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外佛教文献第一辑．缘起
缘起
《藏外佛教文献》在历尽波折之后，终于与诸位见面了。
佛教传入我国已经二千年。在这二千年中，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激荡、相互影响，终于与儒、道两家鼎足而三，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不但已经深深地融贯在中国人灵魂的深处，而且对东亚各国有著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大藏经则是随著佛教的传入与发展而形成的中国佛教典籍的总汇。法教津流，大藏经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以致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形成两大文化传统：一是历代都要为前朝修正史；一是南北朝以来，历代都要编印新的大藏经。这两大文化传统，千年以来，流传不替。近几十年来，尤其是近十几年来，随著人们对佛教及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价值的再认识与再评价，出现一个整理佛教文献、编辑大藏经的新的热潮。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飞速发展的新时期，包括佛教在内的各种传统思想都面临一个如何适应这一飞速发展的形势以及如何在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社会中重新定位的问题。对于中国佛教来说，在肯定其合理的宗教价值的同时，努力提高其文化品位，则是至关重要的。在这里，整理佛教典籍、编辑新的大藏经，对肯定佛教的宗教价值与提高佛教的文化品位，都具有重大意义。新时期的中国文化需要新的理论，而新理论的诞生离不开思想资料的积累；中国的新理论又必然是在对传统中国文化，包括对佛教文化的全面扬弃过程中诞生。从这一角度讲，整理佛教典籍，编辑新的大藏经对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构建也有著重要的意义。当今的世界越来越小，各国的交流日益扩大，文化的撞击已成为时代之必然。而佛教已经并将继续在这一交流与撞击中显示其生命力，为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从这一点讲，佛教典籍的整理，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是非常迫切的。
「藏外佛教文献」，顾名思义，即未为历代大藏经所收入的各类佛教文献。或为见闻不广所囿，或为收集困难所拘，或为宗派立场所缚，或为物质条件所限，历代都有大批珍贵的佛教文献没有能够收入大藏经，被散逸在藏外，处在自生自灭的境地，不少文献因此湮没无闻。这不能不说是佛教与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今天，在编辑新的大藏经时，努力发掘、收集与整理现存的各种藏外佛教文献，就是一件不可忽视的大事。举例而言，敦煌藏经洞中的大批古佚佛典，就为我们了解与研究中国佛教的历史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也是促成「敦煌学」产生的主要动力之一。遗憾的是，藏经洞发现至今已经九十余年，对敦煌佛教文献仍然缺乏全面的系统的整理。此外，古代僧人的佛教著作，近代以来从梵文、巴利语、藏文、日文等翻译的印度佛教、藏传佛教原著数量甚钜；散见于正史、金石、地方史志、个人文集乃至诸种丛书、类书、专著中的各种佛教资料比比皆是。团结各界人士，系统地发掘、收集与整理这些藏外佛教文献，以供宗教界、学术界之急需；俟条件成熟时，将这些珍贵资料收入新编的大藏经，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积累作出贡献，这就是《藏外佛教文献》的基本宗旨。古代，以智升为代表的僧人，曾经对佛教文献学的建设作出巨大贡献，其成就远远超出当时传统目录学的水平。赓续古代佛教文献学的优秀传统，进一步建设与发展佛教文献学，是今天佛教文献研究者的任务，也是《藏外佛教文献》愿为之奋斗的目标之一。
编辑、出版一种整理藏外佛教文献、发展佛教文献学的出版物的设想，酝酿、构思已久。但因时节因缘未熟，一直未能实现。1994年夏，决定以《南亚研究．佛教文献专辑》的形式发行。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设想终于流产。由于这一原因，迫使我们不得不把出版物名称改为《藏外佛教文献》，并删去原定刊登的关于南亚研究方面的内容。也由于这一原因，原定在1995年6月出版的第一辑直到今天才与诸位读者见面，这是我们必须向诸位订阅《南亚研究．佛教文献专辑》的读者说明并道歉的。由于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与香港志莲净苑的大力支持与慨施净财，才使《藏外佛教文献》有可能面世。在编辑与改刊的过程中，我们收到不少热情洋溢的来信，对我们的工作表示坚决的支持，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在此，谨向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香港志莲净苑以及所有对《藏外佛教文献》给予帮助与支持的四众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
《藏外佛教文献》编委会主要由有志于从事与支持佛教典籍整理及佛教文献学研究的人员组成。由于我们整理的对象是佛教文献，因此，无论从学术角度还是从宗教角度，我们都要求自己必须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向读者提供尽可能准确、完善的资料。我们的具体做法是，编委会集体以研究班的形式对整理者递交的每一份初稿逐字逐句核对底本、校本，进行审读、修改、定稿。所以，发表在《藏外佛教文献》中的各种典籍、文章，一方面固然是整理者个人研究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是编委会集体心血的结晶。在商品大潮冲击下的当代中国，能够甘坐冷板凳，不计名利，静下心来认认真真为佛教文化事业添砖加瓦的人当然不少，但也不能说很多。在此，谨对编委会诸位同仁的支持与奉献表示衷心的谢意。实际上，编委会诸位同仁都明白，我们现在从事的正是一件所谓「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藏外佛教文献》中发表的诸种文献，都是从原始资料的收集开始，一点一滴地做出来的。且不谈收集原始资料时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仅就文献的录文、校勘、标点而言，编委会诸位同仁已深知其中的甘苦。如第一辑不少文献系从敦煌文献中整理出来，原件均为古代抄本，照片多有模糊不清。鲁鱼亥豕之处，在所颇多；文意漏断之处，亦为常见；至于文字之错讹变体，则向为敦煌学之难点。有的尚存校本，可以参用；有的祇剩孤本，唯凭理校。研究班上，编委会同仁经常为了一个文字的辨认，一个标点的使用乃至一段意群的辨析，争论得不可开交。虽然绝大多数情况下大家的意见终归于统一，但有时也不得不遗憾地留下若干存疑的问题以待方家指正。佛法宏深，本难底测；荜路蓝缕，更增艰辛。如果由别人先整理，我们再在别人整理的基础上校定修正，固然会容易得多。然而，不可能人人都站在他人的肩上去摘取桂冠，总要有人来做这种艰苦的原始资料整理工作。因此，虽然明知是「吃力不讨好」，大家都还用「以精益求精之心，求尽善尽美之境」的精神来要求自己。我们相信，祇要精益求精之心是诚的，尽善尽美之境迟早总能达到。
古人云：「论益物深，无过于法。何者？法是佛母，佛从法生。三世如来，皆供养法。故《胜天王般若经》云：『若供养法，即供养佛。』是知法教津流，乃传万代。」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发表在《藏外佛教文献》中的诸文献整理本必然有不少不能尽如人意之处。我们恳切地希望专家学者、诸位读者、各方人士不吝赐教。
緣起
《藏外佛教文獻》在歷盡波折之後，終於與諸位見面了。
佛教傳入我國已經二千年。在這二千年中，它與中國傳統文化相互激盪、相互影響，終於與儒、道兩家鼎足而三，成為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它不但已經深深地融貫在中國人靈魂的深處，而且對東亞各國有著不可忽視的巨大影響。大藏經則是隨著佛教的傳入與發展而形成的中國佛教典籍的總彙。法教津流，大藏經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以致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形成兩大文化傳統：一是歷代都要為前朝修正史；一是南北朝以來，歷代都要編印新的大藏經。這兩大文化傳統，千年以來，流傳不替。近幾十年來，尤其是近十幾年來，隨著人們對佛教及其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與價值的再認識與再評價，出現一個整理佛教文獻、編輯大藏經的新的熱潮。當前，中國社會正處在一個飛速發展的新時期，包括佛教在內的各種傳統思想都面臨一個如何適應這一飛速發展的形勢以及如何在這樣一個飛速發展的社會中重新定位的問題。對於中國佛教來說，在肯定其合理的宗教價值的同時，努力提高其文化品位，則是至關重要的。在這裡，整理佛教典籍、編輯新的大藏經，對肯定佛教的宗教價值與提高佛教的文化品位，都具有重大意義。新時期的中國文化需要新的理論，而新理論的誕生離不開思想資料的積累；中國的新理論又必然是在對傳統中國文化，包括對佛教文化的全面揚棄過程中誕生。從這一角度講，整理佛教典籍，編輯新的大藏經對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構建也有著重要的意義。當今的世界越來越小，各國的交流日益擴大，文化的撞擊已成為時代之必然。而佛教已經並將繼續在這一交流與撞擊中顯示其生命力，為人類文化的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從這一點講，佛教典籍的整理，不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是非常迫切的。
「藏外佛教文獻」，顧名思義，即未為歷代大藏經所收入的各類佛教文獻。或為見聞不廣所囿，或為收集困難所拘，或為宗派立場所縛，或為物質條件所限，歷代都有大批珍貴的佛教文獻沒有能夠收入大藏經，被散逸在藏外，處在自生自滅的境地，不少文獻因此湮沒無聞。這不能不說是佛教與中國文化的一大損失。今天，在編輯新的大藏經時，努力發掘、收集與整理現存的各種藏外佛教文獻，就是一件不可忽視的大事。舉例而言，敦煌藏經洞中的大批古佚佛典，就為我們了解與研究中國佛教的歷史打開了一個嶄新的天地，也是促成「敦煌學」產生的主要動力之一。遺憾的是，藏經洞發現至今已經九十餘年，對敦煌佛教文獻仍然缺乏全面的系統的整理。此外，古代僧人的佛教著作，近代以來從梵文、巴利語、藏文、日文等翻譯的印度佛教、藏傳佛教原著數量甚鉅；散見於正史、金石、地方史志、個人文集乃至諸種叢書、類書、專著中的各種佛教資料比比皆是。團結各界人士，系統地發掘、收集與整理這些藏外佛教文獻，以供宗教界、學術界之急需；俟條件成熟時，將這些珍貴資料收入新編的大藏經，為中華民族的文化積累作出貢獻，這就是《藏外佛教文獻》的基本宗旨。古代，以智昇為代表的僧人，曾經對佛教文獻學的建設作出巨大貢獻，其成就遠遠超出當時傳統目錄學的水平。賡續古代佛教文獻學的優秀傳統，進一步建設與發展佛教文獻學，是今天佛教文獻研究者的任務，也是《藏外佛教文獻》願為之奮鬥的目標之一。
編輯、出版一種整理藏外佛教文獻、發展佛教文獻學的出版物的設想，醞釀、構思已久。但因時節因緣未熟，一直未能實現。1994年夏，決定以《南亞研究．佛教文獻專輯》的形式發行。但由於種種原因，這一設想終於流產。由於這一原因，迫使我們不得不把出版物名稱改為《藏外佛教文獻》，並刪去原定刊登的關於南亞研究方面的內容。也由於這一原因，原定在1995年6月出版的第一輯直到今天纔與諸位讀者見面，這是我們必須向諸位訂閱《南亞研究．佛教文獻專輯》的讀者說明並道歉的。由於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與香港志蓮淨苑的大力支持與慨施淨財，纔使《藏外佛教文獻》有可能面世。在編輯與改刊的過程中，我們收到不少熱情洋溢的來信，對我們的工作表示堅決的支持，提出了有益的建議。在此，謹向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香港志蓮淨苑以及所有對《藏外佛教文獻》給予幫助與支持的四眾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謝。
《藏外佛教文獻》編委會主要由有志於從事與支持佛教典籍整理及佛教文獻學研究的人員組成。由於我們整理的對象是佛教文獻，因此，無論從學術角度還是從宗教角度，我們都要求自己必須以高度負責的態度，向讀者提供儘可能準確、完善的資料。我們的具體做法是，編委會集體以研究班的形式對整理者遞交的每一份初稿逐字逐句核對底本、校本，進行審讀、修改、定稿。所以，發表在《藏外佛教文獻》中的各種典籍、文章，一方面固然是整理者個人研究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是編委會集體心血的結晶。在商品大潮衝擊下的當代中國，能夠甘坐冷板凳，不計名利，靜下心來認認真真為佛教文化事業添磚加瓦的人當然不少，但也不能說很多。在此，謹對編委會諸位同仁的支持與奉獻表示衷心的謝意。實際上，編委會諸位同仁都明白，我們現在從事的正是一件所謂「吃力不討好」的工作。《藏外佛教文獻》中發表的諸種文獻，都是從原始資料的收集開始，一點一滴地做出來的。且不談收集原始資料時所遇到的種種困難，僅就文獻的錄文、校勘、標點而言，編委會諸位同仁已深知其中的甘苦。如第一輯不少文獻係從敦煌文獻中整理出來，原件均為古代抄本，照片多有模糊不清。魯魚亥豕之處，在所頗多；文意漏斷之處，亦為常見；至於文字之錯訛變體，則向為敦煌學之難點。有的尚存校本，可以參用；有的祇剩孤本，唯憑理校。研究班上，編委會同仁經常為了一個文字的辨認，一個標點的使用乃至一段意群的辨析，爭論得不可開交。雖然絕大多數情況下大家的意見終歸於統一，但有時也不得不遺憾地留下若干存疑的問題以待方家指正。佛法宏深，本難底測；蓽路藍縷，更增艱辛。如果由別人先整理，我們再在別人整理的基礎上校定修正，固然會容易得多。然而，不可能人人都站在他人的肩上去摘取桂冠，總要有人來做這種艱苦的原始資料整理工作。因此，雖然明知是「喫力不討好」，大家都還用「以精益求精之心，求盡善盡美之境」的精神來要求自己。我們相信，祇要精益求精之心是誠的，盡善盡美之境遲早總能達到。
古人云：「論益物深，無過於法。何者？法是佛母，佛從法生。三世如來，皆供養法。故《勝天王般若經》云：『若供養法，即供養佛。』是知法教津流，乃傳萬代。」由於我們的水平有限，發表在《藏外佛教文獻》中的諸文獻整理本必然有不少不能盡如人意之處。我們懇切地希望專家學者、諸位讀者、各方人士不吝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