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山云居寺石经──经文、题记、碑铭等拓片之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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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云居寺石经

房山云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经（略称房山石经），是我国从隋代至明末绵历千年不断刻造的石刻宝库。它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艺术，特别是佛教历史和典藉的重要文物，也是世界一宗宝贵的文化遗产。关于房山石经在文化史上的价值，早已引起海外学者的重视和研究，然而由于过去传世的经碑数量极少，大部分石经锢藏在石洞和地穴内，因此要作全面深入的研究是不容易的。

石经刻造沿革

我国石刻佛教经典始于北齐。如山西太原风峪的《华严经》、山东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徂徕山的《般若经》等，都是北齐时代的石刻佛经。北齐的唐邕自天统四年至武平三年（西元五六八～五七二年）在今河北武安县北响堂山（即石鼓山）刻了《维摩诘经》、《胜鬘经》、《弥勒成佛经》等许多佛教经典，并且留下有名的《鼓山唐邕刻经铭》，历叙发愿刻经的原因，所刻经数及开刻起讫年月。这些石刻佛经，特别是唐邕镌刻石经的事业对后代佛教徒从事大规模的石刻佛经有很大的影响。

房山石刻佛教大藏经始于隋代，创始人为僧人静琬。静琬是北齐时天台宗二祖南岳慧思大师的弟子，他的详细身世和事迹已不可考，但刻造佛教石经是他一生中最主要的事业，这是可以肯定的。从隋大业中一直到他死时为止，约三十年时间，他的刻造佛教石经事业从未间断。关于静琬发起刻造佛教石经的文献记载，最初见于唐初唐临所著的《冥报记》中。《记》云：

「幽州沙门释智苑（按：即静琬），精练有学识。隋大业中，发心造石经藏之，以备法灭。既而于幽州北山，凿石为室，即磨四壁而以写经；又取方石别更磨写，藏储室内。每一室满，即以石塞门，用铁锢之。时隋炀帝幸涿郡，内史侍郎萧瑀，皇后之同母弟也，性笃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绢千匹及余财物以助成之，瑀亦施绢五百匹。朝野闻之，争共舍施，故苑得遂其功。………苑所造石经已满七室，以贞观十三年卒，弟子犹继其功。」

唐临《冥报记》著于唐高宗永徽年间，在有关房山石经记事部份之末，唐临自注说：「殿中丞相李玄奖（一作『奘』）、大理丞采宣明等，皆为临说云尔。临以十九年从车驾幽州，问乡人，亦同云尔。而以军事不得（往）云。」这是说，唐临早在长安就从两位同僚中听说过幽州释智苑刻造石经之事。贞观十九年（西元六四五年）他随同唐太宗到幽州，问了当地乡人，也同样说是如此，只因军事繁忙，未能亲往调查。

又，据《寰宇访碑录》著录，唐元和四年（西元八〇九年），幽州节度使刘济所撰之《涿鹿山石经堂记》亦记有静琬创刻石经之事：

「济封内山川，有涿鹿山石经者，始自北齐。至隋，沙门静琬，睹层峰灵迹，因发愿造十二部石经，至国朝贞观五年，涅槃经成。」

静琬为什么要发愿刻造佛教石经呢？佛教自东汉明帝时传入我国，由于历代统治者的提倡，至南北朝时期已极为盛行，佛教大小乘经典也大量翻译过来。随著佛教的盛行，寺院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出家僧侣急剧增加。如南朝梁武帝时，尊佛教为国教，仅京都一地就有佛寺五百余所，僧尼十余万；北朝北齐时全境寺院竟达四万余所，僧尼三百万人之多。社会上出现如此众多的寺院和僧尼，自然就容易引起一部份非佛教信徒的反感甚至反对。因此，一些当政者为了政治和经济的原因，有时也采取了抵制佛教发展的措施。如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年间就曾下令诛沙门，毁神像。特别是北周武帝建德年间下令废佛教，前后三年间，关、陇地区佛法诛除几尽。建德六年（西元五七七年）武帝灭北齐后，将北齐的所有庙宇，充作王公第宅，命令三百万僧徒全部还俗。武帝的废佛运动，对佛教是一次沈重的打击，佛教史上称之为「法难」。

北魏太武帝死后，文成帝继位，立即发出敕令，再兴佛教。北周武帝死后，宣帝继位也立即允许再兴佛教。隋灭北周统一南北后，更大力提倡佛教，佛教又重新复兴起来。

但是，北魏和北周的废佛运动，在佛教徒心中还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的。他们顾虑到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出现「法难」，考虑如何来保存佛经的问题。北周废佛时，许多手写佛经一时化为灰烬，然而北齐唐邕刻在石上的佛经却依然无恙。唐邕当时刻造石经就是由于「以为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于是发七处之印，开七宝之函，访莲华之书，命银钩之迹，一音所说，尽勒名山。于鼓山石窟之所，写《维摩诘经》一部，《胜鬘经》一部……。」（《鼓山唐邕刻经铭》）这给佛教徒以很大的启发。据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说：

「北齐南岳慧思大师，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石藏，閟封岩壑中。座下静琬法师承师咐嘱，自隋大业迄唐贞观《大涅槃经》成。」

关于慧思发愿刻石藏，究竟实现了没有，现已不可知。然而静琬是继承其师遗愿刻造石藏，至此已十分清楚了。静琬刻石藏的目的，则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并不是为了一时的传播佛经，而是为了一旦遭到「法难」时，可以此石经充作「经本」之用。如他在贞观二年（西元六二八年）题刻残碑上说：「冀于旷□〔刼〕，□□〔济度〕苍生，一切道俗」。在贞观八年（西元六三四年）题刻残碑上说：「此经为未来佛□〔法〕难时，拟充经本，世若有经，愿勿辄开」。又如，在新发现的《涅槃经堂题刻》残碑上说：「此堂内唯有石涅槃经一部，更无余物。本为未来悬远无佛法时，留为□〔经〕本，开生□〔慧〕目，静琬□头，愿□□〔尽未〕来」，等等。

从静琬发愿刻造到明末止，房山石经的历史，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时期。清代康熙以后虽然几次修葺云居寺，也刻了一些经碑立于寺中，但已失去石经原来锢藏以备法灭时充经本用的意义了。

第一个时期——隋唐

这一时期又可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是隋大业中至唐初，静琬及其弟子玄导刻经时期。如上所述，静琬自隋大业中发愿刻造石藏是得到隋炀帝皇后萧氏及其弟萧瑀的大力施助的；但从现存石经及题刻中，自隋大业至唐武德之终的二十年间，未见任何题记，可能是准备时期。静琬发愿刻造石经是有计划进行的。他在贞观二年（西元六二八年）题刻中说：「静琬为护正法，……就此山顶刊《华严经》等一十二部。」可见他原计划要刻十二部佛经，《华严经》就是他最初刊刻的一部。又，刘济《涿鹿山石经堂记》说：「至国朝贞观五年《涅槃经》成」，静琬《涅槃经堂题刻》也证实了这一事实，可见《涅槃经》也是他最初刊刻的一部经。此外，现存雷音洞（即第五洞，又称石经堂或华严堂）中的《法华经》、《胜鬘经》等，历来认为是静琬时所刻之石经，如清查礼的《游𢘿题（𢘿、古莎字）、上方二山日札》中说：「石经洞宽广如殿，中供石佛，四壁皆碑石叠砌，即隋静琬法师所刻佛经也。字画端好，有欧褚楷法，无一笔残缺。」静琬最初发愿要刻的十二部经具体经名没有写明，已无法考查。然就现存可认为是静琬刻造的石经，主要有：《法华经》、《华严经》（晋译）、《涅槃经》、《维摩经》、《胜鬘经》、《金刚经》、《佛遗教经》、《无量义经》、《弥勒上生经》等。

静琬于贞观十三年（西元六三九年）入寂，继其刻造石经事业者，据辽代赵遵仁撰《续镌成四大部经记》说：

「（静琬）以唐贞观十三年奄化归真，门人导公继焉；导公没，有仪公继焉；仪公没，有暹公继焉；暹公没，有法公继焉。自琬至法，凡五代焉，不绝其志。」

关于静琬的这些后继者，佛教史籍从未见记载，只是从石经山的一些题刻中弄清了他们的一些主要事迹，至于僧仪的事迹，甚至他的全名是什么，至今尚未发现任何记载。

直接继承静琬刻造石经事业的是玄导。从保存在雷音洞门楣上的唐总章二年（西元六六九年）玄导题刻的残碑看，玄导继承静琬刻造石经事业也是很有计划的，而且刊刻了许多佛经。题刻云：

「……玄导……夙厕缁林……先师遗训，于此山峰□□□、楞伽、思益、佛地四部经律……愿云居□□□，群萌助施，修营……。」

由此可见，玄导承其先师遗训续刻了《大品般若经》、《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思益梵天所问经》、《佛地经》四部。同时，刻有玄导题记的经碑尚有：《胜天王般若经》、《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僧羯磨经》、《比丘尼羯磨经》、《佛说四分戒本》、《比丘戒本》、《比丘尼戒》、《四分大尼戒本》、《菩萨受戒法羯磨文》等。其他刻有玄导时期年月题记的经碑有：显庆六年（西元六六一年）的《心经》，麟德二年（西元六六五年）的《四分戒本》和咸亨二年（西元六七一年）的《佛说造立形象福报经》等。此外，玄奘译的《说无垢称经》和《解深密经》，虽未见题记，从字迹上看与玄导所刻诸经极为类似，很可能也是玄导时所刻。

玄导的后继者僧仪，如上所述其事迹至今不明。僧仪所处时期，可能正当武周当政。从镌刻石经的资料来看，武周当政时期房山石经虽然继续镌造，但未见刊造大部头的佛经。现存的有垂拱元年（西元六八五年）庞德相造的《金刚经》，天授三年（西元六九二年）刘行举造的《佛说当来变经》、《施食获五福报经》，长寿三年（西元六九四年）沙门正智造的《弥勒下生成佛经》和张任德造的《观弥勒上生兜率经》，长安四年（西元七〇四年）汤怀玉造的《金刚经》及《普门品》。此外还有宋小儿造的《金刚经》碑等。

其次，为盛唐开元天宝之间，惠暹和玄法主持刻造石经事业的时期。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房山石经的全盛时期。据通常称为「金仙公主塔」上所保留的开元九年（西元七二一年）释玄英所撰的《云居石经山顶石浮图铭》记载，惠暹是当时云居寺的「都检校」「上座」（寺中地位最高者），玄法是「律师僧」，而同塔背面开元二十八年（西元七四〇年）王守泰所撰《山顶石浮图后记》中，记述开元十八年（西元七三〇年）金仙公主奏赐经本和施田事，其时惠暹似已入寂，而玄法已升为「都检校禅师」了。

惠暹和玄法的刻造石经事业，得到了唐玄宗第八妹金仙长公主的大力施助。据上述王守泰撰《山顶石浮图后记》记载：

「大唐开元十八年，金仙长公主为奏圣上，赐大唐新旧译经四千余卷，充幽府范阳县为石经本。又奏，范阳县东南五十里，上垡村赵襄子淀中麦田庄，并果园一所，及环山林麓，东接房南岭，南逼他山，西止白带山口，北限大山分水界，并永充供给山门所用。又委禅师玄法，岁岁通转一切经，上延宝历，永福慈王，下引怀生，同攀觉树。」

《后记》同时还载明了当时负责送这些经本的人是长安崇福寺沙门，著名的《开元释教录》著者智升。由此可见，金仙长公主当时对房山云居寺石经事业的施助，不仅送来四千多卷经本，而且划出大片田园山林作为刻造石经的经费。因此惠暹和玄法才有条件刻造几部大部头的佛经。同时由于雷音洞及其左右各洞已放满石经，于是惠暹和玄法又在雷音洞下开凿新堂二口（现称为第一洞、第二洞）。这在新发现的《大唐云居寺石经堂碑》残石中已得到明证。碑记云：

「初此堂之经营也，绵乎十纪，作者三人。刻贯花之言，日不暇给。……有上座暹公者，……乃购倕石，执坚钢，□峭𪩘，填深陴，……于旧堂之下，更造新堂两口。其始皆削青壁，不骞不崩，……岁聿云暮者五之。……有静流、玄法二上座者，非暹公之徒欤？……克纂前修，咸熙至愿。」

就石经贮藏情况看，惠暹、玄法时期所刻造的佛经也均藏在第一洞和第二洞内。现存石经中，属于惠暹、玄法时期刻造的主要有：开元十年（西元七二二年），幽州良乡县仇二娘造的《药师经》一卷，为范阳县进士阳子推所书，字画端好，是盛唐时期很宝贵的遗物。开元十一年（西元七二三年）幽州总管梁践惁刻的《佛说恒水流树经》、《佛说摩达国王经》。新经堂造成后，惠暹似即开始刻造大部头的《正法念经》七十卷，此经始刻于开元初年，刻成于开元十七年（西元七二九年）。继之又刻《大方等大集经》三十卷，刻成于开元二十九年（西元七四一年）。玄法时期最值得提出的是开始刻造玄奘译的巨部佛经《大般若经》六百卷。这部佛经，计刻石一千五百十二条，是石经中卷数最多的一部。这部石经从玄法时开始刻造，一直续刻到辽代才全部完成。从刻石题记看，现存第二十一条（卷九）刻于天宝元年（西元七四二年），因此推想它的刻造，可能开始于开元末年。就可见的题记所载，至天宝十三年（西元七五三年），刻至第一百六十三卷。此外，开元末年刻造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卷，以及现存第二洞的《大集经日藏分》和《月藏分》，从字迹上看也都是这一时期所刻之石经。

再次，为晚唐时期，其中以贞元至元和期间，云居寺住持律僧真性，得到幽州地方上，特别是幽州节度使刘济的施助，所刻石经为多。

天宝末，经安史之乱，房山石经的刻造并未停止。从现存《大般若经》第一百九十五卷至二百一十四卷的题记看，有安禄山的「圣武」、史思明的「顺天」、史朝义的「显圣」、朱泚的「应天」等年号，可以为证。其后贞元至元和间，刘济刻了《法华经》和一部份《大般若经》。据刘济元和四年（西元八〇九年）撰的《涿鹿山石经堂记》说：

「济遂以俸钱，奉为圣上（宪宗）刊造《大般若经》，以今年四月功就，亲自率励，与道俗齐会于石经峰下，……会同《华严》，……或推之，或挽之，以跻乎上方，缄于石室。」

这里刘济说「四月功就」，容易使人误认为《大般若经》六百卷他已全部刻完。事实上，验对石经，刘济所刻的只是从卷三百前后，至卷四百十二止的一百余卷，而其中还有一些是别人捐助所刻者。刻造时间为贞元五年（西元七八九年）至元和四年（西元八〇九年）。终唐之际，这部《大般若经》约刻造到卷第五百二十左右。

晚唐时期房山云居寺刻造石经的事业，主要是得到幽州地方上的支持。所以中间虽经唐武宗会昌年间的废佛运动，云居寺一度也遭到打击而衰落，但很快又复苏起来。自大和元年（西元八二七年）至咸通四年（西元八六三年）的三十余年间，在当地官长杨志诚、史再荣、杨志荣、史元忠、史元宽、张允伸、张允皐等及其亲属们的施助下，先后刻造石经不下百余卷。但是，这些石经大部份是小部头经，而且许多是重复的，可见他们刻经并无计划，只是为了供养祈福而已。不过这些石经中大部份都有年月题记，经碑上下还刻著佛像供养人，为我们研究晚唐石刻艺术提供了丰富资料。

房山云居寺石经，始于隋末唐初，踵兴于盛唐，至唐末而衰落，经五代战乱，遂陷于完全停顿的状态。

第二个时期——辽

西元十世纪末，当时称为北方燕云十六州，包括房山地区，归由契丹统治，并于西元九四七年，辽大同元年，太宗耶律德光建国号大辽。辽建国后，大力吸取中原汉族文化，佛教也在鼓励之列。在辽代，除刊行足以与北宋官版开宝藏媲美的《契丹大藏经》外，房山石经事业也得到了继续发展。

辽代房山石经的续造，始于圣宗，其后兴宗、道宗继之，对刻石经尤为热衷，至天祚帝时尚维持不断。

辽初，云居寺得到保护，穆宗应历年间，在寺主谦讽的倡导下结「千人邑会」，筹集经费，大修云居寺，对石经的保护起了很大的作用。据应历十五年（西元九六五年）王正所撰之《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碑额题「重修云居寺壹千人邑会之碑」）云：

「云居寺之东一里有高峰，峰之上千余步有九室，室之内有经四百二十万言。……原夫静琬之来也，以人物有否泰，像教有废兴。传如来心成众生性者，莫大于经；勒灵篇儆来刼者，莫坚于石，石经之义远矣哉！……寺主谦讽和尚，……见风雨之坏者，及兵火之残者，请以经金，遂有次序。……谦讽等同德经营，协力唱和，结一千人之社，合一千人之心，………无贫富后先，贵贱老少，施有定例，纳有常期。……故寺不坏于平地，经不堕于东峰。」

谦讽主持云居寺期间有无刻造石经，今已不可知。明周忱《游小西天记》说：「至辽统和及金明昌之际，有沙门留公、顺公亦增刻之」。石经洞外拓片有辽统和十三年（西元九九五年）题记的《般若心经》残片四块，略可见辽圣宗时代续刻石经之一斑。

关于辽圣宗、兴宗、道宗时期施助云居寺刻造石经事业的情况及所刻经数，在清宁四年（西元一〇五八年）赵遵仁所撰之《续镌成四大部经记》和天庆八年（西元一一一八年）志才所撰之《续秘藏石经塔记》中，有详细记载。赵遵仁《记》云：

「我朝太平七年，会故枢密直学士韩公讳绍芳知牧是州。因从政之暇，命从者游是山，诣是寺，陟是峰。暨观游间，乃见石室内经碑，且多依然藏贮。遂召当时耆秀，询以初迹，代去时移，细无知者。既而于石室间取出经碑，验名对数。……乃知自唐以降，不闻继造。佛之言教，将见其废耶？公一省其事，喟然有复兴之叹，以具上事，奏于天朝。我圣宗皇帝，锐志武功，留心释典，既闻来奏，深快宸衷。乃委故瑜伽大师法讳可元提点镌修，勘讹刊谬，补缺续新，释文堕而复兴，梵匠废而复作。琬师之志，因此继焉。迨及我兴宗皇帝之绍位也，……常念经碑数广，匠役程遥，藉檀施则岁久难为，费常住则力乏焉办。重熙七年，于是出御府钱，委官吏贮之，岁析轻利，俾供书经镌碑之价，仍委郡牧相承提点。……」

志才《记》云：

「至大辽留公法师奏闻圣宗皇帝，赐普度坛利钱，续而又造。次兴宗皇帝，赐钱又造。相国杨公遵勗、梁公颖奏闻道宗皇帝，赐钱造经四十七帙，通前上石，共计一百八十七帙。」

由以上两碑记所述，可知最初对石经进行验名对数的是辽初涿州刺史韩绍芳。据赵遵仁《记》载，韩绍芳当时验了《正法念处经》一部全七十卷，《大涅槃经》一部全四十卷，《大华严经》一部八十卷，《大般若经》五百二十卷，合计碑二千一百三十条。就当时条件讲，韩绍芳对石经验名对数的工作是很艰巨的，但他也遗漏了许多经碑，与拓印实物的数目有很大出入。更重要的是韩绍芳将云居寺石经情况奏闻圣宗，促使了刻经事业的继续发展。志才《记》中说是「留公法师奏闻圣宗」，这可能是当时留公是云居寺住持，而当韩绍芳上奏本时，留公作为僧方代表，列名同奏上闻之故。总韩绍芳、留公主持所续刻之石经主要有：《大般若经》八十卷。《大宝积经》一部全一百二十卷。至此完成了所谓「四大部」经数。

之后，在道宗大安年间又有名僧通理续刻石经四十四帙，计碑四千八十片。上述志才《记》云：

「有故上人通理大师，缁林秀出，名实俱高，教风一扇，草偃八宏。……师因游兹山，寓宿其寺，慨石经未圆，有续造之念……。至大安九年正月一日，遂于兹寺开放戒坛，……所得施钱，乃万余镪，付门人见右街僧录通慧圆照大师善定，校勘刻石，石类印板，背面俱用，镌经两纸。至大安十年，钱已费尽，功且权止，碑四千八十片，经四十四帙。」

志才《记》末，详列通理所刻经名及帙号。通理所刻之佛典，与他以前所刻者有一很大不同。以前所刻多为大乘的经，而通理所刻则多为律和大乘论。如《大智度论》一百卷，《十地经论》十二卷，《佛地经论》七卷，《瑜伽师地论》一百卷，《显扬圣教论》二十卷，《大乘阿毘达磨集论》七卷，《成唯识论》十卷，《大乘起信论》一卷，《摩诃衍论》十卷等。由此可见，通理刻经是很有计划的，他补前人所刻之缺，使大乘经、律、论三藏完备。通理刻成这些石经后，大概石经山上各室已满，一时无处贮藏，暂置山下。据志才《记》述，通理入寂后，他的门人善锐，「念先师遗风不能续扇，经碑未藏，或有残坏，遂与定师（善定）共议募功。至天庆七年（西元一一一七年），于寺内西南隅，穿地为穴，道宗皇帝所办石经大碑一百八十片，通理大师所办石经小碑四千八十片，皆藏瘗地穴之内。上筑台砌砖，建石塔一座，刻文标记，知经所在。」这座标记经碑所在的云居寺南塔，后人即称之为「压经塔」。

通理之后，辽代续刻石经事业并未停止。通理的弟子善伏，从天祚帝干统七年（西元一一〇七年）开始续造，一直到保大元年（西元一一二一年）。其间得到辽「故守太保令公陈国别胥」的施助，共刻石经十三帙，一百多卷。后来金天眷三年（西元一一四〇年）玄英及其俗弟子史君庆刻《镌葬藏经总经题字号目录》的二十七帙中，其前十三帙石经即是辽天祚帝年间所刻的。

第三个时期——金元

金代刻造石经开始于天会十年（西元一一三二年）当时涿州知州张玄征刻的《佛印三昧经》（「景」字号）等，距辽保大元年（西元一一二一年）最后所刻的《虚空藏菩萨求闻持法》（同「景」字号）等仅十一年。前述玄英等天眷三年（西元一一四〇年）刻《总经题字号目录》的二十七帙石经中，其中「覆」字以下十三帙，至「景」字的前一部分所收石经，均为辽刻，「景」字的后一部份及自「行」至「八」后十四帙，乃是金天会十年（西元一一三二年）至天眷三年（西元一一四〇年）涿州知州张玄征、刘庆余和奉圣州（今河北涿鹿）保宁寺僧玄英及其弟子史君庆等募刻的。可见金代的刻经是继续辽代的经帙而进行的。其间，于天会十四年（西元一一三六年），有燕京圆福寺沙门见嵩「因游东峰，见大岩室，遂发心续造石经一帙，名《大教王经》」（「府」帙，见同经卷十题记）。

金天眷三年（西元一一四〇年）以后，自皇统元年至九年（西元一一四一～一一四九年）间，刘庆余、玄英及史君庆等还续刻了自「刻」字至「多」字，共三十九帙。其中「刻」至「惠」三十帙是「宋朝新译经」，它和《高丽藏》入藏的自「杜」至「毂」三十帙的经目正同。这是研究宋开宝藏印行后，天息灾、法天、施护等所翻译的密教经典，以及把「宋朝新译经」与《高丽藏》、《契丹藏》入藏内容作比较的很有价值的材料。同时，这些石经多有序文和题记，也是研究唐末至辽代佛教的重要史料。

皇统九年（西元一一四九年）以后，历正隆、大定至明昌之初，约五十年间，有刘丞相夫人韩氏、张守仁、皇伯汉王等，曾刻了自「履」至「息」及「取」、「定」等共二十帙（其中「渊」、「澄」二帙系《别部阿含》，未见）。这些石经主要是：《阿含经》。此外，辽译《金刚摧碎陀罗尼经》和辽代新撰之《一切佛菩萨名号集》等也是金代所刻的。金代所刻石经除见嵩刻的《大教王经》藏于第三洞外，其余的经碑，都继续埋在压经塔下地穴内。

金末兵乱以后，房山石经事业又告停顿。元顺帝时，石经山已非常荒凉。至正元年（西元一三四一年），高丽僧慧月等从五台山来游石经山，见华严堂（雷音洞）石扉毁废，经本残缺。他读了洞门外贞观二年（西元六二八年）静琬自述刻经因缘的石刻，很受感动，遂募化修理了洞门和五个经碑而去。贾志道为撰《重修华严堂经本记》详记其始末，这是元代关于房山石经的唯一记载。由上可见，元代房山云居寺石经事业完全陷于停顿状态。

第四个时期——明

明代初期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曾派名僧道衍（姚广孝），前往石经山视察。姚广孝于洪武二十一年（西元一三八八年）到达房山石经山。他看了那里的情况，惊叹静琬以来历代刻造石经事业之宏大，当时写了一首五言古诗，「镌于华严堂之壁」。之后，洪武二十六年（西元一三九三年），朝廷曾拨款修理过云居寺和石经山一次。又，据《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三载：「永乐十八年三月，旨刻大藏经板二副，南京一藏，六行十七字；北京一藏，五行十五字。又旨石刻一藏，安置大石洞。向后木的坏了，有石的在。」但明代官刻石藏后来似未实现。所以明初虽然对房山云居寺和石经进行了考察、保护和修理，但并未见续造的石经。

明中期宣德三年（西元一四二八年），道教南北两派代表人物，全真教的陈风便和正一教的王至玄等，仿效佛教刻造石经的意图，募刻了道教的《玉皇经》，包括《高上玉皇本行集经髓》、《太上洞玄灵宝高上玉皇本行集经》、《玉皇本行集经纂》、《无上玉皇心印经》等四部，共刻石八块，也送至房山石经山贮藏（藏于第七洞）。此经的跋文说：

「涿鹿山云居寺，有洞室贮释梵之经，殆至万卷，故名是山为小西天焉。夫三界万灵，莫尊于昊天金阙玉皇上帝，玄功妙法，载在本行集经。正当刻金石，藏之名山，传之万世也。是以至心各捐资力，请匠镌刻《经髓》暨《经纂》及《心印经》，共为一卷，凡一千七百四十八字，置诸石室，用彰悠久。……时大明宣德三年四月吉日……。」

这些道教石经和佛教石经比较起来真是沧海一粟，但通过这次道教石经的贮藏，却可以看到明代佛道两教关系的一斑。

成化年间云居寺的住持，喇嘛僧嗔嗒㗭哩，以及附近的佛教信徒张普旺等，也曾对云居寺和石经的维护尽过力的。万历时名僧达观真可和憨山德清曾到云居寺访问，当时云居寺石经山又趋衰落。真可在《示东西云居寺僧众》中感慨地说：「涿州石经山为天下法海。自隋琬祖以来，龙象蹴踏，振扬宗教，代不乏人。逮我明，珠林鞠为草莽，金碧化为泥涂！」他于感慨之余，募缘修理了琬公塔。德清撰《复涿州石经山琬公塔院记》为记其事。

明代正式续造石经是在明末万历末年至天启、崇祯年间。当时有吴兴沙门真程劝说在北京的一些南方籍官吏、居士，如葛一龙、王思任、赵琦美、冯铨、李腾芳、董其昌、黄汝亨等刻造石经。他们集资先在北京石灯庵用小石版刻好佛经，然后送往石经山贮藏。据现存石经资料显示，这时期所刻的石经有：《四十华严》、《法宝坛经》、《宝云经》、《佛遗教经》、《四十二章经》、《大方广总持宝光明经》、《梵网经》、《阿弥陀经》等十余部。这时由于石经山上洞穴都已藏满封闭，于是又在雷音洞左边新开凿一小洞，将这些经碑藏入，洞额由董其昌题「宝藏」二字，俗称为「宝藏洞」（今为第六洞）。房山云居寺石经的刻造事业，到此才算最后结束。

石经的整理和研究

房山云居寺距北平城区西南约七十五公里，距房山县城西南二十五公里。云居寺石经分藏于两处，一为云居寺东面石经山顶上的九个洞中，一为云居寺西南压经塔下的地穴内。石经山上各洞及洞外的经石碑刻，长期以来都有不同程度的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散在洞内外的残石碑片多达千块，这些残缺的经石无疑是人为破坏的，还有许多已被盗卖散失，甚至流出海外。其次，自然风化的情况也相当严重，特别是靠近洞门部分的经版，由于岩石水分的渗透和多年的自然风化，经版之间互相黏贴在一起，稍一移动，则石面表层脱落成粉末，以致字迹漫漶不明。然而，从压经塔下地穴内发掘出来的经版，除极少数被压折断外，几乎没有一块受到风化侵蚀，保存得十分完整。后来将所有石洞的经版都编号拓印，再保持原状。

经过编号拓印，石经山各洞及压经塔下地穴内所藏经石数目为：

第一洞，一一三一石。

第二洞，一〇九一石。

第三洞，三三三石。

第四洞，一六四石。

第五洞，一四六石。

第六洞，二〇〇石。

第七洞，二八五石。

第八洞，八一九石。

第九洞，三九〇石。

塔下地穴，一〇〇六一石。

以上总计得经石一四六二〇石。此外尚得残经四二〇石，洞外各种碑铭八二石。这个数目是十分惊人的。

这些为数巨大的房山石经及其题记和各种碑铭，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我国古代特别是古代北方地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佛教兴衰、佛教经籍、以至碑刻书法、艺术等各方面的丰富的原始资料。明清两代的学者，就开始注意房山石经，但大都只是从碑刻书法方面著眼，而缺乏从其内容方面的价值进行研究。一直到近代，一些学者才开始注意于内容方面的研究。由于经石数量巨大，研究工作十分繁重，目前的研究还是十分初步的，不过仅就这些初步研究，也可看出房山石经在我国古代文化史、佛教史上重要意义的一斑。

在拓印的资料中新发现的静琬《涅槃经堂题刻》、《贞观八年题刻》前半部，玄导《总章二年题刻》、《大唐云居寺石经堂碑》等，补充了云居寺石经刻造历史的一些缺误，从而使云居寺石经刻造沿革的脉络清楚的显现出来，这已详见本文第一部份，此处不再赘述。

其次，石刻佛经对校勘历代木刻藏经的脱误有重要价值。如唐初玄导所刻的《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上发现一篇《经序》，长达四百六十余字，这篇《经序》自宋碛砂藏，乃至明南北藏、嘉兴藏及频伽藏等均未见刊载。只有日本《大正藏》编入，其脚注云：「此序依圣语藏本载之。」然而用石经《经序》校勘《大正藏》所载《经序》，有二十六个误字和脱字。现校读如下：（《大正藏》误字以（）标志，石经正字及《大正藏》脱字以〔〕标志。）

云居寺遗址和石经山藏经洞地理位置图

石经山藏经洞分布图

「仁王般若经，初众相谓曰：大觉世尊前已为我二十九年说摩诃般若、金刚般若、天王问般若、光赞般若，则此经目题久传上国。有梁太清二年六月，于阗沙门求那跋陀，陈言德贤，赉一部梵文凡十六品始（须）〔洎〕京师，时中天竺优禅尼国王子月婆（此『婆』字《大正藏》及石经均略）首那，告知（后）〔俊〕朗，世传释学，（无）〔尤〕精义味，兼善方言，避难本邦，登仕梁室，被敕总知外国使命。忽见德贤有此经典，敬恋（宜）〔冥〕怀，如对真佛，因从祈请，华命弘宣。德贤嘉〔其〕雅操，（灵）〔虚〕心授与。首那即又启敕，求使（顾）〔岭〕表，奉迎杂华经。辞阙甫尔，便值侯（量）〔景〕称（丘）〔兵〕寇乱，顶戴逃亡，未暇翻译。民之所欲，天必从焉，属我大陈应期启运，重光累（业）〔叶〕，再靖四海，车书混同，华夷辑睦。首那（贫）〔负〕笈怀经，自（达）〔远〕而至。江（洲）〔州〕刺史仪同黄法󱮣，駈传本（洲）〔州〕，锡珪分陜，护持正法，渴仰大乘。以天嘉六年岁次乙酉七月辛巳□廿三日，□□劝请首那于（洲）〔州〕听事，略开题序，（说）〔设〕无遮大会，四众云集五千余人。匡山释僧果法师及远迩（此字石经误作『迹』）名德，并学冠百家，博通五部，各有硕难纷纶，靡不涣然（水）〔冰〕释。到其月廿九日还兴业伽蓝，揵搥既响，僧徒咸萃，首那恭执梵文，译为陈语。杨（石经作『扬』）州阿育王寺释智昕，暂游（鼓）〔彭〕洭，伏（应）〔膺〕至教，耳听笔疏，一言敢失？再三（修）〔循〕环，撰为七卷，讫其年九月十八日，文句乃尽。江（洲）〔州〕僧正释慧恭法师，戒香芬郁，定水澄明，揩则具赡，（陈）〔栋〕梁是寄。别驾豫章万骃，（洲）〔州〕之股（胡）〔肱〕，材之杞梓，信慧并修，文武兼用，教委二人，经始功德。辄附卷余，略述时事，庶将来君子〔无〕或（精）〔猜〕焉」。

阅此校文，可知石经可校正现存木刻佛藏之脱误实多。此《经序》若无石经校勘，许多文句无法读懂，特别是最后一句，若无「无」字补入和校正「猜」字，原文「或精焉」不知作何意解。这当然是因为圣语藏本前后传抄，不免鲁鱼亥豕之误，而石经刻后是固定的，所以错字较少。又如，唐贞元五年（西元七八九年）刻的《妙法莲华经》，如对照敦煌唐写经，亦可为校正现行木刻佛藏中许多误字，提供有力的佐证。如能有计划地用石经校勘有关佛经，房山石经一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再次，从房山石经中发现一批已佚失了的佛教典籍和有关序文，这对研究佛教史尤为可贵。例如，在拓印中发现了刻成于金皇统七年（西元一一四七年）的唐代最后一位密宗学者行琳的著作，书名为《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共三十卷。这部著作的名称，曾见于《至元录》卷十，编在「并岳宗」三号，但书已佚不传，行琳的事迹亦已不明了。房山石经此集编于「俊刈密」三帙，卷首有「上都大安国寺传密教超悟大师赐紫三藏沙门行琳」自述序文一篇，长凡一千五百余字，撰于唐干宁五年（西元八九八年）。序中有云：

「虽则教演多途，宗分唯二，显之与密，统尽其源，……自金仁（人）应梦，大教西来，贝叶虽译于真文，密藏未宣于修旨，洎我大唐开元年中，厥有释迦善无畏三藏、金刚智三藏、不空三藏三大阿阇梨，继至长安，方始巨陈密理，备振修仪，密教大布于支那，坛象遍摸于僧宇，师资传习，代无问焉。行琳不揆疏昧，幸早宗师，勉殚澄襟，讨探积岁。……况佛日沈晖，像教荒坠，悬丝残响，孰几担护。每惭薄祐，虚会明时。奉持之愿虽深，崇绍之能匪立。觌彼显教，代有英才，省我密宗，缁流少习。益以寇乱之后，明藏星隳，虑渐陵夷，敢申微志。乃询诸旧译，搜验众经，言多质略，不契梵音。今则楷切新文，贵全印语，希总持之不坠，誓宏炬以长辉。然彼方此方字别，而唐音梵音声同。必使华竺韵齐，遐迩言类，通学者之修径，达圣旨之幽踪。意尽明门，卷成三十。……伏愿见闻蒙益，悉发觉心，读念居怀，齐登乐果。敢以传诸同志，期尽将来。极导无边，但深感仰之至。惭省寡闻，聊申纪序。」

我国唐代密宗，极盛于开元天宝之间，至咸通时已成强弩之末，密宗大师惠果之后只数法全与造玄。日本「入唐八家」，自空海至圆珍，均在贞元至咸通间入唐，先后就惠果、法全和造玄学密宗。日本大村西崖博士，在其名著《密教发达志》卷五中，论述唐代密宗时说：「法全一去世，不复闻有明匠复出者，五季以后，传灯全无由知其所在。」

从行琳上述序文及其所住之上都大安国寺看，他学有师承是可以肯定的。大安国寺在唐代为长安名刹之一，中唐以后，各宗学人多住其间，《宋高僧传》有唐大安国寺僧十余人的传记，但未见行琳之传。此经及行琳序文的发现正可补史籍之缺。而且我们知道，辽代佛教的特征之一在密宗之复兴，著名的辽僧如觉苑、道㲀等，有密宗章疏的著作。所以唐末行琳这部《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传入辽、金，即受到重视，而且三十卷全部刻石，藏于云居寺，为唐代密宗传承上保存下一部可贵的文献。这部著作内容丰富，不仅是集密教陀罗尼之大成，而且是研究唐代中印音韵学的宝贵资料。

又如，辽代有名学僧思孝的遗文《大藏教诸佛菩萨名号集序》的发现，弄清了《大藏教诸佛菩萨名号集》的真正作者，及其修订过程，解决了历代的误传。此集二十二卷，曾见于《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十的「泰、岱」二帙。《至元录》把它略称为《一切佛菩萨名集》，题为「沙门思孝集」，这一说法一直为佛教研究者所沿用不疑。但从上述思孝「序」看，这部《名号集》乃是辽利州（今辽宁朝阳西南）太子寺僧德云所集，以后由纯慧大师非浊参照宋朝新译及契丹所译诸经加以补充完成。思孝只是为此集写了一篇序文。石经此集卷首也明确题为「利州太子寺讲经论沙门德云集」。所以向称此集为「思孝集」，显然是错误的。思孝的序文长达一千六百余字，款题为「觉花岛海云寺崇禄大夫守司空辅国大师赐紫沙门思孝奉诏撰」，末记「时皇朝七代岁次癸巳重熙二十有二年律中大吕蓂生十叶午时序讫」，其序文略云：

「爰有燕京弘法寺校勘谏议大夫昌黎志德，进《明咒集》都三十卷，括一大藏一切明咒。上京临潢府僧录纯慧大师沙门非浊，进《名号集》二十二卷，撮一大藏一切名号。……《明咒》之首自有引文，《名号》之前原无序说。帝（辽兴宗）虑遐裔罔殚厥由。诏委下才聊述其致。

「此集乃是德云法师之所纂也。师本保静人，俗姓清河氏，家传儒素，躬博诗书，工翰工吟，具福具智。厌世尘之翳实，忻法味以清神。始于析津府崇仁僧伽蓝摩出家，奉求寂戒，终于永昌军太子招斗提逗，屏迹转大藏经。摄敛一心，联绵十载，酷探至趣，正存性相。………由是披寻经律论三藏教义，采摭已今当三世名号，……名体俱同，更不纪录；或有名同，却疑体异，亦并书之。集成一部，分为两门。……奈伺机罔契，逼大限以云殂。道失能弘，因成坠地，人微所托，屡历周星。

「后遇海山纯慧大师，鸣𫇛飞帆，云离自岛，悬盂挂锡，萍寄彼蓝，讲华严倚颂圆经，传金刚三聚净戒。……本州僧政沙门法常，当寺僧首沙门义鉴，虔守遗编，………即以授之，托其弘耳。浊公于是喜强缘而得遇，希巨利以靡辞。细披但剂于半珠，熟视未成于全宝。以宋朝新译及我国创添经数颇多，云皆莫觌。因伸石补，用冀天圆，复双益于新名，乃两增于旧卷。

「师会帝于累圣殿中，宣预道场，乃以其集，捧之呈进。帝躬披阅，……寻颁纶旨，委以有司，俾刻印文，示诸未谕。……宸虑若斯，故记云耳。」

思孝、非浊都是辽代名僧，为兴宗、道宗所重用。金王寂所撰《辽东行部记》载有思孝传略。思孝住于中京道觉花岛（今山海关外兴城县南海中的菊花岛）海云寺。《记》文称他「行业超绝，名动天下」，可以想见其当时的声望。高丽僧义天入宋和辽搜集佛典时，曾搜集去思孝所著经律章疏二十余部，可惜俱已不传。丁酉年日本冢本善隆、小笠原宣秀、野上俊静、小川贯一诸氏所著之《佛教史概说．中国篇》，在辽金时代一章中提到思孝时也惋惜地说：「思孝著书颇多，恐怕是辽代第一的学僧，但是一部也没有传下来，实在可惜。」房山石经保存了思孝这篇序文，不仅使我们可以看到思孝佛学和文字的造诣，弥补了过去的遗憾，而且也为研究辽代佛教提供了一篇重要资料。

再如，唐玄宗《御注金刚般若经》的发现，也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据佛教史籍记载：「开元二十四年，帝亲注金刚般若经，诏颁天下资令宣讲。」（《宋高僧传》卷十四《越州法华山寺玄俨传》）《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十著录有《御注金刚般若经疏宣演》（简称《金刚宣演疏》）六卷，此乃当时唐长安青龙寺道氤奉命讲解唐玄宗御注《金刚般若经》的著作（见《宋高僧传》卷五《道氤传》）。可见唐玄宗的御注《金刚般若经》在当时是十分受重视的，但这部「御注」没有收进大藏，未见传世。这部「御注」《金刚经》有玄宗的自序，注末并有题记云：「右经开（元）二十三乙亥之岁六月三日，都释门威仪僧思有表请，至九月十五日经出，合城具法仪于通洛门奉迎。其日表贺，便请颁行天下，写本入藏，宣付史馆。其月十八日于敬爱寺设斋庆赞，兼请中使王公宰相百〔官〕，（下缺数字）」以下并有某某书，某某初校、再校、三校，某某装订，某某监造等。这段题记充分说明此书问世之慎重，可补佛教史乘之缺略。而唐玄宗的自序，更可了解当时朝廷如何利用佛教以辅助政治的。同时在序中，唐玄宗列举他御注《孝经》、《道德经》和这部《金刚般若经》的情况和宗旨，为我们研究李唐王朝如何融合儒、释、道，实行三教并用等情况提供了资料。就调和佛道二教的情况看，唐睿宗在景云二年（西元七一一年）的诏书中曾说过这样的话：「释典玄宗，理均迹异，拯人化俗，教别功齐。」（《旧唐书．睿宗本纪》）在房山石经的一些题记中，提供了不少有趣的实例。如王守泰《山顶石浮图后记》提到的开元十八年（西元七三〇年）奏请颁赐唐新旧译经四千余卷作为房山云居寺石经经本的金仙长公主，就是一个女道士。此外，长安四年（西元七〇四年）所刻《观世音经》题记中有「燕州白鹤观南岳子焦履虚」的题名。《大般若经》卷一百十一的刻经发起人中有「道士周藏真」，同经卷四百二十一的刻经发起人中有「道士紫雰」，同经卷四百三十三的刻经发起人中有「道士张乘鹤」等。这些道教徒参与刻造佛教经典的事实，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

在房山石经中，许多经文后附刻有题记，这些题记是研究历代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一些风俗习惯的宝贵资料。如，在许多题记中刻有刻经人的官衔，有些可与史籍相印证，有些则可补史籍之缺。以唐、辽两代经碑附记中所列刻经人的官衔看，就大可增补新旧《唐书》和《辽史》官志所载之缺。又如，在一些题记中列有当时捐刻石经的各行各业的详细名单，其中仅就唐代而言，初步统计所出现的就有三十多行业，这对研究唐代北方工商业发展的情况是十分宝贵的资料。此外，在研究历代书法艺术、雕刻艺术、文字演变（如：俗写字、异体字、简化字、武周时期新造字等），房山石经都提供了可靠的实物根据。

这本《房山云居寺石经》，只是选印了其中极小一部分经文、题记、碑铭的拓片，试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讨和介绍。

图版

一　唐刻　贞观二年静琬题刻

二　唐刻　静琬涅槃经堂题刻

三　唐刻　贞观八年静琬题刻

四　唐刻　总章二年玄导刻经题记

五　唐刻　大唐云居寺石经堂碑

六　唐刻　大方广佛华严经世间净眼品第一

七　唐刻　妙法莲华经序品第一

八　唐刻　大般泥洹经序品第一

九　唐刻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一〇　唐刻　四分戒本、心经、观世音经

一一　唐刻　胜天王般若经卷第一

一二　唐刻　胜天王般若经卷第七

一三　唐刻　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序、序品第一、碑侧题记

一四　唐刻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知识品

一五　唐刻　思益梵天问经卷第一

一六　唐刻　佛地经

一七　唐刻　金刚经、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

一八　唐刻　佛说阿弥陀经、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卷中

一九　唐刻　大方广佛花严经卷第一

二〇　唐刻　佛说药师经

二一　唐刻　佛说造立形像福报经

二二　唐刻　佛说恒水流树经、摩达国王经

二三　唐刻　梵网经卢舍那佛所说心地品第十

二四　唐刻　梵网经卢舍那佛所说心地品第十

二五　唐刻　梵网经卢舍那佛所说心地品第十

二六　唐刻　正法念经卷第七十

二七　唐刻　大方等大集经卷第三十

二八　唐刻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

二九　唐刻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

三〇　唐刻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九

三一　唐刻　妙法莲华经序品、方便品

三二　唐刻　妙法莲华经方便品、譬喻品

三三　唐刻　妙法莲华经化城喻品、五百弟子受记品

三四　唐刻　妙法莲华经见宝塔品、劝持品

三五　唐刻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五十九

三六　唐刻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六十

三七　唐刻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四百三十九

三八　唐刻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四百四十二

三九　唐刻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

四〇　唐刻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

四一　唐刻　大佛灌顶经

四二　唐刻　大佛灌顶经

四三　唐刻　卢至长者因缘经一卷并赞

四四　唐刻　善恭敬经、胜光天子说王法经

四五　唐刻　善恭敬经、胜光天子说王法经

四六　唐刻　瓶沙王五愿经

四七　唐刻　瓶沙王五愿经

四八　唐刻　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造塔功德经

四九　唐刻　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造塔功德经

五〇　辽刻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五十三

五一　辽刻　善思童子经卷下

五二　辽刻　善思童子经卷下

五三　辽刻　持世经卷第一

五四　辽刻　贤劫经卷第一

五五　辽刻　贤劫经卷第一

五六　辽刻　大方等陀罗尼一本

五七　辽刻　发菩提心戒一本

五八　辽刻　清净观世音菩萨普贤陀罗尼经

五九　金刻　底哩三昧耶不动使者念诵品

六〇　金刻　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序

六一　金刻　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序

六二　金刻　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卷第三十

六三　金刻　大藏教诸佛菩萨名号集序

六四　金刻　大藏教诸佛菩萨名号集序

六五　明刻　法宝坛经赞

六六　明刻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三十六、三十七

图版说明

一　唐刻　贞观二年静琬题刻

高四一、宽三四公分

此题刻是研究房山石经历史最早的一件实物资料。碑石现在雷音洞外左壁。四周残缺，仅存九行约六十字。据元至正元年（西元一三四一年）贾志道为高丽国僧慧月修补石经事所撰之《重修华严堂经本记》碑记载，此题刻可读的文字如下：「□□□□□□□□□□□□□□〔释迦如来正法像法凡千五百余岁〕，至今贞观二年，□□□□〔已浸末法〕七十五载。佛日既没，□□〔冥夜〕方深，瞽目群生，从兹失导。静琬为护正□〔法〕，率己门徒知识及好□□〔施檀〕越，就此山顶刊华严□□〔经等〕一十二部，冀于旷□□□〔劫济度〕苍生一切道俗，□□□□〔同登正觉〕。」

二　唐刻　静琬涅槃经堂题刻

高三三、宽七八公分

原石已残作两半，刻造年月已缺损。据唐元和四年（西元八〇九年）刘济《涿鹿山石经

本说明在引用石经文字时，凡经石漫漶，不可辨识的缺字，用「□」表示，其中据它处引文或据文义可以校读出的字，在「□」后加「〔〕」号注出。不能确知缺漏字数的，用「………」号。

堂记》：「贞观五年涅槃经成」记载，似应为贞观五年（西元六三一年）题刻。

三　唐刻　贞观八年静琬题刻

高二七、宽五七公分

唐贞观八年（西元六三四年）刻造。原石已残作两半。前半部存九行，丙申年拓印石经时发现；后半部存七行，现藏于旅顺。石尾尚有「癸未三月紫霞君阅石」小字一行可见。

四　唐刻　总章二年玄导刻经题记

高二一．五、宽六〇公分

唐总章二年（西元六九六年）刻造。原石嵌于雷音洞门楣上，为洞前屋檐所遮盖，长期以来，未为人们所知。丙申年修缮雷音洞时发现，得以公诸于世。题记下部和尾部略有缺损，内容尚可辨明，是研究唐初玄导刻造石经的重要史料。

五　唐刻　大唐云居寺石经堂碑

高二二〇．五、宽一〇二公分

此碑在石经山历代碑刻文献中未见记载。丁酉年九月拓印石经时在第一洞内发现，惜已毁残，成二十余块，塞于洞底作为垫撑经版之用。经拓印工人细心拼合，基本上恢复了原状。碑石形制巨丽，书法秀逸，为盛唐时期杰作。正面碑文共二十五行，行四十二字，正书。两侧和碑阴都有经主题刻。碑额隶书《□□〔大唐〕云□〔居〕寺石□〔经〕堂碑》九个大字，左右雕饰蟠龙。碑文前六行中部和第十一行至第十七行下部已经残缺，各个残块拼合接缝处也有一些字无法辨认，尤其是碑文作者和书写者姓名磨损，书写者只存「惟良」二字。据末行记造碑年代处尚存「开元□四年」字样及碑文内容推测，此碑可能造于唐开元十四年（西元七二六年）。由于此碑的发现，对了解石经堂的历史和第一、二洞的开凿者及其年代有重要帮助。残碑全文如下：「大唐幽州大都督府云□□□□□□□□□□□□□□□□□□□□□□□镇撰，京兆□惟良书。自大海沸腾，群山振烈□□□□□□□□□□□□陵崔□□□□□□□□□□□道系□轮，已冥茫于金榇，言存镂简，尚昭□□□□□□□□□□□□□寂正□□□□□□□□□无远不届，赤鸟阚泽之说。大矣哉□觉皇之声□□□□□□□□□□□□□愔之□□□□□□□□□必因，故示权以顺物。则魏焘之毒□万法，周邕□□□□□□□□□□□□人缘□□□□□□□□□炬。力持七灯，藏四偈于名山，救三灾于末劫。□□□□□□□□□□□□□人心□□□□□□一切也。前临大泽，鸣水伏流；却倚崇山，栖霞俯瞰。夏冰冬卉，寒暑隔阂于幽深；月牖风关，晦明倚伏于开阖，信□都之望也。初此堂之经营也，绵乎十纪。作者三人。刻贯花之言，日不暇给；保系草之志，岁而后凋，可谓先觉□能尽善矣。至于幽涧积阻，悬磴穹崇，步咫尺而三休，历嵌空而九折，半由斯道，以冒垂堂。经营者久之，颠沛必于是，有上座暹公者，道流□□，梵域五□。指禅树之华，爰求最乐，棹法河之水，更思兼济。以为生生之资，期□汲引，汲引之利□□律□□□足而不安□发心乎何□，遂迺购倕石，执坚钢，□峭𪩘，填深陴□为佛经□西天乃□□□□□□□于旧堂之下，更造新堂两□。其始皆削青壁，不骞不崩，卜其可□功以无竞，莫不□□□□□□□□□□且空硩剥伊赖，始乎肤寸，□乎□丈，□钢以击，于砺以磨，岁聿云幕者五之。然后滑易而□□□□□□□□月，朱鬣𬸣时燕赵佳人，幽并侠客。不远千里，动盈万计。皆相与褫修袖、牵长緪、揭石版，跻□□□□□□□□下，左右徒呼，□作朋至。夫薨薨增增，言之不可得而胜也。□乃香盖三匝，珠幡十里，灵花□□□□□□□□□梵林。中谷无风而自响者，岁一□而至焉。及既登□于新堂，劼之以石扃，锢之以金□□□□□力□□□□□□□慧日载阳，识微言之尚在，盖暹公之志也，□而□□□坤道□□□□□□增覩□缘□生气犹□□□□□闻其名乎，死而不朽。爰有静流、玄法二上座者，非暹公之徒欤？能越众流，轻舟适运□超彼岸，此□犹存。克纂前修，咸熙至愿。夫人缘功著，事以类□。崇山之前，遐窥策府，碧海之下，缅闻经藏。道虽兼于隐见，□不浃于生灵。与□虑出混□，制先绳木。十乌并□，□□金刚之坚，三兔齐飞，更得宝函之旨，岂同年而语哉！大苾刍玄英，释门之清俊也。垂髫甫岁，勤逾刺股，落䰂中年，□□鍱腹。痛二师之已丧，将述斯文，忝三人之并行，见推不敏。敢无愧色。爰为铭云：西方之圣兮，彼皇者觉，其道正兮！其道正兮，在我性兮。西方之仁兮，彼坚者觉，其道真兮！其道真兮，在我身兮。山有木，工则考，我有大车，是驰觉道。宛其灭矣，暹公是保！山有金，工则锻，我有大筏，是超彼岸。宛其灭矣，暹公是缵。硺石丁丁，妙音明明。□春之日，迁于石室，克巩克固，是扃是窒。百川沸腾，山冢□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寂然兮不动，法力兮所凭。开元□四年二月八日建。」

六　唐刻　大方广佛华严经世间净眼品第一

高二三二、宽五八．五公分

此经为东晋佛驮跋陀罗译，六十卷，简称为《六十华严》，静琬最早所刻石经之一。无年月题记。据《贞观八年静琬题刻》所记，似应为贞观八年（西元六三四年）以前所刻。此经共六十卷三十四品，全部刻成，约刻经版一百六十条。可惜每条经石上未刻条数，且多数文字漫漶。又，此经除第一条外，其余各条均未见经名。

七　唐刻　妙法莲华经序品第一

高八六、宽六一公分

唐初静琬所刻石经之一，嵌于雷音洞壁间，无年月题记。此经拓片为清代以来通行的房山石经拓片中最常见的一种。

八　唐刻大般泥洹经序品第一

高二四二、宽五五公分

唐初静琬所刻石经之一。据唐元和四年（西元八〇九年）刘济《涿鹿山石经堂记》所记，此经刻成于唐贞观五年（西元六三一年。）

九　唐刻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高八五、宽五六公分

唐显庆六年（西元六六一年）刻造。经题经文共十二行，题记四行，经石下部数字残缺。此为石经山所刻《心经》中刻造年代最早的一部。

一〇　唐刻　四分戒本、心经、观世音经

高一五七、宽六〇公分

此石所刻经律及题名共四段。上段刻《四分戒本》（后一部分）一卷，为「唐麟德二年（西元六六五年）二月八日石山贵施刻」。第二段刻《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为「总章二年（西元六六九年）四月八日，幽州录事参军部郎令敬造」。第三段刻《佛说观世音经》，经末称《佛说高王观世音经》。经主前署「幽州长史裴𡆾合家供养」，后署「易州涞水县令潘彦真合家供养」。第四段题名：「云居寺沙弥僧玄敬供养」以下列署无隐、玄寂、惠云等「童子十六人，同心供养」。「童子」亦称童行，已取法名，为候补沙弥之通称。

一一　唐刻　胜天王般若经卷第一

高一五五、宽六一．五公分

一二　唐刻　胜天王般若经卷第七

高一七二、宽六七公分

陈月婆首那译，共七卷。此经刻造年月虽未见记载，而经末经主题名甚详。题记云：「此经总七卷，用石廿一条，检校人常乐寺僧惠庆、云居寺僧玄导、尼正因、尼法成、尼智琼、尼如观、尼惠端、尼普行。范阳县令梁玄祚，夫人寝氏、息国子明经承嗣、息松龄、侄男承先、□□〔致仕〕田玄达、夫人成、息尚简、息尚谦、尉魏贞。涿城府司马诸葛行楚。」据此推断，此经为唐高宗时期，玄导主持云居寺时所刻造。经石书法端整秀丽，具有初唐风格。卷一前部为《经序》，计四百六十余字。这篇《经序》自宋《碛砂藏》、乃至明南藏、北藏、《嘉兴藏》、以及《频伽藏》等都未见著录。《大正新修大藏经》卷第八第七百五十二页《胜天王般若经》依圣语藏本载入《经序》。其《经序》载于卷第七之末，石经的《经序》则载于卷首。用房山石经的《经序》校勘，发现《大正藏》的《经序》有二十六个误字和脱字。紧接《经序》之后为《通达品第一》。卷第七系经中《二行品》的后半部及《赞叹品》第十五。

一三　唐刻　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序、序品第一

高一五一、宽六〇．五公分　碑侧题记高一五三、宽七．五公分

唐玄奘译，十卷。据神昉序记载，译成于唐永徽二年（西元六五一年）。经序刻于第一石卷一之前，全文约七百字。《大正藏》第十三卷的同经经序，载于卷第十之后。据其经序脚注：宋元明三本及宫内省图书本（旧宋本）「经序在卷第一前」，似与石经相同。两者的经序，文字无多出入。其中如《大正藏》序文：「（神）昉以薄业，不偶真应。幸达圣制乱于未肇，后贤传灯于既夕」数句中「达圣」二字，石经作「前圣」；如与下句「后贤」为对句，应以「前圣」为是。又，「未肇」二字，石经作「来兆」，并与《大正藏》同处小注所引各本：「未肇＝米兆宋宫，未兆元明」均不同。经文题记刻于第一卷第一石之侧。题记云：「云居寺寺主僧玄导供养。慎州刺史李怀仁、夫人靖、息文义府长上果毅师感、妻郡君严感、息上柱国处泰刺史，妹龙华寺尼善遇、女尼善贤、女净光寺尼善信供养。大经主瀛州常乐寺僧慧庆供养。仁弟高陵府长上左果毅道海、郡君刘、息上柱国师秀、妻孙海、女龙华寺尼善成供养。」

一四　唐刻　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知识品

高一五二、宽六〇．五公分

此经略称《大品般若经》，二十七卷，九十品，姚秦鸠摩罗什译。这是本经卷第十五的《知识品第五十二》经文。经石无条数、面、背及年月题记，唯经末有经主题名，其文如下：「都检校僧惠度、僧惠茂、僧玄导，大经主徐君遐，卢龙镇副阎去愁供养。」从玄导的署名来看，他还未称云居寺主，但据《总章二年玄导题记》所记，是属于他主持时期所刻的石经。

一五　唐刻　思益梵天问经卷第一

高一五〇、宽六二公分

此经共四卷，具称《思益梵天所问经》，略称《思益经》，姚秦弘始四年（西元四〇二年）鸠摩罗什译，与西晋竺法护所译的《持心梵天所问经》为同本的异译。此石两面中部，俱有漫漶之处，无年月题记。从其字体风格及《总章二年玄导题记》看，当为总章年间玄导刻经之一。

一六　唐刻　佛地经

高一四〇、宽六三公分

此经《大正藏》作《佛说佛地经》，唐贞观十九年（西元六四五年）玄奘奉诏译。此经共刻二石，第一石右角中部已磨灭不明。第一行经文旁有「沙门……」题记字样，惜其名已不明。依《总章二年玄导题记》，当为玄导所刻石经之一。

一七　唐刻　金刚经、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

高二一三、宽五一公分

刻于唐武则天长安四年（西元七〇四年），有经主及题铭人题记。经石正面刻《金刚经》后一部分；背面刻《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一卷。其下年月题记采用武周新字。其文如下：「经主幽州蓟县朝请郎、行曹州离狐县尉上柱国汤怀玉，守易州榆城戍主上护军弟承嗣、陪戎副尉弟怀敏，今为亡考妣敬造此经。姑清信女大娘并合家供养。长安四年二𠥱八，遂在此山，乃为铭记。」中间一行书「多心经主清信女𡘽女焦娘娘」，末行署「燕州白鹤观南岳子焦履虚」。焦履虚似为当时对佛教颇为友好的有名道士。这个记载，可供唐代佛道关系史研究者的参考。

一八　唐刻　佛说阿弥陀经、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卷中

高一五四、宽六〇公分

这部石经未刻译者鸠摩罗什之名，全经分为十五段，每段空一格。未见年月记载。经末题云：「经主瀛州任丘县比丘尼员业同学等敬造弥陀经、方广二部，普为法界师僧父母。」从字体看，当为盛唐时代石刻。石经经文和现行本略有出入，试依金陵刻经处重刊浙江天童寺《禅门日诵》本所载《阿弥陀经》校勘如下：「是故彼国名为极乐」石经「为」作「曰」。「雨天曼陀罗华」石经「雨天」作「而雨」。「其土众生，常以清旦」石经「土」作「国」。「白鹤孔雀」石经「鹤」作「鹄」。「彼佛国土，无三恶道」石经「道」作「趣」。「尚无恶道之名」石经「尚无」后多一「三」字。「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石经「自然皆生」作「皆自然生」。「诸菩萨众，亦复如是」石经无「众」字、无「复」字。「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石经「说」字前多一「刼」。「不可思议功德之利」石经无「之利」二字。「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经」石经无「为」字。「闻是经受持者，及闻诸佛名者」石经「闻诸佛名者」作「闻是诸佛所说名及经名者」。「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石经「之」作「共」。「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石经「赞」作「说」。最后「作礼而去」四字，石经缺。经文最后接《佛说阿弥陀咒》八十九字，与《大正藏》第十二卷第三百五十二页所收《阿弥陀佛说咒》文字相同。

一九　唐刻　大方广佛花严经卷第一

高一七一、宽七二公分

据辽赵遵仁《续镌成四大部经记》载，「韩绍芳曾于太平七年（西元一〇二七年）从石室间取出经碑。验名对数，得《大华严经》一部八十卷，计碑二百四十条」，应是唐译《八十华严》。但现在仅发现经石一条，为此经之卷第一，其他七十余卷经文全未发现。《四大部经记》所记《正法念经》、《大涅槃经》、《大般若经》三经所刻条数和实物对勘，虽略有出入，但条数相差无多；独此唐译《华严》八十卷，迄今仅见一条。这有两种可能性：一是韩绍芳命人验名对数时，只见《八十华严》第一卷，即照前例以每卷三条类推，故得二百四十条结论；一是其余各卷石经至今仍藏于未知的石室，尚未发现。

《华严》前后凡三译，《六十华严》佛驮跋陀罗译于东晋义熙四年（西元四〇八年）；《八十华严》，实叉难陀译于唐武则天圣历二年（西元六九九年）；《四十华严》，般若译于唐贞元十四年（西元七九八年）。此《八十华严》卷第一经石的第一行经题之下题记云：「银青光禄大夫守左散骑常侍致仕杨公，小娘子敬造。」未见年月记载，但从书体风格判断，似近于晚唐。

二〇　唐刻　佛说药师经

高二二〇、宽五六公分

唐开元十年（西元七二一年）造。经题作《佛说灌顶章句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经末称《佛说药师经》一卷。考《药师经》自东晋至唐凡四译，或加刘宋大明元年（西元四五七年）秣陵鹿野寺慧简抄撰未入藏的《药师琉璃光经》称为五译。初译名《佛说灌顶章句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即《佛说灌顶经》第十二卷之经名。《开元释教录》第三作东晋帛尸梨蜜多罗译。二译，隋大业十二年（西元六一六年）达摩笈多译，名《佛说药师如来本愿经》。三译，唐永徽元年（西元六五〇年）玄奘译，名《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四译，唐神龙三年（西元七〇七年）义净译，名《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石经《佛说药师经》为初译，书法整秀，为盛唐开元时期杰作，其末行题记云：「开元十年四月八日，幽州良乡县清信女仇二娘敬造《药师经》一卷。……范阳县进士阳子推书。」

二一　唐刻　佛说造立形像福报经

高一五〇、宽六三公分

唐咸亨二年（西元六七一年）张愿子造。此经石碑首雕造蟠龙，正面阳刻坐佛一尊，背面碑首中刻「张愿子□父母造像碑」九字，上部略呈漫漶，经文字迹端好。经石正面下部题词云：「故于法华堂内，树碑经额，上造弥勤佛一铺。」这个「法华堂」也许是唐初雷音洞的名称。

二二　唐刻　佛说恒水流树经、摩达国王经

高一四四、宽六六公分

唐开元十一年（西元七二三年）妫州长史梁践悊造。此经石合刻以上二经，碑首正中线刻佛坐像，左右男女供养人像。背刻梁践悊《造报愿经颂并序》，经碑两侧有施资经主题名。经铭题云：「弟子朝散大夫行妫州长史上柱国梁践悊造报愿经颂并序。」末行题云：「大唐开元拾壹年岁次。」《恒水流树经》各家经录未见著录，但自清乾隆间查礼在《游𢘿愿、上方二山日札》中介绍石经洞时说：「自窗櫺闚之，碑石或卧或立，时见一二。大洞之右第一洞（即今第四洞）刻《佛说恒水流树经》。」其后此经遂为金石学家所注意。

二三、二四、二五　唐刻　梵网经卢舍那佛所说心地品第十

高二一〇、宽五七公分

姚秦鸠摩罗什译，日本《大正藏》收于第二十四卷，律部三，名为《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第十》。宋《碛砂藏》收于第二百五十册克号，称为《佛说梵网经菩萨心地品》。俱为上下二卷，一般略称为《梵网经》。石经的《梵网经》一卷，属于卷下《菩萨心地品》之下。此经共刻三条六面，除第一条面第一行开始刻《梵网经卢舍那佛所说心地品第十》（僧肇《梵网经序》说：「《梵网经》一百二十卷，六十一品，其中菩萨心地品第十专明菩萨行地」）外，其余五面俱题作《梵网经》，下记条第及面、背。石经《梵网经》文字与《碛砂藏》经文偶有出入。如「杀」字石经俱作「煞」字。《碛砂藏》「佛告佛子，若自杀，……乃至咒杀、杀业、杀法、杀因、杀缘」，石经作「佛告佛子，若自煞，……乃至咒煞、煞因、煞缘、煞法、煞业」，（《大正藏》与石经同）文字顺序亦略有不同。又如说「轻垢罪」时，《碛砂藏》载：「日食三两金，百味饮食床座供事法师，一切所须，尽给与之。」石经于「床座」下，多「医药」二字，（《大正藏》与石经同）又于「发十大愿」处，《碛砂藏》载：「宁以铁锤打碎此身，从头至足，令如微尘，终不以此破戒之身，受信心檀越，恭敬礼拜。」石经作：「……终不以破戒之身，受于信心檀越，恭敬礼拜。」这部石刻《梵网经》，书法端庄优美，刻工技术精湛，且无多漫漶，极为可贵。但经主题名及刻造年月未见记载，从其书法风格看来，与唐开元天宝间所刻《大般若经》等极为类似，当为盛唐作品。

二六　唐刻　正法念经卷第七十

高二〇八、宽五五公分

此经具称《正法念处经》，七十卷，元魏瞿昙般若流支译。自辽清宁四年（西元一〇五八年）赵遵仁《续镌成四大部经记》记韩绍芳于太平七年（西元一〇二七年）游山时命人取出经碑，验名对数，曾说：「得《正法念经》一部全七十卷，计碑二百一十条。」以后，此经久为金石学者所知，志书亦多著录。但其正确条数到现在才弄清楚，计共一百八十一条。此经每石首行先刻条数而后卷第，这是它异于其他石经的特征。最后一条已大部份磨灭，其首行为「《正法念经》条第一百□□〔八十〕□」，末二行是题记，可辨认者如下：「……□〔开〕元十七年岁次己巳四月日云居□□□□及四辈施主敬造，斯日毕功。以此福祐，惟愿□□□□永固，累圣承光，佛日长悬，法轮□□〔常转〕，□□□□□□□□随喜见闻，同□□〔登觉〕路。」此经书体带魏碑笔法，在石经中独具一格，对研究我国唐代书法很有帮助。从开元十七年（西元七二九年）完工时间判断，此经似刻于开元初年，这时正是静琬第四代惠暹主持石经的时期。此经在第二十四条以前，未见经主及年月题记。第二十五条（卷第十一）有「邑人靖守祥等造经一条，开元十年二月八日建」题记。第三十六条（卷第十五）有开元十一年（西元七二三年）题记。以是推之，其刻经进度在开元十年（西元七二二年）前后，每年约刻十条，自开元十一年（西元七二三年）后进度加速，到开元十七年（西元七二九年）刻成。

二七　唐刻　大方等大集经卷第三十

高二〇〇、宽五一公分

此经通常略称为《大集经》，共六十卷，分为前后两部，前部为北凉昙无谶译，后部为隋那连提耶舍等译。经中又分为许多品名和《宝幢分》、《虚空目分》、《宝髻菩萨品》、《日密分》、《日藏分》、《月藏分》等。石经《大集经》三十卷，其始为隋那连提耶舍译《日藏分经》、《月藏分经》，后为北凉昙无谶译《不瞬菩萨品》、《宝髻菩萨品》及《日密分》。最后卷三十《日密分、救龙品》，相当于《大正藏》第十三卷所载《大方等大集经》卷第三十三。此经共刻石八十九条。其中第十八条有「经主固安县檀子尚」，第五十八条有「清信士卢务𰖍敬造石经一条合家供养」，第六十九条有「开元廿七年三月廿七日弟子李景炎施书」等隶书题记。最后一条卷第三十经石，大部份已漫漶不清，但最后二行卷数及刻成年月题记尚存，云：「大方等大集经卷第三十，右经三十卷合为一部，总用石……。开元廿九年岁次……」。此经书法与天宝年间所刻《大般若经》极为类似，都是盛唐时代的风格。

二八、二九　唐刻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卷第二

高二一五、宽五七公分

三〇　唐刻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九

高一九九、宽五五公分

此经略称《大般若经》，六百卷，唐玄奘译，是佛经中卷数最多的一部经。它大约从唐天宝元年（西元七四二年）至辽清宁十年（西元一〇四一年）前后三百年间始全部刻完。唐刻五百二十卷，辽刻八十卷。经石上最初所见题记刻于卷第九，第二十一条，云：「天宝元年二月八日，范阳县人李仙药为亡过父母敬造石经一条，合家供养。」此经书法优美，继承了《大集经》的风格。

三一　唐刻　妙法莲华经序品、方便品

高二一九、宽六二．五公分

三二　唐刻　妙法莲华经方便品、譬喻品

高二一九、宽六一公分

三三　唐刻　妙法莲华经化城喻品、五百弟子受记品

高二二〇、宽六二公分

三四　唐刻　妙法莲华经见宝塔品、劝持品

高二一九、宽六一．五公分

这是唐代继静琬以后所刻的第二部《妙法莲华经》，为唐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刘济于贞元五年（西元七八九年）刻造。在《譬喻品第三》条第三的经石背面，有刘济的题记一行。

三五、三六　唐刻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五十九、三百六十

高二〇一、宽六〇公分

三七、三八　唐刻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四百三十九、四百四十二

高二〇一．五、宽五八公分

此经卷第三百五十九、第八百二十二条经石下部有横刻题记云：「幽州石经社官卢庭晖、录事李闰、合邑一百廿五人等造经一条，贞元十年四月八日。」又卷第三百六十有横刻题记云：「幽州油行石经社邑人李永福合邑廿七人等送经一条，贞元十年四月八日上。」从这些题记可以看出唐代幽州地区的行业组织，是研究唐代社会经济史的材料。卷第四百三十九、四百四十二是刘济于元和四年（西元八〇九年）所刻《大般若经》的一部分。这两卷有同样的题记云：「唐元和四年四月八日，幽州卢龙节度支度营田观察处置押奚契丹经略卢龙军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徒兼侍中幽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彭城郡王刘济奉愿圣寿延长，遵石经故事，敬刻大般若经于石，以今日运上山顶，纳于石室。」从这一行题记看，刘济是为奉承皇帝按照当时刻造石经的「故事」而刻造的。

三九、四〇　唐刻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

高一七一、宽六八公分

此经前后凡五译，以唐义净所译十卷本最为著名，通常称为《金光明经》。在唐代，此经在民间颇为流行，编造了许多因果报应的故事来宣传此经。经石作圭形，碑首刻有「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十字，两侧有菩萨立像线刻及几何图案，造型优美。正面右刻《金光明经忏悔灭罪传》，中刻唐中宗的《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叙》，左刻《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序品及如来寿量品）。经文字小行密，未见年月及经主题记，从经碑的造型看，似为晚唐作品。《忏悔灭罪传》文长约一千七百字，记述温州州官张居道提倡书写《金光明经》的故事，敍述甚为曲折，颇与日本矢吹庆辉氏《鸣沙余韵》一书所录《普贤菩萨说证明经》（《大正藏》第八十五卷，古逸部）附载的《黄仕强传》相类似。《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叙》，是研究唐代义净游学印度和译经事迹的重要史料。

四一、四二　唐刻　大佛灌顶经

高一六九、宽六七分分

此经为东晋帛尸梨蜜多罗译《佛说灌顶经第十一品》，又名《拔十八趣𥥆冥》。唐大和五年（西元八三一年）造。碑首刻有「大佛灌顶经奉为常侍敬造送往大石经山」，「大和五年四月八日建」等字。据《新唐书．百官志》：常侍是「掌规讽过失，侍从顾问」的近臣。这个常侍可能是李载宁。李载宁于大和二年（西元八二八年）「奉为司空庆寿日敬造」《大般若经》第四百六十四卷时，署的官衔是「涿州刺史使持节……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李载宁」。从这块经碑上也可见当时为奉承官吏刻造石经的风气。

四三　唐刻　卢至长者因缘经一卷并赞

高一六一．五、宽六三．五公分

唐开成元年（西元八三六年）幽州卢龙军节度副大使史元忠所造石经之一。有铭和序，题云：「司徒四月八日于西山上佛经铭并序。卢龙节度巡官宣德郎试太常寺协律郎周曈撰赞。」

四四、四五　唐刻　善恭敬经、胜光天子说王法经

高一七九．五、宽六七．五公分

《善恭敬经》一卷，隋阇那崛多译。唐开成三年（西元八三八年）经主幽州卢龙节度副大使史元忠施刻。卢龙节度判官兼掌书记殿中侍御史寇公嗣为撰《仆射四月八日于西山上佛经铭一首》说：「立教之本虽无始终，护法之情贵其坚久。今幽州卢龙两节度右仆射杜陵史公，心与佛契，化与道侔。盖修宿境之因。遂获今来之果。故能勤奉于国荣养于亲。……每值上经之日，常从降佛之时。砻翠琰以勒真言，镕玄金以锢石室，总十六部，凡十一条……开成三年四月八日建。」《佛为胜光天子说王法经》，唐义净译。后附《洗浴真言》等，今本无。

四六、四七　唐刻　瓶沙王五愿经

高一五八、宽六六公分

唐开成五年（西元八四〇年），幽州卢龙军节度副大使史元忠造。经碑下有题记云：「司徒四月八日于西山上佛经铭并序。卢龙节度判官知书记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寇公嗣撰。」铭后题记如下：「起复守左金吾卫上将军贡外置同正员、幽州卢龙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观察处置、押奚契丹两蕃、经略卢龙军等使、检校司徒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史元忠，开成五年四月八日造。」

四八、四九　唐刻　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造塔功德经

高一五五、宽六三公分

此二经皆为唐咸通三年（西元八六二年）张允伸施刻。张允伸自大中至咸通间为幽州卢龙节度副大使。在他任职期间，自大中六年（西元八五二年）至咸通四年（西元八六三年）前后刻经有题记者五六十部，比前任史元忠所刻者还多。他除刻造小部头石经外，并参与刻造《大般若经》。现《大般若经》卷第四百七十一有题记云：「幽州卢龙节度使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允伸，咸通二年四月八日建。」唐天宝间安史之乱，房山刻经并未停止。武宗会昌五年（西元八四五年）灭法，刻经虽暂受挫折，但到了大中年间，相隔仅几年时间，幽州官民又继续刻造。这些事实有助于我们对唐代中国佛教史的全面认识。

五〇　辽刻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五十三

高一五五、宽六三公分

辽重熙九年（西元一〇四〇年）造。此为辽代续刻的《大般若经》经碑之一，经碑既小，字又粗劣。碑侧经主题记云：「燕京北军都坊住人故秦晋国王府前行摄涿州录事参军王寿等合家施财镌此经字，同施李甫、妻贺氏，为报三宝国恩及为亡过父母冤家债主，法界有情，同生兜率内院，远证无上菩提。重熙九年四月十一日记。」经石边沿还刻有「面计七百一十九字」和「背计七百三十五字」各一行，可以窥见当时刻经的情况。

五一、五二　辽刻　善思童子经卷下

高一五〇、宽七〇公分

《善思童子经》二卷，隋阇那崛多译。此碑为其卷下、食号、第二石之背。经文书法和题记书体等都是辽刻石经的优秀作品。经末题记中所列官名都是辽时的显宦。而校勘、提点石经诸沙门也是辽代云居寺的名僧。此经刻于辽道宗大安元年（西元一〇八五年），卷上为张恭良书，卷下为张龙图书、可聿刻石。

题记如下：「朝散大夫尚书都官郎中通判涿州军州事提点经碑飞骑尉借紫张阊、大横帐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司空使持节安州诸军事安州刺史充本州团练使知涿州军州事兼管内巡检安抚屯田劝农等使兼侍御史轻车都尉漆水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食实封百户耶律佶、推忠同德功臣崇禄大夫行刑部尚书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知枢密院事上护军安定郡开国侯食邑壹千户食实封壹百户梁颖、军事判官承务郎守太子洗马云骑尉赐绯银鱼袋齐毂。奉宣校勘讲百法论沙门法明、见都和沙门可聿。奉宣勘校讲百法唯识论沙门法式、见尚座讲百法论沙门去息。奉宣校勘讲上生经沙门可寿、寺主持念沙门可成、当手分本司李邵迪。奉宣校勘提点诵法华经沙门法选。大安元年。」

题记下部奉宣校勘沙门署名已磨灭不明，此处为参照大安二年（西元一〇八六年）所刻《持世经》题记补入。张阊是当时涿州的通判，负责提点经碑；耶律佶是契丹贵族，清宁四年（西元一〇五八年）随其母，「漆水郡夫人耶律氏」在赵遵仁《续镌成四大部经记》共同署名时，称「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云骑尉男佶」。梁颖是当时的宰相，曾同相国杨遵勗「奏闻道宗皇帝赐钱造经四十七帙」（见辽天庆八年（西元一一一八年）释志才《续秘藏石经塔记》）。当时云居寺义学沙门亦因「奉宣校勘」石经而列名经碑。这些记载说明辽王朝对石经的重视和当时佛教风行的一些情况。

五三　辽刻　持世经卷第一

高一五〇、宽六六公分

《持世经》，一名《佛说法印经》，四卷，姚秦鸠摩罗什译。辽大安二年（西元一〇八六年造）。经石题记与《善思童子经》相同，是辽刻石经的代表作品。

五四、五五　贤劫经卷第一

高一五五．五、宽六八公分

西晋竺法护译。辽大安九年（西元一〇九三年）刘洙等施造。经末的题记如下：「大辽燕京右北西罗内住，文林郎试太子正字武骑尉刘洙，奉为先祖并亡过父母及合家眷属敬造经碑二条。父秦晋国妃中门使准、母赵氏、出家妹戒师崇谛、同成办妻赵氏、长女曹郎妇、次女庙哥、弟济悉、妇赵氏、长侄男银哥、次侄男金刚奴、侄女小师姑、次侄女端哥。大安九年四月一日造。邵师宁刻。」此经字体端整，刻工精湛，可以窥见辽代的书法风格。题记中经主的子侄名字如「曹郎妇」、「金刚奴」、「小师姑」等，是研究辽代风俗史的资料。

五六　辽刻　大方等陀罗尼一

高七八、宽四五公分

北凉法众译，共四卷。辽干统八年（西元一一〇八年），陈国别胥造，共刻石三十二条。此经石为卷第一的末后部份。题记云：「干统八年七月日造。故守太保令公、施主陈国别胥、故通理大师门资勘造经主讲律比丘善伏。」这个署名为「陈国别胥」的施主，在干统至天庆间，刻造石经颇多，从他的官职名称（有时题作「故守太保北宰相陈国别胥」或「金吾太师」）看来，是辽室的元老重臣。

五七　辽刻　发菩提心戒一本

高三八、宽七三公分

辽干统八年（西元一一〇八年）石经寺志仙造。此《发菩提心戒》，我国经录未见著录。唯宋元祐间高丽沙门义天到我国搜访经律章疏，归国后所编《新编诸宗教藏总录》（略称《义天录》）三卷中载有《发菩提心戒本》三种：一为唐澄观述，一卷；二为辽道宗「御制」，二卷（《义天录》卷一）；三为辽名僧思孝述，三卷（《义天录》卷二）。房山石经《发菩提心戒》一本，无撰述者姓名，是否为唐澄观所述的一卷本，未能遽定。其全文分为八段：第一「奉请圣贤」、第二「想陈妙供」、第三「忏悔罪愆」、第四「受三归依戒」、第五「翻邪归正」、第六「正受菩提心戒」、第七「遣相」、第八「普皆回向」。末题「石经寺主讲经律沙门志仙，干统八年十月十五日记」。这是参照律藏中授戒仪式因时制宜而撰述的一种方便戒本。据日本野上俊静博士《辽金之佛教》（第二十四页）考证，辽道宗耶律洪基有《华严随品赞》十卷及《发菩提心戒本》二卷（《义天录》卷一，署名「御制」）。《随品赞》载于义天《圆宗文类》卷二，而《发菩提心戒本》今已无传。志仙所刻的这部《发菩提心戒本》，或即系辽道宗耶律洪基所撰的佚本而略作一卷的。

五八　辽刻　清净观世音菩萨普贤陀罗尼经

高八〇、宽四四公分

辽保大元年（西元一一二一年）造。这是辽代后期的石经，共刻石三条，此为最后一条。经末题记如下：「施主安次县耿村耿殿直，为生身父母办到经碑。隗台崇仁寺沙门惟和书，当寺沙门志学刻。保大元年四月二十九日成造。」惟和也是著名的《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的书写者。

五九　金刻　底哩三昧耶不动使者念诵品

高七九、宽四六公分

金天会十五年（西元一一三七年）沙门玄英和史君庆等合造。此经是密宗念诵的经文和咒语，介绍各种结印方法，共刻石七条，此为第七条。其题记云：「施主山西奉圣州保宁寺沙门玄英，俗弟子史君庆等，奉为先亡生身父母、法界众生，同成佛道，续办此经碑。维天会十五年岁次丁巳九月庚申朔十四日癸酉申时成办。当寺沙门惟和书、志桐刻。」

六〇、六一、六二　金刻　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序、卷第三十

高四一、宽七五公分

金皇统七年（西元一一四七年）造。《陀罗尼集》三十卷，撰述者行琳，为唐代最后一位密宗著名学者。此经曾著录于《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十，称《沙门行琳集》，编在「并岳宗」三号，但书已亡佚，行琳的事迹亦不可考。石经《陀罗尼集》编于「俊刈密」三帙，卷首的行琳序文，长凡一千五百余字，撰于大唐干宁五年（西元八九八年）。卷三十经末题记云：「维皇统七年岁次丁卯六月癸巳朔二十三日酉时成造此陀罗尼集记，当寺书经沙门惟和笔，同蓝镌字比丘刻。」行琳住上都大安国寺，为唐代长安名刹之一，赞宁《宋高僧传》三十卷中即有唐上都安国寺僧子邻、良贲、僧彻、好直、和和、藏用等的传记，而柳公权《玄秘塔铭》所述大达法师端甫也是安国寺名僧之一，但迄今未曾发现行琳的传记。故这一发现对研究行琳的思想和生平，以及唐代密宗的历史提供了重要史料。

六三、六四　金刻　大藏教诸佛菩萨名号集序

高四三．五、宽七五公分

金皇统九年（西元一一四九年）造。此集见于《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十的「恒岱」二帙，略称《一切佛菩萨名号集》，接于行琳所集的《陀罗尼集》后，称为「沙门思孝集」。但房山石经编于「勿多」二帙。据思孝所撰的序文说。这部《名号集》是利州太子寺德云法师所集，非浊所增补。序文长一千六百余字，署名是：「觉花岛海云寺崇禄大夫守司空辅国大师赐紫大师思孝奉诏撰」，时在辽重熙二十二年（西元一〇五三年）。思孝是辽代有名的学僧，少举进士，博学而多述作，仅高丽《义天录》所载即达二十余种之多，但都佚而不传。据民国二十六年日本神尾戈春氏《契丹佛教文化史考．契丹学僧小传与其孝学的倾向》介绍，朝鲜金罗南道顺天郡松广寺保存高丽国所刻《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三玄圆赞科》一卷，思孝科定，其书衔题为「觉花岛海云寺崇禄大夫守司空辅国大师赐紫沙门思孝科定，寿昌五年己卯高丽国大兴王寺奉宣雕造」。这个官衔与房山石经《名号集序》所署相同。此序的发现足可解决《名号集》的作者问题，并可窥见思孝的佛学和文学造诣。

六五　明刻　法宝坛经赞

高三一、宽九七．五分分

明万历四十八年（西元一六二〇年）赵琦美施造。《法宝坛经》，具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亦称《六祖坛经》、略称《坛经》，是唐代禅宗六祖慧能在韶州大梵寺说法时弟子法海的记录。此赞为宋明教大师契嵩所撰。通行木刻本向与元德异的序同刻于《坛经》的卷首，而石刻本，则以房山石经为嚆矢。此赞二千五百余字，后附刻施造人赵琦美的《题坛经》短跋。赵琦美说、「道本无言，坛经非言耶？言则道晦矣。坛经毋乃蛇之足乎！………坛经虽言，而鉴师无口矣。此美向梓坛经跋语也。今复镌石藏白带山，不得更有言矣。……请宣原跋于后。时万历四十八年岁在庚申六月吉旦、海虞清常道人赵琦美、闽中学人真静书丹。」

六六　明刻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三十六、三十七

高三一、宽九六．五公分

明天启三年（西元一六二三年）黄朝文造。此经是唐贞元十四年（西元七九八年）罽宾国般若三藏依《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梵本所译，名《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共四十卷，故亦称为《四十华严》。本图系《四十华严》的卷三十六之三十七。经石边沿刻有「天启癸亥仲冬日弟子邵之亨施刻」和「休宁黄朝文壹两为母孙氏求长寿」题记二行，经文字体清秀，是房山石经中最后刻造的石经之一。

房山云居寺石经简目

附记

一、本简目系按《开元释教录》顺序编排。《开元释教录》以后所出各经，则参照石经上原刻千字文次序排列。

二、辽金两代所镌石经，均刻有千字文帙号，今并列入。

三、本简目依据拓片，列载各经刻造年号。但拓片上未有刻年的，则尽可能参照各有关文献资料列载其刻经时代。

四、凡石经上有少数未列载卷数、译者的，今均补入。

五、所有残经残片，均未列入本目。