始新的编藏工作。

会议让我介绍六十年代初期，吕澂先生的《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的情况。这件事情的基本情况都反映在吕先生《谈〈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译本部分的编次》中，对这个问题，当时有些争论，其中周叔迦先生提的意见比较多、比较中肯。吕澂先生根据周叔迦先生的意见又作了补充。写了《有关大乘经分类部分的补充说明》。这个材料可参考。这里的中心问题是什么呢？吕澂先生私下讲过这么一层意思，觉得中国人用《大正藏》，不太好使。因为汉文大藏经本来以中国为主，而现在这个文化中心不在中国，跑到日本了。这当然有些历史原因，我们过去破坏得比较厉害。六十年代初，经济恢复，文化也比较发展，所以当时考虑中国人应重新编辑大藏经，这也是提高民族自尊心。在编辑体例方面，当时也考虑到可以冲破日本的，传统的。吕澂先生主张从研究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从学科的角度重新分类。他对《大正藏》的编法也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大正藏》说是按历史次序，实际上那种历史次序很难成立。吕澂先生主张按照思想内容来分。我个人认为，根据思想内容分也很难。有些问题是很难分的。究竟怎么分，我建议到了操作阶段，开专门会议，进行专门的讨论，今天在这里很难讨论，因为这个问题涉及的面太专，不适于大范围讨论。

另一个问题。中国的大藏经，当然以汉文为主。如果以汉文为主，那就应该把日本人的汉文著作，朝鲜人的汉文著作，越南人的汉文著作都吸收进来，比较全面的反映汉文大藏经的全部面貌。在这一点上，我们过去没有十分注意越南。当然，究竟越南现在佛教典籍的现状如何，我不太清楚。听说是有不少史料，其中与禅宗有关的资料较多，是我们这里所没有的。过去我对日本的著作也不太重视。最近看了空海的著作，大吃一惊。他在宗教方面的贡献这里就不讲了，他在文化上的贡献也很大。比如对韩愈的研究，在中国历史上也数得上，此外，对中国文字的研究，对语音学、对四声的研究，都算得上好手。过去我没有想到他会有这么好的研究，写了这么厚一本书，国内已经有译本。对这些非中国人写的古代汉文佛教典籍，我们也要重视，吸收到新的大藏经中，吸收到《中华藏》的下编。这部分东西出来，同样是我们的国宝。

大家都说《中华藏》不好读，实用价值低。我也同意。但要讲最后的权威性，大概还要算它。它用起来不方便，没有标点，校勘在后面，还得一行一行地找，那么大一本书，很难。但讲权威性，还是它。当然也不是说编得就那么理想，但这个路子应该坚持。出于这样的思路，所以我建议首先来做《中华藏》下编的工作。

再回到吕澂先生当年的目录上，当时大家的分歧主要在分类上。不少人批评吕先生的分类是一家之言，学派性太强。但他是从文化，从学术这个角度来谈的。作为探讨问题的一个蓝本，也还可以继续讨论。

栾贵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电子大藏经的工作，我是1986年开始的。这个工作很重要，也很复杂。关于这个问题，刚才大家谈了很多。总结起来，人、财、资料、编纂程序等问题。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有信息。就是国际、国内目前此项工作的进展情况。如刚才介绍的国外大藏经录入的情况，就很重要。另外，大家也都知道，两部大藏经。一个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的台湾编纂的。这两部大藏经都有各自的教训。教训很重要，但主要还是成就。它们的成果，我们要用。比如《大正藏》标点的成果，我们要充分的利用。因为你要超过别人，必须站在别人的肩上。如果觉得丢人，不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那就无法超过人。这与体育比赛不同，百米赛跑，不可能别人跑前60米，我来跑后40米。文化是积累的，如果我们不能学习别人，就无法进步。问题在于怎样学习别人？我们不能抄袭，而是创造性地接受它们的成果。这是今后在大藏经的编纂方面应该特别注意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当然要严格遵守版权法。

刚才大家谈了不少，我也觉得总体来说，的确有它的难度。但现在与86、87、88年不一样了。那时我刚输入几卷《中华藏》的经典做实验，方广锠天天在我那儿守著。做了以后，觉得有些问题。现在也还有一些问题，但比那时要少多了，科学进步非常快，很有希望。总结起来，我觉得人有。财也是小问题。资料、信息、怎么编等等，都可以解决。最最关键的是由宗教局来组织这件事。这是第一位的。过去这件事没有搞成，就差一步之遥了，关键就在这里。所以听了这会，我觉得更有信心了。至于计算机的具体技术问题、学术与技术如何结合问题都是相当次要的。

大藏经如何编？今天大家讲得比较彻底。虽然有些还没有展开，但对我是重要启发，也更有信心了。现在各方面的条件已经比较具备了。我认为此事不用太长的时间。现在我们的手段也已经充分现代化了，有些事情可以事半功倍，甚至一事几功。我估算了一下，觉得不用超过五年。二年之内应该出初步成果。当然，如果讲到书册本，这是电子化以外的另一个问题。现在看来，作为珍藏本、传世本，可以用电子版，但在过渡时期，书册本仍然需要。而新版大藏经，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性的文化工程，不能影印。一定要新排，一定要有标点。这一点无需讨论。如果我们拿个「百纳本」或别的什么本来代表我们的水平，这总说不过去。由于有印刷、排版、还有详细的校对、标点等过程，所以书册本的时间相应要长一点。能够在十年以内拿出来，这差不多。但电子大藏经，就我们已经具备的条件看，它一旦把产品，即大藏经制成后，以后几年的工作，可以自动生成，可以由比较低层次的人来进行。这样可以避免大藏经虎头蛇尾。因为我们现在有了计算机。我们不唯计算机论，但计算机的确有它的优越性。电子版做成后，可以一本一本出书册版。现在计算机与印刷的连接也比较简单。我认为无论如何编辑工作不能超过五年。如果条件具备，完全可以做到。尽管大藏经有各种各样的复杂问题，但计算机可以满足各方面的要求。祇要我们能够想得到，提得出来，就可以纳入方案。第一步没有考虑到，还可以在第二步补充。

我对这是有充分的信心，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有宗教局来抓这件事。时间不用那么长，成果也可以是阶段的，比如一年出一次成果，或陆续发表。在这一点上，电子出版物有它的优点。当然，也有问题，比如盗版。但我们不能因为怕盗版就不搞了，就封闭技术。

熊国桢（中华书局副总编辑）：我个人对编印大藏经非常赞成与拥护，很关心此事。也关心有什么新的动向。在此想介绍一下中华书局在佛教典籍整理方面所做的工作。也谈谈我从事该工作的一些感想。

中华书局从1978年开始，搞了一套「中国佛教典籍选刊」，当时的考虑是佛教界的一些老专家年事已高，佛教典籍的整理需要抓紧进行。否则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要被带走了。大藏经又很多，所以从抢救遗产的角度，选择大藏经中最重要的若干部，请健在的佛教专家做注释、整理工作。到现在，当时定的22种，祇出版了9种。其中相当一部分仅仅是校勘与标点，没有注释。有的稿子虽然很小，但经过了好几个人的手。比如《童蒙止观》，开始约的是哲学研究所的谈壮飞先生，但还没有开笔，就去世了。后来巨赞法师接手，但还没有动手，患了脑溢血。最后是金陵刻经处的李安先生完成的。这部小书，带注祇有六万多字，经过三位高僧大德的手才完成。这里的曲折艰难，不是一言半语能够说得清楚的。比如佛教典籍的标点，就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我们的选刊中有一本禅宗的语录，请的是某大学的一位老专家，他既是文学史的专家，也是禅宗史的专家。该书他交稿后，我们请编辑作了许多修改加工。但出版后，还是受到很多批评。首先是四川大学项楚先生，写文章指出该书标点错误五百例。后来我们又陆续收到一些读者的批评意见，至今为止，这本书因标点方面的错误累计挖改二千多处。而这本禅宗语录还是大家读得最多，最通行的一种。这样的语录，标点起来还如此困难；则其它一些不常见的佛教典籍的艰难程度，就可以想见了。这套书还有这样的情况，有的明知底本没有选对，但没有办法，因为作者已经去世，是遗稿，祇有先把它出版出来再说。有的注释是学生根据老师的成果写的，因老师年事太高，写不了了，学生来写也可以，总比没有强。对这些不太成熟的东西，我们也祇好先把它出版出来。就这样，至今一共才出版了9本。当然，出版速度慢，也有我们出版社工作方面的问题。

总之，佛教典籍的整理，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首先，文字的勘定就是大问题。佛典中有古体字，有俗体字，都应该整理为正字。这才能成为标准的版本。如保留很多异体字、很多现在已经淘汰的俗体字，则这种版本就没有时代特色。有些佛经中的术语是音译，这种音译因人而异，是否要统一？有的经，不同时代均有传本，由于时代不同，产生一些差别，如有的称「唐音」，有的称「晋音」，有的称「宋音」。如果要恢复原文，也要做一番文字考订工作。另外就是断句。佛经中各种佛教名相、名词、概念比较多。日本的《大正藏》有很多错误是因为对中华文化不了解，有隔膜，所以破句。中国人来整理，至少在名相、概念方面不要出现错误，不要断错句，例如把一个词分成两截等等。《大正藏》中有很多这样的错误。至于刚才有的专家谈到的它的排印方面的错误，那是工厂的问题，不是整理的问题。断句后还有标点的问题。断句对不见得标点也对。现在出版的一些佛教典籍中，包括白话翻译，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自己就没有读懂。如果这样整理，等于是糟蹋古籍。这是破坏，不是建设。大藏经的整理是应该用非常严谨求实的态度来做的一项很严肃的工作。要动员相当的人力，这工作也不是一般的认识繁体字的人就能够做的。一是要求古籍整理的基本技术的训练；一是要有相当深厚的佛学修养。两者缺一不可。而现在要找一批符合这两个条件的人，不是很容易。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本「二十四史」，当年调集了大批历史学家，集中进行。现在我们是否具备这样的条件，能够调集相当一批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全心全意地做这件事？否则，十年、二十年也出不来。我们现在出版的《中华大藏经》是任继愈先生挂帅、指导，具体工作是李富华先生、方广锠先生组织一帮人来做。先后参加工作的有三百多人，除了宗教所的专业人员外，大多数是退休的教师和干部。他们在这两方面，都有先天的不足。所以祇能做机械的比勘，列出异同，无法做评述，确定是非。当时的条件祇能做到这一步。现在要搞一个超过《大正藏》的佛教大藏经，这个标准绝对不行。《大正藏》收的经典多，再一个它是铅排，相当多的经集中在一本书中，上下三栏，校勘记采用比较简洁的方式，用一些符号，都能在当页查到。所以流通方便，也很广，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中国的一些大藏经，版本很好，但是木刻的，卷帙太多，用起来不方便。《大正藏》的特点就是方便实用。但在标点断句方面的确很不可靠。有的经好一点，但多数都靠不住。包括一些很重要的基本典籍，破句都很厉害。错字也多，有些是因为不懂，生造一些根本没有的字。所以，要说超过《大正藏》，也很容易，因为中国人做这件事，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有优越条件。祇要能够集中相当的人，就可以做这件事。至少保证标点断句基本正确。这不难做到。但有两个问题：

一、投资问题。没有相当大的投资不行。82年做《中华大藏经》，那时主要是古籍规划小组李一氓同志支持，每年拨十几万，中华大藏经编辑局就能够做事，不过那也就是一点办公经费。现在十几万绝对办不了事，资料要资料费，复印要复印费，人头费也不得了。投资问题怎么解决？这祇好由宗教局出面来协调。李一氓同志办这件事时，当时政治历史条件不一样，气候不一样，所以当时采取不争论、办实事的办法，选取《赵城金藏》做底本影印，再用较好本子作校勘，出一个在历史上能够站得住的版本。也就把这件事作下来了。现在来讨论这件事就不能这么简单。再搞影印，意义不大。排印的话，投资至少要好几千万。现在一方面很多大型的文化工程重复浪费，是出于赢利的目的，而不是出于文化积累的目的。另一方面，有些很重要的文化建设工作，无人来出钱。大藏经就属于应该有人来组织，来做，来花钱的事。此事由宗教局出面，加上佛教协会，各方面一起呼吁，还是有希望的。

第二大困难，是人力问题。要集中相当一批有佛学修养的，有古籍整理基本技能的同志，专门从事这一工作。包括领头的人，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工作中，而不是仅仅挂名。仅仅挂名做不好这件事。他要具体研究版本，研究校勘，研究断句，要具体指导。我觉得木刻藏经中金陵刻经处的《藏要》本比较靠得住。当时就有杨文会、欧阳竟无、吕澂他们做这件事。这个本子确实靠得住，不会误导。也有错误，比较起来，在木刻版藏经中是最可靠的。我们现在能否集中这些人力？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现在市场经济，大家忙的是生存问题，温饱问题，这样一种气氛做不了这个事。要做这件事就需要有点牺牲精神，十年、二十年，就是坐冷板凳，就搞这一项工作，十年、二十年以后才能出成果。没有牺牲精神不行。现在佛学界的专家，不少人年事已经相当高了，年轻一辈能不能踏下心来做这件事？这要做大量的组织工作，思想工作，也要切实解决他们的物质福利待遇问题。否则不安心。这项工作周期很长，编校的工作，不要说五年，十年能够完成就算不错。出版再加五年。边编边出。周期长，没有相当的资金来支持就做不下去。资金、人力等都是实际运行中会遇到的实实在在的事。比如在座这么多专家，但究竟哪位同志出来做这件事？我看愿意投入的人大概不多。真正能够胜任的恐怕也不是太多。因为好多同志是搞佛教史的，或者是搞佛教理论的，或者是从事佛教宣传的。而真正搞古籍整理的，搞佛教典籍整理的，这样的人比较难找。从全国范围来调，恐怕都得费点劲。当然，可以培养一些年轻人。比如从古典文献专业的毕业生中培养一批，边干边学。但这些实际问题都非解决不可，否则启动不了。

这件事要认真去抓，如果不抓紧，真可能「黄」了。真有这个担心。

葛兆光（清华大学教授）：上面大家谈了很多。假定这个项目最终能够立项，那么我建议两点：

一、很多人提到关于人的问题，尤其熊国桢先生讲了很悲观的话。我认为，这项工作的确需要有人来做，而且两头的人不能做。一是现在研究很有成就的人，他们都很忙，实际上也未必肯对著电脑屏幕一字一字地去看。另一头，没有佛教知识，没有古籍整理常识的人也不能做。所以是不是可以采取办硕士班与博士班的方法。祇有学生才能够给你非常认真的办事。这是否可以由宗教局出面，与教委协商，在某大学办一个试点的班，从本科到硕士、博士。学生们可以非常认真地来做这件事，实在说，如果他们能够认真地做出来，人材也培养得差不多了。另一个方法，是否可以在佛学院系统中，找一些素质比较好的学生。这样，僧俗两界都有人参加，事情才真正有人做。说老实话，你要我现在坐下来慢慢校一本书，恐怕也抽不出时间来。

二、既然要做，是否在做的过程中同时完成一个目录提要。刘向校书，每校完一本都写一篇书录。如果我们也这样做，大藏经编纂出来，大藏经提要也编纂出来了。这样做的好处是：要做好提要，他就必须认真地看书。还可以把若干种目录，若干种藏经的典籍都附在底下，便于查找。我们可以学习清朝人编纂《四库全书》的办法。其实以前的人，像欧阳竟无，也做提要。有这样一个东西，将来做整理工作等都很方便。

净慧（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听了大家的意见，很受启发。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文化也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编汉文大藏经也因此有著重要的意义与切实的必要性。在科技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利用现代科技文明来重新处理大藏经的有关问题，的确是一个好的机遇。

在这次新编汉文大藏经的设想方面，有两种样式。一种是印刷版，书册本，一种是光电版，电子本。在这两种版本的选择上，从佛教的理念来讲，书册本更重要。佛教把经典视为法宝，供人阅读学习，所谓闻、思、修，其中就离不开书本。除了阅读学习，还用来供养。每个寺院都有藏经楼，这就是供养法宝所在的地方。三宝有住持三宝，亦即佛像、经典与修持佛法的僧团。经典是住持三宝之一。考虑到这一因素，我们在新编汉文大藏经编纂开始时，应该把书册本放在第一位。此外，现在利用电脑阅读、查询的普及率不高，真正使用电脑的人数也相当有限。对寺庙里的僧尼来说就更是如此了。

现在应用的书册本大藏经有好几种，其中最普及的是日本的《大正藏》。《大正藏》从日本传入中国是解放前。解放后传入的大多为台湾的翻印本。大约有1000部左右。使用上有一定的优势。方便，数量适中，两个书柜就装下了。资料集中。尽管标点有错误，但有了句读，读起来方便多了。比较起来，我们的《中华大藏经》就没有这个优势。佛经，特别是很多古文的东西，现代人接触起来像天书一样。你再没有句读，使人们实在没法看，受到很大的局限。因此，我们新编一部书册本的大藏经，要超过《大正藏》，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们也要利用它的成果。人类的文明成果是大家共同分享。我们中国人在历史上创造了儒释道三家的文明，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分享。世界各国所创造的文明，我们中国人也在分享。很多科技文明，是西方人创造的。日本人在佛典研究、佛学研究方面的确取得很多成果。我们中国的学者们都在分享这些成果。这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中华民族的包容性。因为日本文化本身就是儒释道三家大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对于日本人取得的成果，我们一方面是接受，另一方面是欢喜赞叹。

要编纂新的汉文大藏经，除了在资料上要超过它以外，在编排、校勘、体例、分类等方面都要有所突破，才能说超过它。我想在资料方面肯定能够超过它；在体例方面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另外，台湾的《佛光大藏经》的很多做法我们可以吸收。关于体例与分类，我建议，等我们这件事真正立项以后，再开专门的会议来进行研究，这不是一下子能够解决的，可能有各种分歧意见。最后总得拿出一个大体上既符合传统，又与现代学术接轨的分类方法与体例，来新编我们书册版的大藏经。至于电子版的大藏经，昨天与小卢说，电子版大藏经的分类方法比较好解决，它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分类方法。到那时，分类祇是一个框架，可以按照各种方式来处理。可以按照《开元录》编排，也可以按照《阅藏知津》编排，或其它新的分类都可以，不受某一个模式的局限。所以电子版分类的问题不是很大。而书册版的分类要好好讨论。拿出来后，要真正能够超越前人，跟同时代的相比也要有自己的优势，这才能体现出做这项工作的优势与意义所在。

这件事应该怎么做呢？从历史来看，如此浩大的文化工程祇有在盛世才能够做得了。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文化政策、宗教政策相当开明，做这件事正是适逢其时。历史上修大藏经，有官办、私办两种。官办为主，私办也不少，还有私办公助，或称民办官助。就是先由佛教界发起，其后得到国家的承认，给予认可。我想，佛教文化是有它的共性，但它之所以重要，我作为一个僧人，认为主要在于它的个性。个性就是信仰。祇有信仰层面能够存在，佛教的存在才有必要。没有信仰的存在，佛教仅仅是一种文化，它对人类的贡献也就大打折扣。基于这样一种理念，新编汉文大藏经能否采取这种做法：民办，得到政府的支持，政府在政策上给予保证由民间来具体实施。从我僧人本位的角度来讲，应该以具有信仰的人为主组成一个班子，与学术界、文化界共同来做这件事。祇有这样才能调动广大信徒的参与意识。佛教界的参与意识如何，是我们这件事业能否取得真正成功的保证。既然国家财政一下拨出巨款资助此事有困难，那么祇有调动佛教界的参与意识，经过几年的努力，来完成这件事。昨天听到对《房山石经》的介绍，它历时一千多年，不管朝代怎么改变，这件事一朝一朝一代一代坚持下来。昨天还讲到《赵城金藏》。该藏是一个女居士崔法珍断臂募集资金，而后刻成的。现在成了《开宝藏》以后最具有版本价值的佛教藏经。这就是信仰带动的。从我们民族来讲，没有共产主义信仰，民族要真正站立起来是不可能的；从宗教来讲，没有信仰也不可能。宗教文化事业有共性，有个性。共性的部分，全社会都可以分享。但个性的部分不可能全社会分享，祇是那些有信仰的人，才可能更积极，更虔诚的投入。所以我认为可以采取民办官助的形式。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看看台湾《佛光大藏经》的做法。佛光山当然有它的条件。主要有两条：一是经济力量雄厚；二是佛教人才多而且集中。现在修藏，经济还不是很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人的问题。《佛光大藏经》从性质上讲是民间的，不是官办的。是以佛光山系统作为依托来做这件事。我们来做这件事，也应该考虑可以依托的一个大的寺院或名山。因为他们的经济收入是常年固定的。能够让他认同这件事，真正参与这件事，几年的时间其它事情不做，整个参与此事，就能够做起来。祇是简单地号召大家捐款，这恐怕也不一定能够靠得住。

编修新的大藏经还是不要太扩大。比如收入南传佛法的东西、藏传佛教的东西，我主张基本上还是以现有的汉文资料为主。如果真的搞南传佛教的互译或藏传佛教的互译，这件事就会变得旷日持久。文化事业是持续不断的，也是应该有阶段性的。在现阶段，还是以现有的汉文资料作为应收的主要资料。互译的事现在也可以做，也可以以后再做，再搞续编也可以。

苏晋仁（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大藏经工程可说是一个千秋伟业。现在已经到了20世纪末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把过去的藏经以及藏外的东西做一个总结，做一个结论性的工作，把过去的东西都包括在内。这样，对于当今时代，对中国文化都将是极大的贡献。

我们一般用的都是《大正藏》，因为它有点句，有校勘。当然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毕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方便。另外，我还想到一点，就是《大正藏》有它的特点，它不仅吸收前人的著作，还突出了日本人的著作。我统计了一下，它收的译经（主要是中国翻译的）有32卷1692部；中国人的撰著，祇有22卷666部；收入的日本人的佛教撰著，也有32卷，此外还有图像12卷。我们现在编纂《中华大藏经》，要突出中国人的特色，这样才能把中国历代的佛教文化表现得更加全面，这才能使这部藏经真正表现为是我们今天中国人的藏经。

另外，我有个设想，就这个藏经的收经内容而言，首先是截止年限。是否到解放前（1949年）为止，或者到清末为止。就现在看，可以到49年以前为止，因从清末到49年还有些著作。当然，收的时候对不同时间段的典籍可以适度掌握宽严。其次是收的范围。这可以分为几个方面，比如说著述方面，宗派方面，历史方面，议论方面。以至过去没有收入的山志、寺志、年谱、诗文集等等，都应该收进去，不应遗漏。如出家人的诗文集，过去也收，但比较有限。我们这次则应该比较全面地收进去。

另外，对于外国人的著作，像朝鲜人、日本人著作等，我们收不收？如果都收，那就与《大正藏》重复了。我想要有一个界限。就是古代到中国来过的，不管古代藏经有没有，都可以收。像弘法大师那样。还有，到日本去的中国高僧的著作，也应该全部收入。事实上，那些著作也都是汉文的。

关于版本，我考虑，现在如果重新来标点分段，会有一定的困难。想一下完成不行，恐怕会旷日持久。是否可以用比较简单的办法，比如金陵刻经处刻的经，差不多都有句读，就采用它的句读好了。因为如果要重新标点，恐怕工程太大。金陵刻经处本没有的，我们再做补充。至于校勘，恐怕还要再考虑。比如《大正藏》、《中华藏》都是死校。这样校当然也有用处，但有一定的局限性。它没有活校，祇是提供资料而已，没有确定这句话到底应该用哪个字。我们现在真正校的话，应该是活校。当然这个工作很浩大，很麻烦。

在编排时，最好对某一个经，把它的有关著作都放在一起。形成一个体系。这部分书以后也可以单卖，便于读者学习。这样也收得比较全。像《楞严》、《华严》，都可以自成体系。

日本《大正藏》有一个小本目录，其后有一个「会员名录」，实际上就是出钱的人，买书的人。我们以后也可以采取这个办法。谁捐了款，谁买了书，我们把他的名字列在里面。也就是对那些愿意做功德，愿意买书的人，进行表扬。

汤一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书面发言：对编纂新的大藏经表示热烈支持。新编的这部大藏经要超过日本的《大正藏》，成为最完备、最权威的大藏经。这就要求必须做到两点：一、要选好底本，认真总结编纂《中华大藏经》的经验与得失。二、必须要有现代标点，做好校勘。

周绍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编辑大藏经是一件很好的事，我很支持，希望它能够办成。这也是一件大事，我谈几点意见：

一、我们立足于今天来编纂大藏经，就必须突破过去。从《大周目录》到《阅藏知津》，从《开宝藏》到《大正藏》，这么多目录、藏经，老实说是炒冷饭。体例也没有突破，没有变化。大家翻来覆去，还是这些相同的经典。现在我们要突破，否则显不出精彩来。古代藏经的一大缺点是白文本太多，没有像儒家《十三经》那样整理。儒家《十三经注疏》本流通后，白文本就不流通了。我们要突破，才能编纂出划时代的大藏经。

二、大藏经，祇限于佛言法语。我们可以不搞大藏经，应该搞佛教全书。它与大藏经形式不同，含义不同，立意也不同。大藏经有取舍，有入藏、不入藏的问题，我们可以没有这个问题。如果我们限制在「大藏经」这个名称中，太窄了。应该有新的观点，新的立脚点。

三、我们是否还采用传统排列方法？我们应该定出新的排列次序来。这才能体现新的精神。苏晋仁教授提出「以疏隶书」，我认为可以考虑。

四、必须先编出一个书目，因为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书。《大正藏》中提到的书，现在不少根本找不到了，有的可能在哪里存在著，但我们不知道。所以要调查，登记，编一本中国现存的藏经目录、佛教典籍目录。现在浙江图书馆正在从事这一工作。他们来找过我。四、五年前，我对这事有兴趣，现在没有精力了。应该入藏的书是有，但必须先去找。《大正藏》的书并非都很好。我就存有一本书，书名与《大正藏》本同，前半部分残缺，中间部分与《大正藏》本相同，但后半部分与《大正藏》本不同。《大正藏》本有时还有错字。如果还用《大正藏》做底本，就会跟著错，自己还不知道。这就很危险。因此，先把访书的工作做起来，目录编纂出来，这很重要。

五、有人谈到，由宗教局牵头，成立一个机构，向国家立项。我觉得这样做太渺茫。什么时候才能够争取到？不知道。我觉得净慧法师提的民办公助的方法很好。我们先办起来，向宗教局立案。宗教局先承认。成，望下走；不成，解散完事。成立这样一个民办的机构很有好处，我们可以在海内外争取合作与资助。有形的资助与无形的资助。有形的资助（钱）随时可以号召，无形的资助（人力、出主意，资料）更重要。我认为可以先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同时把访书、编目工作先做起来，并进一步筹划如何进行。这样，虽然还没有成，但已经开始向前走了。

楼宇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重新编纂大藏经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很有必要。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古代大藏经有三十部左右。新编大藏经，我看到台湾编的，就有五、六部，大陆有《中华大藏经》。我认为我们现在编纂大藏经，要考虑究竟从那个方面著眼。我比较倾向于把大藏经作为备查的资料库来使用。如果读，还要靠各种流通本。但建立佛教文化的资料库很重要，这个资料库也可以成为各庙的镇山之宝。各大图书馆能够有这么一套，就很解决问题。现在有很多资料真的找不到。实在说，一部《大正藏》是不够用的，很多东西要从其它地方去找。当然，反过来说，我们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收罗完全。祇能是相对的。入藏时限可以放宽，可以到现在，但选择要从严。特别是民国以后的，否则太滥。一个图书馆也不可能什么书都收。它也做不到。

由于是备查，所以我不太主张标点。对佛教典籍的标点，我深有体会，不太好办。中国的古文，佛经的翻译，根本不能用现代的新式标点去做标点。一标点就把它原来的语气、文风全部破坏了。如果没有亲身体会，从理论上讲，是应该新式标点。但祇要自己实际动手一做，你就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不要说古代佛经，就是严复翻译的著作，也同样。我也做过严复著作的校点。用新式标点都很难。因为它是四六文，用新式标点一标，原来的文风、气息全部没有了。所以我认为，最多做句读。就这样恐怕好多还做不过来，或者做不了。金陵刻经处的本子是句读了，但也有好多都空著。因为他圈不下来，不知道在哪里圈。包括《藏要》，也有不少地方没有断掉。这当然应该允许。所以，如果用新式标点，不仅工夫很大，恐怕将来错误百出，还误导阅读。所以能够用句读就很好，而且尽量保持它原来的文气。如佛典四字一句。其实要从内容看，有些地方八字一句才好，但古人的行文，人们的读法，就是四字一顿，才有味道。新式标点，是符合意思了，但没有味道了。说实在的，看不懂的人，再新式标点，他也看不懂。需要研究的人，没有标点，他也要研究，所以标点的工夫可以省。校勘，可以尽量利用现在已经有的。现有的当然并不都是正确的，但可以尽量借用。如果全部自己做，这个工夫也不得了。底本，是否可以用百纳。不一定非要确定为某一个。哪个精，哪个好，我们就选那个。这样更好一点，也可以省去很多校勘工作。比如我校过《房山石经》一个本子，其它藏经读不通的，《房山石经》可以读通，这就应该选为底本。所以选底本应该不拘一格，百纳。

从步骤来说，可以电子版先上。因为我们要出重排本，那首先需要录入。录入以后，校勘也罢，什么也罢，都可以在电子版上做。有些可以先出一些阶段性成果。然后回过来做书册本。

事情很大，需要成立一个机构。我觉得这个机构依托在一个寺院有它的优越性。可以得到长期的资助，可以维持机构的日常运作。三十年代影印宋藏，也不是国家的机构。用这种方式比较有保证。工作人员应该固定，不能像《中华大藏经》那样临时聘用一些退休人员。编纂的过程也是培养人才的过程，我们应该吸收一些年轻人参加。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培养了一些佛教人才，毕业以后无处分配工作。而这项工作很需要人，应该结合起来。我觉得佛教界缺乏一些眼光。各大寺院钱很多，可以多办一些研究所，把我们培养的学生吸收过去。有好处。这些人也可以随缘么，愿意出家就出家，愿意做居士就做居士，愿意当研究人员就当研究人员。这项工作，临时请一些人来出出主意，这个可以。但真正做起来，不落实具体的地方，组织固定的工作人员，没有周密的计划，那还是困难，临时措施是不行的。《大正藏》很多问题，也就出在当时找了一些临时工作人员，每人包几卷，进行点校，那问题就出来了。

如果能够做出来这样的藏经，意义太重大了。至今为止，还没有这样一个资料完全的大藏经，所以很有必要，很有需要。辛亥革命以前三亿五字，我估计可能还要超过。当然编的时候，具体问题还要商量。有许多资料是重复的。

另外，就是能够考虑在这同时编纂一个供大家阅读的小的佛藏，真正是能够实用的。像《藏要》性质之类的。无论信仰者、研究者，都可以阅读。这可以考虑注释等等。

收的范围非常复杂。如果全部收，了不得。这与其它古籍整理也有重复的地方。现在浙江图书馆在做调查。图书馆以外的资料需要另外调查。现在可以先做起来。

（整理者　赵建政等）

大藏经编纂及电脑化研讨会纪要

今年4月9日至10日，「大藏经编纂及电脑化（大藏经工程）」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宗教局、中国佛教协会、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北京部分高等院校和出版界的领导、佛教界人士、专家、学者共38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国务院宗教局杨同祥副局长主持。

与会人员就大藏经工程的重要意义、目前这项工程在海内外进展情况以及大藏经编纂及电脑化工程的可行性和操作性等几个专题进行了座谈。

就大藏经工程的意义与必要性这一专题，中国佛教协会负责人及有关方面专家、学者刀述仁、吴立民、王志远、王学信等作了发言。大家一致认为，大藏经工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这是一项继承、发掘和整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的跨世纪工程。我们的祖国是有著悠久和深厚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古籍的搜求、编目整理是历朝历代的大事，从中吸收、融合了各种文化，融汇了各种学派，体现了中国文化恢宏的气魄和博大的胸怀。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如此的凝聚力，主要来源于各民族统一的文化。汉文佛教文献（即大藏经）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部分之一，也是人类文化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在世界文明发展过程中产生过，并保持著重要的影响。目前，世界上最流通的大藏经传本不是我们中国人编印的，而是日本二、三十年代编印的《大正藏》。特别是现在海外不少国家和地区在进行大藏经的电脑化工程，面对这种形势，我们中国佛教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应该联合起来，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编纂出最完备、最权威的我们自己的大藏经来。尤其是要充分利用电脑化技术，这应该是海内外华人都感到自豪的一项跨世纪工程。目前，中国是佛教的真正故乡，完整的佛教典籍都保存在中国。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自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这一伟大时代进行大藏经工程堪称「盛世修典」。

二、大藏经工程可以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大藏经工程可以提高宗教的品位，引导宗教的文化取向、伦理取向、哲学取向，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三、大藏经的电脑化将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在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不同的文化体系背景下生活的东西方人必须加强相互的交流与理解，必须继承与发扬人类共同的传统文化中一切优秀的成份，以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的未来。电脑化大藏经推向信息化高速公路，将对中西文化的对话，体现出中华民族恢宏的气魄和博大的胸怀，更积极、更主动地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有著很深远的意义。

四、推动统一战线工作。大藏经工程对海外华人世界将会产生重大影响，可以唤起海内外大多数华人对我们的理解和支持。这一工程对海峡两岸的统一有著强大的推动作用，它可以使所有中国人都能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是我们共同创造的，也是我们统一的基础。目前，我国佛教分三大语系，汉语系、藏语系和巴利语系，我们可以把藏语系佛教经典和巴利语系佛教的三藏翻译过来，补充到汉文大藏经中去。这既生动地反映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的过程，又体现了各民族的大团结。这一宏伟工程所产生凝聚力和向心力是难以估量的。

就大藏经工程在海内外进展的情况这一专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研究员杨曾文、李富华、副研究员方广锠、张新鹰等作了专题发言，介绍了台湾、香港、日本、韩国、泰国、斯里兰卡、美国等国家和地区近年在汉文大藏经编印与电脑化工程方面的进展情况。特别是方广锠先生详尽地介绍了海外各地在大藏经电脑化方面的进展与特点，使与会者感到了我们实施大藏经工程的紧迫感。同时有关专家也分别介绍了国内版《中华大藏经》的经验和得失、台湾《中华大藏经》的始末。中国佛协佛学专家黄炳璋介绍了《房山石经》的刊印情况，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充分掌握和吸取海内外的成功经验与教训，搞好我们自己的大藏经的编纂与电脑化工程。

就大藏经工程的可行性与操作性这一专题，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吴立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杜继文、副研究员方广锠、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周绍良、净慧法师、北京大学教授楼宇烈、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苏晋仁、中华书局副总经理熊国桢、清华大学教授葛兆光等作了专题发言，发言中大家就新编大藏经的编纂方案进行了讨论，吴立民、方广锠先生分别介绍了自己的编纂思想。他们共同强调了编纂大藏经的三要素：第一，资料的完整性。第二，编排的科学性。第三，使用的方便性。资料的完整性即资料齐全，要兼具备查型、义理型、信仰型三种功能形态。特别要把新编入藏作为重点，对现代资料的入藏要掌握好「度」。编排的科学性即编排科学，要解决好藏经总结构及某些具体典籍的归类问题。使用的方便性包括载体形式、校勘标点、目录提要索引、实用辞书等四个方面。吴立民先生还就新编大藏经中定好体例、编好目录、选好版本、搞好标点四项基本工作进行了论述。杜继文先生介绍了吕澂先生《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的一些情况。

几乎所有与会者都认为，要编好大藏经必须具备以下条件：良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特别是国家的支持；学术界与宗教界的通力合作；充足的财力；资料保证；计算机技术等。另外大家还就编纂过程中标点、校勘、校对、编目等具体环节进行了详尽的讨论，提出为了配合这项工程并有利于培养人才，可以与有关高校联合开办研究生班，与佛学院等单位合作来从事这项工程。

就大藏经的电脑化技术这一专题，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电脑技术专家龙隆、王培棣、林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栾贵明等作了专题发言。他们认为，大藏经的电脑化可以提供一个文献整理的全新的视野，这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能够不断修改、扩充和整理，可以把恒久性与阶段性的工作目标有机地统一起来。在录入、校对、断句、出版等工作中提供了一个广泛参与的机会和最现代化、最有效的手段与方式。将古代典籍录入电子计算机，采用磁盘、光盘等介质加以储存，可以大大提高典籍文献的查询检索速度，提高资料使用效率，简化资料收藏保管工作。对于中文大藏经这样的大型典籍，在现代社会，尤其要借助于电子计算机这一现代化技术手段来整理和存储。也可以顺利地参与国际交流，制作费用和耗时也能够大大节省。另外，还就工作中的具体技术细节进行了讨论。

通过两天的座谈，各位专家一致认为大藏经工程是一项意义深远的跨世纪的文化工程，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而且又是一个紧迫和艰苦的事业。因此，既要抓住良机，努力做好，又要慎重行事。最后大家达成了共识，这项工程要分三步走。第一步，策动。首先要得到中央的重视，海内外华人的关注，尤其是全体佛教徒的关注；其次，要仔细研究，尽快对大藏经工程作出具体的科学的论证。第二步，启动。如果各方面条件具备，将由国务院宗教局出面做以下工作：（1）组织专家学者，形成专门的组织机构；（2）经费主要从几个方面解决，一是靠各方面的集资；二是成立相应的基金会；三是同国际惯例接轨，讲求经济效益，实行自养。（3）具体实施要按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电脑先行建数据库，另一方面请专家、学者搞先期编纂工作，双方专家的电脑和佛学知识要互补、兼有。第三步，滚动。我们要考虑远景规划，把各方面的力量进行整合，争取将他们都集中在共同的目标下。收集国际上的所有有关资料，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藏经工程困难很多，但正因为如此，才更有价值。祇要我们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宏扬民族精神，就一定能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这一跨世纪的伟大文化工程。

（会务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