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一生（重订本）

平凡的一生

一　一生难忘是因缘

我今年九十三岁，出家也已经六十多年了。在这不太短的岁月中，总该有些值得回忆的吧！平凡的自己，过著平淡的生活。回忆起来，如白云消失在遥远的虚空一般，有什么值得回忆的呢！我的一生，无关于国家大事，也不曾因我而使佛教兴衰。我不能救人，也不能杀人。平凡的一生，没有多釆多姿的生活，也没有可歌可泣的事迹。平凡的一生，平淡到等于一片空白，有什么可说可写的呢！

静静的回忆自己，观察自己——这是四十八岁以后的事了。自己如水面的一片落叶，向前流去，流去。忽而停滞，又忽而团团转。有时激起了浪花，为浪花所掩盖，而又平静了，还是那样的流去。为什么会这样？不但落叶不明白，落叶那样的自己也不太明白。只觉得——有些是当时发觉，有些是事后发现，自己的一切，都在无限复杂的因缘中推移。因缘，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不可思议！有些特殊因缘，一直到现在，还只能说因缘不可思议。

人生，只是因缘——前后延续，自他关涉中的个性生活的表现，因缘决定了一切。因缘有被动性、主动性。被动性的是机缘，是巧合，是难可思议的奇迹。主动性的是把握、是促发、是开创。在对人对事的关系中，我是顺应因缘的，等因缘来凑泊，顺因缘而流变。如以儒者的观点来说，近于「居易而待时」的态度。但过分的顺应，有时也会为自己带来了困扰。在我一生中，似乎主动的想这想那，是没有一样成功的。就如台北的慧日讲堂，建成了也只增添些不必要的干扰。我这样的顺应因缘，也许是弱者的处世态度，也许是个性的适合，也应该是夙生因缘，引上了出家学佛之路（学佛是不一定要出家的，出家要个性适合于那样的生活方式才得）。从一生的延续来看自己，来看因缘的错杂，一切是非、得失、恩怨，都失去了光彩而归于平淡。

我是眼高手低的，所以不自觉的舍短用长。十三、四岁开始，就倾向于丹经、术数、道书、《新旧约》，而到达佛法。对佛法的真义来说，我不是顺应的，是自发的去寻求、去了解、去发见、去贯通，化为自己不可分的部分。我在这方面的主动性，也许比那些权力煊赫者的努力，并不逊色。但我这里，没有权力的争夺，没有贪染，也没有瞋恨，而有的只是法喜无量。随自己夙缘所可能的，尽著所能尽的努力。

「一生难忘是因缘」，我不妨片段的写出些还留存在回忆中的因缘。因缘虽早已过去，如空中鸟迹，而在世俗谛中，到底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不可思议！

二　出家难

民国十四年（二十岁），我读到《庄子》的冯梦祯序文：「然则庄文郭注，其佛法之先驱耶」！而引起了探索佛法的兴趣。对于佛法，我没有师友的引导，只是自己在暗中摸索。

十七年清明后八日——闰二月二十三日，慈母不幸在不到四天的卒病中去世，引起我内心极大的震动，不知所措的悲伤。九月（附注：本文的年月，都是农历）里，住在同一祖宅的叔祖父士洤公死了。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父亲又在病了两个多月，终日安详地睡眠中去世（极可能是肺癌）。一年多来，一直在求医求药，办理丧事，似乎人生只是为此而忙碌。内心的沈闷抑郁，在近年来佛法的熏习下，引发我出家的决心。

「出家难」，对我来说，不是难在出家的清苦生活，而是难在到那里去出家。我一直生活在五十几华里的小天地里，在这一区域内，没有庄严的寺院，没有著名的法师。有的是香火道场，有的是经忏应赴。我从经论得来的有限知识，不相信佛法就是这样的，我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出家。而且，离家过近，也会受到家族的干扰。我在书本上，知道些名山古刹的名字，但并不知小天地外的佛教情况。我是内向的人，不会找机会，主动的与人谈话，扯关系，所以没有熟人，是不敢冒昧外出的。在我的想像中，一个外来的年轻人，没有介绍，有谁会留他出家呢！如何实现我的出家目的，实在是太难了！

因缘终于来了！十九年（廿五岁）五月，报上刊出大幅广告——「北平菩提学院招生」。主办者大愚法师；筹备处是「北平东四马大人胡同齐宅」。秋季开学，远道的可以通信考试。资格是男性；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僧俗兼收。这一消息，如昏夜明灯，照亮了我要走的前途。我想，在三年修学中，总会熟识几位出家同学，介绍到那里去出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就这样满有自信的，决定进行出家的计划。

试题是「佛法以离苦得乐为目的论」。得到的复信是：「考试及格，准予入学」。但又附带说：「开学时间，另行通知」。到了六月，我天天看报，天天等待开学的通知，而开学的消息，却始终没有。我越等越不耐烦，越是急于修学佛法了。当时的天真想法，横竖要开学，迟几天也没关系，不如到北平再说。我就在闰六月二十九日的早上，踏上了离家（浙江省海宁县）出家，充满光明远景，而其实完全不知前途如何的旅程。

到了上海，等轮船到天津，再搭火车到北平。那时，正是召开扩大会议，中央空炸怀仁堂的时节。我到「齐宅」去探问，回答是：「筹备还没有就绪。开学没有确定期间，远道的应等通知再来」。这一下，我可有点惶惑了。在卧佛寺（也许是卧龙寺）佛经流通处，选购了几册佛书。谈起菩提学院，这才知道学院是告吹了。一向被军政名流崇仰的大愚法师，在阎冯战争的逆转中，失去了信任与支持（大愚法师从此就无声无息的被人遗忘了）。这一次战争的胜负，与我无关，而我寄予无限（出家的）希望的菩提学院，却被弄得无影无踪。我该怎么办呢？办法是没有的，北平是那样的人地生疏，连一个熟人也没有。不曾出过远门的我，对于北平方言，听来异常别扭，连「前门外」都不能顺利的听懂。这里是不能住下去的，回到南方再说。这样，又坐火车，搭轮船，回到了最近来过的上海。

上海是那样繁忙，那样尽情欢乐的都市。而我在上海的旅馆里，除了对经书出神而外，却没有事可做，没有地方可去，连说话的机会也没有。呆住了几天，想起宁波的天童寺，于是又搭轮船到了宁波。问起天童寺，才知道人力车是不能到达的。先要搭小船，还要步行两小时。天童寺交通不便，我的希望又动摇了，消失了。无事可做，无地可去，无话可说，又在旅馆里呆了几天。呆著不是办法，但没有一个熟人，没有勇气向人诉说要出家的我，有什么办法呢！忽然想起，南海普陀山离宁波不远，不如去普陀山礼佛敬香。这样，我又到了普陀山。

我住在普陀前山的锡麟堂。我以香客的身分，坐了兜子，前山后山的去逢佛敬香。普陀山寺庙多、和尚多、香客多，而我还是那样的孤独，心里一片茫然。第三天下午，我在客房前的廊下看书，一位青年香客，见我所看的是佛书，就自我介绍：南通白蒲人，姓王，他这次是来普陀山出家的。我听了，几乎失声的叫起来。我说：「同道，同道——王先生！我也是想要出家的呀」——这是我离家以来，第一次向人吐露了内心的秘密。这样的志同道合，片刻间成为知己，成为茫茫人世的良伴，商量著到那里去出家——找一个理想的地方。王君随身带来的，有一本《普陀山指南》。仔细检阅，从大寺到小庙，从小庙到茅蓬，发见在「般若精舍」下，写著「藏书极富，主持者有道行」几个字。当下商量决定，第二天上午，专诚去般若精舍拜访。

般若精舍是属于普慧庵的一个茅蓬。我们到了目的地，见房屋不大，双门紧闭。好久，才有一位（只有这一位）严肃而安详的老和尚出来开门。听说我们想研究佛法，就为我们略说佛法大意。我们说：锡麟堂香客往来太多，我们想找一处僻静的所在，安住几个月，对佛法作初步的参研。他向西南角一指说：「有，离这里不过一里路，有个俗名天后宫的福泉庵。当家是褔建人，香客也都是褔建人，一年不过三、四次，平时非常的安静。我也不用介绍，你们说般若精舍老法师指导来的就得了」。我们向他谢别，就向褔泉庵来。出来招呼我们的，是一位叫宗湛的知客师。我们说明来意，他就去征求当家的意思。当家的来了，是一位白发白须的老和尚。当家的只是点点头，说了两三句我不能完全明白的话（原来是带有闽南语韵味的宁波话），大意是好的，好的。这样，我们下午就移到褔泉庵来。我与王君同住（楼上）一室，在宗湛的隔壁。

第二天傍晚，王君——其实是姜君的哥哥，追踪而来。说好说歹，姜君跟他的哥哥回家去了，又只剩了我一个人。我与宗湛还谈得来，见我认真地在阅读经论，就为我介绍。十月十一日，我就在福泉庵剃落出家，法名印顺，号盛正。那位白发白须的当家，就是我的恩师上清下念老和尚。般若精舍的那位老和尚，原来是太虚大师的戒兄，被虚大师称誉为「平生第一益友」的昱山上人。我的出家，曾经得到他的指示，所以出家后，顺从普陀山的习俗，礼昱公为义师父。

很多人问我：你怎么会跟一位（语言不通的）福建老和尚出家？我自己也说不出来。我想要出家，而会从福泉庵念公出家，这不但意想不到，梦也不会梦到的。然而，我真的从念公出家了。回忆我离家出家的因缘，空登大幅广告的菩提学院，空跑普陀山一趟的南通姜君，姜君带来的那本《普陀山指南》，都是使我在福泉庵出家的主要因缘。因缘是那样的离奇，难以想像！无意中得到昱公的指导，我终于在普陀福泉庵，跟一位福建老和尚出家，又始终受到先师的慈荫，这不能不说是夙生的缘分。

三　普陀、厦门、武昌

十九年（二十五岁）十月底，与师兄盛明，到天童寺去受戒，戒和尚是上圆下暎老和尚。名山的庄严气氛，留下了深刻的回忆。在普陀过了旧年，得到先师的同意与资助，我就于二十年（二十六岁）二月，到厦门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以下简称闽院）求法，插入甲班（第二学期）。闽院院长是提倡佛教革新的太虚大师，大师弘化各方，所以由大醒法师代理院务，教务由芝峰法师主持。我在闽院，听了不到四个月的课，暑期考试还没有终了，就病倒了。病后，精神一直不能恢复。八月初，代院长大醒法师要我去鼓山涌泉佛学院教课（实际是易地休养）。在鼓山，礼见了当代的名德——虚云与慈舟二位长老。我那时出家不久，对丛林规制，佛门惯例，什么都不懂。冒冒失失的样子，现在想起来，还有点觉得可笑。年底，我回到厦门过旧年。

二十一年（二十七岁）上学期，大醒法师要我为甲班——我的同班同学讲课。我有经不起人说好话的习性（问题是自己不会应付，不会说话，没有那股断然拒绝的勇气），竟然答应下来。我是作为与同学们共同研究的；好在一向与人无争，又没有老师气派，同学们也就将就些听了。暑假中，我不慎的说了几句话，大醒法师觉得我站在同学一边。我那时忽然警觉过来：我是发心出家求法而来的，听不到四个月的课，就在这里当法师，真是不知惭愧！这里，不可能达成我的求法愿望，我应该自求充实。但我怎样离开闽院呢？在师长面前，我是拿不出不顾一切的勇气，于是想了一个办法：我写信给普陀山福泉庵，要他们这样的写封信来——你家里的人，来常住找你，吵吵闹闹，你赶快回来自己处理。我就凭这封信去告假，大醒法师临别赠诗：「南普陀归北普陀，留君不住但云何！去时先定来时约，莫使西风别恨多」。我就这样的走了，现在台湾的学长戒德，那时也在闽院授课，也许还记得有这么一回事。

我回到了普陀山福泉庵。初秋，就住到佛顶山慧济寺的阅藏楼看藏经；白天阅读（清代的龙藏）藏经，晚上研究三论与唯识。这个自修环境，虽然清苦些（就是找不到钱），为我出家以来所怀念为最理想的。好处在常住上下，没有人尊敬你，也没有人轻视你，更不会来麻烦你。在这里足足的住了一年半，为了阅览三论宗的章疏，在二十三年（二十九岁）正月，又到武昌佛学院去（以下简称武院，那时名为世界佛学苑图书馆）。新年里，先与华清法师（谛闲老的法子）去奉化雪窦寺，我第一次礼见了太虚大师。然后经上海到南京，访晤在中国佛学会服务的灯霞同学，瞻仰了中山陵。我又去栖霞山，瞻礼三论宗的古道场。在南京上船去武昌，意外的遇到了敏智、肇启（？）二位，从常州天宁寺来，也是要去武院的。武院是虚大师倡办的。那时的武院，由法舫法师主持。有研究生，如谈玄、苇舫、尘空、力定、洪林等六七位。附设有佛学院，学生约二十人。我在武院半年，三论宗的章疏读完了，天气太热，我就回到了佛顶山。

六、七月间，虚大师附了常惺法师的来信，邀我再去厦门。那时，闽院已由常惺法师任院长，人事有了变动。在当时的青年学僧心目中，常惺法师是一位被崇仰的大德，我也就决定去一趟。住了半年，在二十四年（三十岁）正月，我就与常惺法师的法子（南亭法师的法弟）苇中法师，同船回上海。我再住佛顶山的阅藏楼，直到二十五年（三十一岁）底，才以不可思议的因缘而离开了普陀。

这里，我想叙述一则痛心的因缘。当我（二十四年）要离开闽院时，一位苏北同学——圣华，搭衣持具来顶礼，说愿意亲近法师。我生于浙江，出家于浙江，所以不懂得这是什么意思。只告诉他：「我要回去看藏经，将来有缘共住吧」！圣华是文质彬彬，谦和有礼的。后来，他也要来看藏经，我告诉他阅藏楼的一切实际情形。并且说：慧济寺是子孙丛林，我虽是亲房，也等于客住。但他误会了，来了。在他长养于苏北寺院的传统意识里，以为我久住佛顶山，将来会在佛顶山做方丈的。他来亲近我，就有受记做方丈的希望。我发见了他的错觉，一再的谈些佛顶山的历史，佛顶山的家风，但他著了迷一样的，怎么也不肯相信。二十五年冬天，我离开了普陀，圣华似乎失去了世间的一切，不久就变得神经错乱。圣华的本性，温和纯良，洁身自好，虽然能力薄弱些，但可以做一个好和尚。在苏北佛教的环境中，如出家而不能受记、当家、做方丈，那是被轻视的，可耻的，简直有见不得爹娘，见不得师长的苦衷。圣华就是被这种传统所害苦了的！圣华的不幸，使我对于今日佛教的一角，有了新的认识，新的叹息！

四　谁使我离开了普陀

为游览而出去游览，我平生只有过一次。只此一次，恰好免除了抗日期间，陷身敌伪下的苦境，可说是不自觉的预先在安排避难。经过曲折而希奇，因缘是不可思议的！

民国二十五年（三十一岁）秋天，我在普陀佛顶山，完成了全藏的阅读，心情顿觉轻松。偶而去客堂（颂莱同学在客堂任知客），才听说九月里，蒋委员长（即总统蒋公）五秩大寿。经国先生令堂毛太夫人，在天台山国清寺为委员长祝寿。在山上普设千僧大斋，通告各方：结缘是每人海青料一段，银圆壹元。这个消息，忽然引起我的动念：天台山国清寺，是智者大师——天台宗的根本道场，我从来不曾去过。名山胜地，何不趁此斋会，顺便去瞻仰一下！一举两得，越想越好，九月中旬，我就背起衣单，过海赶千僧斋去了。

一到宁波，就去延庆寺，这是亦幻法师总持事务，与虚大师有关系的道场。几位熟识的道友，见我那个挂单模样，要去天台山赶斋，就劝我说：「这次千僧斋会，去的人实在太多了。这几天的国清寺，不但住众挤成一团，无单可安（没有睡觉的地方），连饮水也有了问题。天台山是值得去的，但如不是为了一块钱，一块布，那大可不必赶著去受苦。过几天，斋会过了，我们介绍你去住几天，到处瞻礼，何等自在」！我是个一向懒于赶斋，生怕睡眠不好的人，听他们这么一说，也就暂时留下，等过了斋期（寿诞）再去。

在延庆寺住了两天，吃饭睡觉，实在乏味。想起了慈北白湖（鸣鹤场）金仙寺，是亦幻法师住持的地方。听说风景优美，芝峰法师及守志（即竺摩）、月熙等同学，都住在那里，倒不如先去白湖走一趟，回来再上天台山不迟。决定了，就到金仙寺来。这里，倒是一个好地方，湖光山色，风景著实不错！在这里自修，应该是极其理想的，但在我的感觉中，似乎太自由了一点。

金仙寺住了几天，打算明天要回宁波了。厦门的慧云（俗名林子青），忽在傍晚的时候来了，他就是从国清寺赶了斋下来的。大家见面，有说有笑。说不到几句，慧云忽然想到了什么，拿出银元二十元给我（那时的币值很高）说：「知道你在普陀，却找不到通讯处，我也无法寄给你。隆耀说：别的无所谓，只是印顺同学的二十块钱，无论如何，你也得代我交还他。难得在这里遇到了你，我也总算不负人之托了」。慧云来得意外，二十块钱也来得意外，这里面原是有一段因缘的。

二十三年（二十九岁）下学期，我在闽院教课。隆耀（宝华山引礼出身）、慧云，受台湾开元寺的礼请，一个羯磨，一个教授，要到台湾去传戒。隆耀想到见了台湾的诸山长老，也得备点礼物，表示敬意。他是没有钱的，没有去与有钱的同学商量，却来找我这个穷同学，商借二十元。二十元，是我所有的不少部分。我与隆耀没有特别的友谊，但我毫不犹豫的答应了他。他们传戒终了，正想离台返厦，却被日本刑警逮捕，严刑苦打。曾传说隆耀（身体本来瘦弱）经不起刑责，已经死了。二十四年正月，我离开厦门，从此杳无消息，我也早已忘记这二十元了。想不到隆耀没有死，也没有忘记我，自己还在台湾休养，首先就设法托慧云归还我。佛经说：种因的会结果，这原不过迟早——今生或来生而已！

慧云是从杭州去天台山的。说到杭州，慧云的话就说开了。「杭州开化寺六和塔住持妙乘，是闽院老同学，对于闽院同学，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到了他那里，有吃有住。至于参观游览，那就各人自由。我住在六和塔，已一个多月了」。月熙想到杭州去，邀我同行。出家以来，我没有去过西湖。现在有人导游，还得了意外的财物（二十元），我也就放下天台山，先作杭州西湖之游了。

九月廿二日晚上，才到了钱塘江边的开化寺。第二天（国历十一月六日）早餐毕，妙乘提议：「今天太老（指虚大师）在灵隐寺讲《仁王护国般若经》。我们是云来集菩萨，也该去参加开经法会才是」。大家没有异议，上午就到了灵隐，我也随众礼见了虚大师。下午听完了经，就回开化寺。晚上，慧云对我说：「太老好像有话要和你说似的」。我说：「我倒没有觉得」。但我心里想：虚大师也许会有话要和我说的。去年（二十四年）国历四月间，为了组织中日佛学会，出席泛太平洋佛教青年会，我不同意虚大师的态度。大师自己不参加，却默许部分的弟子去参加。我以为：日本军阀的野心是不会中止的，中日是迟早要一战的。处于这个时代的中国佛教徒，应爱护自己，不宜与特务化的日僧相往来。也许措辞过分激烈了，我与大师的联络，也就中断了一年多。

过了两天，妙乘在开化寺设斋，供养虚大师，没有外客。在席上，虚大师向我提起：武院要办研究班，这是由上海三昧庵宽道发心每月资助（贰）百元而引起的。有几位研究三论的，所以希望我去武院，指导他们研究。我说了几句谦辞的话，大师以「去一趟」来结束话题。这就是虚大师所要与我说的，说了也就算了。

我在杭州住了一星期，忽然游兴大发，也许是二十块钱在作怪。离开杭州，首先到嘉兴楞严寺挂单。常住佛事兴隆，我被派去拜了一天梁皇忏。看情形不对，第二天起单，到旅馆去住了一天。多少游览，就搭车去江苏的镇江。访玉山超岸寺，见到了守培老法师。寺主雪松，陪我去金山；又到竹林寺一宿，见到正在编辑《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的震华。回到超岸寺，梵波（也许是养波，一位武院的同学）从焦山来，我就随梵（？）波去焦山。焦山的住持静严，是闽院的同学，在这里受了几天招待。忽有六度（也是去过闽院的）从庐山大林寺下来，要回小庙去，他就成为我漫游的引导者。陪我去扬州；到如皋的菩提社，这是六度出家的地方。我住了好多天，多少领略到苏北寺僧的生活情形。然后经过南通，参观了啬公墓，吴画沈绣之楼——楼上藏有历代名人的观音画像。最后到了狼山，这里也有一位力定同学。住了两三天，这才与六度话别，而搭轮船回上海。三个星期的漫游，漫无目的的游历，钱也用完了，人也累了，游兴当然也就没有了。天台山以后再说，决定先回普陀去。

虚大师创办的中国佛学会上海市分会，是附设在三昧庵内的，听说灯霞同学在那里当干事。我在决定回普陀山的前一天，去三昧庵看他。谈了一回，准备走了，他说：「下午请常惺法师演讲，你吃了午饭，听完讲再走吧」！也好，我横竖是没有事的。午后，慧云、妙乘，又在这里碰上了，真是巧合！妙乘一直埋怨我：「走了也没说个去处！在你走了以后，太老一再派人来找你」。我说：「到那里，我自己也不知道呀」！不久，虚大师来了，常惺法师也来了，三昧庵主宽道（原是普陀洪筏院子孙）当然也到了。讲演完毕，大家坐下来，虚大师重申前议，要我到武院去。大家帮著大师说话，不善词令的我，在这师友的包围下，实在应付不了。虚大师拿出二十块钱，给我作旅费。我还是要推，妙乘可说话了：「老法师给几个钱，我们做弟子的，只有说声谢谢。你去不去武昌，都没关系，慢慢决定好了」。不会说话的我，就这样没奈何的收了下来。回到普陀山，越想越不是滋味。我真是不该到三昧庵去的！但我又怎么知道三星期的漫游，会在这里碰上了呢！约会也没有这么巧呀！武院，我是去过的，并不想再去；特别是武汉的炎热，我实在适应不了。可是旅费已拿了，拿钱而不去，我是不能这么做的，除非将钱退回去。想来想去，也许还是（缺乏断然拒绝，不顾一切的勇气）人情难却，没奈何的决定：去一趟，明年早点回普陀山度夏。

从普陀到武昌，已经是腊月中旬了。二十六年（三十二岁）的五月初，我就病倒了——老毛病。疴了几天，温度忽然高起来，院方才把我送入汉口某日本医院。住了十几天，才出院回来。天气那样的热，睡眠不足，饮食减少，病虽说好了，身体却还在衰弱下去。国历七月七日，芦沟桥的抗日砲声响了。国历八月十三日，淞沪的战争又起。到国历十二月四日，南京也宣告失守。想回普陀的希望，是越来越不可能了！身体一直在奄奄无生气的情况下。到二十七年（三十三岁）七月，武汉也逐渐紧张起来，这才与老同学止安经宜昌而到了重庆，我就这样的渡过了抗战八年。我为什么到四川？追随政府哪！响应虚大师的号召（共赴国难）哪！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对我是完全不适用的。在我的回忆中，觉得有一种（复杂而错综的）力量，在引诱我，驱策我，强迫我，在不自觉、不自主的情形下，使我远离了苦难，不致于拘守普陀，而受尽抗战期间的生活煎熬。而且是，使我进入一新的领域——新的人事，新的法义，深深的影响了最近几十年来的一切。抗战来临的前夕，一种不自觉的因缘力，使我东离普陀，走向西方——从武昌而到四川。我该感谢三宝的默佑吗？我更应该歌颂因缘的不可思议！

五　最难得的八年

最难得的八年（二十七年七月到三十五年三月），为我出家生活史中最有意义的八年，决定我未来一切的八年。

二十七年（三十三岁）五月，武汉外围一天天紧张起来。老同学苇舫（苏北人），在武院编《海潮音》，也是当时武院的管理者。他一直说要与向领江的结缘船（行驶重庆上海间的福源轮船）接洽，送我们——我与老同学止安去四川。但是结缘船一班又一班，武汉三镇的尼众去了不少（后来虚大师为他们成立尼众避难林），就是轮不到我们。七月中，止安著急了，自己出去想想办法，当下就买了两张到宜昌的票回来，陪我去宜昌，暂住古佛寺。一到宜昌，才知道问题严重。在宜昌等船入川的，真是人山人海，去四川的船票，我们是没有能力（有钱也不成）买到的。后来，还是亏了向领江的结缘船，才能顺利的到达重庆。向领江的结缘船，不用接洽，也不用买票，只要出家人，就可以一直走上去。在船上，有饭（素菜）吃；到了重庆南岸，每人还给两毛钱的轮渡费。向领江半生结缘，真正功德无量！我们的船一到，老学长乐观早在码头上摇手，招呼我们。

第二天，我与止安就去了北碚缙云山，住在汉藏教理院（以下简称汉院）。法尊、法舫、尘空、雪松（前超岸寺寺主）诸法师，都在这里。最初的一年半中（二十七年八月到二十八年底），法尊法师给我很多的法益。他是河北人，没有受过近代教育，记忆力与理解力非常强。留学西藏并不太久，而翻译贡献最大的，是他。在虚大师门下，于教义有深广了解的，也是他。我为他新译的《密宗道次第广论》润文，遇到文字不能了解的，就去问他。黄教对密乘的见解与密乘的特质，我因此而多少了解一点。他应我的请求，翻译了龙树的《七十空性论》。晚上，我们经常作法义的探讨，我假设问题以引起他的见解；有时争论不下，最后以「夜深了，睡吧」！而结束。这样的论辨，使我有了更多与更深的理解。深受老庄影响的中国空宗——三论宗，我从此对它不再重视。法尊法师是引发了一些问题，提供了一些见解，但融入我对佛法的理解中，成为不大相同的东西。他对我的见解，当然是不能完全同意的，但始终是友好的，经常在共同讨论。我出家以来，对佛法而能给予影响的，虚大师（文字的）而外，就是法尊法师（讨论的），法尊法师是我修学中的殊胜因缘！

二十九年（三十五岁），我去了贵阳。大觉精舍是华府所兴建，天曦老法师弘化的道场。曦老去世了，曦老的徒孙明照，在汉院求学，就约我到贵阳去。那时是战时，我又没有活动力，所以没有作什么，只是自修，写《唯识学探源》。施主华问渠先生，已失去了他父母那种信佛护法的精神，而只是父母传下来，不好意思结束，姑且维持下去。年底，我回汉院过年。

到了汉院，就见到从香港来汉院旁听的演培、妙钦与文慧。三十年（三十六岁），我就为他们讲《摄大乘论》，大家非常欢喜。秋天，演培约了几位同学，到合江法王寺，办法王学院，请我去当导师。导师原是不负实际责任的，但适应事实，逐渐演化为负责的院长。三十三年（三十九岁）夏天，三年圆满，我才又回到汉院。在这一期间，又见到了光宗、续明、了参（俗名叶均）他们。

在四川（二十七——三十五年），我有最殊胜的因缘：见到了法尊法师，遇到了几位学友。对我的思想，对我未来的一切，都有最重要的意义！我那时，似乎从来没有离了病，但除了不得已而睡几天以外，又从来没有离了修学，不断的讲说，不断的写作。病，成了常态，也就不再重视病。法喜与为法的愿力，支持我胜过了奄奄欲息的病态。

六　三部书

有三部书，对我早期的写作，资料方面有相当的帮助；而且，见到这三部书，都还有点意外之感。

一、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二十六年（三十二岁），我在武院病了，一直不能康复。由于七七事变，全国抗日，虚大师与法尊法师都从庐山来，留学日本的墨禅学长也来武院小住。墨禅随身带有日本寺本婉雅所译的《ターラナータ印度佛教史》，这是西藏著名的史书。我不通日文，好在译本中的人名、地名、佛法术语，多用汉字译出，所以也可以多少了解。这本书对无著、世亲时代的佛教，后期中观学者的兴起，与唯识学者的论诤，特别是秘密大乘的兴起与发展，有相当详细的叙述。我向他借来慢慢看，他不久就去了香港。抗战胜利回来，知道墨禅已在上海去世。这样，这本书「久借无归」，也就成为我的书了！

二、宗喀巴的《密宗道次第广论》：二十七年（三十三岁）秋天，我到了四川缙云山的汉藏教理院。学院已经开学，所以我住在（教师住处）双柏精舍，只是自修而已。《密宗道次第广论》，是法尊最近从藏文译出的，虚大师要我为这部书润文。这是西藏格鲁派宗喀巴大师所著的，对秘密乘——「事，行，瑜伽，无上瑜伽」四部续的次第作扼要的叙述。我读了这本书，了解到秘密乘严重的天化特性，如「修六天」，「天色身」，「天慢」等，真是「天佛一如」。有些术语，我不能了解，就请问法尊法师；从前阅读大藏秘密部，如金刚，莲华等术语，也就能了解是什么。我的「润文」，只是文字方面的略作修润，内容是决不改的。这部书，汉院刻经处没有出版，托人带到北平，由「北京菩提学会」出版，托人带多少部回四川。这本来是限于学密者阅读的，因为挂名「润文」，也给了我一部。《印度之佛教》十七章的〈密教之兴与佛教之灭〉，这部书提供了主要内容，这真是因缘巧合了！

三、《古代印度》：这是《Ancient India》的中文译本，是《印度史》的一部分。三十年（三十六岁），有人将这部译稿，带到汉藏教理院来。古代的印度，佛教是相当重要的宗教，流行了千五（六）百年。这部书当然要谈到佛教；为了译稿的更为正确，所以译者送来汉院，希望能对有关佛教部分，加以校正。我以先读为快的心情，取得一读。全书十二章，从「史料及古史」，到「南印度」，我就择要的记录下来。对后来《印度之佛教》的写作，才有了史的重要参考。而这部译稿的译者是谁，这部译稿有没有出版，我并不知道。我与这部译稿的相见，是非常意外的！

七　业缘未了死何难

「人命在呼吸间」，佛说是不会错的。健全结实的人，都可能因小小的因缘而突然死去。死，似乎是很容易的，但在我的经验中，如因缘未尽，那死是并不太容易的。说得好，因缘大事未尽，不能死。说得难听些，业缘未了，还要受些苦难与折磨。

话，应该说得远一点。我是七个月就出生的；第十一天，就生了一场几乎死去的病。从小身体瘦弱，面白而没有血色。发育得非常早，十五岁就长得现在这么高了。总之，我是一向不怎么结实的，但出家以前，倒也不觉得有什么病。

二十五岁出了家，应该好好的精进一番。但是，「学佛未成成病夫」，想起来也不免感伤。二十年（出家的下一年）五月，我在厦门病了。天天泻肚，同学们劝我医治，我总是说：「明天再说」。我没有医病，问题是没有钱。我不能向人借钱，我没有经济来源，将来拿什么还人呢！记得故乡的一句俗语：「有钱药又药，没钱拼条命不著」。病，由他去吧！又信同学（普陀锡麟堂子孙）来看我，一句道破：「你是没有钱吗」？「是的，只有一块钱」。他说：「够了，够了，我给你安排」。买了一瓶燕医生补丸（二角八分），让他泻一下，不准吃东西。买半打小听的鹰牌炼乳，一天可吃三次。用不到一块钱的特别办法，果然生效，病就渐渐好了。但病后没有调养，逢到天气炎热，睡眠不足，身体不免虚弱下来。一位同学死了，上山去送往生。经不起山风一吹，感冒咳嗽，这算不得大病。一直拖到七月，精神还是不能恢复。承大醒法师的好意，派到鼓山去教课。山上空气好，天也凉快了，这才好转过来。

二十六年（三十二岁）五月，又在武昌病了，老毛病。病好了，还是一天天衰弱下去，从睡眠不足而转为失眠，整天都在恍惚状态中。有时心里一阵异样的感觉，似乎全身要溃散一样，就得立刻去躺著。无时不在病中，对我来说，病已成为常态。常在病中，也就引起一些观念：一、我的一句口头禅：「身体虚弱极了，一点小小因缘，也会死过去的」。二、于法于人而没有什么用处，生存也未必是可乐的。死亡，如一位不太熟识的朋友。他来了，当然不会欢迎，但也不用讨厌。三、做我应做的事吧！实在支持不了，就躺下来睡几天。起来了，还是做我应做的事。「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我有什么可留恋的呢！但我也不会急求解脱，我是一个平凡的和尚。

「身体虚弱极了，一点小小因缘，也会死过去的」。我存有这样的意念，所以我在武昌，一向是不躲警报的。因为我觉得：如真的炸中了，那怕小小弹片，我也会死去的，不会伤残而活著受罪。一天晚上，敌机来得特别多。武院当时住有军事器材库（科？），一位管理员，慌得从楼梯上直滑下来。有人急著叫我，我没有感激他，相反的嫌他啰苏，这可以反映我当时的生死观了。然而这一观念，在我两次应死而不死的经验中，证明了是并不正确的。

一次是民国三十年（三十六岁）的中秋前夕，我在缙云山。月饼还没有吃到，老毛病——肚子倒先有了问题。腹部不舒服，整晚难过得无法安眠（可能有点发热）。学院的起身铃响了——五点半，天色有点微明。我想起来去厕所，身体坐起，两脚落地，忽然眼前一片乌黑，一阵从来没有经验过的异样的疲倦感。我默念「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我不是祈求三宝的救护，而是试验在这异样的境界中，自心是否明白。接著想：「再睡一下吧」！这应该是刹那间事，以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忽然有了感觉，听到有人在敲门，是同事在唤我早餐了——七点钟。看看自己，脚在地上，身体却搁在床上；满裤子都是臭粪。慢慢起来，洗净了身体，换上衣服，再上厕所去。我知道，这是由于腹泻而引起的虚脱。昏迷这么久——一点多钟，竟又醒过来了。我想，假使我就这样死了，也许别人看了，会有业障深重，死得好惨的感觉。然在我自己，觉得那是无比的安详与清明。我不想祈求，但如将来这样死了，那应该说是有福的。

另一次是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七岁），我在四川合江（法王寺所办的）法王学院。一个初夏季节，常住为了响应政府的减（或是限）租政策，晚上（农夫们白天没有闲）召集佃农，换订租约。法王寺的经济，就是田租；田多，佃农也多，一则一则的换订新约，工作极其繁重，我也得出来帮助一下。我的工作是计算，田几亩几分几厘，年缴租谷几石几斗几升几合。佃约写好了，我又拿来核对一下，以免错误。这一晚，直到早上三点多钟才结束。

过度疲劳，我是睡不著的。早餐后，还是睡不著，于是出门去散步。寺在深山，沿途是高低起伏的曲径。经过竹林旁边，被地上的落叶一滑，就身不由主的跌了下去。只觉得跌到下面，站不住而又横跌出去，别的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约有半点多钟，我才逐渐醒过来。觉得左眉有点异样，用衣袖一按，有一点点血。站起身来一看，不禁呆了，原来从山径跌下来，已翻了四层坡地，共有四、五丈高。我也顾不得一只鞋子还在上层，就慢慢的走回来。最后，爬上三、四十层石级，才到达寺院。那一天，学僧们出坡采茶子去了，演培带著学僧们上山，仅有文慧在院里。左眉楞骨上的伤痕，深而且长，可是出血不多（也许这里微血管不多）。文慧就为我洗净，包扎好。我上床睡了一下，忽然痛醒了。右脚的青筋，蚯蚓般的一根根浮了起来，右脚痛得几乎不能著地，原来脚筋受了重伤。深山无医无药，想不出办法。到合江去就医吗，距离七十五华里，坐著滑竿急急的走，也要八个小时。我在山上跌伤了，惊动了全寺。丈室的一位老沙弥，自己说会医，看他说得很有信心，也就让他医了。他用烘热了的烧酒，抹在筋上，一面用力按摩。他是懂得拳术的，把我的右脚，又摇又拉，当时被按摩得很痛。人疲倦极了，渐渐睡去，等到中午醒来，青筋不见了，脚也不痛了。这类急救，比西医还有效而迅速得多。极度衰弱的人，跌了这么一跤，竟然没有死去。不但没有死，眉心的创伤，几天就好了，连伤疤也没有留下多少。脚筋扭伤了，恰巧有一位老沙弥，一摩就好。只是上面的门牙，跌松而长出几分；下齿折断了两根。不好看，咀嚼也不中用，但上牙又自然的生根，到民国五十五年（六十一岁）才拔去。这一跤，不能说不严重，可是没有死去，也没有留下伤痕，真是奇妙的一跌！这一跤，使我有了进一步的信念。「身体虚弱极了，一点小小因缘，也会死过去的」——这几句口头禅，从此不敢再说了。业缘未了，死亡是并不太容易的。

五十六年（六十二岁）冬天，我去台北荣民医院作体格检查。车是从天母方面过去的；我坐在司机右侧，后座是绍峰、宏德，还有明圣。医院快要到了，前面的大卡车停了，我们的车也就停了下来。不知怎的，大卡车忽然向后倒退，撞在我们的车上。车头也撞坏了，汽车前面的玻璃，被撞得纷纷落在我的身上。大家慌张起来，我坐著动也不动。他们说我定力好，这算什么定力！我只是深信因缘不可思议，如业缘未尽，怎么也不会死的（自杀例外）。要死，逃是逃不了的。我从一生常病的经验中，有这么一点信力而已。

八　我回到了江南

抗战胜利了，举国欢腾，我也该回去了！但是，不要说飞机，就是沿长江而下的轮船，也是票价贵得吓人，还要有人事关系才行。这不是我们所能的，安心的等著吧！三十五年（四十一岁）清明前后，才发现了一条可以回来的路，那就是经西北公路到宝鸡，再沿陇海路东下。虽然迂回了一点，但到底是可以通行的，而且还可以瞻仰隋唐盛世的佛教中心。我与演培、妙钦，他们连皮箱都卖了（我是想卖也是没有可卖的），凑足了旅费，才离开了值得怀念的汉院。从重庆出发，那时的光宗与了参，在重庆相别，他们正准备去锡兰深造。

到了西安（古称「长安」），受康寄遥居士的招待。在佛学社、寄园住了几天，移住城南的大兴善寺。这里，有筹办巴利三藏院的计划；一位汉院同学╳悟，在这里主持一个初级佛学院。我们借了一辆牛车，费了一天工夫，才到罗什塔去瞻礼。那时的罗什塔，等于一所乡村小庙，想起逍遥园时代的盛况，都不尽有无常之感。我们去瞻仰兴教寺，大慈恩寺等古刹。名刹多少还留点遗迹，所以西安一带，寺多僧少，地大寺小，隋唐佛教的光辉，在这里已完全消失了！

经洛阳、郑州，到达开封。铁塔寺与开封佛学社，都是净严法师主持的。净严是武院的老学长，从慈舟老法师出家；那时，续明也在这里。我经过一个多月的辛苦，病倒了，只能留下来养病，让演培与妙钦先回去。我住在佛学社，又上了现代佛教的一课。一位宪兵司令（大概是驻郑州的），有事到开封来，到佛学社来看净严法师。净严法师而外，戴湄川居士（前国会议员）也在座。这位司令谈起了佛法：他曾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考问过好几位法师。在重庆也问过法尊法师，也还是差一点。戴湄川说：「司令对佛法真是深有研究了」！他说：「抗战，剿匪，为国家服务，还不能专心研究；曾看过一部有注解的《心经》」。他走了，戴湄川说：「好小子！我真想刮他两个耳光。凭他看过一部《心经》注解，就狂妄到那个样子」！这件事，对我的印象极深。出家人对佛法不大留心，而对军政名流、护法居士，却一味奉承逢迎，按时送礼请斋。说到佛法，自己不会说（也有谦恭而不愿意说），却来几句：「大居士深通佛法」，「见理精深」，「真是见道之言」。被奉承的，也就飘飘然连自己的本来面目都忘了。凭固有的文字根柢，儒道思想，读几部经，看几则公案，谈禅、说教，就是大通家了！轻视出家人的风气，那位司令只是最特出的一位！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自己无知，却奉承逢迎，攀缘权势。所以，如果说有「四宝」，那只因僧不成宝，怪不得别人。我从不要求大居士的尊敬，（对佛法的理解）也从不会恭维他们，免他们陷于轻僧、毁憎，连学佛的基础——归依三宝功德都不能具足。

我准备要东下了。七月十五日，佛学社有法会。下午，忽然时局紧张起来，开封城外也听到了枪声。据说：兰封的铁路，被八路军扒了。沿陇海路东下的希望没有了，一切唯有让因缘来决定。隔一天，净严法师与我到了郑州；我再从郑州南下到武昌。在郑州著了凉，在武院咳嗽了一个多月，暂时留了下来。武院的房屋，在苇舫的努力下，正在补修恢复。

三十六年（四十二岁）正月，我回到了上海，在玉佛寺礼见了虚大师。大师那时有说不完的不如意事，心情沈重。那时的杭州灵峰，办理武林佛学院，演培与妙钦，都在那里任教，所以我先到杭州去看看。大师说：「回来时，折几枝梅花来吧」！灵峰是杭州探梅的胜地。我去了几天，就得到虚大师病重，继而逝世的消息。我折了几枝灵峰的梅花，与大家一起到上海，奉梅花为最后的供养。我在开封，在武昌，一再滞留，而终于还能见到大师，也算有缘了！大师的弟子都来了，我被推主编《太虚大师全书》。这是我所能做的，也就答应了。与续明、杨星森，在三月里到了雪窦，受到寺主大醒法师的照顾；全书到第二年四月才编集完成。

三十六年与三十七年，我都回过普陀山，那只是为了礼见先师。普陀山一切都变了，阅藏楼也变了，其实京、沪、杭一带的佛教都变了，变得面目全非。一切都变了，有一切无从说起的感觉。三十七年（四十三岁），从普陀回杭州，要进行「西湖佛教图书馆」的筹备工作。经过宁波，到延庆寺，恰好见到了锡兰回来的法舫法师，他是去雪窦礼敬虚大师舍利而下来的。大醒法师感慨的说：「雪窦寺存有多少钱，多少谷，请法舫法师继任住持，来复兴虚大师主持过的道场。我说了两天一夜，现在连听也不要听了」！我说：「我来说说看」。我说明了雪窦寺的实况：雪窦寺的好处——蒋主席的故乡，常住经济也可维持二十多人；雪窦寺大醒法师也有些困难，最好法舫法师能发心接任。我说了好处，又说了坏处（大醒法师专说好处），法舫法师就接受了，忙著准备晋山。虽然时局变化，等于没有这回事，我内心还是很欢喜的。亦幻法师说：「法舫住持雪窦，将来办学，印顺一定会来帮助的」。这种适合一般人的想法，对我是不一定适合的。

九　厦门、香港、台湾

千僧斋，慧云交来的二十元，游兴勃发，三昧庵的突然相逢，武昌的病苦，使我意外的避免了敌伪下生活的煎熬。现在，又一次的避免了苦难，已经过了五十年的自由生活。我的身体衰弱，不堪长途跋涉。生性内向而不善交往，也不可能有奔向（语言不通的）香港与台湾的决心。我是怎样避免了的？这是又一次不自觉的在安排，预先脱离了险地。

因缘是非常复杂的，使我远离政治动乱的苦难，主要应该是妙钦。妙钦与演培等，在汉院同住了几年，在法义的互相论究中，引发了一种共同的理想。希望在杭州一带，找一个地方，集合少数同学，对佛法作深一层的研究。三十六年（四十二岁）冬天，以佛性（禅定和尚的弟子，曾在汉院任监学）名义，接管杭州岳坟右后方的香山洞，筹组「西湖佛教图书馆」，就是这一理想的初步实施。这是我对佛法的未来理想，理想只如此而已。在几位学友中，我是大了几岁的，隐隐然以我为主导，但我没有经济基础，连自己的生活都解决不了。那该怎么办呢？当然写缘起哪（这是我的事），找赞助人哪（佛性出去跑了几趟），而主要却寄希望于妙钦的一位长辈。

妙钦是厦门（原籍惠安）人，与性愿老法师有宗派的法统关系。抗战期间，性老开化菲岛。三十七年冬天，性老回国，在南普陀寺举行传戒法会。本来，性老与虚大师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虚大师门下，在闽南长老，特别是性老的心目中，也没有留下良好的印象。我想，也许我是念公（福建金门人）的弟子，但主要是妙钦为我在性老前的揄扬。妙钦也希望我趁此戒会，与性老见面，可能将来会对我们的理想能有所帮助。性老来信，要我去厦门，随喜这难得的戒会，旅费也寄来了。说来有点离奇，传戒法会，远道去礼请羯磨、教授、引礼，是常有的；远道礼请人去随喜，是不曾听说过的。我不好辜负性老的盛意，只能以祝贺者的心情，由妙解（妙钦的师弟）陪从，离杭州而去厦门。

那时，已是三十七年十月，金元券的价格开始下落。买轮船票不容易，妙解从（福建人开的）桂圆行弄到一张船票，上船交钱。两个人，一张票，上去了再说。等到轮船快开，也就是要买票了，才知道票价涨起十分之五，我们的钱只够买一张票了，怎么办？我当然是没有办法的。妙解展开了外交活动，用闽南话与人攀谈。一位（走单帮的）青年攀上了，他母亲是常去南普陀寺进香的。就凭这点，向他借到了买票的钱。年轻人有活力，能创造因缘，想到自己那样的纯由因缘的自然推动，实在太没用了。亏了妙解，我才能到达厦门。可惜他远去星洲，因缘不顺，年轻轻的早死了！

我就这样的，意外的到了厦门。传戒法会期间，见到了恩师念公上人与师弟印实。传戒法会终了，性老约我去泉州（我就只去了这一次）。先到同安的梵天寺，这里是先师念公，师弟印实，我（先师为我代收）的徒弟厚学在管理。同安梵天寺，是著名的古刹，但现在是衰落极了！过了一宿，又随从性老到泉州，住在百原寺（也就是铜佛寺）。泉州三大名刹——开元寺，承天寺，崇福寺，及开元的东西二塔，都曾去瞻仰。性老留在泉州过年，我先回厦门，已是年底，常住的年饭都已经吃过了。

一过新年，三十八年（四十四岁）正月，京沪的形势紧张，我就住了下来。随缘办了一所「大觉讲社」，演培、续明也都约到厦门来。到了六月，漳州、泉州一带，战云密布，我就与续明、常觉、广范、传╳，离开了厦门，到达香港。我怎么会到香港？法舫法师在香港，一再催我到香港，并说住处与生活，一定会为我安排，我多少有了短期可托的信念，而我内心的真正目的，是想经云南而到四川北碚的缙云山。法尊法师来信：局势不妙，早点到四川来（以为抗战时期那样的可以偏安），免得临时交通困难。我对缙云山，是有一分怀念的，我就这样的到了香港。妙钦那时已去了马尼拉，寄一笔钱来，决定在港印行我在「大觉讲社」所讲的《佛法概论》，等到《佛法概论》出版，大陆的局势急转直下，缙云山已是可望而不可能再去的了。《佛法概论》为我带来了麻烦，然我也为他而没有在大陆受苦，因缘就是那样的复杂！

在香港三年，我又到了台湾。到台湾，应有三次因缘：三十八年（四十四岁）初夏，大醒法师劝我到台湾，词意非常恳切，我也有了到台湾的意思。但他在信上说：「你来，住所我一定可以为你设法」。这一说，我可犹疑了。我不会闽南话；不会与人打交道，拉关系；我也不能帮常住的忙。寄居台籍的寺院，自觉难以适应，所以也就没有来。

三十九年（四十五岁），我住在香港新界大埔墟的梅修精舍。黄一鸣（国大）代表也住在大埔墟，曾见面数次。黄代表自认皈依太虚大师，也与灯霞相识。他要到台湾，见我们的生活太苦，劝我到台湾去。他到了台湾，大概在李子宽老居士（以下简称子老）面前，提到了我，并说我想到台湾来。所以子老给了我一封信，首先表示欢迎，接著说：大师全书正在香港印行，希望我能继续主持，完成后再来台湾。全书的印行，我不负任何责任，所以当时读完了信，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其实，这是黄代表的好意，我当时并没有来台的意思。事后回忆起来，我应该感谢子老。因为，要等政局比较安定，政治更上轨道，四十一年（四十七岁）秋天，我才可以来台。如三十九年就到了台湾，免不了一场牢狱之灾。远离政治动乱的苦难，我有意外的因缘；到台湾也就有较安全的因缘——因缘是那样的不可思议！

十　怀念大法师

民国二十年春，我到闽南佛学院求学。院长虚大师常在外弘法，院务由代院长大醒法师主持，同学们称之为大法师。由于我夏季多病，大法师推介我去鼓山，任涌泉佛学院教师；年底回闽院，大法师又要我为同学们讲课。我得到较多的休息时间，不健康的身体也就拖延下来。大法师对我的恩德，是难以忘却的。

大法师的名字——大醒，是虚大师给予的。虚大师的出家弟子，如大慈，大勇，大严，大刚等，都以「大」为名。没有从虚大师出家，而虚大师赐名大醒，这是众多学生中的唯一人，也可见虚大师对大法师的厚望了！大法师于十三年秋入武院。十四年春，「武院同学会」编发《新僧》，大法师就从事虚大师佛教革新运动的宣扬。虚大师主持的闽院，十六年冬，发生了革命性的学潮，南普陀寺的寺务与院务都陷于停顿。十七年春，大法师奉命去厦门，整理寺务与院务，编发《现代僧伽》。当时由于政局的变化，中国佛教会都无法成立，佛教到了危急存亡关头，所以对墨守成规的老法师、老居士，不免有评责的言辞；也就被看作「新僧」，受到传统佛教的嫌恶。说到新，我想从事实说起：鼓山办涌泉佛学院，请大法师为副院长，教师由大法师推介。鼓山虚云老和尚是禅宗耆老，怎么会请大法师呢？十六年冬，虚老经过厦门，来南普陀寺。那时正在闹学潮，学院停课，学僧的服装、行动，太不成样！十九年，虚老又来厦门南普陀寺，大法师率领全体学僧，搭衣持具，向虚老顶礼接驾；并请虚老在讲堂中，为学僧开示。两次的截然不同，使虚老对大法师的办学精神，留下深切的好感。这所以鼓山办学，要请大法师负责人事的安排了。十月间，大法师又去鼓山视察学院，见我在房里抄录，他问我，我说：「论」中有重要教义，古代论师的独到思想，我摘录下来，作为研究资料。他竟然说：「好！这就是新，教理应有新的研究，不能老是背诵古德著疏，讲经了事」。还有，三十六年在雪窦编纂大师全书，续明他们要我讲佛法，我就讲《心经》与《中观今论》。大法师总是穿了海青，严肃的坐著听。他表示了对佛法的敬重，为后生作表率。所以大法师的新，在虚大师门下，不是悲观——乐观与张宗载、宁达蕴等「新佛教青年会」那样的新，也不是亦幻、芝峰、枯木等思想左倾的新，而是近于闭关以后，虚大师热心复兴中国传统佛教的新。大法师的风格，热心于为佛教复兴而服务，长于处理事务，难怪虚大师要特给以「大醒」名字了！二十三年底，虚大师辞去闽院院长，大法师也就离去。二十五年，住持淮阴觉津寺，创办觉津佛学院，发行《觉津月刊》；并主持七县僧众救护训练。大法师与日僧关系良好，并承邀请访问日本，到抗战期间，自称「随缘」，随缘自修，从不与日人合作。抗战胜利，大法师出任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秘书长。三十五年秋，虚大师要大法师继任雪窦寺住持。好在这样，《大师全书》才能在时局动乱中完成。在风雨险恶的时候，雪窦寺的太虚大师舍利塔，终于在三十八年一月六日完成。二月，大法师来台湾，鼓吹虚大师复兴中国佛教运动的《海潮音》月刊，也移来台湾发行。时局极艰困，大法师在四十年秋，就新竹灵隐寺成立「佛教讲习会」，还是为僧教育著想。大法师继承虚大师遗志，可说是能报虚大师恩德的一人！

民国七十四年，我读到二则文记，使我对大法师的怀念，有说不出的感受。幻生在「一个别具意义的祝寿集会」——这是美国方面的少数人士为我祝八十寿辰的集会说：「大醒法师曾说：『圆暎法师一生的著作，比不上印顺法师一篇文章的价值』……经过三十多年，……深觉醒公此言不虚。……完全因袭古人的旧说，怎能与印公导师的文章相比」《内明》一五九期。文字的价值，虽因观点不同而可能不同，但大法师这几句话，为了引起僧青年的注意，说的未免太重了！那一年，台湾方面也征求各方，发起编集《印顺导师的思想与学问》。李恒钺的〈我从导师所学到的中观〉末后说：「第一，当然是谢导师。第二，是谢已灭度的大醒法师。在我没听说导师（的名字）以前，他对我说：你跟印顺导师学，他是太虚大师座下我的同门师兄。说句实话，我给他的弟子作学生，都不够资格」《印顺导师的思想与学问》一五一页。这句话的分量太重了！大法师是我的师长，他却说是同门师兄；还说作我学生的学生都不够格。我那时还在香港，这样的推重我，无非希望我来台湾的话，他们会尊敬我，跟我学习。我来了台湾，到新竹找地建福严精舍，还住在壹同寺。李恒钺，许巍文等少数居士来见我，要求我讲中观，我也就随缘讲说，每星期一次。我当时深感这几位求法心切，原来是受大法师称誉所引起的。我曾说：「学问是好事，但每病在一慢字」。有些佛学知识，讲演弘法而被称为法师的，每会引发慢心。在「慢」的影响下，高高在上，即使从他修学或听他讲课，也不再提起了。大法师那样，故意贬低自己，希望在家弟子能从他的学生学，在这末法时代，能有几人呀！我称大法师为「大悲菩萨之流也」，菩萨道就是以大悲为主力的。悲怀人间而念念在复兴佛教，大法师是杰出的一人！

十一　墓库运还是法运亨通

四十二年（四十八岁）夏天，我从台湾回香港，搬运书物及处理未了的手续。在识庐住了好几天，我对优昙学长说：「我交墓库运了」（这是家乡俗语，墓库运会遭受种种恶劣的境遇）！他问我为什么？我将去年（四十一年）的事告诉他。从去年起，种种因缘追迫而来，看来是非受苦难与折磨不可了。优兄为我欢喜，说我法运亨通。但到了现在，我还不能决定，这真的是法运亨通吗？

善于把握机缘的，人生是随时随地，机缘都在等待你。但在我自己，正如流水上的一片落叶，等因缘来自然凑泊。我不交际、不活动，也不愿自我宣传，所以我不是没有因缘，而是等因缘找上门来。这当然是生活平淡，少事少业了。可是一到四十一年（四十七岁），因缘是一件件的相逼而来，有的连推也推不掉，这是我一生中仅有的一年。因缘的追逼而来，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一年的因缘，值得一提的，至少有十件。

一、正月初三日，我与演培、续明等出门去拜年——没有别的，只是识庐与鹿野苑。到了香港识庐，续明去湾仔的香港佛教联合会，这是我们曾经暂住的地方。续明带回了一封信，信是去年十一月中（却要在这一年收到），槟城明德法师寄来的。信中问我：听说你有一部《中观论颂讲记》，要多少钱才能印出？他愿意发心来筹募。明德法师与我，过去并不相识，也没有法统的关系。这样的为法而发心，使我感动。后来筹集的款项，超过了印费，余款又印了一部《胜鬘经讲记》。为了付印，我又检读了一遍原稿，忙了好多天（校对由续明他们负责）。

二、当天下午，到了荃湾鹿野苑，这是江苏栖霞山的下院。我们那时寄住的净业林，就是鹿野苑三当家（当时的实际负责者）的精舍。到了新年，我们是应该来这里拜年的。那一天，明常老和尚提议，要我在鹿野苑讲一部经。既然住在净业林，这也就不能推辞的了。后在二、三月中，讲了一部《宝积经》——〈普明菩萨会〉。我的口才平常，又不会讲些逗人呵呵笑的故事，听众的反应平常。

三、演培年初就要去台湾了，我却发起了福严精舍的筹建。说来话长，三十九年所住的梅修精舍，是马广尚老居士为我们借来，原是可以长住的。净业林在青山九咪半，是鹿野苑三当家的精舍，最近翻修完成，邀请我们去住。三当家的一番好意，是应该感谢的！他肯这样做，应有演培，特别是仁俊（仁俊住鹿野苑，与三当家的私交很厚）的关系在内。我在香港，毫无活动。我们的生活，全靠马尼拉的妙钦支持。他不是为我们筹化道粮，而是将自己所得的单钱、忏资、𫎪钱，纯道义的为佛法而护持我们。不过，总不能老是这样下去，妙钦也有了去锡兰深造的计划。我是等因缘决定的人，到无米下锅时再说，但演培、续明多少为未来而著想，主张迁到净业林去（四十年，我们的生活费，还是自己负责的）。我是除非与大体有碍，总是以大家的意见为意见，所以我们就在四十年（四十六岁）春天，迁到净业林去。现在回忆起来，这是走错了一步。对未来台湾的境遇，种下了苦因。但我那里能预知，这是不可思议的逆缘！我到了净业林，仁俊也来共住；超尘（二当家）在这里闭关；悟一（四当家）管理庶务。我不大注意别人，也不想知道别人的秘密，所以平顺的住了一年。

到了年底年初，一项不平常的事件，也许别人不觉得，而我却深深的懊悔了，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呢！事情是这样的：到了年底，三当家的头发，留得长长的，不肯剃去。到了新年，也不肯去施主家拜年，这是违反（鹿野苑）常例的。三当家的意思是：自己对鹿野苑战后的复兴，有过重大的辛劳。而弥光（应该是他的法师）却故意与他为难，所以他不愿再干了。这只是对付弥光的一项战略，结果是弥光被逼出去了。人与人是难免有摩擦的，但在佛教内有些不顺意，就以还俗的姿态来作武器；出家人可以使用这一绝招，那还有什么不能使出的呢！鹿野苑人才济济，上一辈是老和尚明常；中一辈是大本（即后来台湾的月基）、弥光；下一辈是五位当家。一门三代，年龄相差不太远。人人仪表堂堂，个个能唱、能念、能说、能写、能干。大家挤在一起，正如脂肪过剩一般。「一叶落而知秋」，我似乎敏感，而事后证明为绝对正确。如一直寄住下去（那时我还不知道要到台湾），我们的处境会是很难堪的。但当时的鹿野苑，声誉还好；我们受尊敬受欢迎而来，又凭什么理由而要离去？再迁到别处，不但对不住鹿野苑与净业林，也与自己有损。我与续明研究，唯一的办法，是自己创立精舍，才能不留痕迹的离去。这样决定了，就与妙钦说明。妙钦以去锡兰为理由，愿为我们成立精舍而作最后的服务。就这样，住在净业林而开始福严精舍的筹建工作。这是我被迫而自己计划的，但在香港是成功而又失败了，虽已找到了建地，却又改变主意而移建到台湾。

四、大概是三月里，优昙约我去识庐。荃湾芙蓉山的南天竺，有意要献为十方。优昙介绍敏智（武院同学）与我！敏智任住持，我与续明他们去弘法——两人合作。我不好却优昙的好意，曾与敏智去南天竺一次，但此事不成事实，后来是消息全无了。问题并不在我，而是敏智。敏智是有名的天宁寺大和尚，但并不是传说中有钱的那位天宁寺大和尚。大概行情明白了，也就免谈了。

五、优昙来信约我去识庐，因为冯公夏居士们，要成立世界佛教友谊会港澳分会，我没有去。一次到了识庐，优昙要与冯公夏联络，我说：「今天不便，下次再来」。我习惯于在僧团中自修，不会与居士们打交道（现在老了也还是这样）。但是，冯公夏等到了清凉法苑来；清凉法苑离净业林不过数十步，请我去午斋，这是无可推避的了。在席间，商量成立港澳分会，并请我担任港澳分会会长。这可说是给我的荣誉，是他们的好意，并无实际责任，我也就答应了。这是一件避也避不了的因缘。

六、香港佛教联合会改选，我被选为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这应该是优昙与陈静涛居士在后面策划的。我只出席了一次改选后的就职典礼。会务由副会长王学仁居士负责。这也只是一项荣誉，历届（海仁、筏可老）都是这样。在四、五月中，我一连戴上了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世界佛教友谊会港澳分会会长双重头衔，在我还是第一次。等到定居台湾，我就专函去辞谢了。

七、到台湾：这一年的离香港到台湾，与二十五岁的离家出家，在我的一生中，都有极深远的意义，但意义并不相同。大概是五月底，子老从台湾来信：中国佛教会（以下简称中佛会）决议，推请我代表中华民国，出席在日本召开的世界佛教友谊会第二届大会。议决案也抄了寄来，法师与居士们而将去日本出席的，共有三十人左右。我没有想到别的，只觉得：日本在现代的佛教国际中，说他俗化也好，变质也好，仍不失为佛教的一大流，应有他所以能存在，又值得参考的地方。到台湾——其实是到日本去一趟，应该是值得的，我就这样的答应了下来。我是一向不注意别人的；子老不再说什么，只是说：「预备好，等入境证寄到就来」。七月十五日前后，我到了台湾。去日本出席的代表，政府已限定为五人。我没有过人的才能，语言不通，子老却坚决的非要我去不可。等到我知道，去日本的期限也近了，只有随波逐浪，将错就错的错下去。

八、从日本回到台湾，已是九月天气。子老在善导寺护法会提议，聘请我当导师。他送聘书来，我说：「南老是导师，为什么又请我」？子老说：「善导寺的导师，不限一人，如章嘉大师也是导师，这是护法会表示的敬意。至于善导寺的法务——共修会、法会、佛七，一切由南老负责」。我就这样的接下了，这当然又错了一著。除了善导寺请我公开讲演几天外，我不参加善导寺的一切法务。那时，南亭法师（在我来台湾之前）已在新生南路成立华严莲社，就在莲社过年。我不愿留在寺中，被信众作为新年敬礼的对象，就到汐止静修院去度旧年。新年回来，住在善导寺，但南亭法师从此不再来了。逢到星期共修会，信众们见南亭法师没有来，就来恳求我讲开示，我就这样的随缘下来（我始终没有领导念佛）。我到了台湾，去日本出席的名额，虽不知会轮到谁，但到底被我占了，占去了大家的光辉。到了善导寺，南亭法师不再来了，离开了台北的首刹。我是错了，我有意占夺别人吗？在我的回忆中，我没有这样的意图，错误的是谁呢？我自己比喻为：我到台湾，住进善导寺，正如婴儿的㘞地一声，落在贫丐怀里。苦难与折磨，是不可避免的了。因缘来了，我还有什么可说，只有顺因缘而受报了！

九、菲律宾侨领施性水与蔡金鎗居士来台湾，特地到善导寺来看我，传达了性愿老法师的意思，请我到菲律宾去弘法。我以初到台湾，还不能来菲，希望不久能来菲律宾亲近——以这样的信，辞谢了性老。这虽没有成功，但实为四十三年底去菲的前缘。

十、大醒法师去世了。一年多来，醒师病废，《海潮音》没有人负责，由李子宽、贾怀谦勉力维持下去。现在大醒法师死了，没有钱、没有文稿、没有负责人。虚大师创办的，维持了三十多年的《海潮音》，总得设法来维持。子老邀集部分护法来集议，决定由李基鸿（子宽）为发行人，推我为社长。社长原是虚名，不负实际责任的，但我却从此负有道义的责任。子老与编辑合不来，编辑不干了，子老就向我要人。一而再，再而三，我那有这么多的办法？一共维持了十三年——四十二到五十四年，这一精神上的重压，直到乐观学长出来，任发行人兼编辑，我才如释重负的免去了无形之累。

四十一年（四十七岁）的因缘，一件件的紧迫而来，不管是苦难与折磨，还是法喜充满，总之是引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我虽还是整天在房间里，但不只是翻开书本，而更打开了窗户，眺望人间，从别人而更认识到自己。

十二　香港与我无缘

出家来二十二年（十九到四十年），我依附在寺院中、学院中，没有想到过自己要修个道场。三十八年六月，到了香港，就到大屿山宝莲寺过夏。中秋后，移住香港湾仔的佛教联合会。十月初，马广尚老居士为我们借到了静室，才移住粉岭的觉林。三十九年，借住大埔墟的梅修精舍；四十年，又寄住到青山的净业林。由于净业林难得清净的预感，决定了自立精舍，这就是福严精舍筹建的因缘。福严精舍不是我个人的，为我与共住的学友——演培、续明、常觉、广范等而建筑的，也就是我们大家的。地也买定了；妙钦在马尼拉的普陀寺，为我们举行了一次法会，集成菲币壹万元寄来。小型精舍的成立在望，但香港建立精舍的计划，终于变了。

我受中佛会的邀请，去日本出席世界佛教友谊会第二届大会；会期终了，回到台湾。子老留我住在台湾，我也没有什么不可，只是我在香港置了地，银行已有多少存款。这是我经手而不是我私有的，我不能将愿款放在自己的荷包里就算了。无论如何，我也要回香港去了结手续，将精舍建起来。我自己不住，也有广范他们要住。可是，我没有出境证，走不了。当初办理来台手续，一切由子老代办。办入境证而没有同时办理出境，现在回忆起来，子老显然有留我定住台湾的意图，也许他当时有此需要吧！我一再说起，非回香港去一次不可。子老提出了办法，要我先申请在台湾定居，政府知道我要定住台湾，就容易把出境证发给我。我来台湾，不信任他又信任谁呢？于是乎他为我办好定居台湾的手续。定居手续办妥了，立刻申请出境（又入境），可是石沈大海，一点消息也没有。到了四十二年（四十八岁）二月，出境证还是没有消息。因缘决定一切，既然去不得香港，只有另想办法，设法将功德款移来台湾，在台湾建筑了。演培曾在新竹市青草湖灵隐寺讲课（那年上学期，将台湾佛教讲习会迁到善导寺来），所以介绍到新竹去找地，住在壹同寺。一时也找不到理想的地方，直到四月中，才决定在壹同寺后山，俗名观音坪的，购定一甲零坡地，然后包工承建（全部约台币八万元）。当时有人议论我，一到台湾，就急著要建道场，谁知道我的事呢！

说来希奇，五月初，地也买定了，工程包好了，立即接到通知说我的出境手续，还欠四张照片。我有点惊疑：难道我有去香港一次的机会吗？今天将相片缴上去，隔天就有出境（又入境）证发下来。后来听人说：这是政府的规定，凡是申请定居台湾的，六个月内不得出境。我不知是否真的有此规定，如真的有此规定，那子老为什么要我先申请定居，然后申请出境呢？我对香港，并无特别好感，没有非住不可的理由。只是为了经手筹建手续，不能撇下不问。我一切是随因缘而流，子老为我安排一切，我能说什么。只能说：台湾与我有缘——有无数的逆缘与顺缘；香港与我无缘，没有久住的因缘。

就这样，福严精舍终于在四十二年夏天，建在台湾省的新竹市了。

十三　漫天风雨三部曲

在四十二年与四十三年之间，我定居在台湾，受到了一次狂风骇浪般的袭击，有生以来不曾经历过的袭击。在我的平凡一生中，成为最不平凡的一年。我出家二十多年了，一向过著衰弱的、贫苦的，却是安宁的、和谐的生活。觉得自己与人无争，我没有到台湾，就受到了从台湾来的爱护。在我的平淡生活中，感觉到一切都是好的。

三十九年（四十五岁），住在大埔墟梅修精舍。忽接香港「应寄」的一封信，说台湾有人带了东西来给我，要我亲自去取。我感到非常意外，按信上地址，找到（靠近）半山区，见到了一位应太太，他是新近从台湾来的。他将美金一百元交给我，并略说内容：香港有人写信给南亭法师，说：我们在香港精勤修学，却没有人供养，生活艰苦。南亭法师与白圣法师谈起，引起了对佛法的同情。钱是劝╳夫人发心乐施的。他说：你知道了就好，写信谢谢白圣法师就是了。我是依著他的话而这样做了。这位应太太，我到台湾来，始终没有见过，他就是现在纽约，创设美东佛教会的应太太。我得了这笔意外来的布施，与演培他们商量，将自己的凑起来，又得陈静涛居士的发心，从日本请了一部《大正藏经》（那时约二百五十美元左右），以便参考。大家心里充满了法喜，深感佛教同人的关护。所以我到台湾来，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什么意外的。有人说：台湾佛教本来平静，为什么印顺一来，就是非那么多！其实，我也正感到希奇：我没有来台湾，二十多年平静无事，深受（连台湾的在内）长老法师们的关护。为什么一到台湾，就成了问题人物！现在回忆起来，不是我变了，也不是长老法师们变了，主要是我出席日本世界佛教友谊会，住进善导寺。我不自觉的，不自主的造了因，也就不能不由自主的要受些折磨了。

四十二年（四十八岁）五月中旬，我从台湾到了香港，运回了玉佛一尊，槟城佛学会（明德法师等）供养的；《大正藏经》一部，一些私人的衣物；筹建精舍的功德款，当然也带回了。回台已是六月底了，为了精舍的建筑，布置佛堂及用具的准备，也觉得忙累。九月十一日，举行落成开光礼。十月中，在善导寺讲了一部《妙慧童女经》。十一月中，善导寺举行佛七及弥陀法会。身体衰弱的我，在这不断的法事中，没有心力去顾虑别的，不会去注意环境的一切。

暴风雨要来了，但不可思议的因缘也出现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弥陀诞），是一个难于理解的日子。弥陀法会终了，我极度疲乏，要演培当天回新竹去，主持明日上午新竹方面每周一次的定期讲演。但演培回答说：「不，我要去汐止弥勒内院看慈老」。他的个性、说话，就是这样直撞的。他非要那天赶上弥勒内院；慈航法师是他曾经亲近的法师，不忘师长而要去瞻礼，我是不应该阻止的。那天晚上，我赶回新竹而他去了汐止。由于身体的过于疲劳，心里多少有点不自在。

第二天下午，演培回精舍来，神情有点异样。据他说：他一到弥勒内院，慈老一见就说：「演培！中国佛教，今天在我与你的手里」。演培惊异得有点茫然，慈老将一篇文章向关外（那时在闭关）一丢：「你自己去看吧」！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假如（也许是「使」）没有大乘〉。文章是慈航法师写的，是批评我，应该说是对我发动的无情攻击。文章的大意，说我要打倒大乘，提倡小乘佛教，提倡日本佛教。说我想做领袖，问我到底是谁封了你的。文章还只写成三分之一。演培就向他解释说：「导师（指我）提倡中观，不正是大乘吗？怎么说他要打倒大乘？他还写了一部《大乘是佛说论》呢！日本佛教，导师以为在我国现有的社会基础上，要模倣也是模倣不成的。老师不要听别人乱说」！慈航法师与演培有师生的关系，对演培也有好感，所以说了大半天，终于说：「好！文章你拿去，我不再写了，等打回大陆再谈」。演培还告诉我：慈老向他做了个特别表情，轻轻的说：「有人要他（指我而说）好看，等著看吧」！我听了这些话，似信非信，但那篇没有完成的文章，真真实实的摆在我的面前。我想，我称叹缘起性空的中道，说唯识是不了义，慈航法师提倡唯识宗，也许因此而有所误会。因此，我把这篇没有完成的文章，寄给香港的优昙同学——慈航法师的徒孙，希望他能为我从中解说，我是没有打倒唯识宗的想法的。不知道我是睡在鼓里，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有眼不看，有耳不听，不识不知的过日子，竟有我那样的人！

我不能专顾自己了，非得敞开窗户，眺望这世间——宝岛佛教的一切，情况逐渐明白过来。原来，慈航法师写对我攻击的文章，已是三部曲中的第二部。长老大德们隐蔽起真情实况，而展开对我的致命一击。打击方式，逐渐展开，以「围勦圆明」的姿态开始——第一部。由中国佛教会（李子宽主持的时代）派遣去日本留学的圆明，苏北人。他是白圣法师在上海静安寺的同事；南亭法师在上海青莲庵（在九亩地）的学生；也是来台湾后，追随慈航法师的得力助手。我在上海，也见过两次面，点过两次头。不会与人打交道的我，当然没有什么话说。不过在日本开会期间，倒也几乎天天见面。但这是大家在一起相见，不曾有什么私人的交往。圆明在日本留学，当然会受到日本佛学的某种影响（也可说是进步），写些介绍或翻译，应如何改革的文章，在《觉生》（台中出版）上发表；《海潮音》也登过一二篇译稿。当然，他所说的，不合长老大德们的传统理念。不知为了什么，圆明在一次写作中，要台湾的法师们向印顺学习。苏春圃写了一篇批驳胡适的文字，请慈航法师鉴定。慈航法师是直性直心，想到写到，就加上「按语——一、二、三」而发表出来。圆明是胡适的崇拜者（六十年代，为了六祖《坛经》，批评钱穆的杨鸿飞，就是圆明的现在名字；他似乎始终是胡适崇拜者），对苏文大加批评，并对三点按语，也一一的痛加评斥，结论还是要慈老跟印顺学习。这真是岂有此理！慈航法师是菩萨心肠，但到底没有成佛，对这些有损尊严的话，也还不能无动于衷。圆明有言论的自由，但我可被牵连上了。当时的中国（从大陆来的）佛教界，发动了对圆明的围勦，有批评的，有痛骂的。并由中国佛教会——会长章嘉大师、秘书长吴仲行，通知各佛教杂志，不得再登载圆明的文字。

在表面上，文字上，大陆来台的法师居士们，几乎是一致的痛恶圆明。但在口头宣传上，部分人（攻击我的核心人物）却另有一套。传说，不断的传说，传说得似乎千真万确，圆明不是要大家向印顺学习吗？传说是：圆明的敢于发表文章，是受到印顺支持的。进一步说，那一篇文章是印顺修改的；那一篇是印顺所写而由圆明出名的。甚至说：《觉生》的编辑部，实际是在新竹的福严精舍。无边的口头宣传，从台北到台中，到处流行（我偶尔也听到一点，但事不关己，一笑而已）。这么一来，圆明的一切，都应由我来承担责任。「邪知邪见」、「破坏佛法」、「反对大乘」、「魔王」……这一类词汇，都堆集到我的身上了。举一切实的事例吧！四十三年正月初，台籍信徒李珠玉、刘慧贤（可能还有侯慧玉），是善导寺（护法会）的护法。他们从汐止静修院来，向我作新年的礼敬。他们说：「当家师说：圆明有信给慈老，说过去的文章，都是印顺要他这样写的，并非他的本意」。他们问我：「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说：「我也听说圆明有信给慈老。慈老与我，也可能多少有点误会，但我信任他的人格，他是不致于妄语的，你们倒不妨直接向慈老请示」。后来李珠玉等告诉我：慈老说：「圆明只是说：他是为真理而讨论，对慈老并没有什么恶意。信里也没有提到印顺」。我说：「那就是了，你们明白了就好。不必多说，多说是没有用的」。——明里是围攻圆明，暗里是对付印顺，这是漫天风雨的第一部。

由慈航法师写文章——〈假如没有大乘〉，是对我正面攻击的第二部曲。当时的慈航法师，道誉很高。赵炎午、钟伯毅……护法长者们，对慈航法师都有相当的敬意。如慈航法师而对我痛加批评，那么，护法长者们对我的观感，是多少会有影响的。所以，长老法师们与慈航法师，平时虽未必志同道合，而为了对付我，长老法师们，还有少数的青年义虎，都一个个的先后登上秀峰山弥勒内院（当然一再上山的也有），拜见慈航法师。大家异口同声，要慈老出来救救中国佛教。要慈老登高一呼，降伏邪魔，否则中国佛教就不得了！长老法师们那样的虔诚，那样的恳切，那样的护教热心！在关中专修的慈航法师，终于提起笔来，写下了〈假如没有大乘〉。因缘是那样的不可思议，演培那天非要上秀峰山去见慈老不可！也就这样，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忽而兵甲不兴。希有！希有！我不能不歌颂因缘的不可思议。

先造成不利于我的广泛传说，再来慈航法师的登高一呼，使我失尽了佛门护法的支持，那么第三部曲一出现，我就无疑的要倒下去了。虽然第二部曲没有演奏成功，但第三部曲的演出，已迫在眉睫。「山雨欲来风满楼」，要来，总有将来未来的境界先来。十二月初八日晚上，善导寺（在我宿舍的外面客室）有一小集会。来会的，有白圣法师、佛教会秘书长吴仲行、南亭法师、周子慎居士。代表发言的，是吴秘书长与周居士。问我对圆明的看法；是否赞同圆明的思想。我大概说：圆明留学日本，多少学到些治学方法；如考据是治学的方法之一，但考据的结果，不一定就是正确。我说：圆明译介部分的日本学者的思想，至于圆明自己对佛法的思想如何，我完全不知道。周居士又说了些相当动听的话：台湾光复不久，部分还存有思慕日本的意识。我们万不能提倡小乘佛教，提倡日本佛教！但在我看来，日本佛教就不是小乘佛教，小乘佛教就一定反对日本佛教。说提倡小乘而又提倡日本佛教，原是极可笑的，但我又从那里去解说呢！我只能对自己负责，我没有承认与圆明的思想一样（因为我不知道他的思想到底怎样），也不承认与圆明有什么关系（实在没有关系），这当然不能满足来会者的愿望。末了，吴仲行秘书长把桌子一拍说：「为共产党舖路」（陈慧复居士在旁，为此而与他吵了几句），就这样的走了。这样小小集会，就这样的结束了。

吴秘书长的一句话，我直觉得里面大有文章，但也只能等著瞧了。这一晚的集会，我不知到底是谁安排的？目的何在？这可能是佛门的几位护法长者所促成（可能是子老在幕后推动）的。希望能见见面，交换意见，增进友谊。没有几天，在华严莲社又有一次（午）聚餐会，是护法长者们出名邀请的，法师与居士，也来了好多位。午餐时，大家谈谈佛教，交换意见，并有以后能半月或每月举行一次的提议。护法长者们的好意，是可感的！但第三部曲就接著正式推出了。

国民党中央党部，有一种对党员发行而不向外界公开的月刊（半月刊？），当时的最近一期，有这么一则：（大意是）据报：印顺所著《佛法概论》，内容歪曲佛教意义，隐含共匪宣传毒素，希各方严加注意取缔。这当然是佛教同人而又是国民党党员的，将我所著的《佛法概论》，向党方或保安司令部密报，指为隐含共匪宣传而引起的。吴秘书长就去见中佛会会长章嘉大师，认为中佛会应该要有所表示。章嘉大师是一向信任李子宽的，所以要他与子宽协商。那时，子老只是中佛会的普通理事，秘书长没有向他征求意见的必要，就立刻以中佛会（四三中佛秘总字第一号）名义，电台湾省分会、各县市支会、各佛教团体会员、佛学讲习会等，「希一致协助取缔，勿予流通传播」，并以副本分送内政部、省政府、省保安司令部、省警务处、各县市政府，以表示中佛会的协助政府。这一天，是国历四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子老每说：「大家正高叫刀下留人，就咔嚓一刀的砍了下去，太厉害了」！

这当然是对我最严重的打击了。假使我一向是个活动人物，到处弘法，到处打交道的，经过中佛会的特电，也许会到处碰壁，避而不见，或相见而不再相识，「门前冷落车马稀」，不免有点难堪！好在我与各县市佛教会等，一向没有联系，认识的也没有几人。我一向是从新竹福严精舍到台北善导寺，从善导寺到福严精舍及近邻壹同寺。现在见面的，还是这几张熟面孔。大家（悟一与常觉，新近从香港来，适逢其会，也难为他们了）不是著急，就气忿不平，没有嫌弃我的表情。所以我还是平常一般，不过心里多一个疙瘩而已。

中佛会行文以来，年底年初，传播的谣言，也越来越多。有的说：印顺被逮捕了。有的说：拘禁了三天。也有说，不敢到台北来。也有说：躲起来了。我并不乐意去听这些，但偏有好心人，要传到我的耳朵里。我心里有点惭愧了！古语说；「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现在是：「我虽没有造口业，而无边口业却为我而造」。我对子老说：「子老！我要辟谣」。他问我怎么个辟法？我说：「公开宣讲佛法」。于是正月十五日前后，在《中央日报》刊登了讲法的广告。讲了七天，听众倒还是那么多。讲题是：「佛法之宗教观」、「生生不已之流」、「环境决定还是意志自由」、「一般道德与佛化道德」、「解脱者之境界」。我这么做，只是表示了：印顺还在善导寺，还在宣讲佛法；我以事实来答复谣言。这样一来，那些离奇的谣言——口业，大大的减少了，但口业是不能完全绝迹的。

在暴风雨的惊涛骇浪中，也许真正著急的是子老。他是我来台的保证人，邀我来台的提议者，我又是善导寺（善导寺由护法会管理，子老是护法会的会长）的导师。我如有了问题，他忠党爱国，当然不会有问题，但也够他难堪的了。而且，善导寺又怎么办呢！子老应该是早就知道的，知道得很多很多。他有时说：「问题总要化解」。他从不明白的对我说，我以为不过是长老法师们对我的误会罢了！但他是使我成为问题的因素之一，他怎么能消弭这一风波于无形呢！无论是围攻圆明，慈航法师出面写文章，以及向党（政）密告，而真正的问题是：我得罪（障碍了或威胁）了几乎是来台的全体佛教同人。

与我自己有关的，是：一、我来台去日本出席世佛会，占去了长老法师们的光荣一席。二、我来了，就住在善导寺。主持一切法务，子老并没有辞谢南亭法师，而南亭法师就从此不来了。但是，离去善导寺是容易的，忘怀可就不容易了！这又决不只是南亭法师，善导寺是台北首刹，有力量的大心菩萨，谁不想主持这个寺院，舒展抱负，广度众生呢！三、我继承虚大师的思想，「净土为三乘共庇」。念佛，不只是念阿弥陀佛，念佛是佛法的一项而非全部；净土不只是往生，还有发愿来创造净土。这对于只要一句阿弥陀佛的净土行者，对我的言论，听来实在有点不顺耳。四、我多读了几部经论，有些中国佛教已经遗忘了的法门，我又重新拈出。举扬一切皆空为究竟了义，以唯心论为不了义，引起长老们的惊疑与不安。五、我的生性内向，不会活动，不会交往，更不会奉承迎合，容易造成对我的错觉——高傲而目中无人。

子老，是使我陷于纠纷的重要因素之一。起初，他以中佛会常务委员身分，护持会长章嘉大师而主持了中佛会；又扶植（宋）修振出来主持台湾省分会；又是宗教徒联谊会的佛教代表。他未免过于负责，不能分出部分责任，让佛门同人来共负艰巨，所以弄得大家不欢喜。出席日本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代表限定五人，而他偏要从香港来的我去出席。在我来台湾的半个月前，中国佛教会改选，他已失去了常务理事，而只是一位普通理事了。是非是不用说的，但足以说明中国（从大陆来的）佛教同人对他的观感。在人事方面，为了纪念法舫法师的追悼会，（南亭法师不主张开，不来出席）子老开始与南亭法师间的误会（这是陈慧复居士说的，但我想，不会那样简单）。白圣法师与吴秘书长，是子老的同乡（白圣法师还是应城小同乡），而不知为了什么，彼此间都存有很深的意见。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善导寺。善导寺是李子宽与孙（立人将军夫人）张清扬居士，捐一笔钱而以世界佛学苑名义接下来的。为了维持困难，组成（四十八人）护法会，子老是该会的会长。在善导寺大殿佛像，几乎被封隔起来时，长老法师们当然没有话说。等到善导寺安定了，清净了（部分还没有迁出去），信众逐渐集中起来，在长老法师们的传统观念里，寺院是应该属于出家人的。善导寺是台北首刹，大殿庄严，没有出家人来领导法务，是不行的。大醒法师离开后，子老曾亲自领导法务，讲过《金刚经》，但这是信众们所不能满足的，于是礼请南亭法师为导师。导师是只负法务，而不能顾问人事与经济的；这一局面，当然难以持久。恰好我来了，住进善导寺，衰弱的身体，也就将法务维持了下来。

这样，为了善导寺，对付子老，就非先对付我不可。如我倒了，子老维持善导寺的局面，也就非成问题不可。这是长老法师们对付我的深一层意义（所以这次问题结束，善导寺还要一直成为问题下去）。

还有，演培是多年来与我共住的，过分的到处为我揄扬（续明就含蓄得多了），不免引起人的反感。他来台湾主持台湾佛教讲习会，与旧住台湾佛教讲习会的青年法师间有了问题。演培原是慈航法师的学生，但十多年来已接近了我。四十二年春天，续明与仁俊到了台湾。年底，悟一与常觉也到了福严精舍。那时，慈航法师的学生——唯慈与印海，已住在福严精舍。而妙峰、幻生、果宗等，也到了新竹灵隐寺，演培主持的讲习会来旁听。讲习会里，当然还有一部分台籍同学。这似乎是佛教青年，向福严精舍而集中，这可能成为佛教的一大力量。圆明又这样的为我作不负责的义务宣传。长老法师们看来，对佛教（？）的威胁太大，那是不得了！不得了！无限因缘的错杂发展，终于形成了非去我不可的漫天风雨。

值得欣幸的是：当时的政府已经安定，政治已上了常轨，对治安也有了控制。所以，对于密报，或有计划的一次接一次的密报，如没有查到真实参加组织活动的匪谍嫌疑，决不轻率的加以拘捕。我在这次文字案中，没有人来盘问我，也没有被传询、被逮捕。由于政治的进步，我比（几年前）慈航法师及青年同学们，实在幸运得多了。后来，以请求修改，重新出版而销散了漫天风雨。我还是过去那样的从善导寺而福严精舍，从福严精舍而善导寺。在中国（大陆来的）佛教界，从台中到台北，几乎全体一致的联合阵线，对我仅发生了等于零的有限作用。我凭什么？我没有祈求佛菩萨的加被，也没有什么办法。我只是问心无愧，顺著因缘而自然发展。一切是不能尽如人意的，一切让因缘去决定吧！

十四　佛法概论

《佛法概论》这部书，曾为了他（在香港）的出版，我没有转移到重庆，而免了陷身大陆的灾难。也为了他的出版，为人密报「为共产党铺路」。假使这本书是人的话，那应该说恩人还是冤家呢！

国历四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中佛会特电协助取缔。子老要我呈请再审查。就在一月二十五日，请中佛会转呈有关机关，请求再予审查（附上《佛法概论》）。当时分三项来申明理由——「关于佛法概论者」，「关于个人者」，「关于来台以后」。「关于佛法概论者」部分，是这样写的：

共产主义，主要为唯物主义，斗争哲学，极权政治。概论一再说到：佛法不偏于物；不从物质出发而说明一切；不同情唯物之认识论，且指斥为：结果反成为外界的奴隶……庸俗徇物。其非唯物主义，彰彰明甚。佛法重于自他和乐，重于慈悲，且指「惟有瞋恚，对有情缺乏同情，才是最违反和乐善生的德行。……恶心中，没有比瞋恚更恶劣的」。其反对残酷斗争，极为明白。至于极权政治，尤与本论相反。盖佛教僧团，纯为民主生活。「佛法的德行，是以自他（和乐）为本，而内净自心，外净器（世）界」。纯本于佛法立场，与马列之共产主义，绝无少分之相染。

北拘罗洲为福地，无家庭组织，故「无我我所，无守护者」。无男女之互相占有，无经济之彼此私有，此全依经典所说。若更有智慧与慈悲，则为净土。以世俗论之，此为古代所有之理想社会，与礼运之大同，耶教之天国，西人之乌托邦相近。此实为东西哲人共有之理想，而佛法则主以「身心净化」、「自他和乐」、「慈悲智慧」之德行而实现之。此为马列共产党徒所抨击，与斗争的共产主义，绝不相合。以印顺所解，民主自由平等之社会，不应有问题，问题在仇恨斗争之暴行，此国父之以斗争的共产主义为病理的是也。

《佛法概论》虽以避难香港，出版于民国三十八年。然其中之第三章至十二章，并是民国三十三年在四川之讲稿，且有据更早所说者，如〈自序〉所说。

《佛法概论》而被认为有问题的，主要是北拘卢洲。这原是民国三十三年在四川的讲稿，发表在《海潮音》，当时都是经过新闻检查而刊布的。这一讲稿，还受到虚大师的奖金，我怎么也想不到是会有问题的。四大部洲说，与现代的知识不合，我解说为：这在古代是有事实根据的，不过经传说而渐与事实脱节。拘卢即今印度的首都德里，为古代婆罗门教的中心。北拘卢，也就是上拘卢，在拘卢北方，所以说：「传说为乐土，大家羡慕著山的那边」。我画了一幅地图，北拘卢泛指西藏高原。当时是抗战时期，即使是三十八年，西藏也还没有陷落，能说我所说的北拘卢洲（福地），隐隐的指共产区而说吗？我对四大部洲的解说，与旧来的传说，有点不合。这不是我的不合！而是四大部洲的传说，与现代所知的现实世界不合。为了免除现代知识界的误会，作一合理的解说，这算「歪曲佛教意义」吗？其实，王小徐的《佛法与科学》；虚大师的《真现实论》，都早在我以前，尝试新的解说，以免现代知识界的误会了。

过了几天，子老告诉我：这样的申请再审查，还不能解决问题。为什么？这也许是政治的常例。既经明令取缔，不能就此收回成命。如收回成命，不等于承认明文取缔的误会了吗？子老要我申请修正，我就顺从他的意思，由中佛会转呈（二月五日），申请修正，呈文说：

敬呈者：印顺于民国三十八年，在香港出版之《佛法概论》，专依佛法立言，反对唯物、极权、残暴，以智慧慈悲净化人类。

佛经浩如烟海，《佛法概论》九十三页（解说北拘卢洲部分）所叙，因在逃难时，缺乏经典参考，文字或有出入。至于所说之北拘卢洲，虽传说为福乐之区，然在佛教视为八难之一，不闻佛法，非佛教趋向之理想地。必有真理与自由，智慧与慈悲，乃为佛徒所仰望之净土。

「如九十三页有应行修正删易之处，当遵指示修改。恳转请政府明示，以凭修正」。

这样的申请再审查，再修正，也有人来善导寺，索取有关北拘卢洲的资料，抄了一大段的《起世因本经》回去。三月十七日，中佛会得到有关方面的通知，要我「将佛法概论不妥部分，迅即修改，检呈样本，以便转送」。这是准予修改而重新出版了。对四大部洲的解说，没有改动，只将地图省去。对北拘卢洲的解说，少说几句，简略为：

北拘卢洲……大家浑浑噩噩，没有家庭组织；饮食男女，过著无我我所，无守护者的生活。没有肤色——种族的差别。……这该是极福乐的，然在佛法中，看作八难之一。……要在社会和平，物产繁荣的基础上，加上智慧与慈悲，真理与自由，佛法流行，才是佛教徒仰望的净土。

修正样本转了上去，到国历四月二十三日，得中佛会通知，将修正样本也发了下来，「希将印妥之修正本，检送四册来会，以便转送」。惊涛骇浪的半年，总算安定了下来。这一次，我没有办法，也从不想办法，在子老的指点下，解除了问题。虽然，他是我之所以成为问题的因素之一，我还是感谢他。

这一意外的因缘，使我得益不少。一、我虽还是不会交往，但也多少打开了窗户，眺望宝岛佛教界的一切，渐渐的了解起来。这可说是从此进步了，多少可以减少些不必要的麻烦。二、我认识了自己。在过去，身体那么衰弱，但为法的心，自觉得强而有力，孜孜不息的为佛法的真义而探求。为了佛法的真义，我是不惜与婆罗门教化、儒化、道化、神化的佛教相对立。也许就是这点，部分学友和信徒对我寄予莫大的希望，希望能为佛法，开展一条与佛法的真义相契应，而又能与现代世间相适应的道路。《印度之佛教》的出版，演培将仅有的蓄积献了出来。续明他们去西康留学，却为我筹到了《摄大乘论讲记》的印费。特别是避难在香港，受到妙钦的长期供给。这不只是友谊的帮助，而实是充满了为佛法的热心。学友们对我过高的希望，在这一次经历中，我才认识了自己。我的申请再审查，还是理直气壮的。但在申请修正时，却自认「逃难时缺乏经典参考，文字或有出入」。我是那样的懦弱，那样的平凡！我不能忠于佛法，不能忠于所学，缺乏大宗教家那种为法殉道的精神。我不但身体衰弱，心灵也不够坚强。这样的身心无力，在此时此地的环境中，我能有些什么作为呢！空过一生，于佛教无补，辜负当年学友们对我的热诚！这是我最伤心的，引为出家以来最可耻的一著！

十五　余波荡漾何时了

漫天风雨所引起的惊涛骇浪，虽然过去了，多少总还有点余波荡漾。子老与善导寺还是这样，我还是这样，福严精舍也还是这样。老问题一模一样。怎么就能安定呢？我只惭愧自己的懦弱，多少做些自己所能做的。至于「报密」之类，事关机密，我根本不会知道，所以也从不想去知道。

四十三年（四十九岁）十一月中旬，我应性愿老法师的邀请，去菲律宾弘法。直到四十四年三月底，我通知子老，决定回台湾主持佛诞。不几天，我接到台湾来的欢迎信，盖著「欢迎印顺法师弘法回国筹备会」的木戳。我对欢迎欢送的大场面，一向感不到兴趣，所以立刻给子老一封信，信上说：有二、三人来机场照料就好，「切勿劳动信众，集中机场欢迎」。四月初六日，我回到了台湾。起初，演培他们怕我著急，不敢说；但到了晚上，终于说出了紧张的又一幕。

弘法回国欢迎会的扩大筹备，是一位居士倡议的。中佛会紧张起来，立刻召开临时会议，要子老去出席。吴秘书长发言：印顺弘法回国，就这样的盛大欢迎，那我们会长（章嘉大师）出国弘法，又该怎样欢迎？这样的炫耀夸张，非制止不可。要子老负责，不得率领信众去机场欢迎（朱镜宙老居士也支持吴秘书长的意见）。子老说：「我可以不率领信众去欢迎，但我是要去的。新竹等地有人去机场，我可不能负责」。就这样，接受了「不得欢迎」的决定。到了当天，信众来多了。子老宣布：大家留在善导寺欢迎，不要去机场。信众人多口杂，闹烘烘的那里肯依。子老又不能明说，这是中佛会特别会议所决定的，真使他为难。忽然想起了，将我的信找出来，向大家宣读：「切勿劳动信众，集中机场欢迎」，这是导师（指我）的意思，大家应尊重导师的意见，信众这才留在善导寺。我不是「先知」，怎么也想不到中佛会会为此而召开会议。这是又一次的不可思议因缘，中佛会的紧急决议，帮助完成了我的意愿——「切勿劳动信众，集中机场欢迎」。

民国四十六年（五十二岁）国历五月，我出席泰国佛元二千五百年的盛大庆典，回国经过香港。陈静涛居士对我说：「你上次（经过香港去泰国）离开这里，没有几天，就有人调查你来了。我说：印顺是太虚大师以下，我最敬爱的法师。我把办公桌上的玻璃板移开，露出我的身分证明，告诉他：我就是这里的负责人之一。你为什么调查？是报销主义吗（这句话的含义，我不太明白）？那人没趣的走了」。静老对我说：「我想你不会因此而懊丧的。你要信任政府，调查是对你有利的」。我说：「是的，台湾信徒也有人这样说」。那时，离四十三年的惊风骇浪，已足足的三年了，余波还是在荡漾不已。

据说，我当然没有看到，对于调查我的案卷，堆积得也真不少了。我从这里，更深信世间的缘起（因缘）观，缘起法是有相对性的。有些非常有用，而结果是多此一著。有些看来无用，而却发生了难以估量的妙用。我的身体是衰弱的，生性是内向的；心在佛法，对世间事缘没有什么兴趣。这对于荷担复兴佛教的艰巨来说，是不适合的，没有用的，但好处就在这里。我在香港三年，住定了就很少走动。正如到了台湾，只是从福严精舍到善导寺，从善导寺回精舍一样。在香港，属于左派的外围组织不少，局外人也并不明白。如我也欢喜活动，偶尔去参加些什么会，那即使签一个名，我就不得了。我凭了这无视世间现实，在政局的动荡中，安心地探求佛法。我才能没有任何忧虑的，安然的渡过了一切风浪。

余波荡漾何时了？这大概可从中佛会（子老对中佛会的关系，一般是看作代表我的），善导寺的演变，而可作大概的推定。国历四十四年八月，中佛会改选，理事长当然是章嘉大师，秘书长却改由林竞老居士担任。中佛会的力量，有了变化。旧权力的恋恋不舍，原是众生所免不了的，于是种种为难，林竞竟无法推行会务，引退而会务陷于纷乱。章嘉大师迫得向中央呈请，停止中佛会的活动，于国历四十五年八月四日，明令成立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到四十六年夏天，整理改选完成。改为委员制，由内政部推派陈鲲任秘书长，使中佛会居于超然地位。国历四十九年四月改选，又恢复了理事长制，由白圣法师任理事长。为了适应教内的情势，前秘书长吴仲行只好屈居幕后。后来，吴秘书长有点厌倦，也许失望了，与白圣法师疏远了。末了，去执行律师的业务。大概四十六年后，中佛会不会对我有不利的企图了。到了四十九年，我与子老的关系改变，子老也不再顾问中佛会，对我当更不会有什么了！

善导寺，起初我还是导师，这当然还要余波荡漾下去。后来我离开了，直到道安法师出来负住持的名义。子老对善导寺，我对善导寺的关系，完全改观。此后，即使有些无伤大雅的蜚语，不妨说问题解决了。

因缘，无论是顺的逆的，化解是真不容易！

十六　我真的病了

民国二十年（二十六岁）五月起，我开始患病，终于形成常在病中的情态。但除了睡几天以外，还是照样的修学。我身高一七六．五公分。从香港到台湾（四十一年）时，体重一百十二磅；等到菲律宾弘法回国（四十四年），体重不断减轻，减到一百零一磅。我是真的有病，病到不能动了。

在我的回忆中，夏天（厦门，尤其是武汉）天气热，日长夜短，往往睡眠不足。所以病泻以后，精神就一直无法恢复。身体弱极了，三十年（三十六岁）秋，曾因泻虚脱而昏迷了一点多钟。昏了二三分钟的，还有在重庆南岸慈云寺（三十年秋），开封铁塔寺（三十五年夏）等。我觉得，我只是虚弱，饮食不慎就消化不了罢了，我是没有病的。

四十三年（四十九岁）底，肺部去照了一次Ｘ光，说我有肺结核。我没有重视，还是去菲律宾弘法。四十四年（五十岁）回来，精舍的住众，增多到十五、六人，所以就开始作专题宣讲。但身体越来越不济了，饮食越来越不能消化。中秋前后，因服中药而突发高烧，这才到台北诊治，断为肺结核，要长期静养。于是在重庆南路某处，临时租屋静养，足足躺了六个月。

我的病也有些难以思议。经医师的诊断，我的肺结核是中型的，病得很久很久，大部分已经钙化，连气管也因而弯曲了。在我的回忆中，我只是疲惫不堪，没有咳嗽（伤风也不多），没有吐血，没有下午潮热的现象。难道疲惫不堪，就是这么重的肺病象征吗？年龄渐渐大了，坏也坏不到那里去，后来索性不问他。现在回忆起来，我不承认有病，对我的病是最适合的。如在抗战期间，一心以为有病，求医求药，经诊断而说是肺病，那时还没有特效乐，在病的阴影下，早就拖不下去了。为什么不承认有病，不调理诊治？最主要的是没有钱，那么，没有钱也并不太坏。同时，我虽然疲累不堪，但也不去睬他。或有新的发见，新的领会，从闻思而来的法喜充满，应该是支持我生存下去的力量。我对病的态度，是不足为训的，但对神经兮兮的终日在病苦威胁中的人，倒不失为一帖健康剂。

实际上，我那时是病轻累重。肺部是那样的大部分钙化了，也不该如此严重。饮食不能消化，经肠胃检查，也没有病，只是机能衰退。当时我使用日本进口的温灸器，增加饮食，帮助消化，身体一天天好起来，体重最高增加到一百三十四磅。从四十六年（五十二岁）以来，我比出家以来的那一年，都要健康得多。然而，尽管健康，相反的身心都衰老了。

五十六年（六十二岁）底，五十九年（六十五岁）夏，体重又不自觉的退下来（一百二十磅左右），又渐有疲累的感觉。检查了二次，肺部还是那样，其他也没有什么病。好心的弟子们，为我求医求药。我有时似乎那么别扭，不要这个，不要那个。只因为我现在并没有病，是随年龄的增加而机能衰退。这应该说是老，老是终久要来的，你能使他不老吗？

十七　我离开了善导寺

四十一年（四十七岁）来台湾，住在善导寺。不能回去，又别无去处，南亭法师又事实上辞去了善导寺导师，我就在这样的情形下长住下来。四十二年底的漫天风雨，使我认识到问题的症结：住在善导寺，我是永不会安宁的。可是，子老虽为构成问题的要素，而问题的消散，也还是亏了他。在道义上，我还不能说离去。四十三年冬天，演培主持的台湾佛教讲习会毕业了，有几位想来福严精舍共住，所以我又增建了房屋。增建的是关房，关房外是小讲堂，另外有卧室四间。我是准备在可能的情况下，退出是非场，回精舍来与大家共同研究的，这是我当时的心愿。但四十四年从菲岛回来，病就重了，足足的睡了半年。在我卧病的时间，善导寺法务由演培维持。

四十四年底，子老在伍顺行的宴会中，受到了心悟的严厉指责，说他将寺院占为己有，不肯交给出家人。在这么多的人面前，应该是很难堪的。这还是老问题，善导寺的大殿庄严，地点适中，长老法师们，就是以经忏为佛事的，谁不想借此而一显身手呢！子老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来与正在静养中的我商量，要我出来负住持的名义。我同情他的境遇，在可能的条件下答应了他。前提是：不能有住持的名义，而一切还是老样。因为这么做，将来被人公开指责的，将不是他而是我了。这就是，善导寺要改取一般寺院的规制。对寺务，旧有的积余，仍由护法会保管，移交一万元就得。以后，经济要量入为出，凡用之于寺院或佛教的，护法会不宜顾问。经济公开，账目可由护法会派人（定期的）审核。护法会不得介绍人来住，以免增多人事的烦累。子老都同意了，但还有更先决的条件：我一直还在静睡中，起来也未必就能躬亲寺务，要有一得力的监院，平时代为处理一切才成。没有人，那我也只有无能为力了。

演培来了，他是那么热心的希望我接下来。要有一位能代我办事的监院，要演培回精舍去与大家商议，看看有没有可能。他回来（似乎与悟一同来）答复我，商定的办法是：在三年任期内，由演培、续明、悟一——三人来轮流担任，并推定悟一为第一年的监院。事情就这样的决定了，四十五年（五十一岁）正月底（国历三月四日），举行住持的晋山典礼。我是整整的睡了半年，从床上起来，就被迎入善导寺的。身体虚浮而不实，几乎晋山典礼也支持不下来（这是一直没有活动的关系）。那年秋季，又在南港肺结核疗养院住了三个月。这才明白了：病情就是这样，身体能这样也就很难得了，我不必再为病而费心。

悟一是香港鹿野苑的四当家，曾在净业林管理庶务，有过一年多的共住时间。由于净业林共住，所以在鹿野苑纷扰而混乱的情况中，经续明的推介，我为他办理手续来台的，来台就住在福严精舍。从四十五年一直到我离开善导寺，悟一始终是领导寺众，早晚上殿，一起饮食，不辞劳苦。寺里有了余款，在取得我的同意之下，就用来修饰房屋，添置必须的器具。总之，悟一年富力强，有事业心，在民国以来，以办事僧为住持的原则下，这不能不说是难得的人才！

四十六年（五十二岁），我决定要往来于福严精舍及善导寺之间。精舍增建以来，我没有能与大家共住修学，身体好多了，不应该重提旧愿吗？但是，因缘是不由自己作主的。国历三月四日，章嘉大师圆寂，善导寺忙了一星期。接著（国历三月十三日起），善导寺启建了七天的观音法会。国历五月七日，去泰国出席佛元二千五百年的大庆典，便中访问高棉，一直到国历六月七日才回台。半年的时间，就这样的溜走了，我能不为之而惆怅吗？在泰国时，老学长道源赞叹我的福报大——善导寺呀，福严精舍呀……。我微笑说：「慢慢的看吧」！我对善导寺及出席国际会议，全无兴趣；加上了两种因缘，我定下了离开善导寺的决心。我觉得，那时离开使我不得宁静的善导寺，我内心可以对得住子老了！

那两点因缘呢？

一、四十四年冬天（我在病中），日本仓持秀峰等，护送玄奘大师的舍利来台；子老就与仓持等有了联系，要送演培去日本，进行演培去日本的手续。子老曾不止一次的说：希望能得到当局的支持，派四、五位青年法师去日本。做什么？当然是联系日本佛教界，反对共产了。为了反共复国，这当然是对的。然子老忠党胜于为教，如派圆明去日本，圆明离佛教而为党服务，他觉得也是很好的，从不曾为佛教的人才损失而可惜。纯为佛教而努力，子老也许觉得并不理想。他从不曾真正的为佛教著想，佛教的青年法师，到底还有多少人呢！林竞不失为忠厚的护法长者！他在无法推行中佛会会务而辞去秘书长时，曾慨叹为：「中佛会会务的困离，是将中佛会的任务，（不是佛教）看作政治的一环」。他说：「这不是那一位，在子宽主持的时代，就是这样了」。子老为演培进行手续，在我去泰国时，已大体就绪。然子老与演培，都不肯向我透露，生怕我会破坏了似的。既然这样的秘密进行，我偶然听到多少，当然也不好意思问了。子老是希望我为他维持善导寺的；而经常帮助我推行法务，相随十八年的演培，子老却要暗暗的送他去日本，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从泰国回来，演培才向我说明，希望能给予经济上的支持。我说：「这是义不容辞的，绝对支持。不过，希望以讲学名义去日本，要有讲学的事实而回来」。

二、悟一是江苏泰县人。南亭法师是泰县首刹光孝寺的住持；悟一曾在光孝寺读书，是离光孝寺不远的一所小庙的沙弥。大寺与小庙，地位悬殊，所以过去的关系平平。悟一到了台湾，除与同戒又同学的新北投妙然，有良好的友谊往来外，平静的在精舍住了两年。自从到了台北，表现出沈著与精明。现在是善导寺监院，各方也就观感一新了。四十五年那一年，章嘉大师呈请中央，成立了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以南亭、东初为召集人。这一中国佛教的动态，暗示著派系的对立。当时，有「苏北人大团结」的酝酿。演培是苏北高邮人，也曾为「苏北人大团结」而团团转。从大陆来台的法师，苏北人占多数。上有三老：证莲老（天宁寺老和尚）、太沧老（金山和尚）、智光老（焦山老和尚，南亭法师的剃度师），三老是不大顾问世俗事的。三老下有二老，就是被尊称为「南老」的南亭法师，「东老」的东初法师了。长老是领导者，青年法师的团结，表现为《今日佛教》的创刊（这是四十六年的事）。《今日佛教》有八位（？）社委，地位一律平等，以表示团结，这是以悟一为主力而开始推动的。我从南港疗养院回来，慢慢的知道了这些。这一地方性的团结，与中佛会的整理委员会相呼应。

悟一是沈著精明而有事业心的。从小出家，如老是依附平淡的，重学的，主张不与人（作权力之）争的我，虽然出家不是为了打天下，但到底是会埋没了他的才能的。自从到了台北善导寺，在「苏北大团结」中，倾向于苏北的集团利益（当然是为了自己著想）。对我与精舍，看来表面上还是一样，但我是深深的感觉到了。当时，为了整理中佛会，为了入党，子老、悟一、演培，正打得火热。我应该怎样呢！常住在善导寺，以法来约束一切，是可能的。要悟一履行诺言，一年到了回精舍去，也是不难的。想到了我的出家，我的来台湾，难道就是为了善导寺而陷于不可解脱的缠缚中吗？「苏北大团结」，等佛教会改选完成，难道就不会以我为对象吗？台北首刹善导寺，对我没有一些诱惑力，我还是早点离开吧！我与悟一是心心相印的，他是会知道的（子老与演培，当时都不明白）。不过，我没有损害他，正如以建立福严精舍名义，而割断了与净业林鹿野苑的关系一样。

我以书面向护法会辞职。子老知道我决心要退了，就不免踌躇，请谁（为住持）来为他维持善导寺呢！他一再与我商量善导寺的未来人选。他提议福严精舍的三个人，我不能同意。最后我说：「要我提供意见，那么南亭法师是最理想了。不说别的，最近在整理佛教会的关系上，你们也非常的协力同心」。子老不以为然，我说：「那么道安法师，这是赵炎老（恒惕）、钟伯老（毅，都是护法会的有力人士）所能赞同的」。他又不愿意，我说：「那么演培吧」！我的话，其实我是讥刺的。子老一心一意的，觉得演培在台湾，未免可惜而要送他去日本，瞒著我而进行一切手续。可是，他竟然会（白费种种手续，而）将演培留下，继任善导寺住持。在子老的心目中，去日本联络佛教界反共，还是不及为他维护善导寺的重要！我的住持名义，仅一年半，我是将善导寺交还护法会，我没有交给任何人。善导寺住持，演培是不适宜的。但父子之亲，有时还不能过分勉强，何况师生！有些事，说是没有用的，要亲身经历一番，才会慢慢理会出来。可是这么一来，我对善导寺的关系，断了而又未断，断得不彻底。因为在长老法师们看来，印顺交给演培，这还是印顺力量的延续。无论是顺的因缘，逆的因缘，一经成为事实，就会影响下去而不易解脱，因缘就是这样的。

在四十六年（五十二岁）国历九月十五日，我正式离开了善导寺，心情大为轻松。当时我以什么理由而提出辞退呢！真正的问题，是不能说的，说了会有伤和气。我以「因新竹福严精舍及女众佛学院，需经常指导修学，以致教务寺务，两难兼顾」为理由。但就是这些表面理由，又成了逆缘，而受到相当程度的困扰。

十八　有关建筑的因缘

建筑福严精舍以来，我主要有过五次的建筑——四十二年建福严精舍；四十三年冬精舍的增建；四十九年建台北市的慧日讲堂；五十三年冬建的妙云兰若；七十六年建的华雨精舍。说到建筑，要选择地点；筹划经费；即使包工，也要有监工的。这些，在我的回忆中，觉得有些因缘是难以思议的。

说到地点，福严精舍的筹建是香港，地也置定了，款项也筹得差不多了（移在台湾的建筑费，主要是从香港带来的）。为了来台去日本出席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一时不能回去，只好移建在台湾的新竹，这是出乎意外的。而更意外的是：地也买了，工也包妥了，出境证也发了下来。所以无论是顺缘，是逆缘，只能说是我的因缘在台湾了。

妙云兰若的建筑，是想觅地静修的。台中慈明寺主圣印介绍的北屯那块地，非常适宜，准备订约了，临时想到水的问题而作罢。在高雄郊区，也看定一块地，准备决定了，听说大水会淹没而停止进行。觅地，实在是不容易的！嘉义居士们自动来信，为我找到一块山明水秀的好地，要我到嘉义去看。我到嘉义去看，地在兰潭旁边，风景不错，但附近军眷多，可能会烦杂些。不知那位提议，苏祈财居士有一个果园，大家也就同去看看。果园（隔溪）对面，苏居士说：「这里，从前冈山玉明老和尚，曾在此静修；抗战期间，一位日本禅师也住过」。我向里面一望，阴森森的，杂树纵横，蔓草丛生，连片板也没有了。我说：「这里好」。偶然的经过，就这样的决定了。回忆起来，自己也说不出我到底看中了什么。我想，也许这块地有佛缘，与我有缘吧！

说到筹集建筑经费，有些非常意外，连说出来也许有人会怀疑的，但确乎是事实。四十三年（四十九岁）冬，福严精舍要增建部分房屋。仅有台币壹万元的积余，其余不知向那里去筹措。我自己画了一纸平面图（大样而已），决定先去看一个人，并约一个人谈谈，再来切实进行。一个星期六上午，我从新竹到了台北市昆明街林慧力（慈航法师为他取的法名是「慈舍」）家。坐下来，他就谈起：「我告诉我的先生，我有两个师父。胖胖的师父（指慈航法师）福报大，我供养些穿的吃的就得了。瘦瘦的师父（指我）福报差，在新竹有几个学生，听说还住不下，我想要多少发心。我的先生说：好！乐捐三（或二，记不清了）万元吧」！我听得希奇，从怀中取出那张平面图说：「今天来正是为了这个呀」！这一因缘，是不可思议的！慧力与他的先生，关系早已非常疏远。最近忽而好些，有时来看看他。数月以后，移住新北投，这因缘怎么也不可能了！

下午，到了善导寺。晚上，约见的人来了。我要约见的，是刘亮畴居士。我没有见过他，也没有知道他的家世与现况。去年冬天，印海到精舍来住，带来刘居士的供养美金壹百元，据印海说：刘居士常来善导寺借藏经，此外也不知道。当时我写信谢谢他，将近一年了，也没有联络。我为了增建，忽然想起了他。不过一向没有关联，也不存太大的希望。刘居士与太太——胡毓秀居士同来，我不会闲话，开门见山的说起为了事实需要，想有所增建。他就说：「随喜！随喜」！指他的太太说：「他也要发心多少」。他问我：「香港有可信托的人吗」？我说：「陈静涛居士是绝对可信的」。他没有说什么，只说：「明天晚上再来」。就这样的走了。星期日晚上，刘居士夫妇俩又来了。拿出一张——应该是什么公司的股息单，两人都签了字，交给我，数目大约港币四、五千元。刘居士又说：「建筑费还不够，下次再供养一点」。后来，先后又交来台币，约值美金壹仟贰佰元。我的增建工程费，可以说，就在这出来的一天，就这样的解决了。这是可以求得的吗？是我所能想像到的吗？因缘实在不可思议！

建筑工程的进行，是很麻烦的。我没有建筑经验，也没有兴趣与精神去监督工程，那怎么办？我竟每次不用自己操心，而且人都去了别处。回忆起来，也觉得希有。福严精舍的建筑在新竹，工程包妥，出境证也发了下来。我急著去香港，一切工程由壹同寺玄深的监督而进行。包工包料，工程还算不错。到四十三年冬的增建，是购料包工。木材与水泥备妥了，工也包了，我就赶著去菲律宾。建材的管理与添购，工程的监督，由精舍的住众——悟一与常觉等负责。等到四月上旬回来，不但早已竣工，演培等都早已来住定了（精舍以后的增建，是常觉等经手，不能说是我的建筑了）。台北市慧日讲堂的创建，我那时正一年一度的要去菲律宾，这可为难了。曾任台北市议长林挺生先生的令堂，是归依我的，法名法观。讲堂的地，也是向林府购买的。由法观从旁劝发，林煶灶老居士——林议长的尊翁，答应为我负责工程的一切，建材，工人，以及佛龛、经橱、讲桌、水池、草坪，一起承担。在我去菲律宾后，对讲堂的构造，还代作局部的修正。讲堂是填土三尺，而磨石子没有少少裂痕，可见工程是很实在的。全部建费，大数捌拾万元，我是几元几角都结清了的。但一切由煶灶老居士负责代办，也是不可多得的因缘了！我感谢他，也为佛法的感召而欢喜！讲堂后来又有局部的增建，由黄营洲居士代为经营一切。妙云兰若在嘉义，我又人在台北，不可能监督工程。天龙寺住持心一，发心为我监工，一天去（工地）一次或两次，也真难为他了！台中县华雨精舍的重建，是慧瑞、慧琛等负责的。我经手的建筑，都不用自己监工。有人说我福报大，我不承认，我就是没有福德，才多障多灾。建筑方面，是佛法的感应吧！也许在这点上，过去生中我曾结有善缘的。

十九　好事不如无

台北慧日讲堂的修建，是我主动的要这样去做的。我没有随顺因缘的自然发展，所以引起了意想不到的、不必要的困扰。这又恰好与当时善导寺（与我断了而又似乎未断）的内部风波相呼应，增加了进行的困难。

我与老学长道源去泰国，经一个月的共同生活，他有所感的说：「印老！你原来也是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的」。我说：「是的，你以为我喉咙会发痒吗」？我没有口才，缺乏振奋人心的鼓动力，对宗教宣传来说，我是并不理想的。我的对外宣讲，每是适应而带点不得已的。那为什么要建立慧日讲堂？我当时有一构想，佛教难道非应付经忏，卖素斋，供禄（莲）位不可！不如创一讲堂，以讲经弘法为目的，看看是否可以维持下去！我从不空言改革，但希望以事实来证明。而且，对精舍的学众，也可给以对外宣扬的实习机会。另一重要原因，是福严精舍在新竹，经费是依赖台北及海外的。海外不可能持久，而台北方面，福严精舍护法会，还依赖善导寺（住持是演培）而活动。然在我的观察中，善导寺的问题，不久就要到来（这在演培、续明他们，也许不会理解，所以他们也不大热心于建立慧日讲堂）。到那时，与台北信众的联系，将缺乏适常的地点。所以四十七年（五十三岁）冬，就与几位居士谈起，要他们先代找一块三、四百坪的地，等明年再进行筹建讲堂。我就到菲律宾度旧年去了。

我是四十八年（五十四岁）八月七日（国历）回台湾的。在菲时，曾接到有关修建的两封信。一、精舍住持续明来信：国历四月四日，姜绍谟居士介绍一位徐（大使）夫人，来参加般若法会。他愿以台币拾万元，在精舍山上建一观音殿。续明不肯作主，说要问过老法师。二、曾慧泰来信：孙（立人）夫人张清扬居士，热心护法，将来建筑经费，想请他发心（据说：张清扬居士常去邻近的黄蕴德居士（法名慧度）家。谈起来，对现在的住处，也有些不满。对佛教，大有要护法而无从护起的感慨。慧度与慧泰、慧琦有往来，也就谈到了我，张清扬居士就说了几句好话。就这样，他们直觉的以为可护助我修建讲堂了）。我立刻回信：在现阶段（立人将军已退职），孙夫人是绝对不可能的。佛教界的内情，居士们不完全懂得！被苏北佛教界推尊为少老的张少齐居士，与张清扬居士结成儿女亲家，张清扬居士也就常住在张府。很早就一切尊重张居士，以张居士的意思为意思，这怎么可以直接向孙夫人筹款呢！这两封信，结果都引起了意外。

我回到台北，曾慧泰与周王慧芬（法名法慧）居士，非常热心。但有些话，我是不便向他们说的，只是劝他们不要向孙夫人募化。他们竟自以为然，去张清扬居士处，请他为讲堂的建筑而发心。没有几天，张少齐居士主办的《觉世》，发表了消息，说得非常巧妙。大意是：印顺老法师有善导寺的大讲堂（我离去了善导寺，谁不知道呢），现又在台北筹建讲堂。老法师在菲律宾，有侨领供养美钞壹万元；某大使夫人也发心多少，老法师的福报真大！这一消息的反面意义，是：有了大讲堂，为什么要再建？要建，建筑费也足够了，不用再乐施。张居士真不愧为苏北佛教界的元老！演培与隆根见了这一消息，赶著去质问张居士，认为不应该如此破坏。张说：据马路新闻（传说），还不止这数目呢！两人无可奈何，气忿的来见我，我说：「你们去质问，根本就是错了」！这就是向张清扬居士募款得来的反应（还有与慧芬有关的无头信，可以不必说了）。

所说的徐大使夫人，在危难中曾蒙观音菩萨的感应，所以要发愿建像供养。徐大使调部服务，见到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姜绍谟，知道姜居士现任中佛会常委，就把建观音殿的事，全权拜托，这才介绍到精舍来。我在八月初，约见了徐氏夫妇与姜居士，我建议要在台北建讲堂，如在讲堂中供一观音像，可有更多的人前来礼敬。当然，一切以姜居士的意思而决定（后送来台币五万元而了结此愿）。徐夫人曾说到：北投佛教文化馆向他建议：修一观音阁，附几个房间。这里风景好，可以来度假、避暑，预算约三十万元。后来，有人说我抢了别人的护法。唉！来精舍是那么早，我没有送礼，没有登门拜访，一切出于自愿，是我去与人争利吗？这一切，归根结底，还是出于我筹建讲堂的一念，否则就不会有这些不必要的干扰！其实，这只是小小的不如意因缘，更大的困扰，还在后面呢！唉！真是好事不如无！

二十　实现了多年来的愿望

我到台湾来，有那么多的障碍，主要的症结，以住在善导寺为第一。脱离这是非场，是我经历了漫天风雨以来的最大愿望。四十六年（五十二岁），我辞去了善导寺住持，这应该可以解决了吗？然李子老竟把演培留了下来，由护法会请演培任住持，这所以我对于善导寺，断而又似乎未断。脱离是非场真不容易！

演培任住持，请悟一为监院；四十七年底，又邀悟一的好友妙然进善导寺为监院（二当家）。演培出国了两次，等到回来，早上已没有人上殿。演培一个人去敲木鱼、礼诵。演培与妙然不和，悟一却表示在两人之间。恰好善导寺收回了部分房屋，悟一大加修理，为了装置卫生设备，子老与悟一冲突起来。子老一向以不用钱为原则，实在有点过分！于是子老代表护法会，支持演培来对付监院。演培想得到护法会的支持而辞卸妙然，而子老有自己的目的，拟订了几项办法，主要是会计独立，想将经济从监院手中要过来。我回国不久，子老将办法给我看，又拿去给护法会的护法看。又回来对我说：「我告诉大家，导师（指我）也看过了」。我当时问他：「导师说什么」？子老答：「不加可否」。

还有，我辞退了，子老留演培任住持，演培是没有经济观念的。我为了十八年来的友谊，不能不对子老说（对演培说，他是不会懂的）：「此次从泰国回来，发见帐目有了变动。过去有了积余，将款存出去时，就明白的在帐上支出，存在什么地方。而现在帐上，悟一将一切外存都收回了。帐上只是结存台币多少万，而不明白这些钱存在何处」。我当时说：「现在钱是不会错的（我交卸时，一一交清），但这一写帐方法，你应该知道可能引起什么问题的」。子老说：「我知道，我会看住他」。子老那时，为了入党，为了佛教会（整理委员会）……大家好得很。他是护法会的住寺代表，他到底看住些什么？等到与悟一闹翻，要会计独立，才把我的话提出来，对台中慎斋堂主说：「导师也说悟一的经济有问题」。话立刻传入悟一耳中，当然对我不愉快。子老老了！不知「导师说」到底有多少分量，而只想一再的加以运用。

会计制度被破坏而建立不起来。四十九年，演培又增请隆根任监院（三位了），但也不能有什么用。到此时，一件事——我一直怀疑的事，终于明白了。隆根是我任住持时，经悟一建议而邀来台湾的。四十六年（五十二岁），我请隆根任副寺，也就是协助监院。隆根并不负责，悟一也没有说什么，这现象是离奇的，到底为了什么呢？在善导寺纠纷中，隆根支持演培，内情才传说出来。原来，悟一是请隆根来任监院的，隆根也以任监院的名义而离开香港。但到了台湾，竟然不是监院，这难怪行动有点不合常情了。在这些上，充分明白了悟一的雄才大略。他自己是监院，就会不得我（住持）的同意而去香港请监院，他早在为他的未来而布局，当时我虽不明白一切内情，而早就深刻的直觉得不对，但我可以去向谁说呢！

善导寺纠纷的本质，事件发展的趋势，我自以为认识得非常彻底，不存任何幻想。可是，四十九年（五十五岁）春天，我的忽然一念无明，几乎脱不了手。一直闹得不可开交，总不是办法呀！我忽然想起，就与悟一等（善导寺全体僧众）谈起我的构想，一个息除诤执的方案。当时，悟一听了也觉得满意，说自己是有人性的，也就是不会忘记这番好意的。于是由护法会推请证莲老与我商酌，拟订方案。主要为，一、多请几位长老为导师：住持不能任意辞退监院，要得多数导师的同意。反之，如多数认为处事不善而应加罢斥，监院也不能赖著不肯走。这是住持与监院间的制衡作用。二、大家分工合作：我那时在菲岛，与性老拟订的方案，想引用到善导寺来。监院既有了三位，那就一主事务、一主财务、一主法务，大家分工合作。想不到方案一经提出，竟引起了一片骂声。问题是：总揽事务的，就不能主管经济；要主管经济，就不能总揽事务。悟一到底是聪明的，大概想通了，这是与自己的权力有碍的。好在有护法陈景陶居士出来，抗论了一下，我与证老才从纠纷中脱出来。事后回忆起来，想不通自己为什么又忽而愚痴，这大概就是人性一面，在明知其不可能，而又多少存点侥幸心吧！

子老只为他的善导寺，决不为别人著想。他要演培来问我，能不能将慧日讲堂的建筑费，用来修建善导寺的大讲堂（演培那时可能也有这种想法的）？演培在年底，还邀悟一去精舍，希望能解释误会。演培对悟一存有幻想，竟忘了苏北长老的话：「演培法师！你不要听李子老的话，与印老远离一点，我们拥护你做青年领袖。否则，苏北人没有与你做朋友的」！这要到我的方案被反对，续明的《佛教时论集》被密告，演培这才渐渐的绝望了。我要去菲律宾时说：「你三年的任期圆满，可以辞退了」！

演培辞退了，由谁来为子老护持善导寺呢？四十九年秋，由护法会礼请闽院学长默如住持。晋山那一天，监院就当众叫嚣诃斥子老。子老这才住入医院，尽其最后的努力。子老拟了以善导寺为中国佛教活动中心的提案，经最高当局核可。然后由中央党部，内政部等五单位，共同作成行政处分，交由中国佛教会、台北市政府执行。好在中国佛教会帮忙，悟一又著实努力一番，方案也就被搁置了。我从菲律宾回来，子老将情形告诉我，并且说：「我是胜利了。至于能否执行，那是政府的事」。有政治经验的人，到底是不同的。假使是我，那只有承认失败了。

默如又不得不辞退了。五十年夏，由护法会礼请道安法师住持，以尊重二位监院的确定地位为前提。从此子老也从事实经验中，知道了悟一的确能干，是一位难得的人才。于是放下一切，一切由悟一去处理，也就相安无事，恢复了两年前的友善，在善导寺过著宁静的晚年。道安法师渐渐少来了，不来了，很久很久，一直拖到五十六年冬天，才由子老向护法会推介，礼请悟一为住持。纠纷，是很不容易安定的。远些说，从我来台湾，住入善导寺开始。至少，在四十八、四十九、五十年——二年多的艰苦斗争，到此才可以告一结束。我自从离开善导寺，与善导寺的内部纠纷，已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多少还要被子老与演培牵涉到。等到演培辞退，我多年来的愿望，才真正的实现了！

子老曾经写了一部《百年一梦记》，别的事情，倒还记得清楚，独对于二年多为善导寺的护法奋斗，竟没有说到。子老毕竟老了！老年人是容易忘记近年事的。如挂在善导寺门口，那块海潮音月刊社的招牌，也在纠纷中被拿下来而不知丢到那里去。而一经和好如初，子老还想请悟一来共同保管海潮音的基金呢！子老毕竟是老了！

二一　内修与外弘

「内修，还是外弘」？记得演培曾一再问过我，这应该是反应了共住者的意见。回忆起来，只是惭愧，我是矛盾、困惑于内修外弘而两不著实。

到台湾以前，我依附学团，始终与共住者过著内修的生活，极为轻松。到了台湾，住进善导寺，为事实所迫，不得已而为信众们讲经说法，可说开始了外弘的生活。外弘，不是我所长的，而就子老的善导寺来说，不只希望你讲经说法，主持法会，还希望你能写反共文章（演培曾写一个小册子），写向共区的广播稿（演培写了些）。如有佛教的国际活动，你就去代表出席，这也是子老善导寺的光荣。四十六年（五十二岁）夏天，出席泰国的佛元二千五百年庆典，我一直推说身体不好。我在新竹，接到子老从台北来信：为了代表出席，星期╳某人要来，你决不能说有病。结果，人没有来，而我已被推派为代表。代表只有二人，甘珠尔瓦与我，其余的是观察员。我到了台北，道安法师说：「你去不去？不去，得赶快辞呀」！我只苦笑了笑。我无意占去代表的一席，但我说要辞，会怎样伤害子老呢！在这些上，我不能满足子老的要求，我比演培差得多了！

福严精舍于四十二年九月成立，成一独立学团。子老见我有了负担，每星期还要往来，所以计算了一下，每月供养导师三百五十元。直到四十三年底，还只有唯慈、印海、悟一、常觉——少数人。精舍的生活，除三百五十元外，凭讲经、主持法会（每次三百元），信众多少供养而维持。那时，我与精舍的经济是不分的、我建筑了关房，早有离去善导寺的决心。明（四十四）年住众要增多到十五、六人，真是好事，但生活将怎样维持！年底，应性愿老法师的邀请，去菲律宾弘法。将回台湾时，与瑞今法师商量，得到他的支持，愿意代为筹措生活费三年，这是我所应该感谢的！那年六月，演培在善导寺成立了福严精舍护法会，善导寺护法会也每月乐助壹千元（导师的供养三百五十元，从此取消）。从此，福严精舍的经济独立。我应该领导内修了吧，但是病了。一直到四十六年（五十二岁）秋天，才离开善导寺而回到福严精舍。

演培住持善导寺，仁俊在碧山岩，常觉而外，仅续明在精舍掩关（就是四十四年修的那个关房）。在台湾来共住的，有印海、妙峰、隆根、真华、幻生、正宗、修严、通妙，及几位年轻的，中年出家的（如法融等）。当时成立了「新竹女众佛学院」，所以一面自己讲（曾讲《法华经》等要义，及《楞伽经》）；妙峰、印海等也在女众院授课，希望能教学相长。四十七年夏天，我又去了菲律宾。回来，就推续明住持精舍。对内的领导修学，也就由续明负责了。我那时有一想法——还是为了福严精舍，在台北成立慧日讲堂。希望精舍与讲堂，能分别的内修外弘，相助相成，可以长久的维持下去。讲堂的建筑费，半数是从马尼拉筹来的，这都得力于妙钦，尤其是广范热心推动的功德。现在回忆起来，后人自有后人福，何必想得那么远呢！

对外弘，善导寺那段时间而外，慧日讲堂三年多，也著实讲了些经论，听的人还不算少。对内修，在台湾十二年（四十一年秋——五十三年春），我没有能尽力，除了病缘、事缘，主要是：从前那样热心的与同学共同论究，是有几位于佛学有些基础，能理会我所说的有些什么特色。在这些上，引起了大家为佛法的热心。在台湾呢，有的年龄大了，有了自己的倾向；有的学力不足，听了也没有什么反应；有的因为我的障碍多，不敢来共住。这样；我虽也多少讲说，而缺乏了过去的热心。

圣严来看我，说：「老法师似乎很孤独」。「也许是的」。我以〈东方净土发微〉为例，他说：「新义如旧」。是的！说了等于不说。没有人注意，没有人喜悦，也没有人痛恨（痛恨的，保持在口头传说中）。他问我：「掩关遥寄诸方中说：时难感亲依，折翮叹罗什，是慨叹演培、仁俊的离去吗」？我说：「不是的，那是举真谛（亲依）、罗什，以慨伤为时代与环境所局限罢了」。我想，如现在而是大陆过去那样，有几所重视佛学的佛学院，多有几位具有为法真诚的青年，我对佛法也许还有点裨益。虽然现在也有称叹我的，但我与现代的中国佛教距离越来越远了。有的说我是三论宗，有的尊称我为论师，有的指我是学者，让人去称呼罢！

学佛法的（男众）青年，是那样难得！演培曾有去香港邀约的建议，这在别人是可以的，但经历了漫天风雨的我，是要不得的。旧有的几位，年龄渐渐大了，自然也有各人的因缘。妙峰去了美国，正宗去了菲律宾。续明在灵隐寺，有十几位年轻的台籍学生（还有几位是从军中退役下来的）；三年后，又在精舍成立福严学舍。但在续明的经验中，似乎福严学舍没有灵隐佛学院时代的理想。其实，这不是别的，只是年龄长大，不再是小沙弥那样单纯了！人越来越难得，精舍的少数人，常觉曾应仁俊同净兰若的要求，一再的推介过去，似乎也渐渐的少了。

我逐渐的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环境。不可思议的因缘，启发了我，我在内修与外弘的矛盾中警觉过来，也就从孤独感中超脱出来。所以说：「古今事本同，何用心于悒」！五十三年（五十九岁）的初夏，我移住嘉义的妙云兰若，恢复了内修的生活，但那是个人的自修。我偶然也写一些，又把它印出来。但没有想到有没有人读，读了有没有反应。我沈浸于佛菩萨的正法光明中，写一些，正如学生向老师背诵或覆讲一样。在这样的生活中，我没有孤独，充满了法喜。

这样的内修，对佛教是没有什么大裨益的。内修要集体的共修，仁俊曾发表「办一个道场，树百年规模」的理想。我惭愧自己的平凡，福缘不足，又缺少祖师精神，但热望有这么一位，「办一个道场，树百年规模」，为佛教开拓未来光明的前途！

二二　半天课

在台湾，为了不忍出家僧尼的失学，曾有过两次的「半天课」，但都因此而引起一些意想不到的困扰。不能怪别人，应该是由于我的不善处事吧！

四十四年（五十岁）：智性长老在宝觉寺传戒，演培代表我去参加戒会。下年春，两位年轻的新戒比丘——能学与传谛，来住福严精舍。精舍那时是典型的学团，我虽略有讲说，而主要是自己阅读研究。这两位新戒，没有佛学的基础知识，怎能自修呢！我与精舍同人商议，请法师们发心，于四十五年下学期起，为他们二人每日讲半天——两节课。这样，「半天课」就开始了。消息传出，新竹年轻的尼（或准备出家的）众，有六、七人来旁听，威仪与程度也还不错。演培与壹同寺玄深谈起，尼众无缘进修佛法，太可惜了！这样的激发、鼓励，「新竹女众佛学院」，就于四十六年秋，在壹同寺成立了。我与演培负正副院长名义；学院的教师，由精舍法师们负责；住处及经济生活，由壹同寺负责。（后来感觉到：学生要有女众来领导，才邀香港的黄本真来台，负监学的责任）。学院成立，我要离开善导寺的机缘也成熟了。我向善导寺护法会辞职，不能说内心的真情，而说「因新竹福严精舍及女众佛学院，需经常指导修学，以致教（育）务（善导）寺务，两难兼顾」。就这样，引起「相当程度的困扰」。台北的信徒们，当然希望我长在台北，这才能多多听闻佛法。而玄深的作风，有几位女信徒，并不赞同他，所以我离台北而回新竹的辞职理由，有人竟说我「一心一意为尼姑」了！这真是天大的笑话！但因此引起少数信徒与玄深间的磨擦，使我为难！

四十六年冬，学院中有一位孙姓的学生要出家，玄深劝我为他剃度，我以没有女众的道场来推辞。他说：「将来住在壹同寺好了」。我就这样的为他落发，取名慧瑜。我在大陆出家来二十多年，都住在男众的道场。到了台湾，为了觅地建筑，才往来女众的壹同寺，对台湾佛教广大的女众（出家的与斋姑），没有什么了解。第二学期，为了服饰与威仪，学生以出家尼众为限；这样，学生有五、六人出家了，我也收了慧理出家。后来，本真也剃度了，名慧莹。其实，我没有尽到对弟子的义务。我住在福严精舍，四十七年（五十三岁）起，每年去菲律宾三、四月。从我出家的弟子，与一般学生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四十九年（五十五岁）：夏季，新竹女众院已三年要毕业了。那时，我有一意见：尼众教育，最好由尼众来主持，可以更为理想。如办一高级班，培养几位能领导、教学的尼众，而比丘在必要时从旁协助，那不是可以实现这一理想吗？玄深也相当同意，只是壹同寺要进行建筑，无法兼顾，所以热心的介绍到台北的平光寺，这是他师兄的道场。四十九年底，台北的慧日讲堂也落成了，精舍的法师，有几位去台北，所以玄深的建议，倒不失为可行的办法。这样，慧瑜等就去平光寺住；慧瑞、慧钰也剃度而住到平光寺去。在高级班的筹备进行中，觉得住持没有受过尼众教育，可能在见解上不易融洽，所以我不再主动推进而停止下来。

高级班不办了，那慧瑜他们也不宜这样长住下去了。当四十五年我的肺病沈重时，台北（主要是台湾）的少数信徒，买下临沂街的一所静室，供养我作休养的场所。现在长住慧日讲堂，身体也好多了，所以将临沂街的静室出售，转购离慧日讲堂不远，建国北路的一楼一底，慧瑜他们也就移到这里来住。早晚课诵，经济生活，都自立而与讲堂无关。那时的慧日讲堂，是名符其实的讲堂。一年的四季（晚上）讲经，短也在半月以上。一年三次法会，星期日共修，都有开示。住在建国北路的慧瑜他们，当然会按时来讲堂参加。他们白天，都住在建国北路。我忽然想起：他们的程度，还不能自己阅读进修，整天无事，可能烦恼会多些。不如在讲堂里，上午开两节课，让他们能多多充实佛法。这样，第二次的「半天课」又开始了。佛法，由讲堂的法师主讲，并请一位叶老师教授国文。开班以后，除慧瑜他们外，还有二、三位信女来旁听，这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吧！

我依佛法的立场，创建福严精舍与慧日讲堂，不是看作自己私有的。我有「内修外弘，两不著实」的感觉，决定三年后退位，另选讲堂住持。精舍与讲堂，我当然可以长住的，但建国北路，决不是慧瑜他们久住的地方，所以我有为他们建一清净的小型精舍的构想。而且，我是出家于普陀山的福泉庵，为时局所限，不能回去探望，下如称之为福泉庵，以纪念师恩。这一决定，托曾慧泰居士等代为择地，终于在银河洞附近，费了十万余元，购得一处附有农田的山地，非常清净，这应该是很理想的。

地买定了，有慧观乐助伍千元。我提到建筑福泉庵，大陆来台的女信众，都没有表示；新竹精舍的法师，也有不同意的。我警觉而加以探究，大概年轻的女尼，不懂得处世应对，不能得到信徒的好感。特别是「半天课」以来，不论白天、晚上（讲经时间），信众来讲堂，建国北路的几位女尼早已来了。讲堂的比丘法师不多，信徒们可能有男女众杂处的感觉。为了这，五十二年（五十八岁）二月初，召集了一次七、八人的集会，也有新竹法师来参加。在会谈中，竟引出一件意外的信息。四十八年秋天，为了慧日讲堂的建筑，我与演培在平光寺，聚集了十多位信众来商议。末了，演培起来说：「慧泰与慧教，年高而不能太辛苦了。筹款的事，台湾信徒，希望李珠玉；大陆来的信徒，希望周王慧芬，多多发心联络推动」！这原是我体谅年高者的意思，但引起了误会。慧泰提出了这番旧话说：「自己年高而没有用了」！我问：「那为什么这样热心的为我找觅建地呢」（不买地岂非就没有事）？他说：「师父交待我，我当然要去做呀」。我理会到多方面的问题，所以说：「我尊重大家的意见，福泉庵不再建筑了。建国北路方面，过了二月十九的观音法会，决定解散」。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慧瑜他们知道了，当然心情苦恼，到那里去呢？大家集体同行，（杨白衣介绍）借住台南的菩提寺；约四个月后，又移住赤崁的净华寺，以后才渐渐分住了。我听了玄深的话，开始收女众为徒，自己不能多教导，让他们自立。回想起来，总有一番懊悔，也有一番歉意！

建国北路（房屋后来卖去，在嘉义建妙云兰若）的人事解决了，但银河洞那边的这块地，怎么处理呢！我想：买地的钱，是我拿出来的，但这到底是以前信众供养的，我还是结个善缘吧！谁要在那边建佛院，我就无条件的给他。首先，乐观长老要建一道场，我带他去看地，并把所有权状交给他。只要他决定在那边兴建，我就办赠与手续。但后来，乐老觉得路小而又上高坡，运费倍增，自己无力兴建，将所有权状还我了。五十四（或五）年，慧琳去海会寺安居，认识了明彻，两人情投意合，想建一精舍，好好修行。慧琳与明彻来见我，希望我赠给他们。我同意了，他们就在那边山坡上，建立妙慧精舍。二人的风格很特殊，在漫长的二十年中，不收徒弟，也没有什么信徒。到了晚年，两人忽而意见纷歧，纠缠不清。唉！如没有佛法的正见、正信，也许会说：这块地是使人一直困扰的地呀！

二三　游化菲律宾与星马

我来台湾以后，曾去过日本、美、泰、高棉、菲律宾、星加坡、马来西亚。日本与泰（及高棉），是去出席佛教国际会议的集体行动；去美国是为了养病，所以说到出国游化，那只是菲律宾与星、马了。

去菲律宾的因缘，主要是妙钦的关系。四十一年冬，性愿老法师就托施性水等来邀请。到四十三年（四十九岁）底，我才初次到了菲律宾的马尼拉。那时，妙钦去锡兰深造，我是住在华藏寺。正月中，曾在信愿寺（七天）、居士林（三天）说法，听众还能始终维持。居士林的施性统、刘梅生居士，邀我去南岛弘法。曾在宿务、三宝颜、古岛、纳卯说法。在宿务——华侨中学操场的晚上说法（三天），听众最多，这是吴陈慧华居士（一般人称之为「屋婶」）的号召。我来往宿务，就是住在吴府的。慧华是极虔诚的一位善女人，在宿务有良好的声誉。南岛的一月，正是热季，多少辛苦了些（回来病就渐渐重起来）。但宿务的说法因缘，有一意外收获，那就是慧华与梅生共同发起了创办普贤学校。后来，唯慈一直在那边服务。

四十七年（五十三岁）夏天，我又到了马尼拉，正宗同行。那时，妙钦已经回菲了。这一次，是为性老讲经祝寿而去的。我讲的是《药师经》，由妙钦译为闽南语。菲律宾的佛教，由性老开化，时间还不久。僧众少而又都是从闽南来的，还保有佛教固有的朴质。我那时的印象，菲岛的佛教，是很难得的。信愿寺自性老退居以来，由瑞今法师任住持，也好多年了。那时已向性老辞退，而寺务还在维持。性老在郊区，又另建华藏寺。性老有二寺合一的构想，合一应该说是好事，但信愿寺住持还不曾解决，二寺联合的住持，应该更难产吧！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被推为二寺的联合上座（住持）。我不是闽南人，在我的心目中，这里的佛教，总是要闽南大德合力推动的。我只能看作机器的润滑油，偶然一滴，希望能顺利的推行下去。从四十八年到五十年，我都来菲律宾一趟。弘法是虚名，对寺务——二寺合一的工作，也因人少而仅有形式。如要说做些什么，那只有促成能仁学校的成立了。瑞今、善契、如满、妙钦诸法师，都热心的想成立一所学校，由信愿寺来支持。对于办学，性老是从来不反对的。但闽南的法师们，似乎非常的尊敬前辈，没有性老肯定的一句话，也就不敢进行而一直延搁下来。我觉得，这是容易的，一切齐全，只缺一滴润滑油而已。我以「大众的决定」为理由，向性老报告，性老也没有话说，能仁学校就这样的开始进行。学校成立以来，信愿寺全力支持，由妙钦去亲自指导，听说已由小学而办中学了。我应性老的邀请而往来菲岛，并不能符合性老的理想。而对妙钦的良好建议，我也没有能实行。回忆起来，好似有什么亏欠似的！

五十七年（六十三岁）冬天，我去了星、马。星、马，我应该早就去了的，特别是四十七年，星、马的佛教同人，知道我到了马尼拉，就联名来邀我，我也准备去了，但结果没有去。因为，一、我早有去星、马的可能，但有人忠告我：星洲的政治情况复杂，千万不要去，以免再引起不必要的困扰。这次，我是决心不管这些而要去了。但星加坡政局，恰在这时候变化，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胜利了；那时是联共的，连党名也加上「人民」字样。趁这个时候赶著去，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合时宜。二、金门砲战发生了，我身居海外，觉得情况严重，我应该回国与大家共住。其实台湾的人心，非常安定。就这样，我临时改变了主意，对星、马佛教同人的那番热心，我非常抱歉，这也许因缘还没有成熟吧！

五十七年（六十三岁）冬，演培在星成立般若讲堂，定期举行落成开光典礼，请我去开光。我那时身心渐衰，已失去了游化的兴趣。但演培一次一次的函请，我一定不去，以过去的友谊来说，似乎不好意思了。去吧！就约常觉也去。

在星、马，有的是厦门相识的道友，如广洽、广义、常凯、广周、广净、广余……；本道是戒兄；优昙与竺摩是老同学；胜进与明德法师，曾多次通信，而对我作道义上的鼓励。般若讲堂的演培、隆根，那是不消说了。印实师弟而外，还有慧圆、慧平等前年（五十四年）来台湾依我出家的好几位弟子。我一向是平淡的，无事不通信的。大家相识而没有过分亲密，也就没有什么大障碍。所以星、马的游化，在平和的情况下，到处受到亲切的招待。

这次在星加坡，主要为五十八年正月，佛教总会为我安排的，假座维多利亚大会堂的两天讲演，讲题是：「佛法是救世之仁」。又在弥陀学校说法。我去了印实为纪念先师而成立的清念纪念堂，又去了先师旧住的海印寺。曾在般若讲堂，举行了几次归依。陈爱礼女士，也就在这一期间，归依并受了五戒。这次在星，见到了闽南长老转岸老和尚，见面时异常的亲切。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总会会长宏船法师，恰在病中疗养，没有能作多多的晤谈。

本道戒兄为我办好了手续，我就从星加坡去马来西亚，首先到了槟城。这是一个有名的花园都市，风景优美，我就住在竺摩法师的三慧讲堂。在讲堂讲了一部《心经》，也曾在菩提中学讲演。由此到怡保，晤见了胜进与宗鉴法师。然后上气候凉爽的金马仑；本道老要在这里开建大道场。陪我从金马仑下来，到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见到了镜盦法师。普陀山鹤鸣庵广通老和尚派下的盛慧，那时已老病龙钟（与我是亲房同辈），也难得的见到了。然后到马六甲，会到了对佛教有能力、有热心的金明、金星两法师。又经麻坡，峇株巴辖而回到了星加坡。在怡保、吉隆坡、巴生、马六甲、麻坡，都有一次或两次的演讲，只可惜我的语言不能畅达。近一个月的时间，经这么多的地方：访问、应供、讲话、长途汽车旅行，我的身体竟然维持了下来，我也有点感到意外了！

在星加坡时，广义法师提议，愿意为我发起筹措出版的费用：印实也要举行法会，以法会的所得，为我作出版印刷的费用。我觉得，在星受到佛教同人太多的优待，而自己不曾能在此多结法缘。这么做，会被误会是为了化缘而来的，所以我辞谢了。我深感二位对我的好意！

六十一年（六十七岁）：腊月二十一日，在顾世淦居士的陪同下，我乘飞机去美国。我六十年冬的大病，虽脱离危险期，但一直衰弱而不能恢复。美国佛教会沈家桢居士邀我去美国静养，所以这是为了休养而去的。中途经日本东京，在旅馆休息二天，仅与圣严、吴老择等相见。第三天到了纽约，第一次坐了轮椅出机场。在纽约，见到了乐渡、敏智、仁俊、妙峰、浩霖等多位法师。我住在纽约长岛的菩提精舍，多承日常法师的照顾一切，过著清幽安静的山居生活。住了半年，体重从四十二公斤而增加到四十六公斤，身体是好得多了！在纽约时，受沈居士的供养，他劝请我长住纽约，为我办理居留证——绿卡。在医院检查肺部时，知道四十多年的宿疾全愈，可说是难得的喜讯！旧历六月底，由日常陪同返台。回国以后，身体又瘦弱下去，不能如期回美，可说辜负了沈居士的一番好意！（去美国是为了养病，说不上弘化，这只是附录于此。）

六十五年（七十一岁）：正月十七日，我乘机抵菲律宾马尼拉，住大乘信愿寺；明圣随行。在我多次出国中，这是自动出国的第一次。去年秋季，马尼拉有人来访，知道妙钦患有肝病。知道我的病得张老居士治疗而有效，所以请我代为介绍，没有经过诊断，也据口述病情而取了一服药回去（据说没有服用）。今年，知道病情更重了。想起当年他对我的了解与支持，怀念不已而特地去探望他。每日去医院小坐，正如《学谱》所说：「别来十五年，倍觉亲切，相对默然。偶尔闲话佛门家常，正不知为喜为忧也」！他的病是没有希望的，我总是说些安慰话。那时，妙钦还是能仁学校的主持者，每为校务而挂念。所以我约瑞老同往董府，劝云卿——贤范出来负责校务，贤范终于答应了。这一消息，使妙钦放下校务的系念。二月十二日，与妙钦、瑞老等相别，顺便去星加坡，住般若讲堂。妙钦终于在三十日去世，我写了一篇〈我所不能忘怀的人〉，以为纪念。这次在星安静的住了二月，四月十七日才返台。

六十六年（七十二岁）：我又到了星加坡。这次的因缘是：金马仑是马来西亚的名胜区。山上有三宝寺，本道老法师去年才修建完成。本老今年八十嵩寿，受教内长老们的劝发，所以传授三坛大戒为纪念。我与本老有同戒的关系，所以请我任说戒和尚。八月初四日出发，在吉隆坡机场候机，巧遇戒德学长等，也是为了传戒而来的，所以同机抵星。初九，与星方参预戒会的大德们，同到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晚宿观音亭，出席盛大的欢迎会。次日，大家一起上金马仑三宝寺。戒会于八月十六日开堂，九月初四日圆满。星、马地区，戒子不多，所以戒会相当清净庄严。每与本老晤谈，谈到这次戒会，深感事务方面的问题多多！戒会圆满了，我再到星加坡，安静的住在般若讲堂。在星加坡期间，促成演培编定《谛观全集》，我写了〈谛观全集序〉。十月初六日回台湾，《谛观全集》也就在台湾出版。

六十九年（七十五岁）：八月十一日，我又到星加坡。这是弟子慧平的自度庵易地重建完成，请我去主持开光，所以这次是住在自度庵的。开光那一天，法会盛大庄严。一向居住的般若讲堂，已由隆根继任住持，我也去住了两天。演培辞退了般若讲堂，移住在女子佛学校舍。我去演培那里，觉得地址小了些，演培也正在筹划择地建筑。八月二十八日就回到台湾。

有人问我：你是浙江人，为什么从一位福建老和尚出家？我也觉得因缘是微妙的。现在回忆起来：师父是闽南人，师弟（还有徒弟厚学）也是闽南人。自己到闽南来求学，也一再在闽院讲课。而妙钦、妙解、常觉、广范、广仪、正宗，都是闽南人，而有过较长时间的共住；而我所游化的，是菲律宾及星、马，也是以闽南大德为主的化区。我虽不会与人有交往的亲密，而到底也有了这么多的道友。一切是依于因缘，我想，也许我与闽南有过平淡的宿缘吧！

二四　有缘的善女人

来台湾定居，有缘的人不少。有缘，不只是欣喜，而也会苦恼的。佛法说：「爱生则苦生」；为了爱护，或过分的热心，……也会引到相反的方向。因缘，原来就是有相对性的。善男子当然也不少，而所以要写几位有缘的善女人，那因为留下些值得回忆的因缘。

一、慧泰：在我来台湾不久，住在善导寺。一天傍晚，我忽然走向大殿，看看流通处（大殿西南角）。一位五十来岁的太太，衣著朴素，行动缓慢的进寺来。礼了佛，问旁人：香港来的法师，是在这里吗？有人就为他介绍，向我顶礼。看看时间不早，说：「我明天可以来请开示吗」？我说：「可以」。他就缓慢的走了。他的面容憔悴，神情忧郁而极不安宁。我想：世间真是多苦的世间。

他再来时，说自己姓曾，过去是办教育的。为了学校，曾请政府依法惩处不法者。但他的爱女，忽然卒病死了。这是他的罪恶，害死了他的爱女。为了爱念女儿，就悔恨自己的罪恶，在爱而又悔的苦恼中，不能自拔，问我有没有救度的方法。我为他略示佛法的因果正理：为维护教育而依法惩处，即使执法者过严，也不能说是你的重大罪恶。死亡的原因很多，但依佛说，决没有因父母而使儿女病死的道理。夫妻也好，父母与儿女也好，都是依因缘而聚散的。如因缘尽了，即使没有死，也可能成为仇人或路人一样。经过几次开示，神情逐渐开朗而安宁起来。后来归依了我，法名慧泰。我从不问信徒的家庭状况，到第二年（四十二年）初夏，才知道慧泰是立委曾华英。

慧泰的个性很强。慧泰对我，对精舍，特别是对仁俊，可说爱护备至。但也许护法的过于热心，也不免引起些困扰。好几年前，幼儿有病，使他非常的困恼。广钦和尚劝他逃，慧泰问我，我说：「有债当还，逃是逃不了的」！他终于坚忍的支持下来。

二、慧教：这是一位青年就学佛的，勤劳俭朴，多少能为信众们介绍佛法的善女人。他原是月眉山派下，法名普良，沿俗例也有徒众。他大概是在基隆归依我的，法名慧教。后来移住到台北，往来也就多了。他有领导信众，主持道场的热心，所以读了我的〈建设在家佛教的方针〉，觉得非常好。在慧日讲堂的筹备中，他非常热心，与慧泰也谈得来。他以为：福严精舍是为法师们建的，慧日讲堂是为在家弟子建的。这与成立讲堂的意趣，不完全相合，所以热心听法，而多少要不免失望了！

三、宏德：五十二年（五十八岁）秋天，苏慧中居士（也是一位难得的善女人）陪他来听经，首先有一条件，只听经，不归依。我对慧中说：「讲经是为了大家听法，好好听就得了」。每次来听，都有儿女相陪。来了就听，听了就去，我也没有与他谈话。到了讲经圆满，他才进来坐一下，并问有关静坐的问题。后来据慧中说：他家是开毛纺厂的，先生意外的去世了。有事业，儿女还小而丈夫就去世，这是难免会忧苦增多的！

五十三年（五十九岁）元旦，他去新竹参加福严学舍的毕业礼，请求归依，法名为宏德。那年秋天，来嘉义妙云兰若。谈起有人劝他共建道场，我说：「如奉献三宝，就要多些人来共同发起。如将来自己也想去住，那就以人少为妙」。不久，他胰脏炎复发，危急到准备后事了。他说：「那时自知无望，也就没有忧怖，一心系念三宝。忽而心地清凉宁静，人就迷迷糊糊的睡著了。等到醒来，病情迅速消失，连医生都感到意外」。于是他感到三宝的恩德，人生的无常，急急的建成了报恩小筑。大殿不大而庄严，是他与女儿们设计的。报恩小筑的建设，为了报答亲恩，也为自己的长斋学佛著想。五十四年（六十岁）春落成；第二年我也住到报恩小筑，他（住在家里）时常来礼佛。到五十八年（六十四岁）秋天，我回到妙云兰若，已住了三年多了！

宏德对我的四事供养，过于优厚，使我有点不习惯，但说他也没有用。他为我出版了《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我要去星、马，他就自动的备办了小佛像、念珠等，让我拿去结缘。他的承事供养，胜过了对父母的孝思。他的婆婆、姑母、二姑、二女儿，连初生的长孙，也结缘归依，全家都叫师父。我要离开小筑，一再劝他请法师供养，他固执的不愿意。以不归依为条件而来，而又自动的归依了，这只能说是有缘了。

宏德为了事业（先生去世，他就没有去顾问），为了儿女，经常有些困扰。也许与性格有关，坚强中略有些怱遽的神情。现在儿女都长大了，个个聪明能干。除了长子在台，其他都移住到美国，他也住到美国去了。

二五　学友星散

人生的聚散无常，真如石火电光那样的一瞥！

与我共住较久的，现在是：演培、妙钦与续明死了；仁俊在美国弘法；妙峰在纽约成立中华佛教会；印海在洛杉矶成立法印寺；幻生也游化美国；常觉也离开了福严精舍。其他是演培与续明领导的学生，虽在精舍住过，我多少有隔代的感觉。我缺少祖师精神，没有组织才能，所以我并不以团结更多人在身边为光荣，而只觉得：与我共住过一个时期的，如出去而能有所立——自修，弘法，兴福，那就好了！

我与演培、妙钦，在二十九年底就相见了。演培苏北高邮人，可说是与我共住最久的一人！从四十二年到四十六年夏天，对福严精舍与善导寺，我因病因事而不在时，由他代为维持法务，可说是帮助我最多的一人！我一向以平凡的标准来看人，演培是有优点可取的。他热心，为了印《印度之佛教》，他奉献了仅有的积蓄。预约、出售《大乘佛教思想论》的余款，乐助为福严精舍的增建费。他节俭，但并不吝啬于为法，或帮助别人。他的口才好，声音也好，所以到国外去宣讲佛法，到处有缘。于佛法也有过较深的了解，如能一心教学，教学相长，偶尔的外出弘化，那是最理想不过的了。他多少有苏北佛教的传统，与我一样的缺乏处众处事的才能（缺点不完全相同）。他的处众处事，如遇了顺缘，就不能警觉，往往为自己种下了苦因。他有点好胜、好名，「三代以下唯恐其不好名」，如为名而珍惜自己，不正是善缘吗？他自从辞退了善导寺，似乎非要有所作为不可。住持日月潭玄奘寺，也许就是出于这样的一念吧！人是不会没有缺点的，希望能在不断的经验中，能从佛法的观点，容忍的、警觉的去适应一切，创造一切！

对我一生帮助最大的，是妙钦。我与妙钦在四川共住的时间，不过两年多，所以，与其说由于共住，不如说由于思想倾向的相近。他曾编《中国佛教史略》（后由我改编），《初机佛学读本》。他对佛学，有条理，有思想。文字、讲演、办事，都很好。西湖佛教图书馆，就是我们的共同理想，也可说是促成他去菲的一项因素。三十八年就去了菲律宾（又去锡兰深造多年）。大陆变色，他将为佛法的热诚，寄望于菲律宾的佛教，希望能从性愿老法师的倡导中，有一新的更合理的发展。但性老有为法的热心，观念却是传统的；我虽去菲律宾，也不能有所帮助。为时代与环境所局限，心情不免沈闷。四十九（？）年起，负起了主导佛教创办的能仁学校的责任。时代与环境的局限，是不能尽如人意的。唯有本著能进多少就是多少的信念，才能不问收获而耕耘下去。他的「心情不免沈闷」，使他在六十五年，因患肝病而去世了。他是我所不能忘怀的一人！

续明，河北人。共住汉院的时间并不长。从雪窦寺编辑《太虚大师全书》起，才一直在一起。四十二年春，续明来台湾编辑《海潮音》。四十五年秋，我要住结核病院，有切除肋骨的打算，这才与他（正在灵隐寺掩关）商量，要他移到精舍来掩关。四十七年冬，我从菲回来，又以时常要出去为理由，请他接任精舍的住持，一共维持了五年。从雪窦到台湾，他始终给我很多的帮助。续明是外貌温和而内性谨肃的。对自己的弟子与学生，特别关切，真是慈母那样的关护。对沙弥与女众的教导，没有比他更适宜的了。他曾亲近慈舟老法师，所以掩关以来，有了重戒的倾向。他主办灵隐佛学院，首先调查灵隐寺受具足戒者的人数，他是想举行结界诵戒的。寺方怀疑了，几乎一开始就办不下去。其实，何必顾问寺众呢！五十年初，主办福严学舍，建议全体持午。这不但有旧住者散去的可能，而且慧日讲堂没有持午，讲堂与精舍，不将隔了一层吗？他嫌我不支持他。这些不能说是缺点，只是从小出家于寺院（以小单位为主），不能关顾到另一方面而已。续明的身体，看来是很实在的，然在香港就有脑（？）病。全力关护于学院学生，病也就越来越重了。五十三年，辞卸了精舍的住持，作出国的游化活动，却想不到竟在印度去世了！他正在香港、越南、星、马游化，又以出席佛教会议而死在佛国。如死后哀荣也是福报的话，那与我有关的学友，连我自己在内，怕没有比他更有福了！

仁俊，是在香港净业林共住了一年多的。在与我共住的人中，仁俊最为尊严，悟一最为能干！仁俊的志趣高胜，所以不能安于现实。过分重视自己（的学德），所以以当前自己的需要为对的，绝对对的，需要（即使是自己过去所同意的，所反对的）就可以不顾一切。

仁俊是四十四年初到精舍来住的。我四月上旬从菲回来，他早有过住中坜圆光寺的打算了。四十五年秋，我将住结核病院，请他为大家讲一点课，他不愿意，听说碧山岩要请法师，就自动的去了（碧山岩如学，曾说我不爱护徒孙，不肯派法师去。不知道这是要自己需要才有可能的）。起初有十年计划，后修正为五年。据说：读了戒律，知道比丘住比丘尼寺是不合法的，感到内心不安。要碧山岩为他另行（离远一些）建筑，否则住不下去。四十七年底，他来参加灵隐佛学院的开学礼，大家知道他住不安了，也就劝他回隐院讲课，他就这样离开了碧山岩（住了二年多）。隐院（续明主持）还是住不安，四十八年秋季开学期近了，课程早排定了，他却一走了事。先到碧山岩，要求住过去住过的地方。不成，就由高雄的道宣介绍，住屏东有规模的尼众道场——东山寺（不肯为众说法结缘）。可能是五十年秋季（？），仁俊回到了精舍（大概是续明约他回来的）。年底，演培、续明、仁俊，自己商量定了，再由我与大众，在精舍举行了一次会议，议决：五十三年春，精舍由仁俊主持，讲堂由演培主持。这是仁俊自动发心，而又当众承认通过的。我虽然感到意外，但也当然是欢喜了。这一次的决议，仁俊与演培，都不曾能履行诺言。五十三年，仁俊自己建立同净兰若。五十七（？）年，仁俊又有去德山岩（尼寺）掩关的准备；终于在六十一年，到美国游化去了。非建不可的同净兰若，应该又有不安之感吧！这当然不是为了经济，而应该是不能「同净」。仁俊的志性坚强，情欲与向上心的内在搏斗，是怎样的猛烈、艰苦！在这末法时代，是很难得的！然在他的性格中，没有「柔和」，不会「从容」，只有一味的强制、专断，而不知因势利导。「柔和」与「从容」，对仁俊来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仁俊与演培，为什么都不曾能履行诺言？五十一年底，信敬仁俊而与我有缘的曾慧泰，为仁俊购置了土地。精舍的法师而值得人信敬供养，我是只有欢喜的。不过我立刻告诉慧泰：仁俊法师自动发心要主持精舍，并经会议决定，不要因此而起变化。五十二年（国历）七月，仁俊来信，说要兴建静室。我请他履行诺言，对精舍，你要这么办就这么办。自行化他，在精舍还不是一样。但是，非自建不可。起初，曾慧泰还说（仁俊说）：「不会在未得导师允许前兴建兰若」，而到底在慧泰等护持下兴建了。就这样，自己发心，而又为自己的需要而取消。演培为什么不履行诺言？他给续明的信上说：「讲堂，我应回来为导师分担一分责任的。但台北的大环境，我实在不能适应。况且曾居士最不愿意我负讲堂之责的。……想来想去，以延期回台为是」。这应该是我一生中最不可思议的因缘！护法们对学团内的学友，有缘或者没有缘，原是免不了的。由此而引起学团的从分化到分散，总不免感到意外！

二六　写作的回忆

我的写作，有是自己写的，有是听讲者记录的，还有我只是列举文证，说明大意而由人整理出来的。既然说是我的作品，当然要自负文责。如我有所批评，对方当然也会批驳我，我以为：「受到赞叹，是对自己的同情与鼓励；受到批评，是对自己的有力鞭策：一顺一逆的增上缘，会激发自己的精进」《法海微波．序》。所以，我受到批评，除善意商讨外，是不大反驳的。如澹思的〈读「谈入世与佛学」后〉，黄艮庸的〈评印顺著「评熊十力新唯识论」〉等，我都没有反驳，所以在写作中，纠缠不已的论诤，可说是没有的，我只是「愿意多多理解（佛法）教理，对佛教思想起一点澄清作用」《游心法海六十年》。这里所录出的，是篇幅较长或有特殊意义的。

二十年（二十六岁）：到厦门闽院求学。上学期，写了〈抉择三时教〉，〈共不共之研究〉（虚大师曾有评论）。下学期，到了福州鼓山涌泉寺，写有〈评破守培师之读唯识新旧二译不同后的一点意见〉。这一年，可说是我写作的开始。

二十三年（二十九岁）：上学期到武院，为了探阅三论宗的章疏，也就写了〈三论宗传承考〉，〈清辩与护法〉。

二十七年（三十三岁）：下学期，到了四川缙云山汉藏教理院。年来，周继武一再发表论文，以为《起信论》与唯识学相同，贤首法藏误解《起信论》，乃成诤论。虚大师嘱为评论，所以写了〈周继武居士「起信论正谬」〉。

二十八年（三十四岁）：秋天，虚大师从昆明寄来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要我对有关不利佛教部分，加以评正，我受命写了〈吾国吾民与佛教〉。——出家来近十年了，部分的写作，都没有保存；还有些不成熟的作品，有些连自己也忘了（署名「哑言」的〈三论宗传承考〉，可以保留）！

二十九年（三十五岁）：住贵阳的大觉精舍，写成《唯识学探源》一书，进入了认真的较有体系的写作。

三十年（三十六岁）：上学期，回住汉院。江津的支那内学院，发表〈精刻大藏经缘起〉；虚大师要我评论，我写了〈评「精刻大藏经缘起」〉。这一学期，以「力严」笔名，发表〈佛在人间〉，〈法海探珍〉等，突显了我对佛法的观点。又为演培、妙钦、文慧讲《摄大乘论》，笔记稿就是《摄大乘论讲记》。

三十一年（三十七岁）：住合江县的法王学院。那年，写了《印度之佛教》，《青年佛教与佛教青年》。上学期，为学生讲《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演培笔记，成《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记》。下学期起，为演培等讲《中论》颂，到下一年才讲了，由演培笔记，成《中观论颂讲记》。

三十二年（三十八岁）：在法王学院。去年十月，虚大师见到《印度之佛教》第一章〈印度佛教流变概观〉，撰〈议印度之佛教〉；我写了〈敬答议印度之佛教〉。大师在这一年八月，又写了〈再议印度之佛教〉，我写了一篇〈无诤之辩〉（文已佚），寄给汉院虚大师，表示只是表示个人的见解，不敢再劳累大师。

与汉院续明等通函讨论大乘，后改编为《大乘是佛说论》。

三十三年（三十九岁）：上学期在法王学院。汉院妙钦写了《中国佛教史略》寄来，我加以补充整编，作为我们二人的合编。唯识学者王恩洋，发表〈读印度佛教书感〉。他对我的《印度之佛教》，相当同情，但对「空」、「有」的见解，大有出入，所以写〈空有之间〉作答。

夏末秋初，回汉院。为同学讲《阿含讲要》，光宗等笔记，此即《佛法概论》一部分的前身。又为妙钦、续明等讲《性空学探源》，妙钦记。

三十五年（四十一岁）：在武院。法舫法师作〈送锡兰上座部传教团赴中国〉，以为印度教融化佛教成大乘；上座部才是佛教嫡传。我不同意这一看法，所以写了〈与巴利文系的学者论大乘〉。

三十六年（四十二岁）：正月，在武院，写了〈僧装改革评议〉。初夏，到奉化雪窦寺，与续明、杨星森等，编纂《太虚大师全书》。编纂期间，为续明等讲《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记），又讲《中观今论》，都由续明笔记。

三十七年（四十三岁）：春，在雪窦寺，继续完成《太虚大师全书》的编纂。我写了〈佛教之兴起与东方印度〉及《评熊十力的新唯识论》。

三十八年（四十四岁）：上学期，在厦门南普陀寺，成立大觉讲社。将《阿含讲要》补充改编为《佛法概论》，为讲社同学讲说。

夏末，到香港。住大屿山宝莲寺；中秋后，移住香港湾仔佛教联合会；十月初，移住新界粉岭的觉林，开始《太虚大师年谱》的编写。

三十九年（四十五岁）：《太虚大师年谱》完成后，三月移住新界大埔墟的梅修精舍。为演培、续明等讲《大乘起信论》，演培、续明笔记为《大乘起信论讲记》。自己写了〈佛灭纪年抉择谈〉。

四十年（四十六岁）：移住新界九咪半的净业林。为住众讲《胜鬘经》，成《胜鬘经讲记》，又讲《净土新论》，都是演培与续明笔记的。自己想写一部《西北印度之论典与论师》，并开始著笔，断断续续的写了一些。

四十一年（四十七岁）：住净业林。为住众讲「人间佛教」——〈人间佛教绪言〉，〈从依机设教来说明人间佛教〉，〈人性〉，〈人间佛教要略〉。这四篇，由仁俊笔记，但在预计中，这是没有讲圆满的。了参在锡兰，译南传的《法句》，我为他写了〈法句序〉。

秋天，到了台湾，住台北善导寺。写了〈汉译圣典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我到了台湾，环境有些变化，多数是为信众讲的，有些讲稿也没有整理的必要。长篇的写作等于停止了，写的与讲的，大都发表在《海潮音》。

四十二年（四十八岁）：十一月，主持善导寺佛七，每日开示，常觉记为〈念佛浅说〉。

这一年，我写了〈中国佛教前途与当前要务〉，〈学佛三要〉，〈佛法与人类和平〉，〈信心及其修学〉，〈自利与利他〉，〈中国的宗教兴衰与儒家〉，〈慈悲为佛法宗本〉，〈建设在家佛教的方针〉，〈佛书编目议〉等。

四十三年（四十九岁）：年初，在善导寺讲而追记为文的，有〈我之宗教观〉（原题为〈佛法之宗教观〉），〈生生不已之流〉，〈一般道德与佛化道德〉，〈解脱者之境界〉。秋天，在善导寺讲《药师经》，由常觉、妙峰笔记，成《药师经讲记》。

这一年，写了〈以佛法研究佛法〉，〈点头顽石话生公〉，〈佛法有无「共同佛心」与「绝对精神」〉，〈我对慈航法师的哀思〉，〈大乘经所见的中国〉，〈我怎样选择了佛教〉，〈大乘三系的商榷〉等。〈大乘三系的商榷〉，是应默如学长的商讨而写的，年底又写了一篇〈读「大乘三系概观」以后〉。

四十四年（五十岁）：去年底到菲律宾，新年在马尼拉大乘信愿寺说法，〈佛教对财富的主张〉（后改题〈佛教的财富观〉，贤范、小娟合记）等。二月抵宿务，假华侨中学说法，有明道记的〈切莫误解佛教〉等。四月初，由菲返台北，讲〈菲律宾佛教漫谈〉，常觉、妙峰记。

在新竹福严精舍，为学众讲〈学佛之根本意趣〉，印海记。〈慧学概说〉，〈菩提心的修学次第〉，常觉记。岁末，因病在台北静养，与常觉等闲谈，常觉记为〈福严闲话〉。

这一年写作不多，仅有〈欲与离欲〉，〈佛钵考〉等。

四十五年（五十一岁）：写了〈从一切世间乐见比丘说到真常论〉，〈龙树龙宫取经考〉；〈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之关系〉，是应《中国佛教史论集》征文而写的。

四十六年（五十二岁）：六月，讲〈泰国佛教见闻〉于善导寺，常觉记。

这年的写作，有〈美丽而险恶的歧途〉，〈太虚大师菩萨心行的认识〉，〈教法与证法的信仰〉，〈北印度之教难〉，〈舍利子释疑〉。并应星洲弥陀学校的请求，为编写《佛学教科书》十二册。下学期为福严精舍同学讲《楞伽阿跋多罗宝经》，作〈楞伽经编集时地考〉。

四十七年（五十三岁）：冬，应善导寺住持演培法师请，在善导寺讲：〈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佛教之涅槃观〉，〈修身之道〉，都由慧莹笔记。

这一年，写了〈宋译楞伽与达摩禅〉，〈论佛学的修学〉。

四十八年（五十四岁）：去年年底，到王田善光寺度旧年，才完成了《成佛之道》。这部书，起初（四十三年）在善导寺共修会，编颂宣讲；四十六年下学期，又增补完成，作为新竹女众佛学院讲本，又为偈颂写下简要的长行解说：到这一年的年初才脱稿。

十二月，写〈发扬佛法以鼓铸世界性之新文化〉。

四十九年（五十五岁）：为邓翔海居士等讲《楞伽经》。讲此经已三次，因缘不具足，没有成书，仅留有《楞伽经》的科判——五门、二十章、五十一节。

五十年（五十六岁）：作〈玄奘大师年代之论定〉。

五十一年（五十七岁）：夏，讲《大宝积经．普明菩萨会》于台北慧日讲堂，后追记而写成《宝积经讲记》。九月底，在慧日讲堂启建药师法会，每日开示，能度记为〈东方净土发微〉。

这一年，写有〈论真谛三藏所传的阿摩罗识〉。

五十二年（五十八岁）：七月，盂兰盆法会期间，讲〈地藏菩萨之圣德及其法门〉，能度记。冬季，讲天亲菩萨所造《往生净土论》（本名《无量寿经优波提舍愿生偈》），后由顾法严记，名《往生净土论讲记》。

本年青年节前后，台北和平东路某教会信徒，夜访于慧日讲堂，并赠《新旧约全书》，希望我研究研究。我与《新旧约》别来已三十余年，所以回忆而写出〈上帝爱世人〉，〈上帝与耶和华之间〉。因香港吴恩溥牧师的批评，又写了《「上帝爱世人」的再讨论》。

五十三年（五十九岁）：三月，于慧日讲堂讲弥勒菩萨造的《辨法法性论》，后由黄宏观记录，成《辨法法性论讲记》。

四月初八日，在嘉义妙云兰若掩关，恢复内修生活。阅览日译的《南传大藏经》；然后对〈西北印度之论典与论师〉的部分写作，扩充为《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进行改写。

这一年的写作，有〈汉明帝与四十二章经〉；关中写的〈论提婆达多之破僧〉，〈阿难过在何处〉，〈佛陀的最后教诫〉。

五十四年（六十岁）：掩关期间，写有〈王舍城结集的研究〉，〈论毘舍离城七百结集〉。教内人士，有提倡改穿南传佛教式的一色黄，所以写了〈僧衣染色的论究〉。

四月初八日出关。夏天，在台北慧日讲堂，讲《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偈颂，后由杨梓茗记录为《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偈颂讲记》。

五十五年（六十一岁）：住报恩小筑。夏天，写了〈法之研究〉。

五十六年（六十二岁）：住报恩小筑。那年是虚大师上生二十周年，作〈略论虚大师的菩萨心行〉。读澹思的〈太虚大师在现代中国佛教史上之地位及其价值〉，深有所感，所以写了《谈入世与佛学》，以「大乘精神——出世与入世」，「佛教思想——佛学与学佛」作线索，表达些自己的意见。

秋天，长达四十五万字的《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脱稿。在理想中，这是分别重写《印度之佛教》的一部分。澹思——张曼涛评论为：「在现代文献学的方法上，本书或不免还有些缺陷。……但在爬梳与理清旧有的汉译文献来说，可断言：已超过了国际上某些阿毘达磨学者」。

五十七年（六十三岁）：住报恩小筑。写了〈学以致用与学无止境〉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年底，抵星加坡，住般若讲堂。

五十八年（六十四岁）：在星时，曾讲〈佛法是救世之仁〉，慧理记（后与香港所讲，慧轮所记的，综合为一）。写〈人心与道心别说〉。

夏初返台湾。香港韦兼善教授，将《成唯识论》译为英文，我钦佩韦教授为学的精诚，写了一篇〈英译成唯识论序〉。中秋前，我重回嘉义妙云兰若。年底，费时两年的《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五十六万字）脱稿。

五十九年（六十五岁）：这一年，写成了《中国禅宗史》——「从印度禅到中华禅」。《精校炖煌本坛经》，是附带写出的一部。这部书的写出因缘，是意外的。去年，《中央日报》中副栏，曾有《坛经》是否六祖所说的讨论，引起论诤的热潮，参加的入不少。我没有参加讨论，但觉得这是个大问题，值得研究一下。我觉得，问题的解决，不能将问题孤立起来，要将有关神会的作品与《坛经》炖煌本，从历史发展中去认识。这才参阅早期禅史，写了这一部；得到道安、圣严法师的评介。

六十年（六十六岁）：春，写了〈神会与坛经〉，这是批评胡适以《坛经》为神会及其弟子所作而写的。夏天，深感身体的不适，所以写了自传式的《平凡的一生》，略述一生出家、修学、弘法的因缘；似乎因缘已到了尽头。不久，也就大病了。

六十二年（六十八岁）：十月，移住台中市校对《妙云集》的静室，隐居养病。那时，因《中国禅宗史》，得日本大正大学授予博士学位，引起《海潮音》的一再评讦，所以辞去《海潮音》社长名义，并发表〈我为取得日本学位而要说的几句话〉一文。

六十四年（七十岁）：初夏，《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脱稿。这是意外的一部写作。在台中静养时，偶然阅览《史记》，见有不少的古代民族神话。扩大探究，从不同的民族神话而知各民族的动向，及民族的文化特色。费了一年多时间，写了这部书；意外的身体也好转，体重增加到五十公斤了！

六十五年（七十一岁）：我觉到身体衰老，对从前要将《印度之佛教》，分别写成多部的理想，已不可能实现。所以选择重要的，从部派而发展到大乘佛教的过程，与初期大乘多样性而趣入佛道的一贯理念，去年来开始作一重点的论究。

六十九年（七十五岁）：三月底，《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八十多万字的写作，时写时辍，经五年而完成。论究的问题不少，资料又繁多，这部书不免疏略。然大乘菩萨道，有重信的方便易行道，有重智慧或重悲愿的难行道，而从「佛法」发展到「大乘佛法」，主要的动力，「是佛涅槃以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以自己探究所得的，「为佛教思想发展史的研究者，提贡一主要的线索」。本书出版后，评介者有杨惠南与万荣勋居士。

七十年（七十六岁）：四月底，《如来藏之研究》脱稿。这是重在如来藏、我、佛性、自性清净心——真常论的早期思想；融摄「唯识」（心）而成「真常唯心」，还没有多说。七月，写了〈论三谛三智与赖耶通真妄〉——读《佛性与般若》，这是对牟宗三的著作，引用我的意见而又不表同意所作的辩正。

七十一年（七十七岁）：七月初，《杂阿含经论会编》完成。吕澂的《杂阿含经刊定记》，早已指出：《瑜伽师地论．摄事分》（除律的「本母」），是《杂阿含经》的本母，但内容过于疏略。我在《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明确的对比排列，但还小有错误（现已改正）。所以重新论定，断定《杂阿含经》缺少的两卷，原文是什么。将《杂阿含经》的「修多罗」部分，与论文并列。经文的「祇夜」、「记说」部分，也一并排列；并附入我的《杂阿含经部类之整编》于前。在比对配合等过程中，心如等给以很大的帮助。日本名学者水野弘元评论为：「印顺法师说之《杂阿含经》一文，不论就其组织型态，乃至其复原层面，都是极其合理的！其评审、确实及其整合等点，都远远超逾于日本学者的论说」关世谦译《杂阿含经之研究与出版》。

七十三年（七十九岁）：九月初，三万余字的《游心法海六十年》脱稿，叙述自己的学思历程与写作。十二月，《空之探究》脱搞，从佛法、部派、《般若经》，到龙树论而完成即空（性）即假（名）的缘起中道。

七十四年（八十岁）：三十一年所写的《印度之佛教》，我想分别的写成多少部，所以没有再版，台湾也就少有人知道这部书。《妙云集》出版以后，知道的人多了，抄写的，复印的，私下出版的，看来这部书终究非出版不可。五月里，我把这部书修正文字，改善表式，有些错误而应该修正的，附注参阅我所作的某书某章某节。这样，我又写了一篇〈印度之佛教重版后记〉。

「佛涅槃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是佛法发展演化中的主要动力。在发展中，为了适应信增上人（也适应印度神教），施设异方便，对佛法的普及民间，是有功绩的。但引起的副作用，使佛法演化为「天（神）佛一如」，迷失了佛法不共神教的特色。为了思想上的澄清，八月起，著手于《方便之道》的写作，已写了〈佛法〉、〈大乘佛法〉部分，约十五万字。由于体力日衰，想到应该先写的，就停止下来。

七十五年（八十一岁）：一生的写作，感觉到对佛教没有什么影响，当然也多少有人赞同，有人批评。所以搜集起来，编为《法海微波》，作为一生的纪念文章。

七十六年（八十二岁）：我对印度佛教，已写了不少，「但印度佛教演变的某些关键问题，没有能作综合联贯的说明，总觉得心愿未了」，所以去年秋季以来，即开始《印度佛教思想史》的写作，到今年七月中旬才完成，约二十七万字。

七十七年（八十三岁）：七、八月间，忽从一个「心」字中，发见、贯通了印度佛教史上的一个大问题，也就扼要的写出了（三万多字）《修定——修心与唯心、秘密乘》。

七十八年（八十四岁）：我的著作太多，涉及的范围太广，所以读者每不能知道我的核心思想。因此，三月中开始写了《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三万字），简要的从「印度佛教嬗变历程」，说明「对佛教思想的判摄准则」，而表示「人间佛教」的意义。夏、秋间，又写了〈读大藏经杂记〉，〈中国佛教琐谈〉。

八十年（八十六岁）：《大智度论》是龙树所造，鸠摩罗什所译，这是中国汉译保有的大论，也是我「推重龙树，会通阿含」的重要依据。近年来知道外国学者，有否认是龙树造的，或想像为罗什附加了不少。只是身体衰弱，不能长篇写作，引为遗憾。暑假期中，得到昭慧同学的赞助，我才搜集资料，分别章节，口述大要，由他笔记整理成大约六万字的《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并于「东方宗教研讨会」上发表。

八十一年（八十七岁）：写了〈「印顺法师对大乘起源的思考」读后〉。这是对「在家主体」意识者误解我的意见而写的评论。

八十二年（八十八岁）：写了〈大乘起信论与扶南佛教〉，〈「我有明珠一颗」读后〉。

八十三年（八十九岁）：自传式的《平凡的一生》，是六十年夏天写的，到现在已二十多年。在这二十年中，虽说没有什么可写的，但到底过了这么久的岁月，也有多少可写的。所以去年腊月起，虽大病出院不久，对旧作作了补充，或时日的修正，另成一部《平凡的一生（增订本）》（编入《妙云集》下编十《华雨香云》的〈平凡的一生〉，照旧不改动）。

八十七年（九十三岁）：对《平凡的一生（增订本）》再作修正和补充，成《平凡的一生（重订本）》。

我的写作，就是这一些了。写作的动机，虽主要是：「愿意多多理解教理，对佛法思想（界）起一点澄清作用」；从《妙云集》出版以来，也受到佛教界的多少注意。然我从经论所得来的佛法，纯正平实，从利他中完成自利的菩萨行，是纠正鬼化、神化的「人间佛教」。这一理念，在传统的现实而功利的人心，似乎是撒种在沙石中，很难见茁壮繁盛的！自己的缺少太多（见三十三节），壮年没有理想，晚年当然也没有过分的希望，尽自己所能的写出而已！

二七　出版的殊胜因缘

我的写作与讲记，几乎都是自己出版的。自己既没有资金，又没有组织，没有人力物力，出版实在是不容易的。然而我的写作与讲记，竟一部一部的印出流通，这可说是殊胜因缘所成就的。我应该次第的写出来，以表示对护持者的谢意！

民国二十八年（三十四岁）：我在四川汉藏教理院。秋天，虚大师从昆明寄来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这部书有不利佛教——歪曲、丑化的部分，要我给以评正。我写了一篇〈吾国吾民与佛教〉。汉院的同学们，热心把它印成小册，分赠各界。这可说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但只是小册，我也没有保存。

三十二年（三十八岁）：十六万字的《印度之佛教》出版，这是代表我思想的第一部。蒙学友们的热心赞助，以「正闻学社」名义，在重庆印行。那时，我在合江法王学院，不能亲身去处理。蒙达居（仁慈）愿负起出版的任务，周贯仁助理校对。但在这部书的排校过程中，曾发生意想不到的问题。原来承印者，是没有印刷厂的，交给别人排印。大包又小包，在物价逐渐上涨中，真正的承印者，没有利润可得，排不到三分之一，就搁了下来。预定出书期到了，竟渺茫得毫无消息。不知怎样的，原稿落在某君（姓名已忘）手中。某君是属于军部的印刷所主管，曾经出家而后来参加革命的。他见了这部书，竟自动发心，愿意帮助完成这部书的出版。排印纸张费用，照原价计算。素不相识的某君这番好意，使我忘不了，更忘不了这一不思议因缘。

三十三年（三十九岁）：我回到汉院。冬天，《唯识学探源》出版。

三十五年（四十一岁）：秋天，我从开封回到武院，就设法在汉口出版《摄大乘论讲记》（二十七万字）。由汉口佛教正信会吕九成居士介绍，交某印刷厂排印，校对由我自己负责。但我住在武昌，所以约定：每天十六页，初校到三校，彼此都以挂号邮寄，邮费由我负责。但是厂方寄了三次初校，就不再寄了，只好过江到印刷厂探问。原来印刷厂是小型的，没有这么多铅字，不能继续排下去。不得已，只好约定：我每日午后过江，先初校，改正后再校、三校，十六页当天完成（印刷）。这样的辛苦了四十天左右，才告完成。费了大约四十天的整个下午，每天往返——坐二次渡轮，四次人力车，还要从初校到三校。这是唯一自己校对的书；经过这部书的出版，才知道从校对到出书，问题多多，是并不容易的。

三十六年（四十二岁）：《中国佛教史略》出版（今编入《妙云集》下编九《佛教史地考论》）。这是我与妙钦合编的，由上海大法轮书局印行流通。

三十七年（四十三岁）：三月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记》，由大法轮书局出版。

三十八年（四十四岁）：夏天，我到了香港。妙钦从马尼拉汇来印刷费，所以《佛法概论》十月中在香港出版。

以上这几部，出版时都征求预约。以后感觉到：预约的大抵是人情，所以此后不再预约，卖得书来再印书了！

三十九年（四十五岁）：这一年，在香港出版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记》（今编入《妙云集》上一《般若经讲记》），《中观今论》、《评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今编入《妙云集》下七《无诤之辩》），《青年佛教与佛教青年》（今分三部分：〈青年佛教运动小史〉，〈青年佛教参访记〉，编入《妙云集》下五《青年的佛教》；〈杂华杂记〉编入《妙云集》下十《华雨香云》），《性空学探源》，《大乘是佛说论》（今编入《妙云集》下三《以佛法研究佛法》），《太虚大师年谱》——七部。其中《中观今论》，是香港香海莲社发心印行的；《太虚大师年谱》，是太虚大师全书出版委员会出版的。

四十年（四十六岁）：出版了《佛灭纪年抉择谈》（今编入《妙云集》下九《佛教史地考论》），《净土新论》（今编入《妙云集》下四《净土与禅》），《大乘起信论讲记》。这三年在港出版的书，凡是自己出版的，都由演培、续明负责，与印刷厂接洽及校对等一切事宜。

四十一年（四十七岁）：出版了《中观论颂讲记》，《胜鬘经讲记》，由续明（也有学友相助）负责校对等事。《佛法概论》也在那时再版，有我当时的（如上）相片。还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记》（今编入《妙云集》上一《般若经讲记》），在香港重版的时间不详，可能是我秋季离港后，续明继续出版的。

这是我来台湾以前的出版情形：重庆三部，武昌一部，上海二部，香港十五部。写作而自己出版，要有经费，而我是没有钱的，那怎能出版呢？一、筹印《印度之佛教》，在抗战艰苦时期，实在不容易！亏得演培学友的大力赞助，才能出版。二、性觉（俗名郭朋）、续明去西康修学，遇到一位虔信佛法的商人史建侯，二人称誉我，并说到我的《摄大乘论讲记》，因而引起史居士的发心，乐助这部书的出版费（法币拾捌万元），我才能在汉口出版了这本书。三、三十八年春去菲律宾马尼拉的妙钦，不久就寄了一笔印行《佛法概论》的费用来港，书也就在十月出版。四、法舫法师是武院的老学长，我二次到武院研究，他都是武院的主持者，所以也是我的老师。他在香港时，为居士们赞叹我的《中观今论》，所以香海莲社会发心出版这部《中观今论》。五、槟城的明德法师，自愿筹款印行《中观论颂讲记》。寄来的印费有余，再印了《胜鬘经讲记》。我与这位远地的法师，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曾通过信，不知他听了谁的称誉《中观论颂讲记》而自动发心赞助，因缘实在希有！从上面所说看来，共同研究的学友，师长，远地的法师，居士，都为我的著作出版而发心，纯为佛法的弘扬著想，出钱出力，没有丝毫的功利观念。这是使我感动，使我永续的为佛法而奉献身心。只是不能推动佛教，使佛法有良好的进步，不免心生惭愧！

来台湾以前的写作与讲记——长篇的，可说都已出版了。出版书，总是希望有人阅读的，所以每部书出版后，除了部分赠与有缘人外，在四川时，由汉院流通处代为流通。抗战期间，纸张太差，印刷也不理想，所以离四川时，只带了《印度之佛教》二十册回来，偶尔赠送，也就没有了。留在汉院的，再也没有想起。香港出版的，除《中观今论》，《太虚大师年谱》，由出版者流通外；其他的书，香港由东莲觉苑代为流通。台湾方面，每本书出版，总是寄一部分到善导寺流通处，那还是李子老主持的道场。在这时局动荡不安的时刻，流通量当然不大。四十二年，我决定定居台湾。五月返香港，东莲觉苑存书，承全部折价付给我，以后也就不再烦累流通了。台湾善导寺流通处，也将过去出售的结算给我，继续代为流通。这笔书款，除保留部分作为出版费外，一部分作为修建福严精舍的费用。十年来不断出书的时代过去，在台湾将是另一形态的开始。

四十二年（四十八岁）：冬天，我主持善导寺的弥陀佛七，每日开示，记为《念佛浅说》（今编入《妙云集》下四《净土与禅》），由善导寺护法会印行结缘。

四十三年（四十九岁）：《佛法概论》修正后，重版流通。

四十四年（五十岁）：《药师经讲记》出版。

四十五年（五十一岁）：选些论文及讲录，编为《人间佛教》，《学佛三要》，《以佛法研究佛法》，《顽石点头》——四册。自己深感近年来的多障多病，所以编印四册，是以结缘为主的。前三册，除《人间佛教》改为《佛在人间》，都已编入《妙云集》下编，但内容已有所增加。《妙云集》中没有保存《顽石点头》名目，内容分散编入下编各部。

四十九年（五十五岁）：秋天，《成佛之道》出版，在我的写作中，这是流通量较大的一部。以上这几部的出版，负责出版校对者，我已忘记了，大抵与当时《海潮音》的编校者有关，也有住在善导寺的人帮助。我的书，起初在善导寺校对流通。台北慧日讲堂在五十年落成后，就将书运到慧日讲堂，由住众法师一人负责流通。

五十二年（五十八岁）：《修身之道》出版（今编入《妙云集》下六《我之宗教观》）。

五十三年（五十九岁）：九月，《宝积经讲记》出版。《上帝爱世人》与《「上帝爱世人」的再讨论》，香港与曼谷的佛弟子，把他印成小册结缘。

五十三年，我来台湾已十二年了。建寺院，出国，弘法，尽做些自己不擅长的事，比之早年的专心佛法，真是得不偿失。这样，（国历）五月二十三日，就在嘉义妙云兰若掩室自修。虽掩关只有一年，但又将进入法义深观的另一境界。

五十七年（六十三岁）：六月，《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四十五万字）出版。常觉学友负责校对；乐助出版费的，是报恩小筑的黄陈宏德。这一年，又出版了《谈入世与佛学》（今编入《妙云集》下七《无诤之辩》）。

五十八年（六十四岁）：冬，开始编集《妙云集》，到六十二年秋末，经四年而全部出版。这是将我过去的写作与讲录，除大部的《印度之佛教》等专著外，总合的编成字体、形式等统一的大部。全集分为三编：上编是经与论的讲记，七册；中编是十万字以上的而独立成书的，如《中观今论》，《成佛之道》等，六册；下编是各种文字的类集，十一册——全集二十四册。上编与中编，是容易编定的，先以上编的《胜鬘经讲记》付印；下编，到六十年夏天，才分类编定。

六十年（六十六岁）：三月，《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五十六万字）出版。六月，《中国禅宗史》（二十八万字）出版。

《妙云集》的出版，有不少难得的因缘。一、五十八年初，我去了星加坡、马来西亚一趟，承各位长老的惠与，善信的供养，可说收获丰盈，这才决定这部书的出版。在出版过程中，香港三轮学社的邵黄志儒，特地送了港币参万元，使印费不致困窘，这是意想不到的胜缘。二、据说台中的印刷价目要便宜些，所以决定在台中出版。为了校对的便利，在台中市南区，购了一处小型的静室，这就是我后来在台中养病的地方。三、最重要的，还是与印刷厂接洽及校对的人员。慧润是依我出家的弟子，身体的健康很差。他从学院毕业回来，就让他去处理校对，出版的事务，多少活动，可能身体会好些的。起初是慧润一个人；五十九年，他的同学性滢来了；六十一年，又有依道来。大家都是同学，共住一处，负起了这部书的出版任务。至于我自己，除了书的先后编列，确定字体，负责印刷费用外，一切由他们去处理，我是不大顾问的。

我出版的书，起初并不畅销，直到《妙云集》出版，才有较多的人知道，因《妙云集》而进入佛法；社会经济又日渐丰裕，《妙云集》的流通量，也渐渐的提高了。在《妙云集》出版过程中，还同时出版了两部书：一、《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由性滢、慧润校对，也请慧琦、慧瑛助校。二、《中国禅宗史》，也由性滢等校对。

六十年（六十六岁）秋末大病，不死不活的过了两三年，才慢慢恢复。虽然我的业缘末了，以后还有写作，但进度不免迟缓了。以后出版的，有：

六十四年（七十岁）：十月，《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偈颂讲记》，由菩提树杂志社出版（今编入《华雨集》一册）。同时，《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三十四万字）出版。这是有关中国文化的，华冈出版社出版，出版费用自备。书中有不少的甲骨文等古老文字，要另行刻印，所以出版费用偏高，收入而不敷支出的，只有这一部。七十九年元月，以正闻出版社名义再版流通。

六十五年（七十一岁）：《往生净土论讲记》出版（今编入《华雨集》一册）。

七十年（七十六岁）：五月，《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出版。这是费了五年的时间，一千三百余页的巨著；再加索引，不下九十万字。校对方面，性滢、依道、慧润外，又有心如同学来参加校对，并检查引文的出处，文句的是否正确。索引方面，得到蓝吉富居士邀集同学——洪启嵩、温金柯、黄俊威、黄启霖居士的发心。这一年的十二月，《如来藏之研究》出版。校对与索引，由依道等四位负责。

以上各书，除《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外，都是在台中出版的。在书籍的出版，流通方面，有一重大改变。从民国五十年，台北慧日讲堂成立以来，我所有出版的书籍，主要是依慧日讲堂流通的。当时流通量不大，所以请一位讲堂的住众发心处理，如宏印、显如等几位，都曾负过这一任务。不过时间长达二十年，发心负过责的，我也不能完全想起来了。书的出版，起初是用没有实际组织的「正闻学社」名义；后来也有用我自己的名字；到《妙云集》印行，也还是用我自己的名义出版。印海学友在慧日讲堂建立正闻图书馆；直到民国六十九年，才在台北正式成立「正闻出版社」，与印刷厂联络及日常事务，主要是由住在北部的性滢负责；以后有书出版，也就在台北了。校对方面，虽然性滢以外，慧润等渐渐移住到高雄、屏东，但校对主要还是依赖他们。对于这，我有些感想：自己福德薄，又没有摄受人的善巧，所以写作的出版，能得到学友们的代为处理，总有喜出望外的感觉。在香港出书，是得到演培与续明的助力；在台湾出版《妙云集》以来，都依赖性滢，依道，心如，慧润——四位。我对人平淡，对他们是与住众一样的。我信任他们，后来我几乎只是把书稿交给他们，我就不问了。演培等来汉院共住而相识，性滢等只由于慧润的同学关系。佛学作品的出版，是为了宣扬佛法，大家都是为此而努力。我为此而写作；代为记录的也如此；与厂方接洽，校对出版的，代为流通的，也都是如此。在三宝的护持下，都自动的愿为佛法而努力。有人以为：我对佛法各部分，早已明白确定了，只是一部接一部的写出而已，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虽对佛法有一发展的全程概念，如要写某一部分，还是在研求，补充或修正的情况下进行，所以写作一部，对这部分问题，有更为明确深入的理解（所以我曾说：阅览不如讲解，讲解不如写作）。我相信，记录的，负责校对的，在与佛法不断的接触中，对佛法也会有所进步的。所以写作与出版，我与协助我的，都是在佛法中奉献，在佛法中求进修而已！

以后在台北出版的，有：

七十一年（七十七岁）：五月，《辨法法性论讲记》出版（今编入《华雨集》一册）。

七十二年（七十八岁）：九月，《杂阿含经论会编》（三册）出版。这是《杂阿含经》与《瑜伽师地论．摄事分》（解说抉择契经部分）的会编，不能说是我的作品，但所费的心力、时间不少。「经」方面，次第倒乱的，缺佚而以余经编入凑数的，都从研究中改正过来。「论」方面，有有论而没有经的，经研考而知是出于《中阿含经》，也有属于《长阿含经》的；也就因此论定为本来是附编于《杂阿含经》，后来才编入《中》、《长阿含经》的。另外又写了一篇《杂阿含经部类之整编》（约四万伍千字），附编在卷首。

七十四年（八十岁）：三月，《游心法海六十年》出版（今编入《华雨集》五册）。七月，《空之探究》（十八万字）出版。

七十七年（八十三岁）：四月，《印度佛教思想史》（二十九万字）出版。这可说是我对印度佛教思想发展研究的结论。

七十八年（八十四岁）：二月，《修定——修心与唯心、秘密乘》出版（今编入《华雨集》三册）。八月，《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出版（今编入《华雨集》四册）。

八十一年（八十七岁）：八月，《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由东宗出版社出版。

八十二年（八十八岁）：一月，《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日译本，由正观出版社出版。

四月，《华雨集》全部五册出版。有些是六十年大病以前的作品；有些是《妙云集》出版以后的写作，短篇或长篇，有的还没有发表的。这部书编好后，将原稿交给正闻出版社，确已好久了，但序文说：「民国七十八年一月，序于南投寄庐」（即今永光别苑），时间未免过早。「一月」可能是十一月，脱落一「十」字的校讹，因为这篇序，不可能较《修定——修心与唯心、秘密乘》，《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写出更早的。

一生的写作、记录而已出版的，就是这些。愿以这些书的出版，报答三宝法乳的深恩！

二八　传戒因缘

我没有精究律藏，没有通晓律意，适应现实的深一层认识，所以我没有特别主张。而对沿习下来的佛制祖规，我也没有什么反对。对于台湾近四十年来的传戒运动，我也参加过，那只是随喜而已。

三十七年（四十三岁）冬天，我因性愿老法师的邀请，以祝贺者的心情，到了厦门。在戒期中，也讲了几次通泛的开示。授具足戒时，我与先师念公，都参加戒坛为尊证，这是我与传戒因缘有关的第一次。

四十四年（五十岁）夏天，台中宝觉寺智性长老来福严精舍，邀我参与冬期传戒，担任教授。那时，我病势渐重，我说：「智老！这是我应该随喜。只是我病体不知怎样，怕临时误了戒会」。智老还是要请我，并且说：「如法体欠佳，可以推人代表」。这样，我就不好意思推了。到了戒期，我正终日躺著静养，由演培去代表。

五十二年（五十八岁），白圣法师在临济寺传六十寿戒，邀我担任尊证。问起时间，恰好是预定应台南市佛教会的邀请，作七天弘法的时间，不凑巧。白圣法师说：「那么，推代表好了」。我当然接受了，那次是印海去代表的。

五十五年（六十一岁）秋天，贤顿法师（白圣法师同来）来，说起临济寺传戒，邀我当尊证。那一天，我正在感冒发烧，这是就会好的，所以我答应了。想不到不久去拔牙，一次又一次的，每次都渗血四、五天，饮食不便，疲累不堪。不得已，又请印海去代表。两次都没有能亲自参与临济寺的戒会，只能说因缘不具足了。

五十六年（六十二岁）冬天，台中慈明寺传戒，请我任得戒和尚。不过，我是看作慈明寺传戒，我不过随喜而已。好多年前（四十九或五十年），演培陪圣印来，说起为了满足智性老的遗愿，要举行第三次戒会。传戒要向中国佛教会转呈申请，通例要有得戒和尚的名字。那时，智性老已经去世，所以圣印要我出个名字去申请。演培也帮著说，好吧！就作个人情，用我的名字去申请吧！想不到过了这么多年，真的要传戒了，那就只好当一次得戒和尚了。其实，圣印要我当得戒和尚，一开始就错了！

在五十四年的华僧大会上，有人提了一个革新传戒制度的提案。不合佛法，不切实际的提案，横竖是行不通的，我连反对的兴趣都没有。大家也都随便的通过了，由中佛会转呈政府备案。圣印用多年来的传戒制度，发出通知，筹备一切。大概离戒期不过（或不到）两个月了，政府核准了传戒的新办法。中佛会召集会议，要圣印去列（出）席。这一下，圣印可著急了。后来经中佛会会议通过，这次筹备不及，姑且通融采用旧制度。不过受戒者的资格，如神经失常，盲哑残废，绝对不得受戒（这些，我都是后来知道的）。不久白圣法师回国，离戒期不到一月了，认为应严格执行政府核准的规制。圣印来报恩小筑看我，我主张：中佛会是中国佛教的最高机构，遵从教会的意旨是不会错的，这又不是你出尔反尔。戒弟子多少，有什么关系！圣印当然有些事实困难，不可能像我那样的无所谓。后来由中佛会特派专员，去慈明寺审查受戒者的资格。那天晚上，我没有在慈明寺。听人说：有新戒起来说话，辞锋相当锐利，审查者是并不容易答复的。就这样的审查了一会，也就算了。世间事是不可思议的！慈明寺戒期还没有终了，中佛会会议决定：新规制窒碍难行，呈请政府，还是采用老规矩。这个新方案，与慈明寺传戒相始终，似乎有了慈明寺传戒，就有新规制的必要一样。圣印请我当得戒和尚，不知添了多少麻烦，费了多少口舌。但由于中佛会要推行新规制，那些想受而还没有受戒的，怕再没有受戒的机会，大家发心来受戒。慈明寺戒会，受出家戒的多达四百二十五人；中佛会的新规制，起了号召大家来受戒的副作用，世间事真不可思议！我是个无事人，一向信任因缘，由因缘去作决定好了！

五十八年（六十四岁），我又参加了基隆海会寺的戒会，任尊证。

五十九年（六十五岁）：三月初，应嘉义天龙寺心一和尚的礼请，传授在家的五戒与菩萨戒。戒会期间，并主持大殿重修落成典礼。

六十四年（七十岁）：三月初四日起，黄陈宏德于报恩小筑，传授五戒及菩萨戒，礼请我为传戒和尚。受戒者人数不多（四十八人），但戒会清净庄严，与一般的兼事经忏，广招供养的风格不同。

六十六年（七十二岁）：八月，应马来西亚本道戒兄的邀请，参加金马仑三宝寺三坛大戒的戒会，任说戒和尚；羯磨与教授，由竺摩，演培二位担任。十六日开堂，九月初四日圆满。

六十七年（七十三岁）：台北市松山寺，是道安长老所兴建的，蔚为台北名刹。道老定于六十七年，传授三坛大戒，但不幸于六十五年腊月初圆寂。继任住持灵根法师，为了满足道老生前的遗愿，仍按时举行戒会，礼请我为得戒和尚。戒会于九月二十九日开堂，十月二十六日圆满。

八十年（八十六岁）：新竹福严精舍大殿等，由住持真华重建，于国历十月中落成开光。海外学友演培、仁俊、妙峰、印海、唯慈等，都远来参加盛会。并在精舍举行在家菩萨戒会，由我与演培、真华任三师。

参与戒会，在我这一生中，都不过随喜而已。

二九　我与居士的佛教事业

佛教的在家弟子，应以佛教的立场，从事文化、慈善、社会福利事业，这不但契合佛教的菩萨精神，也能取得社会大众的好感，有利于佛教的流行。所以在家居士而能从事佛教的文化与慈善事业，不论他对我怎样，我都表示由衷的赞叹！

一、台中李炳南老居士领导的莲社，对我有思想上的距离，所以在《佛法概论》事件的动荡中，有台中烧毁我著作的传说。在重信仰的宗教界，这可说是一般的现象。民国五十三年，我辞退了慧日讲堂的住持，要去嘉义掩关时，听说李炳老领导莲社同人，发起建立菩提医院。在那时，这是佛教界难得听到的好消息！我与演培、续明洽商，决定以台币五十万元，乐助菩提医院建院费用。本来，我们只希望，在某间病房中，纪念性称为「太虚室」。但炳老建议：在医院旁，建一座「太虚大师纪念馆」。上层供佛及虚大师的影像与略传，可引导病者及其关系人的信佛；下层供医院使用。炳老的好意，我们当然接受了。五十五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日落成，邀我去剪彩。我本著乐施——与人为善的观念，所以从不问医院的内务，与进行的程度。炳老有良好的风范，莲社有众多的社员，我抱著乐观其成的心情。但起初鼓吹推动的于凌波，似乎渐渐的退却了，多少引起我的疑问。菩提医院建成了，正式开业。由于佛教界缺少（西）医务人才，加上人事的不能和谐合作，阳光乍现的菩提医院，就陷于低沈；不久，等于从佛教界消失了！

二、纽约的美国佛教会，在福严精舍成立「驻台译经院」，这是极有意义而又不免失望的事。因缘是这样的：五十八年，新竹福严精舍与台北慧日讲堂，在常觉与印海的主持合作下，福严精舍增建了大讲堂与学生宿舍，开办女众的福严佛学院。到六十年夏，学生毕业，也就停办而恢复为男众道场。精舍房屋多而住众少，未能物尽其用，未免可惜！恰好美国佛教会沈家桢居士，读《大宝积经》而充满法喜；希望能译为英文，也就将《大宝积经》的妙法，介绍给英、美等西方人。这一理想与发心，是希有难得的！住在新竹的许巍文居士，与沈居士是德国同学，信函中提及、讨论，而有在台湾办理译经院的决定，进行寻觅土地，建筑设计等工作。我听到这一消息，觉得是大好事，征得福严印海住持的同意后，向许巍文等提议：觅地、建筑，至少还要等一二年时间，不如无条件的，先借用福严精舍的大部分房屋，进行译经工作。在顺利进行中，再觅地建筑，不更理想吗？这一提议，当然得到大家赞同，「美国佛教会驻台译经院」，就这样的在六十年秋季成立了！院长是在美的沈家桢；在台湾有两位副院长：顾世淦主持译务，戈本捷主持事务。当时参加翻译的，有四、五位，现在译介世界佛学著作的许洋主，就是其中的一人。译经院成立不久，我就进入大病、长病的阶段，所以不知成立后的情形如何。偶尔听说，二位副院长间，有些不太协调，那也只是听说而已。可能是六十六年初吧！主持译务的顾副院长辞退了，由张澄基居士继任。《大宝积经》是合编四十九部大乘经而成的，经张副院长的研阅，觉得其中二十八部，更能适合西方人士，因而选定二十八部，没有译出的要翻译，已经译出的再加校定，大家继续为此而努力。六十七年夏，福严精舍性梵住持来说：不知为了什么，译经院决定要迁往北投农禅寺。我以为：我们只是无条件的提供房屋，欢迎来译经，只希望译业成功。迁移，应有他自身的需要，我们也应该欢喜的送他们。一切都迁移到农禅寺去了。不久，听说译经院宣告停办，这是我所想不到的！据说：精选译出的二十八部，送往美国出版。我不通英文，所以到底有没有出版，也没有知道。不过，七年的时间，动用译务、事务的人不少，所费应该是不少的。如停译而毫无成就，这不免太使人失望了！办医院，译佛经，我们都无条件的赞助过居士们，而结果都等于零。我不会怪那一位，只是为中国佛教界（美国佛教会，也是中国式的佛教）的衰落而惆怅！

三、周宣德老居士对现代佛教的年轻化，是有贡献的！虽在《佛法概论》的风波中，他也曾劝我：中国佛教不要提倡日本化，也不要小乘化。那是在无限的谣言中，他也信以为真而已。四十八年，他赞同丘汉平居士的建议，成立大专奖学基金，以引导大专同学的接近佛法，也征得南亭长老的赞同。丘居士当时是中佛会「国际文教」委员，想到我这个空负名义的主任委员，觉得应该征求我的同意。那时，我在菲律宾马尼拉，宣老就写信给我，叙述情形而希望我赞助。我觉得这是大好事，是引青年学子接触佛法的好方法，所以我表示愿意参加一份。这样，由南老与我、丘、周——四人四份，组成了「国际文教奖学基金会」。但为了免除不必要的异议，又加入一位委员（不负经济），大专奖学，就这样的开始。接著，各种奖学基金纷纷成立，都由宣老负责奖学事宜。五十年，成立慧炬社，发行《慧炬月刊》，深入各大专院校。大专院校内，成立佛学社团，共六十多所，这可说都是宣老在努力推动。他有教授资格，是老党员，所以能深入院校而有这样的成就。有些长老，怪他不请法师去开示，不引导学生来归依，其实宗教色彩太浓，在那时是不太适宜的。是六十╳年吧！宣老从美国给我一封信，大意是：慧炬社已成为大专院校同学集会的活动中心，原有的二层建筑，已不敷使用，决定加建三层，希望我能有所赞助。我回信表示，愿随喜赞助。后来，我派人去台北，带去一封给宣老的信，并台币参拾捌万元（合当时美金壹万元）。随喜乐施，是不用宣扬的，所以接近我的人，都不知这件事。七十四年，仁俊等在美国为我祝寿并座谈，宣老提起这件事，被记录而刊登在香港的《内明》，所以我也就说到。从奖学基金而引起成立大专院校的佛学社团，使台湾佛教年轻化，宣老的功德是不可没的。在我与居士团体的关系中，这是没有使我失望的一次！现在宣老已去世了，愿继承这一事业的，能永远的引导学生，趋向于纯正的佛法！

三十　老年病更多

我一生多病，过去所患的是肺结核，但没有吐血、咳嗽、潮热等现象，所以引起的虚弱疲累，算不得大病。到了晚年，大病一次又一次的发生，到现在——八十七年（九十三岁）还没有死，真是「业缘末了死何难」！

民国六十年（六十六岁），住嘉义妙云兰若。春季以来，身体就感到异样的不舒服，这可能是业缘将了的预感，所以写了自传式的《平凡的一生》，以为这是我「最后的篇章」了。八月，某日中午，休息以后，照例的起来泡茶。但走不到几步，站不稳而跌了一跤，虽没有什么伤害，却出了一身冷汗，身体是越来越虚弱了！

冬天，为了去楠梓慈云寺主持开光，与弟子数人，早一天去高雄。当天去元亨寺、宏法寺，也到澄清湖参观，晚上住千光寺。早上起来，腹部觉得很不舒服，虽去慈云寺主持开光典礼，但午斋只喝几口汤而已。次日，与明圣乘车到新竹圆光寺，本来是要去壹同寺主持菩萨戒会的，但觉得腹部病情严重，先请医生诊治。诊断后，医生问我：「你住在那里」？「嘉义」。他说：「那还来得及，赶快回去」！我了解医生这句话的意思，病重得快要死了。明圣著急起来，电话告诉新竹印海、台北真华法师；与报恩小筑的黄陈宏德联系，决定我到台北的宏恩医院诊治。当晚到了宏恩，经诊断为小肠栓塞，次日开刀。小肠栓塞，是上下不通，上不能进饮食，下没有大小便。我的体温、脉搏、白血球，据说一切正常，可是手术后十三天，还是上下不通。医生建议非再动手术不可，但我不愿再动手术，因为自己知道，即使再开刀而病愈，但元气大伤，也不能再弘法，为三宝服务了。半生不死的活下去，也只是浪耗信施而已。道源长老来看我，说了些义正词严的好话，我是经不起说好话的人，这才答应再挨一刀。晚上动手术，第四天通气，恢复了上下的通畅，总算从死亡线上回来了。住院三十八天出院，但进院时体重五十二公斤，出院只剩四十六公斤了。病中承善信的关怀，道友的关怀，演培等从海外来台探视，都使我心感！

大病似乎好了，其实问题还严重得很。一、住院期间，长期的整天注射，手臂露在外面，没有按摩、保暖，所以右手患有严重的风湿关节炎。治风湿关节炎的药，不问中药、西药，多服都是要伤胃的，所以我采用土方：制一只双层——夹的衣袖，用浸透姜汁（干了）的棉花，放在夹层的衣袖里，不论白天、晚上，天热、天冷，一直戴在右臂上。一方面，右手臂轻微运动，使右手臂的活动空间增大。就这样的保暖与运动，经一年多时间，右手严重的风湿关节炎，才完全好了！只是右肩变得比左肩高些。二、肠部的手术，引起后遗症：上午有三次不正常的大便，吃什么（中、西）药，都不见效。虽饮食、睡眠如常，身体即越来越瘦，到六十一年（六十七岁）八月，身高一七六．五公分的我，体重竟低到四十二公斤。那时，晚上睡著了就会出汗；颈项与胸部有黏汗，虽然不会滴下来，可是怎样也揩不清净；早起有凉意，等到吃了稀饭，从头面、颈项到胸背，无不大汗淋漓。没有什么苦痛，可是越来越虚弱无力，摇摇欲倒，直觉得到了死亡边缘。但业缘末了，不可思议的因缘又来了。我那时住台北的报恩小筑，上海商业银行的沈居士，来电话说要见我，护病者告诉他：老法师身体虚极，等身体健康些再联络，但沈居士还是来了。他不知报恩小筑的地址，所以请张礼文居士陪来。他见了我的病态，也就没有话好说了。张居士愿意为我诊脉，我虽没有见过他，但在四十三年前后，曾从报上知道：服务于中央信托局的张礼文，治好了一位患肺结核而已病卧不起的患者，所以也就让他诊治。他诊断我是阳虚，开了一剂扶阳的参附汤加减，并说明黑附块的煎法。我只吃了一剂，颈项、胸部的黏汗，就没有了（从此服汤药，后来改用膏方，膏方的一再修改，到现在已服用二十七年了）。这位不是职业医师的名医，不请自来，使我从死亡边缘活过来，因缘是那样的不可思议！「业缘末了」，那也只有再活下去了。

病总算好转了，身体也硬朗些，但体重还是不见增加。承美国沈家桢居士邀请，在六十一年（六十七岁）底，由顾世淦陪同，经日本而到纽约，住在长岛的菩提精舍。安静，空气清新，尤其难得的，是得到日常学友的照顾！在长岛半年，体重增加到四十六公斤；在纽约作健康检查，我的肺结核竟已全愈了，这才由日常陪同回台湾。回来不久，使我长住台湾的李子老去世了。福严与慧日二道场的住持任满，要集众会议通过。见人多，说话多，体重又滑落到四十二公斤。不得已，在六十二年（六十八岁）冬，除二三人知道外，隐居到台中南屯路的静室，就是《妙云集》校对出版的地方。起初不见客，不说话，身体才渐渐的恢复过来。静居中，闲来翻阅《史记》，发见些神话化的古代史话，引起研究的兴趣，到六十四年（七十岁）初夏，一年多的时间，写成了（三十四万字）《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想不到的，体重已从四十二公斤增加到五十公斤。到这，小肠栓塞引起的病，可说全愈了，但三年半的时间，也就这样的空过了！

「人生无有不病时」，对我来说，这是正确不过的，健康只是病轻些而已。六十四年以后，体重渐增加到五十八公斤，可说是我老健的时代。六十七年（七十三岁）七月，从南屯路移住台中县太平乡华雨精舍。七十五年（八十一岁）冬，身体又感到不适，到南投永光别苑（起初没有名称，我称之为「寄庐」）小住。这里很宁静，山上空气又好，所以后来时常来住；特别是夏天，气候清凉得多。不过身体又越来越差了，下午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沈，多说几句，气就会上逆而咳嗽。七十九年（八十五岁）腊月八日，我还知道腊八粥煮得不太理想。初九早起，坐在床上，摇摇幌幌的倒了下去。再坐起来，再倒下去，亏了明圣的扶持，才能起身到经室中坐。我不知什么病，只是近来有些头痛而已。明圣预定十二日去花莲检查身体，机票也买了。见我的情形异常，怕去花莲而我病情加重，所以雇车送我到大甲蔡博雄医师处，这是经常关心我健康的一位善友。两天后，转沙鹿光田医院，经扫描发现，左脑部有瘀血，需要赶快开刀。明圣向真华法师报告，真华与花莲的证严（慧璋）连系，决定转移到台北的台大医院。台大方面，由曾汉民大夫率车南下沙鹿接我。到了台大，一切已准备就绪，立刻进入手术室，手术顺利完成后，进入加护病房。这几天的事，我完全失去了记忆，连怎样从台中到大甲，我也不知道。但据说：我在大甲时，饮食如常，按时喝茶，还要看报呢！但记忆完全失去了。从加护病房转住病房，五六天后，才完全清明过来。到八十年（八十六岁）正月十五日出院，共住了三十一天。脑部积有瘀血，可能是跌跤碰撞而引起的，会发生半身不遂，不能言语，类似中风的病态。亏了明圣要去花莲，才使我免了半死不活——半身不遂，不能言语的病。他要去花莲，是我又一次的难可思议的因缘。出院后，先到大甲永光寺静养，然后回台中华雨精舍。春末，患了带状疱疹，拖了三个月才全愈。

八十年秋天，福严精舍重建落成，我去参加盛大的庆典。人客见多了，引起血压升高，脉搏增快的现象。冬初，去屏东法云精舍小住——这是依道、慧润建立的道场，因鼻过敏而引起鼻炎。回华雨精舍后，发生腰脊骨神经痛，真是起坐为难。在惠民医院电疗，似乎不痛了。八十一年（八十七岁）夏天，去永光别苑静养，承真智把日产的小型电疗器给我，起初一天两次——上下午各一小时，后改为上午一小时，腰脊痛渐渐的好了，但这只是控制，病根是不可能断除的。冬初去花莲静思精舍，鼻炎又大发，右顋都肿了，凭了一日四次的消炎针，七天才算平复。从脑部手术以来，语言的声音响亮了，见我的人都说我身体好。其实，带状疱疹，鼻炎，腰脊骨酸痛，接二连三的小病，身体越来越衰瘦，到八十二年（八十八岁）春天，体重已只有四十九公斤了。

「生老病死」，老了就不能不病，如眼、耳、牙齿、记忆力等，老年不免多少变化，这就是病呀！一生多病的我，老年病更多。中秋前，回到华雨精舍，在下层肋骨左右连结处（呈三角形向下），偶尔有些痛，也没有注意它。九月二十二日起，那里相当痛，痛到晚上不能入睡，还有发烧现象。二十五日，经王辉明大夫的联络，进住台中荣总医院。经诊断为胆结石，这是算不得大病的。但为了我身体的衰弱，先调理而后（初十日）进行割胆手术，顺便对大小肠调理一下。十月二十四日出院，再经休养，病是完全好了，但体重只剩四十五公斤。

民国六十年（六十六岁），开始从眠椅中起来跌了一跤，从此不知跌了多少跤了。几年前因脑部瘀血而住院，还不是跌跤碰撞所引起的。最严重的，要算八十六年（九十二岁）二月十九日的一跤。跌倒起来，感到左脚筋痛。一天天严重，左肩背也痛，延伸到左肋骨，后来连右脚也痛了。二十二日，住进台中荣总医院治疗；等到好些，又坐轮椅去复健处复健，四月初三才出院。病可说好了，但左肩背弯了，成为「夹肩驮」。

夏季，去南投永光别苑，真华法师新建的「中道学苑」，都住了二十多天。空气清净，人事简单，身体又似乎好些。可是到了十月三十日晚，感觉声音变了，喉音沙哑，咽喉也不舒服，渐渐咳嗽起来。严重的恶性感冒，白天咳嗽，晚上的咳嗽也多，睡眠不足，引起胃的消化欠佳。有几天中午，几乎不想饮食；习惯的中午一碗汤，从此停止了。食品到了小肠，部分就化而为气，肚皮鼓鼓的，轻轻敲，咚咚响，我每戏称之为「一肚子的气」。好在前面出去，后面进来，没有阻塞，但却影响了大肠。感觉要大便，其实是气要出来；气出来，有时带些大便。这样的情形，下午最严重。好心的医生，不请自来；有的是中医，有的经仪器的测验而用中药的。大家主动发心而来，也增加了困扰。病况一直拖下去，身体一天天的感觉虚弱。今年（九十三岁）三月二十四日，就到永光别苑去住；六月二十九日才回到台中，身体也可说好了，但这当然是不彻底的。

去年跌跤以来，身体渐渐的瘦下去，瘦到皮包骨了。有人说：「有钱难买老来瘦」，瘦对老人是有利的。但我觉得瘦了，体力也差了。早上不能自己起来，两足站不稳而要屈下去。白天好些，慢慢的走，也还是摇摇摆摆的。我不希望身体会再健康起来，只是无事挂心头，安静的等待那最后一天的到来！

三一　大陆之旅

别离大陆四十多年了，八十九岁（民国八十三年）老僧，竟去大陆一游，可说真是意外！这主要是不忘当年求法修学的因缘。七月三十日（国历九月五日），从台中华雨精舍出发，抵中正机场，夜宿机场附近的旅馆。八月初一日，集合了同行的厚观、性滢、明圣、达闻、导游蔡芳辉——六人，乘机抵香港，又转机抵福建的厦门，住东南亚大酒店。在厦期间，访问了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这是我求学与多次讲学，并因此地传戒而远离了大陆，可说与我有殊胜因缘的道场。住持妙湛长老，与佛学院师生，列队欢迎。我没有通知，而是同安梵天寺的厚学，提早来厦门，与寺方说起，这才有欢迎的场面。在厦门，还见到了虚大师的弟子蔡吉堂居士。

初三日下午，离厦门而到浙江的宁波，住亚洲华园宾馆。先去我受戒的道场天童寺。寺院如旧，只是住众少些。顺便去阿育王寺，这里有阿育王的佛舍利塔。再到奉化的雪窦寺，我带了一束鲜花去。雪窦寺是虚大师舍利塔所在，也是我主编《太虚大师全书》的地力。可惜虚大师的舍利塔，已被毁灭了！只得将鲜花遥敬。归途经过溪口，访蒋公总统故居丰镐房，一切都整齐清洁。去雪窦寺的路，部分正在整修，高低不平，所以那天晚上，睡得很疲劳。雪窦寺住持月照与方兴居士等来旅馆相见。他从杭州回来，知道我去雪窦，所以特地来访问，并赠送些与弥勒佛有关的法物。

初六日下午乘轮船而到普陀山，傍晚登岸，住息来山庄。我去前寺——普济寺瞻礼，在礼佛时，心地平静，也没有想什么，却不自觉的心情激动．泪眼糢糊，这是我一次不可思议的心境。普陀山已全山统一，现任住持妙善长老；普陀山佛教（协会）管理处，在磐陀庵。恢复的庵堂不多，有些已成为饭店、餐厅、商店。我出家的道场——福泉庵（现名为福泉禅林），现有男众佛学院（另有女众佛学院）。我去时，学生们列队欢迎，我也为同学们略作开示：「为佛法而学，不作世间学问想；自净其心，利济人群」。傍晚，圆真（汉院同学世光）来息来山庄。妙善长老及监院等好几位法师也来访，谈到传戒与讲戒的问题。说到复兴佛法，我说：「培养僧才第一」！又去佛顶山——慧济寺，是我阅藏的道场。一切如旧，只是从前的阅藏楼不见了！回途到后寺——法雨寺瞻礼。

乘轮船由普陀而到上海，已是初九日的黎明，住扬子江大酒店。先到圆明讲堂，这是我戒和尚的道场，相当庄严，有圆暎和尚纪念堂。现任住持明旸戒兄，去了德国，所以没有见到。回旅馆，约见蔡惠明居士，谈到了月熙、宽道、法尊等的故事。又去玉佛寺瞻礼，见到住持真禅。虚大师圆寂的直指轩，已改为「中客堂」。来玉佛寺礼佛、参观的人太多了，有交通壅塞的感觉。

十二日上午，搭机抵北京（北平），住昆仑饭店。郭朋（性觉）来旅馆叙旧，郑立新（光宗）、李荣熙（惟幻）等也来了，都是抗战期间在四川相识的学友。我与郭朋、张新鹰（世界宗教研究所图书馆馆长）等，一起去办有中国佛学院的法源寺。才进寺门，有二位居士向我顶礼：一位是观空法师的弟子刘宗旺，一位吕铁钢居士，他们都是从书上见到我的照片而认识的；吕居士赠我一本《法尊法师佛学论文集》。我们参观了佛学院与佛教文物馆，又与郭朋等去广济寺——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居士，正参加「全国政协宗教委员会全国宗教领袖会议」，得到信息，赶回广济寺相见。朴老谈及两岸佛教交流，并说寺庙在恢复中，但最重要的还是培养人才来主持。晚上，朴老派人送来弘一大师写的《金刚经》与《药师经》，并代上海明旸戒兄送来茶叶等礼物。

十五日，厚观离北京而去日本东京，我们五人搭机抵杭州，住环境非常清幽的黄龙饭店。这是中秋佳节，可惜晚上小雨，见不到明月！

十六日，乘汽车抵海宁市（硖石镇），住海宁宾馆。惠生夫妇、金娥与长子陆子康，来宾馆相见。别来六十多年了，相见不免有意外的感觉。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引宝已于民国三十四年去世。他们现在都住在硖石，所以我也不问故乡是怎样了。十八日是观潮节，性滢他们去盐官（从前是海宁县城），在钱塘江边观潮。惠生邀我去他的家，见到了惠生的儿子，茂荣与茂鑫：金娥的儿子，子康与子林；还有下一代的儿女。这么多的人，是当年离家时所想不到的。大家相见，想起从前，都不免又喜又悲的！惠生、金娥等，与我们同行，返杭州，住黄龙饭店。

二十日，与性滢等瞻礼灵隐寺。沿路摊贩林立，人潮拥挤。买门票入山门，再买票入大殿礼佛。寺内的堂舍，几乎都是贩卖物品的。这样的商业化，失去了古寺幽静庄严的山林气息。我们不再耽搁，去作西湖的游览。过去湖水浅而清澈，现在是湖水混浊。一切都变了……沿湖一周，回饭店休息。

二十一日，离杭州，乘飞机抵香港，住凯悦饭店。慧莹与妙华佛学会多位居士来见。他们煮粥及豆腐等供养，这是在旅途中，第一次吃到平常食品了。我带了鲜花，往芙蓉山礼拜太虚大师纪念塔，与护塔者等慈相见。舍利塔四周植树，相当清净。二十四日，返抵台湾中正机场；法藏法师来接，并送我回台中华雨精舍。二十四天的大陆之旅，就这样平安的结束了。

三二　旧地重游

八十四年（九十岁）二月初八日，在明圣的随侍下，我又重来星加坡，住在慧琪的宝光佛堂。这次来星，是为了避免台湾方面可能为我祝贺九秩嵩寿，引起应酬的辛劳。所以三月初十日，我又离星而到马来西亚的新山，住在旅馆里，度过了安静的寿辰——三月十二日；十四日又回星。虽说我避免了寿辰的烦劳，但当地的法师、居士，先后的到宝光佛堂来看我；马来西亚的继程法师，菲律宾的广范，美国的净华等，也从远地来相见。我心里感谢他们，但也觉得避寿是太难了！这次来星，我有喜悦感，也有凄凉感。喜悦的是：演培离开了般若讲堂，创建了福慧讲堂。在他弟子宽严的努力支持下，成立了福利协会，已办理了安养院、托儿所、洗肾中心等慈善事业。演培的身体还好，真是做到了福慧双修！隆根住般若讲堂，已负起「佛教总会」会长的任务，也是很难得的！（我与师弟印实共收的）弟子厚宗，成立了慧严佛学会，专心弘扬佛法，培育僧才。最喜悦的，还是闽院的竺摩学长，恰好也在星加坡，我特地去看他，虽然他已相当的衰老，但这到底是难得的一见！凄凉的是：闽南长老广洽、宏船、常凯，竟都去世了！优昙学长那样健朗的身体，也已离去。耆旧凋零，未免为当地的佛教而叹息！广义法师因中风而长在病中，我去探问他，他还认识我，也记得自己的年龄。但衰弱不堪，那一年就去世了。特别感到凄凉的，是五十四年来台依我出家（就去法云寺受戒）的慧圆、慧平等七位，竟一位也见不到了，这未免引起人生无常的感觉。这一次的远行，在三月二十五日，离别了而回到台湾。

八十五年（九十一岁）八月，我又到了星加坡。去年来星，好多位善友，一再劝我长住星加坡：这里的环境，安定、繁荣，又整齐清洁。劝我住星的信息，去年来一再的传到台湾。我觉得年纪这么大，病又多，是很难适应的。大家这样的好意，就再去一次吧！在星加坡，住宝光佛堂，又往来于慧严佛学会的旧址。见到演培，觉得他的身体，与去年差不多。一次我到福慧讲堂去，没有见到他，也不知他去了那里，我多少有点疑虑。九月三十日（国历十一月十日），我住在慧严佛学会。晚上，明圣接到电话，就呜呜的哭起来，原来演培因心肌梗塞而去世了！这是非常意外的。十月初一早上，我去福慧讲堂，见演培安详地睡在床上。信众们都为他念「南无当来下生弥勒佛」，祝他往生兜率内院，初六日举行大殓，我又去瞻视演培的遗容。我这次南来，可说有点意外，原来是为了与演培永别呀！慧严佛学会旧址，是非常安静的。但由于演培的去世，菲律宾的广范、自立，美国的仁俊、印海、幻生、净华等都来了。台湾去的学友、学生、弟子，来的人更多。知道我在星，顺便来慧严佛学会看看我，安静的环境，竟也是人来人往了。想到死者已去，而我在老病下还要拖下去，真自惭业缘的深重！十五日，我回到台湾。虽然还有人希望我再去，但这是不可能的了！

三三　早年的修学历程

清光绪三十二年（民国前六年）三月十二日（阳历四月四日），我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州（民国改为县）城东，离卢家湾镇二里的农村——张角兜。俗姓张，名鹿芹。家里有大约十亩的田地，父亲学义公在新仓镇泰源南货店任经理，所以我的家庭是半农半商的。母亲陆太夫人，身体不太强。还有一位比我大七岁的姊姊，名彩琴，家里的人口简单。

宣统三年（六岁）六月中，我开始到附近的私垫去读书，读了《百家姓》、《千字文》与《花夜记》。民国元年（七岁），跟父亲去新仓镇，先进私垫，秋季才转读第二初等小学堂。新仓镇离我家七里，是近钱塘江的小镇，也就是父亲经商的地方。民国四年（十岁）冬天，我初小毕业。由于学校改为秋季始业，所以五年（十一岁）上学期，先在家里自修，秋天才去离家二十里的硖石镇，西山下的开智高等小学堂读书。我是插班入二年级的，所以七年（十三岁）夏天就毕业了。从一般教育来说，我从此就失学了！在我的记忆中，抗战期中死于重庆的吴其昌，在台大外文系教学的虞尔昌（酆墅庙人），都是我的同学，但他们是高材生，我是勉强及格了的。

我从学校回来，父亲见我身体寡薄，不适于农、工：生性内向，不会应酬，也不适于从事商业；读书还算聪明，所以要我去学医。民国七年秋天，就开始在离家一里，中医师沈子春先生家里，从沈老师学习，早出晚归。但老师很忙，并没有教我，只要我读些医书，如《素问》、《伤寒论》、《难经》等；也读些《本草从新》、《雷公泡制》（？）、《汤头歌诀》等药书。我了解些医理，但那些纯凭记忆的本草、什么味甘、性温、安神、补元气之类，实在记不住，记不住也就失去了兴趣。我默默的将兴趣移到仙道方术上，津津有味的读些《性命圭旨》、《金华宗旨》、《仙术秘库》等道书；对「奇门遁甲」也有浓厚的兴趣。有兴趣，就是不好懂！「要知口诀通玄处，须共神仙仔细论」，我想出外学仙去。这虽是可笑的，但无意世间的倾向，已充分表现出来。

家里人口简单，在我读高小时，大姊出嫁了（生一子一女，后因产后痢疾去世）。从高小回来，学医也还是早出晚归的。家里的事务，仅母亲一人处理；劳累不堪，引发了离奇的病：到冬天，天气越冷，母亲的身体越差，几乎无法起床；春天来了，天气渐温暖，母亲的身体又慢慢的健康起来。三、四月间。仍能做非常辛劳的养蚕工作。一年又一年，好几年都如此，父亲感到非有人帮助不可。同时，父亲知道我在仙道上著了迷，所以民国九年（十五岁）冬天，在「父母之命」下，为我举行了结婚礼。我的伴侣姓金，名引宝，比我大三岁。她性情朴实温和，能帮助家务，母亲的身体越老越健康了！我虽有了夫妇的情爱，还是放不下修仙学道的理想。父亲知道了，才决定我停止到沈府学医。

民国十年（十六岁）下学期，我去新仓镇母校——第二初小教书。环境变了，在师友的启发下，放下仙道方术，改而探究《老子》与《庄子》。我深感老、庄哲理的深奥，但为人处世，似乎消极些。在母校仅一年，十一年（十七岁）下学期，追随朱展臣老师，去离家九里的旧仓镇第三小学。知道引宝生了个女孩，我特地回家去看她。她姓金，为女儿取名为「金娥」，我也同意了。十二年（十八岁）随展老去袁花镇的第五小学。那一年，我进而阅览孔、孟四书，及《书》、《诗》与《易》，但还不忘《庄子》。十三年（十九岁）起，展老介绍我去袁花镇以南的杨场（？）第十四小学。学校与佛寺相联，就在寺中饮食（没有素食），也就接触到佛教。十四年（二十岁），在这里读到冯梦祯的《庄子．序》说：「然则庄文郭（象）注，其佛法之先驱耶」！引起我探究佛法的动机。在几处小庙中，求得《金刚经石注》、《龙舒净土文》，觉得意义并不相同。后来从商务印书馆，购到《成唯识论学记》、《相宗纲要》、《三论宗纲要》。又从其他的刻经处，购得《三论玄义》，及三论的嘉祥注疏。自己学力不足，对唯识与三论思想，不容易了解。但佛法（那时是唯识与三论）的高深，使我向往不已。在《辞源》中，发现有佛法的术语，我一条条的摘录下来，这对一般佛学的常识，可说大有帮助，十五年（二十一岁），回到袁花的第五小学。暑假，我就离开展老而回家。卢家湾镇基督教友褚槐卿先生，在自己家里成立一小学，教师病了，听说我回来，就请我去教小学。这样，我又接触到基督教。我读了《新约》、《旧约》，对基督有好感，但对信主者得救生天国，不信者堕永火——地狱的观念，使我无法接受。十六年（二十二岁）冬，我就辞去了教会小学的教职。我的中医老师沈子春先生，请我在他家的厅堂，成立一小学，十七年（二十三岁）起，我就在沈府教学了！

我在沈老师家，从前学医而倾向于道家方术的寻求；七年以后，又在沈老师家教学，却形成了另一倾向，这里真是我的殊胜因缘。在沈府教学，专心于佛法的探求，从三论、唯识而扩展到一切。我在佛法探求中，面对家乡（五十多华里地区）的佛教，不但神佛不分，更衰落到仅存经忏佛事。觉得佛法与现实佛教的差距太大，有了出家专心修学佛法，自利利他，弘扬纯正佛法的意欲。在沈府仅两年半，而这一期间，却遭遇了意外的因缘。十七年（二十三岁）春，晚年健康的慈母，突患肋膜炎而死了。秋天，共住祖宅的叔祖父士洤公，因肺病去世。十八年（二十四岁）夏，父亲又在终日安详睡眠中去世。「诸行无常」，「爱别离苦」，我在忧苦不堪中，成就了出家学佛的决心。当然，这一期间，也有可喜的，是引宝在十八年秋，生了一个男孩，取名「惠生」。出家好，但引宝呢？金娥呢？惠生呢？我不能不顾念妻儿。但不能从事农、工、商的我，能专心学医、教学吗？不可能！我的心，已属于甚深的佛法，时时想到复兴佛法，利济人群。我终于在对引宝、金娥、惠生的深深歉意中，远离家庭而去了！

三四　我缺少些什么

今年九十三岁了，回忆我的一生，觉得我的一切，在佛法中的一切，都由难思的业缘所决定，几乎是幼年就决定了的。当然，适逢这一时代，这一环境，会多一些特殊的境遇。我应从出家以前的，理解出家以后的一切。

我幼年身体一向寡薄。曾患了大半年的疟疾——四日两头；这在当时，是没有看作什么大病的。身体寡薄，而发育却又早又快，十五岁就长得现在这么高了。寡薄瘦长的身体，对我未来的一切，应有深切的影响。

我生于丙午年（民国前六年），与身分证年龄差了五岁。我又不要逃避兵役，又不会充老卖老，为什么多了五岁？说起来是可笑而可悲的。民国三十年，我任合江法王学院的导师。晚上去方丈室闲坐，宗如和尚问我：「导师！你快六十岁了吧」！我听了有笑不出哭不出的感觉，只能说：「快了！快了」！三十六岁的人，竟被人看作年近六十，我那憔悴苍老的容貌，与实际年龄太不相称。说出实际年龄，是会被外人（在家人）讥笑的。从此，就加上五岁。说习惯了，三十五年（四十一岁）在开封办身分证，也就这样多报了五岁。我想，身分证不用改了，实际年龄还是改正过来吧！

六岁（民国前一年）的六月中，我进私塾去读书，学名「明洲」。民国元年（七岁），跟了父亲去新仓镇，进第二初等小学堂。四年（十岁）冬天，小学毕业。五年（十一岁）秋天，去离家二十多里的硖石镇的开智高等小学堂。我是插入二年级的，七年（十三岁）夏天就毕业了。回忆起来，在初小、高小修学时，我的特性——所长与所短的，那时就明显的表现出来。一、我与艺术是没有缘的。写字、图画、手工、唱歌（还有体操，那是与体弱有关），我在学校中，怎么也不可能及格的；所以平均分数，总不过六十几分。没有艺术气质，所以学过吹笛、拉胡琴，怎么也不合节奏。我也学过诗，诗韵、诗法懂一点，可是哼出来的，是五言或七言的文章。我不会欣赏音乐，也不懂名家字画的好在那里。说话没有幽默感，老是开门见山，直来直往。对一个完满的人生来说，我是偏缺的。

二、七岁就离开了母亲。父亲到底是父亲，生意忙碌，除了照顾换洗衣服、理发外，缺少了慈母那样的关怀。十一岁到硖石去读书，寄宿在学校里，连父亲也不见了。自己还不会照顾自己，不知道清洁、整理。乡下来的孩子，体格差，衣服、文具都不及同学们，产生了自卑感、孤独感，什么都不愿向人倾吐。除了极亲熟的，连向人说话都是怯生生的。生性内向，不会应酬，是我性格的一面。

三、我也不能说没有长处，学校的功课方面，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特别是国文，我是不能说太差的。在高小第三学年，张仲梧先生授国文，我有了长足的进步。我的作文，善于仿古，又长于议论。一篇〈说虎〉，曾得到了五十分（满分）加二分。所以在我的性格中，又有自命不凡的一面。自卑与自尊，交织成我性格的全体。我不爱活动，不会向外发展，不主动的访晤人。到现在，我也很少去看人的，而只能在安静的、内向的，发展自己所能表现的一面。

四、我从小有一特点，就是记忆的片面性。一部分（大抵是通过理性的）不容易忘记，一部分（纯记忆的）实在记不得。从家到新仓，不知走了多少趟，但自己还是会走错的。直到四十四岁，在香港湾仔佛教联合会住了近两个月，时常去跑马地「识庐」。跑马地是电车总站，所以到跑马地下车是不会错的，而从跑马地回湾仔，那就不是下早了，就是过了站。进大医院去，如没有人陪从，每每就走不出来。对于人，人的名字（历史人物倒还容易记），也是一样的记不住。有的见过几次面，谈过话，同吃过饭，下次见了，一点印象都没有，这也难怪有人说我高傲得目中无人了。对于信徒，问他姓什么，一次、两次，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再问了；见面非常熟，就是不知道他姓什么。非要经多次接触，或有什么特殊情况，才会慢慢的记住。门牌、电话，那是从来记不得的。不认识路，不认识人（不要说年龄、生日了），决定了我不会交际，不适于周旋于社交的性格。

从小就身体寡薄，生性内向，不会应酬。自卑而又自尊的我，以后当然要受此因缘所局限而发展了。父亲见我是不会生意经的，读书还聪明，所以要我去学医。在学医期间，因见到「医道通仙」，想出外学仙去。无意世间一般的倾向，已充分表现出来。父亲见我学仙著了迷，不能让我再这样下去，于是要我到小学里去教书。从十年（十六岁）下学期起，到十九年（二十五岁）上学期止，整整的九年。对于教小学，我应该是不合格的。我是拘谨而不活泼的；图画、音乐、体操等功课，我是不能胜任的。不能胜任的工作，当然是没有兴趣的。我的兴趣，专心于自己的阅读，但已从丹经、术数，而转到《老子》、《庄子》，孔、孟四书，《旧约》、《新约》，佛教的经论：都没有任何人指导而全凭自修。

前生的业力，幼年的环境，形成了自己的特性。从完整的人生来说，我是缺点太多了的。以知识、能力来说，我是知识的部分发达，而能力是低能的，没有办事能力，更没有组织的能力。从知识、感情、意志来说，我的知识是部分的，但以自己的反省来默察人生，所以多少通达些人情世事，不会专凭自己的当前需要，而以自己的见解为绝对的。我不大批评人，而愿意接受别人的批评。说到感情，我不知道应用怎样的词句来形容自己。我没有一般人那种爱，爱得舍不了；也不会恨透了人。起初，将心注在书本上；出家后，将身心安顿在三宝中，不觉得有什么感情需要安放。我的同参道友、信众、徒众，来了见了就聚会，去了就离散，都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与我较关切的学友，从来是无事不通信，就是一年、几年，也不会写封人情信，但我并没有生疏了的感觉。离了家，就忘了家；离了普陀，就忘了普陀；离了讲堂，就忘了讲堂。如不是有意的回忆，是不会念上心来的；我所记得的，只是当前。我缺乏对人的热情，但也不会冷酷、刻薄。这一个性，情感过分平静，难怪与艺术无缘了。说到意志，极强而又不一定强。属于个人的、单纯的，一经决定（我不会主动的去冒险），是不会顾虑一切艰苦的。我生长河汊交流地区，一出门就得坐船。但我从小晕船，踏上船头，就哇的吐了。坐船，对我实在苦不可言。十九年离家，从上海到天津；又从天津回上海。二十年，从上海到厦门；从厦门到福州，又从福州回厦门。二十一年夏天，又从厦门回上海。轮船在大海中，我是不能饮食，不能行动。吐了一阵，又似睡非睡的迷糊一阵；吐一阵、睡一阵，一直这样的挨到上岸。每次，尤其是三天或四天的航行，比我所生的甚么病都苦痛加倍（我想，这种对我身体的折磨，与出家后身体更虚弱而多病有关）。但觉得有去的必要，毫无顾虑，二十三年秋季，又从上海到厦门了（下年春再回上海）。身体的苦，在心力的坚强下，我是不觉得太严重的；经济困难，也不会放在心上。可是，遇到了复杂的，困扰的人事，我没有克服的信心与决心。大概的说：身力弱而心力强，感性弱而智性强，记性弱而悟性强；执行力弱而理解力强——依佛法来说，我是「智增上」的。这一特性，从小就形成了，我就是这样的人。然而，在来台湾以前，我不能认识自己。我的学友——演培、妙钦、续明们，也不能认识我，不免对我存有过高的希望。来台的长老法师们，也不认识我，否则也不用那么紧张了。我所缺少的太多了，能有什么作为呢？对佛教只有惭愧，对学友们只留下深深的歉意！

三五　最后的篇章

我如一片落叶，在水面上流著，只是随因缘流去。流到尽头，就会慢慢的沈下去。人的一生，如一个故事，一部小说，到了应有的事已经有了，可能发生的事也发生了，到了没有什么可说可写，再说再写，如画蛇添足，那就应该搁笔了。幼年业缘所决定，出家来因缘所发展，到现在还有什么可说呢！最后可能补上一笔的，不过是这样的一则：

╳╳╳年╳月╳日，无声无息的死了。

出版后记

性滢

这是《平凡的一生》第三次版本，也是重订后全新的版本。本书的发行，我们谨遵照　印公导师生前嘱咐：「身后出版」。

民国六十年的夏天，导师六十六岁，「深感身体的不适」；「似乎因缘已到了尽头」。提笔写下了自传式的〈平凡的一生〉，略述一生出家、修学、弘法的事迹因缘，编入当时正排校中的《妙云集》下编之十《华雨香云》中。分属二十六篇章，约六万捌仟字。

八十二年冬天，导师大病初愈，想到又过了二十多年岁月，其间多少有些值得写下的事。因此，「对旧作作了补充，或时日的修正，另成一部《平凡的一生增订本》」。内容增加了六个篇章，全书约九万字。隔年秋天，导师以八十九岁的高龄返访大陆；行前，新书出版，导师交代备妥十册蓝缎精装本《平凡的一生》，那是行囊中唯一的礼物了。

八十七年，导师九十三岁，再次把增订本《平凡的一生》做最后的修正和补充，增写了〈大陆之旅〉、〈旧地重游〉、〈早年的修学历程〉等新三篇，共成三十五「最后的篇章」。导师说：「到了没有什么可说可写，再说再写，如画蛇添足」，从此搁笔了。九十五岁那一年，明圣法师把导师重订后的原稿交给我。当时，导师微笑交代：「身后再出版」。

在　印公已然离去的此刻，重读《平凡的一生》，令人倍感哀思。导师一生平实淡泊，在「从闻思而来的法喜充满」中，精进不已的「在佛法中奉献，在佛法中求进修」，希望「对佛法思想界起一点澄清作用」。倾注全部的生命力，毕生坚持不离佛法的立场。不论自修写作，或建寺弘化，无非为了引导普遍的佛子，趋向纯正的佛法。

「离了家，就忘了家；离了普陀，就忘了普陀」。导师说：「我的心，已属于甚深的佛法，时时想到复兴佛法，利济人群」。

礼敬智德圆满的　印公，感恩慈悲深邃的　导师。愿您很快回到人间来，因为「人间正需要纯正的佛法呀」！

中华民国九十四年六月五日　性滢谨志于正闻出版社

平凡的一生

一　一生難忘是因緣

我今年九十三歲，出家也已經六十多年了。在這不太短的歲月中，總該有些值得回憶的吧！平凡的自己，過著平淡的生活。回憶起來，如白雲消失在遙遠的虛空一般，有什麼值得回憶的呢！我的一生，無關於國家大事，也不曾因我而使佛教興衰。我不能救人，也不能殺人。平凡的一生，沒有多釆多姿的生活，也沒有可歌可泣的事跡。平凡的一生，平淡到等於一片空白，有什麼可說可寫的呢！

靜靜的回憶自己，觀察自己——這是四十八歲以後的事了。自己如水面的一片落葉，向前流去，流去。忽而停滯，又忽而團團轉。有時激起了浪花，為浪花所掩蓋，而又平靜了，還是那樣的流去。為什麼會這樣？不但落葉不明白，落葉那樣的自己也不太明白。只覺得——有些是當時發覺，有些是事後發現，自己的一切，都在無限複雜的因緣中推移。因緣，是那樣的真實，那樣的不可思議！有些特殊因緣，一直到現在，還只能說因緣不可思議。

人生，只是因緣——前後延續，自他關涉中的個性生活的表現，因緣決定了一切。因緣有被動性、主動性。被動性的是機緣，是巧合，是難可思議的奇跡。主動性的是把握、是促發、是開創。在對人對事的關係中，我是順應因緣的，等因緣來湊泊，順因緣而流變。如以儒者的觀點來說，近於「居易而待時」的態度。但過分的順應，有時也會為自己帶來了困擾。在我一生中，似乎主動的想這想那，是沒有一樣成功的。就如臺北的慧日講堂，建成了也只增添些不必要的干擾。我這樣的順應因緣，也許是弱者的處世態度，也許是個性的適合，也應該是夙生因緣，引上了出家學佛之路（學佛是不一定要出家的，出家要個性適合於那樣的生活方式才得）。從一生的延續來看自己，來看因緣的錯雜，一切是非、得失、恩怨，都失去了光彩而歸於平淡。

我是眼高手低的，所以不自覺的捨短用長。十三、四歲開始，就傾向於丹經、術數、道書、《新舊約》，而到達佛法。對佛法的真義來說，我不是順應的，是自發的去尋求、去了解、去發見、去貫通，化為自己不可分的部分。我在這方面的主動性，也許比那些權力煊赫者的努力，並不遜色。但我這裡，沒有權力的爭奪，沒有貪染，也沒有瞋恨，而有的只是法喜無量。隨自己夙緣所可能的，盡著所能盡的努力。

「一生難忘是因緣」，我不妨片段的寫出些還留存在回憶中的因緣。因緣雖早已過去，如空中鳥跡，而在世俗諦中，到底是那樣的真實，那樣的不可思議！

二　出家難

民國十四年（二十歲），我讀到《莊子》的馮夢禎序文：「然則莊文郭注，其佛法之先驅耶」！而引起了探索佛法的興趣。對於佛法，我沒有師友的引導，只是自己在暗中摸索。

十七年清明後八日——閏二月二十三日，慈母不幸在不到四天的卒病中去世，引起我內心極大的震動，不知所措的悲傷。九月（附註：本文的年月，都是農曆）裡，住在同一祖宅的叔祖父士洤公死了。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父親又在病了兩個多月，終日安詳地睡眠中去世（極可能是肺癌）。一年多來，一直在求醫求藥，辦理喪事，似乎人生只是為此而忙碌。內心的沈悶抑鬱，在近年來佛法的熏習下，引發我出家的決心。

「出家難」，對我來說，不是難在出家的清苦生活，而是難在到那裡去出家。我一直生活在五十幾華里的小天地裡，在這一區域內，沒有莊嚴的寺院，沒有著名的法師。有的是香火道場，有的是經懺應赴。我從經論得來的有限知識，不相信佛法就是這樣的，我不能在這樣的環境中出家。而且，離家過近，也會受到家族的干擾。我在書本上，知道些名山古剎的名字，但並不知小天地外的佛教情況。我是內向的人，不會找機會，主動的與人談話，扯關係，所以沒有熟人，是不敢冒昧外出的。在我的想像中，一個外來的年輕人，沒有介紹，有誰會留他出家呢！如何實現我的出家目的，實在是太難了！

因緣終於來了！十九年（廿五歲）五月，報上刊出大幅廣告——「北平菩提學院招生」。主辦者大愚法師；籌備處是「北平東四馬大人胡同齊宅」。秋季開學，遠道的可以通信考試。資格是男性；二十歲以上，三十歲以下；僧俗兼收。這一消息，如昏夜明燈，照亮了我要走的前途。我想，在三年修學中，總會熟識幾位出家同學，介紹到那裡去出家，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我就這樣滿有自信的，決定進行出家的計劃。

試題是「佛法以離苦得樂為目的論」。得到的覆信是：「考試及格，准予入學」。但又附帶說：「開學時間，另行通知」。到了六月，我天天看報，天天等待開學的通知，而開學的消息，卻始終沒有。我越等越不耐煩，越是急於修學佛法了。當時的天真想法，橫豎要開學，遲幾天也沒關係，不如到北平再說。我就在閏六月二十九日的早上，踏上了離家（浙江省海寧縣）出家，充滿光明遠景，而其實完全不知前途如何的旅程。

到了上海，等輪船到天津，再搭火車到北平。那時，正是召開擴大會議，中央空炸懷仁堂的時節。我到「齊宅」去探問，回答是：「籌備還沒有就緒。開學沒有確定期間，遠道的應等通知再來」。這一下，我可有點惶惑了。在臥佛寺（也許是臥龍寺）佛經流通處，選購了幾冊佛書。談起菩提學院，這才知道學院是告吹了。一向被軍政名流崇仰的大愚法師，在閻馮戰爭的逆轉中，失去了信任與支持（大愚法師從此就無聲無息的被人遺忘了）。這一次戰爭的勝負，與我無關，而我寄予無限（出家的）希望的菩提學院，卻被弄得無影無蹤。我該怎麼辦呢？辦法是沒有的，北平是那樣的人地生疏，連一個熟人也沒有。不曾出過遠門的我，對於北平方言，聽來異常彆扭，連「前門外」都不能順利的聽懂。這裡是不能住下去的，回到南方再說。這樣，又坐火車，搭輪船，回到了最近來過的上海。

上海是那樣繁忙，那樣盡情歡樂的都市。而我在上海的旅館裡，除了對經書出神而外，卻沒有事可做，沒有地方可去，連說話的機會也沒有。呆住了幾天，想起寧波的天童寺，於是又搭輪船到了寧波。問起天童寺，才知道人力車是不能到達的。先要搭小船，還要步行兩小時。天童寺交通不便，我的希望又動搖了，消失了。無事可做，無地可去，無話可說，又在旅館裡呆了幾天。呆著不是辦法，但沒有一個熟人，沒有勇氣向人訴說要出家的我，有什麼辦法呢！忽然想起，南海普陀山離寧波不遠，不如去普陀山禮佛敬香。這樣，我又到了普陀山。

我住在普陀前山的錫麟堂。我以香客的身分，坐了兜子，前山後山的去逢佛敬香。普陀山寺廟多、和尚多、香客多，而我還是那樣的孤獨，心裡一片茫然。第三天下午，我在客房前的廊下看書，一位青年香客，見我所看的是佛書，就自我介紹：南通白蒲人，姓王，他這次是來普陀山出家的。我聽了，幾乎失聲的叫起來。我說：「同道，同道——王先生！我也是想要出家的呀」——這是我離家以來，第一次向人吐露了內心的祕密。這樣的志同道合，片刻間成為知己，成為茫茫人世的良伴，商量著到那裡去出家——找一個理想的地方。王君隨身帶來的，有一本《普陀山指南》。仔細檢閱，從大寺到小廟，從小廟到茅蓬，發見在「般若精舍」下，寫著「藏書極富，主持者有道行」幾個字。當下商量決定，第二天上午，專誠去般若精舍拜訪。

般若精舍是屬於普慧庵的一個茅蓬。我們到了目的地，見房屋不大，雙門緊閉。好久，才有一位（只有這一位）嚴肅而安詳的老和尚出來開門。聽說我們想研究佛法，就為我們略說佛法大意。我們說：錫麟堂香客往來太多，我們想找一處僻靜的所在，安住幾個月，對佛法作初步的參研。他向西南角一指說：「有，離這裡不過一里路，有個俗名天后宮的福泉庵。當家是褔建人，香客也都是褔建人，一年不過三、四次，平時非常的安靜。我也不用介紹，你們說般若精舍老法師指導來的就得了」。我們向他謝別，就向褔泉庵來。出來招呼我們的，是一位叫宗湛的知客師。我們說明來意，他就去徵求當家的意思。當家的來了，是一位白髮白鬚的老和尚。當家的只是點點頭，說了兩三句我不能完全明白的話（原來是帶有閩南語韻味的寧波話），大意是好的，好的。這樣，我們下午就移到褔泉庵來。我與王君同住（樓上）一室，在宗湛的隔壁。

第二天傍晚，王君——其實是姜君的哥哥，追蹤而來。說好說歹，姜君跟他的哥哥回家去了，又只剩了我一個人。我與宗湛還談得來，見我認真地在閱讀經論，就為我介紹。十月十一日，我就在福泉庵剃落出家，法名印順，號盛正。那位白髮白鬚的當家，就是我的恩師上清下念老和尚。般若精舍的那位老和尚，原來是太虛大師的戒兄，被虛大師稱譽為「平生第一益友」的昱山上人。我的出家，曾經得到他的指示，所以出家後，順從普陀山的習俗，禮昱公為義師父。

很多人問我：你怎麼會跟一位（語言不通的）福建老和尚出家？我自己也說不出來。我想要出家，而會從福泉庵念公出家，這不但意想不到，夢也不會夢到的。然而，我真的從念公出家了。回憶我離家出家的因緣，空登大幅廣告的菩提學院，空跑普陀山一趟的南通姜君，姜君帶來的那本《普陀山指南》，都是使我在福泉庵出家的主要因緣。因緣是那樣的離奇，難以想像！無意中得到昱公的指導，我終於在普陀福泉庵，跟一位福建老和尚出家，又始終受到先師的慈蔭，這不能不說是夙生的緣分。

三　普陀、廈門、武昌

十九年（二十五歲）十月底，與師兄盛明，到天童寺去受戒，戒和尚是上圓下暎老和尚。名山的莊嚴氣氛，留下了深刻的回憶。在普陀過了舊年，得到先師的同意與資助，我就於二十年（二十六歲）二月，到廈門南普陀寺閩南佛學院（以下簡稱閩院）求法，插入甲班（第二學期）。閩院院長是提倡佛教革新的太虛大師，大師弘化各方，所以由大醒法師代理院務，教務由芝峰法師主持。我在閩院，聽了不到四個月的課，暑期考試還沒有終了，就病倒了。病後，精神一直不能恢復。八月初，代院長大醒法師要我去鼓山湧泉佛學院教課（實際是易地休養）。在鼓山，禮見了當代的名德——虛雲與慈舟二位長老。我那時出家不久，對叢林規制，佛門慣例，什麼都不懂。冒冒失失的樣子，現在想起來，還有點覺得可笑。年底，我回到廈門過舊年。

二十一年（二十七歲）上學期，大醒法師要我為甲班——我的同班同學講課。我有經不起人說好話的習性（問題是自己不會應付，不會說話，沒有那股斷然拒絕的勇氣），竟然答應下來。我是作為與同學們共同研究的；好在一向與人無爭，又沒有老師氣派，同學們也就將就些聽了。暑假中，我不慎的說了幾句話，大醒法師覺得我站在同學一邊。我那時忽然警覺過來：我是發心出家求法而來的，聽不到四個月的課，就在這裡當法師，真是不知慚愧！這裡，不可能達成我的求法願望，我應該自求充實。但我怎樣離開閩院呢？在師長面前，我是拿不出不顧一切的勇氣，於是想了一個辦法：我寫信給普陀山福泉庵，要他們這樣的寫封信來——你家裡的人，來常住找你，吵吵鬧鬧，你趕快回來自己處理。我就憑這封信去告假，大醒法師臨別贈詩：「南普陀歸北普陀，留君不住但云何！去時先定來時約，莫使西風別恨多」。我就這樣的走了，現在臺灣的學長戒德，那時也在閩院授課，也許還記得有這麼一回事。

我回到了普陀山福泉庵。初秋，就住到佛頂山慧濟寺的閱藏樓看藏經；白天閱讀（清代的龍藏）藏經，晚上研究三論與唯識。這個自修環境，雖然清苦些（就是找不到錢），為我出家以來所懷念為最理想的。好處在常住上下，沒有人尊敬你，也沒有人輕視你，更不會來麻煩你。在這裡足足的住了一年半，為了閱覽三論宗的章疏，在二十三年（二十九歲）正月，又到武昌佛學院去（以下簡稱武院，那時名為世界佛學苑圖書館）。新年裡，先與華清法師（諦閑老的法子）去奉化雪竇寺，我第一次禮見了太虛大師。然後經上海到南京，訪晤在中國佛學會服務的燈霞同學，瞻仰了中山陵。我又去棲霞山，瞻禮三論宗的古道場。在南京上船去武昌，意外的遇到了敏智、肇啓（？）二位，從常州天寧寺來，也是要去武院的。武院是虛大師倡辦的。那時的武院，由法舫法師主持。有研究生，如談玄、葦舫、塵空、力定、洪林等六七位。附設有佛學院，學生約二十人。我在武院半年，三論宗的章疏讀完了，天氣太熱，我就回到了佛頂山。

六、七月間，虛大師附了常惺法師的來信，邀我再去廈門。那時，閩院已由常惺法師任院長，人事有了變動。在當時的青年學僧心目中，常惺法師是一位被崇仰的大德，我也就決定去一趟。住了半年，在二十四年（三十歲）正月，我就與常惺法師的法子（南亭法師的法弟）葦中法師，同船回上海。我再住佛頂山的閱藏樓，直到二十五年（三十一歲）底，才以不可思議的因緣而離開了普陀。

這裡，我想敘述一則痛心的因緣。當我（二十四年）要離開閩院時，一位蘇北同學——聖華，搭衣持具來頂禮，說願意親近法師。我生於浙江，出家於浙江，所以不懂得這是什麼意思。只告訴他：「我要回去看藏經，將來有緣共住吧」！聖華是文質彬彬，謙和有禮的。後來，他也要來看藏經，我告訴他閱藏樓的一切實際情形。並且說：慧濟寺是子孫叢林，我雖是親房，也等於客住。但他誤會了，來了。在他長養於蘇北寺院的傳統意識裡，以為我久住佛頂山，將來會在佛頂山做方丈的。他來親近我，就有受記做方丈的希望。我發見了他的錯覺，一再的談些佛頂山的歷史，佛頂山的家風，但他著了迷一樣的，怎麼也不肯相信。二十五年冬天，我離開了普陀，聖華似乎失去了世間的一切，不久就變得神經錯亂。聖華的本性，溫和純良，潔身自好，雖然能力薄弱些，但可以做一個好和尚。在蘇北佛教的環境中，如出家而不能受記、當家、做方丈，那是被輕視的，可恥的，簡直有見不得爹娘，見不得師長的苦衷。聖華就是被這種傳統所害苦了的！聖華的不幸，使我對於今日佛教的一角，有了新的認識，新的歎息！

四　誰使我離開了普陀

為遊覽而出去遊覽，我平生只有過一次。只此一次，恰好免除了抗日期間，陷身敵偽下的苦境，可說是不自覺的預先在安排避難。經過曲折而希奇，因緣是不可思議的！

民國二十五年（三十一歲）秋天，我在普陀佛頂山，完成了全藏的閱讀，心情頓覺輕鬆。偶而去客堂（頌萊同學在客堂任知客），才聽說九月裡，蔣委員長（即總統蔣公）五秩大壽。經國先生令堂毛太夫人，在天臺山國清寺為委員長祝壽。在山上普設千僧大齋，通告各方：結緣是每人海青料一段，銀圓壹元。這個消息，忽然引起我的動念：天臺山國清寺，是智者大師——天臺宗的根本道場，我從來不曾去過。名山勝地，何不趁此齋會，順便去瞻仰一下！一舉兩得，越想越好，九月中旬，我就背起衣單，過海趕千僧齋去了。

一到寧波，就去延慶寺，這是亦幻法師總持事務，與虛大師有關係的道場。幾位熟識的道友，見我那個掛單模樣，要去天臺山趕齋，就勸我說：「這次千僧齋會，去的人實在太多了。這幾天的國清寺，不但住眾擠成一團，無單可安（沒有睡覺的地方），連飲水也有了問題。天臺山是值得去的，但如不是為了一塊錢，一塊布，那大可不必趕著去受苦。過幾天，齋會過了，我們介紹你去住幾天，到處瞻禮，何等自在」！我是個一向懶於趕齋，生怕睡眠不好的人，聽他們這麼一說，也就暫時留下，等過了齋期（壽誕）再去。

在延慶寺住了兩天，吃飯睡覺，實在乏味。想起了慈北白湖（鳴鶴場）金仙寺，是亦幻法師住持的地方。聽說風景優美，芝峰法師及守志（即竺摩）、月熙等同學，都住在那裡，倒不如先去白湖走一趟，回來再上天臺山不遲。決定了，就到金仙寺來。這裡，倒是一個好地方，湖光山色，風景著實不錯！在這裡自修，應該是極其理想的，但在我的感覺中，似乎太自由了一點。

金仙寺住了幾天，打算明天要回寧波了。廈門的慧雲（俗名林子青），忽在傍晚的時候來了，他就是從國清寺趕了齋下來的。大家見面，有說有笑。說不到幾句，慧雲忽然想到了什麼，拿出銀元二十元給我（那時的幣值很高）說：「知道你在普陀，卻找不到通訊處，我也無法寄給你。隆耀說：別的無所謂，只是印順同學的二十塊錢，無論如何，你也得代我交還他。難得在這裡遇到了你，我也總算不負人之託了」。慧雲來得意外，二十塊錢也來得意外，這裡面原是有一段因緣的。

二十三年（二十九歲）下學期，我在閩院教課。隆耀（寶華山引禮出身）、慧雲，受臺灣開元寺的禮請，一個羯磨，一個教授，要到臺灣去傳戒。隆耀想到見了臺灣的諸山長老，也得備點禮物，表示敬意。他是沒有錢的，沒有去與有錢的同學商量，卻來找我這個窮同學，商借二十元。二十元，是我所有的不少部分。我與隆耀沒有特別的友誼，但我毫不猶豫的答應了他。他們傳戒終了，正想離臺返廈，卻被日本刑警逮捕，嚴刑苦打。曾傳說隆耀（身體本來瘦弱）經不起刑責，已經死了。二十四年正月，我離開廈門，從此杳無消息，我也早已忘記這二十元了。想不到隆耀沒有死，也沒有忘記我，自己還在臺灣休養，首先就設法託慧雲歸還我。佛經說：種因的會結果，這原不過遲早——今生或來生而已！

慧雲是從杭州去天臺山的。說到杭州，慧雲的話就說開了。「杭州開化寺六和塔住持妙乘，是閩院老同學，對於閩院同學，來者不拒，去者不追。到了他那裡，有吃有住。至於參觀遊覽，那就各人自由。我住在六和塔，已一個多月了」。月熙想到杭州去，邀我同行。出家以來，我沒有去過西湖。現在有人導遊，還得了意外的財物（二十元），我也就放下天臺山，先作杭州西湖之遊了。

九月廿二日晚上，才到了錢塘江邊的開化寺。第二天（國曆十一月六日）早餐畢，妙乘提議：「今天太老（指虛大師）在靈隱寺講《仁王護國般若經》。我們是雲來集菩薩，也該去參加開經法會才是」。大家沒有異議，上午就到了靈隱，我也隨眾禮見了虛大師。下午聽完了經，就回開化寺。晚上，慧雲對我說：「太老好像有話要和你說似的」。我說：「我倒沒有覺得」。但我心裡想：虛大師也許會有話要和我說的。去年（二十四年）國曆四月間，為了組織中日佛學會，出席泛太平洋佛教青年會，我不同意虛大師的態度。大師自己不參加，卻默許部分的弟子去參加。我以為：日本軍閥的野心是不會中止的，中日是遲早要一戰的。處於這個時代的中國佛教徒，應愛護自己，不宜與特務化的日僧相往來。也許措辭過分激烈了，我與大師的聯絡，也就中斷了一年多。

過了兩天，妙乘在開化寺設齋，供養虛大師，沒有外客。在席上，虛大師向我提起：武院要辦研究班，這是由上海三昧庵寬道發心每月資助（貳）百元而引起的。有幾位研究三論的，所以希望我去武院，指導他們研究。我說了幾句謙辭的話，大師以「去一趟」來結束話題。這就是虛大師所要與我說的，說了也就算了。

我在杭州住了一星期，忽然遊興大發，也許是二十塊錢在作怪。離開杭州，首先到嘉興楞嚴寺掛單。常住佛事興隆，我被派去拜了一天梁皇懺。看情形不對，第二天起單，到旅館去住了一天。多少遊覽，就搭車去江蘇的鎮江。訪玉山超岸寺，見到了守培老法師。寺主雪松，陪我去金山；又到竹林寺一宿，見到正在編輯《中國佛教人名大辭典》的震華。回到超岸寺，梵波（也許是養波，一位武院的同學）從焦山來，我就隨梵（？）波去焦山。焦山的住持靜嚴，是閩院的同學，在這裡受了幾天招待。忽有六度（也是去過閩院的）從廬山大林寺下來，要回小廟去，他就成為我漫遊的引導者。陪我去揚州；到如皋的菩提社，這是六度出家的地方。我住了好多天，多少領略到蘇北寺僧的生活情形。然後經過南通，參觀了嗇公墓，吳畫沈繡之樓——樓上藏有歷代名人的觀音畫像。最後到了狼山，這裡也有一位力定同學。住了兩三天，這才與六度話別，而搭輪船回上海。三個星期的漫遊，漫無目的的遊歷，錢也用完了，人也累了，遊興當然也就沒有了。天臺山以後再說，決定先回普陀去。

虛大師創辦的中國佛學會上海市分會，是附設在三昧庵內的，聽說燈霞同學在那裡當幹事。我在決定回普陀山的前一天，去三昧庵看他。談了一回，準備走了，他說：「下午請常惺法師演講，你吃了午飯，聽完講再走吧」！也好，我橫豎是沒有事的。午後，慧雲、妙乘，又在這裡碰上了，真是巧合！妙乘一直埋怨我：「走了也沒說個去處！在你走了以後，太老一再派人來找你」。我說：「到那裡，我自己也不知道呀」！不久，虛大師來了，常惺法師也來了，三昧庵主寬道（原是普陀洪筏院子孫）當然也到了。講演完畢，大家坐下來，虛大師重申前議，要我到武院去。大家幫著大師說話，不善詞令的我，在這師友的包圍下，實在應付不了。虛大師拿出二十塊錢，給我作旅費。我還是要推，妙乘可說話了：「老法師給幾個錢，我們做弟子的，只有說聲謝謝。你去不去武昌，都沒關係，慢慢決定好了」。不會說話的我，就這樣沒奈何的收了下來。回到普陀山，越想越不是滋味。我真是不該到三昧庵去的！但我又怎麼知道三星期的漫遊，會在這裡碰上了呢！約會也沒有這麼巧呀！武院，我是去過的，並不想再去；特別是武漢的炎熱，我實在適應不了。可是旅費已拿了，拿錢而不去，我是不能這麼做的，除非將錢退回去。想來想去，也許還是（缺乏斷然拒絕，不顧一切的勇氣）人情難卻，沒奈何的決定：去一趟，明年早點回普陀山度夏。

從普陀到武昌，已經是臘月中旬了。二十六年（三十二歲）的五月初，我就病倒了——老毛病。痾了幾天，溫度忽然高起來，院方才把我送入漢口某日本醫院。住了十幾天，才出院回來。天氣那樣的熱，睡眠不足，飲食減少，病雖說好了，身體卻還在衰弱下去。國曆七月七日，蘆溝橋的抗日砲聲響了。國曆八月十三日，淞滬的戰爭又起。到國曆十二月四日，南京也宣告失守。想回普陀的希望，是越來越不可能了！身體一直在奄奄無生氣的情況下。到二十七年（三十三歲）七月，武漢也逐漸緊張起來，這才與老同學止安經宜昌而到了重慶，我就這樣的渡過了抗戰八年。我為什麼到四川？追隨政府哪！響應虛大師的號召（共赴國難）哪！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對我是完全不適用的。在我的回憶中，覺得有一種（複雜而錯綜的）力量，在引誘我，驅策我，強迫我，在不自覺、不自主的情形下，使我遠離了苦難，不致於拘守普陀，而受盡抗戰期間的生活煎熬。而且是，使我進入一新的領域——新的人事，新的法義，深深的影響了最近幾十年來的一切。抗戰來臨的前夕，一種不自覺的因緣力，使我東離普陀，走向西方——從武昌而到四川。我該感謝三寶的默佑嗎？我更應該歌頌因緣的不可思議！

五　最難得的八年

最難得的八年（二十七年七月到三十五年三月），為我出家生活史中最有意義的八年，決定我未來一切的八年。

二十七年（三十三歲）五月，武漢外圍一天天緊張起來。老同學葦舫（蘇北人），在武院編《海潮音》，也是當時武院的管理者。他一直說要與向領江的結緣船（行駛重慶上海間的福源輪船）接洽，送我們——我與老同學止安去四川。但是結緣船一班又一班，武漢三鎮的尼眾去了不少（後來虛大師為他們成立尼眾避難林），就是輪不到我們。七月中，止安著急了，自己出去想想辦法，當下就買了兩張到宜昌的票回來，陪我去宜昌，暫住古佛寺。一到宜昌，才知道問題嚴重。在宜昌等船入川的，真是人山人海，去四川的船票，我們是沒有能力（有錢也不成）買到的。後來，還是虧了向領江的結緣船，才能順利的到達重慶。向領江的結緣船，不用接洽，也不用買票，只要出家人，就可以一直走上去。在船上，有飯（素菜）吃；到了重慶南岸，每人還給兩毛錢的輪渡費。向領江半生結緣，真正功德無量！我們的船一到，老學長樂觀早在碼頭上搖手，招呼我們。

第二天，我與止安就去了北碚縉雲山，住在漢藏教理院（以下簡稱漢院）。法尊、法舫、塵空、雪松（前超岸寺寺主）諸法師，都在這裡。最初的一年半中（二十七年八月到二十八年底），法尊法師給我很多的法益。他是河北人，沒有受過近代教育，記憶力與理解力非常強。留學西藏並不太久，而翻譯貢獻最大的，是他。在虛大師門下，於教義有深廣了解的，也是他。我為他新譯的《密宗道次第廣論》潤文，遇到文字不能了解的，就去問他。黃教對密乘的見解與密乘的特質，我因此而多少了解一點。他應我的請求，翻譯了龍樹的《七十空性論》。晚上，我們經常作法義的探討，我假設問題以引起他的見解；有時爭論不下，最後以「夜深了，睡吧」！而結束。這樣的論辨，使我有了更多與更深的理解。深受老莊影響的中國空宗——三論宗，我從此對它不再重視。法尊法師是引發了一些問題，提供了一些見解，但融入我對佛法的理解中，成為不大相同的東西。他對我的見解，當然是不能完全同意的，但始終是友好的，經常在共同討論。我出家以來，對佛法而能給予影響的，虛大師（文字的）而外，就是法尊法師（討論的），法尊法師是我修學中的殊勝因緣！

二十九年（三十五歲），我去了貴陽。大覺精舍是華府所興建，天曦老法師弘化的道場。曦老去世了，曦老的徒孫明照，在漢院求學，就約我到貴陽去。那時是戰時，我又沒有活動力，所以沒有作什麼，只是自修，寫《唯識學探源》。施主華問渠先生，已失去了他父母那種信佛護法的精神，而只是父母傳下來，不好意思結束，姑且維持下去。年底，我回漢院過年。

到了漢院，就見到從香港來漢院旁聽的演培、妙欽與文慧。三十年（三十六歲），我就為他們講《攝大乘論》，大家非常歡喜。秋天，演培約了幾位同學，到合江法王寺，辦法王學院，請我去當導師。導師原是不負實際責任的，但適應事實，逐漸演化為負責的院長。三十三年（三十九歲）夏天，三年圓滿，我才又回到漢院。在這一期間，又見到了光宗、續明、了參（俗名葉均）他們。

在四川（二十七——三十五年），我有最殊勝的因緣：見到了法尊法師，遇到了幾位學友。對我的思想，對我未來的一切，都有最重要的意義！我那時，似乎從來沒有離了病，但除了不得已而睡幾天以外，又從來沒有離了修學，不斷的講說，不斷的寫作。病，成了常態，也就不再重視病。法喜與為法的願力，支持我勝過了奄奄欲息的病態。

六　三部書

有三部書，對我早期的寫作，資料方面有相當的幫助；而且，見到這三部書，都還有點意外之感。

一、多羅那他的《印度佛教史》：二十六年（三十二歲），我在武院病了，一直不能康復。由於七七事變，全國抗日，虛大師與法尊法師都從廬山來，留學日本的墨禪學長也來武院小住。墨禪隨身帶有日本寺本婉雅所譯的《ターラナータ印度佛教史》，這是西藏著名的史書。我不通日文，好在譯本中的人名、地名、佛法術語，多用漢字譯出，所以也可以多少了解。這本書對無著、世親時代的佛教，後期中觀學者的興起，與唯識學者的論諍，特別是秘密大乘的興起與發展，有相當詳細的敘述。我向他借來慢慢看，他不久就去了香港。抗戰勝利回來，知道墨禪已在上海去世。這樣，這本書「久借無歸」，也就成為我的書了！

二、宗喀巴的《密宗道次第廣論》：二十七年（三十三歲）秋天，我到了四川縉雲山的漢藏教理院。學院已經開學，所以我住在（教師住處）雙柏精舍，只是自修而已。《密宗道次第廣論》，是法尊最近從藏文譯出的，虛大師要我為這部書潤文。這是西藏格魯派宗喀巴大師所著的，對祕密乘——「事，行，瑜伽，無上瑜伽」四部續的次第作扼要的敘述。我讀了這本書，了解到祕密乘嚴重的天化特性，如「修六天」，「天色身」，「天慢」等，真是「天佛一如」。有些術語，我不能了解，就請問法尊法師；從前閱讀大藏祕密部，如金剛，蓮華等術語，也就能了解是什麼。我的「潤文」，只是文字方面的略作修潤，內容是決不改的。這部書，漢院刻經處沒有出版，託人帶到北平，由「北京菩提學會」出版，託人帶多少部回四川。這本來是限於學密者閱讀的，因為掛名「潤文」，也給了我一部。《印度之佛教》十七章的〈密教之興與佛教之滅〉，這部書提供了主要內容，這真是因緣巧合了！

三、《古代印度》：這是《Ancient India》的中文譯本，是《印度史》的一部分。三十年（三十六歲），有人將這部譯稿，帶到漢藏教理院來。古代的印度，佛教是相當重要的宗教，流行了千五（六）百年。這部書當然要談到佛教；為了譯稿的更為正確，所以譯者送來漢院，希望能對有關佛教部分，加以校正。我以先讀為快的心情，取得一讀。全書十二章，從「史料及古史」，到「南印度」，我就擇要的記錄下來。對後來《印度之佛教》的寫作，才有了史的重要參考。而這部譯稿的譯者是誰，這部譯稿有沒有出版，我並不知道。我與這部譯稿的相見，是非常意外的！

七　業緣未了死何難

「人命在呼吸間」，佛說是不會錯的。健全結實的人，都可能因小小的因緣而突然死去。死，似乎是很容易的，但在我的經驗中，如因緣未盡，那死是並不太容易的。說得好，因緣大事未盡，不能死。說得難聽些，業緣未了，還要受些苦難與折磨。

話，應該說得遠一點。我是七個月就出生的；第十一天，就生了一場幾乎死去的病。從小身體瘦弱，面白而沒有血色。發育得非常早，十五歲就長得現在這麼高了。總之，我是一向不怎麼結實的，但出家以前，倒也不覺得有什麼病。

二十五歲出了家，應該好好的精進一番。但是，「學佛未成成病夫」，想起來也不免感傷。二十年（出家的下一年）五月，我在廈門病了。天天瀉肚，同學們勸我醫治，我總是說：「明天再說」。我沒有醫病，問題是沒有錢。我不能向人借錢，我沒有經濟來源，將來拿什麼還人呢！記得故鄉的一句俗語：「有錢藥又藥，沒錢拼條命不著」。病，由他去吧！又信同學（普陀錫麟堂子孫）來看我，一句道破：「你是沒有錢嗎」？「是的，只有一塊錢」。他說：「夠了，夠了，我給你安排」。買了一瓶燕醫生補丸（二角八分），讓他瀉一下，不准吃東西。買半打小聽的鷹牌煉乳，一天可吃三次。用不到一塊錢的特別辦法，果然生效，病就漸漸好了。但病後沒有調養，逢到天氣炎熱，睡眠不足，身體不免虛弱下來。一位同學死了，上山去送往生。經不起山風一吹，感冒咳嗽，這算不得大病。一直拖到七月，精神還是不能恢復。承大醒法師的好意，派到鼓山去教課。山上空氣好，天也涼快了，這才好轉過來。

二十六年（三十二歲）五月，又在武昌病了，老毛病。病好了，還是一天天衰弱下去，從睡眠不足而轉為失眠，整天都在恍惚狀態中。有時心裡一陣異樣的感覺，似乎全身要潰散一樣，就得立刻去躺著。無時不在病中，對我來說，病已成為常態。常在病中，也就引起一些觀念：一、我的一句口頭禪：「身體虛弱極了，一點小小因緣，也會死過去的」。二、於法於人而沒有什麼用處，生存也未必是可樂的。死亡，如一位不太熟識的朋友。他來了，當然不會歡迎，但也不用討厭。三、做我應做的事吧！實在支持不了，就躺下來睡幾天。起來了，還是做我應做的事。「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我有什麼可留戀的呢！但我也不會急求解脫，我是一個平凡的和尚。

「身體虛弱極了，一點小小因緣，也會死過去的」。我存有這樣的意念，所以我在武昌，一向是不躲警報的。因為我覺得：如真的炸中了，那怕小小彈片，我也會死去的，不會傷殘而活著受罪。一天晚上，敵機來得特別多。武院當時住有軍事器材庫（科？），一位管理員，慌得從樓梯上直滑下來。有人急著叫我，我沒有感激他，相反的嫌他囉囌，這可以反映我當時的生死觀了。然而這一觀念，在我兩次應死而不死的經驗中，證明了是並不正確的。

一次是民國三十年（三十六歲）的中秋前夕，我在縉雲山。月餅還沒有吃到，老毛病——肚子倒先有了問題。腹部不舒服，整晚難過得無法安眠（可能有點發熱）。學院的起身鈴響了——五點半，天色有點微明。我想起來去廁所，身體坐起，兩腳落地，忽然眼前一片烏黑，一陣從來沒有經驗過的異樣的疲倦感。我默念「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我不是祈求三寶的救護，而是試驗在這異樣的境界中，自心是否明白。接著想：「再睡一下吧」！這應該是剎那間事，以後就什麼都不知道了。忽然有了感覺，聽到有人在敲門，是同事在喚我早餐了——七點鐘。看看自己，腳在地上，身體卻擱在床上；滿褲子都是臭糞。慢慢起來，洗淨了身體，換上衣服，再上廁所去。我知道，這是由於腹瀉而引起的虛脫。昏迷這麼久——一點多鐘，竟又醒過來了。我想，假使我就這樣死了，也許別人看了，會有業障深重，死得好慘的感覺。然在我自己，覺得那是無比的安詳與清明。我不想祈求，但如將來這樣死了，那應該說是有福的。

另一次是民國三十一年（三十七歲），我在四川合江（法王寺所辦的）法王學院。一個初夏季節，常住為了響應政府的減（或是限）租政策，晚上（農夫們白天沒有閒）召集佃農，換訂租約。法王寺的經濟，就是田租；田多，佃農也多，一則一則的換訂新約，工作極其繁重，我也得出來幫助一下。我的工作是計算，田幾畝幾分幾釐，年繳租穀幾石幾斗幾升幾合。佃約寫好了，我又拿來核對一下，以免錯誤。這一晚，直到早上三點多鐘才結束。

過度疲勞，我是睡不著的。早餐後，還是睡不著，於是出門去散步。寺在深山，沿途是高低起伏的曲徑。經過竹林旁邊，被地上的落葉一滑，就身不由主的跌了下去。只覺得跌到下面，站不住而又橫跌出去，別的就什麼都不知道了。約有半點多鐘，我才逐漸醒過來。覺得左眉有點異樣，用衣袖一按，有一點點血。站起身來一看，不禁呆了，原來從山徑跌下來，已翻了四層坡地，共有四、五丈高。我也顧不得一隻鞋子還在上層，就慢慢的走回來。最後，爬上三、四十層石級，才到達寺院。那一天，學僧們出坡採茶子去了，演培帶著學僧們上山，僅有文慧在院裡。左眉楞骨上的傷痕，深而且長，可是出血不多（也許這裡微血管不多）。文慧就為我洗淨，包紮好。我上床睡了一下，忽然痛醒了。右腳的青筋，蚯蚓般的一根根浮了起來，右腳痛得幾乎不能著地，原來腳筋受了重傷。深山無醫無藥，想不出辦法。到合江去就醫嗎，距離七十五華里，坐著滑竿急急的走，也要八個小時。我在山上跌傷了，驚動了全寺。丈室的一位老沙彌，自己說會醫，看他說得很有信心，也就讓他醫了。他用烘熱了的燒酒，抹在筋上，一面用力按摩。他是懂得拳術的，把我的右腳，又搖又拉，當時被按摩得很痛。人疲倦極了，漸漸睡去，等到中午醒來，青筋不見了，腳也不痛了。這類急救，比西醫還有效而迅速得多。極度衰弱的人，跌了這麼一跤，竟然沒有死去。不但沒有死，眉心的創傷，幾天就好了，連傷疤也沒有留下多少。腳筋扭傷了，恰巧有一位老沙彌，一摩就好。只是上面的門牙，跌鬆而長出幾分；下齒折斷了兩根。不好看，咀嚼也不中用，但上牙又自然的生根，到民國五十五年（六十一歲）才拔去。這一跤，不能說不嚴重，可是沒有死去，也沒有留下傷痕，真是奇妙的一跌！這一跤，使我有了進一步的信念。「身體虛弱極了，一點小小因緣，也會死過去的」——這幾句口頭禪，從此不敢再說了。業緣未了，死亡是並不太容易的。

五十六年（六十二歲）冬天，我去臺北榮民醫院作體格檢查。車是從天母方面過去的；我坐在司機右側，後座是紹峰、宏德，還有明聖。醫院快要到了，前面的大卡車停了，我們的車也就停了下來。不知怎的，大卡車忽然向後倒退，撞在我們的車上。車頭也撞壞了，汽車前面的玻璃，被撞得紛紛落在我的身上。大家慌張起來，我坐著動也不動。他們說我定力好，這算什麼定力！我只是深信因緣不可思議，如業緣未盡，怎麼也不會死的（自殺例外）。要死，逃是逃不了的。我從一生常病的經驗中，有這麼一點信力而已。

八　我回到了江南

抗戰勝利了，舉國歡騰，我也該回去了！但是，不要說飛機，就是沿長江而下的輪船，也是票價貴得嚇人，還要有人事關係才行。這不是我們所能的，安心的等著吧！三十五年（四十一歲）清明前後，才發現了一條可以回來的路，那就是經西北公路到寶雞，再沿隴海路東下。雖然迂迴了一點，但到底是可以通行的，而且還可以瞻仰隋唐盛世的佛教中心。我與演培、妙欽，他們連皮箱都賣了（我是想賣也是沒有可賣的），湊足了旅費，才離開了值得懷念的漢院。從重慶出發，那時的光宗與了參，在重慶相別，他們正準備去錫蘭深造。

到了西安（古稱「長安」），受康寄遙居士的招待。在佛學社、寄園住了幾天，移住城南的大興善寺。這裡，有籌辦巴利三藏院的計劃；一位漢院同學╳悟，在這裡主持一個初級佛學院。我們借了一輛牛車，費了一天工夫，才到羅什塔去瞻禮。那時的羅什塔，等於一所鄉村小廟，想起逍遙園時代的盛況，都不盡有無常之感。我們去瞻仰興教寺，大慈恩寺等古剎。名剎多少還留點遺跡，所以西安一帶，寺多僧少，地大寺小，隋唐佛教的光輝，在這裡已完全消失了！

經洛陽、鄭州，到達開封。鐵塔寺與開封佛學社，都是淨嚴法師主持的。淨嚴是武院的老學長，從慈舟老法師出家；那時，續明也在這裡。我經過一個多月的辛苦，病倒了，只能留下來養病，讓演培與妙欽先回去。我住在佛學社，又上了現代佛教的一課。一位憲兵司令（大概是駐鄭州的），有事到開封來，到佛學社來看淨嚴法師。淨嚴法師而外，戴湄川居士（前國會議員）也在座。這位司令談起了佛法：他曾以「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考問過好幾位法師。在重慶也問過法尊法師，也還是差一點。戴湄川說：「司令對佛法真是深有研究了」！他說：「抗戰，剿匪，為國家服務，還不能專心研究；曾看過一部有注解的《心經》」。他走了，戴湄川說：「好小子！我真想刮他兩個耳光。憑他看過一部《心經》注解，就狂妄到那個樣子」！這件事，對我的印象極深。出家人對佛法不大留心，而對軍政名流、護法居士，卻一味奉承逢迎，按時送禮請齋。說到佛法，自己不會說（也有謙恭而不願意說），卻來幾句：「大居士深通佛法」，「見理精深」，「真是見道之言」。被奉承的，也就飄飄然連自己的本來面目都忘了。憑固有的文字根柢，儒道思想，讀幾部經，看幾則公案，談禪、說教，就是大通家了！輕視出家人的風氣，那位司令只是最特出的一位！為什麼會這樣？就是自己無知，卻奉承逢迎，攀緣權勢。所以，如果說有「四寶」，那只因僧不成寶，怪不得別人。我從不要求大居士的尊敬，（對佛法的理解）也從不會恭維他們，免他們陷於輕僧、毀憎，連學佛的基礎——歸依三寶功德都不能具足。

我準備要東下了。七月十五日，佛學社有法會。下午，忽然時局緊張起來，開封城外也聽到了槍聲。據說：蘭封的鐵路，被八路軍扒了。沿隴海路東下的希望沒有了，一切唯有讓因緣來決定。隔一天，淨嚴法師與我到了鄭州；我再從鄭州南下到武昌。在鄭州著了涼，在武院咳嗽了一個多月，暫時留了下來。武院的房屋，在葦舫的努力下，正在補修恢復。

三十六年（四十二歲）正月，我回到了上海，在玉佛寺禮見了虛大師。大師那時有說不完的不如意事，心情沈重。那時的杭州靈峰，辦理武林佛學院，演培與妙欽，都在那裡任教，所以我先到杭州去看看。大師說：「回來時，折幾枝梅花來吧」！靈峰是杭州探梅的勝地。我去了幾天，就得到虛大師病重，繼而逝世的消息。我折了幾枝靈峰的梅花，與大家一起到上海，奉梅花為最後的供養。我在開封，在武昌，一再滯留，而終於還能見到大師，也算有緣了！大師的弟子都來了，我被推主編《太虛大師全書》。這是我所能做的，也就答應了。與續明、楊星森，在三月裡到了雪竇，受到寺主大醒法師的照顧；全書到第二年四月才編集完成。

三十六年與三十七年，我都回過普陀山，那只是為了禮見先師。普陀山一切都變了，閱藏樓也變了，其實京、滬、杭一帶的佛教都變了，變得面目全非。一切都變了，有一切無從說起的感覺。三十七年（四十三歲），從普陀回杭州，要進行「西湖佛教圖書館」的籌備工作。經過寧波，到延慶寺，恰好見到了錫蘭回來的法舫法師，他是去雪竇禮敬虛大師舍利而下來的。大醒法師感慨的說：「雪竇寺存有多少錢，多少穀，請法舫法師繼任住持，來復興虛大師主持過的道場。我說了兩天一夜，現在連聽也不要聽了」！我說：「我來說說看」。我說明了雪竇寺的實況：雪竇寺的好處——蔣主席的故鄉，常住經濟也可維持二十多人；雪竇寺大醒法師也有些困難，最好法舫法師能發心接任。我說了好處，又說了壞處（大醒法師專說好處），法舫法師就接受了，忙著準備晉山。雖然時局變化，等於沒有這回事，我內心還是很歡喜的。亦幻法師說：「法舫住持雪竇，將來辦學，印順一定會來幫助的」。這種適合一般人的想法，對我是不一定適合的。

九　廈門、香港、臺灣

千僧齋，慧雲交來的二十元，遊興勃發，三昧庵的突然相逢，武昌的病苦，使我意外的避免了敵偽下生活的煎熬。現在，又一次的避免了苦難，已經過了五十年的自由生活。我的身體衰弱，不堪長途跋涉。生性內向而不善交往，也不可能有奔向（語言不通的）香港與臺灣的決心。我是怎樣避免了的？這是又一次不自覺的在安排，預先脫離了險地。

因緣是非常複雜的，使我遠離政治動亂的苦難，主要應該是妙欽。妙欽與演培等，在漢院同住了幾年，在法義的互相論究中，引發了一種共同的理想。希望在杭州一帶，找一個地方，集合少數同學，對佛法作深一層的研究。三十六年（四十二歲）冬天，以佛性（禪定和尚的弟子，曾在漢院任監學）名義，接管杭州岳墳右後方的香山洞，籌組「西湖佛教圖書館」，就是這一理想的初步實施。這是我對佛法的未來理想，理想只如此而已。在幾位學友中，我是大了幾歲的，隱隱然以我為主導，但我沒有經濟基礎，連自己的生活都解決不了。那該怎麼辦呢？當然寫緣起哪（這是我的事），找贊助人哪（佛性出去跑了幾趟），而主要卻寄希望於妙欽的一位長輩。

妙欽是廈門（原籍惠安）人，與性願老法師有宗派的法統關係。抗戰期間，性老開化菲島。三十七年冬天，性老回國，在南普陀寺舉行傳戒法會。本來，性老與虛大師的風格是完全不同的。虛大師門下，在閩南長老，特別是性老的心目中，也沒有留下良好的印象。我想，也許我是念公（福建金門人）的弟子，但主要是妙欽為我在性老前的揄揚。妙欽也希望我趁此戒會，與性老見面，可能將來會對我們的理想能有所幫助。性老來信，要我去廈門，隨喜這難得的戒會，旅費也寄來了。說來有點離奇，傳戒法會，遠道去禮請羯磨、教授、引禮，是常有的；遠道禮請人去隨喜，是不曾聽說過的。我不好辜負性老的盛意，只能以祝賀者的心情，由妙解（妙欽的師弟）陪從，離杭州而去廈門。

那時，已是三十七年十月，金元券的價格開始下落。買輪船票不容易，妙解從（福建人開的）桂圓行弄到一張船票，上船交錢。兩個人，一張票，上去了再說。等到輪船快開，也就是要買票了，才知道票價漲起十分之五，我們的錢只夠買一張票了，怎麼辦？我當然是沒有辦法的。妙解展開了外交活動，用閩南話與人攀談。一位（走單幫的）青年攀上了，他母親是常去南普陀寺進香的。就憑這點，向他借到了買票的錢。年輕人有活力，能創造因緣，想到自己那樣的純由因緣的自然推動，實在太沒用了。虧了妙解，我才能到達廈門。可惜他遠去星洲，因緣不順，年輕輕的早死了！

我就這樣的，意外的到了廈門。傳戒法會期間，見到了恩師念公上人與師弟印實。傳戒法會終了，性老約我去泉州（我就只去了這一次）。先到同安的梵天寺，這裡是先師念公，師弟印實，我（先師為我代收）的徒弟厚學在管理。同安梵天寺，是著名的古剎，但現在是衰落極了！過了一宿，又隨從性老到泉州，住在百原寺（也就是銅佛寺）。泉州三大名剎——開元寺，承天寺，崇福寺，及開元的東西二塔，都曾去瞻仰。性老留在泉州過年，我先回廈門，已是年底，常住的年飯都已經吃過了。

一過新年，三十八年（四十四歲）正月，京滬的形勢緊張，我就住了下來。隨緣辦了一所「大覺講社」，演培、續明也都約到廈門來。到了六月，漳州、泉州一帶，戰雲密布，我就與續明、常覺、廣範、傳╳，離開了廈門，到達香港。我怎麼會到香港？法舫法師在香港，一再催我到香港，並說住處與生活，一定會為我安排，我多少有了短期可託的信念，而我內心的真正目的，是想經雲南而到四川北碚的縉雲山。法尊法師來信：局勢不妙，早點到四川來（以為抗戰時期那樣的可以偏安），免得臨時交通困難。我對縉雲山，是有一分懷念的，我就這樣的到了香港。妙欽那時已去了馬尼拉，寄一筆錢來，決定在港印行我在「大覺講社」所講的《佛法概論》，等到《佛法概論》出版，大陸的局勢急轉直下，縉雲山已是可望而不可能再去的了。《佛法概論》為我帶來了麻煩，然我也為他而沒有在大陸受苦，因緣就是那樣的複雜！

在香港三年，我又到了臺灣。到臺灣，應有三次因緣：三十八年（四十四歲）初夏，大醒法師勸我到臺灣，詞意非常懇切，我也有了到臺灣的意思。但他在信上說：「你來，住所我一定可以為你設法」。這一說，我可猶疑了。我不會閩南話；不會與人打交道，拉關係；我也不能幫常住的忙。寄居臺籍的寺院，自覺難以適應，所以也就沒有來。

三十九年（四十五歲），我住在香港新界大埔墟的梅修精舍。黃一鳴（國大）代表也住在大埔墟，曾見面數次。黃代表自認皈依太虛大師，也與燈霞相識。他要到臺灣，見我們的生活太苦，勸我到臺灣去。他到了臺灣，大概在李子寬老居士（以下簡稱子老）面前，提到了我，並說我想到臺灣來。所以子老給了我一封信，首先表示歡迎，接著說：大師全書正在香港印行，希望我能繼續主持，完成後再來臺灣。全書的印行，我不負任何責任，所以當時讀完了信，真說不出是什麼滋味。其實，這是黃代表的好意，我當時並沒有來臺的意思。事後回憶起來，我應該感謝子老。因為，要等政局比較安定，政治更上軌道，四十一年（四十七歲）秋天，我才可以來臺。如三十九年就到了臺灣，免不了一場牢獄之災。遠離政治動亂的苦難，我有意外的因緣；到臺灣也就有較安全的因緣——因緣是那樣的不可思議！

十　懷念大法師

民國二十年春，我到閩南佛學院求學。院長虛大師常在外弘法，院務由代院長大醒法師主持，同學們稱之為大法師。由於我夏季多病，大法師推介我去鼓山，任湧泉佛學院教師；年底回閩院，大法師又要我為同學們講課。我得到較多的休息時間，不健康的身體也就拖延下來。大法師對我的恩德，是難以忘卻的。

大法師的名字——大醒，是虛大師給予的。虛大師的出家弟子，如大慈，大勇，大嚴，大剛等，都以「大」為名。沒有從虛大師出家，而虛大師賜名大醒，這是眾多學生中的唯一人，也可見虛大師對大法師的厚望了！大法師於十三年秋入武院。十四年春，「武院同學會」編發《新僧》，大法師就從事虛大師佛教革新運動的宣揚。虛大師主持的閩院，十六年冬，發生了革命性的學潮，南普陀寺的寺務與院務都陷於停頓。十七年春，大法師奉命去廈門，整理寺務與院務，編發《現代僧伽》。當時由於政局的變化，中國佛教會都無法成立，佛教到了危急存亡關頭，所以對墨守成規的老法師、老居士，不免有評責的言辭；也就被看作「新僧」，受到傳統佛教的嫌惡。說到新，我想從事實說起：鼓山辦湧泉佛學院，請大法師為副院長，教師由大法師推介。鼓山虛雲老和尚是禪宗耆老，怎麼會請大法師呢？十六年冬，虛老經過廈門，來南普陀寺。那時正在鬧學潮，學院停課，學僧的服裝、行動，太不成樣！十九年，虛老又來廈門南普陀寺，大法師率領全體學僧，搭衣持具，向虛老頂禮接駕；並請虛老在講堂中，為學僧開示。兩次的截然不同，使虛老對大法師的辦學精神，留下深切的好感。這所以鼓山辦學，要請大法師負責人事的安排了。十月間，大法師又去鼓山視察學院，見我在房裡抄錄，他問我，我說：「論」中有重要教義，古代論師的獨到思想，我摘錄下來，作為研究資料。他竟然說：「好！這就是新，教理應有新的研究，不能老是背誦古德著疏，講經了事」。還有，三十六年在雪竇編纂大師全書，續明他們要我講佛法，我就講《心經》與《中觀今論》。大法師總是穿了海青，嚴肅的坐著聽。他表示了對佛法的敬重，為後生作表率。所以大法師的新，在虛大師門下，不是悲觀——樂觀與張宗載、甯達蘊等「新佛教青年會」那樣的新，也不是亦幻、芝峰、枯木等思想左傾的新，而是近於閉關以後，虛大師熱心復興中國傳統佛教的新。大法師的風格，熱心於為佛教復興而服務，長於處理事務，難怪虛大師要特給以「大醒」名字了！二十三年底，虛大師辭去閩院院長，大法師也就離去。二十五年，住持淮陰覺津寺，創辦覺津佛學院，發行《覺津月刊》；並主持七縣僧眾救護訓練。大法師與日僧關係良好，並承邀請訪問日本，到抗戰期間，自稱「隨緣」，隨緣自修，從不與日人合作。抗戰勝利，大法師出任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秘書長。三十五年秋，虛大師要大法師繼任雪竇寺住持。好在這樣，《大師全書》才能在時局動亂中完成。在風雨險惡的時候，雪竇寺的太虛大師舍利塔，終於在三十八年一月六日完成。二月，大法師來臺灣，鼓吹虛大師復興中國佛教運動的《海潮音》月刊，也移來臺灣發行。時局極艱困，大法師在四十年秋，就新竹靈隱寺成立「佛教講習會」，還是為僧教育著想。大法師繼承虛大師遺志，可說是能報虛大師恩德的一人！

民國七十四年，我讀到二則文記，使我對大法師的懷念，有說不出的感受。幻生在「一個別具意義的祝壽集會」——這是美國方面的少數人士為我祝八十壽辰的集會說：「大醒法師曾說：『圓暎法師一生的著作，比不上印順法師一篇文章的價值』……經過三十多年，……深覺醒公此言不虛。……完全因襲古人的舊說，怎能與印公導師的文章相比」《內明》一五九期。文字的價值，雖因觀點不同而可能不同，但大法師這幾句話，為了引起僧青年的注意，說的未免太重了！那一年，臺灣方面也徵求各方，發起編集《印順導師的思想與學問》。李恒鉞的〈我從導師所學到的中觀〉末後說：「第一，當然是謝導師。第二，是謝已滅度的大醒法師。在我沒聽說導師（的名字）以前，他對我說：你跟印順導師學，他是太虛大師座下我的同門師兄。說句實話，我給他的弟子作學生，都不夠資格」《印順導師的思想與學問》一五一頁。這句話的分量太重了！大法師是我的師長，他卻說是同門師兄；還說作我學生的學生都不夠格。我那時還在香港，這樣的推重我，無非希望我來臺灣的話，他們會尊敬我，跟我學習。我來了臺灣，到新竹找地建福嚴精舍，還住在壹同寺。李恒鉞，許巍文等少數居士來見我，要求我講中觀，我也就隨緣講說，每星期一次。我當時深感這幾位求法心切，原來是受大法師稱譽所引起的。我曾說：「學問是好事，但每病在一慢字」。有些佛學知識，講演弘法而被稱為法師的，每會引發慢心。在「慢」的影響下，高高在上，即使從他修學或聽他講課，也不再提起了。大法師那樣，故意貶低自己，希望在家弟子能從他的學生學，在這末法時代，能有幾人呀！我稱大法師為「大悲菩薩之流也」，菩薩道就是以大悲為主力的。悲懷人間而念念在復興佛教，大法師是傑出的一人！

十一　墓庫運還是法運亨通

四十二年（四十八歲）夏天，我從臺灣回香港，搬運書物及處理未了的手續。在識廬住了好幾天，我對優曇學長說：「我交墓庫運了」（這是家鄉俗語，墓庫運會遭受種種惡劣的境遇）！他問我為什麼？我將去年（四十一年）的事告訴他。從去年起，種種因緣追迫而來，看來是非受苦難與折磨不可了。優兄為我歡喜，說我法運亨通。但到了現在，我還不能決定，這真的是法運亨通嗎？

善於把握機緣的，人生是隨時隨地，機緣都在等待你。但在我自己，正如流水上的一片落葉，等因緣來自然湊泊。我不交際、不活動，也不願自我宣傳，所以我不是沒有因緣，而是等因緣找上門來。這當然是生活平淡，少事少業了。可是一到四十一年（四十七歲），因緣是一件件的相逼而來，有的連推也推不掉，這是我一生中僅有的一年。因緣的追逼而來，真是太不可思議了！這一年的因緣，值得一提的，至少有十件。

一、正月初三日，我與演培、續明等出門去拜年——沒有別的，只是識廬與鹿野苑。到了香港識廬，續明去灣仔的香港佛教聯合會，這是我們曾經暫住的地方。續明帶回了一封信，信是去年十一月中（卻要在這一年收到），檳城明德法師寄來的。信中問我：聽說你有一部《中觀論頌講記》，要多少錢才能印出？他願意發心來籌募。明德法師與我，過去並不相識，也沒有法統的關繫。這樣的為法而發心，使我感動。後來籌集的款項，超過了印費，餘款又印了一部《勝鬘經講記》。為了付印，我又檢讀了一遍原稿，忙了好多天（校對由續明他們負責）。

二、當天下午，到了荃灣鹿野苑，這是江蘇棲霞山的下院。我們那時寄住的淨業林，就是鹿野苑三當家（當時的實際負責者）的精舍。到了新年，我們是應該來這裡拜年的。那一天，明常老和尚提議，要我在鹿野苑講一部經。既然住在淨業林，這也就不能推辭的了。後在二、三月中，講了一部《寶積經》——〈普明菩薩會〉。我的口才平常，又不會講些逗人呵呵笑的故事，聽眾的反應平常。

三、演培年初就要去臺灣了，我卻發起了福嚴精舍的籌建。說來話長，三十九年所住的梅修精舍，是馬廣尚老居士為我們借來，原是可以長住的。淨業林在青山九咪半，是鹿野苑三當家的精舍，最近翻修完成，邀請我們去住。三當家的一番好意，是應該感謝的！他肯這樣做，應有演培，特別是仁俊（仁俊住鹿野苑，與三當家的私交很厚）的關係在內。我在香港，毫無活動。我們的生活，全靠馬尼拉的妙欽支持。他不是為我們籌化道糧，而是將自己所得的單錢、懺資、䞋錢，純道義的為佛法而護持我們。不過，總不能老是這樣下去，妙欽也有了去錫蘭深造的計劃。我是等因緣決定的人，到無米下鍋時再說，但演培、續明多少為未來而著想，主張遷到淨業林去（四十年，我們的生活費，還是自己負責的）。我是除非與大體有礙，總是以大家的意見為意見，所以我們就在四十年（四十六歲）春天，遷到淨業林去。現在回憶起來，這是走錯了一步。對未來臺灣的境遇，種下了苦因。但我那裡能預知，這是不可思議的逆緣！我到了淨業林，仁俊也來共住；超塵（二當家）在這裡閉關；悟一（四當家）管理庶務。我不大注意別人，也不想知道別人的秘密，所以平順的住了一年。

到了年底年初，一項不平常的事件，也許別人不覺得，而我卻深深的懊悔了，為什麼要到這裡來呢！事情是這樣的：到了年底，三當家的頭髮，留得長長的，不肯剃去。到了新年，也不肯去施主家拜年，這是違反（鹿野苑）常例的。三當家的意思是：自己對鹿野苑戰後的復興，有過重大的辛勞。而彌光（應該是他的法師）卻故意與他為難，所以他不願再幹了。這只是對付彌光的一項戰略，結果是彌光被逼出去了。人與人是難免有摩擦的，但在佛教內有些不順意，就以還俗的姿態來作武器；出家人可以使用這一絕招，那還有什麼不能使出的呢！鹿野苑人才濟濟，上一輩是老和尚明常；中一輩是大本（即後來臺灣的月基）、彌光；下一輩是五位當家。一門三代，年齡相差不太遠。人人儀表堂堂，個個能唱、能唸、能說、能寫、能幹。大家擠在一起，正如脂肪過剩一般。「一葉落而知秋」，我似乎敏感，而事後證明為絕對正確。如一直寄住下去（那時我還不知道要到臺灣），我們的處境會是很難堪的。但當時的鹿野苑，聲譽還好；我們受尊敬受歡迎而來，又憑什麼理由而要離去？再遷到別處，不但對不住鹿野苑與淨業林，也與自己有損。我與續明研究，唯一的辦法，是自己創立精舍，才能不留痕跡的離去。這樣決定了，就與妙欽說明。妙欽以去錫蘭為理由，願為我們成立精舍而作最後的服務。就這樣，住在淨業林而開始福嚴精舍的籌建工作。這是我被迫而自己計劃的，但在香港是成功而又失敗了，雖已找到了建地，卻又改變主意而移建到臺灣。

四、大概是三月裡，優曇約我去識廬。荃灣芙蓉山的南天竺，有意要獻為十方。優曇介紹敏智（武院同學）與我！敏智任住持，我與續明他們去弘法——兩人合作。我不好卻優曇的好意，曾與敏智去南天竺一次，但此事不成事實，後來是消息全無了。問題並不在我，而是敏智。敏智是有名的天寧寺大和尚，但並不是傳說中有錢的那位天寧寺大和尚。大概行情明白了，也就免談了。

五、優曇來信約我去識廬，因為馮公夏居士們，要成立世界佛教友誼會港澳分會，我沒有去。一次到了識廬，優曇要與馮公夏聯絡，我說：「今天不便，下次再來」。我習慣於在僧團中自修，不會與居士們打交道（現在老了也還是這樣）。但是，馮公夏等到了清涼法苑來；清涼法苑離淨業林不過數十步，請我去午齋，這是無可推避的了。在席間，商量成立港澳分會，並請我擔任港澳分會會長。這可說是給我的榮譽，是他們的好意，並無實際責任，我也就答應了。這是一件避也避不了的因緣。

六、香港佛教聯合會改選，我被選為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這應該是優曇與陳靜濤居士在後面策劃的。我只出席了一次改選後的就職典禮。會務由副會長王學仁居士負責。這也只是一項榮譽，歷屆（海仁、筏可老）都是這樣。在四、五月中，我一連戴上了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世界佛教友誼會港澳分會會長雙重頭銜，在我還是第一次。等到定居臺灣，我就專函去辭謝了。

七、到臺灣：這一年的離香港到臺灣，與二十五歲的離家出家，在我的一生中，都有極深遠的意義，但意義並不相同。大概是五月底，子老從臺灣來信：中國佛教會（以下簡稱中佛會）決議，推請我代表中華民國，出席在日本召開的世界佛教友誼會第二屆大會。議決案也抄了寄來，法師與居士們而將去日本出席的，共有三十人左右。我沒有想到別的，只覺得：日本在現代的佛教國際中，說他俗化也好，變質也好，仍不失為佛教的一大流，應有他所以能存在，又值得參考的地方。到臺灣——其實是到日本去一趟，應該是值得的，我就這樣的答應了下來。我是一向不注意別人的；子老不再說什麼，只是說：「預備好，等入境證寄到就來」。七月十五日前後，我到了臺灣。去日本出席的代表，政府已限定為五人。我沒有過人的才能，語言不通，子老卻堅決的非要我去不可。等到我知道，去日本的期限也近了，只有隨波逐浪，將錯就錯的錯下去。

八、從日本回到臺灣，已是九月天氣。子老在善導寺護法會提議，聘請我當導師。他送聘書來，我說：「南老是導師，為什麼又請我」？子老說：「善導寺的導師，不限一人，如章嘉大師也是導師，這是護法會表示的敬意。至於善導寺的法務——共修會、法會、佛七，一切由南老負責」。我就這樣的接下了，這當然又錯了一著。除了善導寺請我公開講演幾天外，我不參加善導寺的一切法務。那時，南亭法師（在我來臺灣之前）已在新生南路成立華嚴蓮社，就在蓮社過年。我不願留在寺中，被信眾作為新年敬禮的對象，就到汐止靜修院去度舊年。新年回來，住在善導寺，但南亭法師從此不再來了。逢到星期共修會，信眾們見南亭法師沒有來，就來懇求我講開示，我就這樣的隨緣下來（我始終沒有領導念佛）。我到了臺灣，去日本出席的名額，雖不知會輪到誰，但到底被我佔了，占去了大家的光輝。到了善導寺，南亭法師不再來了，離開了臺北的首剎。我是錯了，我有意佔奪別人嗎？在我的回憶中，我沒有這樣的意圖，錯誤的是誰呢？我自己比喻為：我到臺灣，住進善導寺，正如嬰兒的㘞地一聲，落在貧丐懷裡。苦難與折磨，是不可避免的了。因緣來了，我還有什麼可說，只有順因緣而受報了！

九、菲律賓僑領施性水與蔡金鎗居士來臺灣，特地到善導寺來看我，傳達了性願老法師的意思，請我到菲律賓去弘法。我以初到臺灣，還不能來菲，希望不久能來菲律賓親近——以這樣的信，辭謝了性老。這雖沒有成功，但實為四十三年底去菲的前緣。

十、大醒法師去世了。一年多來，醒師病廢，《海潮音》沒有人負責，由李子寬、賈懷謙勉力維持下去。現在大醒法師死了，沒有錢、沒有文稿、沒有負責人。虛大師創辦的，維持了三十多年的《海潮音》，總得設法來維持。子老邀集部分護法來集議，決定由李基鴻（子寬）為發行人，推我為社長。社長原是虛名，不負實際責任的，但我卻從此負有道義的責任。子老與編輯合不來，編輯不幹了，子老就向我要人。一而再，再而三，我那有這麼多的辦法？一共維持了十三年——四十二到五十四年，這一精神上的重壓，直到樂觀學長出來，任發行人兼編輯，我才如釋重負的免去了無形之累。

四十一年（四十七歲）的因緣，一件件的緊迫而來，不管是苦難與折磨，還是法喜充滿，總之是引入了一個新的境界。我雖還是整天在房間裡，但不只是翻開書本，而更打開了窗戶，眺望人間，從別人而更認識到自己。

十二　香港與我無緣

出家來二十二年（十九到四十年），我依附在寺院中、學院中，沒有想到過自己要修個道場。三十八年六月，到了香港，就到大嶼山寶蓮寺過夏。中秋後，移住香港灣仔的佛教聯合會。十月初，馬廣尚老居士為我們借到了靜室，才移住粉嶺的覺林。三十九年，借住大埔墟的梅修精舍；四十年，又寄住到青山的淨業林。由於淨業林難得清淨的預感，決定了自立精舍，這就是福嚴精舍籌建的因緣。福嚴精舍不是我個人的，為我與共住的學友——演培、續明、常覺、廣範等而建築的，也就是我們大家的。地也買定了；妙欽在馬尼拉的普陀寺，為我們舉行了一次法會，集成菲幣壹萬元寄來。小型精舍的成立在望，但香港建立精舍的計劃，終於變了。

我受中佛會的邀請，去日本出席世界佛教友誼會第二屆大會；會期終了，回到臺灣。子老留我住在臺灣，我也沒有什麼不可，只是我在香港置了地，銀行已有多少存款。這是我經手而不是我私有的，我不能將願款放在自己的荷包裡就算了。無論如何，我也要回香港去了結手續，將精舍建起來。我自己不住，也有廣範他們要住。可是，我沒有出境證，走不了。當初辦理來臺手續，一切由子老代辦。辦入境證而沒有同時辦理出境，現在回憶起來，子老顯然有留我定住臺灣的意圖，也許他當時有此需要吧！我一再說起，非回香港去一次不可。子老提出了辦法，要我先申請在臺灣定居，政府知道我要定住臺灣，就容易把出境證發給我。我來臺灣，不信任他又信任誰呢？於是乎他為我辦好定居臺灣的手續。定居手續辦妥了，立刻申請出境（又入境），可是石沈大海，一點消息也沒有。到了四十二年（四十八歲）二月，出境證還是沒有消息。因緣決定一切，既然去不得香港，只有另想辦法，設法將功德款移來臺灣，在臺灣建築了。演培曾在新竹市青草湖靈隱寺講課（那年上學期，將臺灣佛教講習會遷到善導寺來），所以介紹到新竹去找地，住在壹同寺。一時也找不到理想的地方，直到四月中，才決定在壹同寺後山，俗名觀音坪的，購定一甲零坡地，然後包工承建（全部約臺幣八萬元）。當時有人議論我，一到臺灣，就急著要建道場，誰知道我的事呢！

說來希奇，五月初，地也買定了，工程包好了，立即接到通知說我的出境手續，還欠四張照片。我有點驚疑：難道我有去香港一次的機會嗎？今天將相片繳上去，隔天就有出境（又入境）證發下來。後來聽人說：這是政府的規定，凡是申請定居臺灣的，六個月內不得出境。我不知是否真的有此規定，如真的有此規定，那子老為什麼要我先申請定居，然後申請出境呢？我對香港，並無特別好感，沒有非住不可的理由。只是為了經手籌建手續，不能撇下不問。我一切是隨因緣而流，子老為我安排一切，我能說什麼。只能說：臺灣與我有緣——有無數的逆緣與順緣；香港與我無緣，沒有久住的因緣。

就這樣，福嚴精舍終於在四十二年夏天，建在臺灣省的新竹市了。

十三　漫天風雨三部曲

在四十二年與四十三年之間，我定居在臺灣，受到了一次狂風駭浪般的襲擊，有生以來不曾經歷過的襲擊。在我的平凡一生中，成為最不平凡的一年。我出家二十多年了，一向過著衰弱的、貧苦的，卻是安寧的、和諧的生活。覺得自己與人無爭，我沒有到臺灣，就受到了從臺灣來的愛護。在我的平淡生活中，感覺到一切都是好的。

三十九年（四十五歲），住在大埔墟梅修精舍。忽接香港「應寄」的一封信，說臺灣有人帶了東西來給我，要我親自去取。我感到非常意外，按信上地址，找到（靠近）半山區，見到了一位應太太，他是新近從臺灣來的。他將美金一百元交給我，並略說內容：香港有人寫信給南亭法師，說：我們在香港精勤修學，卻沒有人供養，生活艱苦。南亭法師與白聖法師談起，引起了對佛法的同情。錢是勸╳夫人發心樂施的。他說：你知道了就好，寫信謝謝白聖法師就是了。我是依著他的話而這樣做了。這位應太太，我到臺灣來，始終沒有見過，他就是現在紐約，創設美東佛教會的應太太。我得了這筆意外來的布施，與演培他們商量，將自己的湊起來，又得陳靜濤居士的發心，從日本請了一部《大正藏經》（那時約二百五十美元左右），以便參考。大家心裡充滿了法喜，深感佛教同人的關護。所以我到臺灣來，怎麼也不會想到有什麼意外的。有人說：臺灣佛教本來平靜，為什麼印順一來，就是非那麼多！其實，我也正感到希奇：我沒有來臺灣，二十多年平靜無事，深受（連臺灣的在內）長老法師們的關護。為什麼一到臺灣，就成了問題人物！現在回憶起來，不是我變了，也不是長老法師們變了，主要是我出席日本世界佛教友誼會，住進善導寺。我不自覺的，不自主的造了因，也就不能不由自主的要受些折磨了。

四十二年（四十八歲）五月中旬，我從臺灣到了香港，運回了玉佛一尊，檳城佛學會（明德法師等）供養的；《大正藏經》一部，一些私人的衣物；籌建精舍的功德款，當然也帶回了。回臺已是六月底了，為了精舍的建築，布置佛堂及用具的準備，也覺得忙累。九月十一日，舉行落成開光禮。十月中，在善導寺講了一部《妙慧童女經》。十一月中，善導寺舉行佛七及彌陀法會。身體衰弱的我，在這不斷的法事中，沒有心力去顧慮別的，不會去注意環境的一切。

暴風雨要來了，但不可思議的因緣也出現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彌陀誕），是一個難於理解的日子。彌陀法會終了，我極度疲乏，要演培當天回新竹去，主持明日上午新竹方面每週一次的定期講演。但演培回答說：「不，我要去汐止彌勒內院看慈老」。他的個性、說話，就是這樣直撞的。他非要那天趕上彌勒內院；慈航法師是他曾經親近的法師，不忘師長而要去瞻禮，我是不應該阻止的。那天晚上，我趕回新竹而他去了汐止。由於身體的過於疲勞，心裡多少有點不自在。

第二天下午，演培回精舍來，神情有點異樣。據他說：他一到彌勒內院，慈老一見就說：「演培！中國佛教，今天在我與你的手裡」。演培驚異得有點茫然，慈老將一篇文章向關外（那時在閉關）一丟：「你自己去看吧」！這篇文章的題目是：〈假如（也許是「使」）沒有大乘〉。文章是慈航法師寫的，是批評我，應該說是對我發動的無情攻擊。文章的大意，說我要打倒大乘，提倡小乘佛教，提倡日本佛教。說我想做領袖，問我到底是誰封了你的。文章還只寫成三分之一。演培就向他解釋說：「導師（指我）提倡中觀，不正是大乘嗎？怎麼說他要打倒大乘？他還寫了一部《大乘是佛說論》呢！日本佛教，導師以為在我國現有的社會基礎上，要模倣也是模倣不成的。老師不要聽別人亂說」！慈航法師與演培有師生的關係，對演培也有好感，所以說了大半天，終於說：「好！文章你拿去，我不再寫了，等打回大陸再談」。演培還告訴我：慈老向他做了個特別表情，輕輕的說：「有人要他（指我而說）好看，等著看吧」！我聽了這些話，似信非信，但那篇沒有完成的文章，真真實實的擺在我的面前。我想，我稱歎緣起性空的中道，說唯識是不了義，慈航法師提倡唯識宗，也許因此而有所誤會。因此，我把這篇沒有完成的文章，寄給香港的優曇同學——慈航法師的徒孫，希望他能為我從中解說，我是沒有打倒唯識宗的想法的。不知道我是睡在鼓裡，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有眼不看，有耳不聽，不識不知的過日子，竟有我那樣的人！

我不能專顧自己了，非得敞開窗戶，眺望這世間——寶島佛教的一切，情況逐漸明白過來。原來，慈航法師寫對我攻擊的文章，已是三部曲中的第二部。長老大德們隱蔽起真情實況，而展開對我的致命一擊。打擊方式，逐漸展開，以「圍勦圓明」的姿態開始——第一部。由中國佛教會（李子寬主持的時代）派遣去日本留學的圓明，蘇北人。他是白聖法師在上海靜安寺的同事；南亭法師在上海青蓮庵（在九畝地）的學生；也是來臺灣後，追隨慈航法師的得力助手。我在上海，也見過兩次面，點過兩次頭。不會與人打交道的我，當然沒有什麼話說。不過在日本開會期間，倒也幾乎天天見面。但這是大家在一起相見，不曾有什麼私人的交往。圓明在日本留學，當然會受到日本佛學的某種影響（也可說是進步），寫些介紹或翻譯，應如何改革的文章，在《覺生》（臺中出版）上發表；《海潮音》也登過一二篇譯稿。當然，他所說的，不合長老大德們的傳統理念。不知為了什麼，圓明在一次寫作中，要臺灣的法師們向印順學習。蘇春圃寫了一篇批駁胡適的文字，請慈航法師鑒定。慈航法師是直性直心，想到寫到，就加上「按語——一、二、三」而發表出來。圓明是胡適的崇拜者（六十年代，為了六祖《壇經》，批評錢穆的楊鴻飛，就是圓明的現在名字；他似乎始終是胡適崇拜者），對蘇文大加批評，並對三點按語，也一一的痛加評斥，結論還是要慈老跟印順學習。這真是豈有此理！慈航法師是菩薩心腸，但到底沒有成佛，對這些有損尊嚴的話，也還不能無動於衷。圓明有言論的自由，但我可被牽連上了。當時的中國（從大陸來的）佛教界，發動了對圓明的圍勦，有批評的，有痛罵的。並由中國佛教會——會長章嘉大師、祕書長吳仲行，通知各佛教雜誌，不得再登載圓明的文字。

在表面上，文字上，大陸來臺的法師居士們，幾乎是一致的痛惡圓明。但在口頭宣傳上，部分人（攻擊我的核心人物）卻另有一套。傳說，不斷的傳說，傳說得似乎千真萬確，圓明不是要大家向印順學習嗎？傳說是：圓明的敢於發表文章，是受到印順支持的。進一步說，那一篇文章是印順修改的；那一篇是印順所寫而由圓明出名的。甚至說：《覺生》的編輯部，實際是在新竹的福嚴精舍。無邊的口頭宣傳，從臺北到臺中，到處流行（我偶爾也聽到一點，但事不關己，一笑而已）。這麼一來，圓明的一切，都應由我來承擔責任。「邪知邪見」、「破壞佛法」、「反對大乘」、「魔王」……這一類詞彙，都堆集到我的身上了。舉一切實的事例吧！四十三年正月初，臺籍信徒李珠玉、劉慧賢（可能還有侯慧玉），是善導寺（護法會）的護法。他們從汐止靜修院來，向我作新年的禮敬。他們說：「當家師說：圓明有信給慈老，說過去的文章，都是印順要他這樣寫的，並非他的本意」。他們問我：「到底有沒有這回事」？我說：「我也聽說圓明有信給慈老。慈老與我，也可能多少有點誤會，但我信任他的人格，他是不致於妄語的，你們倒不妨直接向慈老請示」。後來李珠玉等告訴我：慈老說：「圓明只是說：他是為真理而討論，對慈老並沒有什麼惡意。信裡也沒有提到印順」。我說：「那就是了，你們明白了就好。不必多說，多說是沒有用的」。——明裡是圍攻圓明，暗裡是對付印順，這是漫天風雨的第一部。

由慈航法師寫文章——〈假如沒有大乘〉，是對我正面攻擊的第二部曲。當時的慈航法師，道譽很高。趙炎午、鍾伯毅……護法長者們，對慈航法師都有相當的敬意。如慈航法師而對我痛加批評，那麼，護法長者們對我的觀感，是多少會有影響的。所以，長老法師們與慈航法師，平時雖未必志同道合，而為了對付我，長老法師們，還有少數的青年義虎，都一個個的先後登上秀峰山彌勒內院（當然一再上山的也有），拜見慈航法師。大家異口同聲，要慈老出來救救中國佛教。要慈老登高一呼，降伏邪魔，否則中國佛教就不得了！長老法師們那樣的虔誠，那樣的懇切，那樣的護教熱心！在關中專修的慈航法師，終於提起筆來，寫下了〈假如沒有大乘〉。因緣是那樣的不可思議，演培那天非要上秀峰山去見慈老不可！也就這樣，劍拔弩張的緊張局勢，忽而兵甲不興。希有！希有！我不能不歌頌因緣的不可思議。

先造成不利於我的廣泛傳說，再來慈航法師的登高一呼，使我失盡了佛門護法的支持，那麼第三部曲一出現，我就無疑的要倒下去了。雖然第二部曲沒有演奏成功，但第三部曲的演出，已迫在眉睫。「山雨欲來風滿樓」，要來，總有將來未來的境界先來。十二月初八日晚上，善導寺（在我宿舍的外面客室）有一小集會。來會的，有白聖法師、佛教會祕書長吳仲行、南亭法師、周子慎居士。代表發言的，是吳祕書長與周居士。問我對圓明的看法；是否贊同圓明的思想。我大概說：圓明留學日本，多少學到些治學方法；如考據是治學的方法之一，但考據的結果，不一定就是正確。我說：圓明譯介部分的日本學者的思想，至於圓明自己對佛法的思想如何，我完全不知道。周居士又說了些相當動聽的話：臺灣光復不久，部分還存有思慕日本的意識。我們萬不能提倡小乘佛教，提倡日本佛教！但在我看來，日本佛教就不是小乘佛教，小乘佛教就一定反對日本佛教。說提倡小乘而又提倡日本佛教，原是極可笑的，但我又從那裡去解說呢！我只能對自己負責，我沒有承認與圓明的思想一樣（因為我不知道他的思想到底怎樣），也不承認與圓明有什麼關係（實在沒有關係），這當然不能滿足來會者的願望。末了，吳仲行祕書長把桌子一拍說：「為共產黨舖路」（陳慧復居士在旁，為此而與他吵了幾句），就這樣的走了。這樣小小集會，就這樣的結束了。

吳秘書長的一句話，我直覺得裡面大有文章，但也只能等著瞧了。這一晚的集會，我不知到底是誰安排的？目的何在？這可能是佛門的幾位護法長者所促成（可能是子老在幕後推動）的。希望能見見面，交換意見，增進友誼。沒有幾天，在華嚴蓮社又有一次（午）聚餐會，是護法長者們出名邀請的，法師與居士，也來了好多位。午餐時，大家談談佛教，交換意見，並有以後能半月或每月舉行一次的提議。護法長者們的好意，是可感的！但第三部曲就接著正式推出了。

國民黨中央黨部，有一種對黨員發行而不向外界公開的月刊（半月刊？），當時的最近一期，有這麼一則：（大意是）據報：印順所著《佛法概論》，內容歪曲佛教意義，隱含共匪宣傳毒素，希各方嚴加注意取締。這當然是佛教同人而又是國民黨黨員的，將我所著的《佛法概論》，向黨方或保安司令部密報，指為隱含共匪宣傳而引起的。吳祕書長就去見中佛會會長章嘉大師，認為中佛會應該要有所表示。章嘉大師是一向信任李子寬的，所以要他與子寬協商。那時，子老只是中佛會的普通理事，祕書長沒有向他徵求意見的必要，就立刻以中佛會（四三中佛祕總字第一號）名義，電臺灣省分會、各縣市支會、各佛教團體會員、佛學講習會等，「希一致協助取締，勿予流通傳播」，並以副本分送內政部、省政府、省保安司令部、省警務處、各縣市政府，以表示中佛會的協助政府。這一天，是國曆四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子老每說：「大家正高叫刀下留人，就咔嚓一刀的砍了下去，太厲害了」！

這當然是對我最嚴重的打擊了。假使我一向是個活動人物，到處弘法，到處打交道的，經過中佛會的特電，也許會到處碰壁，避而不見，或相見而不再相識，「門前冷落車馬稀」，不免有點難堪！好在我與各縣市佛教會等，一向沒有聯繫，認識的也沒有幾人。我一向是從新竹福嚴精舍到臺北善導寺，從善導寺到福嚴精舍及近鄰壹同寺。現在見面的，還是這幾張熟面孔。大家（悟一與常覺，新近從香港來，適逢其會，也難為他們了）不是著急，就氣忿不平，沒有嫌棄我的表情。所以我還是平常一般，不過心裡多一個疙瘩而已。

中佛會行文以來，年底年初，傳播的謠言，也越來越多。有的說：印順被逮捕了。有的說：拘禁了三天。也有說，不敢到臺北來。也有說：躲起來了。我並不樂意去聽這些，但偏有好心人，要傳到我的耳朵裡。我心裡有點慚愧了！古語說；「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現在是：「我雖沒有造口業，而無邊口業卻為我而造」。我對子老說：「子老！我要闢謠」。他問我怎麼個闢法？我說：「公開宣講佛法」。於是正月十五日前後，在《中央日報》刊登了講法的廣告。講了七天，聽眾倒還是那麼多。講題是：「佛法之宗教觀」、「生生不已之流」、「環境決定還是意志自由」、「一般道德與佛化道德」、「解脫者之境界」。我這麼做，只是表示了：印順還在善導寺，還在宣講佛法；我以事實來答覆謠言。這樣一來，那些離奇的謠言——口業，大大的減少了，但口業是不能完全絕跡的。

在暴風雨的驚濤駭浪中，也許真正著急的是子老。他是我來臺的保證人，邀我來臺的提議者，我又是善導寺（善導寺由護法會管理，子老是護法會的會長）的導師。我如有了問題，他忠黨愛國，當然不會有問題，但也夠他難堪的了。而且，善導寺又怎麼辦呢！子老應該是早就知道的，知道得很多很多。他有時說：「問題總要化解」。他從不明白的對我說，我以為不過是長老法師們對我的誤會罷了！但他是使我成為問題的因素之一，他怎麼能消弭這一風波於無形呢！無論是圍攻圓明，慈航法師出面寫文章，以及向黨（政）密告，而真正的問題是：我得罪（障礙了或威脅）了幾乎是來臺的全體佛教同人。

與我自己有關的，是：一、我來臺去日本出席世佛會，占去了長老法師們的光榮一席。二、我來了，就住在善導寺。主持一切法務，子老並沒有辭謝南亭法師，而南亭法師就從此不來了。但是，離去善導寺是容易的，忘懷可就不容易了！這又決不只是南亭法師，善導寺是臺北首剎，有力量的大心菩薩，誰不想主持這個寺院，舒展抱負，廣度眾生呢！三、我繼承虛大師的思想，「淨土為三乘共庇」。念佛，不只是念阿彌陀佛，念佛是佛法的一項而非全部；淨土不只是往生，還有發願來創造淨土。這對於只要一句阿彌陀佛的淨土行者，對我的言論，聽來實在有點不順耳。四、我多讀了幾部經論，有些中國佛教已經遺忘了的法門，我又重新拈出。舉揚一切皆空為究竟了義，以唯心論為不了義，引起長老們的驚疑與不安。五、我的生性內向，不會活動，不會交往，更不會奉承迎合，容易造成對我的錯覺——高傲而目中無人。

子老，是使我陷於糾紛的重要因素之一。起初，他以中佛會常務委員身分，護持會長章嘉大師而主持了中佛會；又扶植（宋）修振出來主持臺灣省分會；又是宗教徒聯誼會的佛教代表。他未免過於負責，不能分出部分責任，讓佛門同人來共負艱巨，所以弄得大家不歡喜。出席日本的世界佛教徒友誼會，代表限定五人，而他偏要從香港來的我去出席。在我來臺灣的半個月前，中國佛教會改選，他已失去了常務理事，而只是一位普通理事了。是非是不用說的，但足以說明中國（從大陸來的）佛教同人對他的觀感。在人事方面，為了紀念法舫法師的追悼會，（南亭法師不主張開，不來出席）子老開始與南亭法師間的誤會（這是陳慧復居士說的，但我想，不會那樣簡單）。白聖法師與吳祕書長，是子老的同鄉（白聖法師還是應城小同鄉），而不知為了什麼，彼此間都存有很深的意見。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善導寺。善導寺是李子寬與孫（立人將軍夫人）張清揚居士，捐一筆錢而以世界佛學苑名義接下來的。為了維持困難，組成（四十八人）護法會，子老是該會的會長。在善導寺大殿佛像，幾乎被封隔起來時，長老法師們當然沒有話說。等到善導寺安定了，清淨了（部分還沒有遷出去），信眾逐漸集中起來，在長老法師們的傳統觀念裡，寺院是應該屬於出家人的。善導寺是臺北首剎，大殿莊嚴，沒有出家人來領導法務，是不行的。大醒法師離開後，子老曾親自領導法務，講過《金剛經》，但這是信眾們所不能滿足的，於是禮請南亭法師為導師。導師是只負法務，而不能顧問人事與經濟的；這一局面，當然難以持久。恰好我來了，住進善導寺，衰弱的身體，也就將法務維持了下來。

這樣，為了善導寺，對付子老，就非先對付我不可。如我倒了，子老維持善導寺的局面，也就非成問題不可。這是長老法師們對付我的深一層意義（所以這次問題結束，善導寺還要一直成為問題下去）。

還有，演培是多年來與我共住的，過分的到處為我揄揚（續明就含蓄得多了），不免引起人的反感。他來臺灣主持臺灣佛教講習會，與舊住臺灣佛教講習會的青年法師間有了問題。演培原是慈航法師的學生，但十多年來已接近了我。四十二年春天，續明與仁俊到了臺灣。年底，悟一與常覺也到了福嚴精舍。那時，慈航法師的學生——唯慈與印海，已住在福嚴精舍。而妙峰、幻生、果宗等，也到了新竹靈隱寺，演培主持的講習會來旁聽。講習會裡，當然還有一部分臺籍同學。這似乎是佛教青年，向福嚴精舍而集中，這可能成為佛教的一大力量。圓明又這樣的為我作不負責的義務宣傳。長老法師們看來，對佛教（？）的威脅太大，那是不得了！不得了！無限因緣的錯雜發展，終於形成了非去我不可的漫天風雨。

值得欣幸的是：當時的政府已經安定，政治已上了常軌，對治安也有了控制。所以，對於密報，或有計劃的一次接一次的密報，如沒有查到真實參加組織活動的匪諜嫌疑，決不輕率的加以拘捕。我在這次文字案中，沒有人來盤問我，也沒有被傳詢、被逮捕。由於政治的進步，我比（幾年前）慈航法師及青年同學們，實在幸運得多了。後來，以請求修改，重新出版而銷散了漫天風雨。我還是過去那樣的從善導寺而福嚴精舍，從福嚴精舍而善導寺。在中國（大陸來的）佛教界，從臺中到臺北，幾乎全體一致的聯合陣線，對我僅發生了等於零的有限作用。我憑什麼？我沒有祈求佛菩薩的加被，也沒有什麼辦法。我只是問心無愧，順著因緣而自然發展。一切是不能盡如人意的，一切讓因緣去決定吧！

十四　佛法概論

《佛法概論》這部書，曾為了他（在香港）的出版，我沒有轉移到重慶，而免了陷身大陸的災難。也為了他的出版，為人密報「為共產黨鋪路」。假使這本書是人的話，那應該說恩人還是冤家呢！

國曆四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中佛會特電協助取締。子老要我呈請再審查。就在一月二十五日，請中佛會轉呈有關機關，請求再予審查（附上《佛法概論》）。當時分三項來申明理由——「關於佛法概論者」，「關於個人者」，「關於來臺以後」。「關於佛法概論者」部分，是這樣寫的：

共產主義，主要為唯物主義，鬥爭哲學，極權政治。概論一再說到：佛法不偏於物；不從物質出發而說明一切；不同情唯物之認識論，且指斥為：結果反成為外界的奴隸……庸俗徇物。其非唯物主義，彰彰明甚。佛法重於自他和樂，重於慈悲，且指「惟有瞋恚，對有情缺乏同情，才是最違反和樂善生的德行。……惡心中，沒有比瞋恚更惡劣的」。其反對殘酷鬥爭，極為明白。至於極權政治，尤與本論相反。蓋佛教僧團，純為民主生活。「佛法的德行，是以自他（和樂）為本，而內淨自心，外淨器（世）界」。純本於佛法立場，與馬列之共產主義，絕無少分之相染。

北拘羅洲為福地，無家庭組織，故「無我我所，無守護者」。無男女之互相佔有，無經濟之彼此私有，此全依經典所說。若更有智慧與慈悲，則為淨土。以世俗論之，此為古代所有之理想社會，與禮運之大同，耶教之天國，西人之烏托邦相近。此實為東西哲人共有之理想，而佛法則主以「身心淨化」、「自他和樂」、「慈悲智慧」之德行而實現之。此為馬列共產黨徒所抨擊，與鬥爭的共產主義，絕不相合。以印順所解，民主自由平等之社會，不應有問題，問題在仇恨鬥爭之暴行，此國父之以鬥爭的共產主義為病理的是也。

《佛法概論》雖以避難香港，出版於民國三十八年。然其中之第三章至十二章，並是民國三十三年在四川之講稿，且有據更早所說者，如〈自序〉所說。

《佛法概論》而被認為有問題的，主要是北拘盧洲。這原是民國三十三年在四川的講稿，發表在《海潮音》，當時都是經過新聞檢查而刊布的。這一講稿，還受到虛大師的獎金，我怎麼也想不到是會有問題的。四大部洲說，與現代的知識不合，我解說為：這在古代是有事實根據的，不過經傳說而漸與事實脫節。拘盧即今印度的首都德里，為古代婆羅門教的中心。北拘盧，也就是上拘盧，在拘盧北方，所以說：「傳說為樂土，大家羨慕著山的那邊」。我畫了一幅地圖，北拘盧泛指西藏高原。當時是抗戰時期，即使是三十八年，西藏也還沒有陷落，能說我所說的北拘盧洲（福地），隱隱的指共產區而說嗎？我對四大部洲的解說，與舊來的傳說，有點不合。這不是我的不合！而是四大部洲的傳說，與現代所知的現實世界不合。為了免除現代知識界的誤會，作一合理的解說，這算「歪曲佛教意義」嗎？其實，王小徐的《佛法與科學》；虛大師的《真現實論》，都早在我以前，嘗試新的解說，以免現代知識界的誤會了。

過了幾天，子老告訴我：這樣的申請再審查，還不能解決問題。為什麼？這也許是政治的常例。既經明令取締，不能就此收回成命。如收回成命，不等於承認明文取締的誤會了嗎？子老要我申請修正，我就順從他的意思，由中佛會轉呈（二月五日），申請修正，呈文說：

敬呈者：印順於民國三十八年，在香港出版之《佛法概論》，專依佛法立言，反對唯物、極權、殘暴，以智慧慈悲淨化人類。

佛經浩如煙海，《佛法概論》九十三頁（解說北拘盧洲部分）所敘，因在逃難時，缺乏經典參考，文字或有出入。至於所說之北拘盧洲，雖傳說為福樂之區，然在佛教視為八難之一，不聞佛法，非佛教趨向之理想地。必有真理與自由，智慧與慈悲，乃為佛徒所仰望之淨土。

「如九十三頁有應行修正刪易之處，當遵指示修改。懇轉請政府明示，以憑修正」。

這樣的申請再審查，再修正，也有人來善導寺，索取有關北拘盧洲的資料，抄了一大段的《起世因本經》回去。三月十七日，中佛會得到有關方面的通知，要我「將佛法概論不妥部分，迅即修改，檢呈樣本，以便轉送」。這是准予修改而重新出版了。對四大部洲的解說，沒有改動，只將地圖省去。對北拘盧洲的解說，少說幾句，簡略為：

北拘盧洲……大家渾渾噩噩，沒有家庭組織；飲食男女，過著無我我所，無守護者的生活。沒有膚色——種族的差別。……這該是極福樂的，然在佛法中，看作八難之一。……要在社會和平，物產繁榮的基礎上，加上智慧與慈悲，真理與自由，佛法流行，才是佛教徒仰望的淨土。

修正樣本轉了上去，到國曆四月二十三日，得中佛會通知，將修正樣本也發了下來，「希將印妥之修正本，檢送四冊來會，以便轉送」。驚濤駭浪的半年，總算安定了下來。這一次，我沒有辦法，也從不想辦法，在子老的指點下，解除了問題。雖然，他是我之所以成為問題的因素之一，我還是感謝他。

這一意外的因緣，使我得益不少。一、我雖還是不會交往，但也多少打開了窗戶，眺望寶島佛教界的一切，漸漸的了解起來。這可說是從此進步了，多少可以減少些不必要的麻煩。二、我認識了自己。在過去，身體那麼衰弱，但為法的心，自覺得強而有力，孜孜不息的為佛法的真義而探求。為了佛法的真義，我是不惜與婆羅門教化、儒化、道化、神化的佛教相對立。也許就是這點，部分學友和信徒對我寄予莫大的希望，希望能為佛法，開展一條與佛法的真義相契應，而又能與現代世間相適應的道路。《印度之佛教》的出版，演培將僅有的蓄積獻了出來。續明他們去西康留學，卻為我籌到了《攝大乘論講記》的印費。特別是避難在香港，受到妙欽的長期供給。這不只是友誼的幫助，而實是充滿了為佛法的熱心。學友們對我過高的希望，在這一次經歷中，我才認識了自己。我的申請再審查，還是理直氣壯的。但在申請修正時，卻自認「逃難時缺乏經典參考，文字或有出入」。我是那樣的懦弱，那樣的平凡！我不能忠於佛法，不能忠於所學，缺乏大宗教家那種為法殉道的精神。我不但身體衰弱，心靈也不夠堅強。這樣的身心無力，在此時此地的環境中，我能有些什麼作為呢！空過一生，於佛教無補，辜負當年學友們對我的熱誠！這是我最傷心的，引為出家以來最可恥的一著！

十五　餘波蕩漾何時了

漫天風雨所引起的驚濤駭浪，雖然過去了，多少總還有點餘波蕩漾。子老與善導寺還是這樣，我還是這樣，福嚴精舍也還是這樣。老問題一模一樣。怎麼就能安定呢？我只慚愧自己的懦弱，多少做些自己所能做的。至於「報密」之類，事關機密，我根本不會知道，所以也從不想去知道。

四十三年（四十九歲）十一月中旬，我應性願老法師的邀請，去菲律賓弘法。直到四十四年三月底，我通知子老，決定回臺灣主持佛誕。不幾天，我接到臺灣來的歡迎信，蓋著「歡迎印順法師弘法回國籌備會」的木戳。我對歡迎歡送的大場面，一向感不到興趣，所以立刻給子老一封信，信上說：有二、三人來機場照料就好，「切勿勞動信眾，集中機場歡迎」。四月初六日，我回到了臺灣。起初，演培他們怕我著急，不敢說；但到了晚上，終於說出了緊張的又一幕。

弘法回國歡迎會的擴大籌備，是一位居士倡議的。中佛會緊張起來，立刻召開臨時會議，要子老去出席。吳祕書長發言：印順弘法回國，就這樣的盛大歡迎，那我們會長（章嘉大師）出國弘法，又該怎樣歡迎？這樣的炫耀誇張，非制止不可。要子老負責，不得率領信眾去機場歡迎（朱鏡宙老居士也支持吳祕書長的意見）。子老說：「我可以不率領信眾去歡迎，但我是要去的。新竹等地有人去機場，我可不能負責」。就這樣，接受了「不得歡迎」的決定。到了當天，信眾來多了。子老宣布：大家留在善導寺歡迎，不要去機場。信眾人多口雜，鬧烘烘的那裡肯依。子老又不能明說，這是中佛會特別會議所決定的，真使他為難。忽然想起了，將我的信找出來，向大家宣讀：「切勿勞動信眾，集中機場歡迎」，這是導師（指我）的意思，大家應尊重導師的意見，信眾這才留在善導寺。我不是「先知」，怎麼也想不到中佛會會為此而召開會議。這是又一次的不可思議因緣，中佛會的緊急決議，幫助完成了我的意願——「切勿勞動信眾，集中機場歡迎」。

民國四十六年（五十二歲）國曆五月，我出席泰國佛元二千五百年的盛大慶典，回國經過香港。陳靜濤居士對我說：「你上次（經過香港去泰國）離開這裡，沒有幾天，就有人調查你來了。我說：印順是太虛大師以下，我最敬愛的法師。我把辦公桌上的玻璃板移開，露出我的身分證明，告訴他：我就是這裡的負責人之一。你為什麼調查？是報銷主義嗎（這句話的含義，我不太明白）？那人沒趣的走了」。靜老對我說：「我想你不會因此而懊喪的。你要信任政府，調查是對你有利的」。我說：「是的，臺灣信徒也有人這樣說」。那時，離四十三年的驚風駭浪，已足足的三年了，餘波還是在蕩漾不已。

據說，我當然沒有看到，對於調查我的案卷，堆積得也真不少了。我從這裡，更深信世間的緣起（因緣）觀，緣起法是有相對性的。有些非常有用，而結果是多此一著。有些看來無用，而卻發生了難以估量的妙用。我的身體是衰弱的，生性是內向的；心在佛法，對世間事緣沒有什麼興趣。這對於荷擔復興佛教的艱巨來說，是不適合的，沒有用的，但好處就在這裡。我在香港三年，住定了就很少走動。正如到了臺灣，只是從福嚴精舍到善導寺，從善導寺回精舍一樣。在香港，屬於左派的外圍組織不少，局外人也並不明白。如我也歡喜活動，偶爾去參加些什麼會，那即使簽一個名，我就不得了。我憑了這無視世間現實，在政局的動盪中，安心地探求佛法。我才能沒有任何憂慮的，安然的渡過了一切風浪。

餘波蕩漾何時了？這大概可從中佛會（子老對中佛會的關係，一般是看作代表我的），善導寺的演變，而可作大概的推定。國曆四十四年八月，中佛會改選，理事長當然是章嘉大師，祕書長卻改由林競老居士擔任。中佛會的力量，有了變化。舊權力的戀戀不捨，原是眾生所免不了的，於是種種為難，林競竟無法推行會務，引退而會務陷於紛亂。章嘉大師迫得向中央呈請，停止中佛會的活動，於國曆四十五年八月四日，明令成立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到四十六年夏天，整理改選完成。改為委員制，由內政部推派陳鯤任祕書長，使中佛會居於超然地位。國曆四十九年四月改選，又恢復了理事長制，由白聖法師任理事長。為了適應教內的情勢，前祕書長吳仲行只好屈居幕後。後來，吳祕書長有點厭倦，也許失望了，與白聖法師疏遠了。末了，去執行律師的業務。大概四十六年後，中佛會不會對我有不利的企圖了。到了四十九年，我與子老的關係改變，子老也不再顧問中佛會，對我當更不會有什麼了！

善導寺，起初我還是導師，這當然還要餘波蕩漾下去。後來我離開了，直到道安法師出來負住持的名義。子老對善導寺，我對善導寺的關係，完全改觀。此後，即使有些無傷大雅的蜚語，不妨說問題解決了。

因緣，無論是順的逆的，化解是真不容易！

十六　我真的病了

民國二十年（二十六歲）五月起，我開始患病，終於形成常在病中的情態。但除了睡幾天以外，還是照樣的修學。我身高一七六．五公分。從香港到臺灣（四十一年）時，體重一百十二磅；等到菲律賓弘法回國（四十四年），體重不斷減輕，減到一百零一磅。我是真的有病，病到不能動了。

在我的回憶中，夏天（廈門，尤其是武漢）天氣熱，日長夜短，往往睡眠不足。所以病瀉以後，精神就一直無法恢復。身體弱極了，三十年（三十六歲）秋，曾因瀉虛脫而昏迷了一點多鐘。昏了二三分鐘的，還有在重慶南岸慈雲寺（三十年秋），開封鐵塔寺（三十五年夏）等。我覺得，我只是虛弱，飲食不慎就消化不了罷了，我是沒有病的。

四十三年（四十九歲）底，肺部去照了一次Ｘ光，說我有肺結核。我沒有重視，還是去菲律賓弘法。四十四年（五十歲）回來，精舍的住眾，增多到十五、六人，所以就開始作專題宣講。但身體越來越不濟了，飲食越來越不能消化。中秋前後，因服中藥而突發高燒，這才到臺北診治，斷為肺結核，要長期靜養。於是在重慶南路某處，臨時租屋靜養，足足躺了六個月。

我的病也有些難以思議。經醫師的診斷，我的肺結核是中型的，病得很久很久，大部分已經鈣化，連氣管也因而彎曲了。在我的回憶中，我只是疲憊不堪，沒有咳嗽（傷風也不多），沒有吐血，沒有下午潮熱的現象。難道疲憊不堪，就是這麼重的肺病象徵嗎？年齡漸漸大了，壞也壞不到那裡去，後來索性不問他。現在回憶起來，我不承認有病，對我的病是最適合的。如在抗戰期間，一心以為有病，求醫求藥，經診斷而說是肺病，那時還沒有特效樂，在病的陰影下，早就拖不下去了。為什麼不承認有病，不調理診治？最主要的是沒有錢，那麼，沒有錢也並不太壞。同時，我雖然疲累不堪，但也不去睬他。或有新的發見，新的領會，從聞思而來的法喜充滿，應該是支持我生存下去的力量。我對病的態度，是不足為訓的，但對神經兮兮的終日在病苦威脅中的人，倒不失為一帖健康劑。

實際上，我那時是病輕累重。肺部是那樣的大部分鈣化了，也不該如此嚴重。飲食不能消化，經腸胃檢查，也沒有病，只是機能衰退。當時我使用日本進口的溫灸器，增加飲食，幫助消化，身體一天天好起來，體重最高增加到一百三十四磅。從四十六年（五十二歲）以來，我比出家以來的那一年，都要健康得多。然而，儘管健康，相反的身心都衰老了。

五十六年（六十二歲）底，五十九年（六十五歲）夏，體重又不自覺的退下來（一百二十磅左右），又漸有疲累的感覺。檢查了二次，肺部還是那樣，其他也沒有什麼病。好心的弟子們，為我求醫求藥。我有時似乎那麼彆扭，不要這個，不要那個。只因為我現在並沒有病，是隨年齡的增加而機能衰退。這應該說是老，老是終久要來的，你能使他不老嗎？

十七　我離開了善導寺

四十一年（四十七歲）來臺灣，住在善導寺。不能回去，又別無去處，南亭法師又事實上辭去了善導寺導師，我就在這樣的情形下長住下來。四十二年底的漫天風雨，使我認識到問題的癥結：住在善導寺，我是永不會安寧的。可是，子老雖為構成問題的要素，而問題的消散，也還是虧了他。在道義上，我還不能說離去。四十三年冬天，演培主持的臺灣佛教講習會畢業了，有幾位想來福嚴精舍共住，所以我又增建了房屋。增建的是關房，關房外是小講堂，另外有臥室四間。我是準備在可能的情況下，退出是非場，回精舍來與大家共同研究的，這是我當時的心願。但四十四年從菲島回來，病就重了，足足的睡了半年。在我臥病的時間，善導寺法務由演培維持。

四十四年底，子老在伍順行的宴會中，受到了心悟的嚴厲指責，說他將寺院佔為己有，不肯交給出家人。在這麼多的人面前，應該是很難堪的。這還是老問題，善導寺的大殿莊嚴，地點適中，長老法師們，就是以經懺為佛事的，誰不想藉此而一顯身手呢！子老覺得不能再這樣下去了，來與正在靜養中的我商量，要我出來負住持的名義。我同情他的境遇，在可能的條件下答應了他。前提是：不能有住持的名義，而一切還是老樣。因為這麼做，將來被人公開指責的，將不是他而是我了。這就是，善導寺要改取一般寺院的規制。對寺務，舊有的積餘，仍由護法會保管，移交一萬元就得。以後，經濟要量入為出，凡用之於寺院或佛教的，護法會不宜顧問。經濟公開，賬目可由護法會派人（定期的）審核。護法會不得介紹人來住，以免增多人事的煩累。子老都同意了，但還有更先決的條件：我一直還在靜睡中，起來也未必就能躬親寺務，要有一得力的監院，平時代為處理一切才成。沒有人，那我也只有無能為力了。

演培來了，他是那麼熱心的希望我接下來。要有一位能代我辦事的監院，要演培回精舍去與大家商議，看看有沒有可能。他回來（似乎與悟一同來）答覆我，商定的辦法是：在三年任期內，由演培、續明、悟一——三人來輪流擔任，並推定悟一為第一年的監院。事情就這樣的決定了，四十五年（五十一歲）正月底（國曆三月四日），舉行住持的晉山典禮。我是整整的睡了半年，從床上起來，就被迎入善導寺的。身體虛浮而不實，幾乎晉山典禮也支持不下來（這是一直沒有活動的關係）。那年秋季，又在南港肺結核療養院住了三個月。這才明白了：病情就是這樣，身體能這樣也就很難得了，我不必再為病而費心。

悟一是香港鹿野苑的四當家，曾在淨業林管理庶務，有過一年多的共住時間。由於淨業林共住，所以在鹿野苑紛擾而混亂的情況中，經續明的推介，我為他辦理手續來臺的，來臺就住在福嚴精舍。從四十五年一直到我離開善導寺，悟一始終是領導寺眾，早晚上殿，一起飲食，不辭勞苦。寺裡有了餘款，在取得我的同意之下，就用來修飾房屋，添置必須的器具。總之，悟一年富力強，有事業心，在民國以來，以辦事僧為住持的原則下，這不能不說是難得的人才！

四十六年（五十二歲），我決定要往來於福嚴精舍及善導寺之間。精舍增建以來，我沒有能與大家共住修學，身體好多了，不應該重提舊願嗎？但是，因緣是不由自己作主的。國曆三月四日，章嘉大師圓寂，善導寺忙了一星期。接著（國曆三月十三日起），善導寺啟建了七天的觀音法會。國曆五月七日，去泰國出席佛元二千五百年的大慶典，便中訪問高棉，一直到國曆六月七日才回臺。半年的時間，就這樣的溜走了，我能不為之而惆悵嗎？在泰國時，老學長道源讚歎我的福報大——善導寺呀，福嚴精舍呀……。我微笑說：「慢慢的看吧」！我對善導寺及出席國際會議，全無興趣；加上了兩種因緣，我定下了離開善導寺的決心。我覺得，那時離開使我不得寧靜的善導寺，我內心可以對得住子老了！

那兩點因緣呢？

一、四十四年冬天（我在病中），日本倉持秀峰等，護送玄奘大師的舍利來臺；子老就與倉持等有了聯繫，要送演培去日本，進行演培去日本的手續。子老曾不止一次的說：希望能得到當局的支持，派四、五位青年法師去日本。做什麼？當然是聯繫日本佛教界，反對共產了。為了反共復國，這當然是對的。然子老忠黨勝於為教，如派圓明去日本，圓明離佛教而為黨服務，他覺得也是很好的，從不曾為佛教的人才損失而可惜。純為佛教而努力，子老也許覺得並不理想。他從不曾真正的為佛教著想，佛教的青年法師，到底還有多少人呢！林競不失為忠厚的護法長者！他在無法推行中佛會會務而辭去祕書長時，曾慨歎為：「中佛會會務的困離，是將中佛會的任務，（不是佛教）看作政治的一環」。他說：「這不是那一位，在子寬主持的時代，就是這樣了」。子老為演培進行手續，在我去泰國時，已大體就緒。然子老與演培，都不肯向我透露，生怕我會破壞了似的。既然這樣的祕密進行，我偶然聽到多少，當然也不好意思問了。子老是希望我為他維持善導寺的；而經常幫助我推行法務，相隨十八年的演培，子老卻要暗暗的送他去日本，我還能說什麼呢！我從泰國回來，演培才向我說明，希望能給予經濟上的支持。我說：「這是義不容辭的，絕對支持。不過，希望以講學名義去日本，要有講學的事實而回來」。

二、悟一是江蘇泰縣人。南亭法師是泰縣首剎光孝寺的住持；悟一曾在光孝寺讀書，是離光孝寺不遠的一所小廟的沙彌。大寺與小廟，地位懸殊，所以過去的關係平平。悟一到了臺灣，除與同戒又同學的新北投妙然，有良好的友誼往來外，平靜的在精舍住了兩年。自從到了臺北，表現出沈著與精明。現在是善導寺監院，各方也就觀感一新了。四十五年那一年，章嘉大師呈請中央，成立了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以南亭、東初為召集人。這一中國佛教的動態，暗示著派系的對立。當時，有「蘇北人大團結」的醞釀。演培是蘇北高郵人，也曾為「蘇北人大團結」而團團轉。從大陸來臺的法師，蘇北人占多數。上有三老：證蓮老（天寧寺老和尚）、太滄老（金山和尚）、智光老（焦山老和尚，南亭法師的剃度師），三老是不大顧問世俗事的。三老下有二老，就是被尊稱為「南老」的南亭法師，「東老」的東初法師了。長老是領導者，青年法師的團結，表現為《今日佛教》的創刊（這是四十六年的事）。《今日佛教》有八位（？）社委，地位一律平等，以表示團結，這是以悟一為主力而開始推動的。我從南港療養院回來，慢慢的知道了這些。這一地方性的團結，與中佛會的整理委員會相呼應。

悟一是沈著精明而有事業心的。從小出家，如老是依附平淡的，重學的，主張不與人（作權力之）爭的我，雖然出家不是為了打天下，但到底是會埋沒了他的才能的。自從到了臺北善導寺，在「蘇北大團結」中，傾向於蘇北的集團利益（當然是為了自己著想）。對我與精舍，看來表面上還是一樣，但我是深深的感覺到了。當時，為了整理中佛會，為了入黨，子老、悟一、演培，正打得火熱。我應該怎樣呢！常住在善導寺，以法來約束一切，是可能的。要悟一履行諾言，一年到了回精舍去，也是不難的。想到了我的出家，我的來臺灣，難道就是為了善導寺而陷於不可解脫的纏縛中嗎？「蘇北大團結」，等佛教會改選完成，難道就不會以我為對象嗎？臺北首剎善導寺，對我沒有一些誘惑力，我還是早點離開吧！我與悟一是心心相印的，他是會知道的（子老與演培，當時都不明白）。不過，我沒有損害他，正如以建立福嚴精舍名義，而割斷了與淨業林鹿野苑的關係一樣。

我以書面向護法會辭職。子老知道我決心要退了，就不免躊躇，請誰（為住持）來為他維持善導寺呢！他一再與我商量善導寺的未來人選。他提議福嚴精舍的三個人，我不能同意。最後我說：「要我提供意見，那麼南亭法師是最理想了。不說別的，最近在整理佛教會的關係上，你們也非常的協力同心」。子老不以為然，我說：「那麼道安法師，這是趙炎老（恆惕）、鍾伯老（毅，都是護法會的有力人士）所能贊同的」。他又不願意，我說：「那麼演培吧」！我的話，其實我是譏刺的。子老一心一意的，覺得演培在臺灣，未免可惜而要送他去日本，瞞著我而進行一切手續。可是，他竟然會（白費種種手續，而）將演培留下，繼任善導寺住持。在子老的心目中，去日本聯絡佛教界反共，還是不及為他維護善導寺的重要！我的住持名義，僅一年半，我是將善導寺交還護法會，我沒有交給任何人。善導寺住持，演培是不適宜的。但父子之親，有時還不能過分勉強，何況師生！有些事，說是沒有用的，要親身經歷一番，才會慢慢理會出來。可是這麼一來，我對善導寺的關係，斷了而又未斷，斷得不徹底。因為在長老法師們看來，印順交給演培，這還是印順力量的延續。無論是順的因緣，逆的因緣，一經成為事實，就會影響下去而不易解脫，因緣就是這樣的。

在四十六年（五十二歲）國曆九月十五日，我正式離開了善導寺，心情大為輕鬆。當時我以什麼理由而提出辭退呢！真正的問題，是不能說的，說了會有傷和氣。我以「因新竹福嚴精舍及女眾佛學院，需經常指導修學，以致教務寺務，兩難兼顧」為理由。但就是這些表面理由，又成了逆緣，而受到相當程度的困擾。

十八　有關建築的因緣

建築福嚴精舍以來，我主要有過五次的建築——四十二年建福嚴精舍；四十三年冬精舍的增建；四十九年建臺北市的慧日講堂；五十三年冬建的妙雲蘭若；七十六年建的華雨精舍。說到建築，要選擇地點；籌劃經費；即使包工，也要有監工的。這些，在我的回憶中，覺得有些因緣是難以思議的。

說到地點，福嚴精舍的籌建是香港，地也置定了，款項也籌得差不多了（移在臺灣的建築費，主要是從香港帶來的）。為了來臺去日本出席世界佛教徒友誼會，一時不能回去，只好移建在臺灣的新竹，這是出乎意外的。而更意外的是：地也買了，工也包妥了，出境證也發了下來。所以無論是順緣，是逆緣，只能說是我的因緣在臺灣了。

妙雲蘭若的建築，是想覓地靜修的。臺中慈明寺主聖印介紹的北屯那塊地，非常適宜，準備訂約了，臨時想到水的問題而作罷。在高雄郊區，也看定一塊地，準備決定了，聽說大水會淹沒而停止進行。覓地，實在是不容易的！嘉義居士們自動來信，為我找到一塊山明水秀的好地，要我到嘉義去看。我到嘉義去看，地在蘭潭旁邊，風景不錯，但附近軍眷多，可能會煩雜些。不知那位提議，蘇祈財居士有一個果園，大家也就同去看看。果園（隔溪）對面，蘇居士說：「這裡，從前岡山玉明老和尚，曾在此靜修；抗戰期間，一位日本禪師也住過」。我向裡面一望，陰森森的，雜樹縱橫，蔓草叢生，連片板也沒有了。我說：「這裡好」。偶然的經過，就這樣的決定了。回憶起來，自己也說不出我到底看中了什麼。我想，也許這塊地有佛緣，與我有緣吧！

說到籌集建築經費，有些非常意外，連說出來也許有人會懷疑的，但確乎是事實。四十三年（四十九歲）冬，福嚴精舍要增建部分房屋。僅有臺幣壹萬元的積餘，其餘不知向那裡去籌措。我自己畫了一紙平面圖（大樣而已），決定先去看一個人，並約一個人談談，再來切實進行。一個星期六上午，我從新竹到了臺北市昆明街林慧力（慈航法師為他取的法名是「慈捨」）家。坐下來，他就談起：「我告訴我的先生，我有兩個師父。胖胖的師父（指慈航法師）福報大，我供養些穿的吃的就得了。瘦瘦的師父（指我）福報差，在新竹有幾個學生，聽說還住不下，我想要多少發心。我的先生說：好！樂捐三（或二，記不清了）萬元吧」！我聽得希奇，從懷中取出那張平面圖說：「今天來正是為了這個呀」！這一因緣，是不可思議的！慧力與他的先生，關係早已非常疏遠。最近忽而好些，有時來看看他。數月以後，移住新北投，這因緣怎麼也不可能了！

下午，到了善導寺。晚上，約見的人來了。我要約見的，是劉亮疇居士。我沒有見過他，也沒有知道他的家世與現況。去年冬天，印海到精舍來住，帶來劉居士的供養美金壹百元，據印海說：劉居士常來善導寺借藏經，此外也不知道。當時我寫信謝謝他，將近一年了，也沒有聯絡。我為了增建，忽然想起了他。不過一向沒有關聯，也不存太大的希望。劉居士與太太——胡毓秀居士同來，我不會閒話，開門見山的說起為了事實需要，想有所增建。他就說：「隨喜！隨喜」！指他的太太說：「他也要發心多少」。他問我：「香港有可信託的人嗎」？我說：「陳靜濤居士是絕對可信的」。他沒有說什麼，只說：「明天晚上再來」。就這樣的走了。星期日晚上，劉居士夫婦倆又來了。拿出一張——應該是什麼公司的股息單，兩人都簽了字，交給我，數目大約港幣四、五千元。劉居士又說：「建築費還不夠，下次再供養一點」。後來，先後又交來臺幣，約值美金壹仟貳佰元。我的增建工程費，可以說，就在這出來的一天，就這樣的解決了。這是可以求得的嗎？是我所能想像到的嗎？因緣實在不可思議！

建築工程的進行，是很麻煩的。我沒有建築經驗，也沒有興趣與精神去監督工程，那怎麼辦？我竟每次不用自己操心，而且人都去了別處。回憶起來，也覺得希有。福嚴精舍的建築在新竹，工程包妥，出境證也發了下來。我急著去香港，一切工程由壹同寺玄深的監督而進行。包工包料，工程還算不錯。到四十三年冬的增建，是購料包工。木材與水泥備妥了，工也包了，我就趕著去菲律賓。建材的管理與添購，工程的監督，由精舍的住眾——悟一與常覺等負責。等到四月上旬回來，不但早已竣工，演培等都早已來住定了（精舍以後的增建，是常覺等經手，不能說是我的建築了）。臺北市慧日講堂的創建，我那時正一年一度的要去菲律賓，這可為難了。曾任臺北市議長林挺生先生的令堂，是歸依我的，法名法觀。講堂的地，也是向林府購買的。由法觀從旁勸發，林煶灶老居士——林議長的尊翁，答應為我負責工程的一切，建材，工人，以及佛龕、經櫥、講桌、水池、草坪，一起承擔。在我去菲律賓後，對講堂的構造，還代作局部的修正。講堂是填土三尺，而磨石子沒有少少裂痕，可見工程是很實在的。全部建費，大數捌拾萬元，我是幾元幾角都結清了的。但一切由煶灶老居士負責代辦，也是不可多得的因緣了！我感謝他，也為佛法的感召而歡喜！講堂後來又有局部的增建，由黃營洲居士代為經營一切。妙雲蘭若在嘉義，我又人在臺北，不可能監督工程。天龍寺住持心一，發心為我監工，一天去（工地）一次或兩次，也真難為他了！臺中縣華雨精舍的重建，是慧瑞、慧琛等負責的。我經手的建築，都不用自己監工。有人說我福報大，我不承認，我就是沒有福德，才多障多災。建築方面，是佛法的感應吧！也許在這點上，過去生中我曾結有善緣的。

十九　好事不如無

臺北慧日講堂的修建，是我主動的要這樣去做的。我沒有隨順因緣的自然發展，所以引起了意想不到的、不必要的困擾。這又恰好與當時善導寺（與我斷了而又似乎未斷）的內部風波相呼應，增加了進行的困難。

我與老學長道源去泰國，經一個月的共同生活，他有所感的說：「印老！你原來也是能少說一句就少說一句的」。我說：「是的，你以為我喉嚨會發癢嗎」？我沒有口才，缺乏振奮人心的鼓動力，對宗教宣傳來說，我是並不理想的。我的對外宣講，每是適應而帶點不得已的。那為什麼要建立慧日講堂？我當時有一構想，佛教難道非應付經懺，賣素齋，供祿（蓮）位不可！不如創一講堂，以講經弘法為目的，看看是否可以維持下去！我從不空言改革，但希望以事實來證明。而且，對精舍的學眾，也可給以對外宣揚的實習機會。另一重要原因，是福嚴精舍在新竹，經費是依賴臺北及海外的。海外不可能持久，而臺北方面，福嚴精舍護法會，還依賴善導寺（住持是演培）而活動。然在我的觀察中，善導寺的問題，不久就要到來（這在演培、續明他們，也許不會理解，所以他們也不大熱心於建立慧日講堂）。到那時，與臺北信眾的聯繫，將缺乏適常的地點。所以四十七年（五十三歲）冬，就與幾位居士談起，要他們先代找一塊三、四百坪的地，等明年再進行籌建講堂。我就到菲律賓度舊年去了。

我是四十八年（五十四歲）八月七日（國曆）回臺灣的。在菲時，曾接到有關修建的兩封信。一、精舍住持續明來信：國曆四月四日，姜紹謨居士介紹一位徐（大使）夫人，來參加般若法會。他願以臺幣拾萬元，在精舍山上建一觀音殿。續明不肯作主，說要問過老法師。二、曾慧泰來信：孫（立人）夫人張清揚居士，熱心護法，將來建築經費，想請他發心（據說：張清揚居士常去鄰近的黃蘊德居士（法名慧度）家。談起來，對現在的住處，也有些不滿。對佛教，大有要護法而無從護起的感慨。慧度與慧泰、慧琦有往來，也就談到了我，張清揚居士就說了幾句好話。就這樣，他們直覺的以為可護助我修建講堂了）。我立刻回信：在現階段（立人將軍已退職），孫夫人是絕對不可能的。佛教界的內情，居士們不完全懂得！被蘇北佛教界推尊為少老的張少齊居士，與張清揚居士結成兒女親家，張清揚居士也就常住在張府。很早就一切尊重張居士，以張居士的意思為意思，這怎麼可以直接向孫夫人籌款呢！這兩封信，結果都引起了意外。

我回到臺北，曾慧泰與周王慧芬（法名法慧）居士，非常熱心。但有些話，我是不便向他們說的，只是勸他們不要向孫夫人募化。他們竟自以為然，去張清揚居士處，請他為講堂的建築而發心。沒有幾天，張少齊居士主辦的《覺世》，發表了消息，說得非常巧妙。大意是：印順老法師有善導寺的大講堂（我離去了善導寺，誰不知道呢），現又在臺北籌建講堂。老法師在菲律賓，有僑領供養美鈔壹萬元；某大使夫人也發心多少，老法師的福報真大！這一消息的反面意義，是：有了大講堂，為什麼要再建？要建，建築費也足夠了，不用再樂施。張居士真不愧為蘇北佛教界的元老！演培與隆根見了這一消息，趕著去質問張居士，認為不應該如此破壞。張說：據馬路新聞（傳說），還不止這數目呢！兩人無可奈何，氣忿的來見我，我說：「你們去質問，根本就是錯了」！這就是向張清揚居士募款得來的反應（還有與慧芬有關的無頭信，可以不必說了）。

所說的徐大使夫人，在危難中曾蒙觀音菩薩的感應，所以要發願建像供養。徐大使調部服務，見到多年不見的老同學姜紹謨，知道姜居士現任中佛會常委，就把建觀音殿的事，全權拜託，這才介紹到精舍來。我在八月初，約見了徐氏夫婦與姜居士，我建議要在臺北建講堂，如在講堂中供一觀音像，可有更多的人前來禮敬。當然，一切以姜居士的意思而決定（後送來臺幣五萬元而了結此願）。徐夫人曾說到：北投佛教文化館向他建議：修一觀音閣，附幾個房間。這裡風景好，可以來度假、避暑，預算約三十萬元。後來，有人說我搶了別人的護法。唉！來精舍是那麼早，我沒有送禮，沒有登門拜訪，一切出於自願，是我去與人爭利嗎？這一切，歸根結底，還是出於我籌建講堂的一念，否則就不會有這些不必要的干擾！其實，這只是小小的不如意因緣，更大的困擾，還在後面呢！唉！真是好事不如無！

二十　實現了多年來的願望

我到臺灣來，有那麼多的障礙，主要的癥結，以住在善導寺為第一。脫離這是非場，是我經歷了漫天風雨以來的最大願望。四十六年（五十二歲），我辭去了善導寺住持，這應該可以解決了嗎？然李子老竟把演培留了下來，由護法會請演培任住持，這所以我對於善導寺，斷而又似乎未斷。脫離是非場真不容易！

演培任住持，請悟一為監院；四十七年底，又邀悟一的好友妙然進善導寺為監院（二當家）。演培出國了兩次，等到回來，早上已沒有人上殿。演培一個人去敲木魚、禮誦。演培與妙然不和，悟一卻表示在兩人之間。恰好善導寺收回了部分房屋，悟一大加修理，為了裝置衛生設備，子老與悟一衝突起來。子老一向以不用錢為原則，實在有點過分！於是子老代表護法會，支持演培來對付監院。演培想得到護法會的支持而辭卸妙然，而子老有自己的目的，擬訂了幾項辦法，主要是會計獨立，想將經濟從監院手中要過來。我回國不久，子老將辦法給我看，又拿去給護法會的護法看。又回來對我說：「我告訴大家，導師（指我）也看過了」。我當時問他：「導師說什麼」？子老答：「不加可否」。

還有，我辭退了，子老留演培任住持，演培是沒有經濟觀念的。我為了十八年來的友誼，不能不對子老說（對演培說，他是不會懂的）：「此次從泰國回來，發見帳目有了變動。過去有了積餘，將款存出去時，就明白的在帳上支出，存在什麼地方。而現在帳上，悟一將一切外存都收回了。帳上只是結存臺幣多少萬，而不明白這些錢存在何處」。我當時說：「現在錢是不會錯的（我交卸時，一一交清），但這一寫帳方法，你應該知道可能引起什麼問題的」。子老說：「我知道，我會看住他」。子老那時，為了入黨，為了佛教會（整理委員會）……大家好得很。他是護法會的住寺代表，他到底看住些什麼？等到與悟一鬧翻，要會計獨立，才把我的話提出來，對臺中慎齋堂主說：「導師也說悟一的經濟有問題」。話立刻傳入悟一耳中，當然對我不愉快。子老老了！不知「導師說」到底有多少分量，而只想一再的加以運用。

會計制度被破壞而建立不起來。四十九年，演培又增請隆根任監院（三位了），但也不能有什麼用。到此時，一件事——我一直懷疑的事，終於明白了。隆根是我任住持時，經悟一建議而邀來臺灣的。四十六年（五十二歲），我請隆根任副寺，也就是協助監院。隆根並不負責，悟一也沒有說什麼，這現象是離奇的，到底為了什麼呢？在善導寺糾紛中，隆根支持演培，內情才傳說出來。原來，悟一是請隆根來任監院的，隆根也以任監院的名義而離開香港。但到了臺灣，竟然不是監院，這難怪行動有點不合常情了。在這些上，充分明白了悟一的雄才大略。他自己是監院，就會不得我（住持）的同意而去香港請監院，他早在為他的未來而布局，當時我雖不明白一切內情，而早就深刻的直覺得不對，但我可以去向誰說呢！

善導寺糾紛的本質，事件發展的趨勢，我自以為認識得非常徹底，不存任何幻想。可是，四十九年（五十五歲）春天，我的忽然一念無明，幾乎脫不了手。一直鬧得不可開交，總不是辦法呀！我忽然想起，就與悟一等（善導寺全體僧眾）談起我的構想，一個息除諍執的方案。當時，悟一聽了也覺得滿意，說自己是有人性的，也就是不會忘記這番好意的。於是由護法會推請證蓮老與我商酌，擬訂方案。主要為，一、多請幾位長老為導師：住持不能任意辭退監院，要得多數導師的同意。反之，如多數認為處事不善而應加罷斥，監院也不能賴著不肯走。這是住持與監院間的制衡作用。二、大家分工合作：我那時在菲島，與性老擬訂的方案，想引用到善導寺來。監院既有了三位，那就一主事務、一主財務、一主法務，大家分工合作。想不到方案一經提出，竟引起了一片罵聲。問題是：總攬事務的，就不能主管經濟；要主管經濟，就不能總攬事務。悟一到底是聰明的，大概想通了，這是與自己的權力有礙的。好在有護法陳景陶居士出來，抗論了一下，我與證老才從糾紛中脫出來。事後回憶起來，想不通自己為什麼又忽而愚癡，這大概就是人性一面，在明知其不可能，而又多少存點僥倖心吧！

子老只為他的善導寺，決不為別人著想。他要演培來問我，能不能將慧日講堂的建築費，用來修建善導寺的大講堂（演培那時可能也有這種想法的）？演培在年底，還邀悟一去精舍，希望能解釋誤會。演培對悟一存有幻想，竟忘了蘇北長老的話：「演培法師！你不要聽李子老的話，與印老遠離一點，我們擁護你做青年領袖。否則，蘇北人沒有與你做朋友的」！這要到我的方案被反對，續明的《佛教時論集》被密告，演培這才漸漸的絕望了。我要去菲律賓時說：「你三年的任期圓滿，可以辭退了」！

演培辭退了，由誰來為子老護持善導寺呢？四十九年秋，由護法會禮請閩院學長默如住持。晉山那一天，監院就當眾叫囂訶斥子老。子老這才住入醫院，盡其最後的努力。子老擬了以善導寺為中國佛教活動中心的提案，經最高當局核可。然後由中央黨部，內政部等五單位，共同作成行政處分，交由中國佛教會、臺北市政府執行。好在中國佛教會幫忙，悟一又著實努力一番，方案也就被擱置了。我從菲律賓回來，子老將情形告訴我，並且說：「我是勝利了。至於能否執行，那是政府的事」。有政治經驗的人，到底是不同的。假使是我，那只有承認失敗了。

默如又不得不辭退了。五十年夏，由護法會禮請道安法師住持，以尊重二位監院的確定地位為前提。從此子老也從事實經驗中，知道了悟一的確能幹，是一位難得的人才。於是放下一切，一切由悟一去處理，也就相安無事，恢復了兩年前的友善，在善導寺過著寧靜的晚年。道安法師漸漸少來了，不來了，很久很久，一直拖到五十六年冬天，才由子老向護法會推介，禮請悟一為住持。糾紛，是很不容易安定的。遠些說，從我來臺灣，住入善導寺開始。至少，在四十八、四十九、五十年——二年多的艱苦鬥爭，到此才可以告一結束。我自從離開善導寺，與善導寺的內部糾紛，已沒有直接的關係，但多少還要被子老與演培牽涉到。等到演培辭退，我多年來的願望，才真正的實現了！

子老曾經寫了一部《百年一夢記》，別的事情，倒還記得清楚，獨對於二年多為善導寺的護法奮鬥，竟沒有說到。子老畢竟老了！老年人是容易忘記近年事的。如掛在善導寺門口，那塊海潮音月刊社的招牌，也在糾紛中被拿下來而不知丟到那裡去。而一經和好如初，子老還想請悟一來共同保管海潮音的基金呢！子老畢竟是老了！

二一　內修與外弘

「內修，還是外弘」？記得演培曾一再問過我，這應該是反應了共住者的意見。回憶起來，只是慚愧，我是矛盾、困惑於內修外弘而兩不著實。

到臺灣以前，我依附學團，始終與共住者過著內修的生活，極為輕鬆。到了臺灣，住進善導寺，為事實所迫，不得已而為信眾們講經說法，可說開始了外弘的生活。外弘，不是我所長的，而就子老的善導寺來說，不只希望你講經說法，主持法會，還希望你能寫反共文章（演培曾寫一個小冊子），寫向共區的廣播稿（演培寫了些）。如有佛教的國際活動，你就去代表出席，這也是子老善導寺的光榮。四十六年（五十二歲）夏天，出席泰國的佛元二千五百年慶典，我一直推說身體不好。我在新竹，接到子老從臺北來信：為了代表出席，星期╳某人要來，你決不能說有病。結果，人沒有來，而我已被推派為代表。代表只有二人，甘珠爾瓦與我，其餘的是觀察員。我到了臺北，道安法師說：「你去不去？不去，得趕快辭呀」！我只苦笑了笑。我無意占去代表的一席，但我說要辭，會怎樣傷害子老呢！在這些上，我不能滿足子老的要求，我比演培差得多了！

福嚴精舍於四十二年九月成立，成一獨立學團。子老見我有了負擔，每星期還要往來，所以計算了一下，每月供養導師三百五十元。直到四十三年底，還只有唯慈、印海、悟一、常覺——少數人。精舍的生活，除三百五十元外，憑講經、主持法會（每次三百元），信眾多少供養而維持。那時，我與精舍的經濟是不分的、我建築了關房，早有離去善導寺的決心。明（四十四）年住眾要增多到十五、六人，真是好事，但生活將怎樣維持！年底，應性願老法師的邀請，去菲律賓弘法。將回臺灣時，與瑞今法師商量，得到他的支持，願意代為籌措生活費三年，這是我所應該感謝的！那年六月，演培在善導寺成立了福嚴精舍護法會，善導寺護法會也每月樂助壹千元（導師的供養三百五十元，從此取消）。從此，福嚴精舍的經濟獨立。我應該領導內修了吧，但是病了。一直到四十六年（五十二歲）秋天，才離開善導寺而回到福嚴精舍。

演培住持善導寺，仁俊在碧山岩，常覺而外，僅續明在精舍掩關（就是四十四年修的那個關房）。在臺灣來共住的，有印海、妙峰、隆根、真華、幻生、正宗、修嚴、通妙，及幾位年輕的，中年出家的（如法融等）。當時成立了「新竹女眾佛學院」，所以一面自己講（曾講《法華經》等要義，及《楞伽經》）；妙峰、印海等也在女眾院授課，希望能教學相長。四十七年夏天，我又去了菲律賓。回來，就推續明住持精舍。對內的領導修學，也就由續明負責了。我那時有一想法——還是為了福嚴精舍，在臺北成立慧日講堂。希望精舍與講堂，能分別的內修外弘，相助相成，可以長久的維持下去。講堂的建築費，半數是從馬尼拉籌來的，這都得力於妙欽，尤其是廣範熱心推動的功德。現在回憶起來，後人自有後人福，何必想得那麼遠呢！

對外弘，善導寺那段時間而外，慧日講堂三年多，也著實講了些經論，聽的人還不算少。對內修，在臺灣十二年（四十一年秋——五十三年春），我沒有能盡力，除了病緣、事緣，主要是：從前那樣熱心的與同學共同論究，是有幾位於佛學有些基礎，能理會我所說的有些什麼特色。在這些上，引起了大家為佛法的熱心。在臺灣呢，有的年齡大了，有了自己的傾向；有的學力不足，聽了也沒有什麼反應；有的因為我的障礙多，不敢來共住。這樣；我雖也多少講說，而缺乏了過去的熱心。

聖嚴來看我，說：「老法師似乎很孤獨」。「也許是的」。我以〈東方淨土發微〉為例，他說：「新義如舊」。是的！說了等於不說。沒有人注意，沒有人喜悅，也沒有人痛恨（痛恨的，保持在口頭傳說中）。他問我：「掩關遙寄諸方中說：時難感親依，折翮歎羅什，是慨歎演培、仁俊的離去嗎」？我說：「不是的，那是舉真諦（親依）、羅什，以慨傷為時代與環境所局限罷了」。我想，如現在而是大陸過去那樣，有幾所重視佛學的佛學院，多有幾位具有為法真誠的青年，我對佛法也許還有點裨益。雖然現在也有稱歎我的，但我與現代的中國佛教距離越來越遠了。有的說我是三論宗，有的尊稱我為論師，有的指我是學者，讓人去稱呼罷！

學佛法的（男眾）青年，是那樣難得！演培曾有去香港邀約的建議，這在別人是可以的，但經歷了漫天風雨的我，是要不得的。舊有的幾位，年齡漸漸大了，自然也有各人的因緣。妙峰去了美國，正宗去了菲律賓。續明在靈隱寺，有十幾位年輕的臺籍學生（還有幾位是從軍中退役下來的）；三年後，又在精舍成立福嚴學舍。但在續明的經驗中，似乎福嚴學舍沒有靈隱佛學院時代的理想。其實，這不是別的，只是年齡長大，不再是小沙彌那樣單純了！人越來越難得，精舍的少數人，常覺曾應仁俊同淨蘭若的要求，一再的推介過去，似乎也漸漸的少了。

我逐漸的認識自己，認識自己所處的時代與環境。不可思議的因緣，啟發了我，我在內修與外弘的矛盾中警覺過來，也就從孤獨感中超脫出來。所以說：「古今事本同，何用心於悒」！五十三年（五十九歲）的初夏，我移住嘉義的妙雲蘭若，恢復了內修的生活，但那是個人的自修。我偶然也寫一些，又把它印出來。但沒有想到有沒有人讀，讀了有沒有反應。我沈浸於佛菩薩的正法光明中，寫一些，正如學生向老師背誦或覆講一樣。在這樣的生活中，我沒有孤獨，充滿了法喜。

這樣的內修，對佛教是沒有什麼大裨益的。內修要集體的共修，仁俊曾發表「辦一個道場，樹百年規模」的理想。我慚愧自己的平凡，福緣不足，又缺少祖師精神，但熱望有這麼一位，「辦一個道場，樹百年規模」，為佛教開拓未來光明的前途！

二二　半天課

在臺灣，為了不忍出家僧尼的失學，曾有過兩次的「半天課」，但都因此而引起一些意想不到的困擾。不能怪別人，應該是由於我的不善處事吧！

四十四年（五十歲）：智性長老在寶覺寺傳戒，演培代表我去參加戒會。下年春，兩位年輕的新戒比丘——能學與傳諦，來住福嚴精舍。精舍那時是典型的學團，我雖略有講說，而主要是自己閱讀研究。這兩位新戒，沒有佛學的基礎知識，怎能自修呢！我與精舍同人商議，請法師們發心，於四十五年下學期起，為他們二人每日講半天——兩節課。這樣，「半天課」就開始了。消息傳出，新竹年輕的尼（或準備出家的）眾，有六、七人來旁聽，威儀與程度也還不錯。演培與壹同寺玄深談起，尼眾無緣進修佛法，太可惜了！這樣的激發、鼓勵，「新竹女眾佛學院」，就於四十六年秋，在壹同寺成立了。我與演培負正副院長名義；學院的教師，由精舍法師們負責；住處及經濟生活，由壹同寺負責。（後來感覺到：學生要有女眾來領導，才邀香港的黃本真來臺，負監學的責任）。學院成立，我要離開善導寺的機緣也成熟了。我向善導寺護法會辭職，不能說內心的真情，而說「因新竹福嚴精舍及女眾佛學院，需經常指導修學，以致教（育）務（善導）寺務，兩難兼顧」。就這樣，引起「相當程度的困擾」。臺北的信徒們，當然希望我長在臺北，這才能多多聽聞佛法。而玄深的作風，有幾位女信徒，並不贊同他，所以我離臺北而回新竹的辭職理由，有人竟說我「一心一意為尼姑」了！這真是天大的笑話！但因此引起少數信徒與玄深間的磨擦，使我為難！

四十六年冬，學院中有一位孫姓的學生要出家，玄深勸我為他剃度，我以沒有女眾的道場來推辭。他說：「將來住在壹同寺好了」。我就這樣的為他落髮，取名慧瑜。我在大陸出家來二十多年，都住在男眾的道場。到了臺灣，為了覓地建築，才往來女眾的壹同寺，對臺灣佛教廣大的女眾（出家的與齋姑），沒有什麼了解。第二學期，為了服飾與威儀，學生以出家尼眾為限；這樣，學生有五、六人出家了，我也收了慧理出家。後來，本真也剃度了，名慧瑩。其實，我沒有盡到對弟子的義務。我住在福嚴精舍，四十七年（五十三歲）起，每年去菲律賓三、四月。從我出家的弟子，與一般學生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四十九年（五十五歲）：夏季，新竹女眾院已三年要畢業了。那時，我有一意見：尼眾教育，最好由尼眾來主持，可以更為理想。如辦一高級班，培養幾位能領導、教學的尼眾，而比丘在必要時從旁協助，那不是可以實現這一理想嗎？玄深也相當同意，只是壹同寺要進行建築，無法兼顧，所以熱心的介紹到臺北的平光寺，這是他師兄的道場。四十九年底，臺北的慧日講堂也落成了，精舍的法師，有幾位去臺北，所以玄深的建議，倒不失為可行的辦法。這樣，慧瑜等就去平光寺住；慧瑞、慧鈺也剃度而住到平光寺去。在高級班的籌備進行中，覺得住持沒有受過尼眾教育，可能在見解上不易融洽，所以我不再主動推進而停止下來。

高級班不辦了，那慧瑜他們也不宜這樣長住下去了。當四十五年我的肺病沈重時，臺北（主要是臺灣）的少數信徒，買下臨沂街的一所靜室，供養我作休養的場所。現在長住慧日講堂，身體也好多了，所以將臨沂街的靜室出售，轉購離慧日講堂不遠，建國北路的一樓一底，慧瑜他們也就移到這裡來住。早晚課誦，經濟生活，都自立而與講堂無關。那時的慧日講堂，是名符其實的講堂。一年的四季（晚上）講經，短也在半月以上。一年三次法會，星期日共修，都有開示。住在建國北路的慧瑜他們，當然會按時來講堂參加。他們白天，都住在建國北路。我忽然想起：他們的程度，還不能自己閱讀進修，整天無事，可能煩惱會多些。不如在講堂裡，上午開兩節課，讓他們能多多充實佛法。這樣，第二次的「半天課」又開始了。佛法，由講堂的法師主講，並請一位葉老師教授國文。開班以後，除慧瑜他們外，還有二、三位信女來旁聽，這應該是一件有意義的事吧！

我依佛法的立場，創建福嚴精舍與慧日講堂，不是看作自己私有的。我有「內修外弘，兩不著實」的感覺，決定三年後退位，另選講堂住持。精舍與講堂，我當然可以長住的，但建國北路，決不是慧瑜他們久住的地方，所以我有為他們建一清淨的小型精舍的構想。而且，我是出家於普陀山的福泉庵，為時局所限，不能回去探望，下如稱之為福泉庵，以紀念師恩。這一決定，託曾慧泰居士等代為擇地，終於在銀河洞附近，費了十萬餘元，購得一處附有農田的山地，非常清淨，這應該是很理想的。

地買定了，有慧觀樂助伍千元。我提到建築福泉庵，大陸來臺的女信眾，都沒有表示；新竹精舍的法師，也有不同意的。我警覺而加以探究，大概年輕的女尼，不懂得處世應對，不能得到信徒的好感。特別是「半天課」以來，不論白天、晚上（講經時間），信眾來講堂，建國北路的幾位女尼早已來了。講堂的比丘法師不多，信徒們可能有男女眾雜處的感覺。為了這，五十二年（五十八歲）二月初，召集了一次七、八人的集會，也有新竹法師來參加。在會談中，竟引出一件意外的信息。四十八年秋天，為了慧日講堂的建築，我與演培在平光寺，聚集了十多位信眾來商議。末了，演培起來說：「慧泰與慧教，年高而不能太辛苦了。籌款的事，臺灣信徒，希望李珠玉；大陸來的信徒，希望周王慧芬，多多發心聯絡推動」！這原是我體諒年高者的意思，但引起了誤會。慧泰提出了這番舊話說：「自己年高而沒有用了」！我問：「那為什麼這樣熱心的為我找覓建地呢」（不買地豈非就沒有事）？他說：「師父交待我，我當然要去做呀」。我理會到多方面的問題，所以說：「我尊重大家的意見，福泉庵不再建築了。建國北路方面，過了二月十九的觀音法會，決定解散」。事情就這樣決定了。慧瑜他們知道了，當然心情苦惱，到那裡去呢？大家集體同行，（楊白衣介紹）借住台南的菩提寺；約四個月後，又移住赤崁的淨華寺，以後才漸漸分住了。我聽了玄深的話，開始收女眾為徒，自己不能多教導，讓他們自立。回想起來，總有一番懊悔，也有一番歉意！

建國北路（房屋後來賣去，在嘉義建妙雲蘭若）的人事解決了，但銀河洞那邊的這塊地，怎麼處理呢！我想：買地的錢，是我拿出來的，但這到底是以前信眾供養的，我還是結個善緣吧！誰要在那邊建佛院，我就無條件的給他。首先，樂觀長老要建一道場，我帶他去看地，並把所有權狀交給他。只要他決定在那邊興建，我就辦贈與手續。但後來，樂老覺得路小而又上高坡，運費倍增，自己無力興建，將所有權狀還我了。五十四（或五）年，慧琳去海會寺安居，認識了明徹，兩人情投意合，想建一精舍，好好修行。慧琳與明徹來見我，希望我贈給他們。我同意了，他們就在那邊山坡上，建立妙慧精舍。二人的風格很特殊，在漫長的二十年中，不收徒弟，也沒有什麼信徒。到了晚年，兩人忽而意見紛歧，糾纏不清。唉！如沒有佛法的正見、正信，也許會說：這塊地是使人一直困擾的地呀！

二三　遊化菲律賓與星馬

我來臺灣以後，曾去過日本、美、泰、高棉、菲律賓、星加坡、馬來西亞。日本與泰（及高棉），是去出席佛教國際會議的集體行動；去美國是為了養病，所以說到出國遊化，那只是菲律賓與星、馬了。

去菲律賓的因緣，主要是妙欽的關係。四十一年冬，性願老法師就託施性水等來邀請。到四十三年（四十九歲）底，我才初次到了菲律賓的馬尼拉。那時，妙欽去錫蘭深造，我是住在華藏寺。正月中，曾在信願寺（七天）、居士林（三天）說法，聽眾還能始終維持。居士林的施性統、劉梅生居士，邀我去南島弘法。曾在宿務、三寶顏、古島、納卯說法。在宿務——華僑中學操場的晚上說法（三天），聽眾最多，這是吳陳慧華居士（一般人稱之為「屋嬸」）的號召。我來往宿務，就是住在吳府的。慧華是極虔誠的一位善女人，在宿務有良好的聲譽。南島的一月，正是熱季，多少辛苦了些（回來病就漸漸重起來）。但宿務的說法因緣，有一意外收穫，那就是慧華與梅生共同發起了創辦普賢學校。後來，唯慈一直在那邊服務。

四十七年（五十三歲）夏天，我又到了馬尼拉，正宗同行。那時，妙欽已經回菲了。這一次，是為性老講經祝壽而去的。我講的是《藥師經》，由妙欽譯為閩南語。菲律賓的佛教，由性老開化，時間還不久。僧眾少而又都是從閩南來的，還保有佛教固有的樸質。我那時的印象，菲島的佛教，是很難得的。信願寺自性老退居以來，由瑞今法師任住持，也好多年了。那時已向性老辭退，而寺務還在維持。性老在郊區，又另建華藏寺。性老有二寺合一的構想，合一應該說是好事，但信願寺住持還不曾解決，二寺聯合的住持，應該更難產吧！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被推為二寺的聯合上座（住持）。我不是閩南人，在我的心目中，這裡的佛教，總是要閩南大德合力推動的。我只能看作機器的潤滑油，偶然一滴，希望能順利的推行下去。從四十八年到五十年，我都來菲律賓一趟。弘法是虛名，對寺務——二寺合一的工作，也因人少而僅有形式。如要說做些什麼，那只有促成能仁學校的成立了。瑞今、善契、如滿、妙欽諸法師，都熱心的想成立一所學校，由信願寺來支持。對於辦學，性老是從來不反對的。但閩南的法師們，似乎非常的尊敬前輩，沒有性老肯定的一句話，也就不敢進行而一直延擱下來。我覺得，這是容易的，一切齊全，只缺一滴潤滑油而已。我以「大眾的決定」為理由，向性老報告，性老也沒有話說，能仁學校就這樣的開始進行。學校成立以來，信願寺全力支持，由妙欽去親自指導，聽說已由小學而辦中學了。我應性老的邀請而往來菲島，並不能符合性老的理想。而對妙欽的良好建議，我也沒有能實行。回憶起來，好似有什麼虧欠似的！

五十七年（六十三歲）冬天，我去了星、馬。星、馬，我應該早就去了的，特別是四十七年，星、馬的佛教同人，知道我到了馬尼拉，就聯名來邀我，我也準備去了，但結果沒有去。因為，一、我早有去星、馬的可能，但有人忠告我：星洲的政治情況複雜，千萬不要去，以免再引起不必要的困擾。這次，我是決心不管這些而要去了。但星加坡政局，恰在這時候變化，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勝利了；那時是聯共的，連黨名也加上「人民」字樣。趁這個時候趕著去，自己也覺得有點不合時宜。二、金門砲戰發生了，我身居海外，覺得情況嚴重，我應該回國與大家共住。其實臺灣的人心，非常安定。就這樣，我臨時改變了主意，對星、馬佛教同人的那番熱心，我非常抱歉，這也許因緣還沒有成熟吧！

五十七年（六十三歲）冬，演培在星成立般若講堂，定期舉行落成開光典禮，請我去開光。我那時身心漸衰，已失去了遊化的興趣。但演培一次一次的函請，我一定不去，以過去的友誼來說，似乎不好意思了。去吧！就約常覺也去。

在星、馬，有的是廈門相識的道友，如廣洽、廣義、常凱、廣週、廣淨、廣餘……；本道是戒兄；優曇與竺摩是老同學；勝進與明德法師，曾多次通信，而對我作道義上的鼓勵。般若講堂的演培、隆根，那是不消說了。印實師弟而外，還有慧圓、慧平等前年（五十四年）來臺灣依我出家的好幾位弟子。我一向是平淡的，無事不通信的。大家相識而沒有過分親密，也就沒有什麼大障礙。所以星、馬的遊化，在平和的情況下，到處受到親切的招待。

這次在星加坡，主要為五十八年正月，佛教總會為我安排的，假座維多利亞大會堂的兩天講演，講題是：「佛法是救世之仁」。又在彌陀學校說法。我去了印實為紀念先師而成立的清念紀念堂，又去了先師舊住的海印寺。曾在般若講堂，舉行了幾次歸依。陳愛禮女士，也就在這一期間，歸依並受了五戒。這次在星，見到了閩南長老轉岸老和尚，見面時異常的親切。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總會會長宏船法師，恰在病中療養，沒有能作多多的晤談。

本道戒兄為我辦好了手續，我就從星加坡去馬來西亞，首先到了檳城。這是一個有名的花園都市，風景優美，我就住在竺摩法師的三慧講堂。在講堂講了一部《心經》，也曾在菩提中學講演。由此到怡保，晤見了勝進與宗鑑法師。然後上氣候涼爽的金馬崙；本道老要在這裡開建大道場。陪我從金馬崙下來，到馬來西亞的首都吉隆坡，見到了鏡盦法師。普陀山鶴鳴庵廣通老和尚派下的盛慧，那時已老病龍鍾（與我是親房同輩），也難得的見到了。然後到馬六甲，會到了對佛教有能力、有熱心的金明、金星兩法師。又經麻坡，峇株巴轄而回到了星加坡。在怡保、吉隆坡、巴生、馬六甲、麻坡，都有一次或兩次的演講，只可惜我的語言不能暢達。近一個月的時間，經這麼多的地方：訪問、應供、講話、長途汽車旅行，我的身體竟然維持了下來，我也有點感到意外了！

在星加坡時，廣義法師提議，願意為我發起籌措出版的費用：印實也要舉行法會，以法會的所得，為我作出版印刷的費用。我覺得，在星受到佛教同人太多的優待，而自己不曾能在此多結法緣。這麼做，會被誤會是為了化緣而來的，所以我辭謝了。我深感二位對我的好意！

六十一年（六十七歲）：臘月二十一日，在顧世淦居士的陪同下，我乘飛機去美國。我六十年冬的大病，雖脫離危險期，但一直衰弱而不能恢復。美國佛教會沈家楨居士邀我去美國靜養，所以這是為了休養而去的。中途經日本東京，在旅館休息二天，僅與聖嚴、吳老擇等相見。第三天到了紐約，第一次坐了輪椅出機場。在紐約，見到了樂渡、敏智、仁俊、妙峰、浩霖等多位法師。我住在紐約長島的菩提精舍，多承日常法師的照顧一切，過著清幽安靜的山居生活。住了半年，體重從四十二公斤而增加到四十六公斤，身體是好得多了！在紐約時，受沈居士的供養，他勸請我長住紐約，為我辦理居留證——綠卡。在醫院檢查肺部時，知道四十多年的宿疾全愈，可說是難得的喜訊！舊曆六月底，由日常陪同返臺。回國以後，身體又瘦弱下去，不能如期回美，可說辜負了沈居士的一番好意！（去美國是為了養病，說不上弘化，這只是附錄於此。）

六十五年（七十一歲）：正月十七日，我乘機抵菲律賓馬尼拉，住大乘信願寺；明聖隨行。在我多次出國中，這是自動出國的第一次。去年秋季，馬尼拉有人來訪，知道妙欽患有肝病。知道我的病得張老居士治療而有效，所以請我代為介紹，沒有經過診斷，也據口述病情而取了一服藥回去（據說沒有服用）。今年，知道病情更重了。想起當年他對我的了解與支持，懷念不已而特地去探望他。每日去醫院小坐，正如《學譜》所說：「別來十五年，倍覺親切，相對默然。偶爾閑話佛門家常，正不知為喜為憂也」！他的病是沒有希望的，我總是說些安慰話。那時，妙欽還是能仁學校的主持者，每為校務而掛念。所以我約瑞老同往董府，勸雲卿——賢範出來負責校務，賢範終於答應了。這一消息，使妙欽放下校務的繫念。二月十二日，與妙欽、瑞老等相別，順便去星加坡，住般若講堂。妙欽終於在三十日去世，我寫了一篇〈我所不能忘懷的人〉，以為紀念。這次在星安靜的住了二月，四月十七日才返臺。

六十六年（七十二歲）：我又到了星加坡。這次的因緣是：金馬崙是馬來西亞的名勝區。山上有三寶寺，本道老法師去年才修建完成。本老今年八十嵩壽，受教內長老們的勸發，所以傳授三壇大戒為紀念。我與本老有同戒的關係，所以請我任說戒和尚。八月初四日出發，在吉隆坡機場候機，巧遇戒德學長等，也是為了傳戒而來的，所以同機抵星。初九，與星方參預戒會的大德們，同到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晚宿觀音亭，出席盛大的歡迎會。次日，大家一起上金馬崙三寶寺。戒會於八月十六日開堂，九月初四日圓滿。星、馬地區，戒子不多，所以戒會相當清淨莊嚴。每與本老晤談，談到這次戒會，深感事務方面的問題多多！戒會圓滿了，我再到星加坡，安靜的住在般若講堂。在星加坡期間，促成演培編定《諦觀全集》，我寫了〈諦觀全集序〉。十月初六日回臺灣，《諦觀全集》也就在臺灣出版。

六十九年（七十五歲）：八月十一日，我又到星加坡。這是弟子慧平的自度庵易地重建完成，請我去主持開光，所以這次是住在自度庵的。開光那一天，法會盛大莊嚴。一向居住的般若講堂，已由隆根繼任住持，我也去住了兩天。演培辭退了般若講堂，移住在女子佛學校舍。我去演培那裡，覺得地址小了些，演培也正在籌劃擇地建築。八月二十八日就回到臺灣。

有人問我：你是浙江人，為什麼從一位福建老和尚出家？我也覺得因緣是微妙的。現在回憶起來：師父是閩南人，師弟（還有徒弟厚學）也是閩南人。自己到閩南來求學，也一再在閩院講課。而妙欽、妙解、常覺、廣範、廣儀、正宗，都是閩南人，而有過較長時間的共住；而我所遊化的，是菲律賓及星、馬，也是以閩南大德為主的化區。我雖不會與人有交往的親密，而到底也有了這麼多的道友。一切是依於因緣，我想，也許我與閩南有過平淡的宿緣吧！

二四　有緣的善女人

來臺灣定居，有緣的人不少。有緣，不只是欣喜，而也會苦惱的。佛法說：「愛生則苦生」；為了愛護，或過分的熱心，……也會引到相反的方向。因緣，原來就是有相對性的。善男子當然也不少，而所以要寫幾位有緣的善女人，那因為留下些值得回憶的因緣。

一、慧泰：在我來臺灣不久，住在善導寺。一天傍晚，我忽然走向大殿，看看流通處（大殿西南角）。一位五十來歲的太太，衣著樸素，行動緩慢的進寺來。禮了佛，問旁人：香港來的法師，是在這裡嗎？有人就為他介紹，向我頂禮。看看時間不早，說：「我明天可以來請開示嗎」？我說：「可以」。他就緩慢的走了。他的面容憔悴，神情憂鬱而極不安寧。我想：世間真是多苦的世間。

他再來時，說自己姓曾，過去是辦教育的。為了學校，曾請政府依法懲處不法者。但他的愛女，忽然卒病死了。這是他的罪惡，害死了他的愛女。為了愛念女兒，就悔恨自己的罪惡，在愛而又悔的苦惱中，不能自拔，問我有沒有救度的方法。我為他略示佛法的因果正理：為維護教育而依法懲處，即使執法者過嚴，也不能說是你的重大罪惡。死亡的原因很多，但依佛說，決沒有因父母而使兒女病死的道理。夫妻也好，父母與兒女也好，都是依因緣而聚散的。如因緣盡了，即使沒有死，也可能成為仇人或路人一樣。經過幾次開示，神情逐漸開朗而安寧起來。後來歸依了我，法名慧泰。我從不問信徒的家庭狀況，到第二年（四十二年）初夏，才知道慧泰是立委曾華英。

慧泰的個性很強。慧泰對我，對精舍，特別是對仁俊，可說愛護備至。但也許護法的過於熱心，也不免引起些困擾。好幾年前，幼兒有病，使他非常的困惱。廣欽和尚勸他逃，慧泰問我，我說：「有債當還，逃是逃不了的」！他終於堅忍的支持下來。

二、慧教：這是一位青年就學佛的，勤勞儉樸，多少能為信眾們介紹佛法的善女人。他原是月眉山派下，法名普良，沿俗例也有徒眾。他大概是在基隆歸依我的，法名慧教。後來移住到臺北，往來也就多了。他有領導信眾，主持道場的熱心，所以讀了我的〈建設在家佛教的方針〉，覺得非常好。在慧日講堂的籌備中，他非常熱心，與慧泰也談得來。他以為：福嚴精舍是為法師們建的，慧日講堂是為在家弟子建的。這與成立講堂的意趣，不完全相合，所以熱心聽法，而多少要不免失望了！

三、宏德：五十二年（五十八歲）秋天，蘇慧中居士（也是一位難得的善女人）陪他來聽經，首先有一條件，只聽經，不歸依。我對慧中說：「講經是為了大家聽法，好好聽就得了」。每次來聽，都有兒女相陪。來了就聽，聽了就去，我也沒有與他談話。到了講經圓滿，他才進來坐一下，並問有關靜坐的問題。後來據慧中說：他家是開毛紡廠的，先生意外的去世了。有事業，兒女還小而丈夫就去世，這是難免會憂苦增多的！

五十三年（五十九歲）元旦，他去新竹參加福嚴學舍的畢業禮，請求歸依，法名為宏德。那年秋天，來嘉義妙雲蘭若。談起有人勸他共建道場，我說：「如奉獻三寶，就要多些人來共同發起。如將來自己也想去住，那就以人少為妙」。不久，他胰臟炎復發，危急到準備後事了。他說：「那時自知無望，也就沒有憂怖，一心繫念三寶。忽而心地清涼寧靜，人就迷迷糊糊的睡著了。等到醒來，病情迅速消失，連醫生都感到意外」。於是他感到三寶的恩德，人生的無常，急急的建成了報恩小築。大殿不大而莊嚴，是他與女兒們設計的。報恩小築的建設，為了報答親恩，也為自己的長齋學佛著想。五十四年（六十歲）春落成；第二年我也住到報恩小築，他（住在家裡）時常來禮佛。到五十八年（六十四歲）秋天，我回到妙雲蘭若，已住了三年多了！

宏德對我的四事供養，過於優厚，使我有點不習慣，但說他也沒有用。他為我出版了《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我要去星、馬，他就自動的備辦了小佛像、念珠等，讓我拿去結緣。他的承事供養，勝過了對父母的孝思。他的婆婆、姑母、二姑、二女兒，連初生的長孫，也結緣歸依，全家都叫師父。我要離開小築，一再勸他請法師供養，他固執的不願意。以不歸依為條件而來，而又自動的歸依了，這只能說是有緣了。

宏德為了事業（先生去世，他就沒有去顧問），為了兒女，經常有些困擾。也許與性格有關，堅強中略有些怱遽的神情。現在兒女都長大了，個個聰明能幹。除了長子在臺，其他都移住到美國，他也住到美國去了。

二五　學友星散

人生的聚散無常，真如石火電光那樣的一瞥！

與我共住較久的，現在是：演培、妙欽與續明死了；仁俊在美國弘法；妙峰在紐約成立中華佛教會；印海在洛杉磯成立法印寺；幻生也遊化美國；常覺也離開了福嚴精舍。其他是演培與續明領導的學生，雖在精舍住過，我多少有隔代的感覺。我缺少祖師精神，沒有組織才能，所以我並不以團結更多人在身邊為光榮，而只覺得：與我共住過一個時期的，如出去而能有所立——自修，弘法，興福，那就好了！

我與演培、妙欽，在二十九年底就相見了。演培蘇北高郵人，可說是與我共住最久的一人！從四十二年到四十六年夏天，對福嚴精舍與善導寺，我因病因事而不在時，由他代為維持法務，可說是幫助我最多的一人！我一向以平凡的標準來看人，演培是有優點可取的。他熱心，為了印《印度之佛教》，他奉獻了僅有的積蓄。預約、出售《大乘佛教思想論》的餘款，樂助為福嚴精舍的增建費。他節儉，但並不吝嗇於為法，或幫助別人。他的口才好，聲音也好，所以到國外去宣講佛法，到處有緣。於佛法也有過較深的了解，如能一心教學，教學相長，偶爾的外出弘化，那是最理想不過的了。他多少有蘇北佛教的傳統，與我一樣的缺乏處眾處事的才能（缺點不完全相同）。他的處眾處事，如遇了順緣，就不能警覺，往往為自己種下了苦因。他有點好勝、好名，「三代以下唯恐其不好名」，如為名而珍惜自己，不正是善緣嗎？他自從辭退了善導寺，似乎非要有所作為不可。住持日月潭玄奘寺，也許就是出於這樣的一念吧！人是不會沒有缺點的，希望能在不斷的經驗中，能從佛法的觀點，容忍的、警覺的去適應一切，創造一切！

對我一生幫助最大的，是妙欽。我與妙欽在四川共住的時間，不過兩年多，所以，與其說由於共住，不如說由於思想傾向的相近。他曾編《中國佛教史略》（後由我改編），《初機佛學讀本》。他對佛學，有條理，有思想。文字、講演、辦事，都很好。西湖佛教圖書館，就是我們的共同理想，也可說是促成他去菲的一項因素。三十八年就去了菲律賓（又去錫蘭深造多年）。大陸變色，他將為佛法的熱誠，寄望於菲律賓的佛教，希望能從性願老法師的倡導中，有一新的更合理的發展。但性老有為法的熱心，觀念卻是傳統的；我雖去菲律賓，也不能有所幫助。為時代與環境所局限，心情不免沈悶。四十九（？）年起，負起了主導佛教創辦的能仁學校的責任。時代與環境的局限，是不能盡如人意的。唯有本著能進多少就是多少的信念，才能不問收穫而耕耘下去。他的「心情不免沈悶」，使他在六十五年，因患肝病而去世了。他是我所不能忘懷的一人！

續明，河北人。共住漢院的時間並不長。從雪竇寺編輯《太虛大師全書》起，才一直在一起。四十二年春，續明來臺灣編輯《海潮音》。四十五年秋，我要住結核病院，有切除肋骨的打算，這才與他（正在靈隱寺掩關）商量，要他移到精舍來掩關。四十七年冬，我從菲回來，又以時常要出去為理由，請他接任精舍的住持，一共維持了五年。從雪竇到臺灣，他始終給我很多的幫助。續明是外貌溫和而內性謹肅的。對自己的弟子與學生，特別關切，真是慈母那樣的關護。對沙彌與女眾的教導，沒有比他更適宜的了。他曾親近慈舟老法師，所以掩關以來，有了重戒的傾向。他主辦靈隱佛學院，首先調查靈隱寺受具足戒者的人數，他是想舉行結界誦戒的。寺方懷疑了，幾乎一開始就辦不下去。其實，何必顧問寺眾呢！五十年初，主辦福嚴學舍，建議全體持午。這不但有舊住者散去的可能，而且慧日講堂沒有持午，講堂與精舍，不將隔了一層嗎？他嫌我不支持他。這些不能說是缺點，只是從小出家於寺院（以小單位為主），不能關顧到另一方面而已。續明的身體，看來是很實在的，然在香港就有腦（？）病。全力關護於學院學生，病也就越來越重了。五十三年，辭卸了精舍的住持，作出國的遊化活動，卻想不到竟在印度去世了！他正在香港、越南、星、馬遊化，又以出席佛教會議而死在佛國。如死後哀榮也是福報的話，那與我有關的學友，連我自己在內，怕沒有比他更有福了！

仁俊，是在香港淨業林共住了一年多的。在與我共住的人中，仁俊最為尊嚴，悟一最為能幹！仁俊的志趣高勝，所以不能安於現實。過分重視自己（的學德），所以以當前自己的需要為對的，絕對對的，需要（即使是自己過去所同意的，所反對的）就可以不顧一切。

仁俊是四十四年初到精舍來住的。我四月上旬從菲回來，他早有過住中壢圓光寺的打算了。四十五年秋，我將住結核病院，請他為大家講一點課，他不願意，聽說碧山岩要請法師，就自動的去了（碧山岩如學，曾說我不愛護徒孫，不肯派法師去。不知道這是要自己需要才有可能的）。起初有十年計劃，後修正為五年。據說：讀了戒律，知道比丘住比丘尼寺是不合法的，感到內心不安。要碧山岩為他另行（離遠一些）建築，否則住不下去。四十七年底，他來參加靈隱佛學院的開學禮，大家知道他住不安了，也就勸他回隱院講課，他就這樣離開了碧山岩（住了二年多）。隱院（續明主持）還是住不安，四十八年秋季開學期近了，課程早排定了，他卻一走了事。先到碧山岩，要求住過去住過的地方。不成，就由高雄的道宣介紹，住屏東有規模的尼眾道場——東山寺（不肯為眾說法結緣）。可能是五十年秋季（？），仁俊回到了精舍（大概是續明約他回來的）。年底，演培、續明、仁俊，自己商量定了，再由我與大眾，在精舍舉行了一次會議，議決：五十三年春，精舍由仁俊主持，講堂由演培主持。這是仁俊自動發心，而又當眾承認通過的。我雖然感到意外，但也當然是歡喜了。這一次的決議，仁俊與演培，都不曾能履行諾言。五十三年，仁俊自己建立同淨蘭若。五十七（？）年，仁俊又有去德山岩（尼寺）掩關的準備；終於在六十一年，到美國遊化去了。非建不可的同淨蘭若，應該又有不安之感吧！這當然不是為了經濟，而應該是不能「同淨」。仁俊的志性堅強，情欲與向上心的內在搏鬥，是怎樣的猛烈、艱苦！在這末法時代，是很難得的！然在他的性格中，沒有「柔和」，不會「從容」，只有一味的強制、專斷，而不知因勢利導。「柔和」與「從容」，對仁俊來說，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了！

仁俊與演培，為什麼都不曾能履行諾言？五十一年底，信敬仁俊而與我有緣的曾慧泰，為仁俊購置了土地。精舍的法師而值得人信敬供養，我是只有歡喜的。不過我立刻告訴慧泰：仁俊法師自動發心要主持精舍，並經會議決定，不要因此而起變化。五十二年（國曆）七月，仁俊來信，說要興建靜室。我請他履行諾言，對精舍，你要這麼辦就這麼辦。自行化他，在精舍還不是一樣。但是，非自建不可。起初，曾慧泰還說（仁俊說）：「不會在未得導師允許前興建蘭若」，而到底在慧泰等護持下興建了。就這樣，自己發心，而又為自己的需要而取消。演培為什麼不履行諾言？他給續明的信上說：「講堂，我應回來為導師分擔一分責任的。但臺北的大環境，我實在不能適應。況且曾居士最不願意我負講堂之責的。……想來想去，以延期回臺為是」。這應該是我一生中最不可思議的因緣！護法們對學團內的學友，有緣或者沒有緣，原是免不了的。由此而引起學團的從分化到分散，總不免感到意外！

二六　寫作的回憶

我的寫作，有是自己寫的，有是聽講者記錄的，還有我只是列舉文證，說明大意而由人整理出來的。既然說是我的作品，當然要自負文責。如我有所批評，對方當然也會批駁我，我以為：「受到讚歎，是對自己的同情與鼓勵；受到批評，是對自己的有力鞭策：一順一逆的增上緣，會激發自己的精進」《法海微波．序》。所以，我受到批評，除善意商討外，是不大反駁的。如澹思的〈讀「談入世與佛學」後〉，黃艮庸的〈評印順著「評熊十力新唯識論」〉等，我都沒有反駁，所以在寫作中，糾纏不已的論諍，可說是沒有的，我只是「願意多多理解（佛法）教理，對佛教思想起一點澄清作用」《遊心法海六十年》。這裡所錄出的，是篇幅較長或有特殊意義的。

二十年（二十六歲）：到廈門閩院求學。上學期，寫了〈抉擇三時教〉，〈共不共之研究〉（虛大師曾有評論）。下學期，到了福州鼓山湧泉寺，寫有〈評破守培師之讀唯識新舊二譯不同後的一點意見〉。這一年，可說是我寫作的開始。

二十三年（二十九歲）：上學期到武院，為了探閱三論宗的章疏，也就寫了〈三論宗傳承考〉，〈清辯與護法〉。

二十七年（三十三歲）：下學期，到了四川縉雲山漢藏教理院。年來，周繼武一再發表論文，以為《起信論》與唯識學相同，賢首法藏誤解《起信論》，乃成諍論。虛大師囑為評論，所以寫了〈周繼武居士「起信論正謬」〉。

二十八年（三十四歲）：秋天，虛大師從昆明寄來林語堂的《吾國與吾民》，要我對有關不利佛教部分，加以評正，我受命寫了〈吾國吾民與佛教〉。——出家來近十年了，部分的寫作，都沒有保存；還有些不成熟的作品，有些連自己也忘了（署名「啞言」的〈三論宗傳承考〉，可以保留）！

二十九年（三十五歲）：住貴陽的大覺精舍，寫成《唯識學探源》一書，進入了認真的較有體系的寫作。

三十年（三十六歲）：上學期，回住漢院。江津的支那內學院，發表〈精刻大藏經緣起〉；虛大師要我評論，我寫了〈評「精刻大藏經緣起」〉。這一學期，以「力嚴」筆名，發表〈佛在人間〉，〈法海探珍〉等，突顯了我對佛法的觀點。又為演培、妙欽、文慧講《攝大乘論》，筆記稿就是《攝大乘論講記》。

三十一年（三十七歲）：住合江縣的法王學院。那年，寫了《印度之佛教》，《青年佛教與佛教青年》。上學期，為學生講《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演培筆記，成《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記》。下學期起，為演培等講《中論》頌，到下一年才講了，由演培筆記，成《中觀論頌講記》。

三十二年（三十八歲）：在法王學院。去年十月，虛大師見到《印度之佛教》第一章〈印度佛教流變概觀〉，撰〈議印度之佛教〉；我寫了〈敬答議印度之佛教〉。大師在這一年八月，又寫了〈再議印度之佛教〉，我寫了一篇〈無諍之辯〉（文已佚），寄給漢院虛大師，表示只是表示個人的見解，不敢再勞累大師。

與漢院續明等通函討論大乘，後改編為《大乘是佛說論》。

三十三年（三十九歲）：上學期在法王學院。漢院妙欽寫了《中國佛教史略》寄來，我加以補充整編，作為我們二人的合編。唯識學者王恩洋，發表〈讀印度佛教書感〉。他對我的《印度之佛教》，相當同情，但對「空」、「有」的見解，大有出入，所以寫〈空有之間〉作答。

夏末秋初，回漢院。為同學講《阿含講要》，光宗等筆記，此即《佛法概論》一部分的前身。又為妙欽、續明等講《性空學探源》，妙欽記。

三十五年（四十一歲）：在武院。法舫法師作〈送錫蘭上座部傳教團赴中國〉，以為印度教融化佛教成大乘；上座部才是佛教嫡傳。我不同意這一看法，所以寫了〈與巴利文系的學者論大乘〉。

三十六年（四十二歲）：正月，在武院，寫了〈僧裝改革評議〉。初夏，到奉化雪竇寺，與續明、楊星森等，編纂《太虛大師全書》。編纂期間，為續明等講《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講記），又講《中觀今論》，都由續明筆記。

三十七年（四十三歲）：春，在雪竇寺，繼續完成《太虛大師全書》的編纂。我寫了〈佛教之興起與東方印度〉及《評熊十力的新唯識論》。

三十八年（四十四歲）：上學期，在廈門南普陀寺，成立大覺講社。將《阿含講要》補充改編為《佛法概論》，為講社同學講說。

夏末，到香港。住大嶼山寶蓮寺；中秋後，移住香港灣仔佛教聯合會；十月初，移住新界粉嶺的覺林，開始《太虛大師年譜》的編寫。

三十九年（四十五歲）：《太虛大師年譜》完成後，三月移住新界大埔墟的梅修精舍。為演培、續明等講《大乘起信論》，演培、續明筆記為《大乘起信論講記》。自己寫了〈佛滅紀年抉擇談〉。

四十年（四十六歲）：移住新界九咪半的淨業林。為住眾講《勝鬘經》，成《勝鬘經講記》，又講《淨土新論》，都是演培與續明筆記的。自己想寫一部《西北印度之論典與論師》，並開始著筆，斷斷續續的寫了一些。

四十一年（四十七歲）：住淨業林。為住眾講「人間佛教」——〈人間佛教緒言〉，〈從依機設教來說明人間佛教〉，〈人性〉，〈人間佛教要略〉。這四篇，由仁俊筆記，但在預計中，這是沒有講圓滿的。了參在錫蘭，譯南傳的《法句》，我為他寫了〈法句序〉。

秋天，到了臺灣，住臺北善導寺。寫了〈漢譯聖典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我到了臺灣，環境有些變化，多數是為信眾講的，有些講稿也沒有整理的必要。長篇的寫作等於停止了，寫的與講的，大都發表在《海潮音》。

四十二年（四十八歲）：十一月，主持善導寺佛七，每日開示，常覺記為〈念佛淺說〉。

這一年，我寫了〈中國佛教前途與當前要務〉，〈學佛三要〉，〈佛法與人類和平〉，〈信心及其修學〉，〈自利與利他〉，〈中國的宗教興衰與儒家〉，〈慈悲為佛法宗本〉，〈建設在家佛教的方針〉，〈佛書編目議〉等。

四十三年（四十九歲）：年初，在善導寺講而追記為文的，有〈我之宗教觀〉（原題為〈佛法之宗教觀〉），〈生生不已之流〉，〈一般道德與佛化道德〉，〈解脫者之境界〉。秋天，在善導寺講《藥師經》，由常覺、妙峰筆記，成《藥師經講記》。

這一年，寫了〈以佛法研究佛法〉，〈點頭頑石話生公〉，〈佛法有無「共同佛心」與「絕對精神」〉，〈我對慈航法師的哀思〉，〈大乘經所見的中國〉，〈我怎樣選擇了佛教〉，〈大乘三系的商榷〉等。〈大乘三系的商榷〉，是應默如學長的商討而寫的，年底又寫了一篇〈讀「大乘三系概觀」以後〉。

四十四年（五十歲）：去年底到菲律賓，新年在馬尼拉大乘信願寺說法，〈佛教對財富的主張〉（後改題〈佛教的財富觀〉，賢範、小娟合記）等。二月抵宿務，假華僑中學說法，有明道記的〈切莫誤解佛教〉等。四月初，由菲返臺北，講〈菲律賓佛教漫談〉，常覺、妙峰記。

在新竹福嚴精舍，為學眾講〈學佛之根本意趣〉，印海記。〈慧學概說〉，〈菩提心的修學次第〉，常覺記。歲末，因病在臺北靜養，與常覺等閒談，常覺記為〈福嚴閒話〉。

這一年寫作不多，僅有〈欲與離欲〉，〈佛鉢考〉等。

四十五年（五十一歲）：寫了〈從一切世間樂見比丘說到真常論〉，〈龍樹龍宮取經考〉；〈中國佛教與印度佛教之關係〉，是應《中國佛教史論集》徵文而寫的。

四十六年（五十二歲）：六月，講〈泰國佛教見聞〉於善導寺，常覺記。

這年的寫作，有〈美麗而險惡的歧途〉，〈太虛大師菩薩心行的認識〉，〈教法與證法的信仰〉，〈北印度之教難〉，〈舍利子釋疑〉。並應星洲彌陀學校的請求，為編寫《佛學教科書》十二冊。下學期為福嚴精舍同學講《楞伽阿跋多羅寶經》，作〈楞伽經編集時地考〉。

四十七年（五十三歲）：冬，應善導寺住持演培法師請，在善導寺講：〈心為一切法的主導者〉，〈佛教之涅槃觀〉，〈修身之道〉，都由慧瑩筆記。

這一年，寫了〈宋譯楞伽與達摩禪〉，〈論佛學的修學〉。

四十八年（五十四歲）：去年年底，到王田善光寺度舊年，才完成了《成佛之道》。這部書，起初（四十三年）在善導寺共修會，編頌宣講；四十六年下學期，又增補完成，作為新竹女眾佛學院講本，又為偈頌寫下簡要的長行解說：到這一年的年初才脫稿。

十二月，寫〈發揚佛法以鼓鑄世界性之新文化〉。

四十九年（五十五歲）：為鄧翔海居士等講《楞伽經》。講此經已三次，因緣不具足，沒有成書，僅留有《楞伽經》的科判——五門、二十章、五十一節。

五十年（五十六歲）：作〈玄奘大師年代之論定〉。

五十一年（五十七歲）：夏，講《大寶積經．普明菩薩會》於臺北慧日講堂，後追記而寫成《寶積經講記》。九月底，在慧日講堂啟建藥師法會，每日開示，能度記為〈東方淨土發微〉。

這一年，寫有〈論真諦三藏所傳的阿摩羅識〉。

五十二年（五十八歲）：七月，盂蘭盆法會期間，講〈地藏菩薩之聖德及其法門〉，能度記。冬季，講天親菩薩所造《往生淨土論》（本名《無量壽經優波提舍願生偈》），後由顧法嚴記，名《往生淨土論講記》。

本年青年節前後，臺北和平東路某教會信徒，夜訪於慧日講堂，並贈《新舊約全書》，希望我研究研究。我與《新舊約》別來已三十餘年，所以回憶而寫出〈上帝愛世人〉，〈上帝與耶和華之間〉。因香港吳恩溥牧師的批評，又寫了《「上帝愛世人」的再討論》。

五十三年（五十九歲）：三月，於慧日講堂講彌勒菩薩造的《辨法法性論》，後由黃宏觀記錄，成《辨法法性論講記》。

四月初八日，在嘉義妙雲蘭若掩關，恢復內修生活。閱覽日譯的《南傳大藏經》；然後對〈西北印度之論典與論師〉的部分寫作，擴充為《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進行改寫。

這一年的寫作，有〈漢明帝與四十二章經〉；關中寫的〈論提婆達多之破僧〉，〈阿難過在何處〉，〈佛陀的最後教誡〉。

五十四年（六十歲）：掩關期間，寫有〈王舍城結集的研究〉，〈論毘舍離城七百結集〉。教內人士，有提倡改穿南傳佛教式的一色黃，所以寫了〈僧衣染色的論究〉。

四月初八日出關。夏天，在臺北慧日講堂，講《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偈頌，後由楊梓茗記錄為《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偈頌講記》。

五十五年（六十一歲）：住報恩小築。夏天，寫了〈法之研究〉。

五十六年（六十二歲）：住報恩小築。那年是虛大師上生二十周年，作〈略論虛大師的菩薩心行〉。讀澹思的〈太虛大師在現代中國佛教史上之地位及其價值〉，深有所感，所以寫了《談入世與佛學》，以「大乘精神——出世與入世」，「佛教思想——佛學與學佛」作線索，表達些自己的意見。

秋天，長達四十五萬字的《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脫稿。在理想中，這是分別重寫《印度之佛教》的一部分。澹思——張曼濤評論為：「在現代文獻學的方法上，本書或不免還有些缺陷。……但在爬梳與理清舊有的漢譯文獻來說，可斷言：已超過了國際上某些阿毘達磨學者」。

五十七年（六十三歲）：住報恩小築。寫了〈學以致用與學無止境〉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年底，抵星加坡，住般若講堂。

五十八年（六十四歲）：在星時，曾講〈佛法是救世之仁〉，慧理記（後與香港所講，慧輪所記的，綜合為一）。寫〈人心與道心別說〉。

夏初返臺灣。香港韋兼善教授，將《成唯識論》譯為英文，我欽佩韋教授為學的精誠，寫了一篇〈英譯成唯識論序〉。中秋前，我重回嘉義妙雲蘭若。年底，費時兩年的《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五十六萬字）脫稿。

五十九年（六十五歲）：這一年，寫成了《中國禪宗史》——「從印度禪到中華禪」。《精校燉煌本壇經》，是附帶寫出的一部。這部書的寫出因緣，是意外的。去年，《中央日報》中副欄，曾有《壇經》是否六祖所說的討論，引起論諍的熱潮，參加的入不少。我沒有參加討論，但覺得這是個大問題，值得研究一下。我覺得，問題的解決，不能將問題孤立起來，要將有關神會的作品與《壇經》燉煌本，從歷史發展中去認識。這才參閱早期禪史，寫了這一部；得到道安、聖嚴法師的評介。

六十年（六十六歲）：春，寫了〈神會與壇經〉，這是批評胡適以《壇經》為神會及其弟子所作而寫的。夏天，深感身體的不適，所以寫了自傳式的《平凡的一生》，略述一生出家、修學、弘法的因緣；似乎因緣已到了盡頭。不久，也就大病了。

六十二年（六十八歲）：十月，移住臺中市校對《妙雲集》的靜室，隱居養病。那時，因《中國禪宗史》，得日本大正大學授予博士學位，引起《海潮音》的一再評訐，所以辭去《海潮音》社長名義，並發表〈我為取得日本學位而要說的幾句話〉一文。

六十四年（七十歲）：初夏，《中國古代民族神話與文化之研究》脫稿。這是意外的一部寫作。在台中靜養時，偶然閱覽《史記》，見有不少的古代民族神話。擴大探究，從不同的民族神話而知各民族的動向，及民族的文化特色。費了一年多時間，寫了這部書；意外的身體也好轉，體重增加到五十公斤了！

六十五年（七十一歲）：我覺到身體衰老，對從前要將《印度之佛教》，分別寫成多部的理想，已不可能實現。所以選擇重要的，從部派而發展到大乘佛教的過程，與初期大乘多樣性而趣入佛道的一貫理念，去年來開始作一重點的論究。

六十九年（七十五歲）：三月底，《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八十多萬字的寫作，時寫時輟，經五年而完成。論究的問題不少，資料又繁多，這部書不免疏略。然大乘菩薩道，有重信的方便易行道，有重智慧或重悲願的難行道，而從「佛法」發展到「大乘佛法」，主要的動力，「是佛涅槃以後，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以自己探究所得的，「為佛教思想發展史的研究者，提貢一主要的線索」。本書出版後，評介者有楊惠南與萬榮勳居士。

七十年（七十六歲）：四月底，《如來藏之研究》脫稿。這是重在如來藏、我、佛性、自性清淨心——真常論的早期思想；融攝「唯識」（心）而成「真常唯心」，還沒有多說。七月，寫了〈論三諦三智與賴耶通真妄〉——讀《佛性與般若》，這是對牟宗三的著作，引用我的意見而又不表同意所作的辯正。

七十一年（七十七歲）：七月初，《雜阿含經論會編》完成。呂澂的《雜阿含經刊定記》，早已指出：《瑜伽師地論．攝事分》（除律的「本母」），是《雜阿含經》的本母，但內容過於疏略。我在《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明確的對比排列，但還小有錯誤（現已改正）。所以重新論定，斷定《雜阿含經》缺少的兩卷，原文是什麼。將《雜阿含經》的「修多羅」部分，與論文並列。經文的「祇夜」、「記說」部分，也一併排列；並附入我的《雜阿含經部類之整編》於前。在比對配合等過程中，心如等給以很大的幫助。日本名學者水野弘元評論為：「印順法師說之《雜阿含經》一文，不論就其組織型態，乃至其復原層面，都是極其合理的！其評審、確實及其整合等點，都遠遠超逾於日本學者的論說」關世謙譯《雜阿含經之研究與出版》。

七十三年（七十九歲）：九月初，三萬餘字的《遊心法海六十年》脫稿，敘述自己的學思歷程與寫作。十二月，《空之探究》脫搞，從佛法、部派、《般若經》，到龍樹論而完成即空（性）即假（名）的緣起中道。

七十四年（八十歲）：三十一年所寫的《印度之佛教》，我想分別的寫成多少部，所以沒有再版，臺灣也就少有人知道這部書。《妙雲集》出版以後，知道的人多了，抄寫的，複印的，私下出版的，看來這部書終究非出版不可。五月裡，我把這部書修正文字，改善表式，有些錯誤而應該修正的，附注參閱我所作的某書某章某節。這樣，我又寫了一篇〈印度之佛教重版後記〉。

「佛涅槃後，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是佛法發展演化中的主要動力。在發展中，為了適應信增上人（也適應印度神教），施設異方便，對佛法的普及民間，是有功績的。但引起的副作用，使佛法演化為「天（神）佛一如」，迷失了佛法不共神教的特色。為了思想上的澄清，八月起，著手於《方便之道》的寫作，已寫了〈佛法〉、〈大乘佛法〉部分，約十五萬字。由於體力日衰，想到應該先寫的，就停止下來。

七十五年（八十一歲）：一生的寫作，感覺到對佛教沒有什麼影響，當然也多少有人贊同，有人批評。所以搜集起來，編為《法海微波》，作為一生的紀念文章。

七十六年（八十二歲）：我對印度佛教，已寫了不少，「但印度佛教演變的某些關鍵問題，沒有能作綜合聯貫的說明，總覺得心願未了」，所以去年秋季以來，即開始《印度佛教思想史》的寫作，到今年七月中旬才完成，約二十七萬字。

七十七年（八十三歲）：七、八月間，忽從一個「心」字中，發見、貫通了印度佛教史上的一個大問題，也就扼要的寫出了（三萬多字）《修定——修心與唯心、秘密乘》。

七十八年（八十四歲）：我的著作太多，涉及的範圍太廣，所以讀者每不能知道我的核心思想。因此，三月中開始寫了《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三萬字），簡要的從「印度佛教嬗變歷程」，說明「對佛教思想的判攝準則」，而表示「人間佛教」的意義。夏、秋間，又寫了〈讀大藏經雜記〉，〈中國佛教瑣談〉。

八十年（八十六歲）：《大智度論》是龍樹所造，鳩摩羅什所譯，這是中國漢譯保有的大論，也是我「推重龍樹，會通阿含」的重要依據。近年來知道外國學者，有否認是龍樹造的，或想像為羅什附加了不少。只是身體衰弱，不能長篇寫作，引為遺憾。暑假期中，得到昭慧同學的贊助，我才搜集資料，分別章節，口述大要，由他筆記整理成大約六萬字的《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並於「東方宗教研討會」上發表。

八十一年（八十七歲）：寫了〈「印順法師對大乘起源的思考」讀後〉。這是對「在家主體」意識者誤解我的意見而寫的評論。

八十二年（八十八歲）：寫了〈大乘起信論與扶南佛教〉，〈「我有明珠一顆」讀後〉。

八十三年（八十九歲）：自傳式的《平凡的一生》，是六十年夏天寫的，到現在已二十多年。在這二十年中，雖說沒有什麼可寫的，但到底過了這麼久的歲月，也有多少可寫的。所以去年臘月起，雖大病出院不久，對舊作作了補充，或時日的修正，另成一部《平凡的一生（增訂本）》（編入《妙雲集》下編十《華雨香雲》的〈平凡的一生〉，照舊不改動）。

八十七年（九十三歲）：對《平凡的一生（增訂本）》再作修正和補充，成《平凡的一生（重訂本）》。

我的寫作，就是這一些了。寫作的動機，雖主要是：「願意多多理解教理，對佛法思想（界）起一點澄清作用」；從《妙雲集》出版以來，也受到佛教界的多少注意。然我從經論所得來的佛法，純正平實，從利他中完成自利的菩薩行，是糾正鬼化、神化的「人間佛教」。這一理念，在傳統的現實而功利的人心，似乎是撒種在沙石中，很難見茁壯繁盛的！自己的缺少太多（見三十三節），壯年沒有理想，晚年當然也沒有過分的希望，盡自己所能的寫出而已！

二七　出版的殊勝因緣

我的寫作與講記，幾乎都是自己出版的。自己既沒有資金，又沒有組織，沒有人力物力，出版實在是不容易的。然而我的寫作與講記，竟一部一部的印出流通，這可說是殊勝因緣所成就的。我應該次第的寫出來，以表示對護持者的謝意！

民國二十八年（三十四歲）：我在四川漢藏教理院。秋天，虛大師從昆明寄來林語堂的《吾國與吾民》，這部書有不利佛教——歪曲、醜化的部分，要我給以評正。我寫了一篇〈吾國吾民與佛教〉。漢院的同學們，熱心把它印成小冊，分贈各界。這可說是我出版的第一本書，但只是小冊，我也沒有保存。

三十二年（三十八歲）：十六萬字的《印度之佛教》出版，這是代表我思想的第一部。蒙學友們的熱心贊助，以「正聞學社」名義，在重慶印行。那時，我在合江法王學院，不能親身去處理。蒙達居（仁慈）願負起出版的任務，周貫仁助理校對。但在這部書的排校過程中，曾發生意想不到的問題。原來承印者，是沒有印刷廠的，交給別人排印。大包又小包，在物價逐漸上漲中，真正的承印者，沒有利潤可得，排不到三分之一，就擱了下來。預定出書期到了，竟渺茫得毫無消息。不知怎樣的，原稿落在某君（姓名已忘）手中。某君是屬於軍部的印刷所主管，曾經出家而後來參加革命的。他見了這部書，竟自動發心，願意幫助完成這部書的出版。排印紙張費用，照原價計算。素不相識的某君這番好意，使我忘不了，更忘不了這一不思議因緣。

三十三年（三十九歲）：我回到漢院。冬天，《唯識學探源》出版。

三十五年（四十一歲）：秋天，我從開封回到武院，就設法在漢口出版《攝大乘論講記》（二十七萬字）。由漢口佛教正信會呂九成居士介紹，交某印刷廠排印，校對由我自己負責。但我住在武昌，所以約定：每天十六頁，初校到三校，彼此都以掛號郵寄，郵費由我負責。但是廠方寄了三次初校，就不再寄了，只好過江到印刷廠探問。原來印刷廠是小型的，沒有這麼多鉛字，不能繼續排下去。不得已，只好約定：我每日午後過江，先初校，改正後再校、三校，十六頁當天完成（印刷）。這樣的辛苦了四十天左右，才告完成。費了大約四十天的整個下午，每天往返——坐二次渡輪，四次人力車，還要從初校到三校。這是唯一自己校對的書；經過這部書的出版，才知道從校對到出書，問題多多，是並不容易的。

三十六年（四十二歲）：《中國佛教史略》出版（今編入《妙雲集》下編九《佛教史地考論》）。這是我與妙欽合編的，由上海大法輪書局印行流通。

三十七年（四十三歲）：三月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記》，由大法輪書局出版。

三十八年（四十四歲）：夏天，我到了香港。妙欽從馬尼拉匯來印刷費，所以《佛法概論》十月中在香港出版。

以上這幾部，出版時都徵求預約。以後感覺到：預約的大抵是人情，所以此後不再預約，賣得書來再印書了！

三十九年（四十五歲）：這一年，在香港出版了《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講記》（今編入《妙雲集》上一《般若經講記》），《中觀今論》、《評熊十力的新唯識論》（今編入《妙雲集》下七《無諍之辯》），《青年佛教與佛教青年》（今分三部分：〈青年佛教運動小史〉，〈青年佛教參訪記〉，編入《妙雲集》下五《青年的佛教》；〈雜華雜記〉編入《妙雲集》下十《華雨香雲》），《性空學探源》，《大乘是佛說論》（今編入《妙雲集》下三《以佛法研究佛法》），《太虛大師年譜》——七部。其中《中觀今論》，是香港香海蓮社發心印行的；《太虛大師年譜》，是太虛大師全書出版委員會出版的。

四十年（四十六歲）：出版了《佛滅紀年抉擇談》（今編入《妙雲集》下九《佛教史地考論》），《淨土新論》（今編入《妙雲集》下四《淨土與禪》），《大乘起信論講記》。這三年在港出版的書，凡是自己出版的，都由演培、續明負責，與印刷廠接洽及校對等一切事宜。

四十一年（四十七歲）：出版了《中觀論頌講記》，《勝鬘經講記》，由續明（也有學友相助）負責校對等事。《佛法概論》也在那時再版，有我當時的（如上）相片。還有《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記》（今編入《妙雲集》上一《般若經講記》），在香港重版的時間不詳，可能是我秋季離港後，續明繼續出版的。

這是我來臺灣以前的出版情形：重慶三部，武昌一部，上海二部，香港十五部。寫作而自己出版，要有經費，而我是沒有錢的，那怎能出版呢？一、籌印《印度之佛教》，在抗戰艱苦時期，實在不容易！虧得演培學友的大力贊助，才能出版。二、性覺（俗名郭朋）、續明去西康修學，遇到一位虔信佛法的商人史建侯，二人稱譽我，並說到我的《攝大乘論講記》，因而引起史居士的發心，樂助這部書的出版費（法幣拾捌萬元），我才能在漢口出版了這本書。三、三十八年春去菲律賓馬尼拉的妙欽，不久就寄了一筆印行《佛法概論》的費用來港，書也就在十月出版。四、法舫法師是武院的老學長，我二次到武院研究，他都是武院的主持者，所以也是我的老師。他在香港時，為居士們讚歎我的《中觀今論》，所以香海蓮社會發心出版這部《中觀今論》。五、檳城的明德法師，自願籌款印行《中觀論頌講記》。寄來的印費有餘，再印了《勝鬘經講記》。我與這位遠地的法師，沒有任何關係，也不曾通過信，不知他聽了誰的稱譽《中觀論頌講記》而自動發心贊助，因緣實在希有！從上面所說看來，共同研究的學友，師長，遠地的法師，居士，都為我的著作出版而發心，純為佛法的弘揚著想，出錢出力，沒有絲毫的功利觀念。這是使我感動，使我永續的為佛法而奉獻身心。只是不能推動佛教，使佛法有良好的進步，不免心生慚愧！

來臺灣以前的寫作與講記——長篇的，可說都已出版了。出版書，總是希望有人閱讀的，所以每部書出版後，除了部分贈與有緣人外，在四川時，由漢院流通處代為流通。抗戰期間，紙張太差，印刷也不理想，所以離四川時，只帶了《印度之佛教》二十冊回來，偶爾贈送，也就沒有了。留在漢院的，再也沒有想起。香港出版的，除《中觀今論》，《太虛大師年譜》，由出版者流通外；其他的書，香港由東蓮覺苑代為流通。臺灣方面，每本書出版，總是寄一部分到善導寺流通處，那還是李子老主持的道場。在這時局動盪不安的時刻，流通量當然不大。四十二年，我決定定居臺灣。五月返香港，東蓮覺苑存書，承全部折價付給我，以後也就不再煩累流通了。臺灣善導寺流通處，也將過去出售的結算給我，繼續代為流通。這筆書款，除保留部分作為出版費外，一部分作為修建福嚴精舍的費用。十年來不斷出書的時代過去，在臺灣將是另一形態的開始。

四十二年（四十八歲）：冬天，我主持善導寺的彌陀佛七，每日開示，記為《念佛淺說》（今編入《妙雲集》下四《淨土與禪》），由善導寺護法會印行結緣。

四十三年（四十九歲）：《佛法概論》修正後，重版流通。

四十四年（五十歲）：《藥師經講記》出版。

四十五年（五十一歲）：選些論文及講錄，編為《人間佛教》，《學佛三要》，《以佛法研究佛法》，《頑石點頭》——四冊。自己深感近年來的多障多病，所以編印四冊，是以結緣為主的。前三冊，除《人間佛教》改為《佛在人間》，都已編入《妙雲集》下編，但內容已有所增加。《妙雲集》中沒有保存《頑石點頭》名目，內容分散編入下編各部。

四十九年（五十五歲）：秋天，《成佛之道》出版，在我的寫作中，這是流通量較大的一部。以上這幾部的出版，負責出版校對者，我已忘記了，大抵與當時《海潮音》的編校者有關，也有住在善導寺的人幫助。我的書，起初在善導寺校對流通。臺北慧日講堂在五十年落成後，就將書運到慧日講堂，由住眾法師一人負責流通。

五十二年（五十八歲）：《修身之道》出版（今編入《妙雲集》下六《我之宗教觀》）。

五十三年（五十九歲）：九月，《寶積經講記》出版。《上帝愛世人》與《「上帝愛世人」的再討論》，香港與曼谷的佛弟子，把他印成小冊結緣。

五十三年，我來臺灣已十二年了。建寺院，出國，弘法，儘做些自己不擅長的事，比之早年的專心佛法，真是得不償失。這樣，（國曆）五月二十三日，就在嘉義妙雲蘭若掩室自修。雖掩關只有一年，但又將進入法義深觀的另一境界。

五十七年（六十三歲）：六月，《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四十五萬字）出版。常覺學友負責校對；樂助出版費的，是報恩小築的黃陳宏德。這一年，又出版了《談入世與佛學》（今編入《妙雲集》下七《無諍之辯》）。

五十八年（六十四歲）：冬，開始編集《妙雲集》，到六十二年秋末，經四年而全部出版。這是將我過去的寫作與講錄，除大部的《印度之佛教》等專著外，總合的編成字體、形式等統一的大部。全集分為三編：上編是經與論的講記，七冊；中編是十萬字以上的而獨立成書的，如《中觀今論》，《成佛之道》等，六冊；下編是各種文字的類集，十一冊——全集二十四冊。上編與中編，是容易編定的，先以上編的《勝鬘經講記》付印；下編，到六十年夏天，才分類編定。

六十年（六十六歲）：三月，《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五十六萬字）出版。六月，《中國禪宗史》（二十八萬字）出版。

《妙雲集》的出版，有不少難得的因緣。一、五十八年初，我去了星加坡、馬來西亞一趟，承各位長老的惠與，善信的供養，可說收穫豐盈，這才決定這部書的出版。在出版過程中，香港三輪學社的邵黃志儒，特地送了港幣參萬元，使印費不致困窘，這是意想不到的勝緣。二、據說臺中的印刷價目要便宜些，所以決定在臺中出版。為了校對的便利，在臺中市南區，購了一處小型的靜室，這就是我後來在臺中養病的地方。三、最重要的，還是與印刷廠接洽及校對的人員。慧潤是依我出家的弟子，身體的健康很差。他從學院畢業回來，就讓他去處理校對，出版的事務，多少活動，可能身體會好些的。起初是慧潤一個人；五十九年，他的同學性瀅來了；六十一年，又有依道來。大家都是同學，共住一處，負起了這部書的出版任務。至於我自己，除了書的先後編列，確定字體，負責印刷費用外，一切由他們去處理，我是不大顧問的。

我出版的書，起初並不暢銷，直到《妙雲集》出版，才有較多的人知道，因《妙雲集》而進入佛法；社會經濟又日漸豐裕，《妙雲集》的流通量，也漸漸的提高了。在《妙雲集》出版過程中，還同時出版了兩部書：一、《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由性瀅、慧潤校對，也請慧琦、慧瑛助校。二、《中國禪宗史》，也由性瀅等校對。

六十年（六十六歲）秋末大病，不死不活的過了兩三年，才慢慢恢復。雖然我的業緣末了，以後還有寫作，但進度不免遲緩了。以後出版的，有：

六十四年（七十歲）：十月，《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偈頌講記》，由菩提樹雜誌社出版（今編入《華雨集》一冊）。同時，《中國古代民族神話與文化之研究》（三十四萬字）出版。這是有關中國文化的，華岡出版社出版，出版費用自備。書中有不少的甲骨文等古老文字，要另行刻印，所以出版費用偏高，收入而不敷支出的，只有這一部。七十九年元月，以正聞出版社名義再版流通。

六十五年（七十一歲）：《往生淨土論講記》出版（今編入《華雨集》一冊）。

七十年（七十六歲）：五月，《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出版。這是費了五年的時間，一千三百餘頁的鉅著；再加索引，不下九十萬字。校對方面，性瀅、依道、慧潤外，又有心如同學來參加校對，並檢查引文的出處，文句的是否正確。索引方面，得到藍吉富居士邀集同學——洪啓嵩、溫金柯、黃俊威、黃啓霖居士的發心。這一年的十二月，《如來藏之研究》出版。校對與索引，由依道等四位負責。

以上各書，除《中國古代民族神話與文化之研究》外，都是在臺中出版的。在書籍的出版，流通方面，有一重大改變。從民國五十年，臺北慧日講堂成立以來，我所有出版的書籍，主要是依慧日講堂流通的。當時流通量不大，所以請一位講堂的住眾發心處理，如宏印、顯如等幾位，都曾負過這一任務。不過時間長達二十年，發心負過責的，我也不能完全想起來了。書的出版，起初是用沒有實際組織的「正聞學社」名義；後來也有用我自己的名字；到《妙雲集》印行，也還是用我自己的名義出版。印海學友在慧日講堂建立正聞圖書館；直到民國六十九年，才在臺北正式成立「正聞出版社」，與印刷廠聯絡及日常事務，主要是由住在北部的性瀅負責；以後有書出版，也就在臺北了。校對方面，雖然性瀅以外，慧潤等漸漸移住到高雄、屏東，但校對主要還是依賴他們。對於這，我有些感想：自己福德薄，又沒有攝受人的善巧，所以寫作的出版，能得到學友們的代為處理，總有喜出望外的感覺。在香港出書，是得到演培與續明的助力；在臺灣出版《妙雲集》以來，都依賴性瀅，依道，心如，慧潤——四位。我對人平淡，對他們是與住眾一樣的。我信任他們，後來我幾乎只是把書稿交給他們，我就不問了。演培等來漢院共住而相識，性瀅等只由於慧潤的同學關係。佛學作品的出版，是為了宣揚佛法，大家都是為此而努力。我為此而寫作；代為記錄的也如此；與廠方接洽，校對出版的，代為流通的，也都是如此。在三寶的護持下，都自動的願為佛法而努力。有人以為：我對佛法各部分，早已明白確定了，只是一部接一部的寫出而已，其實不是這樣的。我雖對佛法有一發展的全程概念，如要寫某一部分，還是在研求，補充或修正的情況下進行，所以寫作一部，對這部分問題，有更為明確深入的理解（所以我曾說：閱覽不如講解，講解不如寫作）。我相信，記錄的，負責校對的，在與佛法不斷的接觸中，對佛法也會有所進步的。所以寫作與出版，我與協助我的，都是在佛法中奉獻，在佛法中求進修而已！

以後在臺北出版的，有：

七十一年（七十七歲）：五月，《辨法法性論講記》出版（今編入《華雨集》一冊）。

七十二年（七十八歲）：九月，《雜阿含經論會編》（三冊）出版。這是《雜阿含經》與《瑜伽師地論．攝事分》（解說抉擇契經部分）的會編，不能說是我的作品，但所費的心力、時間不少。「經」方面，次第倒亂的，缺佚而以餘經編入湊數的，都從研究中改正過來。「論」方面，有有論而沒有經的，經研考而知是出於《中阿含經》，也有屬於《長阿含經》的；也就因此論定為本來是附編於《雜阿含經》，後來才編入《中》、《長阿含經》的。另外又寫了一篇《雜阿含經部類之整編》（約四萬伍千字），附編在卷首。

七十四年（八十歲）：三月，《遊心法海六十年》出版（今編入《華雨集》五冊）。七月，《空之探究》（十八萬字）出版。

七十七年（八十三歲）：四月，《印度佛教思想史》（二十九萬字）出版。這可說是我對印度佛教思想發展研究的結論。

七十八年（八十四歲）：二月，《修定——修心與唯心、秘密乘》出版（今編入《華雨集》三冊）。八月，《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出版（今編入《華雨集》四冊）。

八十一年（八十七歲）：八月，《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由東宗出版社出版。

八十二年（八十八歲）：一月，《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日譯本，由正觀出版社出版。

四月，《華雨集》全部五冊出版。有些是六十年大病以前的作品；有些是《妙雲集》出版以後的寫作，短篇或長篇，有的還沒有發表的。這部書編好後，將原稿交給正聞出版社，確已好久了，但序文說：「民國七十八年一月，序於南投寄廬」（即今永光別苑），時間未免過早。「一月」可能是十一月，脫落一「十」字的校訛，因為這篇序，不可能較《修定——修心與唯心、秘密乘》，《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寫出更早的。

一生的寫作、記錄而已出版的，就是這些。願以這些書的出版，報答三寶法乳的深恩！

二八　傳戒因緣

我沒有精究律藏，沒有通曉律意，適應現實的深一層認識，所以我沒有特別主張。而對沿習下來的佛制祖規，我也沒有什麼反對。對於臺灣近四十年來的傳戒運動，我也參加過，那只是隨喜而已。

三十七年（四十三歲）冬天，我因性願老法師的邀請，以祝賀者的心情，到了廈門。在戒期中，也講了幾次通泛的開示。授具足戒時，我與先師念公，都參加戒壇為尊證，這是我與傳戒因緣有關的第一次。

四十四年（五十歲）夏天，臺中寶覺寺智性長老來福嚴精舍，邀我參與冬期傳戒，擔任教授。那時，我病勢漸重，我說：「智老！這是我應該隨喜。只是我病體不知怎樣，怕臨時誤了戒會」。智老還是要請我，並且說：「如法體欠佳，可以推人代表」。這樣，我就不好意思推了。到了戒期，我正終日躺著靜養，由演培去代表。

五十二年（五十八歲），白聖法師在臨濟寺傳六十壽戒，邀我擔任尊證。問起時間，恰好是預定應臺南市佛教會的邀請，作七天弘法的時間，不湊巧。白聖法師說：「那麼，推代表好了」。我當然接受了，那次是印海去代表的。

五十五年（六十一歲）秋天，賢頓法師（白聖法師同來）來，說起臨濟寺傳戒，邀我當尊證。那一天，我正在感冒發燒，這是就會好的，所以我答應了。想不到不久去拔牙，一次又一次的，每次都滲血四、五天，飲食不便，疲累不堪。不得已，又請印海去代表。兩次都沒有能親自參與臨濟寺的戒會，只能說因緣不具足了。

五十六年（六十二歲）冬天，臺中慈明寺傳戒，請我任得戒和尚。不過，我是看作慈明寺傳戒，我不過隨喜而已。好多年前（四十九或五十年），演培陪聖印來，說起為了滿足智性老的遺願，要舉行第三次戒會。傳戒要向中國佛教會轉呈申請，通例要有得戒和尚的名字。那時，智性老已經去世，所以聖印要我出個名字去申請。演培也幫著說，好吧！就作個人情，用我的名字去申請吧！想不到過了這麼多年，真的要傳戒了，那就只好當一次得戒和尚了。其實，聖印要我當得戒和尚，一開始就錯了！

在五十四年的華僧大會上，有人提了一個革新傳戒制度的提案。不合佛法，不切實際的提案，橫豎是行不通的，我連反對的興趣都沒有。大家也都隨便的通過了，由中佛會轉呈政府備案。聖印用多年來的傳戒制度，發出通知，籌備一切。大概離戒期不過（或不到）兩個月了，政府核准了傳戒的新辦法。中佛會召集會議，要聖印去列（出）席。這一下，聖印可著急了。後來經中佛會會議通過，這次籌備不及，姑且通融採用舊制度。不過受戒者的資格，如神經失常，盲啞殘廢，絕對不得受戒（這些，我都是後來知道的）。不久白聖法師回國，離戒期不到一月了，認為應嚴格執行政府核准的規制。聖印來報恩小築看我，我主張：中佛會是中國佛教的最高機構，遵從教會的意旨是不會錯的，這又不是你出爾反爾。戒弟子多少，有什麼關係！聖印當然有些事實困難，不可能像我那樣的無所謂。後來由中佛會特派專員，去慈明寺審查受戒者的資格。那天晚上，我沒有在慈明寺。聽人說：有新戒起來說話，辭鋒相當銳利，審查者是並不容易答覆的。就這樣的審查了一會，也就算了。世間事是不可思議的！慈明寺戒期還沒有終了，中佛會會議決定：新規制窒礙難行，呈請政府，還是採用老規矩。這個新方案，與慈明寺傳戒相始終，似乎有了慈明寺傳戒，就有新規制的必要一樣。聖印請我當得戒和尚，不知添了多少麻煩，費了多少口舌。但由於中佛會要推行新規制，那些想受而還沒有受戒的，怕再沒有受戒的機會，大家發心來受戒。慈明寺戒會，受出家戒的多達四百二十五人；中佛會的新規制，起了號召大家來受戒的副作用，世間事真不可思議！我是個無事人，一向信任因緣，由因緣去作決定好了！

五十八年（六十四歲），我又參加了基隆海會寺的戒會，任尊證。

五十九年（六十五歲）：三月初，應嘉義天龍寺心一和尚的禮請，傳授在家的五戒與菩薩戒。戒會期間，並主持大殿重修落成典禮。

六十四年（七十歲）：三月初四日起，黃陳宏德於報恩小築，傳授五戒及菩薩戒，禮請我為傳戒和尚。受戒者人數不多（四十八人），但戒會清淨莊嚴，與一般的兼事經懺，廣招供養的風格不同。

六十六年（七十二歲）：八月，應馬來西亞本道戒兄的邀請，參加金馬崙三寶寺三壇大戒的戒會，任說戒和尚；羯磨與教授，由竺摩，演培二位擔任。十六日開堂，九月初四日圓滿。

六十七年（七十三歲）：臺北市松山寺，是道安長老所興建的，蔚為臺北名剎。道老定於六十七年，傳授三壇大戒，但不幸於六十五年臘月初圓寂。繼任住持靈根法師，為了滿足道老生前的遺願，仍按時舉行戒會，禮請我為得戒和尚。戒會於九月二十九日開堂，十月二十六日圓滿。

八十年（八十六歲）：新竹福嚴精舍大殿等，由住持真華重建，於國曆十月中落成開光。海外學友演培、仁俊、妙峰、印海、唯慈等，都遠來參加盛會。並在精舍舉行在家菩薩戒會，由我與演培、真華任三師。

參與戒會，在我這一生中，都不過隨喜而已。

二九　我與居士的佛教事業

佛教的在家弟子，應以佛教的立場，從事文化、慈善、社會福利事業，這不但契合佛教的菩薩精神，也能取得社會大眾的好感，有利於佛教的流行。所以在家居士而能從事佛教的文化與慈善事業，不論他對我怎樣，我都表示由衷的讚歎！

一、臺中李炳南老居士領導的蓮社，對我有思想上的距離，所以在《佛法概論》事件的動盪中，有臺中燒毀我著作的傳說。在重信仰的宗教界，這可說是一般的現象。民國五十三年，我辭退了慧日講堂的住持，要去嘉義掩關時，聽說李炳老領導蓮社同人，發起建立菩提醫院。在那時，這是佛教界難得聽到的好消息！我與演培、續明洽商，決定以臺幣五十萬元，樂助菩提醫院建院費用。本來，我們只希望，在某間病房中，紀念性稱為「太虛室」。但炳老建議：在醫院旁，建一座「太虛大師紀念館」。上層供佛及虛大師的影像與略傳，可引導病者及其關係人的信佛；下層供醫院使用。炳老的好意，我們當然接受了。五十五年農曆十一月初一日落成，邀我去剪綵。我本著樂施——與人為善的觀念，所以從不問醫院的內務，與進行的程度。炳老有良好的風範，蓮社有眾多的社員，我抱著樂觀其成的心情。但起初鼓吹推動的于凌波，似乎漸漸的退卻了，多少引起我的疑問。菩提醫院建成了，正式開業。由於佛教界缺少（西）醫務人才，加上人事的不能和諧合作，陽光乍現的菩提醫院，就陷於低沈；不久，等於從佛教界消失了！

二、紐約的美國佛教會，在福嚴精舍成立「駐臺譯經院」，這是極有意義而又不免失望的事。因緣是這樣的：五十八年，新竹福嚴精舍與臺北慧日講堂，在常覺與印海的主持合作下，福嚴精舍增建了大講堂與學生宿舍，開辦女眾的福嚴佛學院。到六十年夏，學生畢業，也就停辦而恢復為男眾道場。精舍房屋多而住眾少，未能物盡其用，未免可惜！恰好美國佛教會沈家楨居士，讀《大寶積經》而充滿法喜；希望能譯為英文，也就將《大寶積經》的妙法，介紹給英、美等西方人。這一理想與發心，是希有難得的！住在新竹的許巍文居士，與沈居士是德國同學，信函中提及、討論，而有在臺灣辦理譯經院的決定，進行尋覓土地，建築設計等工作。我聽到這一消息，覺得是大好事，徵得福嚴印海住持的同意後，向許巍文等提議：覓地、建築，至少還要等一二年時間，不如無條件的，先借用福嚴精舍的大部分房屋，進行譯經工作。在順利進行中，再覓地建築，不更理想嗎？這一提議，當然得到大家贊同，「美國佛教會駐臺譯經院」，就這樣的在六十年秋季成立了！院長是在美的沈家楨；在臺灣有兩位副院長：顧世淦主持譯務，戈本捷主持事務。當時參加翻譯的，有四、五位，現在譯介世界佛學著作的許洋主，就是其中的一人。譯經院成立不久，我就進入大病、長病的階段，所以不知成立後的情形如何。偶爾聽說，二位副院長間，有些不太協調，那也只是聽說而已。可能是六十六年初吧！主持譯務的顧副院長辭退了，由張澄基居士繼任。《大寶積經》是合編四十九部大乘經而成的，經張副院長的研閱，覺得其中二十八部，更能適合西方人士，因而選定二十八部，沒有譯出的要翻譯，已經譯出的再加校定，大家繼續為此而努力。六十七年夏，福嚴精舍性梵住持來說：不知為了什麼，譯經院決定要遷往北投農禪寺。我以為：我們只是無條件的提供房屋，歡迎來譯經，只希望譯業成功。遷移，應有他自身的需要，我們也應該歡喜的送他們。一切都遷移到農禪寺去了。不久，聽說譯經院宣告停辦，這是我所想不到的！據說：精選譯出的二十八部，送往美國出版。我不通英文，所以到底有沒有出版，也沒有知道。不過，七年的時間，動用譯務、事務的人不少，所費應該是不少的。如停譯而毫無成就，這不免太使人失望了！辦醫院，譯佛經，我們都無條件的贊助過居士們，而結果都等於零。我不會怪那一位，只是為中國佛教界（美國佛教會，也是中國式的佛教）的衰落而惆悵！

三、周宣德老居士對現代佛教的年輕化，是有貢獻的！雖在《佛法概論》的風波中，他也曾勸我：中國佛教不要提倡日本化，也不要小乘化。那是在無限的謠言中，他也信以為真而已。四十八年，他贊同丘漢平居士的建議，成立大專獎學基金，以引導大專同學的接近佛法，也徵得南亭長老的贊同。丘居士當時是中佛會「國際文教」委員，想到我這個空負名義的主任委員，覺得應該徵求我的同意。那時，我在菲律賓馬尼拉，宣老就寫信給我，敘述情形而希望我贊助。我覺得這是大好事，是引青年學子接觸佛法的好方法，所以我表示願意參加一份。這樣，由南老與我、丘、周——四人四份，組成了「國際文教獎學基金會」。但為了免除不必要的異議，又加入一位委員（不負經濟），大專獎學，就這樣的開始。接著，各種獎學基金紛紛成立，都由宣老負責獎學事宜。五十年，成立慧炬社，發行《慧炬月刊》，深入各大專院校。大專院校內，成立佛學社團，共六十多所，這可說都是宣老在努力推動。他有教授資格，是老黨員，所以能深入院校而有這樣的成就。有些長老，怪他不請法師去開示，不引導學生來歸依，其實宗教色彩太濃，在那時是不太適宜的。是六十╳年吧！宣老從美國給我一封信，大意是：慧炬社已成為大專院校同學集會的活動中心，原有的二層建築，已不敷使用，決定加建三層，希望我能有所贊助。我回信表示，願隨喜贊助。後來，我派人去臺北，帶去一封給宣老的信，並臺幣參拾捌萬元（合當時美金壹萬元）。隨喜樂施，是不用宣揚的，所以接近我的人，都不知這件事。七十四年，仁俊等在美國為我祝壽並座談，宣老提起這件事，被記錄而刊登在香港的《內明》，所以我也就說到。從獎學基金而引起成立大專院校的佛學社團，使臺灣佛教年輕化，宣老的功德是不可沒的。在我與居士團體的關係中，這是沒有使我失望的一次！現在宣老已去世了，願繼承這一事業的，能永遠的引導學生，趨向於純正的佛法！

三十　老年病更多

我一生多病，過去所患的是肺結核，但沒有吐血、咳嗽、潮熱等現象，所以引起的虛弱疲累，算不得大病。到了晚年，大病一次又一次的發生，到現在——八十七年（九十三歲）還沒有死，真是「業緣末了死何難」！

民國六十年（六十六歲），住嘉義妙雲蘭若。春季以來，身體就感到異樣的不舒服，這可能是業緣將了的預感，所以寫了自傳式的《平凡的一生》，以為這是我「最後的篇章」了。八月，某日中午，休息以後，照例的起來泡茶。但走不到幾步，站不穩而跌了一跤，雖沒有什麼傷害，卻出了一身冷汗，身體是越來越虛弱了！

冬天，為了去楠梓慈雲寺主持開光，與弟子數人，早一天去高雄。當天去元亨寺、宏法寺，也到澄清湖參觀，晚上住千光寺。早上起來，腹部覺得很不舒服，雖去慈雲寺主持開光典禮，但午齋只喝幾口湯而已。次日，與明聖乘車到新竹圓光寺，本來是要去壹同寺主持菩薩戒會的，但覺得腹部病情嚴重，先請醫生診治。診斷後，醫生問我：「你住在那裡」？「嘉義」。他說：「那還來得及，趕快回去」！我了解醫生這句話的意思，病重得快要死了。明聖著急起來，電話告訴新竹印海、臺北真華法師；與報恩小築的黃陳宏德聯繫，決定我到臺北的宏恩醫院診治。當晚到了宏恩，經診斷為小腸栓塞，次日開刀。小腸栓塞，是上下不通，上不能進飲食，下沒有大小便。我的體溫、脈搏、白血球，據說一切正常，可是手術後十三天，還是上下不通。醫生建議非再動手術不可，但我不願再動手術，因為自己知道，即使再開刀而病愈，但元氣大傷，也不能再弘法，為三寶服務了。半生不死的活下去，也只是浪耗信施而已。道源長老來看我，說了些義正詞嚴的好話，我是經不起說好話的人，這才答應再挨一刀。晚上動手術，第四天通氣，恢復了上下的通暢，總算從死亡線上回來了。住院三十八天出院，但進院時體重五十二公斤，出院只剩四十六公斤了。病中承善信的關懷，道友的關懷，演培等從海外來臺探視，都使我心感！

大病似乎好了，其實問題還嚴重得很。一、住院期間，長期的整天注射，手臂露在外面，沒有按摩、保暖，所以右手患有嚴重的風濕關節炎。治風濕關節炎的藥，不問中藥、西藥，多服都是要傷胃的，所以我採用土方：製一隻雙層——夾的衣袖，用浸透薑汁（乾了）的棉花，放在夾層的衣袖裡，不論白天、晚上，天熱、天冷，一直戴在右臂上。一方面，右手臂輕微運動，使右手臂的活動空間增大。就這樣的保暖與運動，經一年多時間，右手嚴重的風濕關節炎，才完全好了！只是右肩變得比左肩高些。二、腸部的手術，引起後遺症：上午有三次不正常的大便，吃什麼（中、西）藥，都不見效。雖飲食、睡眠如常，身體即越來越瘦，到六十一年（六十七歲）八月，身高一七六．五公分的我，體重竟低到四十二公斤。那時，晚上睡著了就會出汗；頸項與胸部有黏汗，雖然不會滴下來，可是怎樣也揩不清淨；早起有涼意，等到吃了稀飯，從頭面、頸項到胸背，無不大汗淋漓。沒有什麼苦痛，可是越來越虛弱無力，搖搖欲倒，直覺得到了死亡邊緣。但業緣末了，不可思議的因緣又來了。我那時住臺北的報恩小築，上海商業銀行的沈居士，來電話說要見我，護病者告訴他：老法師身體虛極，等身體健康些再聯絡，但沈居士還是來了。他不知報恩小築的地址，所以請張禮文居士陪來。他見了我的病態，也就沒有話好說了。張居士願意為我診脈，我雖沒有見過他，但在四十三年前後，曾從報上知道：服務於中央信託局的張禮文，治好了一位患肺結核而已病臥不起的患者，所以也就讓他診治。他診斷我是陽虛，開了一劑扶陽的參附湯加減，並說明黑附塊的煎法。我只吃了一劑，頸項、胸部的黏汗，就沒有了（從此服湯藥，後來改用膏方，膏方的一再修改，到現在已服用二十七年了）。這位不是職業醫師的名醫，不請自來，使我從死亡邊緣活過來，因緣是那樣的不可思議！「業緣末了」，那也只有再活下去了。

病總算好轉了，身體也硬朗些，但體重還是不見增加。承美國沈家楨居士邀請，在六十一年（六十七歲）底，由顧世淦陪同，經日本而到紐約，住在長島的菩提精舍。安靜，空氣清新，尤其難得的，是得到日常學友的照顧！在長島半年，體重增加到四十六公斤；在紐約作健康檢查，我的肺結核竟已全愈了，這才由日常陪同回臺灣。回來不久，使我長住臺灣的李子老去世了。福嚴與慧日二道場的住持任滿，要集眾會議通過。見人多，說話多，體重又滑落到四十二公斤。不得已，在六十二年（六十八歲）冬，除二三人知道外，隱居到臺中南屯路的靜室，就是《妙雲集》校對出版的地方。起初不見客，不說話，身體才漸漸的恢復過來。靜居中，閑來翻閱《史記》，發見些神話化的古代史話，引起研究的興趣，到六十四年（七十歲）初夏，一年多的時間，寫成了（三十四萬字）《中國古代民族神話與文化之研究》。想不到的，體重已從四十二公斤增加到五十公斤。到這，小腸栓塞引起的病，可說全愈了，但三年半的時間，也就這樣的空過了！

「人生無有不病時」，對我來說，這是正確不過的，健康只是病輕些而已。六十四年以後，體重漸增加到五十八公斤，可說是我老健的時代。六十七年（七十三歲）七月，從南屯路移住臺中縣太平鄉華雨精舍。七十五年（八十一歲）冬，身體又感到不適，到南投永光別苑（起初沒有名稱，我稱之為「寄廬」）小住。這裡很寧靜，山上空氣又好，所以後來時常來住；特別是夏天，氣候清涼得多。不過身體又越來越差了，下午說話的聲音，越來越低沈，多說幾句，氣就會上逆而咳嗽。七十九年（八十五歲）臘月八日，我還知道臘八粥煮得不太理想。初九早起，坐在床上，搖搖幌幌的倒了下去。再坐起來，再倒下去，虧了明聖的扶持，才能起身到經室中坐。我不知什麼病，只是近來有些頭痛而已。明聖預定十二日去花蓮檢查身體，機票也買了。見我的情形異常，怕去花蓮而我病情加重，所以雇車送我到大甲蔡博雄醫師處，這是經常關心我健康的一位善友。兩天後，轉沙鹿光田醫院，經掃描發現，左腦部有瘀血，需要趕快開刀。明聖向真華法師報告，真華與花蓮的證嚴（慧璋）連繫，決定轉移到臺北的台大醫院。台大方面，由曾漢民大夫率車南下沙鹿接我。到了台大，一切已準備就緒，立刻進入手術室，手術順利完成後，進入加護病房。這幾天的事，我完全失去了記憶，連怎樣從臺中到大甲，我也不知道。但據說：我在大甲時，飲食如常，按時喝茶，還要看報呢！但記憶完全失去了。從加護病房轉住病房，五六天後，才完全清明過來。到八十年（八十六歲）正月十五日出院，共住了三十一天。腦部積有瘀血，可能是跌跤碰撞而引起的，會發生半身不遂，不能言語，類似中風的病態。虧了明聖要去花蓮，才使我免了半死不活——半身不遂，不能言語的病。他要去花蓮，是我又一次的難可思議的因緣。出院後，先到大甲永光寺靜養，然後回臺中華雨精舍。春末，患了帶狀疱疹，拖了三個月才全愈。

八十年秋天，福嚴精舍重建落成，我去參加盛大的慶典。人客見多了，引起血壓升高，脈搏增快的現象。冬初，去屏東法雲精舍小住——這是依道、慧潤建立的道場，因鼻過敏而引起鼻炎。回華雨精舍後，發生腰脊骨神經痛，真是起坐為難。在惠民醫院電療，似乎不痛了。八十一年（八十七歲）夏天，去永光別苑靜養，承真智把日產的小型電療器給我，起初一天兩次——上下午各一小時，後改為上午一小時，腰脊痛漸漸的好了，但這只是控制，病根是不可能斷除的。冬初去花蓮靜思精舍，鼻炎又大發，右顋都腫了，憑了一日四次的消炎針，七天才算平復。從腦部手術以來，語言的聲音響亮了，見我的人都說我身體好。其實，帶狀疱疹，鼻炎，腰脊骨酸痛，接二連三的小病，身體越來越衰瘦，到八十二年（八十八歲）春天，體重已只有四十九公斤了。

「生老病死」，老了就不能不病，如眼、耳、牙齒、記憶力等，老年不免多少變化，這就是病呀！一生多病的我，老年病更多。中秋前，回到華雨精舍，在下層肋骨左右連結處（呈三角形向下），偶爾有些痛，也沒有注意它。九月二十二日起，那裡相當痛，痛到晚上不能入睡，還有發燒現象。二十五日，經王輝明大夫的聯絡，進住臺中榮總醫院。經診斷為膽結石，這是算不得大病的。但為了我身體的衰弱，先調理而後（初十日）進行割膽手術，順便對大小腸調理一下。十月二十四日出院，再經休養，病是完全好了，但體重只剩四十五公斤。

民國六十年（六十六歲），開始從眠椅中起來跌了一跤，從此不知跌了多少跤了。幾年前因腦部瘀血而住院，還不是跌跤碰撞所引起的。最嚴重的，要算八十六年（九十二歲）二月十九日的一跤。跌倒起來，感到左腳筋痛。一天天嚴重，左肩背也痛，延伸到左肋骨，後來連右腳也痛了。二十二日，住進臺中榮總醫院治療；等到好些，又坐輪椅去復健處復健，四月初三才出院。病可說好了，但左肩背彎了，成為「夾肩馱」。

夏季，去南投永光別苑，真華法師新建的「中道學苑」，都住了二十多天。空氣清淨，人事簡單，身體又似乎好些。可是到了十月三十日晚，感覺聲音變了，喉音沙啞，咽喉也不舒服，漸漸咳嗽起來。嚴重的惡性感冒，白天咳嗽，晚上的咳嗽也多，睡眠不足，引起胃的消化欠佳。有幾天中午，幾乎不想飲食；習慣的中午一碗湯，從此停止了。食品到了小腸，部分就化而為氣，肚皮鼓鼓的，輕輕敲，咚咚響，我每戲稱之為「一肚子的氣」。好在前面出去，後面進來，沒有阻塞，但卻影響了大腸。感覺要大便，其實是氣要出來；氣出來，有時帶些大便。這樣的情形，下午最嚴重。好心的醫生，不請自來；有的是中醫，有的經儀器的測驗而用中藥的。大家主動發心而來，也增加了困擾。病況一直拖下去，身體一天天的感覺虛弱。今年（九十三歲）三月二十四日，就到永光別苑去住；六月二十九日才回到臺中，身體也可說好了，但這當然是不徹底的。

去年跌跤以來，身體漸漸的瘦下去，瘦到皮包骨了。有人說：「有錢難買老來瘦」，瘦對老人是有利的。但我覺得瘦了，體力也差了。早上不能自己起來，兩足站不穩而要屈下去。白天好些，慢慢的走，也還是搖搖擺擺的。我不希望身體會再健康起來，只是無事掛心頭，安靜的等待那最後一天的到來！

三一　大陸之旅

別離大陸四十多年了，八十九歲（民國八十三年）老僧，竟去大陸一遊，可說真是意外！這主要是不忘當年求法修學的因緣。七月三十日（國曆九月五日），從臺中華雨精舍出發，抵中正機場，夜宿機場附近的旅館。八月初一日，集合了同行的厚觀、性瀅、明聖、達聞、導遊蔡芳輝——六人，乘機抵香港，又轉機抵福建的廈門，住東南亞大酒店。在廈期間，訪問了南普陀寺、閩南佛學院。這是我求學與多次講學，並因此地傳戒而遠離了大陸，可說與我有殊勝因緣的道場。住持妙湛長老，與佛學院師生，列隊歡迎。我沒有通知，而是同安梵天寺的厚學，提早來廈門，與寺方說起，這才有歡迎的場面。在廈門，還見到了虛大師的弟子蔡吉堂居士。

初三日下午，離廈門而到浙江的寧波，住亞洲華園賓館。先去我受戒的道場天童寺。寺院如舊，只是住眾少些。順便去阿育王寺，這裡有阿育王的佛舍利塔。再到奉化的雪竇寺，我帶了一束鮮花去。雪竇寺是虛大師舍利塔所在，也是我主編《太虛大師全書》的地力。可惜虛大師的舍利塔，已被毀滅了！只得將鮮花遙敬。歸途經過溪口，訪蔣公總統故居豐鎬房，一切都整齊清潔。去雪竇寺的路，部分正在整修，高低不平，所以那天晚上，睡得很疲勞。雪竇寺住持月照與方興居士等來旅館相見。他從杭州回來，知道我去雪竇，所以特地來訪問，並贈送些與彌勒佛有關的法物。

初六日下午乘輪船而到普陀山，傍晚登岸，住息來山莊。我去前寺——普濟寺瞻禮，在禮佛時，心地平靜，也沒有想什麼，卻不自覺的心情激動．淚眼糢糊，這是我一次不可思議的心境。普陀山已全山統一，現任住持妙善長老；普陀山佛教（協會）管理處，在磐陀庵。恢復的庵堂不多，有些已成為飯店、餐廳、商店。我出家的道場——福泉庵（現名為福泉禪林），現有男眾佛學院（另有女眾佛學院）。我去時，學生們列隊歡迎，我也為同學們略作開示：「為佛法而學，不作世間學問想；自淨其心，利濟人群」。傍晚，圓真（漢院同學世光）來息來山莊。妙善長老及監院等好幾位法師也來訪，談到傳戒與講戒的問題。說到復興佛法，我說：「培養僧才第一」！又去佛頂山——慧濟寺，是我閱藏的道場。一切如舊，只是從前的閱藏樓不見了！回途到後寺——法雨寺瞻禮。

乘輪船由普陀而到上海，已是初九日的黎明，住揚子江大酒店。先到圓明講堂，這是我戒和尚的道場，相當莊嚴，有圓暎和尚紀念堂。現任住持明暘戒兄，去了德國，所以沒有見到。回旅館，約見蔡惠明居士，談到了月熙、寬道、法尊等的故事。又去玉佛寺瞻禮，見到住持真禪。虛大師圓寂的直指軒，已改為「中客堂」。來玉佛寺禮佛、參觀的人太多了，有交通壅塞的感覺。

十二日上午，搭機抵北京（北平），住崑崙飯店。郭朋（性覺）來旅館敘舊，鄭立新（光宗）、李榮熙（惟幻）等也來了，都是抗戰期間在四川相識的學友。我與郭朋、張新鷹（世界宗教研究所圖書館館長）等，一起去辦有中國佛學院的法源寺。才進寺門，有二位居士向我頂禮：一位是觀空法師的弟子劉宗旺，一位呂鐵鋼居士，他們都是從書上見到我的照片而認識的；呂居士贈我一本《法尊法師佛學論文集》。我們參觀了佛學院與佛教文物館，又與郭朋等去廣濟寺——中國佛教協會所在地。協會會長趙樸初老居士，正參加「全國政協宗教委員會全國宗教領袖會議」，得到信息，趕回廣濟寺相見。樸老談及兩岸佛教交流，並說寺廟在恢復中，但最重要的還是培養人才來主持。晚上，樸老派人送來弘一大師寫的《金剛經》與《藥師經》，並代上海明暘戒兄送來茶葉等禮物。

十五日，厚觀離北京而去日本東京，我們五人搭機抵杭州，住環境非常清幽的黃龍飯店。這是中秋佳節，可惜晚上小雨，見不到明月！

十六日，乘汽車抵海寧市（硤石鎮），住海寧賓館。惠生夫婦、金娥與長子陸子康，來賓館相見。別來六十多年了，相見不免有意外的感覺。從他們的談話中，知道引寶已於民國三十四年去世。他們現在都住在硤石，所以我也不問故鄉是怎樣了。十八日是觀潮節，性瀅他們去鹽官（從前是海寧縣城），在錢塘江邊觀潮。惠生邀我去他的家，見到了惠生的兒子，茂榮與茂鑫：金娥的兒子，子康與子林；還有下一代的兒女。這麼多的人，是當年離家時所想不到的。大家相見，想起從前，都不免又喜又悲的！惠生、金娥等，與我們同行，返杭州，住黃龍飯店。

二十日，與性瀅等瞻禮靈隱寺。沿路攤販林立，人潮擁擠。買門票入山門，再買票入大殿禮佛。寺內的堂舍，幾乎都是販賣物品的。這樣的商業化，失去了古寺幽靜莊嚴的山林氣息。我們不再耽擱，去作西湖的遊覽。過去湖水淺而清澈，現在是湖水混濁。一切都變了……沿湖一周，回飯店休息。

二十一日，離杭州，乘飛機抵香港，住凱悅飯店。慧瑩與妙華佛學會多位居士來見。他們煮粥及豆腐等供養，這是在旅途中，第一次吃到平常食品了。我帶了鮮花，往芙蓉山禮拜太虛大師紀念塔，與護塔者等慈相見。舍利塔四周植樹，相當清淨。二十四日，返抵臺灣中正機場；法藏法師來接，並送我回臺中華雨精舍。二十四天的大陸之旅，就這樣平安的結束了。

三二　舊地重遊

八十四年（九十歲）二月初八日，在明聖的隨侍下，我又重來星加坡，住在慧琪的寶光佛堂。這次來星，是為了避免臺灣方面可能為我祝賀九秩嵩壽，引起應酬的辛勞。所以三月初十日，我又離星而到馬來西亞的新山，住在旅館裡，度過了安靜的壽辰——三月十二日；十四日又回星。雖說我避免了壽辰的煩勞，但當地的法師、居士，先後的到寶光佛堂來看我；馬來西亞的繼程法師，菲律賓的廣範，美國的淨華等，也從遠地來相見。我心裡感謝他們，但也覺得避壽是太難了！這次來星，我有喜悅感，也有淒涼感。喜悅的是：演培離開了般若講堂，創建了福慧講堂。在他弟子寬嚴的努力支持下，成立了福利協會，已辦理了安養院、托兒所、洗腎中心等慈善事業。演培的身體還好，真是做到了福慧雙修！隆根住般若講堂，已負起「佛教總會」會長的任務，也是很難得的！（我與師弟印實共收的）弟子厚宗，成立了慧嚴佛學會，專心弘揚佛法，培育僧才。最喜悅的，還是閩院的竺摩學長，恰好也在星加坡，我特地去看他，雖然他已相當的衰老，但這到底是難得的一見！淒涼的是：閩南長老廣洽、宏船、常凱，竟都去世了！優曇學長那樣健朗的身體，也已離去。耆舊凋零，未免為當地的佛教而歎息！廣義法師因中風而長在病中，我去探問他，他還認識我，也記得自己的年齡。但衰弱不堪，那一年就去世了。特別感到淒涼的，是五十四年來臺依我出家（就去法雲寺受戒）的慧圓、慧平等七位，竟一位也見不到了，這未免引起人生無常的感覺。這一次的遠行，在三月二十五日，離別了而回到臺灣。

八十五年（九十一歲）八月，我又到了星加坡。去年來星，好多位善友，一再勸我長住星加坡：這裡的環境，安定、繁榮，又整齊清潔。勸我住星的信息，去年來一再的傳到臺灣。我覺得年紀這麼大，病又多，是很難適應的。大家這樣的好意，就再去一次吧！在星加坡，住寶光佛堂，又往來於慧嚴佛學會的舊址。見到演培，覺得他的身體，與去年差不多。一次我到福慧講堂去，沒有見到他，也不知他去了那裡，我多少有點疑慮。九月三十日（國曆十一月十日），我住在慧嚴佛學會。晚上，明聖接到電話，就嗚嗚的哭起來，原來演培因心肌梗塞而去世了！這是非常意外的。十月初一早上，我去福慧講堂，見演培安詳地睡在床上。信眾們都為他唸「南無當來下生彌勒佛」，祝他往生兜率內院，初六日舉行大殮，我又去瞻視演培的遺容。我這次南來，可說有點意外，原來是為了與演培永別呀！慧嚴佛學會舊址，是非常安靜的。但由於演培的去世，菲律賓的廣範、自立，美國的仁俊、印海、幻生、淨華等都來了。臺灣去的學友、學生、弟子，來的人更多。知道我在星，順便來慧嚴佛學會看看我，安靜的環境，竟也是人來人往了。想到死者已去，而我在老病下還要拖下去，真自慚業緣的深重！十五日，我回到臺灣。雖然還有人希望我再去，但這是不可能的了！

三三　早年的修學歷程

清光緒三十二年（民國前六年）三月十二日（陽曆四月四日），我出生於浙江省海寧州（民國改為縣）城東，離盧家灣鎮二里的農村——張角兜。俗姓張，名鹿芹。家裡有大約十畝的田地，父親學義公在新倉鎮泰源南貨店任經理，所以我的家庭是半農半商的。母親陸太夫人，身體不太強。還有一位比我大七歲的姊姊，名彩琴，家裡的人口簡單。

宣統三年（六歲）六月中，我開始到附近的私墊去讀書，讀了《百家姓》、《千字文》與《花夜記》。民國元年（七歲），跟父親去新倉鎮，先進私墊，秋季才轉讀第二初等小學堂。新倉鎮離我家七里，是近錢塘江的小鎮，也就是父親經商的地方。民國四年（十歲）冬天，我初小畢業。由於學校改為秋季始業，所以五年（十一歲）上學期，先在家裡自修，秋天才去離家二十里的硤石鎮，西山下的開智高等小學堂讀書。我是插班入二年級的，所以七年（十三歲）夏天就畢業了。從一般教育來說，我從此就失學了！在我的記憶中，抗戰期中死於重慶的吳其昌，在臺大外文系教學的虞爾昌（酆墅廟人），都是我的同學，但他們是高材生，我是勉強及格了的。

我從學校回來，父親見我身體寡薄，不適於農、工：生性內向，不會應酬，也不適於從事商業；讀書還算聰明，所以要我去學醫。民國七年秋天，就開始在離家一里，中醫師沈子春先生家裡，從沈老師學習，早出晚歸。但老師很忙，並沒有教我，只要我讀些醫書，如《素問》、《傷寒論》、《難經》等；也讀些《本草從新》、《雷公泡製》（？）、《湯頭歌訣》等藥書。我了解些醫理，但那些純憑記憶的本草、什麼味甘、性溫、安神、補元氣之類，實在記不住，記不住也就失去了興趣。我默默的將興趣移到仙道方術上，津津有味的讀些《性命圭旨》、《金華宗旨》、《仙術秘庫》等道書；對「奇門遁甲」也有濃厚的興趣。有興趣，就是不好懂！「要知口訣通玄處，須共神仙仔細論」，我想出外學仙去。這雖是可笑的，但無意世間的傾向，已充分表現出來。

家裡人口簡單，在我讀高小時，大姊出嫁了（生一子一女，後因產後痢疾去世）。從高小回來，學醫也還是早出晚歸的。家裡的事務，僅母親一人處理；勞累不堪，引發了離奇的病：到冬天，天氣越冷，母親的身體越差，幾乎無法起床；春天來了，天氣漸溫暖，母親的身體又慢慢的健康起來。三、四月間。仍能做非常辛勞的養蠶工作。一年又一年，好幾年都如此，父親感到非有人幫助不可。同時，父親知道我在仙道上著了迷，所以民國九年（十五歲）冬天，在「父母之命」下，為我舉行了結婚禮。我的伴侶姓金，名引寶，比我大三歲。她性情樸實溫和，能幫助家務，母親的身體越老越健康了！我雖有了夫婦的情愛，還是放不下修仙學道的理想。父親知道了，才決定我停止到沈府學醫。

民國十年（十六歲）下學期，我去新倉鎮母校——第二初小教書。環境變了，在師友的啟發下，放下仙道方術，改而探究《老子》與《莊子》。我深感老、莊哲理的深奧，但為人處世，似乎消極些。在母校僅一年，十一年（十七歲）下學期，追隨朱展臣老師，去離家九里的舊倉鎮第三小學。知道引寶生了個女孩，我特地回家去看她。她姓金，為女兒取名為「金娥」，我也同意了。十二年（十八歲）隨展老去袁花鎮的第五小學。那一年，我進而閱覽孔、孟四書，及《書》、《詩》與《易》，但還不忘《莊子》。十三年（十九歲）起，展老介紹我去袁花鎮以南的楊場（？）第十四小學。學校與佛寺相聯，就在寺中飲食（沒有素食），也就接觸到佛教。十四年（二十歲），在這裡讀到馮夢禎的《莊子．序》說：「然則莊文郭（象）注，其佛法之先驅耶」！引起我探究佛法的動機。在幾處小廟中，求得《金剛經石注》、《龍舒淨土文》，覺得意義並不相同。後來從商務印書館，購到《成唯識論學記》、《相宗綱要》、《三論宗綱要》。又從其他的刻經處，購得《三論玄義》，及三論的嘉祥注疏。自己學力不足，對唯識與三論思想，不容易了解。但佛法（那時是唯識與三論）的高深，使我嚮往不已。在《辭源》中，發現有佛法的術語，我一條條的摘錄下來，這對一般佛學的常識，可說大有幫助，十五年（二十一歲），回到袁花的第五小學。暑假，我就離開展老而回家。盧家灣鎮基督教友褚槐卿先生，在自己家裡成立一小學，教師病了，聽說我回來，就請我去教小學。這樣，我又接觸到基督教。我讀了《新約》、《舊約》，對基督有好感，但對信主者得救生天國，不信者墮永火——地獄的觀念，使我無法接受。十六年（二十二歲）冬，我就辭去了教會小學的教職。我的中醫老師沈子春先生，請我在他家的廳堂，成立一小學，十七年（二十三歲）起，我就在沈府教學了！

我在沈老師家，從前學醫而傾向於道家方術的尋求；七年以後，又在沈老師家教學，卻形成了另一傾向，這裡真是我的殊勝因緣。在沈府教學，專心於佛法的探求，從三論、唯識而擴展到一切。我在佛法探求中，面對家鄉（五十多華里地區）的佛教，不但神佛不分，更衰落到僅存經懺佛事。覺得佛法與現實佛教的差距太大，有了出家專心修學佛法，自利利他，弘揚純正佛法的意欲。在沈府僅兩年半，而這一期間，卻遭遇了意外的因緣。十七年（二十三歲）春，晚年健康的慈母，突患肋膜炎而死了。秋天，共住祖宅的叔祖父士洤公，因肺病去世。十八年（二十四歲）夏，父親又在終日安詳睡眠中去世。「諸行無常」，「愛別離苦」，我在憂苦不堪中，成就了出家學佛的決心。當然，這一期間，也有可喜的，是引寶在十八年秋，生了一個男孩，取名「惠生」。出家好，但引寶呢？金娥呢？惠生呢？我不能不顧念妻兒。但不能從事農、工、商的我，能專心學醫、教學嗎？不可能！我的心，已屬於甚深的佛法，時時想到復興佛法，利濟人群。我終於在對引寶、金娥、惠生的深深歉意中，遠離家庭而去了！

三四　我缺少些什麼

今年九十三歲了，回憶我的一生，覺得我的一切，在佛法中的一切，都由難思的業緣所決定，幾乎是幼年就決定了的。當然，適逢這一時代，這一環境，會多一些特殊的境遇。我應從出家以前的，理解出家以後的一切。

我幼年身體一向寡薄。曾患了大半年的瘧疾——四日兩頭；這在當時，是沒有看作什麼大病的。身體寡薄，而發育卻又早又快，十五歲就長得現在這麼高了。寡薄瘦長的身體，對我未來的一切，應有深切的影響。

我生於丙午年（民國前六年），與身分證年齡差了五歲。我又不要逃避兵役，又不會充老賣老，為什麼多了五歲？說起來是可笑而可悲的。民國三十年，我任合江法王學院的導師。晚上去方丈室閒坐，宗如和尚問我：「導師！你快六十歲了吧」！我聽了有笑不出哭不出的感覺，只能說：「快了！快了」！三十六歲的人，竟被人看作年近六十，我那憔悴蒼老的容貌，與實際年齡太不相稱。說出實際年齡，是會被外人（在家人）譏笑的。從此，就加上五歲。說習慣了，三十五年（四十一歲）在開封辦身分證，也就這樣多報了五歲。我想，身分證不用改了，實際年齡還是改正過來吧！

六歲（民國前一年）的六月中，我進私塾去讀書，學名「明洲」。民國元年（七歲），跟了父親去新倉鎮，進第二初等小學堂。四年（十歲）冬天，小學畢業。五年（十一歲）秋天，去離家二十多里的硤石鎮的開智高等小學堂。我是插入二年級的，七年（十三歲）夏天就畢業了。回憶起來，在初小、高小修學時，我的特性——所長與所短的，那時就明顯的表現出來。一、我與藝術是沒有緣的。寫字、圖畫、手工、唱歌（還有體操，那是與體弱有關），我在學校中，怎麼也不可能及格的；所以平均分數，總不過六十幾分。沒有藝術氣質，所以學過吹笛、拉胡琴，怎麼也不合節奏。我也學過詩，詩韻、詩法懂一點，可是哼出來的，是五言或七言的文章。我不會欣賞音樂，也不懂名家字畫的好在那裡。說話沒有幽默感，老是開門見山，直來直往。對一個完滿的人生來說，我是偏缺的。

二、七歲就離開了母親。父親到底是父親，生意忙碌，除了照顧換洗衣服、理髮外，缺少了慈母那樣的關懷。十一歲到硤石去讀書，寄宿在學校裡，連父親也不見了。自己還不會照顧自己，不知道清潔、整理。鄉下來的孩子，體格差，衣服、文具都不及同學們，產生了自卑感、孤獨感，什麼都不願向人傾吐。除了極親熟的，連向人說話都是怯生生的。生性內向，不會應酬，是我性格的一面。

三、我也不能說沒有長處，學校的功課方面，國文、算術、歷史、地理，特別是國文，我是不能說太差的。在高小第三學年，張仲梧先生授國文，我有了長足的進步。我的作文，善於仿古，又長於議論。一篇〈說虎〉，曾得到了五十分（滿分）加二分。所以在我的性格中，又有自命不凡的一面。自卑與自尊，交織成我性格的全體。我不愛活動，不會向外發展，不主動的訪晤人。到現在，我也很少去看人的，而只能在安靜的、內向的，發展自己所能表現的一面。

四、我從小有一特點，就是記憶的片面性。一部分（大抵是通過理性的）不容易忘記，一部分（純記憶的）實在記不得。從家到新倉，不知走了多少趟，但自己還是會走錯的。直到四十四歲，在香港灣仔佛教聯合會住了近兩個月，時常去跑馬地「識廬」。跑馬地是電車總站，所以到跑馬地下車是不會錯的，而從跑馬地回灣仔，那就不是下早了，就是過了站。進大醫院去，如沒有人陪從，每每就走不出來。對於人，人的名字（歷史人物倒還容易記），也是一樣的記不住。有的見過幾次面，談過話，同吃過飯，下次見了，一點印象都沒有，這也難怪有人說我高傲得目中無人了。對於信徒，問他姓什麼，一次、兩次，自己覺得不好意思再問了；見面非常熟，就是不知道他姓什麼。非要經多次接觸，或有什麼特殊情況，才會慢慢的記住。門牌、電話，那是從來記不得的。不認識路，不認識人（不要說年齡、生日了），決定了我不會交際，不適於周旋於社交的性格。

從小就身體寡薄，生性內向，不會應酬。自卑而又自尊的我，以後當然要受此因緣所局限而發展了。父親見我是不會生意經的，讀書還聰明，所以要我去學醫。在學醫期間，因見到「醫道通仙」，想出外學仙去。無意世間一般的傾向，已充分表現出來。父親見我學仙著了迷，不能讓我再這樣下去，於是要我到小學裡去教書。從十年（十六歲）下學期起，到十九年（二十五歲）上學期止，整整的九年。對於教小學，我應該是不合格的。我是拘謹而不活潑的；圖畫、音樂、體操等功課，我是不能勝任的。不能勝任的工作，當然是沒有興趣的。我的興趣，專心於自己的閱讀，但已從丹經、術數，而轉到《老子》、《莊子》，孔、孟四書，《舊約》、《新約》，佛教的經論：都沒有任何人指導而全憑自修。

前生的業力，幼年的環境，形成了自己的特性。從完整的人生來說，我是缺點太多了的。以知識、能力來說，我是知識的部分發達，而能力是低能的，沒有辦事能力，更沒有組織的能力。從知識、感情、意志來說，我的知識是部分的，但以自己的反省來默察人生，所以多少通達些人情世事，不會專憑自己的當前需要，而以自己的見解為絕對的。我不大批評人，而願意接受別人的批評。說到感情，我不知道應用怎樣的詞句來形容自己。我沒有一般人那種愛，愛得捨不了；也不會恨透了人。起初，將心注在書本上；出家後，將身心安頓在三寶中，不覺得有什麼感情需要安放。我的同參道友、信眾、徒眾，來了見了就聚會，去了就離散，都沒有什麼特殊的感覺。與我較關切的學友，從來是無事不通信，就是一年、幾年，也不會寫封人情信，但我並沒有生疏了的感覺。離了家，就忘了家；離了普陀，就忘了普陀；離了講堂，就忘了講堂。如不是有意的回憶，是不會念上心來的；我所記得的，只是當前。我缺乏對人的熱情，但也不會冷酷、刻薄。這一個性，情感過分平靜，難怪與藝術無緣了。說到意志，極強而又不一定強。屬於個人的、單純的，一經決定（我不會主動的去冒險），是不會顧慮一切艱苦的。我生長河汊交流地區，一出門就得坐船。但我從小暈船，踏上船頭，就哇的吐了。坐船，對我實在苦不可言。十九年離家，從上海到天津；又從天津回上海。二十年，從上海到廈門；從廈門到福州，又從福州回廈門。二十一年夏天，又從廈門回上海。輪船在大海中，我是不能飲食，不能行動。吐了一陣，又似睡非睡的迷糊一陣；吐一陣、睡一陣，一直這樣的捱到上岸。每次，尤其是三天或四天的航行，比我所生的甚麼病都苦痛加倍（我想，這種對我身體的折磨，與出家後身體更虛弱而多病有關）。但覺得有去的必要，毫無顧慮，二十三年秋季，又從上海到廈門了（下年春再回上海）。身體的苦，在心力的堅強下，我是不覺得太嚴重的；經濟困難，也不會放在心上。可是，遇到了複雜的，困擾的人事，我沒有克服的信心與決心。大概的說：身力弱而心力強，感性弱而智性強，記性弱而悟性強；執行力弱而理解力強——依佛法來說，我是「智增上」的。這一特性，從小就形成了，我就是這樣的人。然而，在來臺灣以前，我不能認識自己。我的學友——演培、妙欽、續明們，也不能認識我，不免對我存有過高的希望。來臺的長老法師們，也不認識我，否則也不用那麼緊張了。我所缺少的太多了，能有什麼作為呢？對佛教只有慚愧，對學友們只留下深深的歉意！

三五　最後的篇章

我如一片落葉，在水面上流著，只是隨因緣流去。流到盡頭，就會慢慢的沈下去。人的一生，如一個故事，一部小說，到了應有的事已經有了，可能發生的事也發生了，到了沒有什麼可說可寫，再說再寫，如畫蛇添足，那就應該擱筆了。幼年業緣所決定，出家來因緣所發展，到現在還有什麼可說呢！最後可能補上一筆的，不過是這樣的一則：

╳╳╳年╳月╳日，無聲無息的死了。

出版後記

性瀅

這是《平凡的一生》第三次版本，也是重訂後全新的版本。本書的發行，我們謹遵照　印公導師生前囑咐：「身後出版」。

民國六十年的夏天，導師六十六歲，「深感身體的不適」；「似乎因緣已到了盡頭」。提筆寫下了自傳式的〈平凡的一生〉，略述一生出家、修學、弘法的事跡因緣，編入當時正排校中的《妙雲集》下編之十《華雨香雲》中。分屬二十六篇章，約六萬捌仟字。

八十二年冬天，導師大病初癒，想到又過了二十多年歲月，其間多少有些值得寫下的事。因此，「對舊作作了補充，或時日的修正，另成一部《平凡的一生增訂本》」。內容增加了六個篇章，全書約九萬字。隔年秋天，導師以八十九歲的高齡返訪大陸；行前，新書出版，導師交代備妥十冊藍緞精裝本《平凡的一生》，那是行囊中唯一的禮物了。

八十七年，導師九十三歲，再次把增訂本《平凡的一生》做最後的修正和補充，增寫了〈大陸之旅〉、〈舊地重遊〉、〈早年的修學歷程〉等新三篇，共成三十五「最後的篇章」。導師說：「到了沒有什麼可說可寫，再說再寫，如畫蛇添足」，從此擱筆了。九十五歲那一年，明聖法師把導師重訂後的原稿交給我。當時，導師微笑交代：「身後再出版」。

在　印公已然離去的此刻，重讀《平凡的一生》，令人倍感哀思。導師一生平實淡泊，在「從聞思而來的法喜充滿」中，精進不已的「在佛法中奉獻，在佛法中求進修」，希望「對佛法思想界起一點澄清作用」。傾注全部的生命力，畢生堅持不離佛法的立場。不論自修寫作，或建寺弘化，無非為了引導普遍的佛子，趨向純正的佛法。

「離了家，就忘了家；離了普陀，就忘了普陀」。導師說：「我的心，已屬於甚深的佛法，時時想到復興佛法，利濟人群」。

禮敬智德圓滿的　印公，感恩慈悲深邃的　導師。願您很快回到人間來，因為「人間正需要純正的佛法呀」！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五日　性瀅謹誌於正聞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